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一篇 一个国家的重新开始（）【1977：改变命运的开端】徐友渔/文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77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对国家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严格说来，关键的变化发生在1976年的9月，随着元首和巨人的去世，历史应该翻到新的一页。但社会和思想的惰性是巨大的，阴影还长时间笼罩着大地，“按既定方针办”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还是照旧。像我这样远离政治中心、对上层斗争毫无所知的人只能感到灰心失望，看不出人事变动与方针政策的变动有关系。当我感觉到变化正在酝酿、发生时，已经过了1977年的上半年。恢复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都是一件标志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事。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从停止高考开始的。整个运动期间，“教育革命”的口号不绝于耳，高校是受“文革”蹂躏最严重的地方。要拨乱反正，就应该从教育领域开始，尤其是应该拿大学招生的办法和标准开刀。我还记得，1966年6月中旬，正当“文革”的烈火在神州大地燎原之际，《人民日报》发出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原有的升学制度。紧接着，北京四中全校师生致信中央，响应女一中发出的倡议。《人民日报》在6月18日发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通知决定暂停招生，以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废止现行办法，将来的办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同时还配发社论，称“旧招考制度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从此之后，中国的大学停办多年。“文革”期间，大学成了批斗校长、老师、“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场所，成了用刀枪搞武斗的战场。1968年7月，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1971年，“四人帮”炮制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提出危害深远的所谓“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学教师和这17年培养的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3年的大学招生本来打算略有改进，在推荐、选拔、突出政治的原则之上加一点文化考核，这一点小小的变化在全国成千上万渴望进大学的青年中不知激起了多大的兴奋、多少的期望，他们除了勤奋好学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本事来满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标准。但是，“四人帮”连这一点稍微像话的变动都不能容忍。他们利用辽宁青年张铁生在文化考核时交白卷一事发难，把“白卷先生”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再次掀起大批判的浪潮，广大青年的学习和上进热情受到无情嘲弄。“文革”积重难返，拨乱反正需要大手笔。上学读书需要考试，上大学需要比较严格、全面的文化考核，这本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颠倒了，更何况，关于高校的种种方针和措施，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和亲自指示的，任何变动，都涉及是不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涉及是不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了一部以批判邓小平为主题的电影《决裂》，其中的矛盾焦点就是“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标准问题。影片鼓吹的观点是，知识不但不重要，而且往往是负面因素，考核人的标准是“是否忠于革命路线”，即忠于“文革”那一套。影片主人公豪气冲天地举起自己的手，气壮如牛地说：“手上长满老茧，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句话和这个形象，完全就是“文革”时政治标准的象征。“文革”时搞“文化专政”，万花凋谢。这部宣传“革命路线”的电影在全国发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熟悉它的观点和情节。这一套现在看起来如此可笑的东西，在“文革”中却如此有威势和深入人心，以至于让许多人觉得这一切天经地义。我记得，当我向一个在大学担任系主任职务的亲戚询问自己是否还有上大学的希望时，他异常肯定地说：“你们还要上大学？想都不要想！”他指的既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标准，也包括年龄。在这些搞教育的人看来，年近30岁，早就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听了他的话既伤心又寒心：在这些心地不坏的人看来，我们被“文革”耽搁了，这一辈子就算完了。确实，表面上，1976年秋季中南海内的剧变似乎与社会生活和老百姓的命运没有关系。个人迷信仍然大行其道，只不过在“伟大领袖”之外又加了一个“英明领袖”。甚至到了1977年的2月，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其重要社论中还在宣传“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后来以“两个凡是”载入史册的口号使不少人对所谓“第二次解放”产生的欢欣鼓舞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四人帮”没有打倒，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回归正常来之不易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恢复职位。他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我从报上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科学家和教授们纷纷发言，揭露和控诉“文革”的破坏性，提出许多恢复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正常秩序的建议。希望的火苗又开始在心中闪烁，虽然我这时已经年满30岁，但我不甘心。我从小就把上大学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情。我父亲早年毕业于武昌师大，1925年去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文学院，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经历、见识对我有很大影响。我刚上小学，他就教我外语和古文。（他年轻时曾经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大学当俄语老师。）在我年届30时，虽然完全谈不上孔老夫子所说的“三十而立”，但人生观已经相当成熟和坚定。我经常向朋友们宣称：人生一世，官可以不当，钱可以不赚，但大学却不可以不读，不读大学将是终生遗憾。我想读书的动力太大了。我承认，在下乡的艰苦日子里，在回城当锻工的时候，我抓紧学习具有功利的目的，我想通过掌握丰富的知识来获得某种工作岗位，从事或多或少带有创造性、研究性的工作。事实上，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工厂，我的确利用我的知识优势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我的读书动力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根本目的。面对“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明确的想法：我们这一代必须抗拒愚昧，必须首先把自己从蒙昧和野蛮中拯救出来。我曾和一群知青朋友争论，他们一小群人抓住机会就玩，以朋友关系的亲密无间来追求善和美，抗拒“文革”中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冷酷和残忍，对我整天读书不以为然。我对他们说，“真、善、美”三种价值中，求“真”为第一位。有人要剥夺我们受教育的权利，要让我们成为没有头脑的机械工具。我把这当成“精神强奸”。我激奋地说：“喜儿受了黄世仁的凌辱要反抗，我们不拼命追求知识就太没有血性了！”6月底，教育部提出改变以选拔和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开始通过考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办法实际上把我们“老三届”排除在外，让我们成为“文革”的牺牲品。我和妻子得知这个情况时，觉得这不公平，这个办法对培养人才不利，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利。我们连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希望，并寄给物理学家杨澄中，请求他转交。我们并不认识这位科学家，只是天天看报纸，感到他的思想很开放，对于“文革”破坏教育、科技、文化的后果认识非常深切。虽然我们的呼吁信很可能没有送达邓小平手里，但最后国家的政策确实如我们所愿，我们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进大学真不容易1977年秋冬之交的日子，我是在紧张的备考中度过的。坦率地说，那段时间我信心十足，说夸张一点还有几分趾高气扬，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优势很大。听不少人讲，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却历经波折，甚至饮恨终生。虽然国务院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原则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领导并不支持大家去报名参加高考，甚至以种种理由（比如“文革”中有什么问题）刁难和阻止。我去厂部教育科报名本来还有点忐忑不安，做了要大费唇舌的打算。因为报名条件并不是说任何人想去考都可以，对于年龄大的人，要有一定专长，表明是个人才才行。我过分认真地对待这个条件，背了一大包书去，证明自己自学过英语、日语、德语和大学的化学课程，让主管干部考我。结果人家哈哈一笑，大笔一挥，轻轻松松就批准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所在的四川省或成都市的政策特别宽松，似乎任何愿意参加高考的人都得到了批准。因为我后来发现，不少在“文革”前参加过1965年高考但落榜的老高中生也参加了考试。从文件规定的条件看，他们明显不具备高考资格，但几乎每个大学都收录了这些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看来，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敢于冒险和打破常规的人是会得到意外好处的。我也听说，一般在工厂或其他单位上班的人都感到备考时间来不及，因为通知发出得很晚，而且不能撂下自己的工作不管。但我比很多人条件要好一些，因为我干的锻工活儿很重，一个班真正干活的时间绝不可能满8小时，空余时间比较宽裕。荒废十多年后第一次面临“开科考举”，许多人还真是手足无措，合适的教材成了极度稀缺的资源，久违了的读书习惯要想恢复也并非易事。但对于我，这一切都毫无问题。作为一个极其规矩的好学生，我把自己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课本都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这样的课本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另外，这么多年我一直保持刻苦学习的习惯，甚至觉得十多年前学的知识并没有忘掉多少。我就是在这种占尽优势的心理下参加高考的，不用说，我填的志愿都很高，一副即将进大学、以后当科学家的架势。但是，出乎意外和令人尴尬的是，我落榜了。其实，以我的见识和阅历我应该有所预料，但我对“新时期”和“国家急需人才”这些话太当真。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高考和“文革”前一样，仍然有“政治审查”这一关，而且标准和“文革”前一样，所谓“家庭出身”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这一代必须抗拒愚昧，必须首先把自己从蒙昧和野蛮中拯救出来。我强打起精神在车间干活，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几个一起复习功课并考上重点大学的亲友送到学校（77级新生入学已经是在1978年年初）。在失落的日子，一股激奋之气在心中油然而生。我认定，新的时代就要到来，我还有其他机会。到了1978年3月初，我居然接到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录取通知。虽然我的志愿上没有填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但我十分高兴，这使我摆脱了落榜的羞耻，而且，我从来就非常喜欢数学。据说，是邓小平知道有不少学业不错的考生因故落榜而要求补招的。许多大学还不肯补招，说是校舍已经满了。邓小平说，那就招走读吧。我相信这是真的，只有以他的眼光、魄力和威望，才能够再三打破常规。可能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那么急切的心情。难忘的大学生活我入校时，学校已经开课一阵了。走读生刚进校时不那么自然，似乎低人一等，感觉自己是补招进来的，牌子是不怎么硬。但界限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们人很多，而且其中有人学业相当优秀。比如走读生老蔡原来是中学英语老师，他的水平之高，可能超过不少英语系的教师（他现在在美国一个大学当系主任）。我的英语也比较突出，远在数学系公共英语课教师水平之上，我去上了几次课，她就建议我参加一个免修的考试，通过之后就不用上这门课了。走读是相当艰苦的，因为学校离家很远，在城市另一端的郊区。我们纷纷在学校附近的农民家租房，住得比学生宿舍宽敞、舒服多了。这一带的农民经营花木，我们好像是生活在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花园中。不久，学校安排了校舍，我们搬进校内，头上“走读生”的帽子就彻底摘掉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不像正常时期那么单纯，比如年龄最大的比最小的几乎年长一倍。学校把年龄大的学生分在一起，称为“大班”，这里面真是藏龙卧虎，什么出类拔萃之人都有。比如大班有个姓邓的同学，“文革”前是高中生，进大学前一直在中学教数学，而且一直在钻研数学，他进校后就免修所有的专业课，几乎成天窝在寝室里写数学专著。他声称，他在学校待4年，也就是图个文凭而已。他的水平显然比一般的青年教师高许多，他偶尔自习课时到教室里来指点一下同学，为的是调剂一下脑子，也从大家的赞叹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除了邓姓同学的这种数学天才外，大班中不少人都是以前的中学教师，或者单位的领导、骨干，他们学习轻松，多才多艺，常有惊人的表现。比如，有个同学写剧本、排话剧，学校文艺会演时引起轰动，拿了第一，弄得本该大出风头的中文系同学很没面子。另一个同学会作曲，精通几样乐器，他创作和指挥排演的歌舞在会演时一举成名。还有一个同学是优秀的男中音，表演节目时一曲《拉兹之歌》，使得“再来一个”的呼声不绝。甚至我们学校保持多年的跳高纪录，也是数学系大班的一个同学打破的。大班学生的种种不俗表现，令小班的同学非常敬佩，并把他们的崇拜流露于言表，这使得大班的一些人心里非常舒坦熨帖。77级学生入校后，普遍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是校方和老师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过严酷的考试筛选，怀着“天之骄子”心态进校的77级新生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冲突在各个学校都发生了。新生对未经考试就读大学的人表现出公然的鄙视，“工农兵”们也不服气，学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数学系教训新生的办法很特别，系里举行了一次“摸底测验”，试题相当深，以至于大半同学不及格。这么一来，大家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多么了不起，也深感学习负担很重，自然就失去了鄙夷“工农兵学员”的心思。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级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男生“中举”之前“落难”在农村或基层单位，草草结婚，生儿育女，一进大学，周围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另结新欢”的欲念。记得那时学校领导、年级主任或班主任经常接待前来哭闹的“秦香莲”，流言和故事飞快地在同学中传播。当年《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杜鹃啼归》，讲的就是这种事，影响很大。据我观察，我校的“陈世美”们似乎没有人成功地谋得新欢，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还落得学校的处罚和同学的批评与议论。经历“文革”摧残的大学校园在20世纪70年代末显得生机勃勃，思想空前活跃。最吸引我的是各种课外讲座，数学教授们的讲演我几乎一场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们讲完专业问题之后，总要小心翼翼、自责地补充一句：“我这次没有阐述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光辉思想，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改进的。”我读过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那根本不是数学著作，而是黑格尔哲学概念的借鉴和演绎，但教授们似乎觉得不发挥马克思的思想总有一种罪恶感，就像几年前发言、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没有正确性一样。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讲演很大胆和刺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其实，历次运动整知识分子，下手的还是知识分子。”在开始讨论“真理标准”的时候，四川大学一位哲学教师来做报告，谈到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似乎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紧张气氛，我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我们都有类似劫后余生的感觉，特别珍惜当时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用功。不过，在我看来，数学是各学科中最难学的，因为面对数学的高度抽象和推理的极度复杂艰难，勤奋和刻苦基本上无济于事。特别是，因为合格的教师奇缺，急需人才，有关部门决定将我们大班变为快班，用最难的教材，抽调本校最好的教师，把本来4年的学习任务用3年完成。这一下，更使不少人叫苦不迭。我周围的许多同学原先在单位都是佼佼者，听惯了赞扬，现在学习吃力、掉队，他们内心的沮丧和折磨，我能够感觉得到。有些同学经常听到隔壁寝室里政教系的同学聊天、拉琴，感到非常不平，他们口出怨言：我们数学系这么苦，人家这么悠闲，到头来工资还不是一样？又一个新的开端大学本科生涯还不到一半我就离开成都到了北京，我被学校破格特许考研究生，于1979年秋季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是又一个新的开端。北京的生活、气氛与故乡大不相同，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社会变革节奏飞快，刺激性事件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接，有时甚至使人喘不过气来。比如，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前人山人海，星星画展叫人眼界大开。社科院的开学典礼就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开学典礼是在一个豪华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社科院一些领导从大门鱼贯而入时，我和其他人立刻发现其中有王光美。他们缓步前行，和过道旁的同学一一握手，碰巧，我就坐在过道旁。当我和王光美握手时，听见她缓缓地说“谢谢同志们”，感到意味深长。当他们就座后，全场的人齐声喊叫，希望王光美发言，推辞几次后她站起来说：“我知道，同学们的热情，并不是冲着我来的。”这时刘少奇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一幕当然意义非同小可。我所在的哲学系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专业，导师中有哲学所的所长。他以前是部队的军级干部，经常来和学生见面，说话大胆坦率。那时党内高级干部正在讨论和争论《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系列未定稿，他把各种议论、看法告诉自己的研究生，我们及时听到了第二手消息，引发了种种兴奋和猜测。从1977年开始的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是我的生活的一个新开端，刚好和我们国家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征途的开端相重合，我想，也许是凭这一点，我至今仍习惯于把自己的未来和祖国、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1977大事记“两个凡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延续下来。新疆特大火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伊犁垦区61团俱乐部因儿童燃放鞭炮引发特大火灾，烧死694人，烧伤161人。批判“两个凡是”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四项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即：《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和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会上，华国锋继续宣扬“两个凡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高校招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召开的。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陈景润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研究中取得重要成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加强银行工作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以确保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保障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信贷管理、工资基金管理、金银外汇管理、金库条例、会计制度等一整套基本制度的贯彻执行。控制蝗灾《人民日报》报道，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中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没有发生过蝗灾。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分设，自日开始独立办公。【1978：我的一九七八】孙长江/文孙长江，著名理论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见报稿执笔者。历史走到了1978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往后的路该怎样走？1977年年底，我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之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对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6页。)1978年的中国，很像马克思讲的这个“一定时候”。许多以前本来就摆在眼前的事实，因为精神的麻木，却视而不见，现在一下子都显露出来了。“四人帮”粉碎以后，人们的目光、思想不约而同地一下子集中到以下几个问题上面：1976年，人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必须平反；被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的冤屈必须昭雪；一大批残害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冤假错案必须推倒；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一批有经验、有威望的老革命家必须尽快出来参加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四人帮”编造的一系列压迫人民的所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必须批判；对以这一套“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这些想法，在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下子变成了广大干部和老百姓街谈巷议的大实话。把这些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讲出来，摆明了，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1978：我的一九七八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华国锋、汪东兴提出的办法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一来，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因为“四人帮”的许多“理论”、政策，是毛主席看过的，阅过的，点头同意的。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和大批冤假错案的问题。汪东兴说：“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引自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机关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他又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不能批‘四人帮’把毛主席也批了。”引自汪东兴在山东视察时的讲话。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耿飚同志就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办，“四人帮”等于没有粉碎。这就是说，历史等于又要倒退到1976年以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际，中国历史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如何评价，再一个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牵涉千万人的大批冤假错案如何处理。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牵涉千万人包括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这样做，历史能够允许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答应吗？历史走到1978年，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有个明确的回答。当时我的心情是有解放，也有郁闷。说解放，是指我终于摆脱了“文革”中挨整的厄运。“文革”中激烈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令人不堪回首的创伤，我犹如做了一场又一场噩梦。说郁闷，是面对“两个凡是”盛行这样一种状况，十分忧虑。这样下去，中国何时才能摆脱大灾难？我在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和胡耀邦同志有不少接触，觉得他思想很解放，又很有魄力，因此对耀邦同志寄予了很大期望。果然，代表历史前进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最典型的是胡耀邦所说的话。胡耀邦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实际工作由胡耀邦主持。7月，胡耀邦指示创办了党校理论刊物《理论动态》。12月，胡耀邦又兼任中组部部长，所以他对于当时党内思想理论状况和冤假错案状况是非常了解的。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实践是错误的”，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和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引自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说，判断事情，只能以客观事实为准，不能以某个权威为准，包括毛主席所做的指示，因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邓小平又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③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38～39页。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③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讲话，当时给了我很大鼓舞。渐渐地，我的郁闷减少了，而责任感增加了，我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应该努力贡献微薄的力量，做一点什么。历史走到1978年，“领袖也会犯错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已不能再回避了。也就是说，到了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立意已经瓜熟蒂落了。这是历史的产物，不是某个书生苦思冥想出来的。文章的灵魂是“唯一”这两个字。“四人帮”粉碎后，最迫切、最现实、最尖锐的问题，是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如果不平反的话，对国家、民族以及执政党，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要平反，就碰到一个问题：当时，“两个凡是”是作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作为中央工作的方针正式提出来的。“两个凡是”一出来，平反就不行。问题尖锐到什么程度呢？尖锐到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平反冤假错案，要么坚持“两个凡是”。当时，中央对党校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胡耀邦指示中央党校研究党史的同志组成一个研究组。这三次路线斗争是：第九次，与刘少奇的斗争，这是一个大冤案；第十次，与林彪的斗争；第十一次，与“四人帮”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整个“文革”。怎么研究法，很难办。当时这个组写出了一个提纲，胡耀邦看了很不满意，批评说：“怎么光是抄文件？”“光是抄文件”是什么意思？当时刚开完中共十一大，是华国锋做的政治报告。十一大的报告有很多正确的内容，但它又肯定“文化大革命”，说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还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是中央文件，胡耀邦说的“抄文件”指的就是抄十一大的文件。胡耀邦不赞成抄十一大文件，他要求从实际出发。他把这个组撤销了，请吴江同志牵头，另外成立一个组，重新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对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耀邦同志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要看实践，看实际。这是很解放的，不是以《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过圈为准了。但是中央党校有的学员有了误解，把两条原则理解成了两个标准，就是说，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要看实践。这样就又麻烦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领导的。如果是两个标准，怎么能排除平反和拨乱反正的障碍呢？我和吴江同志都认为，两个标准是误解，是糊涂观念，要澄清，要写文章澄清。吴江说，你来写吧。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思想混乱的问题。最初文章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几个字，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派人送来了胡福明文章的改样。胡福明的文章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个问题，1985年《光明日报》评论部曾经整理过一个材料，叫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这个材料是在杨西光同志的建议、指导下整理的，我认为基本的来龙去脉已经说清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材料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各种说法仍然到处宣扬。我现在就以这个材料为根据，做些说明。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时间是1977年12月。那时，党校在胡耀邦同志的鼓励下，思想很活跃。杨西光当时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他也参加了这些讨论。1978年3月，杨西光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他和报社的其他同志都认为有必要根据邓小平、胡耀邦的思想，写一篇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4月初，理论部主任马沛文送来拟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学专刊大样，上面有一篇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这是理论部王强华约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有关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文章，经过了报社的五次修改。杨西光修改大样时，觉得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联系当时的实际不够。杨西光认为，文章应该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的思想障碍，要提出冲破禁区的问题。杨西光认为真理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他给马沛文提出两点：一，文章要改；二，从哲学专刊上抽下来，改好后在一版发表。《光明日报》在按杨西光的指示修改文章的时候，得知我正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于是，杨西光派王强华把改样给我送来了。这个改样我还保留着，有王强华写的几个字，时间是日。在这之前的几天，大约是4月12日或13日的一个晚上，杨西光请胡福明、我、马沛文、陶凯（杨西光的秘书）、王强华参加报社会议，讨论怎样修改胡福明这篇文章。最近，王强华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提到这次会议，说当时杨西光问这篇文章的重点应放在哪里，胡福明说应从理论上分清是非，孙长江说重点应放在分清路线是非上。这是事实。但王强华又说“因特殊情况”，孙长江后来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这就完全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后来为回答吴冷西的电话批评而写的，作者是吴江，不是我。杨西光为什么很重视这篇文章，又让人带着文章请党校修改？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正在写同一类文章，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胡耀邦影响，想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目的很简单，当然是希望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吴江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写得有勇气。那时，我们正在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稿子，吴江说，你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吧。后来见报的那篇文章，就是我“捏”出来的。要弄清文章产生的过程，有三点比较重要：一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们一个，他一个，两个原稿由我“捏”在一起；第二，文章的核心在于“唯一”，“唯一”是排他的，除了实践，其他的任何权威都不是标准，这是文章的核心思想，后来这篇文章遭到严厉批判，主要点也在这里，所谓“砍旗”、“丢刀子”等帽子，都是对着“唯一”来的；第三，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不是纯理论的产物。文章是路线斗争、政治思想斗争的产物。只要看看这场争论的情况，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谈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时说：“从这场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5月11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见报；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5月12日晚上11点多，《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吴冷西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批评这篇文章是方向性的错误，在政治上“很坏很坏”。说毛主席思想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成为真理，是根本错误的，作者的意图是引导人们怀疑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砍旗”。林彪说“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一句顶一句还不行吗？当时的中央副主席，管意识形态，也是中央党校的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就说文章是对着毛主席来的，他们是代表哪个中央？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则说，毛泽东思想只能维护，不能创新，不能发展。坚持“两个凡是”的很多人都讲了话。有人还专门到胡耀邦的家，说你们写这篇文章，争论就是你们挑起来的。讲讲他们的理论。对于“两个凡是”，我概括成三个不许：不许检验，不许分析，不许发展。不许检验，就不是科学，科学是必须经过检验的。不许分析，那也不是科学，毛泽东自己就说，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不许发展就更不对。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理论也必须发展。这三个“不许”，是宗教信条的属性，不是科学理论的属性。“两个凡是”自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在亵渎毛泽东思想。再讲讲他们的手法。那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打击，根本不是正常的理论争论。第一，时间很快。从文章公开发表到严厉指责的到来，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第二，帽子很大，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因为你是“砍旗”、“丢刀子”，“砍旗”、“丢刀子”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那时还没有废除“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第三，态度非常专横，完全不是平等地讲理，而是一种判决。第四，他们是准备组织围攻的。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在全国各省文教书记会上说，现在有篇文章，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分歧很大。毛主席当年曾对各省书记说过，凡是这种东西，都应该用鼻子嗅一嗅。你看，是用鼻子嗅一嗅，不是用脑子想一想。他还抱拳说“拜托拜托”，这是在启发各省组织批判，进行围攻。当时我看到这些情况，觉得这篇文章的确是击中了要害，为此内心感到充实和兴奋。因为这是实实在在通过尖锐的斗争，来促进国人思考，推动国家向前走，而不是为了评职称、获奖、提级而绞脑汁、花心思。当然，起来反对“凡是派”、顶住他们，最有力的是邓小平。他先是给华国锋写信，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然后是直接批评“两个凡是”。特别是在6月2日全国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他针锋相对地批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观点。在这次对“两个凡是”的作战中，邓小平、胡耀邦是指挥官，他们还直接参战，走到阵前去了。邓小平同志讲话以后，各个省的书记都表态，写文章。这个表态很有意思，不是直接表态，而是先看看左邻右舍。有的是老百姓起来督促省里。有个省迟迟没有表态，结果出现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各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说全国只有两个地方还没有表态支持，一个是台湾省，一个是本省。有的省派专人到北京看报，说是如果有超过2/3的省表了态，他们就表态。上述种种情况，明显地说明这不是一般的理论讨论。直接回答问题的理论文章只有吴江执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吴江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文章是从理论上展开，回答吴冷西的“砍旗”论。吴冷西的文章并没有公开发表。邓小平同志讲话以后，没有一篇文章再说坚持实践标准是“砍旗”了。当然，这场讨论也有理论的内容，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更重要、更直接的却是两种历史观的碰撞。领袖也会犯错误，敢不敢于承认这一点，是遵不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两个凡是”是典型的唯心史观。所以，真理标准的文章解决的不仅仅是认识论问题，它主要解决的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领袖也会犯错误。这是这篇文章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引起轰动的原因所在。如果不结合当时尖锐的斗争实际，只是进行理论叙述，那就不会有这种效果。胡耀邦同志的压力当然很大。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胡耀邦虽然没有做出多少直接指示，我们也有意地不过多找他，但是，我和吴江对文章精神的把握，包括杨西光对胡福明文章的修改意见，都是受胡耀邦思想的影响。他讲判断路线是非的两条原则，强调的是实践标准。我们就是为了说明他的思想才写这篇文章的。怎样看胡耀邦的作用，主要是看精神。有人说，胡耀邦对文章做了很多很多修改，没有。大概只是个别字句的改动，实质性的修改没有。至于作者变成只有一个人，则是个谜。那是1984年，光明日报社搞社会科学优秀论文评奖，时间范围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这篇论文发表在三中全会以前，被作为特等奖，排在第一名。该报公布名单，作者署名由当初的“本报特约评论员”变成了“胡福明”。这要是从现在来讲，就可以上告，因为这是侵权。评奖奖金是1000元钱，给胡福明700元，给我和吴江300元。钱是用汇款单汇给我的。我就在北京住着，颁奖会不请我参加，也没有请党校《理论动态》的同志参加。这是为什么呢？我有证据证明，是会议的组织者有意回避不请。杨西光也没有被邀请。但在《光明日报》关于这个授奖会的报道中，却又赫然写着杨西光参加了会议。我问杨西光，他十分无奈，不断说明“我什么都没有参加，不知内情”。这是很奇怪的事情。30年后的评价、感触近30周年了，由于种种原因，我已早就从中央党校来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觉得，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一篇文章来讲，是一般的文章。它只是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一种斗争的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30年来，中国步履维艰。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跟任何美好的话一样，也可以变成一句套话；纪念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不实事求是，也可以变成只是一种形式。实践检验很难，实事求是很难，实事求是，首先得是实事啊！人民群众还是真正尊重历史的。只是有些官员，只要歪曲历史能够升官，就可以把历史卖掉，历史也可以变成商品，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作为当年的一个作者，我的心情很复杂。个人倒没什么，只是，如果连以真理标准讨论命名的历史，都出现上面所说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遗憾。此风一盛，令人不免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点担忧。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历史并不是像一朵很美丽的花朵，而是既有很美丽的花朵，也有很龌龊的东西，什么都有，很复杂。但是那个底蕴，那个花的本质，还是在不断进步的，是美好的。这一点我始终相信。我曾经发过一篇文章，《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我坚信这一点。【1979：可口可乐，开放的标签】房煜/文一开放前的中国，在后来的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眼中只有4种颜色——“蓝色和绿色的衣服，橙色的橘子水，再就是鲜艳的红旗”。而如今，除了红旗之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得缤纷多彩了。是变化带来了缤纷。在中国开放刚刚破题的1979年，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这必须从其后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的佟志广在美国的时候说起。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佟志广开始了他的驻美工作历程。同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里设立了临时办事处。但是，当时佟志广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和这家公司扯上关系。1976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安。那时，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来到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向他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厂。对于佟志广来说，可口可乐他并不陌生，“我第一次喝可乐那是解放前的事了”。1948年以前，可口可乐在上海等地已经可以见到。佟志广在那时就尝过这种喝来有点像止咳糖浆的“汽水”。不过，1949年可口可乐退出了中国市场。尽管中美关系交恶数十年，但是可口可乐方面对中国市场念念不忘。它始终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在第一时间进军中国。考虑到国内的实际形势，佟志广告诉对方，现在想进入中国还“为时太早”。他向对方解释说，对于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在电影里见过美国的可口可乐，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其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虽然佟志广承认开放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一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二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工作，国内通过他了解到可口可乐想要重回中国的设想。政治局势渐渐明朗，邓小平重回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可口可乐方面再次传达了进入中国的想法。可口可乐总裁访问北京，实际是前来探讨在中国建厂的可能性，佟志广与他再次见面。这时中国的情况已经和可口可乐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建厂时大不一样，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我们中国人能接受你的可口可乐吗？”佟志广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在中国设厂，并不是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国外消费者——到中国来旅游的国外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因为可口可乐差不多已经有80年的历史，现在这代美国人的爸爸、爷爷都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欧美人已经习惯了它。美国年轻人不管到哪儿去，都只想喝可口可乐，有旅游者的地方就应该有它。至于你上次说到美国兵，我和美国兵没有其他联系，只不过我是生产者，他们是消费者，我们不过是个卖饮料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我们的工厂，那里很多年轻人也都习惯喝可口可乐，因此哪儿有需要，我们就会到哪儿，因为我是商人。”佟志广又问：“可口可乐有股药味，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对方答曰：“实话告诉你，你说的那股药味就是中国的味道。可乐里面有中国的桂油！你说的近似止咳糖浆的味道，是桂油的味道。没有桂油，可口可乐就不是这个味道了。”后来佟志广查资料才发现，可口可乐公司确实一直在从中国购买桂油。即使在两国关系冰冻时期，可口可乐仍想方设法从中国获得桂油。于是，谈判开始了。最终，经过层层的不断请示，中粮与可口可乐签署协议，允许其进入中国。根据其后历任中粮多个要职的刘昌玺在《中粮志》中回忆，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内地，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日，中粮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可口可乐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引人注意的是，仅仅在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签订4天之后，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于是美国当地媒体纷纷猜测，当时的总统卡特是否与可口可乐进军中国有关？可口可乐是否提前知道了高层的外交动向？《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通过采访得出的结论接近一致：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官方当时对此也进行了否认。事情过了将近30年后，在上海，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副总裁赵仲彬先生就此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一向与政府有着很好的关系。”佟志广则回忆说，他还在美国工作时，有次可口可乐总裁请他在威尔逊故居吃饭，席间说起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东道主说：“我和吉米是好朋友，别忘了，他是亚特兰大人。”而可口可乐总部就在亚特兰大。三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当中，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今天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无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这家商店的一角还可以买到可口可乐，现在的食品部经理说，他只听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很多媒体在回顾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程时，都认为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这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实际上，当时的可口可乐也看到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在谈判时主动只将“在华外国人”作为自己的目标人群。不过，也有中国人提前喝到了这种洋饮料。据报纸记载，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他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来家做客的朋友，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的眼睛都直了，羡慕不已。可口可乐重回中国的消息一出来，舆论普遍感到很惊奇。当时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不在少数。根据美国媒体当年的报道，麦当劳曾经看到过“曙光”，因为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希望劳动者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减少中午吃饭时间，增加劳动时间，为国家经济复苏做贡献，这就需要很多快餐食品。麦当劳得到这一消息后，认为自己作为一种快餐，进入中国的最佳时机到了。但是，最终还是可口可乐第一个吃了“螃蟹”。四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1948年，那里的工厂甚至成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工厂。所以，可口可乐首先想到的设厂地点就是上海。但这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消息一出，便遭到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等声音一起向上海市政府压来。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为在北京建厂。北京方面几经周折，装瓶厂厂址最终选在了位于北京五里甸的中粮油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只有一间，是烤鸭厂给腾出来的。双方当时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浓缩液，其他生产线全是可口可乐免费送给。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佟志广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是引进外资的开端。但是，当时是以完完全全内资企业的形式运作的。真正引进外资还不敢想。”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现任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副总裁赵仲彬介绍说，由于地方偏僻，当时北京可口可乐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持水质，因为地处偏僻，当地只能取到井水。佟志广也说，自己一直有个疑问——可口可乐总部在美国亚特兰大，它在全美各地的厂家都是购买浓缩液后自己加水加料来生产最终的可口可乐，但是各地的水质差别很大，如何保证制作出来的可口可乐是一个味道呢？在现场，佟志广见到了可口可乐的“秘密武器”——可口可乐公司专用的净化水设备。这台设备不大，但是技术含量很高，主要是对水进行过滤，以使其成分完全符合可口可乐用水的要求。佟志广还有一个疑问，井水过滤后味道能对吗？后来可乐造出来之后，他喝了几口，感觉和在美国喝的还真是一个味道。事情一开始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很快出现了不同意见。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的事传出以后，一位老同志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他要求中粮对此做出解释。为此，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以下5点理由。1?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特别是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2?可口可乐里用了我们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3?我们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装罐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4?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液，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3倍。5?我们仅限其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必须办理审批手续等。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当时为什么给可口可乐限制呢？佟志广介绍说，对它的产量进行控制，一是怕可口可乐影响我们的软饮料发展。另一方面，这种限制也是一种保护，避免引起太多事端。另外，佟志广承认，尽管在美国工作多年，思想不算保守，但是当时自己对可口可乐也有警惕之心。赵仲彬是香港人，自己的子女有的就在内地生活，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也是哑然失笑：“当时走在路上总要回头，害怕身边的行人里就有内地的便衣，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北京装瓶厂投产后，可口可乐又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可口可乐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提供每分钟500瓶的装瓶线，价款的50%为无偿赠送，另50%价款由进口可口可乐公司浓缩液补偿。起初广东省领导支持在深圳设厂，后又改为广州。1982年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前，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当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而此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批准哈利及其专机的入境签证，将按期在北京入境，并于第二天转赴广州。紧急情况下，外经贸部部长的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哈利及其代表团，广州厂最终于1983年投产。有了前两个厂的基础，准备在上海建第三个厂就比较顺利了。上海厂建成投产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前去参观并题词。五后来有人说，可口可乐的老总在进入中国时曾说过10年内不打算盈利，这种耐心是日后成功的关键。实际上，可口可乐方面当时并不满足于这种过慢的发展速度，但是中国的复杂情况让他们始料不及。据佟志广回忆，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可口可乐的老总曾说：“两年内我不打算赚钱。”建一个厂，他们也不在乎当时能不能赚到钱，主要是赶快形成规模。不过，虽然总体上对中国市场的盈利前景没有过高要求，但是赵仲彬说，当时公司内的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工作考核目标，工作人员的压力并不比其他地区小。在这种情况下，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忍不住要有所动作。根据《中粮志》中刘昌玺的回忆：北京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旅游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年初，征得商业部同意，将供应旅游饭店后的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开始协助北京分公司搞促销。中粮曾提醒可口可乐，内地不同于香港，开拓市场不能操之过急，避免发生副作用。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促销的商场人潮涌动。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北京各大报纸对此反应强烈。《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陈云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商业部根据批示，正式通知北京停止销售。当时的中粮糖酒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该杂志拒绝发表。他又写报告到外经贸部，外经贸部也表示爱莫能助。最后，刘昌玺想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说明问题。他把想法告诉主管经理朱晋昌，朱晋昌表示：“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后，两人共同签名并通过陈慕华转交中央领导。信的主要内容是：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在中央关注下，可口可乐终于重新获得内销权利。另一件让可口可乐公司极为不安的是“咖啡因风波”。没过多久，有地方卫生部门以“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不允许可口可乐在市场上销售，根据是东北某研究所给白鼠喂可口可乐后，白鼠出现兴奋现象。中粮方面提出，茶是中国传统饮料，可是茶叶所含咖啡因要超过可口可乐好几倍。咖啡中咖啡因含量则超过可口可乐几十倍，但世界其他国家并未因此禁止喝咖啡。对方说，茶叶、咖啡所含咖啡因是天然咖啡因，非人工添加。中粮提出，可口可乐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叫coca-cola的植物，其本身含有咖啡因，并非人工添加。对方终于无话可说。中粮方面后来总结道：这些风波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鲜事物，有的人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理解，对引进像可口可乐这样有争议的产品出现抵触情绪，是很自然的。1984年，佟志广离开了中粮公司，但是可口可乐重回中国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近30年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一些细节：“当时很多人看见可口可乐就说‘不敢想’了，可是我后来参加复关谈判（年佟志广任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更多‘不敢想’的事发生了——削减关税、放开金融业……1979年可口可乐进来的时候我就相信，只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我们的做法就没有问题。”1979大事记《告台湾同胞书》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1月29日～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万里肯定“大包干”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设置特区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中外合资企业11月6日，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这是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劳动者身份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省份“分级包干”11月20日～12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确定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1980：未完成的追问】刘溜/文一1980年年初，尚未开春，寒气很重。25岁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独自来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关节炎已折磨她多年，使她步履维艰。这是最为厉害的一次发作，她几乎不能行走，膝盖、踝关节全是肿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为抑郁。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袆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袆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那本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刘少奇在含冤死去11年后得到了平反，全国下半旗志哀；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华国锋辞去职务，“两个凡是”的时代终结。年轻人热切地寻求表达和发言的机会。1979年，北京西单出现大量大字报，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看法和要求，号称西单“民主墙”，于当年年底被取缔。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袆的印象中，那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一堂课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给作者写信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面对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出现在青年人中，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中国青年》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袆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了1980年最为深入人心的人物。黄晓菊、潘袆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潘晓”联系到一起。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27年后，当他们回过头来看这场人生观讨论，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不过，他们怀着不同的感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他们的人生都因为这场讨论而发生了某种改变。二潘和晓，是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黄晓菊很美丽，身材苗条，经常穿一身与众不同的中式对襟装，那是她扯来布料请裁缝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热情开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对方掏心窝子。她性情激烈，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叛逆者，25岁的她已经有过几次因发表不满的言论而被好友告发的经历。那几年世界变化剧烈，她心目中那个“非常之人、伟大的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毛泽东已经过世，然后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历史转向。黄晓菊当然关注这些变化，但她真正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个人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希望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厂里，她经常向同事们提出一个开玩笑式的选择题：“假如你有机会得到毛主席或阿兰·德龙的接见，两者只能选一，你会选哪一个？”那时正是《佐罗》风行全国的时候，阿兰·德龙迷倒了无数男女，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她笑着说。她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创作班。他们往往在下班后聚在一起探讨人生问题，她的发言总是尖锐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个前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笑冬。在小汤山的一个月里，黄晓菊跟新相识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儿讨论到哪儿。在那里她还遇到了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她苦闷，烦躁不安，总觉得这样活着是不对的，她有许多理想：她想成为影视编剧，但那时没有这个专业；她想当一名心理咨询师，但要考数学，她对数学毫无信心；她还想当记者、译制片配音、律师、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但因为身体不好，她只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残疾人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当一名女工，在简陋的厂房里与身患各种残疾的人为伴。潘袆则是一个孤僻的问题青年，1.87米的高个儿，异常的瘦。这位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从小寄居在亲戚家，深有寄人篱下之感。他说自己是“抵触社会，背叛人民”，实际上他高度关注社会。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天天泡在天安门广场，1979年西单出现“民主墙”时，他又几乎天天泡在那儿。他极其敏感，自尊心极强。1978年12月，他上大学后，学校第一次举办越野比赛，谁都不知道谁的底儿，其他参赛者都穿着小背心小裤衩，只有潘袆一人穿着长衣裤，他想的是“万一丢脸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中途开溜”。结果他超过一个又一个人，快到终点时，他的同班同学说，前面只剩一个人了。他没有开溜，获得了亚军。“这长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方面我的先天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尽量低调。”他说。三《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种种挫折，大部分都是黄晓菊的亲身经历。黄晓菊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那是一个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20世纪50年代初，母亲去内蒙古支边，与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结婚。她一岁半时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抚养。外婆家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一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里。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宠爱。“我不管信起什么来都特别热烈，特别认真。”她说。在她上小学和初中时，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曾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生活应该是那样：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贴大字报，渴望成为黄继光、雷锋那样的英雄人物。夜里听到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文章，她就毫不迟疑地起床，去参加游行。有时坐在公交车上，她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起《毛主席语录》来。她喜欢看书。“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开始秘密流传开来，《红与黑》、《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她都看了。“这些书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维更接近，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很丰富。而革命狂虽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过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性的东西。”那时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互相不说话，如果喜欢的话都以特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达。老师、家长都严令禁止谈恋爱，说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黄晓菊不再这么认为，她对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讲起《简·爱》和《红与黑》，并说：“怎么能说爱情是肮脏的呢？我觉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学听得直点头。女同学家境不好，特别朴实，黄晓菊经常带些大白兔奶糖分给她。她喜欢跟朴实的女孩子交朋友。不久后，政治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发起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对象就是黄晓菊，罪名是看黄色小说。政治老师刚说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学就腾地站起来，换了一张义正词严、非常革命的脸：“我揭发黄晓菊，她让我看资产阶级小说，还给我买糖，收买我！我们贫下中农不吃你的臭糖！”黄晓菊气极了，哐的一下摔门而去，丝毫不管班上正开着批判会。从此以后，班上只有极少的同学敢再跟她说话。突如其来的背叛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震惊、焦灼、困惑、孤立无援，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坏？可能自己真的是资产阶级了吧，《红与黑》里的东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啊。”她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挨批中度过的。先是被揭发，然后是接受批判，没完没了的煎熬。她看书，写日记，批判自己，就这么过来了。数年之后，她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师可能也是挺变态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而把气撒在学生头上。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这件事的影响——它残忍地毁掉了她对别人乃至最亲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险恶，怎么那么坏，一个小女孩背叛另一个小女孩，那么无辜、那么小的脸，居然翻成了那样，太可怕了。”18岁，因为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几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于下乡插队，并分配进了残疾人工厂。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流水线上，轧衣服，绕线，她都干过。后来她学会了修补毛衣的技术，能把落针的地方不露痕迹地修补好，还带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厂一待就是8年。生活的流水线给她带来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她的初恋。她喜欢高大的、阳光的男孩，当然还得能跟她探讨人生。她的初恋情人正是这样的。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两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经常谈论人生问题。她觉得非常美好。后来她的恋人悄然离开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却发现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连告别都没有，他就出国了。留下她独自伤心，为此她一直耿耿于怀。四潘袆的情况更糟。潘袆1959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边建设中迁往青海，潘袆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对很多事抱敌视态度。二十来岁时的潘袆“集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于一身”，“除了顺从最高统帅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愤世，乃至厌世。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学校过年，整天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沉度日，被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所包围。5月31日晚，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及时发现送至医院。醒来后的潘袆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1980年4月，辅导员找到潘袆，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会后被特别叮嘱“不要走”，《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与他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随后他应邀写了一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与黄晓菊的合在一起发表。除了学校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晓，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调。但在1980年7月，潘袆被校方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日，校方党组织给潘袆父母致信，要求潘袆自动退学，潘袆的家长签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潘袆退了学，由此对父母产生了不满，退学后立即断绝了与家里的联系。“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两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过饭，当过搬运工，睡在桥洞和火车站。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正赶上“严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监，出狱时也没有通知家人。此后他什么活计都干过，房地产、广告公司、图书出版、软件、计算机设备、营销……“坑蒙拐骗都干过，五花八门”。他还一度在中华英才网开设“老潘信箱”，为年轻人解决就业及人生困惑。“一不留神还蒙了个良家妇女，还生了个孩子”，儿子如今12岁。早年寄居，大学被逐，以及之后的牢狱生活，使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个边缘人。“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非常差，大学未毕业，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就是观察思考能力及勤奋，这些弥补了自然的劣势。”潘袆认为，那场人生观讨论是他人生中的灾难事件。“人生观讨论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时，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我现在还在为历史、为那场讨论付出代价。有人说我应该和《中国青年》杂志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参加那场讨论。如果正常毕业，当时包分配，大学生很稀缺，进国务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个官当当，现在没这个机会了。都是那场讨论，弄完后又把我轰出来。”五潘晓讨论也没有给黄晓菊带来好运。这封来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热浪，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8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对这场讨论予以肯定，并建议要让潘晓现身出场。潘晓不是一个人。潘晓是两个人。潘晓是一代人。27年之后，潘晓之“晓”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但潘晓之“潘”却说，“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8页的专题版面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的经历的来稿，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那时候，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记者提出要见潘晓，还出现了很多冒充潘晓的人。编辑部把读者们写给潘晓的一小部分信件转交给黄晓菊。8月，在杂志社的安排下，黄晓菊作为唯一的“潘晓”出场，在《中国青年》的编辑部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20日采访在《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立刻成为名句传播开来。节目播出后，马上有报纸发表匿名文章，列举黄晓菊的种种缺点，比如脾气坏，对姥姥不好，等等。1980年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潘晓讨论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与之并列的还有高校学生竞选事件。但黄晓菊的心情还算不错。她跟杭州的一对姐妹书信来往探讨人生问题，并成为好朋友。她还去杭州跟她们见面，在她们家住了几天，整日争论不休。她还去了武汉，跟赵林聊得也颇为投机。她发现自己的困惑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许多人共有的，这让她感觉好多了。当年，她离开了工作8年的工厂，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不久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资料员。她结婚了，但由于她的“大女人”倾向，她离了婚，只身带着三岁的儿子生活。“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没有我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调子。我是个大女人，天生的，没办法，弄得满身都是硬伤和内伤。”她说。不久后，她又失业了，南下海南，当过记者、保姆和广播电台热线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开起了服装店。六“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7年，当年喊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阅历甚丰，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没有退去，甚至仍在加剧、加深。潘袆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好几个电视台的栏目策划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并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他说，“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来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就要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要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痊愈。她是个热情奔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斩钉截铁，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接受采访那天，她用心修饰了眉毛，穿一套银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发胖。说到1980年时，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时我才95斤，是个美女呢！”随即又笑：“见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象中潘晓应该是忧郁的、内向的。”前两年，她的初恋情人从美国回国，双方见了面，多年不能释怀的黄晓菊终于可以当面质问了：“为什么不告而别？”对方惊奇地答：“难道我没有告别吗？我记得向你告别过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这样一个回答，那一瞬间，黄晓菊觉得生活真是荒唐，让人哭笑不得。由于用心不够，她的服装店从最多时候的八家缩减到现在的两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来的追问上。她跑去看话剧《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心生疑惑：“他要我们停止思虑不要多想，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她还有文学梦，写过十几万字的随笔。“主要兴奋点还在于探索人生，虽然没什么结果，跟商品社会也不搭界，还有人觉得当了半生潘晓也没得到什么名利，这是干吗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声，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谁也拦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灵魂会不安，心里会难过，当然要探讨了。这是生命本身的诉求，这就是意义，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开始觉得会有正确的、明确的答案，后来知道不会有，永远不会有，可能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潘和晓仍是那样不同。潘袆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这一拨独生子女为主的年轻人，即所谓80后，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意识，没有精神追求，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而黄晓菊在与自己儿子的相处中感到了一种惊异，儿子22岁了，正在当兵，喜欢玩电子游戏，曾对母亲苦苦追问人生意义的做法表示不解：“想这些干什么，过得快乐就行了。”黄晓菊觉得，像儿子这样单纯地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自己办不到”。七对于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和推崇无异于一种革命。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离婚，都是如此”。作为最知名的“潘晓”，黄晓菊经常被人问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他们内心有种期待，我那时有那种想法，好像我现在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想法，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子，就这么安于自己的状态，有这个潜台词。其实我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和探求。”她说，当她觉得自己的思考比较成熟时，她会写点什么，以不负这些人的期待。潘袆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撇开个人恩怨，潘袆对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所谓自我才是绝对的，我感觉到应重新评价，不应停留在对人物事件情景的回忆上，不应停留在对过去的感怀上，应该看到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种荒漠中出现的，在一场浩劫之后，一定会出现放荡、堕落。这些毒素会找个突破口，即便没有潘晓讨论，也会有其他的突破口，这是必然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这一二十年来，这种价值观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自我，回归的是什么？是回归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看到的是可以为区区小利制造毒奶粉。”27年后，漫长的生活依然没有吞噬黄晓菊，也没有抚平潘袆。这个因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家，依然没有为27年前那场大讨论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解读。我们一直被那个简单的命题所困扰。【1981：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刘溜/文一1981年年初，24岁的复员军人叶京来到海淀区政府上班。这是他复员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是最后一份。为了符合国家干部的形象，他剪掉长发，改留一个利索的小分头，衣着也中规中矩。只有在不上班的日子里，他才换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这一年他的“发小”王朔仍窝在家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写着小说。他们热衷于“臭贫”，见到漂亮的女孩就厚着脸皮搭讪。“你说你长这么漂亮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也就豁出去高攀一回了。”这一招屡试不爽，女孩们听了没有不受用的。叶京在海淀区政府的工作，是一个人人称羡的铁饭碗。上班很清闲，基本上没事可做，每天沏好茶后，就在办公桌后看看报纸，打打电话，有时到下属的街道办事处溜达一圈，好吃好喝。但叶京对那地方却很反感，“都打着官腔，那是个衙门”。不论在部队还是在单位，他总是跟领导无法搞好关系，他从骨子里讨厌领导。1977年入伍的叶京是一名装甲兵。他曾在军事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因此获得在和平年代殊为不易的三等功。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一夜之间把美帝苏修赶出地球。“那时觉得美国不堪一击，从小灌输的就是这个。”这个理想惨遭破灭。这名勤奋的装甲兵发现，“你苦练军事技术，想着为国捐躯，身边却不断有人踩着你的肩膀上去，不断有小人得志，心里肯定不平衡”。这时有人撺掇他回来考大学，于是他结束了两年的军队生涯，参加了一次高考，考得不太如意。无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多后，父母对叶京说，你不能再吃闲饭了。叶京是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单位的，他的档案堪称完美：共产党员，学雷锋积极分子，立过三等功。二从1980年年底到1981年1月，电视上直播审判“四人帮”的过程，历时一个多月，叶京看了一个多月。这个刚刚因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而声名大噪的人回忆说，他是以旁观者的取乐态度观看那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就拿它当电视剧看，比电视剧精彩。”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了总结和评价。“我没觉得毛泽东有错误，谁没错误，又不是他一个人。”说到这件事时，叶京不以为然。不仅是叶京，那一拨成长于“文革”时期的军队大院子弟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叶京上学时，第一堂课学的就是“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还有“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跟毛泽东一样，叶京喜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喜欢《水浒传》里的反叛者，反感宋江的招安。他看《共产党宣言》，信仰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叶京顿时觉得“天塌了”，“完了，中国完了，就跟一个家庭一样，家庭支柱走了，当时就是这感觉”。他和几个朋友去了天安门，虔诚地排成一排，向披着黑纱的毛主席像深鞠三躬。“我们心里默默地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拯救中华民族，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危难在哪儿，不知道从何下手。”他说。现在的叶京，不再相信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能够实现，也认为那种“吃饭前都要感谢毛主席，把个人崇拜变成宗教的做法太可怕了”，但毛泽东在叶京心目中仍是无可替代的伟人，“太伟大了，他的著作到现在看还是经典，受他的教育受益匪浅，受用到今天”。“毛泽东永远把理论置于实践当中，结合得最好，实践又转化成理论。为什么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行其道？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那些右派都更有文化、更有理论，但文化是带有革命性的，这个革命就是实践。理论要转化为实践，很多人觉得这太通俗了，但很受用，一生都受用。”当王朔的小说和叶京的电视剧被人称为痞子文学时，叶京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对我们的褒奖。”他举的例子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当年他上井冈山的时候，曾被国民党右派称为“痞子运动”。他说，自己是一个长有反骨的人。三1957年，叶京出生在军队大院，并在大院里长大。军队大院的孩子是一个特殊群体。因为父辈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下了江山”，他们便享有出身上的优越感，享有其他同龄人享受不到的优越生活。当全国人民还在为温饱发愁时，这拨军人子弟则时常去光顾著名的老莫餐厅。那时，从公主坟到石景山一带和长安街的两侧都是神秘的军队高墙大院。叶京所在的是训练总监部大院，父亲是一位老军人，曾亲历西安事变“捉蒋”、挺进大西南、解放渣滓洞等历史事件，解放后担任重庆公安部队参谋长，后赴京担任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之一的训练总监部要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长们都忙于工作和政治任务，大院的孩子像野草一样疯长，顽劣、淘气、四处滋事、无法无天。叶京哥儿俩和他们的“发小”们偷过柜台里的水果糖、鸭梨、苹果，后来发展到抢东西，抢人家的军帽。人家戴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只要是他们没见过的，就抢过来。他们还抢过冰棍，人家小孩刚买，纸刚剥开，他们冲过去抢了就跑。有一回，他们院里接待了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那些人受到英雄人物一般的招待时，这帮少年却将英雄们的钱包偷掠一空。看到英雄们陷入惊慌，他们乐不可支。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偷钱。如果谁好学上进，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还爱学雷锋，他们就会大加调侃——“假积极”。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叶京说：“我们觉得，以好人的行为方式当好人，人家会不会觉得你特假？不能用真积极的方式表现真积极，你说我假积极，我就不积极了，我就只好以坏人的方式当好人，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老是数落叶京：“看看你，留长发，穿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的。”1979年，刚刚从部队复员，叶京便去广东转了一圈，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倒爷生涯。即使在政府部门上班期间，叶京也一年跑好几趟广东，请假去。去之前搜刮一通粮票，自己家的、周围朋友家的，全是白给，到广东后再拿粮票换成钱或者实物。大院子弟的臭贫在广东大受欢迎，“广州人尤其是女孩，觉得北京人怎么这么逗啊，损人，挖苦人，从不正着说你，都是反着绕着说你”。在广州，他遭遇过抢劫、打架、欺骗。有一回在大街上，叶京装满粮票的军绿书包被抢走了，那些粮票可是他好不容易凑来的。至于倒卖过程的种种细节，叶京说，“我要留着写小说的”，不过他表示，关于那段故事，《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都讲到了，打架，为一块假宝石而背叛哥们儿，这些都实有其事。从广东带回喇叭裤、电子表、蛤蟆镜和服装后，先让自己人挑，然后在街边摆摊叫卖，王朔他们也都帮他卖过，再用赚来的钱去大吃大喝。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一身行头。“刚开放时，跟着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毫无思考和反抗能力，大家都那么走，没有抵抗能力，只是跟着走。”喇叭裤分大喇和微喇，“大喇是特别有象征意义的服装，表现人不加选择、崇洋媚外的心态”。穿喇叭裤是很有讲究的。叶京说：“下面最好穿双小尖头皮鞋，走路时皮鞋不时地从裤脚里露出来，本来就擦得油光锃亮，喇叭裤再帮着把皮鞋蹭亮，站住时刷的一下就把皮鞋全盖住了。”蛤蟆镜则是因为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而风靡一时，在这部科幻片中，长得非常帅的男主角永远戴着一副蛤蟆镜。日，陕西显像管厂正式投产，才结束了中国不能配套生产彩电的历史。但早在50年代，来自匈牙利、苏联、罗马尼亚的彩色电视就已经进入部队大院了。1979年，叶京家有了一台托人从深圳走私进来的日立彩电。1981年电视台播放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在即将播完时片子被禁了。它讲的是二战时一群死囚犯立功赎罪的故事，给很多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首先是题材上给了人们一个冲击，因为那时看到的都是英雄主义题材的片子，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都是印上烙印一样分明。但《加里森敢死队》用了一批我们认为的坏人，有缺陷的人，最后还把这群人塑造成了无所不能的英雄。”不仅好人坏人之间的界限不分明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模糊了”。五因为邓丽君，叶京和父亲一度吵得不可开交，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邓丽君的歌曲在“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