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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学(2)国际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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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国公司的培育：理论、国际经验和路径选择.pdf 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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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国公司的培育：理论、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
我国跨国公司的培育：理论、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
二战以来，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
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战略重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和经济全
球化参与度的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发动机”。
因此，加速我国跨国公司主体培育，将直接关系到21世纪经济增长的前景。
本文选择中国跨国公司培育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揭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
成长的基本规律，特别是反映我国跨国公司成长所面临的特殊矛盾，从而总结我国跨
国公司成长的政策选择和路径选择。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作为全文的
基本概念分析部分，分析跨国公司的类型和主要特征，为本文的分析奠定了一般基础。
第二部分在对西方主流和非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系统评价的基础上，剖析西方跨国公司
主流理论对中国跨国公司培育的借鉴价值与不足，并进一步阐明立足于中国国情，建
立适合中国发展实际的跨国公司培育理论体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则是对美国、日本、
韩国等代表当今世界三种不同的跨国公司成长模式的考察，反映世界各国跨国公司成
长的共同规律与路径差异。通过这种比较分析，从实证的层面上表明，在经济全球化
条件下，跨国公司生成与成长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同时，也受到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
约束。第四部作为本文的重点内容之一，首先是对我国跨国公司发展现状的描述，阐
明加速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意义。其次，结合西方跨国公司理论和国际经验，总
结性地阐明影响我国跨国公司培育的诸多因素。再次，从跨国公司培育的决定因素出
发，文章提出了中国跨国公司“差异成长”的理论假说。最后，按照差异成长假说的要
求。文章系统分析中国跨国公司培育宏观政策选择及其微观基础。
中国跨国公司；美国；日本：韩国：差异成长
者：刘增科
指导老师：邢建国
ofChinese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PathDirection
Theory、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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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期文集从今日开始放文章，约一个星期汇齐，请注意目录内容变化。】　
中国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方法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仲大军：中国的政治方法
王希哲：中国各方意见人士曼谷国事座谈会纪要
寒竹：中共同西方政党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探讨会记录
黄佶：用“党-民-敌”三元结构理解中国
萧功秦：拒绝激进也拒绝浪漫----我的新权威主义执念
陈有西：极左极右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威胁
熊自干：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中国世纪，美国应放弃遏制中国
科什别里雅科维奇：苏联解体后的苏军惨状
陈独秀：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冯友兰：人生的四境界
项飚：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全球局势战略纵横：中国十大逆天装备震撼全球，西方惊叹“太厉害！
罗天昊：中国劳动人口高估1亿，危机严重
刘浩锋：马克思必须向周敦颐学习――兼论从“国有资产”到“国有资本”的可怕嬗变
冼岩：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
冼岩：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场机制”
卢麒元：市场化与私有化――对厉以宁和吴敬琏的深刻批判
陈申申：会计改革是中国推行宪政的关键
黄佶：如何破除高校马克思经济学教学中的三大障碍
比尔•盖茨：《21世纪资本论》存在一些重要缺陷
赵跃：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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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日至23日，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左右翼学者在泰国曼谷举行了一个意见人士座谈会，仲大军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中国的政治方法
----在曼谷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 &1，宪政、人政和廉政
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众问责监督。政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合格的领导人，二是好的行政能力，这就是人政与廉政。在政府、法治和民主监督三者之中，政府的作用最重要，领导人的作用很重要，对权力进行约束也很重要。
美国现在处于政治衰败中，原因是权力受到强大的约束，出现了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这种局面，使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中国恰好相反，改革三十年来，权力过于强大，以至于出现许多政府腐败。
宪政、人政（廉政）和民政是政治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没有好的法律不行，没有民众舆论监督不行，没有好的政府领导人，宪政如同一纸空文。没有民主，人政可能变成专政。一个国家过分强调法治，便会出现弱政府的现象。中国一旦出现弱政府，便有社会动乱和大国崩溃的危险。
今天的中国，不仅要强调宪政和法治，还要注意人政和廉治。中国人之所以历来有清官情结和圣人情结，中国古人早就看清了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没有清官和圣上，就没有好的政治。所以人政和廉政与宪政同样重要。
宪政在于立什么样的宪法，立法不合理，宪政也不完美。譬如现今的中国宪法中缺失罢工的权利，这是公民权利的缺失。这是宪政的弊端。所以，不能空谈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必须完善立法。任何法治都是靠人实施的，只讲法不讲人的政治是阉割政治。法治也要重视人的重要性。
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需要强政府，强领导人，但又要对权力进行强力约束。改革开放之后，一度被革命政治抑制了的官僚特权腐败再度抬头，不平等的特权政治再度出现，政府和社会出现大面积的高度腐败，官僚集团高度攫取社会财富。因此，廉政和廉治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
&&& 各派现阶段最可能取得共识的是反腐、廉政和廉治，但在宪政与人政的基本常识方面也要取得共识。
&& &2，权威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维新道路的需要
中国今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维新的改革之路。改革路途中充满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应对这种冲突的办法之一是管制。社会越自由，信息越发达，社会管理就越严格。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越自由，管制越强烈。自由与约束是成正比的。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管制。自由过了头，社会会紊乱，会出现无序和失控，国家就会发生灾难。因此，必须理解中国社会这些年来越来越厉害的高压态势，必须理解“维稳”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思潮涌进中国，中国面临着强大的理想冲突。维稳是维新改革的手段。维新是不同于革命的改革方法，是低成本的政治治理手段。维稳和维新在减少社会破坏方面有积极的作用。维稳类似于专制，但必须是一种“开明的专制”。
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出现了利益截然对立的社会群体。所谓左与右，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反映。维稳的同时，必须解决社会的悬差，以达到维新的目的。这就是开明的专制。
& & 3，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政治协商的模式。在现历史阶段，共产党的领导至关重要，这个党在努力地摸索治国之道，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创造治国模式。我们要帮助共产党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使中国走出峡谷，使中国人民走向幸福。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个革命党，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代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党，它又不极左，又不极右，它居中调和，是社会的稳定器。离开了这个稳定器，社会会出现剧烈的左右偏斜。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一个中性的国家党。
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塑造期。中国正在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走出一条自己的大国新路。目前，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 &4，权力自上而下模式
&&& 权力自上而下模式维持着大一统的国家。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一元政治，权力自上而下，西方是多元政治，权力自下而上。这是由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同政治方式。要轻易改变一个大国长期形成的政治模式并不容易。
现代权力自下而上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政体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国土分裂，意见分歧。外蒙古分离出去了，台湾搞台独了。按着西方的现代政治理论继续走下去，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
因此，要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明，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安全，要探索适合中国的政治模式，实现从传统的王治、帝制政治到现代的党治、多党治政治的转变，实现权力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权力自下而上，从传统的王治、帝制政治过渡到现代的党治以及西方意义的宪政民主政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传统模式是否可以轻易改变？需要时间来决定。任何机械照搬和模仿都会对国家带来灾难。
&&& 5，高扬公平、正义、公德之社会主义旗帜，走出初级社会主义理论阶段。
&&&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指导，需要合理的意识形态。
三十年一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三十年间，政府的所有目标都是向钱看，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充满了贪婪和欲望，攀附权力，相信弱肉强食。
在“初级”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治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倒退，个人意识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以至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初级社会主义”的改革理念有关。过分强调“初级”，
过分唯钱是瞻，过分强调放任自流，过分提倡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以及过分倚重法治和忽视道德，导致社会全面腐败，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周永康和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例子。
&&& 要建立不过分自私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从精神和灵魂上遏制官员群体的贪污和腐败。
三十年来，出现一批过分强调自我意识的“占中”式人物。如果中国人都变成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那么这个大国将混乱不堪。
&&& 毛时代的利他主义应适当回归。
& & 6， 政治力量对比与呼吁力量均衡
&&& 一个社会有许多政治利益群体，而最主要的政治利益群体对峙发生在权力集团与民众之间，资本集团与劳工之间。
改革三十年来，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十分强大，劳动群体力量相对薄弱，因此国民财富和物质利益极度向权力和资本倾斜。
如果左右几派的力量处于均衡状态，国家就是平静的。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就会走向极端。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将是维持和平的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各派人士要在一个房檐下生活，如果内斗使房子倒塌，两败俱伤，这种民主自由就要被制约，这种个人诉求就要适可而止。因此，各派的政治诉求都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表现。寻求对话方式来解决各阶层的政治分歧。
培养和平对话协商的素养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国需要很长时间来形成这种公民素质。
&&& 7，将矛盾分歧停留在语言上、网络上而不是街头上
左中右的意见表达停留在纸面上，网络中，没有诉诸街头行动。如果让左派右派都上了街，尽管可以显示各派真实的实力，但容易造成物理上的冲突。搞不好会对社会形成破坏。所以，意见表达暂时停留在书面上和网络上，是中国暂缓之计。这是中国特色，可持续一阶段。
&&& 中国游行示威抗议的时间表：2025年，实现民众可以上街表达愿望。而罢工需要尽快实施。
& & 8，有序控制下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社会层面和知识社会层面始终存在着左右两大政治派别，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延伸。从目前情况看，两派分歧依然太大，无法展开面对面的交锋。
&&& 要逐渐提高国民的政治文明程度，提倡彼此尊重和妥协、协商，克服传统的封建文化恶习。
政府日益呈现为中性，稳定器，高压阀。中国目前的这种分离状态是近现代革命的遗毒，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因此，在现阶段不能指望中国有宽松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和解。高压、专制以至独裁已经成为常态。改变这种常态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苦难和分裂、崩溃。
&&& 中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一代人和传统的习惯方式。
&& &9，国家统一与安全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应是各派共同认可的目标。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适当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甚至幻想取而代之，这是野心家们的行为。
各派的博弈都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改朝换代的人大有人在，但这些政客要识时务为俊杰，不能把私利高于国家利益和群体利益。
&& &10，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
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是消解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和西方一神论思维对中国带来的损害。当今世界需要中国式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追求唯一的真理。因为造成世界上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这种西方文化影响，导致国内发生了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两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必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人不盲目信仰，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一神论的宗教。中国人的信仰是崇拜天地、祖宗，是怀疑绝对。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各派人士的分水岭。社会本位的革命文化排斥个人本位的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极左和极右派都排斥中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文革时斗私批修，批判个人主义。改革开放后，个人本位的自我意识主宰社会，古时候的修身自律传统被扬弃，公德淡漠，私欲上升，法治意识薄弱，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中国要向社会本位的文化回归。
传统的个人本位文化可与现代的社会本位文化相结合，以治愈近代革命产生的社会创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近代革命文化的消解药，传统文化拯救中国，一味的去中国化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灾难。
&& &11，共富的经济政策
&&&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富人的社会关怀极其薄弱，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极大地影响着国民收入与福利，影响着社会贫富差距，因此，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如何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需要中国各派达成一致。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但这些措施在目前的中国也很难形成共识。
& & 12，集体遗忘内战历史
想以“扒粪”的方式扳倒对手，拙劣的手段必然带来拙劣的后果。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进步，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特别是政治智慧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从清末以来，走了一条惨烈的革命之路，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分裂，至今领土分离，骨肉反目。对这种革命的正义性至今很少有人反省，而各派人物更是热衷于停留在对历史“真相”的澄清与争论上，非要找出个钉是钉、卯是卯来。今天很多的中国人不是生活在当代，而是生活在历史中，使阶级斗争心态长期持续，阶级斗争一演再演。这种状态加重了国家和民族的危险。
鉴于此，我提倡当下的中国，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佛家和道家的智慧，放下阶级斗争时期制造的仇恨。国共两党要淡化历史，不追究历史，忘记历史。只有实行集体遗忘，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轻装上阵。
西班牙曾经有过佛朗哥执政时期专制的历史，二战之后这段历史几乎被西班牙人遗忘。中国人只有象西班牙人那样集体忘记丑陋的记忆，这个民族才会升华。
&&& 瑞典一位国王战死后，北欧国家从此放弃战争，永不和平。这种智慧的反思应对中国有所启示。
不再去揭露历史丑陋的页面，这是治史者的常识。什么是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就是隐恶扬善，不光明的就让它消失，让下一代生活在单纯、善良之中。而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沉浸在历史中，拨弄是非，制造新仇旧恨，撕裂社会，陷中国永远于内乱之中。
如果国共两党的后人以及左派和右派今天还在互相扒粪，那么历史伤痕永远不会愈合。中国要警惕这种冒似这种有文化的学者！
没有佛道精神，中国难以解脱仇视的魔咒！而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很少上升到这个高度。境界不高的人，心中只能只是私怨。
附会议纪要：
中国各方意见人士曼谷国事座谈会纪要
王希哲 执笔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上上下下政治协商起来的讲话精神，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倡议海内外左中右各方意见人士来到曼谷召开一个民间政治协商的座谈会。我们希望以此开端为国家的各派协商民主，开一个新生面。自我们发出了这个座谈会的倡议后，得到许多社会著名意见领袖的响应K表示参加。但遗憾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他们是：范景刚、焦国标、萧功秦、罘⒋髑纭⒘跹觥⑽夥ㄌ臁⒙柙⒒萍退铡⒙扌∨蟆⑼蹙А⒗钗岸⒊潞胼贰⑼跣∧⑼蹙巍⑴费艟健⑹怼⒊淘丁⑵荼居淼认壬
很高兴，能虻交岬挠校罕本┐缶强庵魅沃俅缶鹿５帽ご笱Ы淌谙罟燮妫鹿来笱镂鹘淌冢本┳笠碚奂艺疟；ㄇ锸停谀趁褡逦侍庋芯克驴傻希母铩叭熳堋备涸鹑朔皆玻鹿材纱笱е泄侍庾椅焊窳纸淌谥泶藿痃妫鸫笱а芯吭罱樟炙苟俅笱ад唏T胜平，澳州自由学者张鹤慈（原政协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之孙），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香港哲学博士黄钟，自由评论家王希哲等。
&&& 理论家王小宁，律师刘路向座谈会发来了书面发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建利先生明确表示，他出席座谈会不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任何讲话精神而是为了探寻民间政治协商的机会，与中国民间各派共建中国的民间政治。这一观点他已经在他的题为“民间政治协商－－共建通向宪政民主的民间政治”的发言中阐明（/FileView.aspx?FileIdq=6095）。
经过对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类政治问题三天开诚布公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座谈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公告如下：
保障公民权利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渴望，是解决中国众多政治难题的钥匙。为此，中国左中右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人民权利法案的真正落实。
讨论中，仲大军先生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能不能走向富强、幸福与繁荣，能不能实现和平的崛起，就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为此对时局和国家政治方略提出了下面看法。这些看法，罱壬奔幢硎静荒芡耆尥辛思ち艺郏跸Ｕ鼙硎敬筇逶蕹桑兴Ａ簟５牖崞渌幢龃蠖急硎玖嗽尥衔胺浅：谩保挥蟹炊砸饧蠡嵋樵厝爰鸵乇鹗窃谒瘸鱿至宋痹斓摹靶挛殴ā钡那榭鱿拢岳Ｕ饨缍曰嵋榈拇砦笥∠蟆９始锹既缦拢匦肭康鳎庵皇亲富岫嗍饧皇枪彩叮
&&& 一、确立社会主义全民共富、共享的发展目标
&&& 正确诠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概念，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向钱看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人们眼里充满了贪婪欲望，攀附权力，弱肉强食，贪腐遍地，利已主义盛行，民主被压制，社会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因此，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
&& &二、确立宪法法律权威和遵法习惯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比法大的国家，这种政冶模式既可出现清官政治，也可出现腐败昏庸政治和官员胡作非为，所以权力必须约束。尽管领导人的作用在现阶段显得犹为重要，但要稳步向法治国家过度。中国必须建立制约权力的法制。宪法法院，必须设立，以利人民对各级政府违宪施政的诉讼。
&& &三、加强民主监督机制
尊重人民法定的政治权利。中国已走在改良和维新道路上，但保驾护航的手段不能只有“高压维稳”一条，还需新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需要新的沟通手段，需要民间协商与官民协商的机制，需要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四、遏制权贵与资本，实现政治力量均衡，改变权力和资本过于强大、劳动与公民权力过于弱小、国民财富过于被强势集团攫取的局面。
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社会就不稳定。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平衡是维稳的重要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譬如，工人罢工权利，应该重新入宪。这是今天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受阻拦未能与会的王军学先生，本来就是计划代表工人在座谈会上提出罢工权利重新入宪的要求的。）
& & 五、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 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正确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各派博弈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 & 六、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文化不完全是专制文化，更有着大量的和合文化。传统文化可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当今世界需要中国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排斥异己，追求唯一的真理。因而容易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国内发生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几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一神论的宗教，没有绝对主义。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 &七、重视民生，呼唤共富经济政策
&&&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以及税收规定，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税、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改革的红利必须惠及全民。
&&& 以上是仲大军先生的意见。
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你主张怎样的宪政？”，“在社会敌对状态下，能够实现民主宪政吗？”，“你主张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应该怎样改革？”，“如何估计反贪的形势及你是否主张贪官大赦？”，“对国内工人运动和维权运动，你的看法？”，“习近平十年执政后将面临的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估计”等。
这部分讨论发言，争论更多。为求准确表达，座谈会不代行发布。由发言者自己回去以后根据自已的录音和回忆，整理修饰完善后，自行发布，自已负责。最后由会议汇集出版。
会议也曾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论，例如，当某些右翼人士对毛泽东发出若干冒犯言论时，秋石客先生和项观奇先生都立即给予了呛声的反驳，坚守了左翼的立场。
&&& 罱壬菜媸奔岢趾捅泶锪讼苷裰髋傻牧⒊　Ｈ绱说鹊取
王希哲提出，万隆会议上，反共声浪很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寻求共同点的。”我们可以向周恩来学习。
&&& 座谈会始终顺利。
&&& 我们也非常感谢孙西博士对座谈会公道的主持。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国是座谈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寻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提供了民间政治协商新的模式，千难万难在第一步。与会各方殷切期待更多的民间意见人士加入进来，一起致力于民间政治协商的健康稳步发展，促进中国的民主进步。
&&& 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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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西方政党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探讨”南京会议记录
寒竹、杨光斌、曹锦清 王建华、刘晨光
观察中国，不要眼睛直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的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
2014年秋天，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从政治理论和组织构架上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重要关系：共产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中国在深改元年的政治发展给中国的政党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根据中外的一些民调统计数据)?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多党制中的政党上有何异同?中共在现代建国与国家制宪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治性”或“政治化”的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什么不同?
今天的中共究竟是中华民族派生出来的的“执政精英团队”，还是像西方政党一样代表某个社会群体的某个“党派”?
中共对政府施政、司法运转和军队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应当以什么具体形式体现出来?
“党政分开”、“党政分工”或“以党统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在现实中更具有操作性?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这些基本问题，位于南京的中国力研究中心于日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具有探索性的研讨会，各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下面是与会者寒竹、曹锦清、杨光斌、王建华和刘晨光五位学者的发言摘要。
　　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2014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深改元年”，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治领域，“深改元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四中全会，一个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而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加强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一些人把它理解为宣传和推行法制建设的一个会。我觉得这样理解并不是很全面。中共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讲了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曾经提到依法治国，十八大的依法治国意义何在呢?
是重复了过去的表述?还是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呢?
　　需要强调的是，四中全会是执政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政治会议，而非政府的法律工作会议，这个中央全会是要给中国的政治构架，主要是党与国家、党与法治的关系做出更清楚明确的界定。所以，四中全会确实是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但对这次会议理解必须要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理解，而不是仅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比前30年讲的依法治国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起着规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依法治国在中国已经讲了三十几年，但在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依法治国理解为执政党依照宪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政府和社会，在现实中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另一种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把党的领导与法治看成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认为讲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解决司法独立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
　　由于在四中全会前，社会舆论，包括党内存在着对依法治国的这些不准确理解，四中全会需要正本清源，需要进一步阐明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按照中国的政治构架，党居于国家的领导核心位置。党领导社会各界的先进代表制宪、修宪，保证各级政府做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中国的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则体现出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党的领导是建立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中国，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2014年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则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会议地址选在古田显示出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2014年的“新古田会议”高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而铸牢军魂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要求军队各级党委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彻底落实。
　　由此看来，深改元年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中国的政党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政党制度就等同于多党制度，多元性才构成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是多中之一。而整体性的党则意味着独裁，甚至意味着政党制度的消失。马克斯?韦伯说，没有竞争性轮替的话，这样的组织就不能叫做党。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西方政党理论的主流。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党，就丧失了政党政治本来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有很接近的表述，自由派自不待言，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愿景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左翼学者如汪晖则认为，共产党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开始去政治化，79年后去政治化就更明显了，不讲阶级性。党变成一种中性的政党机构。按照中国新左派一些学者的理解，如果政党不再是一个派别，不再是多中之一，而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多的一，也就不叫做党了，至少不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党，而演变为国家性的党。新左派的一些人把政治性理解为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是否符合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否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回到把政治阶级斗争化的老路?上述两种政党理论给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什么差异?本质上有无不同?中共这个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现实基础在哪里?中共究竟是多中之一?还是涵盖诸多的一?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探讨党和国家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关系。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通常是：社会精英集团先完成建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先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宪法，然后为了选举而逐步形成了政党，西方的政党在本质上就是选举党。西方各国的发展大同小异，脉络非常清楚。
　　而中国的党与国家关系和西方的党与国家关系是不一样的。晚清时期出现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党，而是革命党和建国党。而最终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共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清楚。1921年先有12个人在浙江嘉兴开会建立共产党，这个党在1927年建军，1949年建国，然后领导社会各界精英制宪和修宪，成为治理中国最核心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党、军、国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和西方大不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代表性问题。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党是一个派别。中共一开始也是一个派别，中共的建党方式在一开始是是列宁式的，即作为一种阶级的代表的党，而且有明确的革命对象，中华民族内部在革命时期有5%和95%的差别。现在，党的阶级性并没有变，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代表性有没有与时俱进而发生变化?如果有，阶级性与代表性的差异性在哪里?十八大的党章讲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何同时体现这两个先锋队?
　　第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党的功能是什么?西方政党功能就是为了选举，每年召开民主党、共和党代表大会都是为了选举动员。在中国，政党的功能主要是治国，治理国家，领导社会大众进行经济建设。这就使得中共的性质和西方的党有了根本性的区分。中国的党和西方的党都是叫做党，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现实功能上有根本差别，这给我们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关于自己国家的政党理论。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刚才寒竹老师都把问题提出来了，都很尖锐。十八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个问题，为何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这次聪明。因为它内涵了一个前提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容讨论。但面对新的形式，党的执政方式又容有大规模讨论和创新的余地。
二十几年来政治学都围绕着第一个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在哪里?把所有转型过程当中、治理当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等都归结为政体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后要对所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所以政体改革之后，那是1998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和吴敬琏有一次会议。他的两个命题后来广为传播。其中第一个命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政体不改革，腐败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他把社会分化问题也归结为制度的问题。这个政体必然造成经济寡头，他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市场是好的，市场是天然的平等主义。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逾越到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97、98年躲在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主义叙事完全变为了政治叙事，并浮出水面。那么只要在政体和政治里面讨论问题，所有的话语都来源于西方。这样如果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带着他的脚镣来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治理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移动，又面临着“五化”同时并行，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五大革命同时并举。
我们研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转轨，只讲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有的主流社会学家基本在“三化”中讨论问题。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是从“三化”中讨论这个社会是如何型的。例如马克思认为市场化之后、原来小生产到大生产、从乡村到都市以后，这个转型带来什么问题?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化。还有学者认为是工业都市化、理性化等，有不同的表述。而我们13亿人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要按照内生资源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还能在总体上保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征地运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等相比于转型期的法国、美国等，出现的问题要少的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党在这里引领。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这次把问题放在治理上就是找对了。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治理问题。那么多的精力集中在政体和政治讨论上，就是如果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是集中在西方提供的框架中讨论，我们怎么也逃不出来。围绕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讨论，避免了讨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讨论政治问题不能再用政体形式合法性，而应该讨论这个国家当下的总的政治认识。邓小平他就明确政体应服从政治内容，什么样的叫做好政治?答案是三个有利于。不管形式上是什么样的政体，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好政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近代学习的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学科，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并非一种自我标榜，我是通过印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得出的。其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印度思维和中国思维：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健全的常识理性，而不偏好宗教、神学等方面。而印度过分偏好宗教，以至于把印度的整个生活世界搞的一塌糊涂。尼赫鲁认为，如果印度有中国式的常识理性，那该多好啊!
　　从我们来看，健全的常识理性就是实践理性。就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和毛泽东晚期相比，他的优点是具有巨大的常识理性。“不争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被具有健全尝试理性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讨论政治的时候，要讨论这个民族当下需要什么。我将邓小平这些实践启示概括为三条：第一，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政治版图的统一强调现有的所有民族认同一个中华民族。当前这些还没有解决，例如新疆7.15、西藏的3.14事件等;第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转型时期保持稳定，又不能动用政治镇压来保持稳定，像89这样的动用军队来镇压的事件，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就和治理的能力和体系有关系了;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既要保持稳定，又要保证发展，要解决物价、就业等相对稳定问题，这是难中之难的事情。这三大任务，即现有的政治在多大情况下满足了这些?要从政治内容看政体优劣来评价。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政体之谜，最早是利玛窦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利玛窦之谜。作为一个中国通，利玛窦判断当时中国政体是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他向欧洲报告时称之为“君主政体”。但皇帝是在深宫之中的，具体由士大夫执行，因此他判断中国也是一种贵族政体。在与友人的通信当中，他指出这些士大夫是通过科举选拨上来的，他又判断毫无疑问中国政体是一个民主政体。当时他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分类的(当时还没有孟德斯鸠)。最后，别人问他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政体，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丁韪良在《汉学精华》中将中国政体和美国政体相比较。他认为，美国的政体是票箱民主政体，中国的政体是科举民主政体。孟德斯鸠重新改变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是心怀叵测的，他主要是对路易十四、十五等贵族的不满，指桑骂槐。他将专制主义套在了中国，拿掉这顶帽子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这是第二点，即讨论政治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从西方的理念出发。
　　最后，近代以来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西强中弱的背景下，是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下展开的。回顾一下，在没有发现西方比我们强的时代，从年，不要忘记他们大量的人是仰视我们的。启蒙学者当中有崇华派，也有贬华派。但确实来说这几百年传到欧洲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仰视中国。在这个仰视阶段，他们输入了中国文化。当时他们要到中国来寻找普世性，为他们的启蒙叙事奠定理论基础。这里边的核心人物有沃尔夫、伏尔泰等。当时也有贬华派，如典型人物孟德斯鸠。那个时候中国的肤色由白转黄的争论也在1750年前后。在1750年之前，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肤色是白色的，以相同的肤色来抬高他们自身。随之，西方的种族概念起来了，白人、黄人等。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种族主义起来了。他们确实对中国重新评价了。所以，1800年到现在为止，当然是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学习过程当中，西方又成为了一个知识的生产源，我们是消费源。而现在，就像习大大说的，我们已经迎头赶上了，这要求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话语的要求开始起来了。
现在我们挨饿和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用西方的语言来解释问题，这总是带着镣铐来跳舞，只有招架之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还手能力更是没有。所以我们期待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崛起和发展，实现战略赶超任务的完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这个工作，老外会帮我们做。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行呢?这里边肯定有近代史、现代史叙事、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叙事。整个政治叙事要重新加以回应。我相信这个时代会到来的。我们是为下一代做铺垫工作，我从来没有认为自由主义的观点错，而是认为他们落伍了，而且延续五四的那种叙事，而不知道我们已经长大将近成人了。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源头，寻找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释者和被改造者。我们要率先肯定自身的常识理性，仅把西方的概念作为我们的一种参考。如果这个观念不颠倒过来，讨论无法进行。现在我们讨论党和国、党和法几个关系，结论已经明了。国肯定比党大，法肯定比权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学习的必要，但我们落下了一种崇洋媚外病。我们要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对我们民族历史的自尊叙事，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评估，要对整个百年向西方学习过程当中正面、负面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估。这三个重新评估的逐渐推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过程。
　　共产党其实就是个儒家党。按照党的三要义，精神领袖、经典著作、信徒，儒家当然是个党。中国这套悠久的历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来，被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同时诋毁为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加以否定。这其实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一直推着我们前行，但实际上我们的观念是对其否定的。反对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活在当下;喜欢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死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杨光斌(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目前的理论现状大致有两类。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做对了。但是在很多精英阶级看来，中国做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观念;另外一派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这同样是因为我们观念和话语的短板和欠缺。因此，当前社会科学范式重建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重述和重建，这几个词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需要重新建构。
　　就政党问题而言，首先涉及政党理论。中国做对了，谁做对了?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但是流行的政党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第一个是西方政治学当中的政党。政党是国家权力的下位概念，是一个社会利益集团。阿尔蒙德、萨托利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政党。第二个是革命政党概念。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个革命党，但是它已经转型。因此，无论用西方的政党概念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概念解释中国共产党都无能为力。这两种概念体系既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这是从狭义的政党理论来讲的。
　　第二要阐述的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类是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国经验的产物。个人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作用。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所以，英美等国家形成过程中，商业集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当他们认为需要政府的时候，这些实业家集团加入联邦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学校、教会等先建立起来，最后才是建立政府。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第二套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比如法国、德国依靠国家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战争制造的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其实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是有契合点的，比如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强调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政党在哪里?现代化是分批次的，第一波是英国和美国;第二波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这些国家都有标志性的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等。如果说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是靠社会来主导，第二波是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那么这些后发国家，比如中国，谁来组织这个国家?这种组织既不是商业集团，也不是官僚制(当时国家的官僚制体系已经崩溃了)。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国家组织瘫痪了，而国家又需要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者就是政党――布尔什维克。从此，政党组织国家就成了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换句话说，第三波现代化国家，即后发国家需要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我们自身。毫无疑问，文不对题，无论怎么解释，发展中国家都是错的。
　　因此，我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其过去的问题而否认其价值。正如国家中心主义，也不能因为出现过法西斯而否认它的历史价值。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进行反思而得出的问题意识比较清楚，但是要进行建构是非常困难的。不同于西方，中国形成一个体系可能要上千年，比如儒学的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核是什么?
逻辑是如何构成的?
这些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可以的。通过梳理以党建国的历史，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实现其理想中的以党建国，但是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了中国红军是一个具有政治使命的武装集团，这在当时是其它军阀和武装集团所没有的政治目标。现实上，中国是一种党国体制，在西方政治学当中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不符合宪政主义逻辑。党国体制下，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而不是一般利益集团的表达者。党国体制有两大根本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等是理解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理解共产党，首先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当中找到自己的理论资源。马克思讲到，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代表特定的阶级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只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就是为解放全人类。
　　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强。我们对普世价值一定要有反思。从摩根索到亨廷顿，他们是坚决反对普世价值之说的。因此，我们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等新概念，旨在跟进国家的实力，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这些理论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所谓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最后，我们来看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优势。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是12个，其中有三个是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靠掠夺和战争才得以发展，比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日本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而其他9个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在这9个国家当中，除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这9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即曾经都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当殖民者撤出之后，这些地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大，国家力量较弱。而实行代议制民主更加地去国家化。所有的后发国家是需要组织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统一起来。结果如何呢?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其他8个国家在治理上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
　　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使用书本概念比照现实的对与错。所谓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有知识的，但是很多学者只知道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而对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话都敢说。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很多国家有了经过党争民主而获得的授权及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国家治理的如何?
有的甚至因选举而使得国家分裂和社会分裂。很多国家有了所谓的公民社会，但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同于美国的公民社会，因为社会结构所造就的“民情”不一样，看看埃及的穆兄会、印度的碎片化社会、菲律宾的封建制、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大地主制等，就知道所谓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了。很多国家也有了宪法法院，但是有宪政主义吗?
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不但不能维护民主，反而是反民主的，甚至是动乱之源。因此，观察中国，不要眼睛直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的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中国社会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化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意识都是假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转型升级，需要自主性。我觉得当大部分人跳出了美国化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时，理论转型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观念囚徒。
　　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如果说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两套对立的话语体系的话，那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政党研究方面。两套话语体系是格格不入的：一套是从列宁主义出发，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理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内容的话语体系。还有一套是以萨托利的观点为典型代表。他把政党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党和部分的政党，而作为整体的政党，又被称为党国体制。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但社会科学不能离开交流。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无法和西方的话语进行交流，那么这套话语体系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如何在自主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
同时，实现这套本土话语体系的全球化，即不能只强调本土的，还要注重本土的全球化，共建一个话语交流的平台。我之前写了一篇《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代表性和代表力的概念。深入分析这组概念，会发现中西方政党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同时，也引申出很多值得反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存在解释的误区，或者说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到底够不够?西方话语制度中最具霸权的是竞争性政党的理论。从霍夫斯塔特开始，他在总结美国政党发生和发展的运作逻辑基础上提出“合法反对”的概念，包括对反对认同、有组织的反对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自由等。我们很多学者只要进入这一套理论和概念之中，便甘拜下风。很少检讨他的理论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萨托利所说的两个异质连续统的提法就是有问题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墨西哥，它从国家行动党一党制过渡到现在三党鼎立。戴蒙德等也在反思西方的这套政党理论。他认为西方政党理论最初都是源于某一个地区和一些国家的，没有抓住其他国家政党的特征。然而，戴蒙德的分析还是没有点出问题的本质。基于此，我考虑能否从西方概念内部出发寻找其漏洞。
　　西方过多地把政党和选举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谈问题而失去社会的维度。政党原本是什么?萨托利认为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社会多元主义不同于宪政多元主义。他又认为政党有三个功能：沟通、引导和表达。其中萨托利在谈表达功能的时候，还是基于权力中心论。从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出发，我试图将政党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政党、替代型政党和消费型政党。生产型政党是指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政党;替代型政党往往是一种极端型政党，包括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消费型政党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组织政党并不是像过去为了权力，而是一种制度消费，像前苏联刚成立的时候有2000多个政党，现在台湾还有100多个政党。这样的政党和现代意义的政党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很好，规模也有几万人。但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了规训，如麦卡锡主义等。最后美国的共党也就逐渐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就成了作为制度消费型的政党。我提出这些概念主要是回应各位老师的发言，即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基于多年的研究，我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发展、逻辑与变革谈一谈个人的浅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获得人民的高度认同?在西方，政党最初的产生是一种恶。当西方政党传入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但议会政党只在中国生存三个月后，党争亡国便成了舆论共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
　　我把现代国家建设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民族国家建设，一个是民主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民主国家建设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很显然，西方的多党制是一种竞争性的多党制度，是非集权的，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我们用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来进行民族国家建设，显然出现了制度选择的错位，带来的是政权的动荡，比如民国第一个内阁――唐绍仪内阁很快就倒台了。内阁倒台后，当时的政治精英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即政党到底是恶还是善?之后，党争亡国就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我的解释：民初我们选择多党制是制度选择的一种错位。多党制不适合民族国家建设，只能作为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这直接影响到后续中国政党的发展。所以，孙中山的理论也在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不断变动，调试自己的认知。他最初是一个多党制的积极倡导者，而到二次革命后，他认为中国只能搞一党建国。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国共合作，为什么共产党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
　　然而，当时一党建国理论面临一个问题：它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抓住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提倡自由和民主，通过群众路线、嵌入式的社会动员把民众组织起来，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共产党还在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民主国家建设，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症结在于中共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以后，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当前，我们党还在进行着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我们是国家的进步推动学术的进步。当前学者们进行的左与右的争论实际上落后于国家的发展，这就是最简单的革命逻辑在作怪。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进行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学术争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最后，我们如何建立政党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框架?我认为我们不能走西方政党国家的道路，即认为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这个命题在中国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整个社会是镶嵌在政党这个机器当中的。这种情况下，政党在国家层面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中共与社会沟通的方式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变革，这个变革需要我们转换思维。
　　刘晨光(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政治哲学专业教员)：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全球格局变迁中一个最大的事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
我明显感觉到解释西方和中国传统，如果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都还比较容易。但是解释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可能很难。因为这是古今中西的一个汇集。
　　近几年中国的话语自觉、文明自觉，相比以前有所改善。知识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复制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现在的声音开始走向多元化，但防御性、抵制性的话语仍比较多，即“破”比“立”多。比如关于选举民主、宪政，我们有很多反思，但是往往又沦为另一个极端。我们一说到民主就强调中国式民主，但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什么?宪政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所属，而我们却没有新的理论生产出来。基于此，我提出一些相关点来思考。这种理论创造需要三个方面的重新解释，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共本身。这些都是一些宏观和基础性的概念。
　　第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从我们党自身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也有传统文明的源泉。这包括把中国社会主义放在几千年的、一百年的、六十年的、三十年的等不同时期中来理解。
　　其实，回到最初立国的时候来看，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必然性。首先是因为前面各种方案、试验、力量都失败了。总的来讲，中国近现代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家遭遇西方，必须进行大的转型。这种转型背后是文明再造这样一个大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它能够经过社会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来调动社会整体性的力量。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对西方批判式的超越，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所以，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不要步西方资本主义之后尘。三是我们传统的天下观。选择社会主义和这个也有密切关系。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同时既有民族复兴的东西，也有普遍人类担当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理解。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来还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几个概念是我们创造性的成果，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发展不是非此即彼，不再好走极端，而是一种比较注重协调、中道、和谐的发展。然而，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这种发展中仍然内在的矛盾如何真正走向均衡，相关的新的解释和理论是不是能够固定下来?
　　总的来讲，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能还是要放在传统的中道文明里来看。我们大概需要像历史上吸收佛学、佛经一样，通过中国传统文明来“化”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重新理解中国政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价值基础。我们过去讲道统、政统、法统，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道统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统、法统如何解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和政协成立65周年两个大会的讲话中，都说到这个。讲话中包含了一些可以正面立论的政治哲学，比如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三位一体，即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讨论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发展，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来进行。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框架进行更为扎实的解释，包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法治的关系等等，都要给出学理分析。
　　虽然马克思主义讲到，要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但当世界主要的单位还是国家，还是政治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主权之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其实质是主权者和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只要一个共同体存在，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真可谓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里讲到的宪制或宪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框架。
　　其实，美国最初成立也是为了集权，也面临着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即反帝反封建。反帝是从英国独立，反封建是把分裂割据、各行其是的十三个邦组成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联邦。只要是政治共同体还存在，就需要某种集权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美国建国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也面临一些重大争论，比如一部分人主张采用英国的君主制，但最后实行了共和制。美国最终选择了总统制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其中既有共和因素，又嫁接了君主制的因素。美国宪政发展史，总统权的问题一直是重点。比如，林肯、罗斯福都在一定条件下打破了既有的框架。当一个国家面临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需要最高权力的集中，甚至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出现。
　　而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放在主权―宪政结构中进行理解。现代国家可以说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国家主权都应该由人民来掌握，但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都要面临谁来代表人民行使这个最高权力的问题。代议制中的代表只是代表部分利益，甚至是某些地方、某些州的利益。那么谁来代表整体的利益?
　　对于中国，共产党正如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由它来代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不过，共产党这种新的“君主”，其政治领袖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严格的锻炼和考验产生出来、党内比较认可、非常卓越的职业政治家。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如果党内出现各种派系和纷争，乃至“党中有党”，发生分裂，甚至无法产生自己的领袖，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生了西方理论所说的宪政危机。所谓宪政危机就是既有的政治秩序出现问题，内部发生紊乱。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议较多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党的领导和法治秩序之间，内部是存在张力的。总之，在现代人民主权状况下，谁代表人民来行使主权才是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总的一个判断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来看，包括我们选择中共这样一个团体来担当国家再造和文明再造的过程，都要有大历史的理解。中共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它是一种发展型的、使命型的政党。近几年，我们更多强调了民族复兴的任务，其实中共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使命感。而共产党在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群众性政党，这主要体现在其先进性上。这种先进性和这种使命感是相应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使命型的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世俗化的变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本身式微，不再能深入人心。在中共发生大的变化，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先进性?我觉得还是要抓住党的建设本身这个老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够真正选出贤能的干部为人民所用?官员的选拔、教育、考核、监察，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关系问题。中共建立新中国，不同于传统的王朝政治，因为共产党本身有人民性。党不是一个精英寡头。为人民服务，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种人民性的体现。人民不同于过去的臣民，也不同于公民，它是一个第一位的政治性概念。即便是在西方经典的政治学理论，比如卢梭的理论中，离开“人民”也无法理解“公民”。不是不能讲建设公民社会，但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公民不是由经济性的小市民概念衍生出来，而是源于构成政治共同体的人民概念。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再造人民?
　　从现实来看，中共面临着很强的利益问题，甚至派系问题。这都需要制度建设方面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来解决。从理想上来讲，希望中共能保持良好的人民性。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需要执政团体的团结、中共内部的统一。共产党现在要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并把中国的事情办得越来越好，首先要实现党内的团结。从这个意义来讲，党内制度建设，包括如何发挥好党内民主集中制，怎么保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政体，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无非两种――贵族或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即有钱的少数人统治，还是没钱的多数人统治。共和最根本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怎么取得妥协，即少数在保持内部团结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建设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赢得最广大民众的认可?这些年我们虽然强调保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但仍然做得不够。我们讲人民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甚至我们提到中国民主是“两条腿”走路，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要走。我们没有否定选举民主，但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在这个方面如何扩大民众的参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中共通过党内监督和反腐败进行自我完善，还要有更多民众更好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间。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创新，让既有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有创造性，更能够为国家发展贡献正能量。
&& &两篇反对派的批评文章：
----推荐、点评一篇会议纪要
共识网人士
&&& 请注意这篇会议记录，看看力图为现行政体提供学理合法性的人们，打算在哪些方向上“开拓、创新”。
首先，他们也是一些直面现实的人，毫不避讳地说：中国就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以党统政”，“是一种党国体制，……不符合宪政主义逻辑。党国体制有两大根本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等是理解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整个社会是镶嵌在政党这个机器当中的。”
同时，他们坦率承认：“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强。”“现在我们挨饿和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自己不做这个工作，老外会帮我们做。”“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等新概念，旨在跟进国家的实力，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这些理论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所谓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最后，他们认为出路在于“寻找自己的源头，寻找自己的经验”，运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实践理性”。西方“将专制主义套在了中国，拿掉这顶帽子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我们的经验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释者和被改造者。共产党其实就是个儒家党。中国这套悠久的历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来，被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同时诋毁为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加以否定。这其实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一直推着我们前行。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重述和重建。”……
看了这篇会议记录，就知道除了当局简单粗暴的宣示和蛮横无理的批判，也有人明白自己真正“理短”的症结和“心虚”的软肋在哪里，于是结伍成群、集思广益，以求从根本学理上救党补天。
他们也在提倡科学范式、思维模式的重建，而且把“马列主义”也作为了纠错对象，可见要为东方的党国体制辩护，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已碍手碍脚了（这从反面表明“西马”对现体制确有很大杀伤力）。
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洗涤“东亚”传统文明的遗毒，他们在那里讨论如何光大“中国”天朝政统的神功，双方的较力正在进行。知己知彼，有助于找到交手的着力点。在较力中不断相互“学习”（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自我调整，是此中应有之义。最终的“输赢”关乎头脑的“蒙蔽”与“启蒙”，中国的“沉沦”与“重生”。
用“党-民-敌”三元结构理解中国
DD读“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探讨会议记录”有感
　　兼听则明，听一下西方话语之外的观点也是有价值的。由于历史路径的不同，各个国家及其政党存在差异，这是毫无疑问的。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从历史形成角度说明中国和中共与西方国家及其政党的区别，区别“选举党”和“建国党”的差别。杨光斌（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指出不同国家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导型的，第二波国家德国、日本、俄国是国家主导型的，第三波苏联和中国等，是政党主导型的。
　　在讨论中国和中共如何改革进步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基本的现实因素。但与会者在考虑中国未来的治理时，眼光只放在“党”一个要素上面了，这无法使中共摆脱今天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中共的发展壮大实际上离不开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民”，没有民众的支持，没有来自党外的力量补充，中共不会取得胜利；2，“敌”，没有强大的外部敌人，中共不会励精图治，也不会获得全国政权。
　　今天中共之所以陷于被动，首先是因为它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的集合体，脱离了人民群众，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它在理论方面的被动原因也在此，因为现有理论和制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当然会寻找新的理论和制度模式，于是自然而然地选择西方的话语体系。就和民国时人们发现复制西方国家的道路走不通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
　　所以，即使认为中共一党执政是中国目前最现实、最有利的选择，也必须建立中共和民众交流的渠道、落实民众约束中共的制度，这种渠道和约束必须是制度化的，常态化的，低门槛的，而不是新任最高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走群众路线”，十年才来一次。
　　中共要想了解民意，除了主动调查，更要让民众发声，而不能一听见批评就生气，就禁止。这个话题后面还要谈到。
　　民众对中共的制约，必须有制度化的安排，既为了能够实现常态化，也是为了避免失控，导致社会动荡。人大机制是现成的机制，中共应该充分利用，而不能将其视为“不可以去除的威胁”，花大钱养着，却拼命提防着、控制住。
　　民众本来也是中共活力的重要来源，既是兵源，也是党员和干部的来源，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中国现在最危险的一个事情是：民间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人才缺乏上传和上升的通道。古代有科举制度，中国现在没有类似的渠道，政治人才的上升只能靠上级官员一级一级提拔，这扼杀了大量有个性、有独立精神、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政治人才的上升机会，党外和体制外的政治人才则完全没有上升通道，这使中共和国家失去了大量潜在的活力资源。更不用说在官场腐败严重时，官员提拔制度实际上在逆淘汰：奉承拍马和跑官买官的无能者、品德恶劣者反而能够升上去。
　　中共打天下时，人才上升的通道很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给你一些兵，或者你自己拉一些人当兵，出去打，有本事活着回来的就官升一级，再给你更多的兵出去打，如此循环反复，最后不仅消灭了敌人，还发现了一大批人才，最后剩下来的都是能人。林彪二十几岁做军长，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但是现在大量政治人才根本没有机会。
　　优秀政治人才散落民间，既是浪费，更是危险。应该把人大作为汇聚、识别、锻炼、选择优秀政治人才的另外一条主要通道。应该允许和鼓励党内外有志从政、却在现有选拔机制中没机会或不得志的人去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能够为选民服务、获得选民支持的人，在人大这个平台上被发现，进而获得上升的机会。这样中共既能够不断获得新鲜血液，也能够把和民众的联系交流制度化。
　　中共现在腐败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了外敌。1949年消灭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1950年代初消灭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地主资本家，1950年代末消灭了党外敢于提意见的知识分子，1960年代消灭了党内不同观点的人，于是中共不再有任何“成建制”的敌人。至今也在不断消灭零星出现的批评者，严控民间的一般性批评，在思想领域也不断加强控制。
　　没有了外敌，于是党员干部肆意妄为，于是老虎苍蝇盛行，严重丧失民心。
　　“鲶鱼效应”人人皆知，中共高官也知道，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鲶鱼全部消灭了，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因此，一党专政如果想长期健康存在，就必须允许甚至鼓励党内外敌人长期存在。敌人可以使中共党员干部有所顾忌，不得不约束自己，不得不努力做好工作。
　　各种批评意见，包括对党员干部个人品行的批评，对官员工作方式的批评，对中共路线和政策的批评，都应该允许存在。甚至对中共指导思想的批评，也应该允许存在。因为过去先进的思想，未必永远先进；高层领导认为先进的思想，未必真的先进；中共不应该把自己选择的指导思想规定为先进思想，而应该寻找和选择先进思想，然后将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先进思想一开始一点也不像先进思想，甚至像错误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在当时是异端，凯恩斯的思想也是，马寅初的也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也都曾经是错误的思想。
　　因此对看上去不先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思想，也要允许其存在，允许研究，允许讨论，允许相互竞争。一个国家只有思想保持先进，政治、文化、经济和科技才可能保持先进，国家才不会落后。
　　中央巡视组是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成本也太高，基层无数苍蝇更是无法用巡视组消灭。但只要允许存在敌人，这些免费的鲶鱼将使苍蝇无法生存，进而也抽掉了出现新老虎的基础。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衰败。消极防守是防不住的。自身健康强大了，再厉害的敌人也不可怕。
　　敌人也曾是中共的力量来源之一。国共内战时，中共把大量国民党军的俘虏转变成了自己的士兵，补充了兵源，是中共能够取得内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和平时期，如果发现反对者中有能力强者，也完全可以吸收入党，为我所用。只要能把自己的工作搞好，提高民众对中共的好感，何乐不为，管他原来是什么身份？很多能人也需要有合适的平台、需要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因此一拍即合的可能性很大。企业经常出去挖人，中共看到好的政治人才，当然也可以主动吸收。当然，很多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肯加入，也不必勉强。
　　总之，即使西方多党轮替制度不适合中国的现实，但西方民主政治的制约权力思想也应该吸收。“党-民-敌”三足鼎立，才能长治久安。实际上中国的宪法已经为这个结构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人大制度和言论自由等，具体实践也有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经验，互联网技术更是为党民交流提供了方便，为敌人发表批评言论提供了平台。
　　党民敌三元结构如何得以形成并稳固存在？不能仅靠党的自觉，也难以靠宪法和其它法律，因为法律不过是一张纸，随时可以被强者否定或曲解。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和压力。观念使当事人主动行为，压力使当事人被迫行动。转变中共的观念很重要，但保持批评压力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有利于党民敌三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有：
　　1，境外敌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中共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2，国内经济和信任危机迫使中共整肃自己的队伍；
　　3，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满的压力。如果中共能够意识到不可能靠强力压制消灭这些不满情绪，认识到能够而且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批评压力；
　　4，中共第一代创始人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拥有党内外绝对权威，难以靠一人之力左右全党和全国，只能靠平衡各方力量来维持执政地位。
　　不利于党民敌三元结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因素有：
　　1，境外敌人的存在使中共将国内敌人视为前者在国内的代言人，因此更要坚决消灭之；
　　2，国内经济和信任危机使中共更加不允许国内出现和存在敌人；
　　3，民众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共改善自己，而是为了颠覆它；
　　4，中共最高领导人认为消灭敌人能够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5，中共情况改善、变好之后，再次骄傲自满起来。
　　最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的信念是：“该说不说是书生的错，听或不听是官员的事”。因为我说的未必对，万一听了我的话误国误民，我也担当不起。
&&& 黄佶，
拒绝激进 也拒绝浪漫
----我的新权威主义执念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萧功秦
多元性本身具有两重性，社会组织当中有一部分对现存时期不满的人可以利用其来挑战现在的政府权威，对社会造成一种不稳定，甚至产生连锁反应，这是必须要防止的。
&　　编者按：学生时代，萧功秦是一个继承五四精神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多年以后，他转身成为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学界代言人。在他的表述里，新权威主义能够很好的诠释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然而，他的这种论调被一部分人贴上“迷信威权”的标签，在学术阵营中塑造出一个孤独的新权威主义者形象。萧功秦对此并不介意，他反感极端思潮，无论左右，用他自己的话说：拒绝激进，也拒绝浪漫。
　　　“大跃进时开始读小学，初中是在三年大灾难中渡过的，高中是在高唱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渡过的。接下来，整个文化革命，我在工厂当了12年的工人。文革以后，我考上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46年出生的萧功秦，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青壮年是在历次运动的洪流中度过的。在外国的学者友人看来，与共和国同呼吸、共成长的经历是他理解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资源。这或许给他日后学术研究中旗帜鲜明的反激进倾向埋下种子，使他对浪漫主义心存警惕。
　　文革时期，他进入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工作，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避开了运动的风头，反而更能沉下心来专研学术，12年间他记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单位以“萧克思”闻名。1978年，他被破格录取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
　　在南京读硕的时候，他是一个继承五四精神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然而短短数年，他的学术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与美籍学者林毓生的交往，使他对以现实关怀为基础的思想史产生真正的兴趣，开始走上独立治学的道路。在与凯迪网络的对话中，他也提到，青年时期受益于柏克的思想，特别欣赏其对激进主义的批判。
　　1980年代后期，新一轮的民主浪潮席卷全球，毗邻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纷纷变革体制，经济困难与社会矛盾的加剧也令东欧政权先后变色，引得国内的思潮涌动，民心思变。
　　基于现实关怀，他提出了一个令学界感到陌生的概念：“新权威主义”。他声称，这是一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代化理论。在激流汹涌的1980年代末，这样的观点引人疑惑甚至反感。
　　所谓新权威主义，简而言之，有三个观点：一是坚持威权政府的领导;二是坚信市场经济的力量;三是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多元性的发展。
　　在他看来，新权威主义很好的诠释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结合集权的组织动员和市场的自由竞争两种优势，实现物质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又能将政治参与的需求降至一定的范围，维持社会管治的稳定并发展经济。
　　不出意料，他的观点一出，便遭到毁誉参半的反响。赞同者认为，新权威主义基本对应官方所表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建设性的理论。反对的人则表示，其理论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独断，太过于迷信威权的力量。
　　“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又扩张权力”、“威权如何解决激励机制”、“高度集权的改革动力在哪里”......直到2013年，一场以“激辩新权威主义”为题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们仍普遍对其理论发出不同程度的质疑与否认。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仍坚持认同“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模式的阐述。
　　在年初一篇总结的文章中，他提到，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
　　“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要尊重强政府，珍惜强政府”，对话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这样表态。
　　有凯迪网友曾评价萧功秦：在当下我国的政治理论领域，如若划分左右派，你很难对其定位。你说他是左派，但是他反毛，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他至少不激烈反对;你说他右，他却像左派一样支持威权政治体制。
　　数年前某杂志的报道，将萧功秦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孤独代言人”。他认为没必要拘泥于标签，只想做好学者本分：根据历史经验，努力描绘出来一条理想的理论曲线。“至于与现实有多大程度上的符合，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对话萧功秦：无论左右，反对一切激进主义
　　西方价值不是想穿就能穿的“雨衣”
　　凯迪网络：从当初的德先生赛先生，到马列主义，再到如今西方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十九世纪末以来，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深困于西方价值之中。究竟应该全盘拒绝?全盘吸收?还是有选择的接受?
　　萧功秦：西方这一套的制度系统，和它的文化价值，本身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经验的产物。但我们中国人在阅读或者理解，解读西方那些价值和制度的时候，往往把它变成一个平面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一套制度上的东西，制度和文化、价值。而往往忽视的和这种制度、文化和价值的基础的社会性的东西。那些东西是社会演进出来的。
　　比方说自由、民主。这自由与民主价值的背后是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是社会多元化所形成的具有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以及为了整合契约型的人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法制系统。由于有法制系统，有市民阶级，有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这些因素支配着这些价值这些自由。
　　中国在理解它的时候，往往是把它拿来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