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评价计划生育政策当利弊兼收
从历史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的选择，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民众的的确确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全盘否定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完全肯定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不正确的，所以这是利弊兼收的。
日下午，201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暨2016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展望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出席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对我来说，我认为2015年最大的一个社会事件，可能就是我们结束了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主的生育政策，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二孩的阶段。 从整个中国的宏观人口发展状况来看，它正在改变着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基础，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我们也正在调整着我们的生育行为。首先我阐述下我国的生育政策是是怎么走过来的。实际上这条曲线是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变化的一条曲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在70年代初期，在这个之前我们虽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跳水，但整体上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一对夫妇基本上是在六个以上，在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来的同时，我们平均的生育数量是5.8个孩子，最早我们的生育政策是弹性政策，晚婚晚育，少生，然后逐渐过渡到三个正好，两个不少，然后1980年我们提出来了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提出来以后恰逢改革开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我们农村是一种小规模的经济，他对劳动力的需求，对男孩的需求的确有现实要求。所以在农村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之后，我们在1984年把生育政策调整为城镇一个，农村第一孩是男孩不能生，农村第一孩是女孩可以生第二个。到90年代我们逐渐调整为双独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我们有六个省的农村可以普遍生两个孩子，可以看中国生育政策从产生那天起就在一直不断的调整。2013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来，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今年人口计生法修整案和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把整个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政策终结了，我们全面二孩的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重要节点应该知道，1978年计划生育四个字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是这样写的，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报告当中计划生育被列为基本国策。1991年、00年和06年分别出台了中央国务院的三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三个计划生育的决定，第一个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第二个是稳定低生水平，第三个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面临的主要的人口核心问题，这其中2002年我们国家的人口计划生育法落地了，之后我们经历了中央的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及第四个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决定，就是全面实施二孩改革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系，这样一个决定。 这样一路走来我们可以看到从生六个孩子，短短的十年之内我们减少到只剩2.4个孩子，当这一批人进入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80年代，90年代略为反复，从92年我们生育率已经跌破了平均一对夫妇生育两个，之后一直在两个孩子之后徘徊，我们说低生育水平已经持续了20多年。这样一个生育水平我们放在国际上去比较和英国法国这样老牌发达国家相比，他们生五个孩子减少到两个孩子，平均用了80年左右时间，而我们从生六个孩子到减少到生两个孩子只用了短短20年时间。这样一个成果和计划生育绝对有关，但是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剧变共同急速促成了1992年以来低生育率水平。这个生育率水平的变化带来的人口形式和社会效果的预期，我想通过这两条曲线也能看出来，我们叫人口转变规律，人口转变规律用这样一个模型来表述，实际上是人口再生产，从高出口，高死亡到高出生低死亡到低出生低死亡这样一个过程。中国走完这样一个过程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仅仅用了30-40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耗时百年以上才能完成的再生产的转变，所以中国的人口问题突发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口的数量一直在不断的增长，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不到六个亿，现在达到了13.7个亿，我们看到增长率年均增长率是逐渐下降的，我们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就是在70年代，60年代，然后我们实际上走入了增长率下降，但是人口的增量不断的增加的阶段。往后我们说，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计划生育我们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速度，按照人口发展的规律性，人口的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以后，必然会导致人口结构的矛盾的凸现，我们来看，我们会引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未来的总的人口规模是依然庞大的，全面二孩政策以后，我们做的推测，中国的人口很有可能在3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值14.5亿，然后人口走入减少的状况，到这个世纪中叶我们人口大概会减少到13.5亿，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趋势。这样一个趋势实际上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人口首要特征，任何人口问题都是叠加在这个规模巨大的基础之上的，增加了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来说，它能够增加总人口，这是肯定的，增加总人口也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竞争性，尤其是在十三五，我们生孩子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时代，而十三五恰恰又是我们经济下行的新常态的时期。 所以在这样背景之下，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96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禀赋不会有所改变，但是每增加一个人意味着会增加资源配置的竞争性，他会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竞争性。由于低生育率执行了20多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开始启动了，而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我们是少年儿童比重大幅度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正在缓慢的增加，而这样一个变化，我们到今天为止可以说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只是启动了一个快速的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的进程，而往后我们能够看到是什么呢？从2010年到这个世纪中叶，无论是60岁以上老年人口，65岁还是80岁以上老年人口都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的老人是60年以前出生的，今天出生的60年以后变了，可以说2076年以前老年人数量是多少，基本上就取决于死亡因素，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常态。这个常态对于中国过去来说，我们经历了50年代的生育高峰，60年代的生育高峰，80、90后生育高峰，等这三个生育高峰变老以后，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从60岁来说，2013年超过2个亿，25年会超过三个亿，到53年达到最高峰值4.9个亿。所有这些老年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延长退休到65年的时候，65岁的话，我们老年人口数量也会达到将近四个亿，80岁人口在50年就会超过一个亿。 另外一个指标我们老龄化的水平，现在基本上七个人左右有一个老人，往后会逐渐的增加，到2050年我们现在推到的，即便二孩政策落地，我们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大概是35%左右。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常态现象，这正在改变着中国发展的基础。全面二孩远期效果非常显著，我们很多网上在喊调整生育是应对老年化，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的减少，我说这样的声音对还是不对，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符合不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根据我们推算下来的结果，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到2050年左右能够把我们老龄化水平从35-36%，降到34-35%，仅仅下降1.5%左右，而时代更替，如果二孩政策执行三到四年，到这个世纪末能把我们老龄化水平下降7%，远期效果很好，近期效果几乎看不出来。 第三，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中国人喜欢生男孩，从82年以后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正常值上限107%，男孩多于女孩，到2004年达到最高峰值，121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近六年有所下降，但是去年性别比依然在115.88，这是全世界绝对值最高的，我们持续的时间30多年的偏高，时间是最长，这波及到人口最多的。30多年的性别比的失衡，我们一共到底多生出来多少男人？35年我们一共生了6.75亿人，这35年平均性别比是114.7，我们按照103，107正常值来算，35年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万人，换句话说今天中国35岁以下的中国人，男人在出生的时候比女性多出生了3000万，中国将会是一个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三千万的光棍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事实，这只是一个底数，我们今后每年还要丢失66-99万的女孩，多出来相同数量的男孩。 这样一个性别比总体的失衡，我们说全面二孩政策可以降低出生性别比，但是未必能使恢复正常，必须是长期的综合治理出生性别结构失衡问题，未来中国社会会带来的问题很多很多，劳动力人口的性别失衡，婚姻人口的性别失衡，以及甚至到老年人口性别都会失衡。我们将来对于性别比问题的战略，我觉得应该是双轮驱动，一个是我们继续来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源头治理，尽量少生出来一些不该出生的男孩。另外一方面已经多了三千万的男人，对这个社会将来的稳定的威胁，就业的影响等等，我想我们一定要有预案，要去预防这样问题的产生。 第四，城镇化和流动人口，我们的城镇化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快速的发展，到2010年基本上达到一半，现在是55%，我们驶入城镇化快车道，新型城镇化有三个转移，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都是我们最关心的在这个领域的问题，但是怎么能够实实在在的把这些事情落地，又不引起一些负面的影响，我想这在考验中国政府和每一个人，而流动人口，我们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流动，2.53亿的流动人口的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82年和2014年相比，我们流动人口规模扩大了22倍，而现在流动人口面临的城镇化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市民化问题，以及农村的留守现象，留守家庭，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这一系列问题同时我们的农村还存在着空心化和空村化现象，这都是我们经济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 全面二孩到底要增加多少劳动力？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到6个亿，2012年达到9.4个亿，2013年开始我们劳动力进入了下降通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20年代初期我们还在9个亿以上，40年代初期还是在8个亿以上，有人甚至说中国进入了劳动力短缺时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适应中国特色在过去三十多年当中我们成就了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我们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实际上就是用了我们增速非常快的劳动力的数量，让每一个人能够尽量的就业。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一直到十八大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这样对劳动力质量要求更高，对数量要求反而会降低，但是我们劳动力存量如此之大。 我们又在十三五期间提出来要开始推迟退休，这对人口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把60-64岁低龄老人变成大龄劳动力，每年推上两到三个月，用30年左右时间，把这一部分变成劳动力人就是3亿左右，这个世纪60年代退休到65岁，这样劳动人口就是9个亿以上，劳动力的增量从正转负是事实，但是存量规模巨大，劳动力规模庞大和就业结构性短缺矛盾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就业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非常大的压力，人口红利在弱化，但是不要轻言人口红利消失了，我们针对这样人口结构配合适经济发展政策会更好，全面二孩可以减缓30年代以后减缓的速度，但是改变不了劳动力下降大趋势。实际上我们也算了累计到2050年我们能够增加劳动力数量3000万，只能增加劳动力0.5%。 第六，人口素质能够快速的提升。实际上我们看过去的人口普查，第二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我们每十万人当中大学生人数逐渐增加，到2010年达到9000人，高中人数达到1.4万人，在这样背景之下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个结果，长期的差别的城乡生育政策，对整个中国人口素质提升是一个负面因素，为什么呢？我们说农村和城市生的孩子没有天然性差别，但是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村孩子受教育环境远远不如城市，全面二孩政策实现了城乡政策一体化，消除了影响，对未来人口素质提升是大大好处。 第七，现在每个中国家庭平均不到三个人，按照家庭分布两到三个人占到一半，如果你们家两代都是独生子女，就是社会学家最关注的421家庭结构，现在全面二孩政策以后能够把421变成422，这样人口结构的改善对家庭来说，长期的生育率低生育率已经是家庭减到极致，二孩政策符合多数人期待，我们做的抽样发现90%以上家庭支持二孩政策，80%认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最理想。所以在这样二孩政策之下，对于家庭的生育的自主化和公平化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它可以改善家庭的代际关系，有利于促进家庭功能的发挥和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同时对于孩子的健康人格的形成，以及教育绝对是有好处的。所有的这些方面我想从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素质和微观的家庭上面，我们未来的人口形势变化的预期基本上清楚了，而未来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建立在这样一个人口的基础之上，他在改变着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人口的基础。 最后一个小结生育是每个家庭的大事，计划生育就是最大的民生，有人说计划生育该取消了，我们的政策写的非常清楚，今年修订的人口计生法和中央的决定都提出来了，坚持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这样一个基本国策在全面二孩之下的新的内涵，我想至少实现了三个大的转变，一个是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优化结构并举的转变。从管理为主转向了服务家庭的转变，同时也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做计划生育，转向政府社会公民共治的变化。任何一项社会公共政策都是利弊兼收的，评价必须要尊重人口发展的自身规律性，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过于否定计划生育或者说这样一些观点脱离了这种规律是实现不了的，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的选择，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民众的的确确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全盘否定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完全肯定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不正确的，所以这是利弊兼收的，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生育政策未来的作用，就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修整人口的结构性矛盾，来提升人口素质，最终的目标就是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最后一点我想谈，大家最关心的全面二孩政策还有什么政策会出台，至少我的观点在十三五期间，不会再有生育政策的调整，因为人口实践是一个长周期实践，我们对它观察要有足够长的阶段。未来生育政策的变化它不是在放不放第三孩，甚至让你自由生育问题，主要的一个核心点，我的观点认为怎么样刺激你把第二个孩子生出来，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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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二元目标。TPP文本以美国利益为主，也兼顾其他成员国利益。TPP规则体现美国的国际经贸规则理念，并客观上有助于发挥美国的优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著有《大国空巢》一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教授
一、单独二孩实践表明当前生育意愿不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这次之所以如此谨慎，根据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的解释，“如果‘同放二孩’，在放开后的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超过4.4（出生4700万），2027年总人口达到第一个峰值15.15亿，2044年达到15.35亿。如果‘分放二孩’，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将回升到3左右，2027年达到第一个峰值15.08亿，2045年达到第二个峰值15.14亿。” 这种预测来自于蔡昉、李建民等20多位人口学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他们判断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左右，到2050年仍将稳定在1.75左右。
王培安认为：“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 因此这次采纳了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课题组建议的单独二孩方案：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累计效应释放后，会波动在1.6-1.7；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到2050年为13.85亿。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我们认为，国家卫计委以及蔡昉和翟振武课题组的结论值得商榷。首先，以资源、环境为由设置15亿人口控制上限本身缺乏科学依据，易富贤在《大国空巢》第6章以及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的论文《资源、环境不构成人口增长的硬约束》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远远超过卫计委的预测。其次，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峰值人口也不可能达到15亿。易富贤在2007年版的《大国空巢》中分析认为“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200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上发表《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认为“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
2012年王广州在《到底能生多少孩子？——中国人政策生育潜力估计》中也分析，如果2015 年放开单独二孩，出生人口堆积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相比增加100万左右，超过200万的可能性很小；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补偿生育期间，每年会比政策不变多生600万左右，加上正常出生1500万，出生人口规模在2100万人左右（也远低于翟振武、蔡昉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人），高峰总人口约为14.39 亿左右。考虑到2014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那么2015年全面二孩的额外新增出生规模将低于原有的估计。
再看看单独二孩实践情况。从日开始，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9月30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70多万例，并且申请人数在逐月递减。根据各地的单独二孩申请，我们在《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从单独二孩实践看补偿性生育》中进行了系列分析，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会补偿性出生多少人？》中得出结论：单独二孩政策满一年只能会批准大约120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72万例以75%的出生/申请比（有人会怀不上或活产不了孩子，有人会主动放弃，比如上海的双独二孩出生/申请比只有50%）计算，只会多生54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
根据翟振武的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累计将多出生1000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计将出生9700万，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数据乘以9.7，全面二孩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4万、393万、262万、131万，合计只多生1309万人。单独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原本就打算超生的比例高于城市，那么全面二孩多生人数应该会少于1309万。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那么合计只出生1800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70），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经只有1.8，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生育率能达到1.9、2.0（出生规模为2000万、2200万）就算很不错。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年年均出生2800万，也照样过来了。
单独二孩的实践表明，人口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本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
二、人口预测原理和参数
人口增长=出生-死亡+迁移。本报告采用国际通用的队列组元方法（The Cohort Component Method），以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数据为基础，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Pt+Bt-Dt+Mt，其中Pt、Bt、Dt、Mt 分别代表各项人口变动要素，即t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率、净迁入人数，以单一年龄组别移动推算出未来男、女性单一年龄人口。中国目前国际净迁移人口比例还较低，也难以估算，姑且忽略。
孩子是由15-49岁育龄妇女生的。n岁妇女数乘以n岁年龄别生育率，比如，某年30岁妇女共1200万人，30岁的年龄别生育率（该年龄组该年人均生孩子数）为0.0447，那么该年共生了53.64万个孩子。再将15-49岁妇女所生孩子数合计。
某年男、女出生数由该年出生总数根据出生性别比计算而得。比如某年出生1300万孩子，出生性别比为110（男：女=110：100）。那么男婴为1300万×(110÷210)=681万；女婴为1300万×(100÷210)=619万。
2、死亡：年龄组别移动
0岁人口：由出生人口数乘以该年0岁存活概率
1-99岁人口：t年x岁人口数=(t-1)年(x-1)岁人口数×t年x岁人口存活概率
100岁以上人口：由于100岁为人口推算的最后一个年龄组，代表100岁及以上人口数，因此该年龄组t年人口数并非如1-99岁公式那样以t-1年99岁人口数计算而得，而改以t-1年99岁及以上人口数取代之，公式为：
t年100岁及以上人口数=(t-1)年99岁及以上人口数×t年99岁及以上人口存活概率
存活概率=1-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可从相应预期寿命下的生命表（本报告采纳台湾的生命表）查到。
比如2015年5岁男性人口=2014年4岁男性人口数×2015年5岁男性人口的存活概率，2014年4岁人口数与2015年5岁人口数之间的差值是死亡数。同样，女性也是如此。
日本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预测了日本年的人口变化，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预测了台湾地区年人口变化。本报告作者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参数对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人口进行了预测，结果与日本和台湾地区公布结果完全一致，表明本报告作者对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这两份报告的理解没有偏差，表明我们的估算方法是可靠的。
3、所需参数
在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时，需要预测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和其他参数，我们用跟中国大陆文化传统类似的台湾地区和韩国做参照。
（1）预测起点的基础人口结构数据：岁的男女人数。
2010年人口普查公报人数为人，比普查短表《表3-1 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的人多出6913983人，包括现役军人2300000人，难以确定常住地人口4649985人。2010年中国的参军最低年龄是18岁，230万现役军人中，假设200万是18-21岁，其中男性90%，女性10%。剩下的491万人（总人口的0.37%）中，假设全部是0-59岁人口（60岁以上人口流动较少），依照短表3-1的0-59岁各年龄、性别比例补充到各年龄组中。
（2）出生所需参数：补偿性出生、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生育模式。
总和生育率和补偿性出生是人口预测的难点，在下文单独分析。
出生性别比：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高达120左右，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惯性很难立即改变。目前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香港特区的出生性别仍然有107、108，台湾地区人口预测也是假设今后出生性别比为107。假设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年为119，年为118，然后线性下降到2040年的107，稳定在107直到2050年，年为106。
生育模式：由于社会发展导致育龄的推迟，生育模式（将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0的情况下的年龄别生育率）不断改变。年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2010年的生育模式大致相当于台湾地区1990年的水平。假设今后的生育模式的变化一直滞后台湾地区20年。以2010年大陆人口普查的生育模式和台湾地区2013年的生育模式（相当于大陆2033年）为坐标，大陆年之间的生育模式由二者线性穿插获得；大陆年的生育模式采用台湾“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的预测数据年的生育模式（将年龄别生育率除以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时，将总和生育率乘以生育模式，可得出年龄别生育率。
（3）死亡所需参数：每年各岁死亡概率。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平均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相当于台湾地区1994年的水平。假设大陆今后寿命延长一直落后于台湾地区16年，2020年男、女分别为74.7岁，80.7岁，2050年为79.8岁、85.7岁，2080年为82岁、88岁。年的男女预期寿命、死亡概率采纳台湾地区年的生命表的数据（年的生命表是台湾"行政院"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由于预期寿命和死亡概率有波动，因此用这套数据计算的中国年的死亡人数有波动；年采纳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预测数据）。
三、现在和未来生育率的判断
1、中国生育率需要达到多少？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 。蔡昉课题组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也将未来的目标生育率定为1.8。2013年11月翟振武解释为什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说，“完善和调整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向1.8靠拢” 。
其实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8是错误的。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也不减，理论上一对夫妇只需生2个孩子。但是由于部分小孩会夭折，正常出生性别比（以女孩为100）为102-106，因此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应该高于2.0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以发达国家为例，每出生205个孩子中有105个男孩、100个女孩；约2%的人在育龄前死亡，那么活下来的98个女孩每人需要生2.09个孩子才能使得总孩子数为205个。因此发达国家通常说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
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性别比高达119，也就是每出生219个孩子只有100个女孩。《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女婴死亡率为2%（发达国家只有约0.4%），差不多有4%的女孩在育龄前死亡，那么剩下的96个妇女需要每人生2.28个孩子才能让孩子总数达219个。就是说，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
由于有单身、不愿生育、生育障碍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一个、两个、四五个甚至更多孩子。比如一个人群共182个孩子，其中90个来自3孩家庭，40个来自2孩家庭，32个来自4孩家庭，10个来自5孩家庭，10个来自1孩家庭，似乎生育率很高。其实：30个妇女生3孩，20个妇女生2孩，8个妇女生4孩，2个妇女生5孩，10个妇女生1孩，外加10个妇女没有生育（超过1/8家庭存在生育障碍），共80个妇女，人均只2.275个孩子，还达不到更替水平。
如果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人口会不断增加；低于更替水平，几十年后将出现人口减少、严重老年化和经济衰退。
2、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有多高？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1.18，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只有1.04、1.26、1.24，这些客观数据互相印证，说明中国早（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该废止计划生育了。
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以前一直将生育率修正为1.8；2011年后仍然依据“千村生育率调查”、公安数据、小学招生数据，将生育率修改为1.5、1.6。国家统计局也公布生育率为1.5、1.6，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蔡昉和翟振武两个课题组的预测都建立在目前生育率为1.5、1.6的基础上。
其实他们的理由是经不住推敲的。“千村生育率”明显“虚高”，因为现在农村育龄妇女大多进城，大多选择回老家生孩子。
用公安户籍数来推测生育率也是不准确的。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包括孩子入学）有20多项，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房姐”、“房妹”现象很普遍。2009年以来，公安机关清理注销重复户口200多万个。还有更多的死亡未销户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年每年增加人口稳定在600多万，是建立在“目前生育率为1.5、1.6，每年只死亡900多万人”的基础上的。但是其实出生存在大量水分，而每年死亡人数早就超过了1000万，因此近年实际年增人口只有300多万人，2013年总人口根本没有136072万人。以陕西为例，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末，常住人口3763.7万人，出生37.62万人（2009年、2011年出生38.57万、36.45万人），死亡23.11万人，增加10.61万人。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陕西省0岁人口只有33.47万；月，注销重复户口42460个，注销死亡未销户口10.5万个。
小学招生数据水分更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分担比例。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通过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比如2012年全国小学1-5年级为8141万人；但是2013年小学2-6年级只有7665万人，一年之内就减少476万人。再比如湖南省邵阳县，年统计公报显示这5年小学招生合计为71522人，但是2013年电子学籍显示2-6年级只有 51253人（少了28%）。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其实是参照教育部的小学招生人数（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1-6岁人数的确定也应参照了小学招生）。由于小学招生水分很多，意味着国家公布的出生人数水分很多。以年出生人口为例，年出生人口在年开始上小学，2010年时为9-11岁，2013年读初中（一、二、三年级）。国家统计局公布年出生5307万人，公布年小学招生5137万人，二者接近；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9-11岁人口只有4264万，2013年初中在校人数只有4440万。以2013年初中人数为标准，说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水分。而2013年的初中人数其实还有水分，因为初中毛入学率应高于105%（甚至超过115%）。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那么生育率接近1.5；但是如果扣除20%的水分（十多年来已经累计了数千万水分），那么这三年只出生1337万、1363万、1367万，生育率只有1.2左右，与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2011年、2012年、2013年为1.04、1.26、1.24）基本一致。
可见，修正后的1.5、1.6的生育率是不可信的，还是客观调查的生育率更可信。
依照惯性，国家统计局应该会公布2014年出生1640万左右，死亡980万左右，增加660万左右人口，人口总量约为136700万；但是其中出生将有20%左右水分，死亡却漏报几十万。因此，本报告近期的人口总数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少，死亡人数比统计局公布的要多。
3、根据社会发展水平诊断中国的生育率
其实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使用的一项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人均GDP都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
本文台湾地区的生育率来自台湾“内政部”网站，韩国的生育率资料来自韩国统计资料中心，印度年生育率来源印度人口普查和官方公布的抽样调查，其他来源世界银行的数据库。
中国2012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6年、古巴2001年、伊朗2006年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分别为1.58、1.63、1.87。
以时空可比的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韩国1989年、泰国2005年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分别为1.70、1.56、1.54。
印度HDI最高的5个邦在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7、1.8。中国倒数第一、第二的西藏、贵州的HDI分别相当于印度排名第7的泰米尔纳德邦、第3的旁遮普邦，2012年这两个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7。中国人均GDP倒数第一的贵州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之间，中国倒数第二的云南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喀拉拉邦、喜马偕尔邦之间年这4个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8、1.7。
以印度为对照，如果没有计划生育，连西藏、贵州、云南的生育率目前也只能达到1.7、1.8。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差异，在同等发展水平下，华人的生育率比印度人要低。比如2000年新加坡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别为1.43、1.59 13；2010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别为1.8、2.0 14。
综上所述，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那么中国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还将继续下降。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竟然还有1.5、1.6？单独二孩政策能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1.6-1.8？
4、根据生育意愿看中国的生育率
生育意愿与现实生育率存在巨大差距。年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比如2008年理想子女数是2.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1。
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比如2005年理想子女数是2.11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2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24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63.5%。比如爱尔兰、英国、美国、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为3.03个、2.53个、2.67个、2.4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多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个家庭平均想要1.86个孩子，是世界最低。据此判断，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5。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目前的生育率能有1.5、1.6？全面放开二胎后，能长期稳定在1.8？
5、根据二孩试点看中国的生育率和补偿性出生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80年代之后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并未回升。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全面放开二孩，但是作为一个整体，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52，还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二胎区”2010年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城市化率只有36.85%，低于全国的49.68%，只相当于全国2001年的水平。可见，即便全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放开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于1.5。试点说明全面二孩是远不够的。
并且，全国其他地方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比如湖北省长阳、五峰这两个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县，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9、1.14；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后，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201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3、1.2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
上海户籍人口中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但是2008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以来，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请，只生下7000多二孩。河南2011年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率如此之低（尤其是东北和华北），说明民众的“爬蚤心态”已经非常严重。
6、根据一孩生育率判断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卫计委和一些人口学者不认可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理由是有出生“漏报”。如果存在“漏报”，主要是二孩或以上孩次，一孩都是合法的，没有必要漏报。
2010年一孩生育率为0.728，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率为0.460。2010年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前后的水平；1987年台湾地区的一孩生育率为0.70（1986年、1988年为0.70、0.73），与大陆2010年的0.728一致。说明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的一孩生育率是可信的。如果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15%，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269，出生1384万（与人口普查短表1384万一致）；即便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25%，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42（出生1462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2010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1.5（出生1635万），意味着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了41%，2010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1.6（出生1744万），意味着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了47%，这可能吗？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是根本值得怀疑的。
纵观日本、美国、台湾地区、欧盟各国，当一孩生育率在0.82以下时，与总和生育率直线相关。中国2010年的一孩生育率相当于美国1976年、加拿大2006年、2009年的水平；美国1976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74，加拿大2006年、2009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9、1.67。意味着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
日本年、2011年日本各地、台湾地区年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为0.925。2010年全国、城市、农村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0.728、0.675、0.771，根据日本、台湾地区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的相关性公式计算，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全国、城市、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630、1.449、1.776。201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一孩生育率低于0.6，比东京还要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0-1.1之间）。在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全国的总和生育率竟然还有1.5、1.6？
中国的一孩生育率在直线下降，从1989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1.00下降到2000年的0. 867、2010年的0.728，相关系数高达0.9997。这种下降速度是惊人的，说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继续这种趋势，那么2015年一孩生育率只有0.632（台湾2003年的水平，该年总和生育率为1.24）。当然，2010年之后很可能并非直线下降，但是继续快速下降是肯定的。
就是说，根据一孩生育率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能达到1.6左右，而2015年连1.5都达不到了。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二孩试点和一孩生育率综合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6左右（不考虑补偿性出生）。
7、台湾地区、韩国的生育率变化
以2010年以前老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标准，中国2008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9年、台湾地区1987年的水平。而台湾地区的HDI超前韩国2年。以2010年后新的HDI标准，中国2012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6年。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以时空可比的国际元为标准）为$8032，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韩国1989年的水平。
综合判断，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分别滞后于台湾地区、韩国23年、21年，教育模式和城市模式也基本是沿着韩国、台湾地区的老路走（而不是日本的老路），韩国、台湾地区的人口变化规律对中国大陆有借鉴作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台湾地区的生育率从1987年的1.70下降到2013年的1.06512，韩国生育率从1989年的1.56下降到2013年的1.19
以台湾地区和韩国为参照，假如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中国大陆不但需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出台比台湾地区、韩国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才能遏止生育率下降趋势，恢复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由于中国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这种格局很难改变。中国大陆一孩生育率下降速度就快于韩国、台湾地区当年，现在理想子女数已经比韩国、台湾地区还要少了。因此，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将快于台湾地区和韩国。
8、中国未来生育率和补偿性生育判断
由于正常怀孕266天（从受精到出生共266天），只有4月9日前怀孕才能在当年出生。本报告假设“两会”期间通过人口政策调整方案，4月9日在全国全面施行，那么对当年的出生人数没有影响，出生高峰是从第二年开始。虽然2014年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4月9日之前怀孕的只有几万人，对2014年的出生几无影响，2015年也只会多生约54万人。假设年，如2010年一样每年出生1384万人，2015年出生1438万。
本报告的“台韩老路”是指将台湾地区1987年和韩国1989年的生育率平均，相当于中国大陆2010年；将台湾地区2011年和韩国2013年的生育率平均，相当于中国大陆2034年，中间年份依此类推。
2012年8月，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发布的《2012年至 2060年人口推计》，分中、高、低三个方案预测了未来生育率变化。本报告“台湾高方案”、“台湾中方案”、“台湾低方案”是指将台湾高、中、低方案下2012年的生育率相当于中国2035年，将台湾地区2057年的生育率相当于中国大陆的2080年，中间年份依此类推。
高方案：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全面停止计划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出生（正常出生+补偿性出生）1900万、2000万、1850万、1750万人。年的生育率假设同“台韩老路”，年的生育率同“台湾高方案”。
中方案：2015年继续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于2018年全面停止计划生育。今后鼓励生育的力度同台湾、韩国。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出生1425万、1800万、1700万、1800万、1700万人。年的生育率假设比“台韩老路”低5%，年的生育率同“台湾中方案”。
低方案：2015年继续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分省（或分人群）放开二孩，2018年全面放开二孩，2020年全面停止计划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出生1425万、1450万、1400万、1450万、1400万、1450万人。年的生育率比“台韩老路”低10%，年的生育率同“台湾低方案”。
关于方案设定的几点说明：
1、本报告假设近年正常出生为1384万，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的0岁人口计算的，生育率为1.27左右；但是人口普查长表显示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04、1.26，那么近年正常出生能否达到1384万还有疑问。并且即便2010年真出生1384万，到2021年也远低于此数了（生育率下降、育龄妇女减少）。因此实际人口比本报告的相应方案还要少。
2、中国未富先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经济开始减速，老年抚养比高，今后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年轻人不堪重负，生活压力（包括就业压力）将很大。实践证明，经济衰退往往导致生育率下降，比如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生育率从年的3.18下降到年的2.18，下降31%；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生育率由2007年的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一战、二战期间，欧洲都因为经济困难等原因出现生育率下降。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俄罗斯生育率从1989年的2.01下降到1993年的1.37、1999年的1.17。
3、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既使得民众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阻碍政策调整的利益集团，并且政府也会出于“政策连续性”等考虑，不敢全面否定过去的控制人口政策（人口政策调整就必然缩手缩脚），也就更不可能如俄罗斯那样大刀阔斧地鼓励生育。
4、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是生育率跳跃性下降的阶段；而城市规划全部是以民不聊“生”的模式进行规划的，并将惯性地延续着，比如连县城都是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而东京、伦敦也只有6000人、5000人）。
5、由于生源减少和大学扩招，加上独生子女承载着家长所有希望，使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不断提高：增加家长的养育成本，提高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改变生育观念，延迟、挤压婚育时间，抬高婚育门槛。
因此，今后总和生育率沿着低方案（甚至更低）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在上述三个方案之外，我们考虑了理想状态下中国人口的变化情况。这取决于对“理想状态”的理解和设定。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长期宣传理想生育率是1.8，而我们认为生育率应该稳定在更替水平上。
生育率稳定在1.8： 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
生育率稳定在2.1：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中国近期的世代更替水平接近2.3，但是远期（出生性别比、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是在2.1左右。
这样，我们在本报告中就考虑上述5种情况下中国的人口变化。
四、人口预测结果
过去的数据采纳各地区官方公布数据或联合国数据。未来预测数据：中国数据采纳本报告的方案（中方案以及2.1的生育率）；印度、美国、发达国家（整体）数据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的中方案；日本数据采纳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12年预测（年）的中方案；台湾地区数据采纳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预测（年）的中方案。韩国数据采纳韩国国家统计局《年将来韩国人口估算》的中方案。
1、人口总量变化
我们可以跟另一人口大国印度作一比较。印度人口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数据，其中低方案是假设生育率从年的2.25下降到年的1.33；中方案是假设生育率从年的2.5下降到年的1.83。印度实际生育率应该略低于中方案，而高于低方案。
中华民族长期是世界第一大民族。但是1820年后，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占全球比例从37%下降到1950年的22%，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4年的1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印度占全球21%）。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沿着联合国中方案走，那么本文高、中、低方案、1.8生育率、2.1生育率下，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2050年分别为13.4%、13.1%、12.8%、14.6%、15.4%，在2080年分别为9.1%、8.4%、7.6%、11.4%、13.4%。
也就是说，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也难以遏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趋势。而中国人口沿着低方案走的可能性很大。人口总量下降意味着人口结构恶化，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国际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世界第一人口和经济大国，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就这样一步步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极端衰老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说：“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么，就必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让生育率尽量回升并稳定在2.1以上。
我们的预测跟其他研究者的结果差异很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在2006年的结论是：继续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能稳定在1.8，总人口将于2015年超过14.0亿、2033年前后达到15亿。2010年中国人口学会组织的、80多名专家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13.9亿，在2033年达到15亿。蔡昉课题组认为2012年即便是分步放开二胎，峰值人口将超过15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2014年还认为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不变，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14.08亿的峰值，在2050年还有12.8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中方案认为年中国生育率高达1.66，年为1.86，2015年、2080年的总人口分别为14.02亿、11.73亿。
过去几年的总人口变化以及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国家统计局依照“每年增加600多万人”的惯性（其实有300多万水分），也只会公布2015年人口为13.7亿，而不是13.9亿、14.02亿，在每年人口增量才数百万的情况下，联合国和中国人口学会三五年的预测就误差两三千万！
实践也证明我们的预测“相对来说”更为准确。比如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稳定在1.8，2000年预测2010年总人口会达14亿（2005年预测时改为13.7亿，2006年又改为13.6亿）；易富贤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从30多个角度质疑了1.8的生育率，在假定2005年统计公报数据准确的前提下认为2010年人口只会达到13.3285亿人（第346页）。《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人口为13.3281亿人，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
当然，由于对未来生育率等参数很难准确把握，人口预测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尤其是中国的基础人口数据严重失真（易富贤在《大国空巢》第4章中分析，2010年的人口存在数千万的水分）。因此本报告对未来人口预测也不可能是很准确的，仅供参考。
2、出生、死亡人口
对死亡人数影响最大的是老年人数量，而今后几十年的老年人是目前已经出生了的人口，因此5个方案下今后几十年死亡人数相差不太大，从目前的1000万左右增加到2063年的近2000万。影响人口增量的主要变量是出生人数，而出生取决于育龄妇女人数及其人均生孩子数（生育率）。
人口峰值时间：出生-死亡=0。高、中、低方案的生育率在2024年前后只相差5-10%，2023年分别出生1284万、1220万、1167万，均多于死亡人数1148万；2024年出生1133万、1077万、1030万，都少于死亡人数1169万。因此，三个方案都在2023年达到人口峰值；日本是在2010年人口达峰值。2035年的出生小高峰，是因为2035年前是参照“台韩老路”，此后是参照台湾地区三个方案，衔接的2035年生育率偏高。
中国面临两大难题：生育率难以提升，育龄妇女人数在快速减少。中国的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目前2/3的孩子是该年龄群妇女生的）都在2012年开始负增长，其中前者从2011年的3.83亿减少到2030年的2.93亿，而后者从2011年的1.15亿减少到2035年的0.66亿。高、中、低、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岁妇女分别只有1.40亿、1.18亿、0.98亿、2.10、2.68亿，20-29岁妇女分别只有0.43亿、0.34亿、0.25亿、0.62亿、0.84亿。由于育龄妇女的减少和庞大的老年人口，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也难阻人口负增长。
专栏：美国婴儿潮与股市行情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口出生情况跟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图3显示的是美国的婴儿潮与标普500指数的10年滚动回报率之间的关系。标准普尔500指数滚动10年平均收益率（标普500十年回报率）反映美国历年的股市行情。从图3可见，标普500十年回报率与美国的出生高峰几乎重合，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主要是由于生育率的上升：从1935年的2.19上升到1958年的3.71。此一阶段，标普500指数10年滚动收益率几乎是同步上升。随后美国生育率1976年下降到1.74的谷底，低于日本的1.85、欧盟的2.02，标普500指数10年滚动收益率也几乎是同步下跌。其后美国的生育率止跌回升到1989年的2.0，并稳定在2.0、2.1的水平直到2009年，加上第一个婴儿潮的妇女到了生育年龄，使得美国出现了第二个婴儿潮，标普500指数10年滚动收益率也跟着同步上升。而日本、欧盟的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到1989年的1.57、1.67，2009年的1.37、1.59，没有出现第二个婴儿潮，经济活力也不如美国。美国2007年后出生人数减少，是因为生育率从2007年的2.12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此一阶段标普500指数的10年滚动收益率反应不那么明显，似乎存在一段时期的滞后。
3、人口年龄结构
横坐标是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下往上依次是：0-5岁、5-9岁、10-14岁……85+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其中20-64岁劳动力代表目前的经济实力，0-19岁人口则代表今后发展潜力，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太高则意味着经济后劲乏力。印度、美国是采用联合国中方案。
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201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纺锤形，劳动力比例大，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是也导致内需不足。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且很快就要变成高度不稳的倒三角形：劳动力严重短缺、高度老年化、经济丧失活力。
即便是高方案或者生育率稳定在1.8，今后也仍然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只有将生育率稳定在略高于2.1的水平，才能逐渐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和结构的稳定（美国、印度将长期是稳定的柱状人口结构），才能让国家恢复可持续发展能力。
传统上，将15-64岁人口视为劳动力；但是现在由于高中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毛入学率的提高，大多是在20岁或以上才工作，本文将20-64岁人口视为“劳动力”，将65岁及以上认为视为“老人”。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19岁人口、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20-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9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
中国由于生育率从1971年开始快速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的快速下降。蔡昉、胡鞍钢等人口和经济学家将总抚养比下降称之为“人口红利”。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儿童抚养比的提升将导致总抚养比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儿童抚养比增高并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是会通过拉动内需而推动经济增长，比如美国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导致年总抚养比的高峰，其中年这个总抚养比最高峰，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6%，高于其前年的3.0%，也高于其后年的3.0%，更高于其后年抚养比低谷期间的2.8%。尤其是儿童抚养比高峰还会通过补充劳动力，减缓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为后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增加活力，这就导致美国的经济比日本和欧洲更有活力。
日本的生育率从1949年的4.3快速下降到1956年的2.2、1975年的1.91、1990年的1.54，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快速下降；也导致其后总劳动力的减少，进而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和总抚养比的止跌回升。日本在1996年、美国在2007年、发达国家（整体）在2010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都出现经济危机。可见，中国通过计划生育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总抚养比，并非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在老年抚养比的推动下，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4年达到低谷后开始回升，意味着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
有人说，中国的总抚养比即便有所增加，仍然比其他国家要低，还足以维持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阻碍经济增长的不是总抚养比本身，而是其中的老年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是以儿童抚养比为主，那么如美国的婴儿潮一样还有利于经济增长。
并且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在70%-80%之间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太低，抚养人口少导致内需不足，“游手好闲”者多，失业压力大）。美国和发达国家（整体）的总抚养比长期在70%-80%之间。印度由于生育率下降平缓，总抚养比将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与美国一样，光是凭借内需就可以满足就业。
中国2014年的总抚养比只有46.8%，从国家层面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低，远低于世界平均的74%、印度的77%、美国的68%，也低于日本历史上最低点（1996年）的59.5%。如此低的总抚养比，使得内需严重不足，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将减少，就业问题将越来越棘手。
中国近期的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在本报告的低方案下，儿童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总抚养比持续增加。如果能将生育率稳定在2.1以上，既能提高近期的总抚养比（提高儿童抚养比），又能降低今后的总抚养比（近期出生的孩子今后成为劳动力，增加总抚养比的分母，降低老年化程度）。
5、20-64岁劳动力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日本、欧洲20-64岁人口在1998年、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台湾地区、韩国分别在2015年、2019年达到拐点，此后韩国的劳动力变化曲线几乎与台湾地区重合。印度、美国的20-64岁人口要到2055年、2090年才达到顶峰。
中国在2015年达到拐点，劳动力下降的速度将超过日本。如果能够将生育率稳定到2.1以后，虽然无法弥补近期的劳动力不足，但是可以让今后的劳动力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保持经济的活力。
蔡昉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弥补劳动力的减少和工资上涨。
事实上，劳动力负增长后，由于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失衡，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日本的总失业率、15-24岁青年失业率分别从年平均的2.5%、4.7%增加到年平均的4.6%、8.8%；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64%下降到2012年的59%。德国20-64岁人口在199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总失业率、青年失业率也分别从年平均的6.7%、6.4%增加到年平均的8.4%、10.3%。
中国20-64岁劳动力在2015年后开始负增长之后，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也很可能将增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不但难以提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79%下降到2012年的71%；今后可能还将沿着发达国家的老路继续下降，2012年发达国家平均只有61%。与日本、德国还不同，中国的总抚养比非常低，有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因此中国一方面劳动力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失业率还将上升、劳动参与率也将下降（隐性失业），“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保就业”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
6、20-64岁劳动力/65+岁老人
日本在年这28年内，GDP年均增长8.9%，-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老人，也就是劳动力/老人为10.0。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1974年经济衰退。1975年石油危机结束，但是该年的劳动力/老人下降到7.5，经济无法恢复以前的增长速度了，年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劳动力/老人开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2.3；经济增速也再次跳跃性下降，年年均只增长0.84%。
台湾地区在年，GDP年均增长8.6%；1996年劳动力/老人降至7.5，年的GDP年均只增长4.0%。韩国在年,GDP年均增长8.6%；2003年劳动力/老人降至7.5，年GDP年均只增长3.8%。台湾地区、韩国的劳动力/老人都将在2017年降至4.8，并将迅猛下降到2030年的2.5、2.4，可能很快就要走日本1992年经济衰退的老路。
美国在年GDP年均增长10.2%，但是当劳动力/老人在1947年降至7.5之后，GDP年均增长率下降到年的3.6%。年劳动力/老人稳定在4.8附近，GDP年均增长3.2%。2007年劳动力/老人低于4.8，年GDP年均增长0.99%。
根据日本、美国、台湾地区、韩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观察结果：当劳动力/老人高于7.5，经济可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7.5，经济将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其中的经济逻辑尚需进一步研究。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相当于美国1947年、日本1975年、台湾地区1996年、韩国2003年的水平，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将从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速增长，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从2011年的9.3%降到2012年的7.8%、2013年的7.7%。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21年降至4.8，相当于日本1992年、台湾地区2017年、韩国2017年、美国2006年的水平，经济增长率可能将进一步下降。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将降低到2.5，开始低于美国，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
当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人口结构变化只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复杂，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很难仅根据人口结构就能精确地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但是可以大致判断，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不断减速应该是“新常态”。
由于从出生到20岁劳动力有20年滞后性，2015年的人口政策调整只会影响2035年后的劳动力/老人。低、中、高、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50年的劳动力/老人分别为1.70、1.74、1.77、1.89、1.99，2080年分别为1.04、1.33、1.19、1.83、2.25（美国为2.17）。
2010年是1个老人对应7.5个劳动力，养老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而今后一个老人只对应一两个劳动力，养老压力可想而知，养老金短缺将是今后各届政府面临的难题。
7、中位年龄
中位年龄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中位年龄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低、中、高、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50年中位年龄分别为55.4岁、53.3岁、54.3岁、48.7岁、45.2岁，2080年分别为61.9岁、56.9岁、59.8岁、48.3岁、43.1岁。
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14年超过美国，此后快速增加。如果走低方案的话，将于2060年后超过日本和台湾。由于一个经济中年轻人越多，该经济的创新活力就越强，所以中位年龄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经济的创新活力，影响着经济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理由是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以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只有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21%之后的20年，利用后发优势，日本、台湾地区、韩国每年增长9.2%、8.3%、7.6%。
我们对林毅夫教授的这一判断不敢苟同。“后发”不等于必然有“优势”，美国不会停着等人。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必须速度超过美国。年龄优势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能缩小与美国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而中国2008年的中位年龄为35岁，2015年提高到38岁，超过美国。
后发优势只是给出了追赶的可能性和空间，但要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的支持。日本在1951年后、台湾地区在1975年后、韩国在1977年后，20-64岁劳动力还增长了48年、42年、42年，在20年内增加了51%、58%、64%；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在2008年后只增长了7年就将开始减少了。
日本1951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21岁、21岁，而美国年的中位年龄波动在30岁、29岁。就像21岁、22岁的小伙子奔跑速度比30岁的人要快一样，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的经济增速也超过美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199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美国的85%，但是由于年龄优势丧失，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再次拉大，2010年只有美国的72%了。
中国大陆不具备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当年那么好的人口条件，所以要实现林毅夫教授指出的增长可能性，应该考虑到需要提供哪些条件对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方面的劣势予以补偿。
他山之石：日本人口危机爆发后的后果
中、日人口结构变化总结：
总抚养比止跌回升：日本1996年，中国2014年，相差18年。
20-64岁劳动力峰值：日本1998年，中国2015年，相差17年。
劳动力/老人降至7.5：日本1975年，中国2010年，相差35年。
劳动力/老人降至4.8：日本1992年，中国2021年，相差29年。
中位年龄达到40岁：日本1996年，中国2022年，相差26年。
总人口峰值：日本2010年，中国2023年，相差13年。
综合判断，日本的人口危机大致比中国早爆发23年左右。中国2013年的人口结构类似于日本1990年。日本1990年之后除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外，还发生了什么？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日本在1992年后，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而国债占GDP比例却快速提升。其实这些是很容易理解的。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老年化和劳动力负增长后，储蓄的人少了，花费储蓄的人多了，储蓄率必然下降，国债必然增加。而根据“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理论，物质资本只有依赖于人力资本才能增值，如果劳动力负增长，那么投资回报率将降低。其实如果有足够的年轻人口，没有必要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因为财富增值毕竟靠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美国的储蓄率就长期低于日本。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储蓄率再高也没有用。
老年化后，一方面储蓄率降低，投资来源减少；一方面投资效率减少，投资率也必然降低，银行利率也自然下降。以前投资效率高的时候，利率也高，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利率调控经济；但是今后低利率将成为常态，利率可能不再是有效调控经济的手段了。
再看看房地产。日本在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如“日”中天，城市地价不断攀升（如中国前些年一样），尤其是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地价自1985年起，每年以两位数上升，盛行着“地价不灭神话”。但是在1992年人口危机拐点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地价大幅下降。
日本发生的事情不一定全部在中国重演，但是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
五、总结和建议
根据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综合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自然生育率”只能达到1.6左右。以台湾地区和韩国为参照，即便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累计只会多生一百多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全面二孩累计也只会多生一千多万人，远低于翟振武和卫计委所预测的9700万；峰值出生规模只有1800万人，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从人口结构分析，中国人口危机开始爆发：2014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岁劳动力达到峰值后开始负增长；日本、欧洲、美国都是在总抚养比拐点和劳动力拐点前夕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将在2021年降至4.8；从日本、美国、台湾地区、韩国的情况观察：当劳动力/老人低于7.5，经济将从8%以上的高速增长逐渐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
本报告分五种方案对中国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停止计划生育，峰值出生规模也只能在2000万左右（低于中国年、印度近年2500万的出生水平），总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14.0亿的峰值后负增长，到2080年降至8.95亿。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中国人口将在2035年达到14.73亿的峰值，到2080年降至13.77亿。
我们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政策，尽量让生育率提升到并稳定在2.1以上，既能改善近期的内需和就业结构，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让中国人口和经济走向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