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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存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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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存量优化是指在不改变企业资产总量的基础上，股权资本与债务资本两者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变化，在目前国家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对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存量优化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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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总规划师孙恒说，自2001年实施土地整治以来，全省已累计投入资金290亿元，整治土地规模达3405万亩，新增耕地176万亩，增地比例达到6%以上，是国家规定标准的2倍多。 “千里眼”提高耕地保护效率 走进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前进农场国土资源所的监控大厅，点击一下鼠标，每块耕地的庄稼长势，有无违法占地、破坏耕地的情况都可以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看到。 建三江管理局耕地面积1100多万亩，耕地面积大，土地执...
《调整方案》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对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查明增加的耕地，除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纳入生态退耕规划和根据国家相关规划需要占用的以外，都予以保护。在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和保持现有基本农田布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各地要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对基本农田布局优化调整，将城市周边、道路沿线和平原坝区优质耕地划入基本农田，切实提高基本农田质量。
其中，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立案查处12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挂牌督办106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公开通报29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查处结果。 为了维护国土资源管理秩序，国土部决定在6·25全国土地日前挂牌督办4起违法违规案件，这4起案件分别是：山西省晋中市政府违法批准征收。
会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张国斌介绍，2008年至今，浙江累计新增耕地161.2万亩，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1050.2万亩，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40.9万亩。 浙江虽是经济大省，在耕地面积上却是小省，“七山一水两分田”便足以说明浙江耕地面积之稀少。数据显示，浙江省现有耕地面积2965万亩，人均耕地只有0.54亩，是全国人均耕地的36%。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耕地被非农建设占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村支书石九水召集大伙到自己家开会，讨论500亩土地是否流转的问题。崔朝军深知只有把土地进行整合流转，才能让大型农机、现代化设备派上用场，各方面成本也随之降低，提升土地价值。
《办法》指出，为了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制定了该办法。《办法》明确，调节金分别按入市或再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的20%-50%征收。 《办法》全文如下：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管理，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公...
城乡建设用地数。当时城乡建设用地有3.8亿亩，参照当时美、日等发达国家实际占用水平，根据前几年城乡建设新占用土地中耕地与非耕地比例，到2040年，城乡建设用地还要占用耕地2亿多亩。还有退耕、灾毁等减少耕地1亿多亩。第四，耕地后备资源数。全国适宜开发耕地的资源，包括农田整理、废弃地整治，满打满算有2亿多亩。第三与第四组数据增减相抵，到2040年，能保有耕地18亿亩。第五，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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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精力转变生产方式，少挖地矿资源多挖"脑矿"资源，变靠肢体贡献GDP为靠知识贡献GDP。
“回归本源、恪守本质是保障金融安全的首要条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表示，加强监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金融业务都要有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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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信贷资产存量，优化我省资金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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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务院常务会议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几点思考
周小全 袁绪亚
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这是前期盘活货币存量政策的具体化，意味着后续货币信贷政策重心将由总量扩张向存量结构调整。信贷资产证券化将成为促进利率市场化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优化资金资源配置的新模式、新通道。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盘活信贷存量、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
近年来，我国货币供给量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今年3月M2存量一举突破100万亿，与GDP比值接近200%，远高于同期美日等发达国家。然而，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滞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支撑力度不足，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长期存在。这综合反映了当前我国银行业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信贷结构不合理、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等现实问题。6月份一度爆发的“钱荒”，更使这些问题暴露无遗。
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当前盘活信贷存量、优化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
信贷资产证券化为银行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流动性管理工具，有助于缓解资本占用压力，提高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能力。较之债券、股权等传统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的优势在于通过对资产结构的合理设计，融资期限可以更加灵活，既能满足银行业短期融资需要，又可以满足中长期融资需要，这对银行业的传统融资方式形成一个重要补充。信贷资产证券化还使得银行能够将收益稳定但流动性较差的长期信贷资产打包出售，提升流动性管理能力。通过存量资金的盘活，银行得以更好开展期限较短、收益较高的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从而对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了重要的融资支持。
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增强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提升银行业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成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动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急需资金层面的大力支持。然而，战略新兴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行业本身风险较高，银行业出于风险管理需要以及应对监管压力，信贷支持力度不够。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的风险转嫁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共同承担，风险得以分散，银行业爆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将会降低，从而为高风险行业提供信贷支持的收益风险比显著提升，银行业自然更有动力提供融资支持，以有效促进产业转型。
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成本居高不下，根本原因在于信贷资产价格未按照市场化定价，利率形成机制不健全。体制内的国有企业长期占有大量金融资源，享受较低贷款利率，而体制外的中小企业则被排挤在外，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体系融通资金，由此抬高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后，银行信贷资产转化为证券资产，必须接受资本市场的监督与定价，银行体系必须重新审视贷款项目的收益风险比，这将倒逼信贷资产价格的去行政化，利率双轨制逐步打破，市场化机制得以逐步健全。
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助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得以融合，这不仅有助于发挥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更有助于促进直接融资占比的提升，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完善资本市场建设。与此同时，随着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稳步推进，这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工具，保险、券商、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将会广泛参与，资产配置的手段与方式更加多样化。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估测
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较小、发展相对落后。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仅发行了896亿元资产证券化产品。从前期的发展情况来看，参与主体有限、入池基础资产单一、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制约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的主要因素。但信贷资产证券化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常规业务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下一步将研究让资产证券化作为常规化业务发展。在信贷资产证券化常态化之后，中国具备可操作性且存在现实动机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余额将达到3万亿元-7.5万亿元。
首先，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空间巨大。截至2013年7月，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余额高达38万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意愿强烈。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出表，可以释放出大量资本金;通过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出售，可以开辟出新的融资方式;新增信贷可以直接证券化，可以绕过存贷比的约束。此外，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有利于分散经营过程中的风险。
其次，试点期间信贷资产证券化受监管约束。信贷资产证券化入池基础资产的选择要兼顾收益性和导向性，既要有稳定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又要注重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一是在试点初期，商业银行必须优先选取优质信贷资产开展证券化，风险较大的资产暂不纳入扩大试点。因此，不良资产处置、房地产开发、地方融资平台“以旧还新”及部分淘汰的过剩产能不会纳入试点范围。二是从政策的导向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盘活存量资产，等同明确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后资金的投向问题，特别是用于小微企业、“三农”、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铁路投资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预计扩大试点期间每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规模或在2000亿元左右。在扩大试点阶段，本着风险可控的原则，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总规模相对有限。最直观的理解是，在银监会“8号文”之后，非标债权融资受限，信贷资产证券化将被用来满足部分融资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余额达到2.78万亿元，较“8号文”前下降了7%。因此，我们预计扩大试点期间每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规模将在2000亿元左右。
长期而言，国外经验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2012年美国与欧洲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余额分别是9.9万亿美元、1.6万亿欧元，占债券余额的25.8%、10.5%。我们认为，从扩大试点到常态化后，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余额将达到3.0万亿-7.5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4%-11%。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占比债券余额5%的假设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量有望超过1万亿元，占当年银行新增信贷规模的10%左右。
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在银行间市场交易，而银行业金融机构是银行间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预计未来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中大约百分之五十的部分仍将在各类银行机构之间流转，而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将由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以及理财产品、资产管理计划等持有。以此估算，信贷资产证券化未来将释放出1.5万亿-3.8万亿的可贷资金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占目前贷款总额的比重2.2%-5.5%。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促进我省经济、金融发展
截至2013年6月末，我省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62万亿，按2.2%-5.5%的比例估算，将释放出800亿-2000亿的可贷资金，用于支持省内经济的发展。我省目前正在打造中原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出的信贷资源正好可为项目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农业也是我省的优势产业，而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运作成为未来的大趋势，盘活的信贷资源也有望向该领域倾斜，加速我省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小微企业贷款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重点倾斜领域，我省小微企业贷款通过证券化方式释放出的可贷资金预计可达到小微企业贷款总规模的20%以上。假定这些资产证券化资金能够用到小微企业和新兴科技产业上，则可为这些企业提供20%以上的贷款增量，从而使扶持新兴战略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在金融支持上落实到实处，让我省经济转型看到更大的希望。目前我省在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同时,以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龙头的大郑州经济圈开发战略已经确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技术、物流等因素十分重要，但关键还是要靠资金等金融扶持和支持。按照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所需资金规模1000亿预测，以我省资产证券化所释放出的资金总规模800-2000亿元计，大致与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所需资金相匹配。以我省资产证券化年资金量计算，假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周期为5-8年，则资产证券化所释放的资金流量远远大于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资金需求。这就在新的资金渠道上解决了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资金急需问题，同时也兼顾了我省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资金需要，让我省重大项目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都具备相应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信贷资产证券化也有助于我省金融业的发展。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发起银行首先要将信贷资产转让给特殊目的机构（SPV），以实现证券化资产与发起银行之间的“风险隔离”。在我国由于法律的限制，通常由信托来担任特殊目的机构的角色，信托公司成为信贷资产化证券的发行人。我省省内的信托公司未来可借助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丰富收入来源，提高自身实力。这为振兴我省信托产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相信我省信托机构能够抓住这样的机遇，实现业务和产业发展的新跨越。另一方面，我省有资格和实力的金融、实业机构也可积极参与到资产证券产品的投资中去，拓展自己的投资领域，培养新的赢利增长点，丰富和锻炼各种金融投资经验和能力，为打造金融大省创造条件，赢得机会。
作为我省唯一一家本土证券公司，中原证券公司也有望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今年3月，中国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了规范性指导，中原证券目前正在开展第一单资产证券化项目，近期有望获得批准并发行。中原证券在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承销和二级市场流通方面具有较好优势，首先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在金融工程研究和相关人才储备方面已具备一定实力，这有利于形成资产证券化方面的核心技术能力；其次，多年投行经验已使公司具备足够的资产证券化卖方和买方资源；第三、公司在专业销售和经纪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也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企及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也大大丰富了金融市场的可交易品种，中原证券可在此基础上开发更多满足投资者需求的产品，大力发展资产管理类业务。目前中原证券正在对照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相关要求，精心选拔和培训业务人员，积极为信贷资产证券业务开展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我省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实体经济融资做出新的贡献。（N）
（周小全系中原证券总裁、袁绪亚系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
本文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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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解读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强调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扩大内需，更扎实地做好金融风险防范。这是很有新意的政策信号。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是一篇颇有深意的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需要我们认真深入解读。
两相矛盾诉求与忧虑的困扰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一直承受两相矛盾诉求与忧虑的困扰：一方面，要求其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又对银行信贷投放、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过快、M2与GDP之比过高或所谓“货币超发”、企业、政府负债率过高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表示越来越强烈的忧虑。
上述诉求与忧虑都有客观依据。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言，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政府也一直强调，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尤其突出。据统计，全国中小微企业创造了80%的就业、60%的GDP和50%的税收，获得的贷款却只占全部贷款的20%。商务部数据显示，有2/3的中小企业普遍感到发展资金不足。据某省统计部门对规模以下工业企业问卷调查显示，“有借款需求并全部借到”的企业占4.8%；“有借款需求并大部分借到”的企业占12.3%；“有借款需求唯少部分借到”的企业占22.7%；“有借款需求却没能借到”的企业占22.8%；“无需求即依靠自有资金”的企业占37.4%。
就银行信贷投放、社会融资规模增长、M2与GDP之比、企业、政府负债率以及相应的金融风险而言，也确实无不令人忧虑。其一，众所周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银行信贷便超常规投放，目前70多万亿的银行贷款余额中超半是2009年以来投放的。其二，据人民银行初步统计，2013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全年预估超16万亿，将是2002年2万多亿的8倍，2008年近7万亿的2倍多，10年来年增超25%。其三，截至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05.45万亿元，较10年前翻了5倍多，年化M2与GDP之比近190
%，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其四，据统计，2008年我国企业的平均负债率约为58%，如今已攀升至70%-75%，超过国际公认的65%的警戒线，其中半数以上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5%。另据年初302家上市公司公布的2012年报，其平均负债率为61.193%，其中38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更有4家ST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100%。按OECD(经合组织)标准，企业负债占GDP比重到90%就很危险，而中国2011年这一统计指标就达到了107%。其四，虽然我国总体政府债务30多万亿元，债务率40％多，IMF认为中国的公共债务总量已经超过了GDP的50%，仍在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之下，但地方政府债务无不令人忧虑。据国家国家审计署统计，地方债已超过12万亿，虽然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24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比2010年下降，但仍有10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偏高，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也就是说，该地方政府本级的城市债务余额是当地综合财力的两倍多。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其五，虽然迄今为止乃至可预见的未来几年我国银行业总体稳健，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但已经暴露或发现的风险隐患，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据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商业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5243亿元，同比增长20.7%，比年初增加339亿元；不良贷款率0.99%，比年初上升0.02个百分点，这已是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六个季度反弹。6月发生的流动性紧张，也给我们敲了警钟。同样值得警觉的是，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有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
如果说所述诉求与忧虑都有客观依据，那末其对金融业两相矛盾的困扰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困扰，我们就要正视并寻求解决方案。
或是走出两相矛盾困扰的解决方案
怎样走出上述两相矛盾的困扰呢？其解决方案或正在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所谓“金融资源”，可分为“狭义”与“广义”。狭义金融资源，即在实体经济中执行职能的职能货币与退出实体经济的闲置货币；广义金融资源，则是现金、存款、贷款、票据、债券、股票及理财等各类金融资产。
毫无疑问，上述金融资源都是虚拟的。现金货币，早已不是足值的黄金白银，而仅是价值载体甚至仅仅价值符号。其他金融资产，自身并没有价值，而只是实体资产的“纸制复制品”。相对于实体资源而言，金融资源属于虚拟资源。可为什么虚拟的金融资源却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其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价值及权益载体或符号，谁持有它，就可以支配实体资源。“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万能”等“货币拜物教”，虽不宜提倡，但它却正是这种客观存在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极端反映。因此，金融资源的配置反而决定性影响实体资源的配置。
金融资源配置影响实体资源配置的强度，往往与实体经济的市场化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成正比，即实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体系越发展，金融资源的配置影响实体资源配置的强度越大。比如，传统的计划经济，又称“产品经济”，“非商品经济”，市场不起作用或作用很小，实体资源的配置都只能跟随计划指令走，因而即使有钱，也不能随意支配实体资源，不仅不能随意支配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资源，而且不能随意支配自行车、粮食甚至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可买卖的实体资源的配置当然就得跟随货币走，金融资源的配置影响实体资源配置的强度也与日俱增。
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源的配置对实体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影响大致表现如下：
其一，作为一般等价物、价值载体或价值符号，决定商品价值的实现。商品价值的实现，即商品转化成货币，马克思曾描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的占有者。其决定性影响不言而喻。
其二，作为交换手段，决定商品使用价值的转移，决定实体资源的交易，决定商品流通，决定实体资源的流通。在马克思经济学术语中，“商品流通”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正是货币加入以后，突破时空局限的大规模商品交换才成为可能。因此，正式货币这种金融资源决定实体商品大规模流通运动，进而决定其配置。
其三，作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决定企业启动及持续运转。按马克思《资本论》论述，货币资本是实体企业的“第一和持续推动力”。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指出，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展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企业提供“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由此推论，金融资源作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决定着企业启动及持续运转。
其四，作为企业家支配所需具体物质资料的杠杆，决定其创新梦想的实现。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金融提供给企业家的“所谓资本不外乎企业家把所需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由此推论，金融资源作为企业家支配所需具体物质资料的杠杆，决定其创新梦想的实现。
其五，作为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决定实体资源跨时空配置。
从某种意义讲，金融的核心作用正在于跨时空价值交易，金融资源正是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存款、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其实都是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这些凭证又反转过来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交易，从而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而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意义特别重大。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铁路的程度，那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办成了。”就是说，跨时空资源配置，可以突破单个资本积累、积聚的时空局限，集中资源迅速办成大事。除此之外，从经济学原理讲，还可以让资源跨时空选择最佳使用者和项目用途，从而趋于跨时空最优配置。
综上所述，可见金融资源有多重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之于实体资源配置有多重要。
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即最佳境界即其配置选择机会成本最小，单位金融资源配置的边际收益均等，总体金融资源的收益最大化，这就一方面可让既定金融资源总量释放出更大的支持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可将金融资源遭受损失的概率与比重即金融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从而达成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与管控金融风险的高度统一。所以，可以认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或是走出上述两相矛盾困扰的解决方案。
做好“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功课
怎样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这首先得做好“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功课。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盘活存量，主要须做好贷后管理功课。长期以来，贷后管理却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的薄弱环节，为此，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将授信后管理和问题授信处理作为银行授信业务的重要环节予以强调和规范。从贷款发放或其他信贷业务发生后直到本息收回或信用结束的全过程的信贷管理，既是控制信贷风险的重要环节，也是督促信贷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环节，因而也是盘活信贷资金存量的重要环节。大致而言，以盘活存量为目的的贷后管理，主要应做好以下功课：
一是确保授信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尤其不被违约违规违法挪用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炒作。要督促客户全面诚实履行合同，不违约违规挪用授信资金，尤其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将授信资金用于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以及房地产炒作。授信工作人员应及时对授信资金的后续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客户违约时应及时制止并采取补救措施。这是确保授信资金用于合同约定正当用途的必要功课，也是确保尽可能多的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必要功课。
二是伴随融资附加尽可能多的咨询智慧服务，督促并助力客户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授信资金使用效益。金融服务不是简单的融资服务，更在于伴随融资服务的融智服务。按尽职要求，银行授信实施后，应密切关注、了解和掌握客户的经营管理状况，以随时发现并应对有损贷款本息的风险。这还不够，还应充分发挥商业银行信息、网络及专家等优势，伴随融资服务，应附加更多财务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咨询智慧服务，以助力客户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授信资金使用效益。如此贷后管理，相当于为客户增值的售后服务。经验表明，这方面功课做好了，既有利于信贷风险管控，保证授信安全，更有利于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从而更有利于盘活信贷资金存量。
三是严密监控信贷资产质量变化，及时发现、识别并有效管控潜在风险。假若信贷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失察失控，信贷资金存量遭受重大损失，何以言盘活存量？所以，风险发现、识别及有效管控，是盘活存量最重要的功课。所以，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特别强调，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对已实施授信进行准确分类，并建立客户情况变化报告制度；商业银行应通过非现场和现场检查，及时发现授信主体的潜在风险并发出预警风险提示；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偿还能力和现金流量，对客户授信进行调整，包括展期，增加或缩减授信，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并决定是否将该笔授信列入观察名单或划入问题授信；商业银行对列入观察名单的授信应设立明确的指标，进一步观察判断是否将该笔授信从观察名单中删去或降级；对划入问题授信的，应指定专人管理。
四是对问题授信进行处置，以及时而有效地补救、缓释、化解信贷资金存量中已不同程度发生的风险损失。有授信，就有风险，就有可能损失，零风险零损失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及时发现并及时有效地补救、缓释、化解信贷资金存量中已不同程度发生的风险损失，以最大限度地止损。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列举的商业银行对问题授信的措施包括：确认实际授信余额；重新审核所有授信文件，征求法律、审计和问题授信管理等方面专家的意见；对于没有实施的授信额度，依照约定条件和规定予以终止，依法难以终止或因终止将造成客户经营困难的，应对未实施的授信额度专户管理，未经有权部门批准，不得使用；书面通知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分支机构并要求承诺落实必要的措施；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追加担保或行使担保权；向所在地司法部门申请冻结问题授信客户的存款账户以减少损失；其他必要的处理措施。上述措施，或补救，或缓释，或化解，意在最大限度地止损，因而也是盘活信贷资金存量的必要功课。
五是信贷资产转让及其证券化处置。尽管信贷资产的“发起-分销”，即信贷资产转让及其证券化，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而倍受质疑病诟，但若因此而完全否定进而废止信贷资产的转让及其证券化，显然并不可取，毕竟信贷资产的转让及其证券化是盘活信贷资产存量的重要手段，更何况我国远不存在信贷资产的转让及其证券化过度的问题。因此，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从试点阶段走向常规化发展，将对我国金融业下一步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对商业银行来说，在贷款或信贷资产形成后，是继续持有还是转让分销，何时以及怎样转让分销，需要适时根据相关情况作出决策。商业银行这方面的决策及行动将对信贷存量产生重大的结构性影响，做得好将很大程度有利于盘活信贷资金存量。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用好增量，则主要须做好贷前、贷中管理功课，做对做好每一笔新增贷款，以求每笔及总体新增信贷资金的微宏观效益最大化。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详细规定了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技术性规定动作，但本人以为，这方面有几重要理念比技术性规定动作更重要。
&&一是基于“谋定而后贷”理念，充分做好贷前尽职调查及论证。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也是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及行动方面应遵循的兵法。如果说“谋定而后动”，是任何重大决策及行动必须遵循的，其推广于银行新增信贷决策及行动，就是“谋定而后贷”。
二是基于“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贷款新规理念，最大限度确保新增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银监会自2010年陆续发布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统称“贷款新规”，其三大精髓“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协议承诺、实贷实付”，尤其“实贷实付”，是确保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实贷实付是指银行要根据贷款项目进度和有效贷款需求，在借款人需要对外支付贷款资金时，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以及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通过贷款人受托支付等方式，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的借款人交易对象的过程。其关键是让借款人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用途，减少贷款挪用的风险。为最大限度确保新增贷款进入实体经济，就应当严格严格执行此贷款新规。
三是基于信用规则理念，监守授信基本条件，守住风险底线。金融资源是基于信用而产生和存在的，没有了信用，就没有了金融资源，当然也就更谈不上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信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5章引用图克的一段话，阐述“信用”的三个基本特征，就是最基本的信用规则：一是信任性，即信用是以借贷双方的信任为前提的；二是偿还性，即有借有还，到期归还：三是报偿性，即借用者归还贷款时必须付给所有者一定的报酬。银行给这样那样的客户授信，当然必须遵守信用规则，监守授信基本条件，那就是只授信给愿意并能够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客户。做银行授信，做新增贷款，支持实体经济，绝非无条件，而一定要有条件。这是信用规律，违背信用规律，银行与客户乃至社会都将遭受惩罚，更遑论“用好增量”。我们常说做银行要守住风险底线，这正是新增贷款必须守住的的风险底线，也正是用好增量的起底。
四是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理念，选好支持领域、行业、企业及项目，用好信贷增量。按此原则，仍一新增贷款决策，都要在上述起底之上有选择，即效益相对好者优先。由于选择既定，就将放弃其他可能的选择，因此有选择就有机会成本，而按经济学原理，效益最大化选择即机会成本最小选择。因此，银行在做出每项新增贷款选择时，都应当权衡各种可能的选择，比较其放弃的成本，以求放弃的相对成本即所谓机会成本最小。总体而言，按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原则，其最优状态为配置于各处的等单位或等量资源的边际收益均等。上述两者，或许如几何学中没有面积与厚度的“点”、没有宽度与厚度的“线”及没有厚度的“面”一样，只是一种理论抽象，但其意义亦如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作为精准参照，非同小可。
五是基于最大限度增进社会福利理念，遵循国家宏观调控及产业政策大指向，用好新增贷款。当下就是要遵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同时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领域主要包括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还包括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等。薄弱环节主要指小微企业与“三农”领域。后者相当于众所周知的“水桶原理”的短板，其社会边际效益特别大，因而将更多信贷增量更有效配置于后者，其增进社会福利的效应将更明显。
很大程度有待利率市场化
&计划经济的失败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即：资源配置的优化必须基于市场机制。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是这样，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当然也是这样。
&而市场机制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这要从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说起。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简单说就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反转过来调节供求。供求不断变化，价格不断变化，如此不断形成趋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动态均衡。因此，市场机制最核心的东西即价格机制。我们常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集中反映，是体现“看不见的手”的强烈信号，是关系市场参与者切身利益的信号，因而也是市场参与者不得不高度关注从而做出反应的信号。所谓基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价格信号或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当然必须是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而不是政府计划、制定或管制的价格机制。
推而论之，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很大程度有待利率市场化。因为，利率即金融资源的价格，所以如果说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很大程度基于市场机制，当然也很大程度基于利率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就谈不上基于市场机制的金融资源配置，当然也谈不上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更谈不上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境界。
非市场化利率，扭曲的资金价格信号，必然导致稀缺有限的宝贵资金资源错配，让愿意也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且愿意也能够付较高利息的好项目、好企业、好经营者、好创业者的有效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反而让不愿意或不能够按期还本付息的差项目、差企业、差经营者、差创业者的无效融资需求得到资金，从而远离甚而背离资金资源配置的“帕内托最优境界”。不仅如此，非市场化利率，扭曲的资金价格信号，还让套利寻租有活动空间，从而成为金融腐败的温床。这跟过去猪肉、豆腐、鸡蛋价格未市场化时的情形一样。
利率市场化的理想境界即：愿意也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且愿意也能够付较高利息的好项目、好企业、好经营者、好创业者优先得到资金，其有效融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满足，如此则稀缺有限的宝贵资金资源各项配置的机会成本最小，整体收益最大，亦即趋于“帕内托最优境界”。与此同时，套利寻租的活动空间最小，金融腐败的机会最小。这跟当今猪肉、豆腐、鸡蛋价格市场化后的情形一样。
最近，央行发布《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七折的下限，同时取消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2.3倍的上限，由农村信用社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对客户的贷款利率，发出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的信号，这是顺势而为的重大改革信号，也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大利好消息。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利率市场化就势在必行。不妨看看台湾当年利率市场化的背景情况：上个世纪50
到70 年代，其经济保持了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80 到90 年代又保持了20
年年均7.3%的中速增长。其利率完全放开的1989年，人均GDP为7584美元。
与之相比，大陆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也保持了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2012年人均GDP为6100美元。经济发展与台湾利率完全市场化的1989年差不多。
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利率市场化就势在必行？从台湾的经验教训看，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有大量资金剩余储蓄，有大量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又有日益增长的经营及创业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有大量资金需求。有大量资金供给，又有大量资金需求，就一定有市场，有市场就一定需要市场价格，即由供求双方通过竞争性反复讨价还价发现或形成的价格，并由这样的价格调节供求，动态地形成均衡价格下的均衡供求。若政府强制不允许由供求双方通过竞争性反复讨价还价发现或形成价格，并由这样的价格调节供求，市场就会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资金市场的扭曲表现即非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金融。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非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金融，正是资本的这种本性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表现。
台湾当年启动利率市场化的情形即：工商企业难从正规银行体系取得融资，很多只能从黑市借贷，于是无组织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地下金融猖獗。
大陆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居民储蓄余额超40万亿，净值600万以上高净值人群近300万，另有超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供给量不可谓不大；另一方面，大量小微企业、三农及个人创业者从正规金融系统融资又一直是一个问题，相当部分只能从民间或地下金融高息借贷融资，于是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也迅速发展，地下金融乃至非法集资十分猖獗。
据调查估算，2011年大陆民间借贷为4-4.5万亿，占银行各项贷款的8%左右，东部地区占2/3；民间借贷加权年化利率26.34%，最近温州指数为20.54，以超过1年期基准利率4倍为参照，高利贷占比40-50%，总规模接近2万亿；在大部分地区，民间借贷投向以企业生产经营、个人生活周转为主，如湖北用于企业及个人经营周转、扩大再生产、技术更新占95%，海南用于扩大再生产、流动资金占85%。至于非法集资，更是屡禁不止，81%的地方发生过，2012年上半年立案就5660起，是上年全年的2.3倍。
对于民间借贷、地下金融及非法集资，固然要规范、整治、打击，但也应反思其根源，那就是：利率非市场化，压抑了市场，市场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利率市场化就势在必行。台湾银行业上个世纪末经历了那个势在必行的阶段，大陆银行业目前正处于这个势在必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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