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社会心理原因探究——基于路西法效应 - 简书
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社会心理原因探究——基于路西法效应
字数 15367
反犹主义是对仇恨犹太人或犹太教的思想与行为的总称。回首过往，它长期贯穿于人类历史，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动机和表现形式，尤以纳粹德国时期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最甚，也最为引人关注。无数专家学者从各个领域试图解释这一“人类文明中的深重罪行”，使得反犹主义就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整个人类文明史：反犹分子解释为种族问题；犹太教正统派解释为宗教文化问题；同化论者解释为社会问题；马克思解释为经济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解释为民族问题；著名的犹太族政治学者阿伦特解释为极权主义政治问题。然而，随着卢旺达大屠杀、波斯尼亚内战、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案等等讽刺人类文明的事件在教训深刻的二战后仍旧相继爆发，人们不得不再度深思为什么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仍旧会发生如此野蛮与暴力的罪行？1971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Philip·George·Zimbardo)进行了一项后来极为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三十多年后，他整理出版《THE LUCIFER EFFECT——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并得出路西法效应理论，解释了情境是如何将参与实验的优秀而纯良的大学生志愿者变成恶魔的过程。本文正是从其中得到启发，试图从鲜有人关注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结合津巴多教授的路西法效应理论，探究纳粹德国时期的反犹主义的社会心理原因，以求真正做到“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一．
文献回顾及路西法效应理论概述：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以其所造成的屠杀规模之巨、手段之残忍、人性之漠然一直颇为引人关注。随着二战后相关资料的解禁，当事人的发声，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也逐渐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学者们或诉诸于政治学的极权主义政治，或诉诸于经济学中反犹的经济属性，或诉诸于历史学中德国的反犹传统等等，但社会心理学视角却在相较之下鲜有人尝试。1960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见证了以色列政府审判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随后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所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一政治伦理观点，即正如艾希曼自己所说，他参与反犹甚至拟定“最终解决方案”，仅仅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已。但是，现代社会教化下的个人面对这种显然的恶，难道没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吗？这个观念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史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判死刑的后一年，进行了著名的“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这个实验即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Milgram, 1974)”。实验研究了人们在权威面前的服从情况，而结果则大为出人意料。实验志愿者在实验刻意塑造的权威者的压力下，大多数人都会服从权威的要求伤害另一名受试者而无视自己给别人造成的痛苦。米尔格伦在后来的《服从的危险》一书中指出了人们面对权威的危险服从，而实验塑造的权威服从环境和纳粹时代则有着大量关联。1951年，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所进行的阿希从众实验则揭示了人们在面对多数意见趋同的时候总是倾向于怀疑并否定自己的看法而从众。该实验虽然本身并非出于研究纳粹时代的社会心理而进行，但阿希实验的结果一直在二战后兴起的反思纳粹运动中，被广泛关联于纳粹时代的群体盲从。菲利普·津巴多教授，由于犹太裔及贫民区的出身，促使他一直关注“邪恶心理学”。1971年，为探究纳粹时代的社会心理，他在阿希及米尔格伦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构造了一个完全仿真的社会情境——斯坦福郡监狱。公开征集到的24位普通善良的的大学生志愿者被随机分配为“囚犯”与“狱警”。津巴多教授则担任“典狱长”，但并不直接参与其中，仅保证实验的正常秩序。然而，实验结果大为出人意料，志愿者们表现得越来越像真实的“囚犯”与“狱警”。“狱警”逐渐开始极不人道地虐待“囚犯”，而“囚犯”在几次反抗被惩罚后则胆怯地逆来顺受，甚至有人濒临精神崩溃，以致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在第六天中止。三十多年后，津巴多教授作为专家证人为阿布格莱布美军虐囚案的美军士兵做辩护。他运用个人行为往往受情境力量支配的原因去为犯下虐囚罪的年轻而优秀的美军士兵进行辩护，试图纠正人们一直以来的偏见，即抱持标准的个人主义观念，相信错误完全是由个人的“性格倾向”造成的。其后，津巴多教授由此总结得出路西法效应理论。路西法效应理论由三个关键点构成，即系统、情境与个人。通过对这三者范围与限制的研究，该理论揭示了一般意义上所疑惑的好人如何变成坏人的过程。在该理论中，系统通过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创造情境，并保证系统的顺利运作。系统运作的最终结果是产生出系统权力。系统权力包括授权或制度化的许可，具体为授权和许可从事规定下的行为、禁止及惩罚违背规定的行为。这样，系统便可以在情境中塑造“更高的威权”，“更高的威权”在情境中批准新角色的扮演、新规定的服从。一旦这样的威权产生，出于系统设计者或者维护者的利益，自然也必定会批准从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规范及伦理道德限制的行动。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准往往并不仅以批准本身应有的形式出现，如法律判决、行政文件等，而是通常被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而出现。因为意识形态在落实层面往往会被一些手段简化为标语或主张，用来合理化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且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一定是“正确无误”的，通常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与社会遭到任何有力的挑战与质疑。系统的设计者与维护者，也就是当权者尽可以把纲领或者政策包装成善良、正直的，使之看似为珍贵的道德律令并在根本上是为个人着想。因此，绝大多数人们也会认可系统程序的合理与正确。更无须说，若这一威权如纳粹时代一样本身便带着某种极端性的偏见（如对犹太人的偏见）。情境作为系统的产物，必然时刻处在系统的影响下，又因为情境本身又是个人行为发生的具体的时间与空间，那么个人行为必定也摆脱不了系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情境并不是仅仅作为系统传递影响的媒介而存在，情境本身在具体时空的具体因素下往往也会对系统的影响进行具体化。比如，纳粹德国的系统在当时的医学领域是以优化种族的崇高名义进行对犹太人的屠杀，而在文化领域的迫害中，则是以犹太人玷污了德国文化为名义。个人作为具体时代下的具体存在，必然是难以逃脱时代局限的，更何况人性并非总是理性的，这在大卫·休谟以后已被无数人与事实所证明。这在路西法效应中有着一系列的心理动力运作可以进行解释，比如去个性化、服从权威等。去个性化可以使得加害者保持匿名，因而可以降低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服从权威则会使得被害者陷入个体意志与权威意志的对抗，最终大部分人都将会陷入可怕的群体盲思。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一直有着个人主义的传统，并且在社会体系中，无论是医学、教育和法律等，其运作范畴都是以个体为核心。这些既有的事实使得社会意识陷入一种迷思，认为个人是始终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的。由于他的行为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因此他应该为任何行动负起个人责任。换而言之，任何行为的出发点个人因素永远是主要的，情境因素则显得可有可无。就比如，当我们今日讨论社会新闻中的某个杀人犯时，谁会考察他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和什么样的情绪下杀人的呢？当然，路西法效应强调了系统与情境的力量对于个人的重大影响，并非是一种宿命论。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系统与情境中总会有一些敢于反抗，坚持理性，谨守道德的人，这些人被津巴多教授赞赏地称之为“英雄”。二．
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路西法效应分析：克劳斯·费舍尔（K.P.Fischer）曾在其著作《德国反犹史》中追问：“由政府发动的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是20世纪最深重的罪行……对于这个事实的认知必将导致历史学家提出这两个关键的哲学问题：在众多人都认可的进步的西方文明中怎么会产生如此罪行？向世界贡献了最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和作家的德国如何会堕落到如此兽性的地步，而当时心智健全的人竟无一人能预见？”这个追问为许多研究反犹主义的学者所引用并尝试对此进行回答。本文也将利用上文所介绍的路西法效应理论为工具尝试着给出一个新思路。为表达清楚，本文将从路西法效应理论的三个关键点，即系统、情境与个人这样由宏观到微观的架构来解释纳粹德国时期反犹主义的社会心理原因。１．
系统：在路西法效应理论中，系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无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其后的应用，系统的力量都被得到了有力证明。所谓“系统”，顾名思义，即事件发生的广泛的社会现实。“系统”在事件中产生的作用主要来自于其对情境与个人的影响而间接产生。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一模拟现实的实验中表现得还不太明显，但津巴多教授仍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比如有意的要求当地警方完全仿真地突然从扮演“囚犯”的志愿者家中将其逮捕，蒙着他们的眼睛，将他们送入完全仿真的模拟监狱，并邀请当地媒体全程报道。而在其后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案中，系统则是指2004年左右的美国社会。细察此案，我们会发现，系统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抱持标准的个人主义观念，坚信错误完全是由个人的“性格倾向”造成的，从而使得涉案的美军士兵受到法律的严酷惩罚。而系统在本文论述的纳粹德国时期的反犹主义，则是指纳粹德国时期的广泛社会现实，包括纳粹党所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希特勒的独裁专制与极权政治等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它们综合而成的社会系统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罪行发生的社会情境与处于其中的个人，最终酿成了20世纪人类文明最为深重的罪行。1.1
政治方面：纳粹德国较之于当时世界上的其它西方大国有着极为迥异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而这都与反犹主义纠缠在了一起。首先，德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极为艰难，甚至最终滑向了极权主义的深渊。正如许多大陆国家一样，历史上长期处于君主政体下的德国没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即便一战的崩溃迫使威廉二世退位，而建立起一个以自由民主著称的魏玛共和国，但掌权派以及广大中产阶级仍旧相信帝制的国家主义梦想。面对一战带来的危机，更是让大部分民众拒绝了民主。正如克劳斯·费舍尔所言，当时的人们认为“自打有了民主以来，它就被打上了失败和卖国的烙印”。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无论是德国民主机制的缔造者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还是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均是犹太人。事实上，面对同化困难的德国犹太人也的确一直鼓吹民主，但这也使得一直有着反犹传统的德国人对民主始终抱着怀疑态度。因此，当魏玛共和国陷入诸如1929年的危机时，人们自然将矛头指向了犹太人。其次，纳粹及希特勒的出现有效的利用了当时德国社会的矛盾。纳粹设计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开始便力求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排除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一切异己力量。既迎合了危机下大众追求平等与富裕的心态，也有效的回避了大众对于共产主义的犹太属性的偏见。并且，纳粹党在建立之初，该党的专家戈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 Feder）、弗里德·罗森堡等人便一直不懈地进行对犹太人污名化的行动，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将犹太人丑化为矮丑、贪婪、变态的谬见并综合以寄生和鬼神学的偏执型思潮与刊物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些最终都使得纳粹党能够以种族优劣论、反犹主义学说作为工具强化法西斯统治，巩固极权政治。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言，只要保证有一直存在的敌人并且将之污名化，并且能够调动起针对敌人的仇恨，极权政府就可以得到巩固与加强。而在纳粹掌权之后，就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便发生了对犹太人的抵制运动。1938年的“帝国水晶之夜”开始反犹的集体大迫害，1939年开始拟定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最终酿成了600万人被工业化屠杀的惨剧。1.2经济方面：犹太人的确有着过人的经济才能并且经济地位普遍较高，可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也颇为尴尬。犹太人的财富得益于欧洲本出于排犹的职业限制，使其只能从事金融等领域的工作，然而，他们却因此获得了巨大收益。早在君主制国家时代，君主们便因为犹太人无国籍的身份及金融能力，给予他们保护与特权以换取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的金融能力被越来越多的倚赖。可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刻意地单独作为一个群体保留，而并未被划分到其他阶级或阶层之中。最终，随着帝国主义的崛起，民族国家的解体，他们无权而有钱的地位，便招致了社会的蔑视与反对。普鲁士也不例外，当普鲁士公国转变为德意志帝国后，曾与之联盟的犹太金融家都被无情的抛弃了。而在一战危机后，纳粹党的金融专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更是（Gottfried Feder）假意为经济弱势群体直言，指责犹太人通过战争牟取暴利，和外国人勾结做叛国生意，使国家经济崩溃，从而煽动起反犹情绪。在纳粹上台后，希特勒很巧妙地利用了犹太人的特殊之处。希特勒吸取了一战的经验教训，他深刻地明白：一个饥饿的民族是没有战斗力的。而如果想要用“剑”去征服，必须拓展出足够民众用“犁”耕作的“生存空间”。所以他一方面将犹太人的巨额财产“雅利安化”，包括直接没收、逼迫犹太人将他们的财产贱卖给日耳曼人等，借以获得用于战备及基础建设的巨额资金并将犹太人从德意志经济生活中完全清除出去（这一举动集中体现于1938年的帝国水晶之夜）；另一方面，将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或直接杀害，从而空出大量工作岗位，兑现了纳粹在上台时降低失业率的承诺17，从而使得曾经支持社会民主党等党派的一些工人也转而开始支持纳粹。正如我们在电影上所看到的，纳粹使用犹太人作为免费的劳动力进行着大量的劳务以供给军需或民用。更令人不齿的是，纳粹将集中营的犹太人剥夺一切财产并迫害致死后，还将他们的毛发做成布料、脂肪做成肥皂等。1.3
文化方面：德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反犹文化传统的国家。正如德国学者雷因哈特·吕拉所言：“德国既是‘反犹主义’新术语的摇篮，也是反犹主义活动兴起的摇篮。”德国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不可置疑的是，反犹的确有着基督教的宗教起源。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化而来，而二者在教义上有着巨大的分歧。正如巴尔纳维在其主编的《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所说，“毫无疑问，基督教的诞生作为一个主题应当属于犹太人的历史。尽管它（基督教）最终被开除教籍，融入了异教世界……这个新宗教（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通过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来阐明自我的。因为基督教宣称是‘真正’的以色列（Verus Israel），因此一方面，它在对《圣经》的正确解释上与拉比犹太教徒发生了激烈争论……”20，而耶稣个人也曾与犹太教徒发生过冲突，在《圣经》中，多处描绘了耶稣与犹太人发生冲突的场面，尤其是当耶稣宣称“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要做事”，犹太人就更想杀他。耶稣对犹太人也不满，称他们的父亲是魔鬼，从而创造了影响极其深远的“魔鬼学说”。此后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诋毁更是变本加厉，产生了诸如“耶稣是被犹太人的祖先犹大所害”等诋毁犹太人的谣言。纽伦堡审判中一位德国将军就曾如此辩解：“若干年来，教会一直向人们宣传犹太人根本就够不上称为人的教义，在这种教义影响下，出现现在这样的结局不是十分自然的吗？”当然，犹太教自身的封闭性也加剧了这一情况。犹太教始终保持其民族特色和宗教传统，拒绝犹太人以外的人加入犹太教，这使得外人很难理解犹太教而逐渐视之为异端，并且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更是挑战了基督教的权威性。而文学艺术方面，丑化犹太人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盛名在外的如歌德的《浮士德》，盛行一时的则包括魏玛共和国时期诸多话剧、电影、小说等。但魏玛时期自由主义的氛围下，许多犹太艺术家的先锋艺术由于冲击了保守的德国传统，也遭到了民众的偏见。纳粹党一上台更是声明犹太人“毒害”了德国文化，所以日，戈培尔鼓动销毁政治上错误的书籍，特别是犹太人的著作。戈培尔还和罗森堡联手打击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其他纳粹领导人及机构也参与到了其中。另外，源自十九世纪欧洲的种族主义也在此时参与了反犹主义的发酵。这一基于血统、基因等看似科学的理论指出了犹太人在人种上的劣等与雅利安人的优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便阐述了雅利安人是文明的创造者，犹太人是文明的破坏者，是应当淘汰的劣等民族。理所当然的，在纳粹上台后，基于种族主义的反犹也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综合来看，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便有着强烈的反犹传统，而纳粹更是利用了这一点作为统治工具，在取得政权后有力地巩固了政权。之所以强调“系统”的重要性，是因为“系统”就好比是时代的一道框线。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现实总是相对稳定的，而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内，“系统”就好比是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地将血液输送到社会的每一个“情境”中去。这些在纳粹德国的“系统”的输血下形成的“情境”包括千夫所指的集中营、屠杀场、人体医学实验室等，也包括看似无辜的负责文书等桌面工作的办公室、会议室等。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事实可以证明德国人天生具有嗜杀性，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情境”，或者说那样的“情境”究竟包含着什么，使得人们发生人性的改变？2．
情境：在路西法效应理论中，情境就是斯坦福实验中的模拟监狱，即个人一系列心理动力的运作及行为的场所。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所揭示的那样，人们会在这样一个情境内，通过外在形式的改变，比如“狱警”穿上制服，拿起警棍；“囚犯”只允许穿上一件囚衣，不得穿内裤，剥夺其他一切私人物品，从而达到暗示自身角色的转换，形成一系列心理动力的运作，包括去个人化、服从权威、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等。往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逐渐放弃之前的自我，不再顾及文明的道德法则，甚至放弃独立意志与思考，转而依附权威或者体制，而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人性的彻底转变，而是往往衍生出一种双重人格的奇妙存在，这一点将在“个人”部分着重解释。但无论如何，反犹作为纳粹的一项重要“任务”正是利用了“情境”力量使人发生最直接的转变，才可以得到如此多数的刽子手与“桌面杀手”。首先，纳粹自身独特的“崇高”美学极具感召力。它歌颂崇高，夸耀屈服；歌颂无知，美化死亡；用一切壮美的阳刚形式感召起人们的热情，让人们投身其中仿佛是创造历史与光荣。以至于苏珊·桑格塔不得不赞叹纳粹是美的，其次才是邪恶的。在制服上，纳粹制服是由名师Hugo Boss——这一日后非常出名的时尚品牌操刀设计并精心剪裁的。党卫军的制服大量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相比于当时大部分制服仍是“直筒”式设计，党卫军制服则显得紧身、笔挺、风度翩翩，加上日耳曼人相对比较高大，立刻给人以挺拔俊美的整体感受，而高筒皮靴与精致耀眼的荣誉饰品更是将制服的美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制服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诸如犹太人之类的行动目标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在他们看来，如此挺拔俊美的人就应享有一般人不具有的特权。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精美制服形成的团队更加加深了个体的归属感，一穿上制服仿佛就转换了角色，而这实际上就是去个人化的过程。因此，当个人在执行屠杀犹太人活动的时候，就不会产生很强烈的道德制约。此外，直到今天还流行的一些流行元素，诸如铁链饰物、皮具等则昭告我们这些都是作为“性”的外化表现形式。纳粹就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在个体层面极力压制性欲，并试图把性能力转换为有益于社会的“精神”力量，把性欲转换为领袖的吸引力和追随者的欢乐。26在建筑上，高大、厚重一直是希特勒所追求的的建筑美。阿尔伯特·施佩尔则是其这一理念的执行者，被希特勒亲密的称为“艺术上的伙伴”。他们两人曾一起设计“新罗马”并计划以五十年建成。“新罗马”实质上就是弘扬纳粹理想的模型，一座人性无处藏身的崇高“监狱”。纳粹希望通过高大厚重的建筑去征服人心、慑服人心、以势压力，彰显帝国的声威，塑造起崇高的权威，进而让人们服从权威，服从元首的意志，而逐渐丧失独立的判断与思考。当按照希特勒方案建造的柏林新总理府落成后，希特勒在一次晚宴上就曾露骨地说道：“谁踏进总理府，谁就会有朝拜世界主人的感觉。”而当希特勒——这一权威宣称犹太人严重毒害了德国文化，污染了日耳曼民族的优秀血统，成为帝国伟大事业的阻碍的时候，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也自然得到了严密的贯彻与执行。在电影等其他艺术上，诸如《意志的胜利》的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之类的艺术家，不断利用崇高的高山、巍峨的建筑、整齐划一的党卫军等意象，塑造出极富美感的纳粹形象。纳粹自身也特别善于运用艺术进行宣传、营造氛围，纳粹高层很多人都有着极高的艺术素养，希特勒本人就一直推崇瓦格纳、贝多芬与布鲁姆斯的音乐。而这几音乐家都以极富感召力的音乐作品著称。纳粹的飞行员就曾在轰炸苏联前听贝多芬的乐曲以汲取力量。其次，纳粹在反犹事件中运用了新的语言规则。他们刻意运用了较为中性的词汇，并且用意识形态将之进行包装，从而淡化了屠杀的色彩，使得屠杀犹太人就仿佛一项庞杂而繁复的工作得到执行。在1942年的万塞会议上，包括第三帝国国家安全总局兼秘密警察中央局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内的纳粹高层商讨了如何处置犹太人的问题，并拟定了清除犹太人的“最后方案”。这次会议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目前，在进行最后解决的进程中，应在相应的领导之下，以适当的方式将犹太人运到东方去从事义务劳动。在这支庞大的劳动队伍中，应按性别分开，将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投入到这个地区的道路建设中去。毫无疑问，通过这种自然减少，大部分人便不能再从事劳动。对那些也许最后存留下来的剩余部分，由于这些人涉及最有抵抗能力的部分，必须做相应的处理。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一种选择留下的优秀者，在获得释放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作为一种新的犹太人的生殖细胞的。”这段文稿其实就是处置犹太人的计划，即犹太人应当为德意志的胜利一直劳动到死，谁存活下来，就立即会被杀害。而文稿的起草者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日后的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艾希曼，他刻意使用了诸如“剩余部分”、“自然减少”、“最后解决”等含义模糊的“官方用语”，这些用语被一层层传达下去，押送的士兵认为自己只是在服从任务，制作毒气的医生只是在完成分派下来的医学工作，火车司机也只是进行着一次平常的驾驶任务……这场共谋的每一个人，整个体系的每一个人都只是在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完成任务。他们有错吗？他们似乎没错。即便有人会质疑这件事情的不合理、不人道，但纳粹一直以来的反犹宣传以及德国自身的反犹传统，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民众一个道理：犹太人不算是人，他们肮脏卑鄙，德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是他们污染了德意志民族纯净血统，是他们玷污了德意志的光荣与梦想。因此，当艾希曼站在耶路撒冷的被告席上时，他辩解道我只是执行命令，这其实便是路西法效应理论中的自我辩护与合理化；而当我们观赏电影《朗读者》时，最后的审判上，那些曾经穷凶极恶的看守都是那么的平凡，臃肿的身材，织着毛衣，打着瞌睡，谁会料到他们曾做过那么邪恶的事情？再者，群体的力量在左右着个人的行为。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认为的，19世纪以来是大众崛起的时代，大众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些大众在纳粹德国时期即是以渴望摆脱德国以及自身困境为共同目标的群体，这又恰恰符合了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所定义的“群体”，而勒庞针对这样的群体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体是极端排斥理性与逻辑的”。一些在个体情况下用理智可以轻易判断为荒谬的逻辑与理论则往往在群体内大规模地传播，群体一旦接受暗示，便会立即付诸行动。一战后广大下层民众长期生活困窘，他们很容易地被纳粹的宣传机器鼓动起来。而一旦这样的群体形成，群体总会举起道德的旗帜，将自己置身于绝对的真理之上而建立起权威，更多的民众或出于从众或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便被裹挟了进去。被裹挟者或许根本并不仇恨犹太人，也在立场上不认同反犹主义，他们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工作着。工业社会带来的精细化分工，使得每个人的工作都只是庞大体系与任务的渺小一环，很多环节根本不会接触到那些骇人的屠杀场面，这些工作甚至看起来是那么的无聊，更别提有害，然而恰恰是这些工作组成了屠杀的共谋。现在，当我们再去反思克劳斯·费舍尔的提问或是汉娜·阿伦特的疑惑时，或许问题便初露端倪了。希特勒与纳粹刻意地使用了大量的美的外在形式，无论是瓦格纳的音乐、施佩尔的建筑还是莱妮·里芬施塔尔的电影，他们都将美学与纳粹的极权政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加之工业化时代使得社会高度分工，人的工具化日益严重，田园牧歌的美好自然生活转变为相对无聊的工业化生活。这都使得平凡而庸碌的人们极易受到鼓动。于是，他们怀抱着理想层面的高度认同，渴望着摆脱庸碌，投身到这一场盛大的运动中去，去建立功勋，去改变历史，去赢得那幻想中的辉煌的德意志的光荣。另一方面，纳粹刻意地淡化屠杀色彩的用语以及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使得这一切都不再具有道德违和感。那试想一下，当我们身处那样一个情境下，身边的一切都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你甚至无须思考，这只是命令，每个人都在做的时候，你会对此予以反抗和拒绝么？德国党卫军和国防军中的军官多数都是出身贵族世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精通音乐，明辨逻辑，通晓历史，即便是士兵，也有很多人从小就受到巴赫、莫扎特的熏陶，可正是他们，一板一眼的严谨高效地完成了这项大屠杀。到这里，我们已经感受到“系统”与“情境”的力量了，他们就好比海上的飓风裹挟着风浪，犹如水滴般的人们总是如此轻易地被裹挟。但是，再细致一点地来看，难道“个人”真的难以辨别反犹在法理，甚至道德上的不合理么？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难道连这些基本的道德都在一个西方大国还没有被认同么？这显然不可能。那么，究竟又是什么使得“个人”放弃判断与思考呢？3．
个人：在斯坦福实验中，个人无疑是一切观察的核心。实验中的大学生在70年代的美国，在一个模拟监狱中种种表现的变化折射出了他们一系列心理动力的运作，也展示了好人是如何变成坏人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的前后巨变令人震惊，但事实的确就是如此。正如津巴多教授所言，人性并非本恶，但环境诱导的力量却是巨大的。通过上文所论述的纳粹德国的“系统”和“情境”状况，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纳粹德国时期的“环境”现实。以下我们将把视角锁定在个人，观察个人在纳粹德国时期那样的“系统”与“情境”下人性的转变，探究到底是什么使得“个人”放弃判断与思考，而进行反犹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为求根据代表性，这部分着重探究的是纳粹德国时期一些普通的社会阶层针对反犹的人性转变，虽然那些臭名昭著的极端分子仔细考究来，也可以依稀发现“系统”与“情境”影响的存在。梅丽塔·马施曼是一名成长于一战后的女性。她的家庭是当时典型的传统中产阶层家庭，父母富有而传统保守，对于德国的现状不满并时常抱怨，抱怨高失业率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但也没有激进的政治立场。而她在十五岁那年（1928年）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加入一个德国纳粹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的德意志女子青年同盟分部，并负责新闻宣传部工作。她在其所著回忆录《彻底清算》中描述了她可能的转变原因：“在我理解‘德国’这个词语所代表的意义之前，我带着一种神秘的悲伤情绪爱着这个国家……”另外，她对于当时的下层贫苦者怀有极大的同情。她记述了两个细节，其一，她家门口挂着“小贩与行乞者禁止入内”；其二，她家的佣人、司机、家庭女裁缝在衣领下方佩戴着金属浮雕“卍”字徽章。从这两个细节我们可以分析出：第一，联想到我国近代在上海租界出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不难得出，当时的德国社会矛盾激烈，阶层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第二，纳粹党动员了大量底层民众，在当时的底层民众间有着巨大的支持率，这使得马施曼耳濡目染地认为纳粹党是一个关心下层民众，旨在拯救德国的组织。于是，来自内心对于祖国的热爱与周边群体的影响都迫使她“走向与被家庭传统束缚的保守路线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1936年，梅丽塔·马施曼突然在学校消失，而1937年她又忽然出现在犹太好友玛丽安·施维泽一家的面前并希望和玛丽安重拾友谊。在《彻底清算》一书中，马施曼承认她是被盖世太保指派去监视他们一家，盖世太保怀疑施维泽一家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反纳粹组织。日晚，一队盖世太保冲入施维泽家，虽然没发现什么反对组织，但是仍旧拘捕了玛丽安·施维泽的姐姐与母亲，并送入了集中营。从梅丽塔·马施曼的转变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促使她改变及做出让人不可思议的伤害朋友的事情的原因：其一，她只是很单纯的，像每一个身处乱世的青年一样，热爱并希望振兴她的祖国，社会及周边的的宣传让她选择了纳粹；其二，她或许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反犹主义者，但是她在认同纳粹后，处于反犹的“系统”和“情境”下，她自然也就做出了反犹的行动。1945年，马施曼被捕并进行了去纳粹化教育后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她开始审视自己并深深地忏悔罪行，写下了《彻底清算》一书。由此，我们仍可以看见她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的品质，但是又是谁在那些年中坐下了邪恶的事情？因此，我们将之归结为“系统”与“情境”的力量使得人性发生了转变丝毫不为过。而梅丽塔·马施曼这样的人也绝非个例，在纳粹德国时期，青年人尤其是女性，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德智体教育，几乎所有女青年都被组织在青年团或少女队。这些组织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纳粹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除了像马施曼这样的青年，在纳粹德国的庞大军政体系内，也充斥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巨大的国家机器内一个个平凡的齿轮，但正是他们努力的工作铸成了大错。代表外交部出席万塞会议——制订针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一个努力工作的行政官员。他并不是一个信奉教条主义的种族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他只是一个缺乏道德观念的权力追求者，他只是希望通过屠杀犹太人的工作获得晋升。他的下属，掌管在阿伯特拉格·德意志兰的犹太人区的弗兰茨·拉德马赫也是如此。他在1937年进入外交部，通过参与“犹太人”事务而爬到了最终方案的决策层。1941年，拉德马赫前往塞尔维亚处理犹太人问题，他主导射杀了数千名犹太人，使得他获得“犹太屠夫”的称号。虽然他个人曾表达过他的反犹倾向，但也只是将其作为晋升的工具。因为在马丁·路德下台后，他发现在外交部晋升无望后，立刻就离开了外交部，放弃了手头的最终方案，志愿加入了海军。他只是个一心想让事业有所发展的人，这就需要他竭力去做政府需要他做的事情。他后来也说道：“从儿时起，我所受的所有教育就是服务政府，而不考虑当时政府领导的政治主张。”德国的官僚机构有数千个这样的拉德马赫，几乎在每个分支机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将事业和个人野心置于道德良知之上，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种族政府，为了证明自身价值而去完成下达的指令。为什么会这样呢？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将之归结于国家的培育与道德根基的缺乏。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家的培育下尽职尽责地工作，如果是一个好的政府，他们会是出色而高效的官吏，而当政府是纳粹政府这样一个反犹主义的政府时，他们在新的“系统”与“情境”下，也可以迅速融入进新的价值证明体系，同样出色高效地完成反犹任务。艾希曼也是这样的典型，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策划与执行者，他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台上便是对自己如此辩护的，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一书中怀疑他的辩词有推脱责任的嫌疑，但费舍尔最终也还是没有否认类似于拉德马赫这样的人的大量存在。当然，除了这些所谓的“平庸的恶者”外，也的确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疯狂者。在当时的医生行业，医生在“系统”与“情境”的反犹的影响下普遍地将大屠杀的伦理观念作为民族自我清洁的救赎手段而在思想上加以吸收。即便有个别自身便是极端的反犹主义者，但反犹的“系统”使之合法化，“情境”使之合理化也正证明了“系统”与“情境”对于人性之恶的诱导，因为无论多么强烈的反犹主义，在个人理智的层面也只有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才会大规模地付诸实施。这些纳粹医师们在被大量灌输了所谓的基于科学的犹太人等为劣等民族的观念后，将犹太人视为豚鼠一般的试验品，冷漠地用以进行恐怖的医学实验，并自认为是提高日耳曼民族生物质量的新种族精英先驱或是在战时条件下挽救雅利安人生命的高尚者。一个纳粹党卫军医师说过：“这些人是最便宜下贱的实验动物，甚至比老鼠还不值一提。”西格蒙德·拉舍（Sigmund Rascher）博士就曾率领他的小组在达豪集中营对数百名犹太人等进行人体冰冻实验，观察人类可以抵御寒冷的时间长短，然后寻求救活接近冰冻状态的身体的方法。当囚犯们极度痛苦地尖叫或扭动，医师们则冷漠地观察被实验者的反应直至他们的肺破裂。有一位侥幸存活的犹太医师曾问一名纳粹医师如何平衡谋杀行径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纳粹医师答道：“我是一名医师，希望拯救生命，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敬，我要从病体上去除腐坏的阑尾。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上腐坏的阑尾。”鉴于医师职业的特殊性，这些医师们无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他们在个体层面上都有着超于一般人的理性与逻辑，但是纳粹在医学生物行业推广的种族科学以及种族主义观念都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大屠杀是治愈民族的过程，他们被灌输如果日耳曼民族要生存，则劣等民族必须灭亡。这些医师们，在身边人看来温和谦恭，严谨高效的医师，懂得欣赏巴赫、莫扎特的医师们在那样的“系统”与“情境”将反犹主义付诸了现实。而纳粹德国的其他知识精英们呢？早在1933年，纳粹甫一上台便任命约瑟夫·戈培尔为新公共教育和宣传部长，控制一切艺术、传播与科研机构，并大举清除迫害犹太艺术家，焚烧包括犹太人著作在内的“禁书”，而后更进一步将犹太人扫除一切公职部门。当1933年2月，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部分人发起请愿，呼吁扼制德国“滑入一种野蛮的状况”后，院长马克思·冯·席林被勒令停止该活动及其他政治活动，而后学院人员被大清洗。这样的强制行为使得大批犹太知识分子或流亡海外或自杀或被强行送入集中营，并牵连了相当一部分同情犹太人的非犹太知识分子。因此，剩下的知识精英大多选择了合作或沉默。如果说前文所提及的“双重人格”现象在以上论述中仍表现得不明显的话，那么最后，我们将不得不着重考察纳粹庞大而严密的军事机构中的情况，因为军队成员除了往往是反犹行为的直接执行者，主要来源均为社会的大众阶层，具有对于当时普通德国人很高的代表性外，在反犹主义方面，军人阶层最集中表现出了“双重人格”。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曾挑选了在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预备警察部队。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第101预备警察部队和它的五个后备警察部队。这些人大多学历不高，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已婚中年男人，有各种职业技能，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天生的嗜杀者。丹尼尔·约哈戈尔德哈根在其《希特勒意愿的执行者》一书中也调查了9支警察部队，并观察了他们所作出的大规模屠杀行径。布朗宁观察的第101警察部队在1942年正式参与屠杀。第一次任务是在一个小村庄围捕1800余名犹太人。上级命令他们将犹太男人与其余犹太人分开，送往做苦力的集中营，妇孺则全部就地处死。部队指挥官特拉普少校在遭到下属的“德国士兵不应向妇孺开枪”的拒绝后，一度情绪狂乱，整个部队也表现出极不情愿，但在特拉普少校的“命令就是命令的”坚持下，部队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他们在其后一度神情沮丧，内心愤怒，深感痛苦与震颤。但是，之后他们杀人开始变得更加容易了，因为文明的禁忌被打破了。但是，他们其后对自己谋杀行径的辩解无一例外的没有提到对于犹太人的仇恨，全部都是诸如别无选择，服从命令，或是感到了来自战友及长官的压力等。布朗宁与戈尔德哈根通过类似于此的观察，在做了严密的求证后，最后均证实了，警察部队的士兵是因为已经接受了多年耳濡目染的反犹宣传，这几乎变成了他们职业化训练和教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使得他们最后开始以屠杀犹太人为自豪，他们甚至开始拍摄照片、写信讲述屠杀的事情、保存纪念品，这已经完全脱离了之前他们的自我。但同时，令人困惑的特殊之处出现了，研究者发现，在家中这些刽子手仍旧可以坦然地与妻儿生活，他们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认为不应该虐待动物，他们对他们的狗非常关心，对狗儿发生的事都很敏感，保护它们不得流感，一有小病小痛就赶紧送到兽医那里。这样的双重人格使得研究者很困惑。其实，这正是“情境”在发生着作用。首先，反犹的“系统”使得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反犹的倾向，这一点是不难办到的，因为普通的德国民众在国家与社会的密集宣传下，总会选择相信，正如戈培尔的宣传理念所说，“谎话说一千遍就变成了真话”。而在强调无条件服从的军队体系内，来自于军人自身角色的压力，长官命令的压力以及战友的压力，有时也会有来自执行对象的压力，这些压力以及特殊场合的工具、氛围共同构成了一个“情境”，这样的“情境”授权他们可以对弱小的存在行使权力，这会迅速释放出人体被文明压制的本能：暴力、残暴和兽性的冲动。即便某些人的控制力很强，但在控制力弱的人已经执行屠杀并且未受到任何惩罚的压力下，他们也最终会屈服。也就是说，即便这些人是刽子手，他们也绝非天生的丧心病狂者，他们只是在“情境”力量下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时常有人提到纳粹的军官们可以在一边屠杀犹太人的同时，一边被贝多芬的音乐被感动到落泪。当然，据数据显示，纳粹军队中也的确存在着一部分病态杀手，但所有数据显示他们也只是一小部分，最多只占10%，但是这些病态杀手也并非纯粹为了杀人取乐。相反，相当一部分则是为了减轻罪恶感或逃避负罪感。而前者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系统”才能够被允许合法合理杀人，后者则是这样的“系统”与“情境”的可悲的受害者。三．
结语：本文从为什么现代社会教化下的好人会做出那么暴力野蛮的行为这一问题出发，结合菲利普·津巴多教授的路西法效应，采用较为新颖的社会心理学视角，同时参考如勒庞等社会心理学领域其他著名学者的著作及费舍尔等的反犹史方面的权威著作，对纳粹德国时期反犹主义的社会心理原因进行了详细探究。从目前的史实来看，毫无疑问，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是由纳粹德国政府主导的，但却是由整个德国社会共同参与的。纳粹掌权后着力构建了一个狂热的社会系统，这一系统的突出特征除了极权与高超的宣传技巧外，便是对犹太人的极端偏见。纳粹系统通过《纽伦堡法案》、帝国水晶之夜、最终解决方案以及一直从未放松的污名化犹太人的渗透式宣传，以及塑造起来的威权——伟大元首对于反犹的号召，使得一切社会情境中人们都成为了反犹主义的载体。现代文明社会的教化的确实使得人们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也有效地普及了现代文明的道德与法则，大多数的人们不再是文盲，也认可并遵循着现代文明的道德与准则。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包括宣传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手段的发展又抵消了这一变化。的确，更多人们识字了，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接受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在内的更为立体的宣传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的工具化将人们强行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赶出，进入了一个无聊的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生活。这都使得人们内心渴望一场运动，并极易受到宣传的鼓动。因此，当人们在系统创造出的社会情境中被反复地灌输反犹主义的思想，并同时被整个系统监控着不得同情犹太人以及反对援手，很自然地便逐渐形成了群体性的盲思并生发出对于犹太人的仇视乃至迫害。正如津巴多教授所观察到的，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的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致使所谓的“好人”在面对他人所遭受的痛苦时，不仅袖手旁观，冷眼相待，甚至变成增加他人痛苦的加害者。当然，也并非没有敢于反抗邪恶与非理性的“英雄”存在，但面对整个系统的力量，个体的力量总是过于单薄，而且也并不都是出于不满于反犹主义这一动机，如施陶芬贝格等人主导的“瓦尔基里”行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现代社会教化下的好人在纳粹时代共同参与那些不堪回首的野蛮暴力行为几乎完全是在政府宣传的诱导下才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当然，本文无意为德国人民的共谋翻案，毕竟审判最终看的仍是行为而非思想受谁影响，并且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置身于同样的“系统”与“情境”下是否会比他们做的更加过分。但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宣传以及个体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们都在某种宣传思想或其他的影响下，逐渐放弃思考而陷入盲思时，必然会导致野蛮与暴力的降临。只有大多数人都能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我们才能真正避免类似群体性恶性事件的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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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维新，共事自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