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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道教传入日本史迹
在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最早的历史着作《日本书纪》中，就记载有很多神仙传说和尸解仙的故事。在天武天皇(公元673—685年)时期，沼创八色之姓，第一就是真人，天武天皇也被视为“天氵亭中原瀛真人天皇”。这些都反映了在奈良朝以前，中国的道教思想已经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固有传承和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奈良、平安时期，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神仙信仰、方术、科仪等便大量传入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正是中国的隋唐盛世，这时有大量的日本遣唐使以及随之而来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学习文化、制度等，也学习了道教的方术、神仙思想等，并在他们回国时带回了道教的经典。与此同时，亦有中国的道士、术人前往日本，传授了中国道教的方术等。
在宇多天皇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藤原左世奉敕撰写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记载了相当多的道教经典。如道家类有《老子化胡经》10卷、《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经》10卷、《抱朴子内编》21卷、《本际经》1卷、《玄书通义》12卷、《太上灵宝经》l卷、《消魔宝真安志经》1卷等；在杂家类有《汉武内传》2卷、《神仙传》20卷、《搜神记》30卷、《列仙传》3卷等；在五行家类中有《三甲神符经》1卷、《二五禁法》10卷、《九宫式经》l卷、《黄帝注金匮经》10卷、《黄帝龙首经》2卷、《玄女经》1卷、《印书禹步》1卷等；在医方家类中有《黄帝素问》16卷、《太清金腋丹》1卷、《黄帝八十一难经》9卷、《太清神丹经》1卷、《黄帝甲乙经》12卷、《神仙服药食方经》l卷、《五岳仙药方》1卷，等等。
这些说明，在奈良、平安时期，已经有大量的道教经典陆续传入日本，并受到朝廷重视。这些经典收藏子宫廷或贵族们的书库里，供宫廷和上层人士阅览，并受到他们的喜爱，从而对他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于日本社会的很多层面。如在宫廷流行有服食之风，据《日本三代实录》卷十四载，清和天皇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十月十日，仁明天皇曾食名为“五石”之药。在平安朝宇多天皇时也有多处关于服食仙药的记载。这说明魏晋隋唐以来流行于中国的服食之风亦已风行于日本。通过阅读道经而变得爱好道教教理并亲身实践道教方术的人也不少。后冷泉天皇康平年间(公元年)，藤原明衡编成《本朝文粹》，其中载有春澄善绳(死于870年)和都良香(卒于879年)“神仙”问对的文章，文章中二人不仅大量使用了描述道教仙府、道术的词句，而且提到二十六天、七十二福地和东海青童君，从而表明二人详读过《太上灵宝经》《八素真经》《天地宫府图》《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中国道经。
这个时期道教的神仙信仰在日本也很盛行，出现了一些修行山里、辟谷服饵、追求长生成仙的方士术人，如在《元亨释书》的“神仙”之部中就记载有法道仙人、久米仙、生马仙、窥仙等神仙传记。例如关于窥仙，有这样的记载：释窥仙，居宇治山，持密咒，兼求长生，辟谷服饵，一旦，乘云而去。这说明了神仙道教在日本的流行。
这个时期，道教的庚申信仰、泰山府君信仰、西岳真人、天曹地府、北辰等道教诸神也传到了日本。由于道教经典、信仰、方术等在日本的传播，它对日本的宗教、文学、医药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是日本道教最繁荣的时期。
早期道教传入日本的路径，开始是来自朝鲜半岛或长江流域的归化人带来的神仙思想和方术等，后来是遣隋使、遣唐使以及随之而来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他们在当地直接学习中国的道教文化，并带回了大量的道教经典。
与此同时，中国的道士术人也有东渡弘法者。据朱越利先生考证，最早在唐代(约公元744—752年)，有一位百岁道人曾过海到达日本。百岁道人是一位精于修炼方术的道士、识人善教的明师，他在日本很可能传授了中国道教的方术。他是目前能够证实赴日本传授气功术的最早的中国人。这说明在中日道教文化的交流中，早在盛唐时期中国的道士就为此做出过贡献。
日本学者提出的关于道教传入日本的考古证据有：(一)神兽镜。镜上铸有东王公、西王母二神名，以及“延年益寿”、“寿如金石”等道教语言。(二)静冈县伊场遗迹和宫城县多贺城遗址出土木简。木简书有道教符咒。(三)藤原县出土木简。木简内容为陶弘景“本草集注”上卷。(四)伊予的汤之冈碑文。碑文含有道教内容。
平安时代以后，在镰仓、室町时期以至江户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不再依靠遣唐使，而是以民间交流为主，主要是求法的僧侣们带回了大量的道教善书。像《太上感应篇》等道教善书很早就传入了日本，这些善书经过注释、翻译、刊刻印行，使得以功过寿算、善恶感应为神学外衣的道教劝善思想在当时社会各阶层非常盛行，影响颇深。许多着名的学者都接受了道教思想，如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就亲自供奉太乙神，他写有《太上天尊太乙神经序》，还着有《灵符疑解》《阴骘文》等有关道教的书，他的心学受到善书的影响。他的弟子们在其影响下也学习道教。此外，像贝原益轩、获生祖袜、天野信景、三浦梅园、平田笃胤、广獭淡窗、青木北海、多纪元、长谷川延年等江户时代各方面学者的着作，均涉及道教，有的学者甚至亲身实践，热衷于道教信仰。这些反映了江户时代民众道教在日本的普及和盛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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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韩国道教的历史与文化--《中国道教》2014年06期
韩国道教的历史与文化
【摘要】：正中国道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是从7世纪高句丽接受唐朝的道士与《道德经》及天尊像开始的。但道教与由中国传入的其他宗教不同,并没有以宗教的形式在朝鲜半岛落脚。尽管如此,道教传入朝鲜半岛以后,从各方面对韩国文化还是产生了诸多影响。考察韩国道教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韩国的道教并未能发展成为独立的宗教形态;二是韩国的道教以神仙思想为核心理念;三是韩国的道教以内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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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学教授研究称中国道教鼻祖是韩国人
近日，网上的一则民族身份之争的帖子引发了网民的关注，据发帖人称，韩国某大学教授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人所熟知的道教鼻祖张道陵拥有韩国血统，是真真正正的韩国人，此贴一出引发了网民的激烈争论，张道陵是不是韩国人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韩国学者新成果，张道陵是韩国人
近日，一则题为《让我无语的棒子最新研究：中国道教祖师是韩国人》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激烈导论，纷纷对此贴进行评论。记者发现，在参与讨论的网友当中，大多数对此持有怀疑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违背历史的恶意炒作，&所谓的韩国学者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包括前几年的端午节事件，真不知道这帮人整天在搞什么。&一位网友在该贴后这样回复。
据帖子的内容显示，发表张道陵是韩国人观点的学者来韩国首尔，是首尔大学的一名历史学教授，在科研成果发布会上，这位学者历数了自己对于张道陵血统的研究成果，并且拿出了自己的有力证据证明中国道教鼻祖是韩国后裔。据称，该学者在两年多的时间当中，带领课题组的众多博士研究生查阅了数百万份资料，并走访了许多历史遗迹，最终肯定中国道教鼻祖张道陵是韩国祖先后裔。他声称，经过对中国春秋战国历史的研究，可以肯定春秋时期的韩国即为古代移居到中国的朝鲜人所建立的政权，而张道陵是张良的8代孙，并且张良在跟随刘邦创立汉朝之前恰恰就是韩国人，因此可得出张道陵的韩国血统，是真正的韩国后裔。
而对于张道陵在江西龙虎山炼丹修道并最终创立道教这一问题，该学者表示，张道陵并非创立道教的真正鼻祖，在创立这一宗教之前，四处云游的张道陵受到了朝鲜半岛某国王妃的胞兄的的点拨，并最终在龙虎山炼丹修道，进而创立了中国传统宗教&&道教，龙虎山也正因为道教的发源而被大家所熟知，被称为中国道都，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风景优美、自然人文条件优越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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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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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万象VIP以“文化包容”点亮“文化自信”读孙亦平新著《道教在日本》《道教在韩国》&|&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杨洋
　　自南京大学教授孙亦平的《东亚道教研究》一书出版之后，历时两年，其新著《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出版发行。新著以“文化包容”点亮“文化自信”，对道教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看，道教文化传播不仅有中国文化传出去，也有影响他族之后的文化回溯；有被吸收，也有被拒斥。新著中的“文化包容”，体现在持有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体现在对东亚整体文化圈中的区域文化个体的关注，体现在用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道教文化在东亚的影响。
　　以开放的文化观看待“日本道教”“韩国道教”的论争
　　新著不以“日本道教”“韩国道教”为书名，而以“道教在日本”“道教在韩国”为书名，原因在于作者认为，道教在东亚的传播和交流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东亚道教虽然以中国道教为&核心&向东亚各国传播，但若结合着东亚各国的历史文献、道教经典、考古资料和文学著作来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它绝不是中国道教的&翻版&，而是综合了东亚世界的文化因素的新形态。”
　　学界在“日本道教”“韩国道教”命题上是有争议的，作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考量。
　　对于韩国道教的源起问题，作者认为，“在研究中国道教向朝鲜半岛的传播时，既不能过分强调朝鲜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忽视道教本有的中国之源，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中国道教的衍生物。而是应当将其置于中韩文化的交融中，用异域之眼来反观并寻找其特有的、不同于中国道教的民族文化特征，才能从文史研究的新视野中，更好地展现韩国道教内涵的丰富性与历史的复杂性。”
　　相较于道教在朝鲜半岛的境遇，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并不顺利。历史上曾出现过奈良朝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拒绝唐玄宗指示鉴真将道士一起带往日本的事件。并且，日本似乎不存在“教团道教”。但不可否认的是，道教的经典、神灵信仰、仪式风俗随着外来移民传入了日本，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与道教有很高的相似度。
　　近世以来，日本学者围绕着“日本到底有无道教”“道教对日本文化有何种影响”等问题展开过几次学术论争。对此，作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以中国道教为标准，对那些在日本社会中出现的可称之为&道教&的东西作一评判，进而说明日本是否存在道教，也不仅是寻究中国道教在日本如何传播、如何被吸收的过程，而在探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和普遍民众在与中国道教接触、受容及发生冲突摩擦的过程中，是如何看待、选择、接受或放弃道教的。”这充分表明了作者对于问题的思考以及开放的文化观。
　　以区域性文化的微观视角反观东亚宏观的文化历史潮流
　　《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的重点是研究历史上的日本、韩国在对中华道教文化吸收、排异和改造过程中，如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仰文化体系。是“一种以东亚文化圈为背景的动态性研究”，是“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来描述道教凭借着什么才能突破民族文化的樊篱而传播”，重点阐述的是日、韩如何“对道教作出自己的&解读&，最终进行&选择&&排斥&和&认同&的结果。”
　　《道教在日本》一书主要论述了道教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比较，徐福传说在日本，移民潮带来道教的传入，江南移民的道教信仰对日本的影响，道教与天皇制，道教与佛教在东传日本时的关联，老庄思想和神仙思想在日本知识分子中的流行，道教神灵在日本的影响，道教对日本民间神道的影响，日本不同朝的官方宗教政策，道教民间受容情况以及传播发展变化轨迹，等等。
　　《道教在韩国》一书主要论述了朝鲜神教与道教的关系，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时期对道教的接纳，从官方政策、祭祀、宫观、内丹道、道教民俗流行方面看道教在高丽王朝的繁荣，道教在朝鲜王朝的由盛而衰，道教与新兴宗教，等等。
　　新著虽是以东亚区域性文化的局部微观讨论为核心，但东亚文化圈的宏观整体是其研究的背景图景。通过这一由局部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日、韩三者之间的道教传播和交流是交融交错，非常复杂的。
　　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对道教在东亚地区的文化影响作出客观评价
　　就道教文化对日本、韩国文化有无影响的问题，作者基于客观史料，而非主观的民族情感，力图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例如，就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方面，作者评价说：“道教在日本的传播曲折复杂，被接收的东西往往是模糊而难以确定的，被拒绝的东西却是比较明确的。因此，道教没有像在朝鲜半岛那样，发展成有着自己的道观和教派的独立宗教，但它却隐含在日本文化之中，进而成为东亚道教的一部分。”而就道教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方面，作者明确地指出了“道教在中韩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桥梁作用”。
　　就道教对日本、韩国文化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而言，从历史上看，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虽然历史上道教在朝鲜王朝经历了由盛而衰，道教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下影响逐渐衰退，可是至今，仍然是活跃着的文化因子。日本有民间的现代道教教团、成立了日本道教协会；韩国至今还有崇奉道教神灵的宫观、出现了有道教元素的新兴宗教；日、韩均有专门的道教研究学术团体和专门研究道教的学者，等等。
　　《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以“文化包容”点亮“文化自信”，具有一种开放的文化观，重视对区域文化个体的关注，以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道教文化在东亚的影响。作者并不着力刻画日、韩对道教文化的吸收模仿，而是重视论述道教文化传出去之后的流变和影响，体现出一种在道教文化层面上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气度。（编辑：金哲）[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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