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入文革大潮
& & 我当选了筹备组成员之后，就去河北宾馆（现在叫天津宾馆）办公，筹备组临时设在那里，那儿给了我一间办公室。过了些日子，是在三月份吧，周总理又指示：天津市要做一个试点，成立五代会，即：工代会、干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联合。因此组织筹建工代会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筹备组领导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五代会中工代会是第一个召开成立大会的。我们三个人，孙长瑞调去组建干代会，我和王洪章是组长、副组长。我就提议，把张承明请进筹备组当个副组长，他虽然落选了，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工人造反派。上报给支左的解放军后批准了，他也来上任了。我们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在全市调查摸底。我的意见是：造反不分先后，在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只要造反组织能联合起来的，就吸收进工代会。调查后，大家开会，确定参加工代会的群众组织，张承明也参加了。所有的系统都顺利通过了，可在&641&也就是现在的大港油田的问题上出了点差头。当时的&641&属于半军管单位，早就被部队保护起来，可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五一&，另一派是&大联委&。&五一&这派复员军人多，得到部队的支持；大联委是老工人多。两派斗得很厉害，合不到一起。联合调查组的意见：同意部队支持的&五一&，我也同意了。而张承明支持&大联委&，这就产生了分歧。当然是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五一兵团被吸收为工代会成员。
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于日在体育馆召开，开会那天李雪峰参加了。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说他已经在天津活动一段时间了，也找了不少人谈话，具体要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工代会成立大会张承明没有参加，大会结束了，开会的人们走出体育馆，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体育馆周围贴满了大字报，公开打出&打到李雪峰&的旗号，宣布成立&反复辟&--也就是大联筹的雏形。张承明公开站出来，另立山头，和五代会分庭抗礼。市工代会成立的这一天，标志着天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公开化。大会后，经各系统代表酝酿协商，市工代会的领导班子最后定下：组长林启予（电业）；副组长李荣贵（铁路）、金家瑞（外贸）；成员王洪章（冶金）、王勇（财贸）、姜卫东（房管）、刘晓云（军工）、张连友（一轻）、陈玉泉（新港），一共是9个人。
& & 五代会成立以后，天津一片欢喜，虽然也有一点小乱子，大字报、口头辩论不断，但问题不大，也无妨大局。五代会内部各种观点错综复杂，纠缠不清，还经常搞出一些摩擦。
& & 五代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活动，就是3月20日在广场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每逢开会都是我牵头组织，我在下边要做许多工作，得把五代会统一了，包括各个队伍站在什么位置，不同观点的队伍不能挨得太近，大会谁来主持，都谁参加，发言的次序谁先谁后，如何交叉，标语口号如何制定......当时开大会，喊口号是一个重要程序。开会之前，我就看见江枫把许光黎叫过去，不知谈了些什么，结果一开大会，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发言的次序变更了，把陈相文（南大八一八的头）发言排到了最后，下边就有了一些躁动。最要命的就是口号，当时开大会都要反复地呼口号，除了毛主席万岁之类的通用口号外，还有结合当时形势制定的一些口号。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制定的口号是&1.21政法公社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并再三叮嘱领喊的人，一定要按这个口号不能变。但是他一喊还是变了，把口号中的政法公社四个关键字给没了，变成了&1.21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因为当时参与公安局夺权的单位很多，其中包括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等等，军管以后，该事件定性为&政法公社反革命夺权&，把社会上的其他参与单位都解脱了。但解脱了并不意味没参加，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这个口号一喊，无疑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那还不炸了锅！学生可不听那一套，主要是天大的，呼啦就涌上了主席台，连喊带砸，把大会给搅了。
铁路系统虽然参加了工代会，但内部摩擦仍时有发生。日夜铁路北站调度所发生了被砸事件。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5月13日早晨8时许，我去工代会上班，刚到了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是支左联络站总机转来的，说：&三号找你。&接下来就是刘政和我通话，他说：&昨天晚上北站调度所发生武斗，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他接着指示我说：&你不许掺和，不许派人支援。&我说&是。&电话刚撂，李荣贵就带了两个人进了我的办公室，劈头就说：&我们被对立面的人打了，你得派人支援。&我问：&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他说：&昨天晚上。&我说：&那我派人去打谁呀？&他不说话了。我问他：&那你现在怎么办，还有什么要求？ &他说要去北京告状。我说：&可以。&于是向市里要了一辆吉普车，又派了姜卫东和管万安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姜卫东他们回津后告诉我说，他们和李荣贵等人去了华北局接待站，向接待站人员讲述了调度所被砸，致使调度所指挥失控，火车停运若干小时的经过。这件事情暂时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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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正值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10周年之际，市里在体育馆召开纪念大会。开会之前，天大、南大已经贴出了打到胡昭衡的大字报。我跟市里建议，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最好别让胡昭衡参加，请他回避一下。我已经估计到可能要出问题。当时胡昭衡是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员，天大要打倒胡昭衡主要是发现了胡昭衡有&假党员&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也亮给市里了，胡昭衡的事情我们工代会不介入，由中央定，由市里定。我也嘱咐工代会的人不许贴大字报，不许到外边去瞎议论。但市里就不同意，非要让胡昭衡出席。胡昭衡自己也愿意出席，因为那时的干部也都希望自己有个&亮相&的机会，表明自己没问题。看到市里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耍了滑头，跟农代会的翟殿柱说：&我感冒了，明天的大会怕是去不了了，你去主持吧，你农代会也是五代会的。&翟殿柱不知内情，也乐于出面。许光黎安排体育学院的体育公社飞舟队的人保护胡昭衡，但是人不多。结果，胡昭衡一上台，会场呼啦一下就乱了，刚稳定些，大会宣布开会，天大的学生就冲了上去，和体育公社的人打成了一片，抢话筒，高呼打倒胡昭衡！这就乱了，幸好没有形成武斗，刚宣布开会就不欢而散。体育学院上午吃了亏，心有不甘，下午又组织两辆宣传车，手持棒球棍，到天大叫嚷。天大的学生不甘示弱，把棉被褥用水浸湿，顶着往前冲，拽住一个就臭揍一顿。体育学院的人虽然能征善战，但架不住天大人多势众，结果体育学院的人被打得落荒而逃。
还有一次，天大八一三把南大八一八的人逮走一个。又叫我去要人。我认识他们啊，就在我原先上学时住的那个楼。一看，屁股蛋子上都是眼儿，在一个板上摁上图钉，专往屁股蛋子上打！没有深度，有点渗血。我给接出来送还南大八一八。
& & 这是五代会内部的几次武斗。当然，和大联筹的对立也在不断升级。
& &&&五代会成立以后就要准备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可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1967年3月下旬，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到北京谈判，五代会的，大联筹的，还有中间派，都去。我当时在宾馆的后楼办公，江枫在前楼。他的秘书来找我说：&江枫说了，你是五代会谈判代表团的团长，给你们工代会9个名额，其他参加谈判的人你拿一个名单。&名单拟好了，在工代会开常委会通过一下，交上去。正要通过名单的时候，段曙光把我叫出去，他是支左联络站支工组的头儿，他说：&你有三个问题：一、你姐夫是历史反革命（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统一填表参加了国民党中统，但没干过坏事，已作为一般历史问题结论；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河西区教育局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告别仪式上遗体覆盖着党旗。）。二、你爱人是资产阶级出身。三、你岳父曾经被判刑（我岳父是开货栈的，解放后曾为王光英存过货，是易燃品，结果着火了，货物被烧，他因渎职被判三年监禁）。因此你不适合去北京谈判。我们的意见叫白长福去，他也是电业局的，也是工代会的委员。&
我还是顾大局的，其实这些问题在我进革委会筹备组、工代会的时候就已经审查过多少遍了，现在又提出来，肯定是托词，不让我去肯定是另有原因，大概是因为有人认为我是学生，不是纯工人，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后来我才从一个空军支左的军代表那儿了解到真相，他离开之前来看我，说：&你主要是学生！他们怀疑你有派性，总倾向天大八一三。&）我当时没有回过味儿来，心里虽然不舒服，但嘴上还是挺痛快地说：&行啊，我没意见。&回到常委会上我就宣布，白长福去北京开会，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在家留守，主持工代会的工作。工代会的常委也都相信了，他们不了解上边的意图，都没说什么，名单通过了。日他们到北京去谈判。
会怎么开的我就不知道了。4月7日、9日和10日，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了参加谈判的代表。陈伯达是主管，据说总理、康生、江青等都出来了。谈判结束，定的调子是：天津市斗争大方向是万张反革命集团，天津的革命委员会暂缓成立，以五代会为基础，继续扩大大联合，把没有进来的造反组织都吸收进来。
& & 丁玉琪是百货公司的职工，党员，他是一商造反派的头头，是财贸系统中另一个山头的代表人物。按照中央的意图，应该把他们吸纳进来，这我完全同意，但是，要在工代会领导层里安排职务却有一定的难度。江枫就曾经问过我：&给他安排个副组长怎么样？&我说不行，中央定的调子是以五代会为基础，财贸已经有了金家瑞，而且是工代会的副组长，我总不能把现有的班子成员都拿掉，把位子都让给他们吧！在工代会支左的是解放军74师的田克华政委，他知道，在对待财贸系统的问题上军队和地方（主要是江枫）的看法不一致，于是就私下对我说：&咱俩去塘沽，躲开是非，财贸的问题咱不管了。&他的主意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们俩就去了塘沽，走访了天津化工厂、大沽化工厂、塘沽盐场等国营大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促成造反组织之间的联合，并吸纳他们进工代会。
& & 从北京谈判回来以后别人都回单位了，我还得继续主持这个摊子。北京开会的调子一传下来，天津可就乱套了。最先开始乱的是和平路，两派的人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宣传车、辩论车都集中到了和平路，街头辩论，先是嘴斗，到处是辩论声，传单满天飞。和平路是一条商贸街，大联筹在财贸系统势力比较大，结果辩着辩着，大联筹就把和平路给控制了。大标语一边倒，东北角官银号鸵鸟墨水的霓虹灯广告变成了李雪峰的脑袋，满街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制造着对立情绪，五代会的人根本不能去了，一有小股的游行队伍进去，就被手持棍棒的人追着打。
& & 当时整个和平路被大联筹统治着，五代会的人根本进不去。姜卫东是工代会的常委，一天晚上，我们派他去给《天津日报》送个稿子，支左联络站出了一辆罗马吉普，一个当兵的开着。《天津日报》的老楼离和平路很近，办完了事，姜卫东就让司机拉着他到和平路转一圈。他以为自己坐的是军车，到和平路兜风看看，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走到少年宫，车被大联筹工矿造总铁血团的人扣下了，一看车里坐的是姜卫东，不由分说，就把他从车里揪出来，一顿乱打。大联筹的人让他喊打到李雪峰，他就是不喊。打完了又当街示众，最后被关押到少年宫里。司机是现役军人，车又是军车，他们没敢动。司机就回来报告了，说姜卫东被人打了，关押在少年宫。我们赶紧找刘政，刘政够厉害，马上通过公安局的专线找到他们，说：&限你们在12点以前必须把人放了，不放我就抓你们，把你们都逮走！&不到12点，11点多吧，来电话了，说人已经放在花园路那边。我们赶紧出车把他接回来，安排在宾馆里，他当时穿了一件短袖衫，身上都是血。刘政又亲自到宾馆去慰问一番。他在宾馆住了一个礼拜。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姜卫东从此名声大噪。
& & 当时李荣贵回单位不露面了。金家瑞单位两派也闹起来，后院着火了，自顾不暇，工代会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没人商量，也没法请示，我就独断专行了。五月初，情况不断反映到工代会，我可就有点急了，说：这不行，和平路必须闯过去！谁再喊喇叭就给我拔掉！有人担心出事，我说没事，出了事我负责。于是组织工代会在海河广场开大会，会后上和平路游行。电业、基建、化工等等，都是能打的，人人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手持白蜡杆，在前边开路。上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沿和平路向东北角进发。一路上势如破竹，高呼五代会、大联合的口号。白蜡杆撴在地上，齐唰唰发出洪亮的声响。对方有个高音喇叭突然喊起来，马上就有人冲上去给拔掉了。没有人出来闹事，也没有发生打架斗殴，游行队伍非常顺利地走到了东北角。我没有在队伍里，跟几个记者在一边观察，记者们也都觉得非常兴奋，一吐多日积压在胸中的怨气。第一次闯和平路获得圆满成功。这件事完全是我组织的。新华社的记者都是支持五代会的，他们说：&这回可解气了！&上边的领导也乐了。
& & 7月7日又发生了大联筹围攻砸毁3527工厂事件。这是1967年大联筹的一次大行动，也是全市大武斗开始的一个信号。起因是天津市第55中学的两派组织发生了矛盾，一个是红代会；一个是红革会（属大联筹）。3527厂是军工单位、工代会的成员，就在55中的隔壁，支持学校的红代会组织。红革会的人就叫来了大联筹，包括河北大学井冈山、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造反总部、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一下子把3527厂围住。告急电话就打到了工代会，同时厂里又派专人赶到工代会，请示我怎么办。&人家已经派兵了，我们派不派人？&当时工代会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不正面冲突，派人把厂里的工人安全转移出来。另一种就是主张派兵和他们对打。我当时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觉得不能打，一旦打起来，很可能造成伤亡，后果难以预料。于是决定：撤！不正面冲突。我将我们的决定请示了支左联络站的领导，并派出电业和基建的队伍，从工厂的后门将全厂职工安全转移出来。工厂空了，大联筹的人攻了进去，在厂里一通哄抢乱砸，还打电话给消防队，谎称工厂着火了。消防队派出两辆消防车到工厂灭火，被大联筹扣下，把消防车也砸坏了。两派没发生武斗，成了大联筹单方面的行动。7月8日陈伯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负责人，并指示：&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怎么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吗？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工厂。我上边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群众的。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根据陈伯达的指示，五代会组织各个单位到现场参观。现场得有人保卫啊，以防大联筹的人再来怎么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工代会成立了护厂队、文攻武卫队，是工代会直接组织的队伍，大约有800人，保卫展览会。这个厂是解学恭蹲点的厂，由于各造反组织之间的联合搞得很好，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
& &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李荣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朗了。我们主要的分歧点是：工代会到底应该依靠谁？我主要依靠造反派，他想为一商革联、二商革联要地位。我对他们的态度是：你进工代会可以，但不能吸收为领导成员。李荣贵却希望在领导层里多给他们争取一些名额。矛盾焦点集中在组联组。工代会有一个组联组，负责组织各单位的联合、发放加入工代会的证明。这个组由李荣贵负责管理。组联组的负责人是卷烟厂的张连友，他净给我惹祸。比如说，一个单位有两派群众组织，已经给一派组织发了证，另一派组织也来要证。按道理先不能发了，把两派都叫来，促成联合，然后再统一发个证不就完了？可他呢？又把证给发了。结果两派争得更欢了，都说自己是工代会的正根儿，都来找工代会评理，搞得乱糟糟。气得我就想干脆把他拿掉，让他回单位得了，而李荣贵却护着他。就是这些工作上的分歧吧，惊动市领导了，他们也怕后院起火啊，市革筹的领导就来工代会听取汇报。我和李荣贵各抒己见，市里听了不表态，结论是斗私批修，各自都做自我批评，自己到宾馆去办学习班。
& & 大联筹的表演越来越疯狂，天工八二五就成了大联筹的总部。很多去过那里的人都说那里阴森可怕。我也是出于好奇，想一探究竟。有一天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天津工学院，只见院里冷冷清清，很少有人出入，似乎所有的窗户都用油毡钉死，透不出一点光亮，让人隐隐约约感到有无数的眼光在盯着院里的每一个人，确实有点瘆人。我不敢进楼，也没敢多呆，只在门口处转了一圈就赶紧走了。7月24日以天工八二五为首的造反组织查封了《天津日报》，8月9日又上演了一出&火烧政师&。那天，我们正在办学习班，任学明来了。他是中学红代会的常委组长。他进门就说：&大林，政校的红代会被人围困了！&政校就是天津政治师范学校，在河北区，学校里两派组织，一个是红代会，一个是红革会，红代会已经是五代会的成员，红革会属大联筹。来人说得邪乎：学校大楼被围困了，他们放火烧楼，有的被打了，有的跳楼了，有的被强奸了......又是大联筹围攻五代会！根据此情况不支援不行了，任由大联筹嚣张，五代会的人心就散了。箭在弦上，容不得多想。当时工代会的常委都在，李荣贵也在，经大家研究，就看我怎么表态了，我对任学明说：&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带人过去。&任学明回去，我就去了3527厂，我们的队伍在那，其他常委都没提出异议，
& & 河北区是大联筹的天下，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我事先查看了地图，选择了609厂作为立脚点。609厂在小王庄一带，也是个军工厂，是参加工代会的。我们是下午到的，人派过去了，到政校一看，人家那边的围攻已经结束了，楼也烧了，人员也都撤走了。两边没有交锋，我们的人也都撤回609厂待命。到了傍晚，609厂的春雷造反组织就把津京公路给封了。津京公路是通往天津工学院的主要道路，天工八二五当时已经是大联筹的大本营了，把守森严。封路之后还抓了一些人。天津大学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围攻政校的活动，围攻之后撤回到天津工学院，天大的林红桔带了一些学生去给他们送饭，被封路的工人扣下，带到厂里。干代会的许光黎当时也在场，说：&打他！&我说：&什么？你敢动！你要是敢打人，我可要采取措施了！&厂里那么多人，一打不就乱了，一乱局面就难以控制了。我认识林红桔，她是天大八一三的，比我低一年级。我对她说：&放你走了，赶紧带人回家吧。&把人放了。我的人多，大家都听我的，没打起来。许光黎一赌气走了。我刚处理完天大那档子事，回到楼上的临时办公室，我的司机李月波就跑来对我说：&林头儿，要出大事了，李芝林（化工的一个头头）要把何振武的大筋给挑了！&我问：&在哪？&他说：&就在后边的大院里，你得看看去。&我赶紧下楼，司机领着我到了后院，然后小声对我说：&看见了吗？那个就是何振武。&只见他光着膀子，在墙根儿蹲着。我说：&这样吧，你去把电业的几个人叫来，把人先放在我的汽车里，派人给我盯住了，谁也不许乱动。&电业的人都听话，这事就处理完了。还扣了一辆大轿车，是天工八二五的一个宣传队，他们是演出回来，走到这里被扣下。可能还有一些，都被关在工厂的食堂里。我去看过，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我问：&他们吃饭了吗？给他们吃饭啊！&回答说：&给了，给了。&
& & 一夜过去了，平安无事。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66军政委杨银生带队来了，有侯再林、苏强，还有几个解放军，找我谈，说：&我、江枫、胡昭衡去天工八二五谈了，他们说你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扣了。现在江枫和胡昭衡被扣在天工八二五做人质，为了避免武斗，你们得放人。&我说：&没问题，马上放人。&他问：&何振武在吗？&我说：&在。&他又问：&演出队在不在？&我说：&在。&他接着问：&打没打？&我说：&可能打了两下子，但具体的我不知道，我撂下话了，不许打人。&609厂是做电缆的，厂里的工人一人一个用电缆做的大鞭子。我判断打人肯定是打了，但没什么后果，如果问题严重，早就有人向我反映了。我说：&放！&于是叫人去通知609厂的造反派和军代表。先放的宣传队，我说：&杨政委，这就是他们的宣传车，人可是放了。&然后是何振武，&这辆车就是何振武的，放啦。&稀里哗啦，人是都放了。杨银生走了。我也认为没事了，就回工代会了。
& & 中午，大联筹的大队人马就开始围攻609厂。怎么打的我就不知道了，是姜卫东代表工代会在那指挥，还有609厂的造反派。这是后来听说的。他们开来一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被609厂的工人截下。天机的一个工人又开着这辆反击过去，谁知推土机半路熄火了，大联筹的人蜂拥而上，把人给打死了。这是死的第一个人。还有一个是641的工人，大联筹的人，攻上来又撤回去，被误认为是五代会的人，也被大联筹的人给打死了。这是死的第二个人。大联筹的人攻上来，609厂的一个工人用自制的土炮还击，他没经验不会用，结果被土炮的后坐力给坐死了。这是在现场死的三个人。609厂告急，要求增派人手。马上组织了一拨人，去609厂支援，走到半路上，被人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打死了一人。没有支援到位。我急了。这时候，也就是8月10日下午，陈伯达和郑维山（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的指示就到了：&攻打609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的工人阶级保卫609厂！&指示不是给我的，是通过支左联络站传达到我们这的。据我后来查到的有关文字记录：8月10日下午，陈伯达、郑维山对&609厂事件&作出指示：&你们（指攻打609厂的大联筹）这样做是错误的，错误不要犯得太多了，第一次、第二次是可以原谅的，不要把自己引到没有出路的道路上。我们国家是大好的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要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做破坏国家财产的事，不要上少数坏人的当。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革命职工报》1968年编印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44页）有了尚方宝剑，我的信心更足了，立刻组织了20辆卡车、近千人的队伍，亲自带队奔赴609厂。我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对司机说：&你就开车往前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只管给我冲过去。&还好，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阻挡，只有一处路障，停车搬开就过去了。李荣贵也用火车调来一部分人马。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这时候，609厂已经聚集了上万人的队伍，见到大批援军到来，大联筹的人也不敢再贸然围攻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两边的人相隔有三五十米，互相投掷酒瓶、石块，他们又开过来一辆推土机，但推土机里无人驾驶，是定向的，把传达室撞坏一角，把大门撞开，又撞到树上，熄火了。我们在喇叭里反复播放陈伯达和郑维山的指示，见到了效果，大联筹的人渐渐散去。人到了，也没交手。大联筹没有攻进609厂，却把旁边的一个自行车配件厂给抢砸一通。我们的人没砸也没抢，这么多人吃的用的--饼干、面包、罐头、面粉......都是由工代会开具借条，通过正常渠道领取的。
& & 第二天早晨，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王一来了，问了问情况，还问我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就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对609厂实行军管，你们撤出。我说：&没问题，撤出。&上午定下来，下午队伍就开始往回撤。撤的过程当中又出事了。
& & 工矿造总组织的一个人叫张鸿俭，他认为大联筹已经攻下了609厂，就跑到厂门口看热闹，结果被撤离的队伍给逮了。还有一个人是粮食系统的，是工代会的人，他开着个车在3527厂门口转来转去，也被3527厂的工人带回厂里。要不说这观点的事情说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俩人分别关押，一个被关在3527厂军代表的屋里，一个被关在职工的更衣室里。这些情况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人太多了，我忙着疏散队伍，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根本顾不上那些事。一会儿有人来告诉我说，关在军代表室的张鸿俭被打了，我赶紧过去看，挺壮实，五大三粗的一个小伙子，被打得不轻，肩膀上还挨了一刀。赶紧找来大夫给包扎处理，说不要紧。原来回厂以后，不知道这话是怎么传的，说他参加了政校的围攻，强奸政校的女学生里就有他，于是遭到暴打。我还有事要处理，出来的时候对看管人员说：&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可就要出事了。&12点了，又来人告诉我说，人死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着急，又来人说后边又死了一个人！&怎么又一个！哪来的？&来人怎么来怎么去跟我讲了一遍。我赶紧去看吧，屋子里一个人也没了。这就赶紧去找军代表，人是在他屋里死的，商量怎么办。军代表姓张，是个连长，他请示了支左联络站后，把姜卫东叫来，让他先找个地方把人扔了，不要放在厂里给大联筹留下口实。于是小姜把人拉到李七庄子，体院那边一片野地里扔了。要说姜卫东这人也明事理，把人扔了以后，他就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把死人的经过向公安局报了案。果不其然，第二天，这两具尸体被大联筹抬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折腾了一通，后来又成了第二次谈判的一个重要焦点。
本帖最后由 刘振义 于
10:16 编辑
四、&&中央首长的11次接见
& & 日晚上12点左右，解学恭通过军队的专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中央定了，举行第二次谈判，你代表工代会，一共给你们7个名额。&让我赶紧把名单定下来。我连夜草拟了一个名单，并召开工代会的常委会，讨论通过。我的意见是，在&609武斗&中有功的单位都去，工代会里我和姜卫东两个人去。李荣贵对姜卫东比较反感，他提议让军工的刘晓云去。我是比较护着姜卫东的，因为&609武斗&开始是他在前方参与指挥的，我说：&姜卫东必须去，工代会去两个人就不少了，我和姜卫东，其他的都让下边单位的人去。&名单定下来，商量的结果，有609厂春雷造反组织的韩恩荣、3527厂联总的庞连仲、市政公路三团的侯纯民、电业造总的白长福、基建联总的白启荣等。名单定下来以后，第二天早晨6点把名单交给解学恭。转天开车去北京，住在动物园那边的北京政治师范学校里。三层是大联筹，二层是五代会，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支左联络站去了几个人，没有地方干部。
& & 这次谈判从日开始，一直到12月8日，共进行了一百天。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第二阶段是大联合；第三阶段是成立革委会。所有的接见都在晚上12点以后。主要是中央领导讲话，陈伯达讲得最多，他的闽南口音十分浓重，一般人都听不懂，郑维山给他做翻译。第一阶段谈判，双方不要再打了，共同成立一个制止武斗领导小组，由支左部队挂帅，五代会这边是王勇、姜卫东、白长福参加。大联筹方面是李勇代表，也是三个人，共同组成制止武斗领导小组，办公地点就在现在科委的那栋楼。以前的问题都不许再提，以后再出问题就由制止武斗领导小组负责解决。
& & 从第一次接见起，中央的态度就已经很明确了。会议进行到大联合阶段的时候，解学恭、江枫找我谈过一次话。秘书把我接到民族饭店，他们住在那边。解学恭问我：&你对大联合有什么看法？&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第一次北京谈判时没让我参加这档子事来，当时虽然接受了，但心里总还有些疙瘩，于是我就说啦：&我先说我家庭的吧。我这么个社会关系，你们不考虑考虑？&这话当然是针对第一次谈判不让我参加的所谓&三个理由&，这个时候我得找补回来。本来么，并不是我要当这个筹委会的成员，选举的结果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把张承明选掉了，我得票最多......所以这人啊，有时候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江枫不容我再说，把我的话打断了：&你的家庭我都了解，别说了。你就说说大联合怎么促。&我就谈了我的观点。首先分析了天津市整个造反形势，都是由各个大专院校串联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其中，以大学串联起家的工人造反组织中，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影响最大，在天津的工业企业、各大系统行业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应该是大联合的骨干。其次是河大八一八，他们在冶金、机械等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第三，天工八二五是大联筹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联系的单位多，组织比较分散，成分比较复杂，成行业系统规模的比较少，大多是社会零散单位。因此，在这种形势下，要稳定天津的形势，促成全市的大联合，必须以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为骨干，团结河大八一八，分化瓦解天工八二五。解学恭和江枫没说什么，都不表态。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没有接见的任务。郑三生、杨银生等又派车把我接到八大处北京军区所在地，在天津支左的海陆空部队领导都在那里，他们又让我陈述了一遍我对天津大联合的观点。郑三生、杨银生等都没有表态，空军一个在红桥区支左的副师长叫汪润田，实说了自己的看法：&小林啊，你的观点对。&
围绕大联合的讨论似乎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首先在领导接见的时候，态度日趋明朗，支持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暗示大联筹这个组织不行，应该解散。这在大联筹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时间是日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人，陪同接见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解学恭、江枫、杨银生。陈伯达主持，白金生是大联筹的代表，我代表五代会。上来先挨个介绍，陈伯达看了名单以后，先问的大联筹：&你叫白金生？&一句话就完了。等介绍到我了：&你叫林启予？&我说：&是啊，我是林启予。&陈伯达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林少文。他又问：&他还有别的名字吗？&我回答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又问：&你爸爸读过书吧？&我说：&读过。他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的。&他看了看我问：&你知道你名字‘启予'是怎么来的吗？&他接着说，《论语》里有一句话，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你的名字出自这个典故。
& & 原来陈伯达早就认识我父亲。早在1932年以前，我们家也就是吉鸿昌家在天津法租界的霞飞路（今天的花园路），已经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吉鸿昌毁家纾难，四处筹措经费购置武器，曾一次交党费六万银元，为抗日前线购买武器。我父亲就是购买武器、运送武器的当事人。1934年吉鸿昌在这栋小楼里创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亲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在三楼设秘密印刷室，出版了《民族战旗》、《华北烽火》等抗日刊物。这些活动都有中共党人参与，地下党的陈伯达、南汉宸、朱其文、宣侠父等人，就在我们家三楼办公，吉鸿昌出经费供给他们，陈伯达就在我们家住着。
& & 市里肯定知道我们家和陈伯达的关系，但这些事情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陈伯达在这个场合一点，说到这种深度，我就明白了，这是在释放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的调子已经定了，完全倾向五代会。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我再多说什么。因此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始终不发言。只是到了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会议结束的时候，由别人起草了一个讲话稿，让我代表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邀请总理参加天津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我在此次会议期间，11次接见中唯一的一次发言。当时我姨还活着呢，我回天津以后和她说起开会的事，她问我：&这事谁管着呢？&我说是陈伯达。她说：&嗨，不就是‘白毛狸'（陈伯达的外号）吗？我给他写封信，让他接见你。&我说：&不用了，现在陈伯达已经站在五代会这边了，基本上大局已定。&信没写，我也没去找陈伯达。这完全是蒙的，是我的下意识里觉得没这个必要，不是我如何如何有先见之明。幸亏没写这封信，要是真的写了信，陈伯达也接见了我，我就更说不清了。（后来还真为此事查过我）
陈伯达、谢富治不断发言批评武斗，大联筹也予以反驳。陈伯达说：天工八二五，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吗？天工八二五的赵建敏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66军的问题。
& & 第二次接见是8月16日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2点半左右。有陈伯达、谢富治，还有军方的李天佑、郑维山等人。继续解决制止武斗的问题。陈伯达进场后先问大家：你们打电话没有？扣的人放了没有？双方在回答问题时互相辩论，争吵不休。陈伯达说：&昨天没有放的就算了。现在就放，12点（指当晚12点）前全部放完。不放就不谈了，就散会。同意不？&双方都表示同意后，陈伯达要求双方各出三个代表签字。然后中间休息，要两派马上打电话通知放人，放人之后再谈。17日1时30分继续开会，陈伯达同意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军管会出一名代表，回天津检查放人的情况，并要求双方协商拟定制止武斗的协议。
这期间，谢富治还有一次单独接见，参加人主要是大联筹里边的工人代表，工代会的代表旁听，江枫参加了会议。谢富治当时还兼任公安部长，主要是解决天津港武斗问题。这次武斗规模很大，造成了天津港全面停产。谁挑的头儿呢？白金生！白金生领导的&荣复转退军人造反总部&参与了这场武斗。谢富治发言，直截了当地点了白金生，下令&今天晚上12点以前必须把你的人全部撤出，我进驻部队一个团，你们的人要是不撤出，就逮捕你们。不能影响天津港的正常作业。&散会以后，马上叫白金生打电话，把他们的人都撤出来了。这次会本来没我们的事，我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坐在一边什么话都不说。姜卫东就坐在我旁边，可能知道点什么，这时候他就站起来了，哇啦哇啦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说得口吐白沫，无疑是火上浇油。他倒霉也就是从这开始。刚一散会江枫就找我说：&这个代表撤，给我换一个，谢副总理说话了。&帮倒忙了！人家上边调子都定了，你就别再激火了！我就找姜卫东谈：&你回去吧，谢副总理发话了，我也保不了你了。&他回天津了。我打电话把李芝林换来。
& & 第三次接见是8月18日凌晨1点半至4点半。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李天佑、郑维山等出席。陈伯达先问了天津港武斗解决的情况，要求双方各出五名代表一起协商起草制止武斗的协议。然后双方代表交替发言。辩论到对解放军的态度问题时，天津市第三配件厂的一个代表叫董广发，他是代表大联筹的，站起来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反对解放军，而是反对军内的‘一小撮'！&这时戚本禹就在台上坐着，而最早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正是戚本禹，他因此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可当时事情并没有公开，好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内幕。戚本禹就说话了，叫他不要再提&抓军内一小撮&。可是董广发偏偏不知趣，还站在那不停地辩解，戚本禹&啪&的一声拍桌子站了起来，会场的门也开了，几个便衣迅速地跑进了会场，大联筹的人一看情形不对啊，生把董广发给摁在座位上，不让他再说。戚本禹讲话很严厉，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议以后，如果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定为法西斯组织。
& &第四次接见是8月19日凌晨3点半左右。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中央领导走进会场的时候，大家起立鼓掌。陈伯达走到台前对大家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什么掌呀！我们来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以为一鼓掌我就会高兴？不会高兴的！谢富治插话说：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陈伯达批评了前一天大联筹冲击五代会的游行队伍，也询问了五代会游行队伍说没说刺激对方的话。谢富治还特别讲了大联筹的白金生，说他不像个三轮工人。白金生马上回答说，自己确实是个三轮工人。谢富治询问了白金生的历史，然后对他说：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 & 第五次接见是8月24日晚上快11点的时候，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参加接见的有谢富治和郑维山。陪同接见的天津领导除老三位以外还有66军军长郑三生。这次会议通过了双方达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还讨论了《六四一厂协议》和《塘沽协议》等等。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谢富治批评双方都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郑维山讲了一段话之后，天工八二五的赵健敏当场质问郑维山，郑维山显然是生气了，大声说：&你这是让我把刚才讲的话收回吗？！难道强奸犯、抢劫犯就不要处置吗？&说完就退席了。
& & 第六次接见是9月8日凌晨1点左右至5点半。陈伯达、戚本禹先到。天津的老三位还有肖思明（66军政委）陪同接见。大联筹的白金生要发言，陈伯达说：又是你？算了吧，换一个。这时，江青披了个斗篷在谢富治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一落座就抢着发言：&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我听了一个录音，林造反是大坏蛋，他强奸妇女，这个人还能要他......对这种东西要专政！（大家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愤怒极了！我们有责任。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林造反是大联筹工矿造总的头，和李勇、程国富在一起的。李勇没来开会，程国富来了，就在台下坐着，江青没有点他的名。河北区一个二轻系统的厂子被工矿造总给砸了，被砸的群众组织里有几个女工被他们给强奸了。这是&609武斗&之前发生的事情，和&609武斗&没关系。江青讲话之后就把林造反逮捕了。录音是女工的控诉。
& & 第七次接见是9月14日凌晨两点到早晨5点半。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和郑维山。这次接见不光是天津的代表，还有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地的群众代表和当地领导及驻军首长。接见的主要议题就是要促进大联合。陈伯达一上来就高呼口号：&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代表们也都跟着喊。他问：天津已经联合了没有？台下回答说没有。大联筹的代表说，他们自己捉了28个坏人，陈伯达带头鼓掌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他做了长篇讲话，对大联筹有批评也有表扬。谢富治说，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坏人，合乎毛泽东思想。问五代会抓了没有？接着就是五代会的人汇报，说是已经通过了内部整风，大家交换了意见。
& & 第八次接见是9月26日，晚上12点半到2点半。有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等。除了天津的代表之外，还有保定的赴京代表团。开始陈伯达没到，谢富治先讲话，他表扬天津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他问：大联筹的赵建敏来了吗？赵建敏说来了。谢富治说：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周总理问赵：你是按主席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建敏赶紧说：我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是错误的。周总理还讲了很多鼓励天津工人的话。本来谈判代表中没有天津师范学院的人，临时叫来一个师院的女学生，我挺佩服她的。她站起来反映单位里大派的组织掌权后扣押小派群众的工资，总理几次示意让她坐下，可她就是不坐下，坚持将自己的意见完整地表达清楚。最后总理给予肯定和支持，并指示天津的领导要尽快予以解决。陈伯达走进会场，总理退席。他说了一些鼓励和祝贺天津大联合的话，说保定的协商气氛不如天津，然后就带头高呼口号：向天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大家就喊：毛主席万岁！有人在发言中称陈伯达&首长&，他说：&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没有什么官名。你看我有什么官名？你们都是各个组织的勤务员，我连个勤务员都没有当上。&
& & 第九次接见的主要对象是大联筹，时间是10月10日晚11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半。陈伯达讲了一段话之后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赵建敏？赵建敏来了没有？你们到前面来讲嘛！听说你有一套意见，今天就是要听听你的意见，看你的意见站得住站不住嘛！&赵建敏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陈伯达话里有话地说：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老百姓！会上赵建敏和程国富吵了起来，工矿造总的何光临也站起来揭发赵建敏的问题。紧接着又有人说何光临两面三刀，陈伯达、谢富治则支持何反戈一击。有人表态要和赵建敏一起战斗到底，陈伯达问：你向谁战斗？回答说：走资派。陈伯达问：哪个走资派？答曰：万张反党集团。陈伯达说：你晓得万张集团的人在你背后操纵吗？这些谈话都是明显地在给大联筹施压。
& & 第十次接见就到了11月22日了，从凌晨2点半到5点半。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陈伯达在讲话中态度已经十分的明显。比如他提到了大联筹的张承明，并引导他说大联筹就是不好。他质问刘秀荣（小站镇的年轻教师，大联筹观点）：&你是受什么人委托？你是大联筹的，你搞的恰恰是复辟！&他表示：白金生这个人我很反对。赵建敏这个人我是反对他的。陈伯达、谢富治等反复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按系统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大联筹这样的跨行业组织。陈伯达更是多次点大联筹的名，说：&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们负责任。&
& & 几次接见形势都对大联筹十分不利。这时候大联筹内部就开始分化了。首先站出来的是程国富，他是工矿造总的二把手。还有一个是冶金造反组织的魏洪全，代表人物就这两个人，张承明也动摇了，白金生这个人不表态。晚上在我们驻地的小饭厅，大联筹的人自己就开始辩论了，这些人主张加入五代会实现大联合。天工八二五的赵建敏死活反对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主张和五代会平分天下。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人都站到桌子上，我们都在场，站在一边看热闹。
& & 工作主要就是中央领导在做，他们在接见时不断地灌输一些观点，施加压力，促使一些人重新思考，有些人一看没戏，大联筹这个组织没有前途，于是转变了立场。转机就是那天晚上的辩论，矛盾公开化了，经过辩论一部分人站出来，公开表态：我们承认错误，加入五代会。后来这些分裂出来的人都进了市工代会和市革委会。
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出来接见过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礼堂。事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天突然通知我们提前吃饭，饭后在屋里等着别动。白启荣他们几个人下饭馆去了，没赶上。段曙光带我们去的。叫我们自己查身，不许带打火机、火柴，什么也不许带，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又被查一遍。大会堂里坐的都是各地的群众代表，这时候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等到10点多钟，毛主席出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林彪、总理、陈伯达等等，中央文革那些人。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呼，主席走到台中间站下，和大家招手示意。大家一直在鼓掌，毛主席只是出来接见一下，什么都没有讲。
& & 这里我必须提一句，最后一次接见是总理主持的。总理对万晓塘的死确实提出过疑问，他是这么说的：&当时万晓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我当时就在现场，是我亲耳听到的。但在市里的会议记录中没有这句话。
& &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12月2日中央首长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吴法宪、郑维山等。以五代会为基础的大联合成立了，并发表了联合公报，消除了大联合的障碍，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最后由筹备小组核心组拿出一个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这个名单怎么出的我们都不知道。根据这个名单大家讨论，19个群众代表的常委当中，工人代表占了一半。学生代表中，河大一个，体育学院一个，天南大各一个。大家举手通过，宣布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主席批准。会议下发了三个文件，一个是同意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再一个是《实现革命群众的大联合》。我代表天津赴京谈判代表团宣读邀请信，邀请周总理和中央首长们参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11次接见到此结束，总理对天津的邀请表示感谢，并表示由于工作太忙，庆祝大会就不再参加了。
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中央于12月1曰发出《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文如下：
& & （一）中央认为天津驻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在天津某些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已经改正。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同志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天津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好的，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 &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九个多月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四月以后已经有了纠正。中央同意郑维山、解学恭、肖思明三同志的报告。
& & （二）天津是我国一个重要工业城市，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中国赫鲁晓夫最大走资派和他们的代理人万晓塘、张淮三反党集团的影响。他们结合美、蒋、&&日、苏修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对此，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警惕性。要坚决同上述敌人作斗争，加强革命群众之间团结，加强军民团结，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希望天津市的人民解放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 & （三）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
& & （四）中央同意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筹备小组的意见，立即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九十七名委员组成，并由解学恭同志任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同志任副主任。
& & 中央祝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毛泽东在文件前面批示：很好，照办。
& & 12月份，去北京参加谈判的人员都回到天津。筹备庆祝大会。在海河广场召开大会，《天津日报》发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会后解学恭等革委会领导带队到和平路游行，从北安桥走到中心花园。游行过后革委会全体成员回到市委机关的地下室，吃了一顿忆苦饭--糠饽饽。
& & 后来江青到天津，纪登奎陪着她来的。纪登奎问解学恭：&你们天津的革委会成立以后为什么没有反复？&解学恭的回答是：因为天津大联合的基础好。66军在天津支左中，姿态高，对其他兵种支左起到了团结、核心作用。虽然军种之间有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没有彻底暴露在群众组织面前，对稳定天津革命形势、促进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帖最后由 刘振义 于
10:21 编辑
五、进入市革委会
& & 刚回天津不久陈伯达的指示就来了，说天津还有&大石头&。让天津搬石头，谁呢？阎达开。革委会赶紧召开会议，传达研究陈伯达的指示，成立了&搬石头领导小组&，江枫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的组织工作。阎达开虽然宣布了任天津市的第二书记，但一直没来天津任职，他被保定给扣下了。因为当时保定是河北省的省会，38军和河北军区在支左时有些不同看法，38军支持他，河北军区就要打倒他，于是就把人给扣下了。对此事最积极的有三个人，一是李荣贵，二是侯振江，再一个许光黎。李荣贵是天津铁路分局的，事先已经有了动作，对搬石头的事贴过大字报。我们俩在工作中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分歧，矛盾挺多，再有呢，他认为我是知识分子不是工人，又不是党员，怎么能做工代会的头头等等。结果我进了搬石头领导小组，没让他参加，开始我还真有点沾沾自喜。可后来事情发展的出人意料，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 & 我遵命，赶紧筹备批判大会：组织人收集材料，写批判稿。总结出材料，第一次在一个小范围内通材料，念完之后，我一听就傻了，其中有一段说，阎达开是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的后台。我的观点是倾向八一三的，八一三和卫东两大组织在天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知道，真要按这个调子搞起来，天津非乱不可。我说：&总结材料念完了，可证据呢？我们不能光凭嘴说啊，得有真凭实据才行。你们尽快拿出证据给我。&会上没有驳我，但材料也不给我。这边江枫催我赶紧召开批判大会，逼得我难受，事情已经架在这了，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把五代会所有成员，不管五代会的还是大联筹的，都召集来，在解放路市工代会的总部。会上又把材料念了一遍，让大家讨论。开始大家都不说话，这时候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原十六中的学生李惠明放了一炮，她说：&这么大的事情，光有结论性的意见不行，一定要有证据。你们拿出证据来。&她这一炮还真的&救驾&了，她这一说，大家也都放开说了。因为到会人中支持天大八一三的人多，大家纷纷对这个材料提出质疑，要他们拿证据，要慎重，没有证据非把天津搞乱不可，要对天津的大联合负责，对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负责。我当机立断，见好就收吧，赶紧宣布散会。
& & 散会后，我跑到市革委政治部去找我的顶头上司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74师的政委段曙光。一见面我就跟他说：&你跟解学恭说说，我不干了！&他当时也感到很突然，问了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为嘛不干了？是不是没让你当革委会副主任你闹情绪了？&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说：&你们让不让我当革委会副主任那是另一回事，我现在是遇到难题了。&于是我就把开会的情况和群众的反应向他汇报了一番，然后说：&这边是领导逼着让我开会，那边是群众有意见。开会以后出了问题，天津市乱了谁负责？你跟解学恭说说吧，这个会有人负责我开，没人负责我就不开。&这么一闹还真起作用了，以后开会的事再没人找我，办公室也撤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办的一件好事。我当时还没想到对阎达开负责，而是出于对天津形势稳定的考虑。
& & 日，南开大学的两派组织又打起来了。南大卫东的人把把南大八一八的办公楼给围了，断水，断电，把人也给打伤了。时值江枫领班，我当班，江枫就对我说：&你去处理一下吧。&我责无旁贷。我跟南大的头儿认识啊，跟他们说：&算啦，把人放了吧，打也打了，人也伤了，你们还想干嘛！&于泽光那人通情达理，说：&行，行，行！放啦。&谈好了。66军的大胖子宁参谋长救了我一次。我去找他帮忙，他给我派了一个团的解放军。我说：&咱们去接人吧。&他说：&你糊涂呀，小林！大白天的，人救不出来怎么办？&我说：&都谈好了，他们同意放人啦。&他说：&嗐，这你不懂。等晚上，人都睡觉了，咱们再去。&看起来我还是没经验，人家有经验。晚上去了，一个团的战士，把军装的上衣都脱了，从被围的楼门口一直站到南大的校门口，围出一个通道。刚把楼里的人接出来，好家伙，后边卫东的人就涌上来了！校门口有一条臭河，就在河边上打成一锅粥了，打伤了一些人。人总算救出来了。当天晚上向江枫汇报，被打伤的人都送到公安医院了。江枫问我：&解放军打人了吗？&我说：&也打了吧？&因为那个场合不可能不发生肢体冲突！这下坏了，又把人家部队给得罪了。后来江枫就在会上给军队提出来了，说：&打人不行啊！&这次武斗打得够狠，陈伯达都亲自来了，我没见到他，因为事情都平息了，人也都安置好了。
& & 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在天津的文革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简称&二二一事件&。这之前，天津文艺界发生了三件事：第一、全国文艺界在天津开了一个会，代表人物是方纪，后来被称作&黑会&。第二、1967年的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天津人民话剧院一一三革命造反队根据陈里宁的《狂人日记》改编成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尹舒坤编剧，李启厚主演。该剧在北京天津共演出48场，剧本发放到21个省、市，110多个单位，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组赞扬文章。原以为这个&狂人&是反刘少奇的，后来又有高人发现，&狂人&的日记里不但反对刘少奇，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内容，于是乎，一夜之间&狂人&就由一个正面典型变成了反革命！那么这出话剧也就成了&黑戏&。第三、天津文联的群众组织串通外单位，把文联的另一个叫做文联红旗的组织给砸了，这在文革中本是很平常的事情，惊动不了中央，但文联红旗不同，它的前台人物是张继尧，后台是王曼恬！王曼恬是何许人？她是毛泽东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在文革中那可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文革前她是天津市文联的秘书长，文革中曾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文化组副组长等职。后来就把这三件事罗列在一起，统称为&二黑一砸&，通过王曼恬上报给了中央文革，又经毛主席批示。
& & 2月20日晚上11点半，我都睡了，市革委会的王水田跑来砸门，通知第二天早8点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什么会？不知道！让穿暖和点。2月21日一早我就赶去开会了。到了干部俱乐部礼堂一看，欸？情形不对，会场冷冷清清，没有布置，到会的人也不多，都是群众组织的头头。等到9点多了也没有开会的迹象。后来，来人了，每人发给一个面包、一截儿火腿肠。不一会开来几辆军用卡车，车厢都被篷子罩住。催促我们赶紧上车，去哪？不知道，也不许多问，遇到熟人也不许打招呼，搞得神神秘秘。11点多到了杨村，人就多了，车也多了，原来是各路人马都到杨村集中，然后统一向北京进发。刘政在前边带队，还出了点差错儿，他的车到铁路那熄火了，当然很快就好了，有惊无险。到北京也没停车，一直开到昌平，天都快黑了。在一个二炮部队院校稍事休息，吃饭，干饭、炖肉。吃完饭又上车，掉头返回北京，一直开到京西宾馆大礼堂。下车，开会。
& &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满了，都是天津的，足足有一千多人。有革委会的领导、部队首长、以及大大小小造反组织的头头儿。解学恭和几位地方领导坐在楼下前排当中，他的左边坐着三个66军的首长，右边坐着三个警备区的首长。一会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都出来了，坐在主席台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等先后都有讲话。叶群给陈伯达当翻译。江青主持会议。她上来就说：&我有证据证明，李树夫、方纪就是天津公安局的车送到北京的！你们天津有变色龙！&她在会上不指明地骂&小爬虫&、&变色龙&，还点了王亢之的名，说他是深泽叛徒集团的头子、日本特务、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也点了胡昭衡的名，说他是坏人（胡在津，但不是革委会成员而没让到会）。把《新时代的&狂人&》定为&黑戏&，还点了杨润身说：&杨润身，我找你好多年了，原来你躲在天津！&陈伯达在讲话中更是推波助澜：&你们天津出了变色龙，我都不敢到天津去了，变色龙太厉害......&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讲话了，大意是谁反对长城谁就要被打倒。
& & 回到二炮学院的驻地，分组讨论。我们这些革委会委员在一个组，辩论十分激烈，基本上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也包括我的意见）是&变色龙&指的就是江枫，因为江青话里话外已经影射到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变色龙&绝对不可能是江枫，因为天津市革委会是毛主席批准刚刚成立的，这&变色龙&怎么会是市里班子成员呢？两种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下午，召开天津市革委会委员全体会议，在主席台就坐的是：解学恭坐在正中间，他的一侧坐的是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全是66军的代表；他的另一侧坐的是王一、许诚、王元和，全是警备区的代表，地方干部的代表一个都没了。江枫坐在会议室门口，始终低着头。这阵势一看就明白了。
这次赴京开会，在天津文革史上被称为&二二一事件&。刚刚宣布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又出问题了。在回天津的路上，王亢之和王占瀛（革委会常委）同乘一车。王亢之文革前是天津市委文教书记，当时被结合为革委会常委，主管文教。他在车上对王占瀛说：&我不行了，你好好干吧。&
从北京回天津后不让回家，当天夜晚，王亢之、王占瀛均住在河东大光明桥口、后来是乡镇企业局的那个楼里。中间王亢之回家取了点药。第二天吃早饭时，王亢之没有下楼，杨拯民就去叫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解学恭不敢怠慢，说要吸取万晓塘死的教训，找来法医，当场开膛验尸，查明死因，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江枫原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结合为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回天津以后，立即被关押到天津梨园头的第二劳改监狱。江枫这个人脾气很大，时间不长，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胡昭衡是原天津市市长，尚未被结合，但已担任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回津后亦被长期软禁。杨润身当然更没跑了。这就是&二二一讲话&以后造成的后果，一大批刚站出来的地方干部又被打倒，军队干部全面掌权。
到天津后，24日向全市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由肖思明传达，解学恭主持。宣布对江枫隔离审查，其他人有的被停职，有的被逮捕。随之而来的是最初的群众代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 由于北京开会期间，江青点了林造反的名，天津就已经把林造反逮了。革委会成立之后对林造反进行了处理，在民园开大会，很隆重、严肃，林造反被判处死刑，枪毙了。从北京回来以后把陈国富也逮了，林造反的案子还牵涉到陈国富，他是同案犯，也是强奸事件的当事人。这个案子主要是军管会处理的，我没有参加，后来听解学恭告诉我：&陈国富的命是他保的。&在研究这个案子的时候，军管会报了两个死刑，一个林造反，一个他。解学恭就说了一句话：&陈国富是革委会委员，咱们报请一下中央，看看中央是什么意见。&结果中央不表态，这样就把陈国富判了个死缓，关进了监狱。陈国富在监狱里关了10年，当我进监狱的时候，他被无罪释放了。他家住房紧张，单位也表示无力解决，他就硬从单位里拉了三十多块四孔板，单位报了案，以盗窃罪又被判三年徒刑。
& & 李勇没进革委会，我们安排他作了工代会常委。他后来也是没完没了地参加学习班。革委会成立后，大联筹的主要头头都安排了，唯独没有白金生。从北京回来后开了一个会，有部队支左的代表、工代会的代表和大联筹的代表，都住在北站一个军队的招待所。我和白金生住在一个屋，他跟我说：&完了，我完了！&可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整他的问题了。天津有一个&零号工程&，是毛主席批准的项目，他把人家军工单位的权夺了，把印章弄丢了，还丢失了一些机密文件，再有就是天津港的武斗事件等，把他逮捕了。在监狱里关了四、五年，后来就解除关押了，并补发了工资。1978年揭批查时他又&二进宫&，被判了五年时，因前次刑期已超过了。
& & 高崇瑞是电车红旗的，原属大联筹的核心成员，后是工代会常委。后来被判了死缓，说他是 &609武斗&中打死开铲车司机的凶手。当时是关在&牛棚&里。他毕竟是我们工代会的人啊，我得想法保他，于是我和金家瑞等人到单位去了。他们那支左的是空军，我找到军代表，问怎么回事。军代表就把证据拿出来了，说他&强奸人&，我一看人家证据确凿，没法保了。他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平反，无罪释放了。1988年冯骥才（当时是天津市文联副主席）采访了高崇瑞，并在1989年《报告文字》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一文。文中提到了关于&609厂武斗&是哪一方先动手的?有这样一段表述：&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由此可佐证：武斗不是市工代会引起的。另外，文中还提到：&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感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这是大联筹撤出武斗的主要根据，也说明陈伯达对&609厂武斗&的指示确实存在。
& & 二机局的王宝平是革委会委员、工代会常委，也被审查，主要问题是：1966年乱的时候，他的组织中一个人的家被对立面砸了，结果他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带着人把对方的家也砸了。再有就是平时有些小事。二机局的军代表非要定他反革命，把人也关进了&牛棚&。市里把他的革委会委员给撤了，我们工代会不表态也不合适啊，就把他的工代会常委给撤了。后来革委会开会，肖思明看见我问：&哎，小林，你们怎么把王宝平的工代会常委给撤了？&我说：&你们把人家革委会委员都撤了，我不撤行吗？！&那意思是说我们撤错了，为此我对肖思明还很有意见。当时正在开大会，我在主席台上坐着，工代会的工作人员蒋忠兴来找我说：&林头儿，王宝平关牛棚了，非要定他个反革命，你说怎么办？&刘政就在台上坐着，散会后我就找他：&这不像话，不就这么点小事吗？他又没有人命，又没有后果，够嘛反革命！&刘政说：&你别管了。&后来反革命没定，但还是做了处理：开除公职，保留厂籍，监督劳动。
& & 我身边的这些人都受到如此冲击，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革委会成立之后两派对立的格局转变了，大型武斗基本上不再发生。但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革委会&一言堂&的局面正逐步形成，以革委会名义开展的运动接踵而来。枪毙林造反之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整个社会上，从单位到街道，都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执掌大权。有些单位的政策水平极低，批斗、抄家、打人、&坐飞机&、关&牛棚&、整黑材料，动不动就开除党籍、遣送的人太多了......比1966年扫四旧动静要大得多。这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大事、正事。刘政找我谈，说现在好多事情的政策界限不清，哪些属于&黑五类&？政策如何掌握？要有一个大致的框框，要我们工代会拿出一个指导性的、不是决议性的文件。这件事我们做得非常认真，首先成立了一个起草文件的班子，连续开会十多天，形成初稿，在常委会上讨论，反复了两三次，最后以布告的形式发出去。这个文件完全是我们自己搞的，还是有点水平的，对平抑当时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 革委会成立以后，还有一个变化，市里把所有的黑帮都不再交给群众了，统一集中在立华大楼，所谓黑帮就是卷入万张集团的那些人，我们工代会根本就不掺和。但有一个案子非要给我，就是李树夫的案子。当时市里有一个清查办公室，搞审干、搞专案的，办公室的头是张政委。刘政的秘书也在这个办公室，他到工代会找我。天津发电设备厂是当时市委抓的一个四清工作的点，市里派的工作组组长是李树夫。后来军队又参加了四清，杨银生又带队到发电设备厂蹲点，结果两个工作组意见不一。矛盾就带到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一个是保李树夫的，一个是军队支持的。我知道此事的矛盾点实际上就是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但不知道里边的具体事情。因为工代会的常委吴敏章就是发电设备厂的，他是支军派。这事我不能不接，就叫工代会的副组长金家瑞负责，让他先看看那堆材料。过了几天材料看完了，他来找我说：&这个事咱干不了啊。我没辙，牵涉到历史上的事太多......&我说：&没辙是吧？好，咱给他退回去。&于是我去政治部反映，找王元和谈的：&这不让我们坐蜡吗，我们是群众组织，我们开的介绍信不管用，人家都不接待我们......&王元和想想说：&这也是。&把案子收回了。
& & 市工代会接管总工会我们做得好，大楼接管，财产接收，一宫、二宫、疗养院......这个都归我们管，但是人员我们不管，原总工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介入，你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我这个人没有整人的本事，没学会，也不走这根筋，对专案的事情也不感兴趣，人家都抓专案，我是向来不抓专案。所以后来我挨整的时候，没因此事受审查。
& & 以后陈伯达又通过市领导传达他的指示：市工代会要从办公楼搬到工厂基层去办公。于是我就决定从原总工会大楼搬到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和平路与赤峰道交口）办公。还指示市工代会负责人每星期回原单位劳动三天。我们也执行了。此后，解学恭指示我带电业局检修人员去石家庄发电厂学习检修发电机的经验。我带了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的张善琦，杨家录等五名人员。事后，我与当时主持河北省工作的李雪峰联系，李雪峰派秘书把我们六人接到了省委大楼。还接见了我们学习取经的全体人员。并赠送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圆满回津。
& & 1968年3月份全国发生了&三右一粉碎&即&杨、余、傅事件&，毛主席批评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有&山头主义&。此事件后在天津有反应，先后把肖思明政委调任新疆军区任副政委，把郑三生军长调任武汉军区任副司令，把杨银生政委调任总参二部任政委。肖思明的军容是很讲究的，从来不披大衣，军装穿得一丝不苟。可在这次欢送会上，他把大衣往头上一蒙，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 & 在毛主席批示广州军区&反骄破满&的大形势下，野战军退出政权。那年春节慰问，我和解学恭一组，在干部俱乐部集合时，支左的人都在那站着。我们在楼道等出发，可队伍迟迟不动。过了好半天解学恭才下来了，他把我叫过去说：&小林啊，今天刘政军长做检查，你得发言。&这我就明白了：人家检查，你就不能再打三杆子，得说点好的。刘政检查主要说了三点：&我们占的位置太多了，挤了地方干部；我们用的公车太多了；我们占的房子太多了......&刘政检查完了，我发言，大意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军队对地方的稳定、革命形势发展、成立革命委员会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这一发言别人也都跟着歌颂，算是给了刘政一个台阶。66军进驻地方也确实对稳定天津的局势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团结了驻天津的海、陆、空各军种，没有将军队内部的矛盾带到地方。另外在1970年左右，我在市审干办公室见到田克华、张业平二位，据他们介绍，当时天津已经解放了局以上干部70%多。
& & 这以前还发生了两件事。天津大学成立革委会，我去参加成立大会，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候台下就有人递条子给刘政。刘政也哏儿，就把条子给了我。我一看，条子上写道：&林启予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我们却要接受再教育？&我能说嘛呢？笑笑而已。再有就是，天津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在革委会副主任中始终没有群众代表，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就是我在那里碍手碍脚，不安排我吧说不过去，因为我在文革中确实卖了力气，对稳定天津的形势发挥了作用；可安排我吧，我又不是正牌的工人，总有人拿着&学生&说事。
& & 1968年下半年，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宣队进驻大学制造舆论。为了配合新的形势，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接见工人群众，特意邀请天津市工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接见。王占瀛的团长，李荣贵的副团长。革委会开会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支左中有一派人支持我去，可最后敲定的却是李荣贵去。工代会中的许多人都为我鸣不平，认为我在文革中是卖了大力气的，应该去，可咱不是&工人&，是&臭老九&......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也开始新的思索......
本帖最后由 刘振义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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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离开五代会
& & 郑三生调走，池必卿来了，接替郑任二把手。
& & 池必卿来天津以后干了三个大工程： 6985铁厂、玉田煤矿、7047天津地铁。&6985&是日中央批准建设的，由天津市和河北省共建。地点在河北省邯郸地区涉县更乐村和武安县。天津最早的负责人是吴毅夫和李先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前期考察。这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矛盾：工程款到底批给谁？给天津呢还是给河北？两边都给肯定是不行。河北省不想放手，天津也不想退出，争执不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面协调此事，天津是池必卿带队，河北是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岳宗泰带队，到北京协商，各自陈述理由。当时河北省的革委会主任是李雪峰，他是华北局的老书记，职务比解学恭大，他说了一句话：&我已经飞了一块地了（指迁安铁厂已经划给北京），不能再给天津飞地了，要是6985再划归天津，河北又飞了一块地。&此话不知怎的就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就说了一句：&飞来飞去也没有飞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事情就顺利多了。协商的结果，铁厂和矿山划归天津。天津开始着手组建&6985&工程指挥部。
& & 革委会开会研究组建&6985&的班子，这时我就考虑了：自己总在工代会这个地方呆着也不是个事啊！总也脱离不了派性的山头不说，而且当时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自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天津的各区县局及各单位也都按&军、干、群&三结合的路子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此时，在&群&的部分中，造反派所占比例还比较大。但时间不长，1969年4月&九大&密秘召开以后，中共天津市委恢复了，下属单位党的组织也都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陆续恢复了，逐渐取代了革委会的领导地位，革委会的作用不断被弱化。进入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中，造反派所占比例也大大削减，因为造反派中非党员的人多，进不了领导班子，市委常委里只有张福恒和蔡淑梅两人。在这种形势下，工代会已经形同虚设，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 & 经过一番思考，我提出来要去&6985&。解学恭当时就同意了，散会以后把我留下谈话，提了三条要求：第一你的工代会组长不撤，由副组长李荣贵主持工作。第二下去以后好好锻炼。第三要全力以赴支持杨拯民的工作，不能搞左的。市里任命杨拯民为&6985&的总指挥，我排在第二位，领导班子的组成：杨拯民、林启予、吴毅夫、李先元、郝城、白启荣、师义，主要负责人就是杨拯民。我们去涉县的时候已经是1969年11月份了。也是在这时才认识了杨拯民。由于矿山没有人去，杨拯民提议、市里批准，增加刘兰泰为指挥部成员。去涉县之后，领导班子就厂区选址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分成&山上派&和&山下派&。&山上派&主张将工厂建在山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不占耕地、不占好地。&山下派&的依据是，加快三线建设，方便运输，节省建设资金，可用节省下来的钱补贴被占耕地的农民。我代表山下派，李先元代表山上派，向市里汇报。听汇报的领导有池必清、费国柱等。最后，还是市里拍板，将铁厂建在山上。
& & 那么大个单位没有党组织还行，这些老同志咋就一心只想着出来工作。杨拯民从干校出来，他没有等到恢复党籍，便风风火火地走马上任了。当时的&6985&只有指挥部，没有党委，这就给以后的种种矛盾埋下了伏笔。&6985&上马，组建队伍，从北京军区要了五千名复员军人，市里又分配了69届、70届六、七千名中学生，还接收了文革中被分配到天津盐场劳动的几百名大学生。大量的干部和职工怎么管理？杨拯民跟我说：&是不是找部队要点军代表。&当时社会上各个单位都有军代表，红得很。这本是杨拯民的好意，完全是为了队伍建设着想。我当然同意啦。他就去找66军的杨子安政委商量，定下来了：分配到&6985&的复员军人，连以上的干部作为军代表不脱军装，连以下的全部复员，另派陈长庆师长作为军代表的总头头到指挥部工作，排名在杨拯民之后。
& & 文革中我一直都是&支军派&，可到了&6985&我却成了&反军派&。陈长庆是66军的一个师长，党籍没有受到过影响，结果到了指挥部就开始抓权。首先是成立临时党委，只有郝城入阁，杨拯民等其他老同志都还没有恢复党籍，我是白牌，无缘入围。
& & 指挥部的工作分成几大块：现场高炉指挥由李先元负责，水源由我负责，矿山由刘兰泰负责，铁路编组站建设由郝城负责。供水工程原设计方案是全部铺设铸铁管线，可当时物资匮乏，国家一寸铸铁管也不给。这么多民工队伍都已经开进了现场，施工如何展开？杨拯民就来找我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山上做做文章。我说：&明白了。&于是带人从更乐到涉县，又从涉县翻山回到更乐，考察了一遍，回来向杨拯民汇报说：&行，但是需要打通一条隧道。引水的管道用不了多长，自己用钢板卷就行。&整个方案是先把水提升到山上，然后沿山势修一条水渠，水沿着水渠自流而下，直接引入厂区，再加压送入铁厂。
& & 铁厂建设有两支专业队伍，第一支队伍是冶金部直属的二冶，另一支就是天津五建，这是白启荣的&杰作&。白启荣本就是五建的职工，市革委会常委，他带队修建的天津去北京的公路大桥--引河桥，池必卿挺满意。组建&6985&的领导班子时他主动向池必卿提出申请，池同意了。派哪个建筑公司去&6985&？，池必卿没有找吴毅夫，而是找的白启荣咨询。白启荣拍着胸脯推荐了五建，池必卿同意了。吴毅夫得知情况后还很有意见：怎么不咨询我呢？五建的队伍最差了，要六建，要三建、一建，也不能要五建！（吴毅夫文革前为基建政治部主任）
& & 五建的革命委会主任赵登山是66军转业的，陈长庆就抓住他开始大做文章。1970年底开计划工作会议期间，赵开始攻击铁厂的领导班子，说&6985&领导班子不是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脱离开，坚决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扬言要撤回天津。还搞了很多名堂，建工局的郭玉斌带队去慰问，他们搞夹道欢呼等等，非常嚣张。实际上是在给指挥部施加压力。陈长庆却要把他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我们坚决反对，吴毅夫有意见不敢讲，我不怕，就和他们顶起来，并在回市里汇报工作的时候向池必卿做了汇报。在计划工作的总结大会上，池必卿对赵登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市里已经决定五建划归铁厂领导，脱离建工局了，花了这么多钱，你现在不想呆了，不服从指挥部的领导，想搞什么名堂！他讲话很策略，批的是五建，没有直接批评陈长庆，可矛头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让陈长庆窝了一肚子火，回来就问，是谁向市里做的汇报？我说是我汇报的，赵登山他做事太不像话了！我有权向上级领导汇报。
工程建设已经开始，几万人的队伍也已经部署到位，斗志昂扬准备大干。就在这时，陈长庆又开始安排抓&反革命&、抓&5.16分子&。没过几天，杨拯民打来电话，说陈长庆找我，让我去更乐总部一趟。我赶紧从涉县前方指挥部赶到更乐，来见陈长庆。他说：&给你换换工作行吗？&我说：&行啊，干什么呢？&&党委成立一个斗批改办公室，你去当主任。&我说：&斗谁？批谁？改什么？你得跟我说明白啊！&陈长庆说要抓&反革命&，揭批&5.16&分子。我知道他指的是谁，便一口回绝了：那个组织早就不存在了，这&6985&哪还来的&5.16&分子？斗谁？斗他？我不干。说完就回了涉县。没两天陈长庆又亲自打电话叫我，我又从涉县跑到更乐，见面后陈长庆对我说：&解学恭说了，让你下去劳动锻炼。&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这是存心要整我了！于是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劳动行！我过去是搞电的，爬电线杆子没问题，我去动力部，就干这个吧。&说完就走了。
& & 到动力部没几天他又把我叫回来，办学习班。什么学习班啊，就是要开始整人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杨拯民，说他有作风问题，还保存着他爸爸（杨虎城将军）和蒋介石的合影，有翻案的想法，还说杨拯民是我的后台等等。那些老同志都不敢说话，我这人浑身是刺，没什么好怕的，针锋相对和他顶起来：&你说对了，来的时候是解学恭亲自交代我的，第三条：要全力以赴支持杨拯民的工作！你叫我不支持他，行啊，拿解的手令来！你没有手令，我就支持他！&他没辙了，却有办法治我，怕我回天津汇报，从此不让我再回天津。
& & 两三万人的队伍都在山上，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到处是军代表，基本上是听陈长庆的调遣，批这个斗那个，动不动就给你扣个帽子。能干的不让干，不能干的瞎搅和。不干吧不合适，干吧又说了不算，人心都散了。陈长庆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通过各种渠道把信息反馈到市里。结果市里派来工作组，由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赵武成带队，一个一个听汇报，了解情况。我一五一十地汇报：当时的指挥部都是租用的老百姓的民房。有一天班子开会，开到很晚了才吃饭，喝点酒。杨拯民感冒，俞贤五（原市第三医院内科主任）带来一个护士给他打针，杨拯民就拿起酒杯对来者说：你也喝点吧。人家不喝，说：&你们领导开会有事，我就不耽搁了。&说着就走了。就这么点事，大家都在场，当时谁也没当回事，喏，这就成了调戏妇女、作风问题？没影的事嘛！他爸爸和蒋介石的合影那是历史的事，和他有什么关系......陈长庆这样搞是别有用心，他就是想夺权，要当这个一把手。汇报到最后我说：&杨拯民当政的时候，我们是大年二十八从天津往工地赶。现在他陈长庆在这搅合，人们大年不到就回天津了，找个理由就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你们琢磨去吧。&后来我到市里开会，散会了，我找到解学恭想和他谈谈，解说，别谈了，你先回去吧，事情肯定要解决，过两天吴岱就去。（当时吴岱同志是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 &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市里是怎么考虑的，我不清楚，但结果还是搞了一个折中方案，把杨拯民、吴毅夫、李登津（政工组长）、聂璧初调走了。聂璧初是吴砚农的秘书，河北省来的，和解学恭都认识。他是因为家里确有困难调走的。把王中年、郑重调来。郑重是66军的政治部主任，级别比陈长庆高，担任临时党委书记，抑制了陈长庆的权利欲望，为王中年开展工作保驾护航；王中年是常务副书记，总指挥，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在&6985&掌权。
& & 领导关系理顺了，工程也就顺利地展开了。我被下放到动力部当副主任，铁厂的送水、送电、送气三大工程都是我指挥完成的。那些日子我是没日没夜地工作，送电工程进入到关键时刻，缺少一种电容器，这东西天津生产不了，只有去上海。王中年就派我去办。我回到天津先找到王一司令员，他当时分管工业。他又找王曼恬给上海方面写了个求援信。我到了上海，接待我们的是上海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人家很热情，先安排我们在东湖宾馆住下，让我们等几天，发了货再走。不到一个星期事办妥了。回来一汇报，王中年也乐了。安装施工完毕，点火烘炉的时候又出了点问题。眼看就要到年关了，大家都心急如焚。我原先是发电厂设备检修大队的，赶紧去发电厂求援，厂里派来技术人员，检查以后发现了问题：原因是过热管沾油了，结果锅炉一点火，过热管也跟着点火。原因查明了，他们说：这样吧，过年以后我们来人修理。刚过完年，人家就来了，他们用绝缘材料将过热管包裹严实，问题就解决了。点火成功，铁厂正式出铁了！1972年初指挥部委派我代表&6985&指挥部将第一列车铁锭送回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等领导亲自到东站迎接。从此结束了天津市&手无寸铁&的历史年代。
& & 铁厂建设告一段落，王中年就找我谈话：&你把动力部的工作交代一下，还回指挥部当你的副厂长。&交办过程中，回天津办事，刚到，王中年就打来电话，他说，咱们得赶紧回去，有个事得通过一下，你没办完事也先撂下。这就赶紧买票去北京，从北京转卧铺去邯郸。上车以后王中年才告诉我说，解学恭和吴岱让我出国，去东欧几国访问，这件事要回指挥部讨论通过一下。结果到了厂里，陈长庆已经组织开会，把我出国的事情又给否了！理由还是那三条，林光说：&林启予那么多问题怎么能进革委会？&林光是二冶的党委书记、党委成员。这事让王中年也很尴尬。
& & 这件事让我心里特别扭。在回天津办事时，晚上，我去找解学恭，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天津，这个军代表我没法跟他配合。&解问：&你的想法和刘军长说过吗？&我就明白了，转天我就去找刘军长，和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跟我说：&你先回去吧，第一，这次你出国的事主要是人员超了，解学恭一个名单，吴岱一个名单，王曼恬一个名单，我一个名单，加到一起人就超了。第二，入党的问题一定解决。&我说：&早就请示了，人家陈长庆不同意，不让入。&刘说：&你回去吧，保你入。&然后刘又接着说：&第三，出国的机会以后有的是。第四，有机会把你调回来。&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 & 4月下旬，市里来调令了，让我回市委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人对我说：&你先去工代会，张福恒等着你呢。&当时市里正在筹建市总工会，我是筹备小组副组长。经过紧张的筹备，市总工会成立大会召开了，经选举，张福恒为总工会主席，还有一位是老的工会副主席，我是副主席，排在第三位。可我还不是党员呢，王元和（市委书记市政治部主任）找我说：&回去入党去！&我说：&人家不同意啊！&他说：&回去办手续，下边就没你事了。&我就赶紧坐火车回&6985&指挥部了，一下车就填表，第二天党委批准下来，就是党员了。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的10月份，已被发展为学生党员，天津一中党支部大会通过，上报区党委。区委组织部黄健也和我谈了话。但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并规定暂时停止在学校发展学生党员。结果上级党委没批，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临走的时候王中年找我说，陈长庆要给我送行，我说：&不去。&王中年劝我，嗨，去吧去吧。在五建那边给我践行。后来我回了天津，陈长庆回天津找吴岱汇报工作，可进不了吴岱的家门，找我帮忙。王中年调回天津后，他又请王中年全家和我们一家，虽未明说，但陈长庆也算是表示歉意了。
& &&&我原本好动，喜欢文体活动，在工会工作期间，也正好发挥了我的特长。我专心组织职工的业余体育比赛，职工的文艺汇演。全市工厂企业的篮球联赛，组建了市男女工人篮球队，用各种比赛活动活跃职工业余生活。在那个生活枯燥乏味的年代，能有文艺节目看，那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情！工会，我每年都搞职工业余文艺汇演，组织文艺小分队下厂下乡，到部队慰问演出，天津的职工业余演出火得不行，一说哪有演出，方方面面、头头脑脑来要票的迎接不暇，简直就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连新华社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过天津群众业余文体活动。那时候天津也真的涌现出不少艺术方面的人才，有唱京剧的，唱大鼓的，唱琴书的，最突出的要说关牧村了，她嗓音条件好，台风好，只要是有她出场，观众就热情得不得了。
& & 那会儿的人们还是左得不行。这关牧村歌唱得好，有人不那么想。有一次王莘（当时是文化局的副局长）陪着王曼恬看了关牧村的演出，王曼恬莫名其妙的给出了一个评价：关牧村的嗓子是酒吧嗓。且不说王曼恬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按理说王莘是行家，好坏应该能听出来的。王曼恬这么一句话，王莘就当成令箭了，立即吩咐所管辖的群艺馆及演出场所赶紧将关牧村的演出剧照全部取下来。我不听那套，凡在工会所管辖的一宫、二宫等场所照挂不误。江青先后8次来天津，大概是第二次来天津的时候，点名要看一场天津群众的文艺节目。市里不敢怠慢，责成工会安排。我们经过千挑万选，把认为最拿手的节目凑成一台晚会。定节目的地点是在老群艺馆剧场的楼上，参加人有张继尧、王莘和我，就我们仨人。王莘又把王曼恬的这句话端出来，所以关牧村的节目必须拿掉。我一听就急了，我们还指望她的演出出彩呢，哪能说删就删！于是据理力争，可王莘就是不吐口。僵持不下，我跟他叫板了：要演，节目都上，要是把关牧村的节目删了，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不上了！最后节目也没演，不了了之。后来，日本神户友好访问团来访，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宴会中要上关牧村的节目，外办同意了。
& & 在市总工会工作期间，我被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1975年1月去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天津代表入驻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聆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大会进行选举下届总理计票休息时，周总理在大会堂的天津厅，接见了天津全体代表。解学恭代表大家向总理表示欢迎致谢，并汇报天津代表团的情况。总理问候全体代表并询问了伉铁隽代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同学）的健康情况，伉答：&心脏和血压都不太好。&周总理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得了膀胱癌，已经做了几次手术&。顿时，全场代表都惊呆了。大家为总理的病焦虑，心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晚间再开小组会时就宣布了一条纪律，绝对保密。那一次，也是我们和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
& & 当初去&6985&的初衷就是为了摆脱文革的旧账，可到了市工会里，还是这拨人，我又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文革当中的那个角色中去了。因为总工会的人员组成多是老工代会的班底，大多数人都是我调来的，张福恒是市委常委，经常不在工会，他是三条石的老工人，人挺本分，所以那些人都看着我呢，我就得替他们说话。
第一次筹备会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锋，一个老工会组织部的和一个解放军在会上汇报工作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