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苏联惨胜真相
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写的这本书，以独特，具有论辨性的手法，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争议性、迄今仍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如人员伤亡问题，租借法案、斯大林是否准备先发制人、库尔斯克会战的失策、关于英雄和叛徒的传言是否属实等等。作者利用一些早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档案资料。从新的视角维看待苏德战争中的关键事件，并重新审视许多元帅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这本书将在历史学家和读者中间引起争论，有助于人们对过去的战争建立起一个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方式。
第一章 苏德战争真相总论
第二章 虽胜犹败：卫国战争胜利的惨重代价
第三章 “大雷雨”计划：斯大林动手晚了一步
第四章 斯大林的傲慢：“哈哈”对待四方舆论
第五章 击毁芬兰客机“卡列娃”号内幕
第六章 苏军封锁罗马尼亚占领区真相
第七章 骄横跋扈的斯大林爱将们
第八章 战争伊始：掩饰悲观的斯大林
第九章 库尔斯克战役：优势兵力防守的失策
第十章 被苏联宣传机器抹杀的租借法案
第十一章 弗拉索夫将军“叛国”真相
第十二章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军事功绩：从战争神话到文学神话
第十三章 三份触目惊心的文件：冷酷的元帅、“酒色”集团军和人体“枕 头”手术
第一章 苏德战争真相总论
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过去所经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苏联和俄罗斯被称为卫国战争的苏德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卫国战争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是一个最大的神话，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它继续起着持续至今的特殊作用。同时，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战后，卫国战争取得的胜利成为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也为苏联的极权政治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它的存在得以延长40多年，同时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现如今它们发展得都不错。斯大林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善于领导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同时在这些人中确立了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而苏联领土的辽阔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亦使得苏联免于失败。
苏联是所有参战国中人员伤亡最大的，相应地，红军使德国法西斯的武装力量遭受的人员损失也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在战胜德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盟国的援助，一对一地——苏联对德国，斯大林对希特勒，那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英国和美国不仅给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术，而且两国还分散了几乎全部的德国舰队和绝大部分空军力量。没有这些，苏联未必能够在自己的战线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
对阵亡和失踪的将士，在英美两国中，几乎所有军人的亲属都努力弄清楚他们的下落，同时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责任下发阵亡或失踪通知书，并且其中包括司法程序问题，如继承权问题等。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极权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传统消灭。而在苏联，把人当做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实事求是地说，牺牲或失踪战士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要求通过司法程序办理有关自己亲属下落的手续。并且许多官兵的亲人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被疏散到了东欧或者前往西方、德国工作。因此，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想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计算出红军及和平居民的伤亡情况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没有来自舆论界的压力，那么苏联在二次大战中伤亡的相对详细而准确的统计数字也就很难被计算出来。
1993年，前联邦德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历史研究所邀请作者参加在因戈尔施塔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卫国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也是整个二次大战的最大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从德国进攻苏联的那一刻到爆发这次战役，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同时德军从发动突然袭击中获得的优势早已丧失殆尽。此时苏联有着自己的军事潜能，有可以利用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充分供给，还拥有有着较为丰富作战经验、配备精良武器的军队，这支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装备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对手2。但是，正如我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红军并未赢得库尔斯克战役，在它有着那么多优势的情况下，所取得的丁点儿成绩无法为它遭受的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做出辩护。顺便说一句，由于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不符，苏联关于这次战役的神话学让位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苏联军事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就像卫国战争的胜利事实一样——成了几十年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生命力、更具先进性的有利根据之一。我们本书中的一系列文章论述了这样一些观点：战争时期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生产能力被很多企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谎报成绩3的方法有意识地抬高；如果没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苏联经济也未必能完全保障红军取得胜利。
欧洲占据霸权地位
红军和苏维埃军事工业体系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旧军队、先前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完全消灭了私有企业主成分——而这在纳粹德国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政治制度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动员战争所需的一切国家资源、能够建立人数众多并配备军事装备的军队、能够在前线失利的最艰难的条件下调动民众。但是，要想有效地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或者像德国那样建立起不依赖外来力量的独立军事经济——这是斯大林很难做到的。1917年的俄国与德国相比，工业落后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
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被精心地粉饰掩盖。关于这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就是重复传统论调，认为英美的援助对于苏联生产整体而言，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谈到伤亡人数，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只需记得总数是2000万人，并不清楚其中红军的伤亡人数占多少，这一数字与德军的伤亡人数又成何比例。
本书中将要谈论苏联的通敌叛国者。关于俄罗斯通敌叛国者的争论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侨民中至今也争论不休。对此，我们从未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曾与德国人合作过的波罗的海沿岸居民或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他们的领土曾于年被苏军占领）当成叛徒？他们背叛了谁？是背叛了那些不顾民意吞并他们的人吗？顺便说一句，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在德军占领时的生活比起红军给他们二次“解放”时的生活甚至要好得多4。白俄罗斯人在德国统治时期还有机会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问题的症结之处就在于，二次大战中的苏联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单纯的受害者吗？只不过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历史文献中都未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虽然大家对苏联占领芬兰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异议，但仍然为它辩解，说苏联是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才与德国发生冲突，并且芬兰方面也太固执，它也必须为发生的军事冲突负一部分责任。实际上，苏联对芬兰的占领与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和平吞并波罗的海沿岸、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与德国和平吞并奥地利及捷克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渴望在欧洲占据霸权地位。在通向占据霸权地位的道路上，苏德间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取决于谁先开战而已。实际上，苏联的准备工作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同时已经着手。
西方盟国既不喜欢希特勒，也不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支持后者。无论是苏联，还是希特勒都一样追求的是世界霸权。但是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比苏联要强很多。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坦克或飞机的数量很多、铁和钢的产量方面要大、煤和石油的开采要多得多，还体现在德国的军人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德国居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整体上说要高很多。
较为强大的希特勒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会给美英两国，而且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大得多的威胁。而即使在反法西斯联盟存在的条件下，德国取得胜利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假设德国的原子计划能够先于美国，在盟军进入德国本土之前实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如是德国取得了胜利，苏联将不复存在，俄罗斯领土的绝大部分将被占领，而俄罗斯也不可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再次恢复。对于全人类而言，一旦希特勒获胜，必将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且极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获胜者如果不是德国元首，就会是苏联总书记，反之亦然。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的德国和苏联民众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占领者的角色（苏联占领了芬兰，并在德国入侵波兰时充当了惟一的并且非常积极的帮凶，更不用说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及其他地区了）。
他们不懂得种族灭绝政策和政治恐怖手段，至少，不懂得它们的真正运用范围。当然，几百万的德国和苏联民众直接参加和共同参与了犯罪活动，虽然被追究责任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但是，把集体的罪过归咎于几千万无辜的民众，这怎么说也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毋庸置疑，每个民族都有一个要为之效劳的政府。但谈起下面的事情时，我们就不得不严肃了：德国人在1933年——而俄罗斯帝国的人民在1917年时，大多数人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究竟为何物，事实上他们是有可能阻止后者上台的。而且从总体上说，希特勒成为总理也是完全民主化的，而列宁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拒绝召开即将来到的下一届民主选举立宪会议。
是的，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实很伟大，但它只不过带来了牺牲。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苏联占据了一些领土45年，再加上数十个跟着苏联跑的附庸国——这点成就也太微不足道了。对于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很痛苦的。
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各个民族应该以德国和捷克为榜样，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关于为侵略时期犯下的罪过互相道歉的宣言。我们的国家当然也有要向我们道歉的人和我们要道歉的人。德国应该向我们道歉——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为他们的侵略行径，为几千万牺牲的人和不计其数的损失。但我们也应该向德国道歉——为苏联士兵在德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为几百万被从东边土地上驱逐出境的德国人，为运走的文化珍品（不管还给我们的珍品是多是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所有珍品）。还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向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道歉。但当今的俄罗斯领导人明显地并不急于表示歉意。相反，却极力阻挠东边的邻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俄罗斯军队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条件下准备再次进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外高加索，以至波兰和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对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却，而是采取宽恕和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才有助于给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找出理由。
收入本书的文章写作的时间是不同的，写作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我想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戴维·М·格林茨，他是《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的编辑。没有他的合作，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将不能发表。
第二章 虽胜犹败：
卫国战争胜利的惨重代价
到战争开始时，德军部署在苏联边境的陆军部队人数为250万人，即苏军人数是德军的1.6倍。仅坦克一项，苏联所占的优势就是敌人的4倍多。斯大林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才坚信：希特勒应该怕他。
战前：红军兵力和装备情况
在俄罗斯民族看来，伟大的胜利是共产主义思想得以存在的历史原因。正像我下面要指出的那样，苏联真正的死亡数字大约是现在数据的一倍半。但是，官方好像认为死亡人数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平民。红军官兵似乎只牺牲了不到900万人，而且主要发生在年间，当时苏联还没从敌人的突然袭击中缓过劲来。
只是为什么希特勒的入侵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来说是突然的呢？我们的资料说得很含糊其辞。似乎是斯大林十分惧怕德国元首，但愿别惹恼了他来进攻苏联，因此下令禁止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和进驻西部边境。
难道是真的害怕？如果我们不了解红军1941年6月前的兵力和装备情况，我们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仅坦克一项，总数为25,000多辆，其中就有差不多14,000辆部署在西部边境军区。苏联空军大约有作战飞机19,000架，其中部署在西部的几乎有11,000架。有3719架新式飞机（其中主要是战斗机）性能至少与德国空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М－109不相上下。而6月22日前德国部署在东线的М－109最多不超过500架。德国空军能够用于进攻苏联的总共也只有1830架作战飞机。300架芬兰飞机、400架罗马尼亚飞机——大部分是老式飞机——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空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炮兵方面的优势也明显在苏联一方——60,000门大炮对付德军的43,000门大炮。
苏联红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日前夕，苏联部署在西部边境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人数达到了2,719,000人，海军人数达到216,000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人数达到154,000人。此外，在4月至6月间又召集了大约1,200,000名预备役军人和延期服役者。到战争开始时，德军部署在苏联边境的陆军部队人数为250万人，即苏军人数是德军的1.6倍。要知道，当时苏军还向西部边境投入了第二梯队的77个师。到6月22日时，其中16个师已经到达西部边境军区，使得红军人数扩大了
202,000人，大炮增加了2746门，坦克增加了1763辆——相应地，苏军总人数达到430万人，大炮迫击炮达59,787门，坦克达15,687辆，其中包括约1500辆举世无双的T－34坦克和克伏重型坦克（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命名的苏联重型坦克型号——译者注）。仅坦克一项，苏联所占的优势就是敌人的4倍多。要知道德国人在东线只有不超过3650辆的坦克和突击火炮——其中还包括230辆不带炮弹装置的指挥车。350辆坦克由在北非的隆美尔指挥，还有不到300辆坦克组成了法西斯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的两个后备师，它们是1941年的秋天才被投入到东线的。即使把芬兰86辆坦克、罗马尼亚的60辆坦克和匈牙利的160辆坦克（它们在6月才加入战斗）计算在内，苏军仍占绝对优势。
红军被迫重新调整战线
斯大林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才坚信：希特勒应该怕他。当1941年1月总参谋长朱可夫向他汇报，德军加强了在边境地区的侦察力量，斯大林对此回答说：“他们害怕我们。”对于德军在东线的集结，斯大林认为是德国以防苏联军事行动的防守措施。出于同样的考虑，希特勒也把苏军在德国边境的集结看做是以抵抗德军入侵为目的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和未来进攻德国所做的准备工作，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在1941年，而应该是若干年以后。
我觉得，事实上斯大林一直认为希特勒在没有跟英国作一了断之前，是不会向东线进攻的，而他自己则企图在1941年夏天入侵位于苏联西侧的欧洲。他盘算着，正好这时候德国人打算在不列颠群岛登陆，因此德国空军的主要兵力和最有战斗能力的坦克，以及摩托化师都会集结在西线。苏联的这位独裁者原指望用自己的行动警告德军陆军，不然的话，要是在苏军进入德国腹地之前，德军来得及结束在英国的战事，然后集中全力打击丧失了最重要盟国的红军，那就太冒险了。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是1940年的教训，当时在对德国的进攻问题上他动手迟了一步，于是希特勒便迅速地击败了法国。在1941年3月通过的关于在西线实行战略扩张政策的计划中，副总参谋长В.Ф.瓦杜金批示道：“6月12日开始进攻。”显然，进攻德国的时间甚至像瓦杜金这样的领导人或者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不能够决定。另一方面，战略扩张计划也不是笔记本——瓦杜金可以在上面像马尼洛夫式人物一样写下自己的梦想：“要是进攻希特勒的时间真的是日该有多好啊！”毫无疑问，确定进攻时间的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但是6月12日前，并未能成功地集结所有的师和预备队，也未能征召所有用于加强西线兵力的预备役军人。所以在1941年5月时，进攻时间已经改到7月。在准备过程中，6月4日通过决定在7月1日前组成红军的波兰师，以备华沙解放后元帅阅兵之需。
而5月15日通过了先发制人进攻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红军主力本应该在克拉科夫卡托维兹方向发动进攻，以切断德国与巴尔干的联系。然后，这支部队本应该向波罗的海沿岸进攻，以包围在波兰的法西斯武装力量。按照我们总参谋部的计划，在主要打击方向上是152个苏联师对抗德国的100个师。凭着发动突然袭击和在坦克及飞机上的绝对优势，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指望迅速粉碎敌人的主力部队。但是，即使苏军真的抢在敌人前面动手，比如像先前计划的那样在6月12日发动进攻，那么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比“巴巴罗萨”计划实行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更小。要知道，实际上，敌人在西南方向部署的兵力并不像苏联情报机关报告的那样是100个师，而是不到30个师。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肯定会给进攻克拉科夫的苏军侧翼沉重打击。
红军被迫在进攻过程中迅速重新调整战线，而它并不擅长此事。而且我们的飞行员们也没有学会熟练驾驶飞机，坦克驾驶员也不会熟练地驾驶坦克。战争开始时，我们西部军区的飞行员们在1941年的头三个月里平均飞行时间是4～15.5小时，而他们总的飞行时间——加上在学校的飞行时间，一般不超过30小时。德国空军的飞行员投入战斗时，飞行时间不得少于450小时。同时我们的坦克驾驶员一直到1943年驾驶实习时间是5～10小时，而熟练驾驶坦克所需时间不能少于25小时。
不幸就在于斯大林及红军领导人追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他们匆匆忙忙组建几十个新的机械化兵团来代替先前的坦克兵团。新兵团拥有的坦克数量并不比先前多，而无线电台要比原来少，是一个不可控制的丑八怪。要知道，坦克兵团在1939年9月进入波兰时管理混乱、纪律散漫，以至于甚至落在了骑兵兵团的后面。同时，从纳入我们航空兵团的成千上万架飞机身上也获益很少，因为连勉强说得过去的驾驶员数量也没有增加。原因是空军汽油供应不足，学校的飞行教员和飞机也不够。
这下子你可得考虑一下，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军事行动？德国元首打算进攻苏联，是出于自己的入侵计划，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赶在了蓄谋已久的苏联前面。苏联的总书记原计划让红军用武力为欧洲带来苏联的制度，同时对“巴巴罗萨”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两份进攻计划，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德国的，实际上都是先发制人进攻计划。这样，双方的准备工作就站得住脚了吗？一般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会有统一答案。不得不比较一下双方的罪行，但两者没有根本区别。当然，大屠杀是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但是，杀害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沿岸人民、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是1939年至1941年间政治局做出的决定）也同样是种族灭绝。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希特勒侵略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斯大林占领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有什么区别呢？
统计只能精确到百万位
不知为什么人们习惯上认为，红军只在战争的第一年里战斗素养较低。实际上，甚至在德军突然袭击的影响消失后，情况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难怪在战争最后的一年半里，德国空军把东线战场看成是特殊的练兵场。那里的年轻飞行员们可以在相对较为安静的条件下练习射击并飞够最低限度的飞行时数（战争后期，学校的训练时数已经由450小时削减为150小时），然后才能参加在德国上空与英美“飞行堡垒”更为激烈的格斗。
或者拿著名的普罗霍罗夫克坦克战来说，在战役中罗特米斯特罗夫似乎战胜了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并取得了光荣的胜利。至于占优势的程度，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近卫军第5坦克集团军有85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而德国豪谢尔将军率领的德国党卫军第2坦克军团的火力是273辆坦克和突击火炮——其中包括8辆作为战利品的Т－34型坦克。而至于胜利到底属于哪一方，我认为，在比较了普罗霍罗夫克城下双方的损失后，可以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德国军团损毁了5辆坦克，另有54辆坦克和突击火炮损坏。而罗特米斯特罗夫的集团军损失了334辆坦克和自动火炮，另有约400辆受损。难怪战役刚一结束，斯大林就为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无能葬送了集团军而大为光火，但随后最高人民委员会出于宣传目的决定，最好把普罗霍罗夫克城下的失败看做是胜利，于是不再追究倒霉的指挥官的刑事责任。
甚至在柏林战役接近尾声时，尽管苏军在人员数量和战斗装备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战术优势，即善于作战的优势，仍属于德国。我们回忆起朱可夫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对塞罗夫斯克发起的强击。虽然进行了充分的进攻前的炮火准备，仍然未能使敌人遭受任何伤亡。德国人提前撤到了高地的反向斜坡上并用猛烈的火力来迎接冲锋的部队。记录下这点的并不是德国的回忆录作者，而是苏联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他曾与朱可夫一起攻下了柏林。还有一位叶廖缅科元帅——他在战争结束不久前被任命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领导人，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可是部队对于即将采取的进攻军事行动准备工作做得非常薄弱。乌克兰第4方面军没有及时解决这些决定成败的问题。”我们直到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也没能够学会作战。同时还总是忙忙碌碌的，巴望着胜利快些到来，不惜用红军战士成千上万的尸体铺就胜利之路。我有幸听到过一位曾参加塞罗夫斯克高地强击的营长的叙述。他们只袭击了敌人的一个碉堡。结果营长失去了所有连级指挥员，几乎失去所有的排级指挥员。当他鼓励战士们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700多人的队伍剩下不到100人。但敌人的机枪突然哑了声。闯进碉堡的红军战士们杀死了第二个机枪手，而第一个机枪手已经疯了，他受不了面前堆积如山的尸体。
人员伤亡：统计只能精确到百万位
现在该是谈谈为粉碎纳粹德国，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的人员伤亡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对科学研究来说还是个禁区。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确定人员伤亡的数据，就需要全方位地研究关于军队和地方伤亡人数和人口数量的第一手文件资料，为了把错误降到最小值，就必须考虑到，我们是在跟历史现象而不是在跟物理现象打交道，同时要力求排除各种歪曲事实并存在于统计研究材料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我提供一种统计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方法供大家选择。它是基于分析战争中伤员每月的变化情况而确定1942年每月的受伤和阵亡人数间的对比关系，这样的数据比较可靠。我的计算结果是，红军在1941年至1945年间在红军战场上阵亡、伤病及意外死亡和不幸被俘的人数为2240万人。另有约400万官兵死于被俘。苏联武装力量的死亡总数达到了2640万人。与此同时，被动员加入红军队伍的人员总数与苏联总人口的百分比同德军被动员加入法西斯武装力量的人员总数与德国总人口的百分比是一样的。德国人在东线战场上阵亡、由于伤病和被俘及其他种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大约为260万人。10∶1的比例关系并不对我们有利。顺便说一句，俄罗斯侦察兵们所发现的苏军和德军尸体的数量也是这种比例。但是，战争期间苏联除了军人以外，还有约1700万的平民战死、饿死或病死。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死亡总数达到了4330万人，几乎是德国死亡总人数——650万人的7倍。预先说明一下，我所统计数字的准确度误差不会超过500万人。但要想更准确地计算出我们的死亡人数，看来始终是不太可能了。要知道，这场战争结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统计伤亡人数
在入侵波兰的过程中，红军在日到10月2日期间阵亡和因伤死亡852人，失踪144人，因战负伤2002人，生病381人。在苏联挑起的苏芬战争中，从日到日期间，苏联陆军和空军阵亡和因伤死亡（不包括死在后方野战医院中的人数）的人数超过131,500人。大约6000红军战士成为芬兰俘虏。在战争中受伤人数达330,000人。据我们估计，加上在后方野战医院死亡的人员和舰队以及边防军伤亡的人员，红军总的牺牲人数为153,000人，也存在着一种更高的估计数字，即阵亡200,000人。与此相对比的是，芬兰军队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和因伤死亡23,500人，被俘1000多人，受伤43,500人。德国陆军到1941年6月阵亡和失踪的人数为907,200人，苏军伤亡是德军的1.5倍，即德军伤亡人数比苏军少142,000人（其中136,000人阵亡）。
芬兰战争后红军的所有列兵和军士都没有身份证件-红军证，这不仅让敌情报机关和破坏分子（他们想要了解红军的布局，并且知道部署在这一地区的部队番号）没有了可趁之机，而且也给确定全体官兵的数量和损失的大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情况也是如此。1940年12月，基辅特别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成员Н.Н.瓦舒金在红军高级指挥人员会议上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红军战士在附近的村子里躲了有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说波兰话，还经常去教堂。后来他被拘捕了，直到那时才发现他不在部队。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在这个团里，红军战士斯捷潘诺夫被宣布是逃兵，尽管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部队。”只有到了日，国防人民委员才发布命令，调查战时红军的个人和全体人员的伤亡情况。这个命令下达后，军人们才开始佩戴写有主人主要资料的小盒子。但是，这个命令传达到南方方面军时，已经是1941年12月了。在1942年年初，许多前线的战士还没有小盒子，而人民委员下达关于佩戴小盒子的命令时，已经是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杜绝了更多的使伤亡数字变得混乱的事情发生，虽然，还是不愿意用受到死亡威胁的想法让战士们苦恼（总的说来，许多战士因此拒绝佩戴小盒子）。红军证于日开始下发，但到了1942年年初红军战士们还不能人手一份。
在副国防委员日发布的命令中指出：“统计全体官兵人数，尤其是统计伤亡人数，这项工作在作战部队中进行得令人很不满意……兵团司令部没有及时向中心上报阵亡人员名单。结果，由于各部队上报伤亡人员名单（上报文书——作者按）不及时而且也不完整，造成实际的伤亡人数与专门统计的伤亡数字严重不符。专门统计的阵亡数字现在还不到实际阵亡人数的1/3。专门统计的失踪和被俘人数距离实际情况就相差更远了。”后来，统计全体官兵人数和伤亡人数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好转。日，即结束对德战争的前两个月，国防人民委员发布命令指出，“各方面军、集团军以及各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日，电视节目《今天》所作的关于600个苏联登陆队员的报道就以实例很好地说明了这点。这些登陆队员是在1945年4月突击皮拉乌时牺牲的。发现埋葬200名牺牲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公墓的一些加里宁格勒的搜救人员，他们在镜头前抱怨说，当他们在前东普鲁士的领土上发现德国人的尸体时，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佩戴着写有姓名的小盒子，哪像我们苏联人，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牺牲的战士，他们绝大多数身上既没有佩戴小盒子，也没有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证件。
根据德国人的结论，在东线战场上苏军被俘5,754,000人。逐年分布情况如下：1941年为3,355,000人，1942年为1,653,000人，1943年为565,000人，1944年为147,000人，1945年为34,000人。美国历史学家А.达林发现了法西斯德国指挥部的这份文件，他认为，这些关于战俘的资料并不完整。事实上，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早期资料，在日到12月1日期间，东线战场有3,806,861人被俘，而政府官员曼斯菲尔德于日在德国经济部曾宣布，苏联战俘达到3,900,000人（实际上，所有这些人都是1941年被俘的）。我们倾向于认为，1941年苏联被俘人数是比较大的那个，即3,900,000人。同时，许多战俘从靠近前线的地带和后方的战俘营中逃出，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即使不是大部分人，在回到自己部队后，选择了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曾经被俘的经历，因为以前战俘在苏联是要受到惩罚的。
人生命价值的无足轻重
关于苏军和德军死亡人数的比例关系可以举几个例子清楚地说明。在莫斯科城下的反攻战中，在1941年12月的17日至19日期间，西部方面军仅一个323师阵亡和失踪人数就达1696人，平均每天死亡人数为565人。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整个德军东部集团军有150多个师，在12月11日至31日间平均每天的阵亡和失踪人数也只是686人。这简直令人震惊，我们一个师的伤亡竟然相当于德国150个师的伤亡，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德军师在1941年12月都这么英勇善战。可见，我们的死亡人数有时是德军的100多倍。日电视节目《今天》的报道说，据搜索人员提供的资料，1942年在向勒热夫登陆场里亚宾克村旁的一座高地发起进攻时，仅在我方一次进攻中红军战士就牺牲了800人，而德军只损失了17人。
正如托洛茨基曾指出的那样，相对红军而言，最好的方法是采取围困战略，而不是运用击破战略。这就是说，军事行动应该主要遵照防御方法，而坦克的运用也不在于求大，而是为了直接支援步兵。到时候我们也会取得胜利，但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但是，苏联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深信，他们的武装力量与德国相比，不相上下，于是便采取了进攻战略。顺便指出，在法西斯德国大约有1,630,000人复员，他们是上年纪的应征入伍者（其中超过100万人是在结束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后退役的）。在红军里，老兵退伍的现象在战争进程中是看不到的，除了有一部分民兵因为身体衰弱或年龄过大离开部队。
难怪我们的宣传提倡个人迷信，号召红军战士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消灭敌人。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政治指导员瓦西里·克洛奇科夫领导下的28个潘菲洛夫战士、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下的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和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所立下的传奇般的功勋。实际上，这三个事迹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杜博谢克骑兵侦察队的潘菲洛夫战士不是28个，而是140个。战后幸存者是28个，牺牲和被俘的大约有110人。他们击毁的坦克有5到7辆，也不是报纸上所说的50辆，而且他们根本没有拦截住敌人。事情的真相是1948年在法庭上披露的，28位英雄中有一位因为后来在德国警察局任职而受到审判。开始想把团长和政委送交法庭审判，然而因为克洛奇科夫连所管辖区出现了漏洞，后来又因为报纸上大肆宣扬杜博谢克的战斗，才改变了主意。
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下的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所立下的功勋也是不可能的，好像是日，这几个人带着几捆手榴弹扑到了敌人的坦克下面，在战斗中消灭了不知是10辆还是15辆装甲怪物。只用一个事实就可以推翻这一传说。1941年11月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连一辆坦克也没有。又怎么会有海军战士扑到坦克履带下的狂妄传说呢？（扑到坦克下是为了用自己的身体减小爆炸的威力吗？如果距离坦克这么近，干脆把手榴弹扔进去好了！）这传说简直没有一点可能性，因为敌人的坦克根本就不存在。
而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胸膛堵住敌人碉堡的枪眼。机枪立刻就会把他掀到一边。事实上列兵马特洛索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的不是枪眼，而是碉堡的出气口。当敌人把他往里拉时，不得不停止了扫射。我们的战士抓住这一时机，立刻向碉堡靠拢，敌机枪手不得不望风而逃。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确实立下了战功，但并不是像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赞美的是那种英雄——他们能够消灭许多敌人，而且自己也没有牺牲。让我们回忆一下著名的哥萨克人库兹马·克留奇科夫，宣传画上他在巅峰时期能打败十多个敌人。还把从战俘营中逃出来的人当成是英雄。而卫国战争时期，人们把被俘的人看做是叛徒。斯大林统治期间，人生命的价值变得前所未有的无足轻重。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国家里，被神化的是那些英雄——他们消灭了许多敌人、坦克、飞机和舰船，但绝不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只有日本的“神风”特别攻击队员是个意外。在这方面，斯大林和红军的领导人们完全赞同这种武士道精神，按照这种精神，对一个战士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场上英勇地牺牲，而不是保全生命以便继续消灭敌人。
10分钟的袭击战
德国外交官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斯大林的话很好地说明，他对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虽然不理解，但是我们懂得，是什么迫使红军作战的……我们的军人在战后同德国人交谈以后对我说，在俄罗斯人进攻时，导致他们毁灭的最大障碍就是进攻时的密集冲锋。苏联人进攻时，一波接着一波，德国人简直就是砍瓜切菜一般，这样强攻的结果就是一波波的苏联人被击毙。”白俄罗斯曾任营长的В.佳特洛夫回忆起1943年12月的战斗时写道：
从交通壕旁冲过一群身着便服的人，背上背着鼓鼓囊囊的战时背包，“喂，你们是谁，从哪里来的？”我问。“从奥廖尔来的，是补充队伍。”“什么补充队伍啊？穿着便服，也没有枪。”“他们说了，打仗的时候就发枪。”
炮兵对敌人的轰炸持续了5分钟，炮兵团的36门炮不停地轰炸着德国人的前沿阵地，由于炸弹爆炸，能见度更低了……
开始冲锋了。摆起了一条散兵线，弯弯曲曲像条黑色的长蛇。紧跟在它的后面又是一条散兵线。而且这些黑色的弯弯曲曲、又蠕动着的长蛇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是那么的荒谬，那么的不正常！黑白相映，简直就是一个活靶子。于是德国人的子弹像雨点一般飞了过来。许多火力点也开始了射击。大口径的机枪开始从第二条防线的堑壕里向外扫射。散兵线纷纷倒下。营长拼命地喊着：“冲啊……去你妈的！冲啊！……向前冲！冲啊！我枪毙了你！”但是，已经不可能再次发起进攻了。想像一下吧，在枪林弹雨中怎么可能从地上爬得起来……
不管怎么说，指挥员们到底还是把“黑色的农村步兵”组织起来进行了几次进攻。但是，这是徒劳无益的。敌人的火力实在太密集了，还没走上两步，就都像柱子一样纷纷倒下。我们这些炮兵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能见度太低了，而德国人的火力点又伪装得十分巧妙，并且极有可能的是，他们的主要火力都是从据点里向外扫射，所以，我们的大炮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这位回忆录作者描写得很生动的场面，许多元帅和将军们在回忆录中也做了叙述，一位惩戒营的营长写道：“我们团的两个营参加了一次10分钟的袭击战……掩护的火力停止后，安静了那么几秒钟。然后营长突然在堑壕中向着胸墙一跃而起：‘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为了我！冲啊！'受惩戒的战士们慢腾腾地从堑壕里向外爬着，好像想等到最后一个再出来，他们向前斜端着枪，开始跑了起来。不知是呻吟，还是喊叫的拖腔拖调的'啊啊'声此起彼伏，不知是泄气还是鼓劲。我们也从堑壕中跳了出来，开始向前跑去。德国人发起了红色的冲锋信号弹，于是，刹那间便有强大的迫击炮炮火向我们铺天盖地地袭来。散兵线纷纷倒下，我们也倒下了。根本不敢抬起头。在这殊死的关头，又怎么能够知道敌人的方位？又由谁去记录下敌人的位置？他们的炮兵是从隐蔽的阵地上和很远的侧翼进行扫射的。连重型火炮也上阵了。一些坦克直接瞄准目标在进行射击，子弹从头上'飕飕'地呼啸而过……”
“就在德国人的堑壕前，受惩戒的战士们的尸体躺在一片开阔地上的小灌木丛里，而德国人正在这块田地上‘打谷'，先是开阔地，然后是灌木丛，最后是一具具尸体……我们从惩戒营离开时，他们只剩下7个人，而他们的总人数是306人。”
在德国士兵和下级军官们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看到了描写毫无意义而又屠害生灵的类似场景。一位不知名的目击者描述了1941年8月，А.А.弗拉索夫所率领的苏联第37方面军在基辅向被德国人占领的高地发起进攻的情景，他所描述的某些细节与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位苏联军官的叙述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徒劳无益的炮兵轰炸，结果对德军阵地毫无损伤，也是一波波的人发动进攻，最后倒在敌人的机枪前面。同时，一位不知名的指挥官徒劳地试图使自己部队的人再次发起进攻，最后也被德军的子弹打死。向这种并不十分重要的高地发起的进攻竟然持续了3天3夜，让德国士兵最惊讶的是，当一波人倒下后，另一波士兵仍然继续向前冲（德国人就不善于这种徒劳无益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些并不成功的进攻也使得德国人筋疲力尽。就像一位德国军人回忆的那样，他和他的同伴们感到最震惊，并且最难以忍受的是这种进攻方法如此生硬，场面又很宏大：“如果苏联人对于我们推进取得的这么一点进展就投入这么多兵力，那么如果目标真的十分重要的话，苏联人进攻得将会多么频繁，又会投入多大的兵力啊？”（这位德国作者肯定想像不出，红军根本就不会用，而且也不可能用别的方式进攻。）
“常胜元帅”朱可夫
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根本就不会打仗，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们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有意思的是，统帅们大都像朱可夫那样指挥战斗。这大概是因为，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经常见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1941年1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派遣第58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城下，这个师刚刚从远东调来，也没有时间做好战斗准备。结果，这个师损失了3/4的坦克和几乎1/3的人员，而敌军几乎没遭受什么损失。当时，罗科索夫斯基还组织第17和第44这两个骑兵师发动近乎疯狂的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过大的损失还在当时就有一些苏联军官承认，虽然这并不是很安全的，比如，中将С.A.加里宁——他曾是方面军司令，后来从事预备役部队的训练工作，由于不谨慎，就在日记中写道，最高统帅“不关心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在个别战役中造成了很大伤亡”。这份材料以及其他材料等“反苏联”的言论使得这位将军被判25年刑。而另一位指挥官——空军少将А.А.图尔然斯基在1942年被判12年刑，就是因为关于苏联情报局通报的很合理的观点，他说这些通报“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并且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损失缩小，把敌人的损失扩大。”
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不能因为自己的特别成绩而自诩。虽然在巴尔干和黑海苏联海军与敌人相比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它并不能把这种优势变为现实。在刻赤半岛只进行过两次相对成功的海军登陆战役。但是，结果第一次以1942年5月的严重事故而告终，同时成功撤退的人只有极少数，就像从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撤退时的情况一样。1943年秋天在刻赤半岛进行的第二次登陆战役，在解放克里木的战斗中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是通过彼列科普地峡的缺口攻下了克里木。敌人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商务航行日渐嚣张，苏联空军和海军并不能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能够阻止1944年5月克里木的撤退，就像不能阻止1944年至1945年间德国警备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供给和撤退一样。总的说来，苏联海军行动非常被动，而在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海军战役中却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其中包括，战争初期进攻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时“莫斯科”号舰长阵亡，而1943年10月进攻克里木的港口时，德国空军击毙了两艘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和“哈尔科夫”号的舰长。
红军惟一一次大型的空降战役遭遇了巨大的尴尬。为了争夺第聂伯河畔的战略基地，1943年9月红军空降了两队伞兵。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或者降落到了河里，或者干脆降落到了德国阵地上并因此阵亡或被俘。飞行员的经验不足影响了空军运输，而且运输机——主要是指美国的“道格拉斯”，我们严重缺乏。
我们也不喜欢承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在作战装备上的优势超过了苏联。德国“虎”式坦克不仅在与T－34坦克、而且在与最新式的约斯－2重型坦克（以约·斯大林命名的坦克。——译者注）的决斗中大获全胜。在”虎“式坦克的88毫米火炮击穿约斯坦克装甲距离内，约斯的122毫米坦克炮却无法击毁德军的坦克。德国最新型号的战斗机容沃－190当时常用做强击机，在战斗性能和飞行性能上都超过了苏联当时所有的战斗机。德国人终于在战争末期组织起大规模生产喷气式战斗机梅－262以及导弹V－1和V－2的能力。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是战后才有的，也是在很多方面依靠被缴获的德军资料、被运到苏联的德国设计师和后来英美科学技术秘密研究所中苏联情报机关的窃取才生产出来的。同样，苏联的原子弹、火箭和最新型的潜艇也都是靠复制德国人战时最后留下的图纸生产出来的。
我们那时也没有战略航空兵。难怪战后特别小分队在整个欧洲收集受伤的“飞行堡垒”。经过修理后，把它们纳入苏联远程轰炸航空兵，为的是哪怕对付一下昔日的盟国。这种飞机我们有60架，而美国人却有几千架！
不得不承认，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相比，要落后很多。只是战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以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在情报机关卓有成效的帮助下借鉴到西方很多工艺规程为代价，苏联终于在现代化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作为经济潜力只是美国1/6的苏联，为这种竞赛要付出的经费只够维持40年的消耗。
对于苏联而言，1945年的胜利——就像冷战中的持久对峙一样，之所以成为可能，
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兵力和资源用于战争所需。就像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为帝国的妄自尊大受到惩罚的只有人民。还在中世纪，当农民能够选择为哪位世袭领地主做工时，他们的生活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伊凡雷帝及随后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企图征服其他国家，开始依靠贵族阶层——他们是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于是便出现了贵族喜爱的农奴制度。就像为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人民不仅要付出几千万人的性命，而且还变得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第三章 “大雷雨”计划：
斯大林动手晚了一步
6月12日的计划没能如期完成。苏联西部的铁路运输能力比德国和波兰等靠近苏联边境的国家的能力要低两倍到两倍半。所以，红军进攻德国的计划虽然制订的时间比法西斯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早-还在1940年春天，但计划实现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况且苏联的许多兵团不得不从乌拉尔调遣过来。
重用朱可夫的意图
1940年5月，朱可夫从乌兰巴托被火速召回莫斯科，关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0年5月初，我收到莫斯科的指示，速到人民委员部报到，接受新的任职。这之前刚刚公布了关于给红军全体高级指挥人员授予将军军衔的政府命令。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被授予大将军衔。几天后，我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除斯大林外，会见朱可夫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面结束时，据朱可夫的观点认为，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有下列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
“现在你有战斗经验了”，斯大林说，“基辅军区就交给你，把你的经验好好地用到部队训练上吧！”
当我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我没有机会详细研究德国和英法联盟间的战斗军事行动进程。趁这个机会，我问道：“应该怎么理解西线战争的极度消极性和如何预测战事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斯大林笑了一下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根本不想真正地陷入到对德战争中去。他们始终企图挑唆德国进攻苏联。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一起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想以此证明，他们并不想束缚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是这无济于事。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没有远见的政策受到惩罚。”
朱可夫承认，同斯大林的谈话使他很震惊：
回到莫斯科宾馆后，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次谈话。
此时的朱可夫拥有一枚红星勋章，两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因为哈拉哈河战役而获得的“大蒙古星”——一枚蒙古红星勋章，一枚图瓦红星勋章。这后两枚在形状上来说真得很大，比苏联的勋章大很多，而且有着星的形状。我们得提一下“庆祝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章，这是朱可夫与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一起在1938年2月被授予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领袖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本上，朱可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日。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是第二天，即3日，然后是13日。
在回忆录里，朱可夫给读者留下了这一印象，就是朱可夫在动身去基辅之前只见过一次斯大林。但是，很容易就能确信，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即使接受6月2日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种说法，在朱可夫动身去基辅之前的那些日子，朱可夫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至少不下三次。
斯大林还通知朱可夫说，伏罗希洛夫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取而代之的是铁木辛哥（5月7日）。给人的印象是，对于军队机关进行的这些重要干部调配，朱可夫还不知道。那么这次会面时间总体上说应该不晚于5月8日早晨。要知道，到这天的傍晚朱可夫已经不可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一职发生了变更。
钢铁人民委员
至于谈到任命朱可夫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看来斯大林通知他并不是在5月的那次会面中，而要稍晚些，在6月2日或3日。这几次会面后才随即出台了授予朱可夫大将军衔的命令。身为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的司令，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军衔。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任命铁木辛哥的过程，那是五一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们都聚集在斯大林的别墅等候节日的盛宴：
“有一个人，人们都叫他钢铁人民委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斯大林微笑着问道。“是伏罗希洛夫！”——人们开始议论起来。“这样吧，让我们请他来领导整个国防工业，也就是，满足部队的全部需要。而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斯大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请铁木辛哥来担任。”
斯大林任命伏罗希洛夫来领导新建的、专门负责军工生产的国防委员会，虽然他想把伏罗希洛夫退役这颗苦果变甜一点，但仍未能掩饰住他的嘲讽：“钢铁人民委员”只能去监督钢铁生产，而不能领导红军队伍。
斯大林提议候选人后，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笼罩着坐在桌旁的铁木辛哥。要知道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曾经在布琼尼的手下当过骑兵师长，现在却成了老领导的上级-原来的集团军司令员现在才是莫斯科军区的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这下可以自豪了。被提拔的人是第1骑兵集团军培养出来的。”
“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斯大林说，“铁木辛哥同志以前是布琼尼元帅的下属（过了几天，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被授予元帅军衔。——作者按）。当然，不高明的战略家肯定会有各种假设，但是党不会向落后分子看齐。布琼尼同志不会对我们有意见的。他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肯定还会更重。对了，找个时间我们还要请铁木辛哥同志和总参谋长专门参加部队的作战训练，借鉴一下芬兰战争的经验。”
“两个谢苗，两个骑兵可要同心同德呀！”加里宁对讨论作了最后总结。7
斯大林是建立“息事宁人平衡系统”的专家，他可以排除任何威胁自己极大权力的潜在因素。出于迫不得已，他抛弃了对自己十分忠心却智商不高的伏罗希洛夫，事实已经证明后者跟自己在军事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完全不相称，斯大林选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军事长官来取代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战争离我们很近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
‘不可能！'我反对说。
‘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
‘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
‘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
‘我不说。'
‘为什么呀？也许，这很重要。要知道他这么有魄力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轻易流泪。'
‘我不说。'
她执拗地坚持着，不再理睬我们。谈话时她丈夫皮利希恩也在场。他推测说，朱可夫可能是回忆起蒙古时流泪了。但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朱可夫为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使命而自豪。”
沃罗特尼科夫副官决定破解这个世人并未见过的朱可夫流泪之谜。他很想搞清楚，为什么皮利希恩的妻子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冒险向朱可夫本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天在元帅的别墅，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1940年4月（实际上是6月。——作者按）他动身去基辅时激动的原因。流泪说明了什么——如果真的流泪了的话，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伤心？
元帅没有马上回答……
‘我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在同斯大林、加里宁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交谈中，我最终认定了这一想法，就是战争离我们很近，而且不可逆转。让我当这么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战争？我们有准备吗？我们来得及充分准备吗？我似乎嗅到了某种灾难逼近的味道，我看着对此一无所知、为我送行的亲人和同志们，看着莫斯科，看着莫斯科人愉快的脸庞，想到：我们到底会怎样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怎么地，我有点儿不自然，接着我就忍不住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可一走进车厢，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从那一刻起，我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时还是和平……'”
至于自己关于红军对这场战争是否有准备的疑问，朱可夫在同沃罗特尼科夫的谈话中好像已经做了补充。可在《回忆与思考》中他对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我们预见到，与德国的战争将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但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算把这场战争和斗争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仓促应战，以致在最初的战役中，我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迫向苏联纵深处撤退。”但是谈到眼泪，元帅没有否认。他两眼确实流出了泪水。因为同斯大林的几次谈话让这位新上任的大将深信：战争即将开始。实际上，朱可夫为了取得胜利，一点儿也不怜惜战士们的生命，不怜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们。但是，朱可夫对那些他很熟悉并喜欢的人并不冷漠无情。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据他估算，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许多在基辅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亲人和朋友们死于非命。一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许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战友——他们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变得亲密无间——为卫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М.М.皮利希恩身负重伤，朱可夫终生与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那次去莫斯科时，皮利希恩一家人对“叔伯兄弟”的妻子和孩子们关怀备至，而那位“叔伯兄弟”更多时候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忙于公务。朱可夫的女儿埃拉证实：“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传统用盐和面包来款待我们，并且总是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帮我们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认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们使我们长了见识，还去了剧院，所以我也没觉得父亲老不在，当时他经常都在忙公事。”
经验就是进攻
日，即朱可夫动身去基辅前夕，斯大林到底对朱可夫说了什么话，使得这位边境军区司令员流下了眼泪？显而易见，他们的谈话是什么时候也不可能记下来的。但这时《回忆与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我认为，朱可夫把斯大林最后一次、6月份谈话中说的一些话，挪到了书中所描写的第一次、5月份的谈话中。比如，关于没有远见的英法政治家即将受到惩罚的话。6月13日，盟国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经遭受失败并且不列颠远征军团也已经从敦刻尔克撤退，很明显，惩罚的时间已经到来。但斯大林还指望着，法国人哪怕再顶住一两个月也好。并且在朱可夫上路时临别赠言：“现在你已经有战斗经验了。请接受基辅军区并把自己的经验用到训练中。”
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经验就是进攻。于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斯大林更直接地对他说：“在你们向西线的进攻中，很快就要遭受巨大冲击。为6月15日（或8月1日）准备吧！”只是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回避这个问题。再说，这也太不符合固定的宣传模式——苏联人民热爱和平的外交政治，斯大林在希特勒面前充满恐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山民盼望着，即使不能避免苏德战争，也要最大限度地延迟它的发生。
1969年，已经开始着手写回忆录的朱可夫拒绝了国防部某个不为人知的军事科学管理局的建议，预先声明说：“……我们无意中把我们的战争战略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误解，好像我们想先声夺人地进攻德国。”朱可夫还是有所隐瞒。
为什么笔者这么有把握地谈起斯大林曾指示过朱可夫？因为基本上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当朱可夫还待在遥远的蒙古时，斯大林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进攻“朋友和盟友”希特勒的计划，这位朋友就在1939年12月还诚挚地祝贺苏联领导人的60寿辰，并祝斯大林个人“身体健康”和“友好的苏联人民未来一切顺利”。斯大林不想欠下这份人情，感谢了德国元首的“美好祝愿”。而对也捎来热情祝愿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回答用了一句被载入史册，并于二战后在西方被人多次戏谑引用的经典名言：“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指1939年9月德军和苏军共同抗击波兰军队的战役。——作者按）有着深厚的基础，必将源远流长、牢不可破。”9
所有这些话，都是从当时苏联和德国报纸上公布的电报中摘出来的，是为了给舆论界做姿态。而不做姿态的那些文件又如何呢？如果读读它们，其中“源远流长、牢不可破”的苏德友谊连影子也看不见。
例如，当时任苏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的В.Ф.特里布茨在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2月，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颁布了一个指示，其中指出存在以德国为首、包括意大利、匈牙利在内的联盟同时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在Н.Г.库兹涅佐夫死后才出版的一本名叫《严峻的转折点》的书中，在关于海军上将的简短生平和主要军事活动中，这份指示的准确日期被注明是日。正如编纂者所写的那样，生平是在由国家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和Н.Г.库兹涅佐夫的个人档案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份把德国和它的盟国称做苏联可能的敌人的指示，确实是在1940年2月底由海军人民委员颁布的。
我希望读者能够懂得，这类指示原则上不是根据陆军或海军机关领导的提议颁布的。这种指示一般只是根据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指的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颁布的。肯定，类似的指示当时确实是由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交给红军的，只是历史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到原件。也可能，无论是库兹涅佐夫的指示，还是伏罗希洛夫的指示，早就已经被销毁了。
进攻前的一些背景事件：卡庭秘密屠杀波兰军官……
1940年2月，红军虽遭受巨大伤亡，但控制了曼纳林防线，于是，英国和法国真的准备派出自己的远征军援助芬兰。似乎为了反击“海洋霸权主义”、为了反击眼看就要到达波罗的海的强大的海军舰队，特里布茨和库兹涅佐夫的海军本来早就应该严阵以待。实际情况却是，斯大林对于英法登陆部队一点儿也不担心，相反，却准备与整整5个月前还兄弟般地一起瓜分波兰并签订友好边境条约的德国开战。并且之所以与芬兰握手言和，并不是因为惧怕英法联军对苏芬冲突的干涉，而是为了尽快调集在芬兰的红军主力部队，以便从背后袭击准备在西线发起总攻的“德国朋友”。如果说1940年3月在赫尔辛基主战派占据了上风的话，与根据和平结束战争的条件所签署的《莫斯科和平条约》相比，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芬兰摆脱苏联战争所遭受的领土损失将会减少很多。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芬兰人继续不屈服，斯大林也可能同意在“冬季战争”开始前夕由苏联提出的土地交换计划。那样，苏联将会得到开垦得很好、有经济潜力的卡累利阿地峡，用于巩固曼纳林防线，从而让给芬兰一半的领土——靠近拉多加湖以北那片人烟稀少的沼泽地。从曼纳林防线撤离后，芬兰政府本来准备同意这一计划。但斯大林当时的要求又加码了，在赫尔辛基，由于不知道苏联的底牌，又担心英法联军最终不来援助，于是决定接受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只求保全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即使芬兰人拒绝苏联的条件，斯大林也会做出很大让步。春季泥泞季节即将到来，红军的燃料总共只够用半个多月的，而主要兵力必须用于攻打德国。
芬兰的军事行动
结束在芬兰的军事行动后，苏军迅速开始向西部边境加紧调集兵力。战争结束前夕，红军在芬兰前线部署有5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和摩托化骑兵师，以及配备有40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的8个坦克旅和3个空降兵旅，1940年4月到8月这段时期，又向西线调集了37个师和1个坦克旅。其中，30个师于6月到达指定的新地点，其余几个师于7月或8月到达指定地点。其余的大部分坦克旅和空降兵旅解散后被改编为机械化兵团和空降兵兵团，以用于西线的军事行动。到1940年6月底，斯大林能派出西部边境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的总共有这么多兵力，另有部署在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旅。与此相比，希特勒只有84个步兵师及配备有17个坦克旅的13个骑兵师和摩托化骑兵师。10从坦克数量上说，苏军平均每个坦克旅要比德军多200余人。
在红军前高级将领出席的一次会议上，1940年12月时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后来的空军主帅А.А.诺维科夫承认说：“1940年，列宁格勒军区空军部队的战斗军事行动是在以下几个特殊条件下进行的：8月份，军区空军所有部队严阵以待，准备完成特别任务，而部队8月份之前才刚刚从乌克兰返回……”11几乎所有聚集在芬兰战场上的飞机，也是临飞行前才刚刚到达西部边界。为了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和比萨拉比亚，未必会需要规模如此大的机群。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实际上并不拥有军用飞机，而罗马尼亚的空军只有不过几百架老式飞机。斯大林把自己空军的中坚力量聚集到西部边界并不是为了同他们作战。对手是更具威慑力的德国空军赫尔曼·戈林。日在高级军官出席的关于芬兰战争总结会上，斯大林特别关注德国空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军队在新的、真正的、现代化的苏联战争中要用两条腿走路，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还要从芬兰战场上吸取经验，这场战争使我们的战士枪法更准。幸好，我们军队是从芬兰人那里，而不是从德国空军那里学到了这些经验。感谢上帝的恩赐！”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德国空军将来进攻西线。但是，德国在苏联边境的步兵力量很弱。6月之前德军在这里共部署了12个步兵师，其中9个师是由后备国防军组成，士兵年纪较大。12这几个师几乎没有运输工具，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有限。甚至是在芬兰战场上没有取胜的红军，跟这样的对手打仗也足以应付。要知道当时红军在人数上几乎占到10倍的优势，尤其在坦克上。斯大林担心，如果“斯大林的雄鹰”不能取得制空权，德军的飞机将不停轰炸，会延缓红军前进的速度。希特勒就有时间从芬兰前线调集兵力遏止苏联红军的进攻。德国在西线开始进攻前，苏联领袖的心情很好。他梦想着：法西斯武装力量将受困于不可逾越的马奇诺防线，红军将会大举向西部进攻，抓住德军的薄弱环节，占领波兰、斯洛伐克、捷克，乘胜直捣敌人的心脏。与心怀感激的英法盟军在易北河的某个地方——如果幸运的话，就在莱茵河畔相见。半个欧洲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样离苏联红军用刺刀创造出来的和平革命就为时不远了。
日凌晨，在莫斯科郊外别墅，斯大林正同自己圈子里的老乡——80岁的达特·加西塔什维利——见面。他过去为斯大林的鞋匠父亲当帮手。达特很喜欢跟主人的儿子小斯大林玩耍，而斯大林终生都对他抱有好感。参见家庭晚会的有斯大林、加西塔什维利和贝利亚。在座的还有埃格纳塔什维利（斯大林的母亲曾在他家做过洗衣女工）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德国女人。应该说，斯大林和埃格纳塔什维利是把兄弟，按照格鲁吉亚风俗他们成了最亲近的人。埃格纳塔什维利的儿子20世纪90年代时还曾写到5月份的那次相聚：“我的继母是德国人，在年时，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德国的姐姐那儿上学。后来她的女儿在柏林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这个人的姓我记不清了，但大家都叫他济格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开始排挤犹太人，济格亨就带着自己的妻子转道丹麦去了美国。就这样，我继母的女儿在美国已经住了40年了。斯大林有好几次看着她，突然用格鲁吉亚语对父亲说：‘你妻子看起来很不高兴，也许她不喜欢我到你这儿来做客？'而父亲回答道：‘瞧你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是她有个女儿待在美国，她害怕我们要跟美国打仗……'
乌克兰枪杀波兰人事件
“斯大林和善地看着他，摸了摸胡子，右手拿着一只杯子说：‘尊敬的吉利季娅·格尔马诺夫卡，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想了想，又说道：‘我们不会跟美国打仗的。'然后把杯子换到另一只手上，沉思起来，如同一座狮身人面像。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而他还在那儿抚摸着胡须。我们一直看着他，吓得一动不敢动。突然，他抬起右手，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要跟德国打！英国和美国会是我们的盟国！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来，为健康干杯！'然后，一饮而尽……”
斯大林举行的这次较为坦诚的酒会正好发生在与朱可夫第一次见面的前几天。当然，他和朱可夫的谈话未必像跟自己亲密的朋友谈话这么直接。但是，这位刚上任的大将本来也应该明白，在不久的将来，斯大林打算跟德国人开战。而他，朱可夫，将遭受主要的打击。
应征到芬兰战场的大约700,000编外入伍者从1940年的5月1日到7月1日被遣散。肯定，6月底7月初才开始有进攻德国的打算。在此之前，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德国法西斯将主要与英法作战，不会有余力对付红军。
准备进攻德国的同时，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战友们犯下一桩罪行。按照现在法律术语说，就叫反人类罪。日，还没有与芬兰签署和平条约，政治局决定处决在苏联监狱和战俘营中受尽苦难的大约15,000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及11,000名波兰平民。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0年2月之前，原来一直打算通过特殊的会议放过这批波兰人，把他们判个3到8年刑，然后把他们送到勘察加半岛和苏联的其他东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应该在铁丝网里做苦工，直到战争结束。但是，在1940年的那个月的月末，斯大林决定同德国开战。所以在4月和5月的上旬，这些波兰军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平民（共约22,000人）在斯摩棱斯克的卡庭（靠近特韦尔州一个叫梅德诺耶的村庄）和哈尔克夫森林公园地区的第6区被处决13。斯大林本来需要对苏联俯首帖耳的波兰军队。战后，这种俯首帖耳由朱可夫的朋友罗科索夫斯基来实现，他受命很快加入波兰国籍，然后还当上了波兰的国防部长。被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们绝大多数对苏联都没有好感。万一开始对德战争，英法和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自动就会成为苏联的盟国。到那时，就不得不释放这些波兰军官和平民，并移交给他们的流亡政府以组建新的波兰军队。这支军队显然不会受到苏联控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斯大林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这些波兰人。而因为他打算进攻德国时已经是1940年夏季，所以必须得速战速决。
乌克兰枪杀波兰人事件，是在当地的内务部头子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的领导下进行的。稍后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天，他在与H.C.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赫鲁晓夫的女婿А.И.阿朱别伊谈到斯摩棱斯克的契卡（苏联肃反委员会）人员时，在气头上没能掩盖在卡庭所犯的罪行，他回答说：“连这种事情都应付不了，我在乌克兰的时候，那他们才叫多呢。可是，我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连个影子也发现不了……“成功进行的死刑竟成了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职业骄傲。他还会跟朱可夫分享自己的发明——他们是1940年在基辅相识的，于1944年到1945年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被包围的德国变成了好朋友。也完全可能，朱可夫已经知道波兰军官悲惨命运的真相。如果这属实的话，元帅是如何看待这次犯罪的？我想，刚开始肯定是安慰自己说这是应该的，波兰军官本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争逼近的情况下也没法让他们活着。稍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斯大林的罪行受到声讨，可能朱可夫把在卡庭那儿的罪行也归入其中，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和贝利亚头上。并且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来证明，赫鲁晓夫不愿意说出波兰被俘者下落的真相是情有可原的。也可能，朱可夫直到最后还相信苏联的官方谎言，好像说在卡庭的事件是德国人干的？
法国的迅速溃败使得斯大林不得不放弃1940年夏天进攻德国的计划。上将Л.М.桑达洛夫回忆了苏联军人当时痛心的场面：“谁能想到德国人只需不到两周的时间，就粉碎了法军主力？“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料到法国投降。赫鲁晓夫证实说：斯大林得知法国放下武器投降后，气得破口大骂，好像说现在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向西线进攻了。显然，斯大林确确实实到最后一刻还指望着法国哪怕再坚持一个月，也可以让苏联完成进攻德国的军事准备，并迫使德国两线作战，但这种想法只是一相情愿。现在德国法西斯的精锐部队将很快来对付芬兰战场上尝到了失败苦果的红军，而德军有着在波兰和法国大获全胜的辉煌经验，并且士气高昂。
以和平方式解决
但是，祸兮福所倚。在法国遭到失败和英军被从大陆赶出去之后，红军由于胜利，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展现出极为诱人的前景。可以指望到达拉芒什海峡，也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巴尔干半岛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和伊斯坦布尔一起真的就会落到斯大林的手里。也许，那一刻斯大林确实是这么梦想的。但是，要想这么迫不及待地取得世界霸权，必须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苏联从1940年6月开始大规模组建机械化部队，而从1941年年初开始组建空降兵旅，以用于敌精锐部队被消灭后进一步扩大胜利果实。与德国空军相比，本来应该占有绝对优势的苏联空军的战斗实力进一步增强。向西进攻欧洲的计划拖延到了1941年。
朱可夫到达基辅后，起程去了部队。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杜布诺这些地区他实行了指挥官和司令部人员训练制。朱可夫还不知道，卫国战争的前一阶段，正是在这儿——在苏联的领土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坦克战役，并给红军带来不良的后果。在1940年6月那些时候，朱可夫一点儿也不怀疑，他的坦克部队将会马上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领土上作战并向克拉科夫和卢布林进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攻突然在另一个方向展开。对于这件事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写道：“回到基辅后，很快接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打来的电话，他向我传达了政府作出的关于建立包括3个方面军在内的南方军区、以用于解放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决定。同时我兼任军区司令。”
“经过漫长的谈判，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同意从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撤军，这样，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漫长的谈判。要不是朱可夫本人，就是回忆录的编辑弄错了。事件发展相当快。6月26日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按照公使转交的地图清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在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北布科维纳甚至没有划入苏联版图，好像它从未隶属过俄罗斯帝国。但是这些情况一点儿也没让斯大林感到不好意思。日深夜，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达维杰斯克应邀去见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同意在24小时内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转交给苏联。柏林劝说布加勒斯特做出让步，第二天晚上，罗马尼亚政府接受了苏联的条件。6月28日，红军师在朱可夫的率领下到达德涅斯特。朱可夫不无骄傲地描述了这场实质上说是警察战的战役：
我们查明，罗马尼亚政府和司令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把被解放地区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仓皇地运往罗马尼亚。
为了制止这些破坏条约的行为，我们决定在普鲁特河上空派出两个空降旅，占领所有桥梁。两个坦克旅的任务是超过撤退的罗马尼亚纵队，并到达普鲁特河畔。
完成急行军（大约200公里）后，我们的坦克部队出现在空降兵部队的着陆地点。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地政府和所有急于逃回罗马尼亚的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军官们也丢下自己的部队和司令部的器材逃过河去。简短地说，在苏联军队面前，王牌部队陷入了可悲的境况并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6月29日。——作者按），斯大林通过高频电话找到我。斯大林问我：
“你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罗马尼亚大使抱怨说，苏军司令部违反签署的条约，在普鲁特河上空投空降兵，切断了所有撤退的路。好像说你们从飞机上还空投了坦克部队并驱散罗马尼亚军队。”“=
“情报机关已经查明，是罗马尼亚一方粗暴地践踏了条约，“我回答说，”他们违反条约，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运走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所以我命令投入两个空降旅，目的是为了截住普鲁特河上的通道，为协助他们还派了两个坦克旅，他们与空降旅同时到达指定地点。”
“那你们到底从飞机上向普鲁特河上空投了什么样的坦克？”斯大林问。
“我们什么样的坦克也没空投过，“我回答说。”而且也不可能空投，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飞机。显然是撤退的部队惊慌之中觉得坦克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插曲就这样和平结束
斯大林笑了笑说：“把丢弃的武器收集清理一下。至于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嘛，要好好保管。我现在就给外交人民委员部下命令，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
这个插曲就这样和平结束了。
朱可夫从来没有想到过，1940年他在比萨拉比亚所干的事，跟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是同一个性质。大将深信，他是在把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和北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从“罗马尼亚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个“压迫”与未来苏联的“压迫”很难相提并论。而且，在罗马尼亚实行农业改革以后，“贵族”——大庄园主早已经不存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实质上变成了农民并且勉强度日。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幸成为了农场主，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收益。按欧洲人的观点看，罗马尼亚不是很富裕，但苏联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他们还要低，而要是与苏联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相比，罗马尼亚的监狱简直成了疗养地。很快，许多被朱可夫的军队”“解放”出来的新苏联公民就尝到了这些可怕的“群岛”的滋味。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提到了“那些想尽快逃回罗马尼亚的人”及被突然出现在普鲁特河畔的苏军空降兵和坦克兵吓破了胆的人。但是，无论是军官们，还是官员和地主们，他们只是在逃离苏维埃政权的控制。逃离的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而苏联士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们在普鲁特河方向不仅拦截了蒸汽机车和车辆，而且还搜走了撤退者随身携带的财产，连手表和打火机也不放过。
基辅军区司令用藐视的态度评价罗马尼亚军队是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况，遭受极度恐慌并显示出“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所有这些话就不得不用来描述红军——而且一字不差，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之下，红军战士死于重重围困，剩下的争先恐后地向东逃去。
苏联军队在那时，即1940年6月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罗马尼亚军人好多少。比萨拉比亚的女地主叶夫罗西尼娅·安东诺夫娜·克尔斯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族，在比萨拉比亚和苏联重新合并后不久曾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待过，她还记得与从德涅斯特来的同胞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穿过村子的路上驶过一辆辆脏兮兮、涂着保护色的装甲车、小坦克……时不时地有车停在路边，接着脸上涂着油污的战士们就下来修理着什么。路旁的地上可以看见一滩润滑油。一辆车出了队伍，向我们家开过来。车里流着黑糊糊的东西，可是小伙子们互相推搡着，边笑边说着俏皮话：‘……就像母羊一样：待在哪儿，哪儿就是一滩……'他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推着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庄稼汉，直到那人向前走去，同时问道：‘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小伙子们？刚刚过了边境，马上就要修理？'
“机械师不满地嘟囔道：‘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3个月了（可能这正好是从芬兰战场调回来的部队。——作者按）……'
在索罗克斯桥那边，距离上桥50米的上坡的地方，一辆汽车翻在了坡下。旁边躺着用篷布盖着的一具尸体，脸上扣着头盔。路边坐着一位手握冲锋枪、神情沮丧的战士。
‘怎么弄成这样？'我问。
‘还不怨这山！难道刹车能受得了？'
我觉得很奇怪：这也叫做‘山'！一个小山坡嘛！”
自然，朱可夫对自己的战士们仓促应战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他做军区领导还不到两个星期。但问题是，一年以后，即1941年6月，那时朱可夫任军区司令已有半年，并且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也坐了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可是红军进行的军事准备工作——包括基辅军区在内，依然没有很大的起色。
红军高层的变动
朱可夫在基辅的最后那段时间，撤换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部长П.Н.鲁布佐夫少将，他自己20世纪30年代初在莫斯科服役时就和这个人认识了，甚至两家关系还不错。代替鲁布佐夫的是曾在总参谋部的军校当教员的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巴格拉米扬关于自己任职的事是这样说的：“……我早就认识朱可夫。有一段时间两人都是骑兵团团长，而1924年到1925年两人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突然有一天我以前的同事鲁布佐夫少将来莫斯科接妻子。我们曾经一起在军校学习过，然后一起当了教员……
‘你现在哪儿高就呀？'我很感兴趣地问。
红军高层的变动
‘在朱可夫手下，'他骄傲地回答。‘当作战部部长。'
‘哎呀，你真走运！而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我跟你说，'
鲁布佐夫突然兴奋起来，‘你去找朱可夫说说吧。他肯定会帮你的。再说，他也很了解你。一句话，快点儿写信吧，我把信交给他本人。'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信写得很简短，有些像报告：‘在野战部队服役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我现在怀着满腔热情想重返队伍……我不计较职务大小……'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会怎么答复我呢？当我已经开始失望时，来了一份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说，由于他说情，人民委员决定派我去基辅特别军区。并命令我速到基辅报到。
在莫斯科的干部部里，我见到了人民委员签署的关于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命令……”
第二天巴格拉米扬已经在基辅了，朱可夫给他的印象是：“朱可夫的样子变化不大。矮壮的身材也许有些胖了点儿，柔软卷曲的头发比以前少些，而脸部更加棱角分明，也更加严峻了。”
“与过去的老同学相见刚开始比较正式。我的举止严格按照条令要求执行。对于司令员这么快就给我答复，我表示了感谢。他皱了皱眉头，挥着手说：‘不要再说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工作需要。现在部队不仅缺乏通晓诸兵种训练知识的人，而且急需熟谙作战训练方面知识的人才。我认为，我没有看错人。'”
当会见不再那么正式时，朋友们开始回忆起在列宁格勒的年轻岁月。巴格拉米扬稍稍提到，想尽快到部署在斯坦尼斯拉夫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的新岗位走马上任。很明显，朱可夫不仅是出于工作考虑，而且还考虑到巴格拉米扬的仕途。
“‘先用不着去，'
朱可夫态度很坚决。'等等再去。12月份将要举行一个大会，与会者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军区的领导。这个大会从参加人数来说，规模很大，而且部署的任务也很重要。据我们所知，连斯大林本人也要出席这个会议。总参谋长将要就去年一年的军事训练和作战训练工作作重要的总结报告。同时作报告的还有步兵总监察员、军训部部长、装甲兵部部长和炮兵总监察员。几个军区司令要就作战方法和战术问题做出发言。我的任务是就主要问题作一个报告，名字就叫《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据我所知，你在总参谋部的军校里呆过4年，先是学习，然后又任教。'然后关心地问：‘你军校的研究资料随身带来了吗？'
‘带来了，司令同志！'
巴格拉米扬高兴地报告说。
‘这样吧，'朱可夫也高兴起来，‘你就帮我准备报告吧！'”
接下来，按照巴格拉米扬的说法，军区司令员好像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战争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爆发。我们不能根据半年或两年后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而应该考虑到我们边境军区目前的兵力情况。”由此可见，如果巴格拉米扬在这儿没有说假话，那么，朱可夫在当时，即1940年8月份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过在1942年或更晚些时候开始战争，而是认为对德国的战争必须在1941年的上半年开始。显然，斯大林本人也是这种意见。什么时候开战，并不是基辅军区的司令员说了算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苏联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家们曾认为似乎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希望把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哪怕推迟到1942年也好的观点又算什么呢？有意思的是，如果敌人已经决定了发动战争的时间，又怎么能够使他推迟实行侵略计划呢？另外要知道，就在朱可夫和巴格拉米扬谈话的那一刻，还根本没有什么“巴巴罗萨”计划。只是朱可夫所设想的苏联的进攻计划已经由1940年夏天推迟到了1941年的夏天。这就是为什么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报告应该成为最切合现实的报告的原因所在，而那份报告，像朱可夫所期待的那样，巴格拉米扬肯定会为他写好的。
“‘让我们一起想想吧，'朱可夫最后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尽管来找我吧。也可以请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任何一个军官协助。明天再着手工作吧。'
‘明天是星期天……'巴格拉米扬怯怯地提醒道。
‘瞧你说的，是不是星期天要由我们说了算，'朱可夫开起了玩笑，流露出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写作工作很熟悉的样子。”
第二部分 合适的人选
于是巴格拉米扬坐下来着手写报告：“我立刻投入了工作。军区见习参谋部军校毕业生、很有经验的骑兵中校Г.В.伊万诺夫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没有拖家带口，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从起床号响起工作到熄灯号响起。我和伊万诺夫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司令要求下，经过多次修改，他总算对我们的努力表示出满意。9月底，朱可夫拿来了最后的修订稿和附录，他把材料交给我，吩咐道：‘再次印刷后仔细检查检查。准备一下动身吧：3天以后要在第12集团军给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人员进行训练。我准备去一下。你也跟我一起去。我介绍你认识一下集团军司令员，训练过程中再熟悉一下即将在那里工作的司令部。'”
但是巴格拉米扬在第12集团军司令部服役的时间并不长。当时已经是1940年12月了，离莫斯科召开的大会没剩多少时间。朱可夫因为那份报告写得不错，作为奖励，他任命巴格拉米扬上校为基辅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并授予少将军衔。而他的前任鲁布佐夫也如愿接到赴莫斯科任职的命令。
我听到的关于巴格拉米扬的故事是下面这种说法。当朱可夫得知他要作报告时，就想把报告的准备工作交给鲁布佐夫。但是，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工作也是相当繁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