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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瓦解，“同战争一样可怕”
“拔根去魂”的历史镜鉴
——读《苏联军队的瓦解》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贾谊《过秦论》） ——题 记
近600万现役军人，2500万后备军，手中握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甚至能用火炮发射核弹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军队与500多万纳粹军队浴血奋战，为二战的结束立下了不朽功勋；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它是唯一能够与美军抗衡的力量。但是，这支看似强大无敌的军队却在赋予其生命的政党最危难之时，选择缄默不语、袖手旁观，甚至有的还反戈一击，不仅直接导致苏联分崩离析、苏共红旗落地，而且最后自身也土崩瓦解，给后人留下“数百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喟叹。
1998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撰写的《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并组织翻译出版了这本书，书名译为《苏联军队的瓦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此书封面所言：“本书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其揭示的经验教训却值得我们深刻警醒”。
威廉·奥多姆是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和军事学者，他运用大量专访材料、史实资料和数据，在苏联的经济政治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对苏军“为什么”和“怎样”瓦解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从他的阐释中可以发现，苏军在短短6年之内土崩瓦解，除了经济、政治及社会等方面的外部因素外，内部出现的各种溃败是主要原因。
苏联解体后，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飞到莫斯科，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在红场宣称：“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
“内部爆炸”是一个让人“细思恐极”的说法。如果在内部安放大量炸弹，并自己亲手引爆，再固若金汤的堡垒也会不攻自破。当领导人对主义的信仰和对道路的信念发生动摇的时候，一枚枚无形的炸弹就会被不设防地放在堡垒中那些腐朽脆弱的地方，覆亡解体的悲剧就难以避免了。
在苏联解体这一宏大的历史悲剧中，真正值得总结的，首先便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选择造成的根本性的错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的“新思维”、“军队非党化”及其混乱无序的改革，抽空了苏军的建军之本。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军队的瓦解”，“他用他的政策使军队逐渐遭到破坏”。
在《苏联军队的瓦解》开篇，作者就特别分析了“苏联的战争观”，提出源自马克思主义、并由列宁发展成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苏联军队的建军之本。因此，想要瓦解苏联军队，首先要瓦解其“军魂”。作者写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中对此的刻意阐述都发生了冲突”，军队和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不得不“拼凑了一些被扭曲的论点来设法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同以‘新思维’及‘人类利益’为重的观点统一起来”。因此，苏军瓦解首要的原因，就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质疑或放弃了本应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就是不再相信在党旗下说过的誓言，不再热爱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并且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有意无意地促使更多的人质疑或放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最终，苏军的瓦解、苏联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现实。
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渗透一直都是“蛮拼的”。作者对此亦不讳言：“美国也加强了意识形态斗争，卡特总统的人权政策和里根总统的‘罪恶帝国’演说使莫斯科处于守势”。但是，面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采取“守势”就是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现。戈尔巴乔夫所发起的苏联体制的“公开性”改革和公众大辩论，使苏军几十年的积弊在短期内被媒体释放呈现，加上在当时深陷阿富汗占领困境的影响，最终导致苏军的公众形象“一夕坍塌”，军队内部的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更有甚者，还有人以“新思维”、“公开性”为名，在党的头号理论刊物上批评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非党化”的鼓噪甚嚣尘上。这更是一种“不战而降”。
与信念丧失、军魂动摇相伴的，还有随处可见的腐败：“几位将军向一些集体农庄提供了大量部队‘免费’劳动力，以换取经理们回赠给将军们的丰厚‘礼物’。在苏联国内，人们对这种普遍的腐败一般采取默许的态度”。在苏联解体前，主要的军事资源被用于供养高级军官，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待遇很差，甚至出现军人酗酒、吸毒、开小差和倒卖武器装备的现象。军队腐败、尤其是高级军官的腐败使得苏联政治危机来临时，军队以更快、更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瓦解。
在作者眼中，戈尔巴乔夫“偷偷摸摸”地进行的军事改革，也是导致苏军瓦解的重要原因。在那场引爆苏联全方位混乱的所谓“改革”中，戈氏迫不及待地单方面裁军与投降般地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瞬间产生了大规模指挥紊乱和大量没有预案的工作任务，这导致“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在改革中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并在《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更使军队的思想政治基础被釜底抽薪。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特别是年轻军官的主动退党“最终汇成洪流，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弃党而去”。在改革中，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因为这将导致党、军队和国家无可挽回的失败。
瓦解，“同战争一样可怕”。曾经强盛一时的苏军也许从未想过，“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会是它最后的谢幕。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忧患，补足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铸牢听党指挥的军魂，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常抓不懈，科学有序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在党中央、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强军目标的指引下，我军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解放军报》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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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二战中的崩溃：大祸临头时 军方如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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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39 &东方早报 & &
　　法兰西战役（资料图）法兰西是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托马斯·杰斐逊1940年的春夏之交，美丽的巴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街头人群熙熙攘攘，一片太平安详的景象。此时波兰、丹麦、挪威均已沦于德军铁蹄之下，但法国人民却依仗着马其诺防线，自觉防御固若金汤，不必担忧任何敌人来犯。然而大祸突然临头，日，德军在西线发动闪电战，揭开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法兰西悲剧的序幕。关于这段历史，后世留有不少著作。我想在这里推荐威廉·夏伊勒在1969年所著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夏伊勒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早在1960年就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国人所熟知。不过这两本名著有很大的不同，《第三帝国的兴亡》充满了对希特勒暴政的痛恨和鞭挞，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虽也有对当时法国的严厉批评，但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完全是另一种笔调，读后令人为之动容。《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中译本有上下两卷，厚达一千三百零四页，内容极为丰富，在此重叙一遍，实无必要。作为专事法国史研究的学人，我只想结合本书所触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或许更合适一些。社会的分裂在普法战争的炮火中猛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未给法国带来安宁和稳定，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这个共和国的是可怕的社会分裂和动荡。自1886年至1889年，时任陆军部长的布朗热掀起一场对德复仇运动。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常见的沙文主义的表现，但实际却是法国固有的君主主义反对共和主义斗争的延续。时隔不久，1894年法国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当年法国参谋部的一位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突然被指控为通敌分子，迅速被革职，并处以终身流放，国内立即掀起一股反犹浪潮。不久，真相即告大白，原来德雷福斯完全是无辜的。而政府仍知错不改，国内各阶层为此展开激烈争论：支持德雷福斯的有进步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激进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他们组成“人权联盟”，强烈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教权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部分民族主义分子则组成“法兰西祖国联盟”反对重审，成为反德雷福斯派。著名作家左拉为此发表的“我控诉……”宣言成为德雷福斯派的一面旗帜，而反德雷福斯派也摇旗反扑，全国顿时分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告德雷福斯无罪，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德雷福斯案遂告终结。这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左右两派的又一场博弈。1934年，法西斯分子在巴黎举行暴动，试图夺权，遭到进步力量的反击，未能得手。此后法国左右两种力量较量得非常激烈。1935年，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组成人民阵线，并在次年的大选中取胜，获得组阁权。随后社会党的勃鲁姆和激进社会党的达拉第先后领导政府，因内外政策与右翼发生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法国内部的矛盾。正是在社会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法国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遇上了德国这个强手，岂有不败之理？作者在本书中花了不少笔墨来叙述第三共和国内部发展的历史，其用意即在告知读者，这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溃败并非偶然。虚设的国防法国以极为惨重的代价赢得了一战的胜利。战后法国拥有大军百万，称霸欧陆，气势不可一世。虽然战后军事技术迅猛发展，坦克和飞机均已日益显示其威力，但经过一战的一批老将，如贝当、魏刚、甘末林等，均自恃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对此不屑一顾。直到1937年底，法军中仍然有些高级将领出来大声疾呼，要求重用骑兵，使他们担当起繁重的侦察任务。掘壕固守、消极防御长期被法军奉为圭臬。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防部长马其诺将军的主持下，耗费六十亿法郎的巨资，沿着法德边境修筑了长约四百公里的堡垒群，共有五千八百个永久性工事，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马其诺防线。法国政府以为有此防线即可高枕无忧。然而在战争中，当德军穿过法比边境直趋巴黎时，这在纸上被描绘成“坚不可摧”的伟大工事，立即化为一堆废铜烂铁，起不到任何作用。战后马其诺防线依然健在，不过它已不再用来打仗，而是作为战争史上的一大笑话，变成了一个供游人欣赏的景点。摇摆的外交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上，挟战胜国余威的法国颐指气使，到处发号施令，不仅使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望而生畏，而且还迫使雄心勃勃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度退出会场，托故回国。素有老虎总理之称的克利孟梭声称要叫德国人把最后一块马克都交出来。1923年，当德国宣布暂时中止支付赔款时，法国立即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迫使德国继续赔款。法国的攻势外交此时可说是达到了顶峰。1925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使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它的内容包括《莱茵保证公约》，规定法德、法比边境不得侵犯，由英国和意大利出面作为保证国，莱茵地区则实行非军事化。德国在不久之后便获准加入国际联盟，取得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自1925年后，法国外交开始转入守势，主要是由于国内代表右翼的国民联盟和代表左翼的左翼联盟一直争斗不休，再加上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于是受此制约的外交也只得放弃攻势。因此《洛迦诺公约》的签订在法国外交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但本书作者可能出于疏忽，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不过此后法国外交仍力求独立自主，发挥一个欧洲大国应有的作用。1934年初，颇有远见的政治家巴尔都出任外交部长，为对付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德国，他提出《东方公约》的构想，希望把东欧的一些国家，如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法国、英国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同盟，以便和参加《洛迦诺公约》的国家从东西两个方向钳制德国，使其不能轻举妄动。巴尔都的计划受到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响应，但他本人却在1934年10月在马赛欢迎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来访时遭恐怖分子刺杀身亡。自此以后，法国外交不仅丧失了主动权，而且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还唯英国马首是瞻，成为和唐宁街一起推行绥靖政策的小伙伴。1935年，法国和英国一起讨好墨索里尼，纵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肆意侵略。在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法国竟然不顾自身的利益，倡导所谓“不干涉政策”，坐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叛军颠覆西班牙民主政府。1936年3月，德国进占，直接威胁法国的安全，此时法国凭借本国兵力，完全可以击退来犯的德军，但由于英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法国政府遂听任德军轻易控制了整个莱茵非军事区。仅时隔一年，德国又吞并了奥地利，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事先便断言英国不会干预此事，果然被他不幸言中。而法国自然也坐视德军浩浩荡荡开入维也纳，德奥合并大大助长了第三帝国的凶焰。1935年，法国和捷克签订有互助条约，因此前者自然无法容忍德国对自己的盟国进行分割。但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期间，法国竟然毫无反抗，便同意将苏台德区从捷克分离出去，而且在事隔半年后又把整个捷克拱手交给德国蹂躏。慕尼黑协定是法国外交的一大昏招，它使法国不久便面临德国的侵略而无还手之力。脆弱的同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和英国同属协约国，共同对德作战，战后尽管形势多有变化，两国仍维持了某种盟友关系。1939年上半年，法国和英国共同允诺承担保卫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义务。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和英国又一起宣布对德作战，并共同进行所谓“奇怪战争”，致使百万法军空等在马其诺防线中，坐失作战良机。日，德军发动“西线战事”，这一次炸弹直接落到了法国人的头上，英法同盟也开始面临真正的考验。5月15日，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即惊呼，防线已被突破，败局无法挽回。次日丘吉尔赶到巴黎，气急败坏地申斥法方作战不力，并表示英方除派出少量空军外，已无能力再提供其他支援。5月20日，魏刚接替甘末林出任法军总司令。6月10日，所谓魏刚防线又被突破，次日，丘吉尔再次赶到法国，建议法方即使在正规军完全溃败后，也应开展游击战，遭到时已出任副总理的贝当严词拒绝。6月13日，即巴黎陷落前的一天，丘吉尔来到都尔，和法国领导人作最后一次会晤。此时英国在法国仅有一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匆匆赶来的一个加拿大师，均不足以成大事。不久它们又都全部撤走，于是在欧陆遂无英国的一兵一卒。眼看法国这艘大船行将倾覆，作为盟友的英国不仅不鼎力相助，反而想乘人之危，为自己大捞一把。陆上虽告惨败，但法国依然保留了一支几乎未被触动的海军，共拥有：七艘主力舰、一艘航空母舰、十八艘巡洋舰、四十八艘驱逐舰和七十一艘潜艇，自然使英国垂涎三尺。6月16日，英国两次急电法国政府，声称只要法国舰队驶向英国港口停泊，英国就同意法国停战。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电告国务院，英国人当务之急为保留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以便一旦被迫和希特勒作交易时，能用来作为手中的王牌”；贝当则说英国人有意让法德相互厮杀，然后再自己与德媾和。英国不仅想占有法国的舰队，而且还想乘机吞并法国的殖民地，6月16日提出建立“统一的英法联盟”的建议，它是一个具有统一的宪法、议会、政府和军队的实体。英国外交部当即指示法属殖民地的英国总领事向当地殖民机构提出接受英国保护的建议，在绝大多数场合均遭拒绝。尽管6月18日，法国方面向英政府保证不让法国舰队落入德军之手，但英国仍出动大批舰艇围攻停泊在北非米尔斯克比尔港的法国舰队。当时法国在那里集中了两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和十一艘驱逐舰，在英军的猛烈炮火下，除“斯特拉斯堡号”主力舰外，大多数法舰均失去战斗力，另有一千两百余名法军官兵丧生。而在北非的亚历山大港，法舰在多日被围困后，于7月7日同意解除武装，只有一艘主力舰“黎塞留号”设法逃至达喀尔。在马提尼克的法国舰队则受到英、美海军的严密监视，动弹不得。这样一来，一个世界海军大国就在自己的盟友、另一个世界海军大国背信弃义的打击下，彻底消失了！法国在败亡之际，不仅希望自己的盟友能给予帮助，而且还多次恳求大洋彼岸的美国能伸出援助之手。5月22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又要求罗斯福派美国海、空军参加欧战。6月10日，雷诺呼吁美国除远征军外，能提供所有一切可能的援助。6月14日，雷诺又将法国比作一个溺水的人，哀求美国及时援助。罗斯福对法国方面的请求均置若罔闻，仅在6月17日敦促刚出任法国新总理的贝当切勿放弃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正是在这样完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德国在6月22日签订停战协定的。苏联的失败法国通过1894年的法俄军事同盟条约，在东欧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正是由于俄国提供了数百万善战的士兵，才使法国能在一战中的西线承受住德军的打击，成为战胜国。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法国失去了这个在东欧传统的盟国。战后法国为弥补这方面的损失，遂与波兰建立特殊的同盟关系，并促成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组成由它领导的小协约国，以便使自身在东欧重振声威。然而这些小国终究无法与迅速崛起的德国相抗衡，于是法国只得希望和苏联重温旧时的法俄同盟之梦。法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巴尔都曾在东方公约的构想中作过这方面的努力，然而此后法国却和苏联渐行渐远，无法在许多有关欧洲安全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慕尼黑会议使苏联深感被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更增加了对英、法的不信任。1939年春夏之际，英法和苏联在莫斯科举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谈判。这是法国和苏联接近的最后一个机会，尤其在涉及法苏的军事合作时，在欧战日益逼近的情况下，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法国的军界高官却十分轻视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为苏军的战斗力经过大清洗后尚无法和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相比，因此不必匆忙和苏联在军事上结盟。所以派到莫斯科来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谈判的，竟然是一位英国退休海军上将，而另一位则是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陆军少将，而且他们均无权签订任何重要协议，自然使苏联方面深为不满。此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法国完全忽略了苏联也正在和德国进行秘密接触。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拖了四个月的莫斯科谈判自然也就无果而终。二战开始后，一心推行“奇怪战争”的法国丝毫也不关心如何去对付主要的敌人德国，反而对1939年底爆发的苏芬战争十分感兴趣：一方面向芬兰提供大批军火，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划向芬兰派遣远征军。法军总司令甘末林竟然异想天开，希图把德国拖入巴尔干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可使法国免受德国新一轮的攻击。1940年初，正当大祸即将临头时，法国军方仍如在梦游，竟然制订了全面进攻苏联的方案：出动空军轰炸高加索的油田，并在高加索穆斯林中策动反苏叛乱。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和对抗长期使法苏两国不和，无法真正站在一起，成为法国在二战中惨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法国的真知灼见之士颇有感悟。1944年底，戴高乐在访苏时，诚恳地对斯大林说，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及俄国好比一幢楼里的居民；美国在三楼，英国在二楼，法国以及俄国在底楼，每逢灾难来袭，底楼的居民总首先遭殃，因此法国应该和俄国团结在一起，以抗击任何不测之灾。此时欧战已临近结束，希特勒即将败亡，戴高乐的以上几句话，看似信手拈来，仍具有很大的意义。大祸的降临西线战事开始时，德军共投入一百三十七个师，盟军与之相抗的有一百三十五个师（其中法国九十四个师、英国十个师、比利时二十二个师、荷兰九个师）。亦有统计数字称，德军为一百四十个师，盟军亦有一百四十四个师，大抵旗鼓相当。至于坦克和飞机也各占优势，盟军拥有三千八百架飞机和三千一百辆坦克，而德军则拥有三千八百二十四架飞机和两千五百八十辆坦克，由于德军善于集中使用坦克，因而数量虽少，但在作战中却毫不逊色。应该说，这是两支势均力敌的军队，然而交战的结果却使人大吃一惊。从5月10日至6月20日，短短的四十一天，法国即告溃败，其陆军共阵亡八万两千人，被俘则达一百五十四万七千人，很明显这支军队不是被打垮的，而是不战而溃，在战争史上实属少见。至于原因，我在本文中已作了概述，如果读者还想深究，不妨拜读一下《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该书的作者威廉·夏伊勒早年操新闻业，1925年任《芝加哥论坛报》驻巴黎记者，从那时起便和巴黎有不解之缘，此后常来往于巴黎和柏林之间。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任环球新闻社驻外特派员和哥伦比亚广播系统驻欧记者。二次大战期间长期任战地记者。战后成为作家，多涉足史学领域，专著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挑战》、《俾斯麦家族的消沉》等。由于夏伊勒是一位记者，常年在欧洲奔忙，对那里的诸多国家，尤其是法、德两国的历史和现状均极熟悉。他和许多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如勒努万、迪罗塞尔、戈盖尔都有过较深的来往，掌握不少珍贵的史料；不仅如此，他与第三共和国的风云人物达拉第和雷诺等也过从甚密。一般法国学者都不愿提及这段令他们痛心的往事，因而至今尚未提供有关这方面的力作。夏伊勒的这本杰作无疑弥补了这一课题的空白，它的充实的史料和动人的叙述使人们又仿佛看到了当年《第三帝国的兴亡》那位作者的风采。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和索引更增加了它的价值。或许人们会感到遗憾，中译本在原著出版后三十多年才得以问世，然而它终究是一个进步，会使广大读者感到宽慰和振奋的。■
(责任编辑：张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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