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特点的具体表现

[形势]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新常态”下,经济减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  以我国为例,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月,仅为5.8%。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  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来源:学习时报)人民日报人民要论: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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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对我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他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12月9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并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重要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日,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新发展、新突破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这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习近平同志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用“九看”的思想方法全面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是从消费需求看,二是从投资需求看,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 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只有立足于这“九看”,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到,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又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努力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工作上得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不断增强调结构、转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经济发展新常态之所以“新”,不仅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若干新的特征,而且包含新的战略方针、新的制度条件,包含新的思想方法、新的工作理念。
  新的战略方针,突出体现为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不应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明确,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讲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必须准确把握这种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的变化,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我国迈上更高级发展阶段必须越过的坎。因此,组织经济活动,既要看发展,又要看基础;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注重GDP增长,更要注重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提高。
  新的制度条件,突出体现为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新常态下,要实现新发展、新突破,制胜法宝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牵引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市场与政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协调共进。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市场、政府两个方面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法治予以切实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的思想方法,突出体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新常态下必须掌握的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问题,等等。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发展才能打开新的空间。正是针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战略举措,比如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等等。
  新的工作理念,突出体现为不为压力所动的战略定力。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敢作为、勇担当;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这些要求在新常态下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的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攻坚克难的力量,以及“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责任意识。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减速,一些人患上“换挡焦虑症”,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沉住气、有调控定力,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面对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为突出的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他强调,再难也得干,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好这场攻坚战,向历史和人民交代。在新常态下,既要增强攻坚克难的勇气,也要保持强大战略定力;既要有忧患意识,也要有历史耐心。只要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就会在新常态下把握新机遇、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
  显而易见,在这些新的战略方针、新的制度条件、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工作理念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呈现新的状态,展现许多新的亮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深化改革带来新变化,释放了市场活力,营造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第二,服务业蓬勃发展,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第三,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升, 2014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第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带来新的增长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业态持续高速扩张,“互联网+”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第五,引进来、走出去成效明显,“一带一路”等战略稳步实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驾齐驱”;第六,基于国民高储蓄和长期积累的国家净资产,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回旋余地比较大,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总之,我国经济“换挡不失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双中高”目标。
  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清醒认识到,新常态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但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因此,既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保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战略转折的平常心;更要下大决心、大气力引领新常态,面对新挑战去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还需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我国目前的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其蕴含的进取精神。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有专家认为,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指的是多重因素变化的综合优化过程。它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此外,新常态是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若干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有确定的理论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对这一概念不能泛化和滥用,更不能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随意贴标签。必须科学理解其内涵,精准界定其外延,切实领会其精神实质。
(责编:袁勃、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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