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三人军事小组”发挥什么作用
导读：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费侃如，原题：《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党中央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这“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因此，认真地研讨“小组”，不仅对于准确认识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所经历的过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小组”成立的历史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费侃如，原题：《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党中央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这“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因此，认真地研讨“小组”，不仅对于准确认识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所经历的过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小组”成立的历史背景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并在组织上作了部分的调整。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1935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由于在会议上“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下同）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被选为常委，表明毛泽东从此开始进入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这在当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的情况下，应该承认是难能可贵的，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但这一转折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伟大转折一样，也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遵义会议前，“三人团（博、李、周）处理一切”。由于全党全军工作的全部重心完全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残酷“围剿”，因此，三人团即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对红军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着重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而李德、博古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又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会议最后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项决定说得很明白，会议恢复了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权力，把被李德控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拿了回来，不再允许李德对红军瞎指挥了；博古虽然在军内仅是军委委员，但他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会议决定不再让他拥有对红军指挥的最后决定权，改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负责对军委工作的领导。这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仍是博古。会议一结束，政治局常委即根据会议决定进行适当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很明显，军事指挥上的最终决定权仍属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毛泽东是帮助者。日，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域挺进。20日，军委总部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明确红军实现北渡长江计划的初步任务；同日晚11时，军委又下达了具体行动命令，规定：“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夺取渡过赤水为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敌郭勋祺、廖泽旅一部遭遇，由于没有摸清敌情，原来以为敌只有4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同时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加上红一军团二师已北进抵达赤水复兴场一带，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这次战斗未能得手，没有达到预期的大量歼灭尾追之敌的目的。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四川的计划，于29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威信）前进。2月5日，部队行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庄子，这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对常委分工再次进行了调整，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至此，博古不仅在遵义会议被取消了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权力，而且按照一贯的党管军队原则，他在党内负总责的权力也取消了，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红军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中央决定改变建立川滇边新苏区的计划，出敌不意，从扎西突然挥师东指，向敌人兵力较弱的黔北地域前进，以求在运动中寻机歼敌。2月19日，二渡赤水河，24日击溃黔军一部，重占桐梓；25日，红军在娄山关下与增援桐梓之敌遭遇，歼其过半。红军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一举攻下娄山关，歼敌4个团，接着，乘胜直追，于27日再占遵义。28日，蒋军两个师赶到遵义增援。红军连续作战，与敌激战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敌大部被歼，全线崩溃，仓皇南逃。这一仗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士气。这次胜利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军事领导人和改变军事战略后红军的威力。这时的红军恢复了第四次反“围剿”前的传统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迅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遵义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然而由于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较长的时间里统治着红军，因此，要克服它、纠正它也不是靠会议的批评和个别领导人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同任何事物的转化一样，它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毋庸讳言，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制定的“渡江作战，赤化全川”、“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中，屡屡出现“决战”、“反攻”等忽视敌我实力的非实事求是的思想痕迹。正如陈云在遵义战役后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时所指出的：“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可见，要在实践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思想，确立符合实际的正确指导思想，并非易事，要有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为了纠正上述不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继续争取红军更大的机动，使在强敌围追堵截中的红军基干得以保存下来，军委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于3月4日在遵义“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从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这还是毛泽东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前敌司令部隶属于军委，不是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可是，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却表明他已取得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前敌司令部发布作战命令后，由于敌军慑于遵义战役的惨败，不敢随意轻进，也不主动与红军主力交战，使红军拟在长干山寻敌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日凌晨1时，一军团林彪等发电报给军委，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这个建议，在中央负责同志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周恩来，下同）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正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缜密地分析和注意到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4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毛泽东以革命利益为重，又一次挺身而出，及时制止了这个几乎葬送整个中央红军的冒险计划，再次挽救了红军。3月11日，军委在苟坝向一、三、五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调回正向打鼓新场运动的部队。这时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尚未实现。为了认真对待瞬息即变的战争情况，亟需有一个权威的、成熟的军事指挥领导核心，来保证毛泽东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也减少战争环境中频繁的会议。经中央研究决定，才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小组”成立的时间和地点根据上述林、聂向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电报时间，是日凌晨1时，军委复电取消进攻的命令，是3月11日下达的这个情况，“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那么，“小组”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和地点成立的呢？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云等主要当事人事后回忆的情况，都与撤消攻打打鼓新场计划有关，因此，可以肯定“小组”不会在3月11日之前成立，只会在11日之后。据当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谈到当年成立“小组”的情景时说：“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经查阅伍云甫长征日记，日曾记载：敌机五架在附近掷弹。十七时出发，至青坑。六分队留狗坝（即苟坝——作者注），工作至次日三时。自随六分队，次日七时许与队伍会合在青坑，休半天。伍云甫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他家乡区委或县委开会，到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他经常被选中担任党的重要会议的记录员。“在长征期间，他是三局政委，有时也亲自抄、发电报。从职务上讲，对日期和时间是很注意的。而且他的日记都是当时对他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的客观记述，既不是过后回忆的，也极少带有主观感情的成分”。因此，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认定“小组”是日成立的。关于“小组”成立的地点，主要根据伍云甫长征日记。伍云甫领导的军委三局，主管全军通讯联络工作，与军委纵队一起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军路线，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行军路线。现将伍云甫日之前几天的日记摘录如下：三月九日晴，十二时随一分队出发，经花苗田至狗坎（狗坎应是苟坝之误——作者注）附近宿营……三月十日阴雨，驻原地休息。三月十一日晴，驻原地休息……很明显，军委纵队3月9日进驻苟坝后，为研究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改变对红军的领导方式，12日下午5时才开始离开苟坝。伍云甫3月12日这天的日记虽然是在青坑写成，但记述的却是在苟坝的事。如果上述“小组”成立时间是12日的结论是准确的，那么，“小组”成立地点就应在苟坝，这就排除了“小组”在鸭溪成立的可能性。“小组”的职责从以上简略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小组”的成立，是为了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召开政治局会议，减少失误，以保证毛泽东实施正确的军事领导。这个军事领导集体，从它一成立起，许多材料证明，是以毛泽东为首；这样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作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的帮助者，成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表明了毛泽东在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显然，这时“小组”是党中央委托的全权指挥军事的权力机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小组”成立后不久，红军迅速向西北方向开进，三渡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增强长江防线，并且继续堵截红军，妄图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正当敌人调兵遣将之际，毛泽东判断敌军已被调动，指挥红军主力突然回师东进，与正在赤水河北移动的敌军背道而行，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河，然后掉头南下，南渡乌江。敌军主力远在江北，红军一部威逼蒋介石坐镇的贵阳，蒋介石急令滇军驰援。滇军东下，云南空虚。红军乘虚西进，连克惠水、长顺、紫云，胜利渡过北盘江，威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惊恐万状，慌忙收罗民团以死守昆明。红军则绕过昆明，向川西南前进。1935年5月初，红军在皎平渡胜利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渡江北上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央红军在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中，纵横驰骋于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迷惑调动敌人，完全扭转了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部署。这一光辉胜利，突出体现了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巨大威力。同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这时，“小组”已没有较大的战役和战斗可资指挥，却面临着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极其严重的新情况。由于两个多月里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彻底粉碎了继敌人第五次“围剿”以来的新的“围剿”，才使全党、全军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因而毛泽东不仅在红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同时，得到党中央更多的同志包括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同志的衷心拥护。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所以，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但是正确的军事领导的核心，而且是正确的政治领导核心，为后来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打下了牢固基础。这还可以从“小组”的原来名称来说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消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博古在一九四三年政治局会议上讲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基本解决问题……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如前所述，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博、李、周）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有处理一切的权力，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即取消了它处理一切的权力；毋庸置疑，遵义会议后成立的“小组”就是毛、周、洛、博在1943年所说的“三人团”，因此，毛、周、王组成的“三人团”也具有博、李、周三人团所拥有的权力。至于“小组”这个名称，据查，最初是周恩来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自此之后，所有的回忆录和文章也就沿用了“小组”这一名称。但是，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4位主要当事人1943年的回忆都说是“三人团”，事隔8年的回忆总比37年后的回忆准确，因此，“小组”还是以称“三人团”为宜。这不仅是恢复历史上的原称呼问题，还便于对遵义会议后组成的“三人团”职责的理解。从名称上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容易使人误解为是单纯的军事领导机构。实际上毛、周、王“三人团”不仅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而且和博、李、周三人团的职责一样，“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可以处理一切党、政、军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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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题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三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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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这三人是（)。
①毛泽东②王稼祥③张闻天④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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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这三人是(&&)。&&①毛泽东②王稼祥③张闻天④周恩来&&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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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A．两河口&&B．遵义&&C．沙窝&&D．甘肃迭部县俄界2国民党官僚资本扩大为国家垄断资本是从金融垄断开始的。为此，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和改组了四大银行，它们是(&&)。&&①中央银行②商业银行③中国银行④交通银行⑤农民银行&&A．①②③④&&B．②③④⑤&&C．①③④⑤&&D．①②③⑤3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是在下列哪次会议之后(&&)。&&A．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B．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C．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D．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4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选举(&&)为政府主席，由于其人在上海，由张太雷代理。&&A．叶挺&&B．叶剑英&&C．苏兆征&&D．彭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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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军事三人小组和陈福村会议
长征中的军事三人小组和陈福村会议
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是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成立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地点,也是毛泽东在组织上真正掌握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地方。
&（一）遵义会议后,李德虽然被解除了军事上的指挥权,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顺理成章地替代了李德。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此时虽已经成了政治局常委,但在军事上还是周恩来的“帮助者”。
对长征前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红军领导层中的关系,伍修权曾作这样一个评价：“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
长征中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的回忆更为直截了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泽东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对此评价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
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1955年春在军事科学院的一次报告中回忆,毛泽东对自己在遵义会议上的处境打过这样一个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准备北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当红军到达赤水河边时,由毛泽东提议并指挥了与川军的土城之战。但此战失利,迫使红军改北渡赤水为西渡赤水,深入云南扎西,面临不毛之地的绝境。新的挫折严重影响了红军的士气。据《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记载：自土城受挫,“部队中散漫疲劳现象是在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新的挫折也使得红军领导层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对军事问题的初步共识又起波动。当时正率红一军团在长江南岸寻机渡江的林彪对军委下达的向扎西集中的命令大为不满,他认为“不宜向南走到扎西集中”,质问军委：“你们的基本企图究竟是什么？”甚至电告军委：“希望军委将我们的电报详细研究,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这些电报足以反映当时林彪对军委指挥能力的怀疑。为了说服林彪,军委在6天里给林彪连发了8封电报。而刚在遵义会议受到批评的博古等人也趁机冷嘲热讽,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什么,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为了脱离险境,红军调头东进,二渡赤水后二打遵义,以建立黔北根据地,为红军找一块能够暂时落脚的地方。在周恩来与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取得了桐遵战役的胜利,但自身也伤亡重大。不料王家烈的黔军刚败走,周浑元的中央军又赶到。于是红军不得不连续作战,成立了以朱德与毛泽东为司令与政委的前敌司令部,于3月15日发动了鲁班场战役。红军强行攻击与己实力基本相等的守敌,激战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调头西撤,第三次渡过赤水,中共中央进驻赤水河畔的陈福村,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目标。此时红军两次试图建立根据地未成,在桐遵战役与鲁班场战役中又兵员损失严重,尤其是在狭长地区内的选择余地已非常局促,敌军又正在合围,下一步何去何从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陈福村会议就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举行了。
&（二）陈福村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红军的指挥方式。
红军开始长征时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指挥的。由于李德不顾危险,强行按原定计划进军湘西,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于日在乌江边上的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特别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以决议的形式在组织上限制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出人意料的是,红军的指挥虽然摆脱了李德的专制,却又陷入了绝对的民主。当时中央政治局有20余人,大多数成员又不懂军事,从而使军事决策过程在反复的会议讨论中显得漫长而多变。打鼓新场的风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日1时,林彪、聂荣臻向军委发急电,建议“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对此,“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周恩来也基本赞同。但正在为红军可能不得不强攻鲁班场守敌而忧心忡忡的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建议,他非常担心得不偿失,因为再次打消耗战会影响建立黔北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于是张闻天组织召开了20余人的军委会议,认真研究攻不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会上大家认为红军稳操胜券,因此一致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最后经民主表决,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对此表示：“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气头上的毛泽东立即回答：“好,我不干了！”就气呼呼地离场而去。接下来的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取代。
然而当晚,毛泽东设法说服了周恩来。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那天晚上还说服了朱德。3月11日,军委在离鸭溪不远的苟坝附近以朱德的名义向一、三、五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召回了已经向打鼓新场运动的红一军团。
毛泽东始终不忘这次风波,他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还回忆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风波过后,鲁班场战役的失利印证了毛泽东的担心,这种缺乏战略眼光的集体讨论会严重贻误战机,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决策方式才能使红军绝处逢生。
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后立刻采取了行动。张闻天1943年回忆：“在抢渡乌江以前,毛泽东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认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定,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更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
&（三）那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小组的陈福村会议究竟是在何时举行的呢？
叶剑英回忆说：“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泽东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
那么敌机何时来炸的？
查当时跟随军委一起行动的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的日记：“三月十七日,晴。原地休息。是日敌机掷弹,烧洋油、滑油数担,电话队死一人、伤四人,一分队伤一人,三科运输员轻伤三人。”
我们来看另一本长征日记。当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的肖锋在3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三月十七日,时阴时晴。敌机不断来侦察、扫射、轰炸。七连二人受伤,二排长崔米成同志牺牲,连队开追悼会,大家向烈士默哀致敬。”
可以断定,陈福村会议举行的具体日期是日。同时,也使我们找到了陈福村会议为何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因。完全可以想象,在当时敌机反复来袭,不断轰炸和扫射的严重威胁下,不仅使人员到会困难,而且还迫使少数几个与会人员不断地分散隐蔽以躲避危险。这就使得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紧张简短而凌乱,在主要领导人简单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后就迅速结束。这也就导致会议不仅没有文字记录,由于参与人少且匆忙,连相关回忆录也非常罕见而且简略。
3月18日,就是陈福村会议的第二天,三人小组命令部队停止向西北行动,九军团向毕节佯动以迷惑敌军,让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从宜宾北渡长江。同时却命令一军团秘密组织先遣部队,迅速南下抢渡乌江。张闻天回忆说三人小组的成立是“在抢渡乌江以前”。张闻天有记日记的习惯,并把这些日记都带到了延安,其回忆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应该更高。但必须注意张闻天所言的“在抢渡乌江以前”,并不是指3月底红军强渡乌江,而是指毛泽东发出的一道秘密命令。肖锋3月18日的日记证实了张闻天的回忆：“三月十八日,阴。军团告：军委指示,停止向西北行动……一军团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从草木、九庄间抢渡乌江,向贵阳前进,把川南的围堵敌军甩开。师政首长要我们巡视团随三团行动。我们从鄂家渡第八次过赤水河,由北向南,折转指向贵阳行动,到固亨、林口宿营,行程90里。”肖锋的日记中明确指出这天走了90里,显然是走了一整天,因此军团的命令应该是3月18日的一早就传达的。很清楚,红军实际上是在3月18日早晨由北进改为南下。肖锋在日记中明确指出了当时的行动就叫“抢渡乌江”,与张闻天的回忆相吻合。
由于三人小组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是突然要求中央红军停止北进而秘密南下抢渡乌江,不仅指挥风格十分大胆,而且完全改变了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时的原定军事计划,这显然给张闻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难怪他在8年后的回忆中会把新三人团成立的具体时间与抢渡乌江联系起来。这是决定红军命运的时刻,毛泽东主动请缨力挽狂澜,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指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远距离奔袭贵阳,以打乱敌军的部署,争取主动。
为保证战役的成功,毛泽东需要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权以保证这一关键战役的顺利实施。因为前敌司令部是一个临时性机构,随着鲁班场之战的结束而取消。为此,成立三人小组从组织上确保毛泽东的指挥权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说：“在三人小组里,王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王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回忆明确无误地表明红军的军事决策再也不是由集体开会讨论决定,而且小组中的主要决策者就是毛泽东。据此可以顺理成章地产生这样的新认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真正形成是党和红军正处于特定的生死存亡之际,是毛泽东勇于承担天大的责任又无人可以替代的唯一选择,更是毛泽东成功地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必然结果。
陈福村会议是毛泽东在组织上真正掌握军事决策权和红军指挥权的开始,也为毛泽东在组织上真正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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