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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家谱
中国商业家谱
《中国企业家》&2009年&第18期&日
报道 / 刘建强& 何伊凡& 蔡钰& 林涛& 雷晓宇& 陈建芬& 虞立琪& 杨婧 调研及排行 / 曾兰
100年：商业谱系之【家族史】
　　这是个好的故事。曹氏家族百年的工商业经历极尽曲折，同时又与建国60周年的时代轨迹非常吻合。
　　曹氏先祖在上海创立基业，曹文锦先生1949年之后离开大陆在香港始建大南轮船公司(万邦航运前身)，业务相继扩展至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2000年后，重返大陆，目前大陆业务占到万邦的五分之一。曹氏久离故土，在大陆声名未著，其实与包玉刚、李嘉诚等多有交往合作，于东南亚久享盛名。像曹家这样，商业气脉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在海外得以接续乃至光大的，不在少数。全球商界中的特殊称谓――“华商”，正是被这群人塑造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回到60年前。
　　1948年，为抑制世所罕见的通货膨胀，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老虎”，悉令在沪富商巨贾乃至平民百姓以黄金白银外汇等换取国民政府新发行之金圆券。蒋公子确有雄心壮志，为立威信也曾大开杀戒，无奈国民党内部裙带相连官商难分，牵一发动全身，不了了之。
　　在时年23岁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曹文锦看来，蒋氏改革实为上海民间工商业浩劫。曹文锦确有胆识，不顾禁令，将家族产业中的部分资金(美元)转往香港。此举为曹氏日后得以在海外立足之关键。
　　曹氏从商可追溯至曹文锦之祖父曹华章。20世纪初，为脱家庭贫困，曹华章倾全力购置一只小木船，于黄浦江上接送外轮水手。当时江边码头极少，且沿岸水浅，大型外轮无法靠岸，因此曹华章生意繁忙。曹文锦曾在其自述中写道：“浩渺的黄浦江，历来变化无常，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则风高浪急……特别是夜晚，常常是风急浪险，行船很危险。但为了生活，祖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晚都要披星戴月，或者顶着风霜雨雪，驾着那一叶扁舟，穿梭于外轮和码头之间，迎来送往。”到了夏季，燠热天气中，曹华章还要不时给小船一遍遍刷桐油，辛苦备至。
　　惟其辛苦，曹华章始能购置第二条第三条乃至更多木船，业务由接送水手改为接运货物，渐渐有了自己的码头、储运仓库和卡车。曹文锦之父曹隐云出生时，家道已臻小康。曹隐云因此受到良好教育，后入上海一家英人所办卜内西洋碱公司学习进出口生意，由见习生升至高级经理。1925年曹文锦出生时，“曹宝记”运输公司业务已遍及长江沿岸，其父曹隐云工作之余又在租界内开设了一家“中国劝业银行”，其母吴娱萱则于南京路开办“天宝成银楼”，员工70余人。浦东曹氏，渐成望族。
　　在曹文锦早年的记忆中，军阀混战、北伐、国共相争、抗日、内战无时或已。曹家生意兴隆，却也总感朝不保夕。所幸直到1945年曹文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其学业未曾中断。抗日战争之前，由于曹隐云与权贵多有结交，如唐生明(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胞弟)等，生意未受多少影响。日本侵占上海之后，曹家在租界内的银行、珠宝店得以幸存，租界外“曹宝记”则一蹶不振，卡车、船只尽数被日本人强占。及至汪伪政府成立，在上海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以原法币2元换1元，百姓财产为之减半。兼之物资奇缺，民生维艰。汪伪特务与国民党军统“锄奸队”在上海互以对方银行为目标滥杀无辜，曹家银行也惶惶不可终日。
　　抗战胜利前数月，大学毕业的曹文锦按父母意愿，全面学习运输、银行、进出口生意，以备将来接掌家族产业。每天一早，曹文锦到一家银行学习业务，下午则赶往瑞士人开的达昌洋行学习进出口贸易，晚上尚需与祖父运输公司的伙计们吃饭，了解航运知识。当时物价飞涨，银行成天被挤兑者充满，曹文锦一月工资仅够买几个西瓜。曹以之为做生意必经之历练，不以为苦。
　　胜利后，300元储备券兑回1元法币，有存款者复受其苦。1946年，国民党财政部关闭了一批民营银行，曹氏亦在其中。其时曹隐云的进出口生意颇有起色，在广州、福州、青岛、天津等地均有分公司。因为进口业务常需在香港办理进口证，曹文锦被父亲派驻香港，在中环毕打行开了分公司。
　　两年后，曹隐云得知儿子把母亲经营的珠宝全部换成10万美元转移到香港银行，大惊失色：“让人家知道，是要杀头的啊。”“事情是我办的，”曹文锦说，“要枪毙也是枪毙我。你们害怕，就带着弟弟妹妹去香港吧。”
　　权衡之后，留曹文锦与新婚妻子在大陆照顾生意，曹隐云携家赴港。蒋经国“打老虎”惊动了孔祥熙，草草收场。随后解放军进攻上海，当初300万元法币兑1元的金圆券一文不值，曹文锦暗自庆幸。但分公司的伙计担心时局变化后自己一无所有，都抓紧手中物资不放，曹这个少东家已调动不灵。在家人催促下，上海解放前，曹文锦也投奔香港。他打算暂住数月后返回上海，因为他觉得“无论哪个政权，都不能没有贸易，没有运输，共产党也不例外”。基于此，曹氏在上海的股票、地产都未撤走，以待局势稳定后重张旗鼓。“可是，”曹文锦在自述中写道，“我完全没想到，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我家在大陆的财产，全部化为乌有。”
　　在曹文锦记忆中，大陆经济对香港冲击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49年。大陆的地主富商乃至国民党残兵败将纷纷涌至香港，原来80万的人口登时翻了一倍，衣食住行皆成困难。
　　曹氏因有分公司在港，且有曹文锦转出的10万美元，境况本来较好。但随着大陆的叔伯和曹的姻亲、广州、香港分公司职员及其家属前来投奔，人满为患，储物仓库腾出来住人亦不敷使用。晚上起来方便，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身上。曹氏在上海锦衣玉食非常讲究，现在每餐饭菜用大盆大桶端将上来，竟也甘之如饴。曹文锦晚年仍有速食的习惯，即为这段生活之影响，动作稍慢，盆尽桶空矣。
　　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曹文锦与父母商量还得做生意。香港骤集巨量人口，房地产自然是好买卖，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曹家不敢再染指。最后决定，还从进出口贸易着手。
　　曹文锦去信天津分公司，打听有无生意可做。对方回信说，由于经济封锁，大陆土特产运不出来，急需的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也运不进去，因此在山东石岛开放了一个小港口，如有化工产品，可运来此地。曹文锦从朋友处求得一批货，凑钱租了一条小轮船，将货运往山东。
　　大陆没有外汇，只能以货易货，换回猪鬃、桐油、大豆等土特产，然后在香港卖出。为寻销路，曹文锦去了一趟日本，发现由于联合国对日本经济制裁，其国内食品严重匮乏，对作主食的豆类需求极大。同时，日本战后所遗钢材、化工产品很多。曹文锦决定把从大陆换回的土特产运往日本，换取其工业产品，然后再至山东易货，如是循环。轮船从香港至山东，再到日本，最后回到香港，需时三个月，因无法通讯，曹家人与轮船伙计之家属整天提心吊胆，也只能听天由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英美等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大陆于钢铁、汽油、轮胎、医药医疗器械等物求之若渴，其价倍昂。此时曹手中刚好有从日本运来的一批货，只苦于香港也遭禁运，腾挪不得。曹氏国内各分公司均来信说政府要他们帮忙寻找货源，“只要把急需之物资运进大陆，价钱贵些没关系，又可立一大功。”
　　曹文锦发现，葡萄牙并未参与对中国之禁运，于是将货物运至澳门，再转入大陆。曹所得利润可观。分公司催货电报络绎不绝，曹一面到日本进货，一面用赚得利润中40万港元买了一条1200吨的旧货轮。此船造于1908年，较曹之年龄尚长近20岁，但用当其时，功莫大焉。曹与其合伙人为公司起名“大南”。
　　大陆需求愈加旺盛，“大南”决定贷款再购进一条货轮。曹说，当时的汇丰银行有规定，香港船东贷款，必须通过外国船务公司。为贷款，曹受尽洋人之气，索性息了此念，自筹98万港元买入第二条旧货轮。“大南”以工业品从大陆换回粮食、油料，然后销往日本、东南亚。朝鲜战争成就了曹的公司。
　　世事无常。战争尚未结束，大陆“三反”、“五反”运动次第展开。曹在国内的各家分公司均以“发国难财牟取暴利”受到批判，除被勒令吐出利润外，又加数倍罚款。“我们真是想不通，”曹在自述中写道，“当时政府急需这些物资，要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把货物运回大陆，说什么只要把这些物资运回去，就立了大功。如今战争结束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变成了罪状。这怎么让人服气?”天津分公司的经理被绑在柱子上，“五反”干部用枪指着要他交待几年来每笔生意的盈利。交待获得通过，则须照数退款并缴纳罚款，否则“立即枪毙”。
　　分公司的求救电报纷至沓来，“我要死了，快汇钱来救救我”，“再不汇钱来，我们就没命了”。曹文锦欲哭无泪。为部属纾难义不容辞，然数目过大，一时难以凑齐。曹电报请示政府宽限时日，一面奋力筹款。最终，几年利润所剩无几。
　　大陆的生意不能再做。曹看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经济复苏，基建及地产兴起，于是改运其地急需的碎石子，赚钱不多，总算可以维持。让曹烦恼的是，因为朝鲜战争时为中国运送货物，大南轮船公司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黑名单上的航运公司的船只，一律严禁进入美国港口，不得为它们供应美国生产的石油、润滑油等船只必需品。美国公司不得与该公司做生意，该公司与他国贸易时，不得以美元结算。大南公司里外得罪，处境艰难。直到1964年，美国政府才同意曹文锦取消此种对待的申请。
　　1958年，有朋友向曹文锦借钱去马来西亚开办纺织厂。曹先后两次借出数十万港元，结果朋友铩羽而归，以厂抵债。曹并未责怪他。当曹申请签证去视察工厂时，马来政府出于与美国同样的理由不准他入境，并认为曹是共产党。无计可施处，曹在香港通过一位马来朋友结识了马来西亚内政部长，签证一事得以解决。在曹半个世纪的工商生涯里，危难关头总有朋友帮助，若非吉人有天相，则其为人处事自有过人处。30年后，曹氏在马来西亚拥有三家纺织印染公司，5万枚纱锭，1400台织布机。
　　大南轮船公司继续发展。1957年，曹文锦牵头，邀请包玉刚等10家香港船东，组建了香港船东会。60年代初，大南开始造自己的第一条新船。当时，大南已有七八条货轮，但与一众香港船东一样，皆为旧船，有一条20年船龄的船已足为人艳羡。通常，欧洲造的新船，用旧了卖给希腊船东，之后才轮得到香港船东――旧船故障频繁，维修费用极昂，大家都起意建造新船。董浩云(董建华之父)的金山轮船公司首开风气，大南第二。
　　但是大南无力支付造新船的300万美元。当时只有外资银行如汇丰开办航运贷款业务，但因前述原因，曹无意借贷。由于经常到日本修船，曹文锦与日立船厂和山下汽船公司建立了良好关系。得知曹欲造船而为资金所困，曹的朋友、日立公司的森冈又伸援手。“我很希望帮你造一艘新船。你们虽然没有钱，但人靠得住。”森冈给董事会打了报告，为曹申请分期付款。“曹先生虽然没有钱，”森冈在报告中写道，“但他很努力。若现在帮帮他，将来曹先生站起来后，将会是日立造船很好的长期客户。”
　　森冈的报告获得了批准，但有两个条件：曹需先付两成定金，且新船必须长期租给日本客户以保证按期还款。曹喜出望外，但两成定金仍是难题。他先请求山下汽船租用新船5年，终获同意，接着解决定金。曹与日立船厂修理部商量，允许大南5年后归还所欠修理费，以此顶入定金。日立答应了曹，但要求他除以新船做抵押外，再找一家银行提供两成的担保。
　　曹已无资产可抵押给银行，于是又找到自己的好友、曼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陈思忖良久，说：“我做生意是看人的，你签个字吧，抵押品我不要了，你个人担保就行。”历经艰难，曹文锦造新船的梦想实现。一切妥当后，曹大病一场。当年包玉刚曾向人推荐曹的做法。包氏随后成为香港第三个造新船的船东。
　　1962年，曹文锦看到油运赚钱，从瑞典买入了第一条油轮(8年船龄)。1966年，合伙人与曹分家，曹氏正式成立万邦航运。70年代初，应马来西亚政府之请，曹帮助马来起草了海事法，为之创建了马六甲海事学校、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并建成了马来西亚造船厂。造船厂由政府出资50%，曹与自己请来的日本住友重工集团及另一位好友占一半股份。由于政府是大股东，决策并非全从商业考虑，且贪污受贿之风浓重，造船厂十余年亏损不止。马来政府决定售出股份，曹文锦等三家接手。如今，该厂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船厂。
　　1986年，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邀请，曹文锦、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邵逸夫等共同在新加坡投资建设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该项目总投资15亿美元，股权均分。因为曹文锦更熟悉新加坡，故被推举为董事长。会展中心由曹的长子曹慰祖选址并设计。曹慰祖哈佛大学建筑系毕业，曾在贝聿铭手下工作，参与设计过香山饭店等项目。历时10余年，该中心始告竣工，至今仍是新加坡地标性建筑。同在1986年，泰国政府所办国际船务公司濒临破产，多艘货轮因欠款在国外被扣。泰国财政部力请曹文锦帮忙。曹深知其中繁难，又不能拒绝，因为其次子曹慰德正在泰国做棕榈油生意，凭着自己在航运界的资历，曹文锦与诸多债权人达成缓期付账协议，并请曹慰德重组公司，最终将其收购，改名为泰国联合航运公司，1994年在曼谷上市。
　　曹文锦在东南亚各国之投资鲜有失败。他总结说，投资异国做生意，要稳健、审慎，放低姿态，不能喧宾夺主，这样才会得到当地官员商界朋友的尊重和帮助。同时热心公益，“出钱也出力”。
　　1994年，曹文锦69岁，将万邦航运交给次子曹慰德管理。
　　曹慰德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我是从父亲手里买的，”他说，“老人要的是面子嘛。”
　　曹慰德1977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回香港后向父亲借钱到泰国从事棕榈油生意，从1989年开始同时介入万邦管理。1994年，他向父亲提出购买万邦的船队。“迟早是你的。”曹文锦说。曹慰德不以为然：“每个人的成功要自己来。我拿过来，兄弟姐妹怎么办?企业不能分，钱可以分，他们对经营没兴趣，正好分钱就可以了。”
　　曹文锦以3亿美元的价格将船队卖给了儿子。曹慰德当时的资产值也与此近似。他贷了一部分款，同时向父亲借了一部分。接手后，曹慰德将万邦改组为万邦泛亚(私人)有限公司，业务范围由传统的航运业延伸到物流、建材、矿业、房地产等多个领域。2000年后，曹慰德开始进入其父当年的伤心地中国大陆。“我没信心，但是不恐惧，”他说，“又不是全部拿过来。”起初，他只做些贸易，并不投资，以结交朋友为主。“中国每个省、市、区、街道都有不同的规矩，要慢慢熟悉。”2005年起，万邦在大连、青岛、成都等地投资码头、船厂及地产，累计金额几十亿元。与家人谈及往事，曹文锦还有些委屈和不满，曹慰德对他说：“不要这样，把小孩子都吓坏了，什么都不敢做了。”
　　曹慰德对商业环境的看法与众不同。“没有哪里好哪里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到什么地方玩儿什么游戏，弄懂了规则就做，弄不懂就不做。你说大陆规则总在变，他变你也可以变，大家变来变去，摸着石头过河。觉得受人欺负，是心态问题。”
　　万邦百分之百的股权归曹慰德所有，去年营收约20亿美元。“他是我万邦集团公司最适合、最得力的接班人。”曹文锦评价这个购买他产业的儿子说。
100年：商业谱系之【企业史】
&&&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错落有致的建筑中，一块古色古香的“同仁堂”招牌在灯红酒绿中显得有些不起眼。这个四合院，是现今名为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总部所在。这块招牌可谓中国商业史中的一朵奇葩，穿越了300年的动荡与战火、多少英雄才俊的兴起与衰落。
　　《易经》，“同人”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时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清宫太医院高级医官乐显扬决定自建药室，作为自己治病救人的根基。“同人”卦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乐显扬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同仁堂”自此肇始。
　　这家店铺延续了二百年后，中国历史上最长朝代的终结时刻已经逼近。1897年，21岁的乐家男孙乐达仁兴高采烈地在上海港口与家人挥手道别，踏上气派的德国商船“巴彦号”。他以清政府派往德国及荷兰的大使随从的身份到欧洲考察，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机会。
　　此后几年，关于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和自己引以为豪的乐氏家族的一切，乐达仁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些许消息。
　　百年之“紫雪”
　　【配方】沉香、升麻、元参、犀角、羚羊角、牛黄……
　　根据《同仁堂药目》记载，它属于“伤寒门”：“疗伤寒一切积热瘟毒，发斑隐疹不透，口燥舌干……”紫雪处方独特，制药时需用“黄金万两”。这是有根据的，《本草纲目》认为，“食金，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脏邪气”。这味药是同仁堂十大名药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多阴霾，世多变乱。先是义和团进京。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
　　“八月初四，天刚亮，美国大兵(到店里)强要了十瓶酒”;
　　“八月十二日，街头德国兵搜罗得太厉害，好的不好的都要，一车一车地用大车拉东西，还抓人做苦工”。
　　一本日后付梓的《众难奇闻》书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八国联军入侵后社会动荡情况。这本书的作者署名“种杏老人”，是当时留于京城的同仁堂查柜刘辅庭。在这一动荡时局中，同仁堂铺东全家已逃离京城。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同仁堂被义和团纵火所波及，前厅被烧，接着，八国联军到来，同仁堂成为掠夺对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岁次辛丑。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订立条约，赔款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名《辛丑条约》。随后，八国联军撤退，慈禧率两宫回銮。
　　这一年，74岁的老太太许叶芬带领家族回京。此时她已执掌同仁堂21年，膝下四子。许叶芬收拾牌匾，重新开业。
　　从日后少量留存于世的照片来看，许叶芬身材偏矮、目光温和，态度严谨，她是同仁堂第十代乐平泉的继配夫人，在乐平泉去世后管理同仁堂长达27年之久，在以同仁堂为原型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斯琴高娃扮演的能干的“二奶奶”原型就是许叶芬。
　　许叶芬出身名门，知人善用，富有管理才能。她着手整顿同仁堂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确立低工资加售药提成的工资制度。每天中午十二时，天安门午炮一放，同仁堂的柜台便计算一天的销售总额，售货员最高能拿到售货总额的百分之三的提成，叫做“零钱”。此外一般工人每月还能获得工资一至两块银元。这种工资制度，同仁堂一直沿用了半个世纪。
　　“紫雪”这味药，在此时被记录进了同仁堂的家族史中。时同仁堂专用于制作“紫雪”的金锅银铲已被八国联军抢走。“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许叶芬指着同仁堂的古训说。然后将自己的黄金首饰摆放在条案上，同仁堂的女眷们随之捐出自己的耳环、手镯、发簪……凑出了百余两黄金。同仁堂重售“紫雪”。
　　这一年，让操劳万分的许叶芬感到安慰的是，乐达仁从德国回到祖母身边，他已经没有往日稚气的神态，成长为一位有志青年。他给祖母讲了自己在德国看到的新鲜事：克虏伯工厂、柏林大街，还有同行，拜耳制药。“在我看来，德国人就一个字，严。厂主管得严，工匠干活也严，那真叫一丝不苟”。乐达仁说。
　　1907年，许叶芬去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灰飞烟灭。
　　乱世之“卫生四宝囊”
　　【配方】不详。效用：不详。现今该药不再流传于世。
　　1912年，经民国政府内务部批准，同仁堂“卫生四宝囊”获得专利权，并发给执照。这是同仁堂获得的第一个专利。
　　乐达仁站在上海黄浦江，低头俯看滚滚江水。1912年，乐达仁准备跳下江去，一死了之。史载，当时一位名叫陈子明的伙计抱腰拦住了乐达仁，将其劝阻。
　　乐达仁1912年创办上海达仁堂，用了父亲的遗产和兄弟四人的积蓄，包括女眷们的金银首饰。达仁堂经营不善。乐达仁灰心失意，便欲自尽。
　　“乐氏十二世男性成年共十一人，除了早逝一人，其余十人都开设了本人或者本房的药店，连同此后乐氏十三世传人开设的药店，乐家老铺共有41个。”史载。
　　许叶芬去世后，同仁堂由乐家四大房轮流坐庄共管。同时，四大房在外纷纷开起自己的药店，各房可以共用祖传配本、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号。乐氏大家族不再根深蒂固。乐达仁所在四房开设的是达仁堂。
　　乐达仁放弃自杀想法后继续开店。1914年，天津估衣街，“达仁堂”开业，业绩较之其他分号陡升，1915年，天津中山路，乐达仁修建“达仁堂制药厂”，内设生产大楼、仓库大楼，逐步使用机器设备替代手工操作制药。
　　1925年，20出头的年轻女子邓颖超以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的身份，两次组织了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的市民大会，声援“五卅”惨案，时群情激昂。同一年，孙中山去世，几个月后，蒋介石排挤了汪精卫掌握军事大权，筹备北伐。邓颖超这一年的身份是达仁女校教师，该校1921年由乐达仁投资兴建。1926年，达仁女校在操场举行休业式，全校师生挥泪齐唱《先生再见》歌。乐达仁深感对时局的无力。“卫生四宝囊”为当时乐家的一项“新药发明”，但没多久就再难于市场觅其踪影。
　　当时多爱国实业家实业救国，荣氏两兄弟开办棉纺厂，范旭东经过7年“壮烈的坚持”制造出“红三角牌”纯碱，与洋碱对抗。乐达仁亦比照范旭东的经验，建立了渤海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厂在世事动荡中受到国外工商业挤压，最终失败。乐达仁曾在上海绍兴路私宅特辟一室，专放自己酷爱的提琴。但邻里少闻琴声。1934年，乐达仁在天津特一区一所二层德式砖木结构的住宅内病逝。
　　1931年，乐达仁之弟乐达义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同仁堂逐渐因经营得当收入增加。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北平“百业停顿，金融呆滞，交通断阻，食粮腾贵，伤亡满野，流离载道”。日本人要收购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给同仁堂和其他工商业企业均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乐达义壮志未酬，1947年去世。乐达义之子乐松生接手管理同仁堂。1948年底，同仁堂“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李建勋今年75岁，他十几岁开始在京城其他小药店当学徒，1953年来到同仁堂工作，参加过同仁堂公私合营前的财产重估小组，“库房打开，整整一麻袋杭白芍，都是大拇指粗细的杭白芍，我以前工作的药店用的是小拇指大小，还有些药店用次之的川白芍。”李建勋回忆说，“同仁堂都是用货真价实的药材。”
　　李建勋听说过乐达仁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拒绝过与先进技术的德国拜耳药厂合作，原因是拜耳要用“拜耳”品牌，而舍弃传统中药。
　　新中国之“牛黄上清片”
　　【配方】牛黄、薄荷、菊花、荆芥穗、白芷……
　　说明：糖衣片，除去糖衣后显棕褐色;味凉、苦。
　　乐松生研发出了中成药片剂。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乐松生信任新政府，贡献出自己的大宅供部队使用，借钱购买大量政府公债。当年45岁的乐松生幼时受教于家塾，青年时就读北京汇文大学堂，善于经商，有轻财好施之名，性格活络。
　　在南方，1949年1月，14岁的少年冯根生进入“南有胡庆余堂，北有同仁堂”中的胡庆余堂做了这里最后一位学徒工，不久后胡庆余堂转型成国有企业。
　　1951年，在一次会议上，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对乐松生说：“新中国要振兴中药，乐家责无旁贷”。乐松生立刻投身研发，历时一年多。1953年，满怀对新社会感情的乐松生将这种改变剂型后的几种同仁堂药物郑重地作为国庆四周年的献礼。
　　共产党人按照前苏联模式将整个中国经济纳入计划控制中。1954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
　　这一年，在乐松生的召集下，乐家四大房最后一次坐到一起，商讨家族字号的前途命运，四大房的家族成员最终在公私合营的申请书上签上了名字。在一份现存于同仁堂博物馆的泛黄的《同仁堂公私合营协议》复制本上可以看到，协议甲方为“北京市地方工商局”，乙方为同仁堂乐松生。日，随着乐松生在这薄薄一页纸签上姓名，乐家拥有同仁堂300余年历史戛然而止。
　　两天后，大栅栏，庆乐大戏院。“同仁堂实现公私合营庆祝大会”召开，领导讲话、文艺演出……历时长达六小时，庆祝活动异常隆重。
　　乐松生第二天仍然来到同仁堂上班，继续担任经理，他所熟悉的同仁堂大栅栏店铺照旧高悬着有300余年历史的“同仁堂”老匾，从店门看去，生意依旧兴隆，不同的是，在同仁堂古色古香的对联“灵兰秘授”、“琼藻新栽”旁边，多了一些新的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从这个大门迎来了政府派来的管理者。
　　1955年，乐松生被北京市人代会选为北京市副市长。这一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药材公司北京市公司成立，同仁堂制药厂被划归这一公司管理，同仁堂被合并到“宣武区药厂”。同仁堂药店归大栅栏红旗街道管理。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后，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前庭悬挂的1669年乐显扬立的老匾，历经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伪战火，300余年后被毁。此后，同仁堂药店改名为北京中药店。慕“同仁堂”之名的顾客在大栅栏再难觅其踪。
　　1968年，乐松生含冤去世。
　　“我叔祖父乐松生去世后，几十年里乐家子孙没有再进入同仁堂工作。”乐拯说。现年37岁的他是乐家第十五代。2003年他从德国留学、工作归来后加入了同仁堂集团，现任品牌管理部副部长，是乐家唯一一位在同仁堂工作的后代。
　　“这可不行。”李建勋说，文革前后，他看不上批发来的药材质量，有时麻袋里还有好几斤土，当时他已经担任同仁堂大栅栏店总经理，组织了十来个员工，成立“加工小组”，对药品进行检查，不合格的就二次炮制，“同仁堂这300年的牌子，不能在我们手上毁了。”李建勋一句话向员工说了无数次。
　　时间退回到1957年春季，一件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发生：国内数个地方爆发严重流行感冒，史料记载，当时仅仅北京市就有总人口数百分之四五十的人患上感冒。这H2N2型致命流感病毒引发的流感后来迅速蔓延为“亚洲大流感”。在中国，当时抗病防病的主要方法就是中药，同仁堂的药，特别是银翘解毒片，常常卖到断货。同仁堂还专门设立了感冒专柜，为学校、厂矿送药。大流感在中国当时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并不高，至今部分专家仍然认为，中药的功效不可忽视。
　　李建勋还记得，日，北京亚运会开幕的头一天，从大栅栏出来的行人，很多手拿同仁堂药包往外走。因为此时很多海外华人回国看亚运会，一下飞机就赶到同仁堂买药。李建勋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销售额高达42万元，是平时的一倍多，全街百货零售店30多个，同仁堂占了当天总销售收入的60%多。”
　　回归之“安宫牛黄丸”
　　【配方】牛黄、麝香、犀牛角、羚羊角、朱砂、黄芩……
　　“同仁安宫牛黄丸”为北京同仁堂十大王牌药之首。乾隆年间纸页泛黄的《同仁堂药目》，翻开几页就可看见赫然用正楷书写的“安宫牛黄丸”。主要用于高热昏迷、热入心包、痰迷心窍……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改革”成了当时国营企业都在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一年，同仁堂单独挂牌。在北京药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由同仁堂制药厂和同仁堂药店等核心单位组成“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老牌子又回来了，这是一块宝。”同仁堂博物馆馆员张海燕说。同年，杭州市在原胡庆余堂基础上成立青春宝集团，由当年身着长袍的小学徒冯根生出任董事长。
　　这一年，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开始扩大产量。安宫牛黄丸和其他同仁堂传统中药，虽在同仁堂历经300余年，其配方和剂型一直没有太大改变。
　　1995年，现任董事长殷顺海上任，梅群从同仁堂香港分公司回京，担任副总经理，与其他高管一起形成了目前的领导班子，着手改革。梅群在1980年，刚刚24岁风华正茂时进入同仁堂工作，至今29年。他感到同仁堂对自己既是事业，也是生活。仅1997年一年，中国新出现的下岗工人就有1000万之多。这个阶段，同仁堂却几乎没有下岗员工。一年改革之后，同仁堂经营质量和资产结构提高，职工涨了工资。
　　1998年3月，朱基上任国务院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那句著名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加快。1997年，同仁堂从集团拆分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证所上市募集资金3.52亿元。2000年，同仁堂又从股份公司分拆出了科技含量较高的1亿元资产，组建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当年10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2.4亿港元。
　　当时包括南方制药、哈药集团等全国很多制药企业正在快速扩张中，手捧百年品牌，同仁堂发展选择了另一种发展模式。“我们完全可以每年多开一倍的店。”梅群说，但这不是同仁堂的目标。品牌是同仁堂第一要务，同仁堂提出的是“做长、做强、做大”。
　　另外一件看似不大不小的事情在21世纪初发生，“在没有大幅增加广告投入的情况下，同仁堂的六味地黄丸销量大增，销售额从过去的几千万元增长到上亿元。”乐拯说，原因是“国内一些生产厂家加大了对六味地黄丸广告的投放、宣传力度，一些消费者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认可了它的功效，然后径直到同仁堂购买六味地黄丸。”乐拯说，“这就是品牌的影响力”。
　　转变“短肽特殊营养食品”
　　【配方】海洋骨原肽、桑椹提取物、葛根提取物、葡萄糖、低聚异麦芽糖……
　　供癌症、骨伤、产后人群服用，帮助恢复。
　　“同仁堂不是单纯以传统中药为核心。”梅群说。同仁堂新产品短肽特殊营养食品推出。和过去传统中药产品截然不同，这是高科技保健品，由同仁堂集团下属同仁堂健康药业公司推出。这家2004年成立的企业目前已经占据同仁堂销售额近一半份额。
　　同仁堂此时正经历一个转变。
　　“(消费者需求)不是企业左右，而是市场左右，你不做人家就做了。”同仁堂集团总工程师田瑞华博士说。同仁堂集团的战略目标变为“以现代中药为核心，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医药集团”。在继续大力发展传统制药业外，同仁堂将生命健康产业作为重点。
　　健康药业推出的产品，除了灵芝等少数药物外，大多数都已经与同仁堂之前经营的产品无关。如短肽特殊营养食品，就是一种分子结构上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一类化合物，采用高科技提取。
　　“我们做保健品的优势在于同仁堂的精神，它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范。不管设备多先进，关键在制药的人、企业文化以及质量管理上。”梅群说。同仁堂的库房有名的“难进”， “我们的库存管理的货号1万多种，以确保药品等级与品质。”田瑞华介绍。
　　如今的同仁堂集团办公地点由李连英的旧四合院改建而成，尽管位于闹市区北京崇文门新世界商场旁边，但里面却宽敞、安静而简洁。同仁堂集团办公室旁边就是同仁堂博物馆，博物馆里挂着一张醒目的清朝时期许叶芬与四房子女的大合影。现在，乐家与同仁堂已没有任何资本关系。
　　“乐家的后人大部分在国外，其中大多数没有从事与医药有关的工作，我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太多。”乐拯说，从照片上看，他也长着和祖辈相仿的著名“乐家鼻子”，他的父亲，一位颇有建树的西医骨科医生为自己的独生儿子取名拯，是寓意“拯救更多病人”，而乐拯则被祖先严谨制药、良心做人的传统所感召，放弃海外工作回到同仁堂。
　　博物馆时常有来自各地的客人参观。梅群也偶尔作陪，在现实与300多年前的历史里穿梭，讲述同仁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古训。当他每天跨入集团办公室的大门时，抬眼都能看见大门上贴着两个醒目的字：德、仁。
　　同仁堂300年
　　1669年
　　(清康熙八年)
　　乐显扬创办同仁堂药室。
　　1706年
　　乐凤鸣在宫廷秘方、民间验方、祖传配方基础上总结前人制药经验，完成了《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
　　1723年
　　(清雍正元年)
　　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之久。
　　1948年
　　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
　　1954年
　　同仁堂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5年
　　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同年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7年
　　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
　　1979年
　　同仁堂厂、店牌号得以恢复。
　　1989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同仁堂”为驰名商标，受到国家特别保护，“同仁堂”商标还是中国第一个申请马德里国际注册的商标，大陆第一个在台湾申请注册的商标。
　　1992年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组建成立。
　　1997年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7月，同仁堂股票在上证所上市，这标志着同仁堂在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
　　2000年5月
　　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2004年3月
　　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
　　2008年12月
　　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试营业。
　　资料来源：
　　同仁堂官方网站，略有删节
100年：商业谱系之【排行榜】
&&&& 1936年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
　　“就为战争啊，傻子!战争是说不定哪天就会起来的。”这是1936年出版的《飘》(Gone With the Wind)中的一句对白。
　　和《飘》中主人公郝思嘉的命运相仿，那个年代的中国企业家也是在变幻时局下与残酷现实奋力抗争、不轻言放弃。
　　1936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一年。尽管内忧外患，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却发展到高峰，估计工矿交通运输业的资产净值在13亿元左右。而这也是一个转折之年，是民族工商业在发展了几十年之后面临各种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年，可以认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们在这一年里迎来了他们最后的好时光。此后，便是长达数十年的下坡路甚至中断。
　　这一年，民族工商业的龙头老大荣氏家族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差点被危机中大肆收割民族工商业的南京政府收编，靠着上海银行陈光甫的仗义，终于虎口逃生。卢作孚创立的民生公司则处于辉煌的顶点，靠着独有的智慧游走于政商之间。味精大王吴蕴初靠着“技术创新”和本土打法，化工托拉斯正式形成。而烟草大王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则把公司部分股份以低价卖给了宋子文，转向其它方面发展……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所谓官商博弈、中外博弈、传统与创新、管理与变革、买断专利、集体持股等现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字眼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存在，而最不变的是，中国企业家们在企业家精神上的一脉相承，以及在本土创新上的“灵光乍现”。
　　60周年国庆之际，《中国企业家》杂志借此推出一份特别的榜单：“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试图对中国商业的DNA进行更靠前的回溯：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源头何在?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根源在哪?什么是企业家真正的本土传统?
　　参照“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的评选流程和标准，“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的评选指标主要有5个，分别是：影响力(在当时表现出的活跃程度，以及对该行业、产业链、所在区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突破力(在政商博弈、洋货入侵等关键时刻取得突破的能力);社会责任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爱国热情、民族大义，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贡献);创新力(创新思维和商业表现);历史借鉴力(所作所为对现代商业的启示和借鉴)。
　　“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的评选流程分为三个阶段：从6月1日-6月30日，为候选人名单确定阶段，圈定共60位候选人的大名单。
　　从7月1日-8月25日，为评选阶段，由商学院教授、企业家、历史研究人士组成的评委团，为60位候选人进行5项指标的打分评价。
　　从8月26日-9月8日，为最终评审阶段，综合评委团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得出最终的“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排行榜。
　　在此特向“1936年最具影响力25位商业领袖”的特别评委――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梁小民，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吴晓波，历史学者傅国涌，厦门大学闽商研究中心主任王日根等致谢。
　　范旭东：打破“技术恐惧”第一人
　　永利硫酸厂的建成是范旭东创业史上又一次打破跨国公司技术壁垒的得意之作
　　1936年，久大精盐公司的业务报告书写道，“本年度为公司最多事之一年，亦即实行扩张事业范围以创造第二期生命之肇始，故其头绪纷繁，无论对内对外，均感极度紧张。”对于久大精盐和永利的创始人范旭东而言，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化工企业帝国已经基本成型，几年来最为期盼的永利南京硫酸厂建成，即将生产出中国历史上第一袋化肥。
　　1936年12月，原本清冷的南京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地区已经摇身变成了另一番模样，锅炉房、硝酸厂、硫酸铵厂、焦气厂、液氨罐以及员工宿舍陆续建设起来，一座占地1300亩土地化工厂就此建成。多年以后，这块土地被称为大厂镇，以此取代历史上项羽卸甲之地的卸甲甸古称，可见该厂之气势及重要性。
　　硫酸厂原本是国民政府立项的项目，起初国民政府实业部有意引入外资，因此于1931年开始与英、德两家公司谈判，当时英、德两家公司硫酸的年产量超过700万吨，占到全球氮素肥料消费的85%，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由于两家公司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且高度排他，到1933年，双方谈判破裂，范旭东创立的永利由此获得这项年产量为5万吨硫酸的项目。
　　生产硫酸，永利遇到的首要问题是技术瓶颈。
　　技术问题一直是范旭东创业历史上最大的瓶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范旭东于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曾制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一批精盐。1919年，范旭东创立永利，开始制作工业用纯碱，由于外商的技术封锁，永利历时10年反复改进工艺才制造出高品质纯碱，其红三角牌纯碱因品质出色在美国的国际博览会上获金质奖。在艰苦的研制纯碱过程中，范旭东坚持用久大精盐公司的利润为制碱业务输血，并不惜开罪久大股东，最后始得成功，他最重要的助手，永利总工程师侯德榜后来回忆：“其间几濒于倒闭者凡3次。”
　　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疲软，而永利建厂进口设备耗资巨大，范旭东几乎要放弃，后来经过侯德榜的精打细算，永利硫酸才得以建设，以工厂的设计为例，当时外国公司的开价高达19万美元，侯德榜最终将价格压到了10.2万美元。侯德榜等人从1934年赴美购买设备，并前往各工厂学习，期间侯为购置各种设备心急如焚，导致血压过高昏厥，至1936年4月，侯德榜才回国。
　　范旭东饱受技术之困，因此，他成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第一家在中国企业内设立的研究机构，范旭东视其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久大和永利在中国化学工业技术史上也多有突破，1941年，侯德榜研究出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此新法后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这个新工艺使食盐利用率从70%提高到96%，使无用的氯化钙转化成化肥氯化铵，还解决了一系列污染环境问题。
　　对其技术驱动路径，范旭东曾有言，“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掸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绝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在技术上突出重围，在市场上，范旭东亦在1936年迫使英国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纯碱市场签下城下之盟。此前针对永利红三角牌纯碱的畅销，长期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卜内门在中国市场降价60%倾销。范旭东同样以降价应对，但此举导致公司亏损最高达140万元。此后范旭东以奇招应对，找到没有纯碱产品，又对该市场感兴趣的日本三井公司为日本市场代理，以低于卜内门的价格在日本销售纯碱。日本市场是卜内门在亚洲最大的纯碱销售地，与永利的价格战让不堪重负的卜内门主动求和。1936年5月，卜内门又与永利签下在中国市场的配销协议，配销比例为永利55%，卜内门45%。
　　范旭东之后的中国企业始终未能摆脱“技术恐惧症”，在快速消费品等领域，中国公司利用营销尚能在本土与跨国公司一较长短。一旦涉及核心技术，无论是电脑业还是汽车工业，中国公司以“市场换技术”或通过“跨国并购”来成功打破技术壁垒的案例至今寥寥。
　　永利硫酸厂号称当时东亚首屈一指化工大厂，第二年2月，永利硫酸厂投产，可惜仅仅5个月后，中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后，永利硫酸厂的大部分机器落入敌手。
　　排名 1
　　姓名 范旭东()
　　影响力 4.8
　　突破力 5.0
　　社会责任感 4.5
　　创新力 5.0
　　历史借鉴力 4.8
　　荣氏家族：逃脱收编噩梦
　　1936年对荣氏兄弟来说意味深长。这一年他们不光在产销上走出经济危机阴影，还侥幸逃脱了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一场“国进民退”
　　　　这一年，如果让荣氏掌门荣宗敬用一个词来总结，最贴切的恐怕就是“悲喜交加”。
　　1936年的秋天，申新纺织公司旗下工厂里的纺织机终于在寂寞了两年之后，轰隆隆全力发动起来。这年秋天，全国棉花丰收，一直坚挺的棉花收购价格直线下降，纺纱终于变得有利可图，已经持续多年门前冷清的纺织厂又开始出现客户盈门，采购商坐等出货的盛景，申新的二、五两厂在停工一年多后在当年10月复工，从秋天到冬天的短短几个月里，申新加足马力，到这年年底时竟然奇迹般地扭亏为盈，全年获利144.7万元。
　　申新公司逃出生天的背后，是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波及到中国的全球经济危机，而纺织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当时市场萎缩，导致纱贱花贵，生产出的产品也乏人问津。再加上荣宗敬在资本市场上的投机活动造成亏损，导致申新多年来紧绷的资金链终于在1934年断裂。
　　荣宗敬的企业家精神旺盛，乐于进取扩张，又追求购入最好的机器和设备，于是每每借债扩张。以后来被强行拍卖的申新七厂为例，荣宗敬在1929年买下东方纱厂后改建，其后，荣宗敬就将申新七厂抵押给汇丰银行以获取两百万的贷款。结果到1935年，申新已经无力偿还汇丰贷款，导致汇丰将公司强行拍卖。荣氏超出其偿付能力的融资造成公司负债率居高不下，到后来变成每年仅利息一项就成为巨大负担。纺织业的情况糟糕，荣家的另一支柱行业面粉业则受到日本低价面粉的毁灭性冲击，在1934年所有工厂就已停工。
　　民族工商业的龙头老大申新陷入困境，南京政府却在试图借机收编，事实上，南京政府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对民族工商企业进行了大范围收割。当时荣家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面粉厂的规模占全国行业的1/3左右，更是虎视眈眈的国有企业眼中的肥肉。
　　贵为民族工商业“首富”的荣家在处理政府关系的能力上，远不如开厂经商。1927年，荣宗敬拒绝国民党的摊派的50万元“二五”库券，只肯认购10万元了事，如此“不识时务”的举动自然激怒了蒋介石，结果导致荣宗敬被以“甘心依附孙传芳”为名通缉，无锡老家也被查抄，最后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斡旋下，才以荣家认摊50万元告终。因为政府的税收政策调整，导致民族企业的税收负担远高于日本企业，荣家主营的面粉和纺织业因此在与日企竞争中落于下风，但荣家却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制定。
　　此时的荣家还“天真”地相信政府会施以援手，1934年，荣家向政府求援，结果，实业部在《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后，部长陈公博拿出一个用300万元吞并申新的计划。此后，荣家将求援之手伸向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却未果。
　　日，荣家兄弟遭遇了创业以来最艰险的一幕，这天，宋子文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开会，这个会议将决定荣家在申新的命运，此前，对于资不抵债的申新，债权人之一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抛出一份“拯救”计划，其实质就是将荣氏兄弟扫地出门。会议开始时，原本碍于情面已经口头同意宋子文计划的上海银行负责人陈光甫称病未到，临时由往来部经理李芸侯代替。结果，在会上李芸侯以该方案会造成上海银行亏本为由拒绝。最后会议不欢而散，陈光甫的“义举”帮助荣氏逃过一劫。
　　这已经不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第一次导演“国进民退”好戏了，此前，孔祥熙野蛮收编了上海5家民营银行，由宋子文担任其中最重要的中国银行董事长，民营银行中仅有上海银行因为陈光甫深得蒋介石赏识而幸免，最后，也正是这条漏网之鱼在紧要关头拉了民企兄弟一把。
　　　　排名 2
　　姓名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影响力 5.0
　　突破力 4.3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5.0
　　历史借鉴力 5.0
　　卢作孚：企业家走向社会
　　草根发家的卢作孚以中国商人独有的智慧从容游走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中，1936年他政商合体，展示了其作为社会企业家的一面
　　1936年的卢作孚不属于民生公司。
　　一纸调令，卢作孚在1935年10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他于1935年12月离开重庆前往四川赴职，民生总经理一职由总务处经理宋师度代理。
　　1936年初的民生公司处于开创以来的最高点，公司轮船总数达到48艘，马力41252匹，成为长江上游实力最强的航运公司，在结束了与外资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的一场价格血战后，新鲜出炉的“船王”卢作孚正计划拓展新航线，将业务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扩展，新近发布的100万元债券也很快被认购一空。外资航运公司在1935年对民生公司的围剿刚刚被卢作孚粉碎，当时，面对新崛起的民生，外资航运公司太古、怡和等试图以超常规低价来拖垮对手，将货运价格降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已无利润可言。在此恶劣竞争环境下，时人曾估计，1935年将会有两家航运公司倒闭，除了美资的捷江公司外，另一家就是民生。不过民生公司依靠内部团结以及出色的服务赢得口碑，消费者的民族情感也在民生与日资、英资公司竞争时被充分调动起来，有的旅客为了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宁愿在当地多等几天，而不坐外资轮船。外资的围剿最终失败，结果是捷江公司果然倒闭，民生却乘势接收了捷江的5艘轮船，实力得到继续巩固。
　　这一年，卢作孚做了一个管理上的总结感悟――现在的企业家看来或许会觉得有趣。日，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轮船经理会议上做了题为《会议为促进事业的唯一方法》的报告，他认为民生公司的会议应该增多，会议的次数越多，才越可以解决事业中的问题。可见在公司组织架构并不完善的那个年代，会议是解决管理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对于当代的企业家，头疼的则是如何让繁多、冗长的会议真正有效。
　　一俟上任建设厅，卢作孚即全力投入建设厅事业。
　　城市经营建设原是卢作孚的强项，1926年，卢作孚即在重庆北碚开始了著名的北碚实验，这也是民国时期最为成功的一次乡村建设实验，泽被至今。在30年代中期，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山东邹平的梁漱溟，南京晓庄的陶行知，江苏昆山的黄培炎等，但与众同行“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清除愚、贫、弱、私四大病”这些试图以儒家思想从教育入手乡村建设的美好设想不同，在卢作孚的蓝图里，四川的乡村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先进国家不会提携落后的国家。”希望“这一乡村里小小的试验，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修建铁路，急缺资金，他让民生率先入股带动煤矿业主，建立纺织厂，民生的股份近占一半。就在四川任职的日子里，他主持修筑了解放前唯一的一条轻便运煤北川铁路，创办了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和第一座机器纺织厂。另外在教育上，他率先摒弃旧习，提出初级教育普及化，致力于让北川孩子的入学率达到100%。1944年，当外国交流团看到，卢作孚一手建立的北碚现代化乡村，拥有了矿场、纺织厂、蚕种植场、图书馆、街心花园时，曾叹曰：“这里简直是凭空浮出的城市。”
　　为改进四川糖业，卢作孚在1936年2月与上海的华侨公司接洽，引进瓜哇甘蔗品种进入四川，3月，在产棉区设立实验场改良棉花，成渝铁路是他任上重点工程，1936年3月官商合营的川黔铁路公司章程公布，成渝铁路位列其中，卢作孚为此往返奔走于北京、四川之间。
　　每年12月下旬到第二年的4月末为长江上游的枯水季节，当水位降到10英尺以下时，200英尺以上的大船就要停航，降到零上数英寸时，所有中外轮船就要停航。1936年底和1937年的枯水期尤其严重，最低水位竟然降低至零下2英尺。1936年又逢四川数十年难遇旱灾，外省粮资难以入川救济，身为建设厅长的卢作孚由此坚定开辟枯水航行的决心。
　　1936年卢作孚由成都赶往重庆，集中民生的船岸人员，提出重庆到宜昌分段航行的设想，并设立方案，组织考察团前往各险滩反复考察，根据民生的船舶性能，吃水的深浅，利用在江岸安装绞车，配以钢丝牵引，终于在第二年3月创造了长江上游历史有名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不同的航段由不同的船只接力运送。1938年武汉沦陷，日军向西推进，民生公司主导了对聚集在宜昌的人员和重要物资的抢运，卢作孚在两年前创造的三段航行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民生公司奇迹般地在40天内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万人、物资100万余吨。此举被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克尔克”。
　　除了一封封关于民生公司宿舍修建、伙食费调整、员工奖励办法的信函来往于成都与重庆之间外，1936年9月的一次宴会，是民生人在这一年中少有的见到“前总经理”的机会，那是民元轮出厂的第二个夜晚，包括宋子文、杜月笙、黄任之、胡均庄、魏文翰等上海大腕一一出席。这也是一次民生董事的聚会，就在同年的3月15日，民生公司改选了董事会，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训康银行总经理康心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各路头面人物当选为公司董事，就连鼎鼎大名黄金荣也最后加入。民生是朝阳产业，民生远胜洋轮，无论在1936年还是以后，无论流氓大亨还是政府要员，中国的官僚资本集团从没有忘掉把它吃下的可能性。草根发家的卢作孚有着中国商人一贯的智慧，从容游走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中，后来绞尽脑汁收购民生的国舅爷孔祥熙在最终失败后也只是嘟哝出一句：“卢作孚太不够朋友。”
　　1936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入川，乘坐的是民生的船，民生为此设计了一套完美的乘坐计划，包括为了保证委员长坐船时的舒适感，临时在船舱中增加货品500余件，煤40吨，后人立传时描述，“龙颜”大悦的蒋委员长下船后发话：“奖给这船1000块。”
　　排名 3
　　姓名 卢作孚()
　　影响力 4.5
　　突破力 4.8
　　社会责任感 5.0
　　创新力 4.5
　　历史借鉴力 4.3
　　张元济：
　　从翰林到出版第一人
　　排名 4
　　姓名 张元济()
　　影响力 5.0
　　突破力 5.0
　　社会责任感 5.0
　　创新力 4.7
　　历史借鉴力 4.7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是张元济的富国之路。1902年，张毅然放弃南洋公学的显赫地位，加盟商务印书馆。此后，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1932年，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轰炸，损失1630万元，80%的资产被毁，无数古籍善本和孤本灰飞烟灭，张痛心疾首，大受打击，66岁仍重返商务，主持复兴。1936年，张与时间赛跑，夜以继日，从头开始校勘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
　　张是浙江海盐人，号菊生。他出身文人世家，曾考中翰林，在经营上却完全借鉴了西方的管理模式，建立了十分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商务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张非常重视技术和人才。他时刻关注全球印刷技术，重视细节，商务的每个高管都要出国考察学习。对人才，他唯才是用，不拘一格，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选择的接班人王云五没有任何学历，完全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奇才。
　　陈光甫：“中国摩根”的奋斗
　　排名 5
　　姓名 陈光甫()
　　影响力 4.5
　　突破力 5.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5.0
　　历史借鉴力 5.0
　　“一元起存”!他颠覆了银行业的传统做法，在还未曾听闻“顾客就是上帝”的时代实实在在的让顾客成为了上帝。1936年，陈光甫以非官员、非职业外交家的特使身份，在美国财政部点名要求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国，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名扬海内外，为日后美国对华贷款以及中美同盟奠定了基础。
　　陈光甫是江苏镇江人，报关行学徒出身，毕业于沃顿商学院。在陈34岁的时候，脱离政坛，以10万元的最小资本创立了上海银行，到1937年，上海银行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1/10，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资本银行。服务于平民，陈推出的服务理念，颠覆了当时银行资本来源依赖官僚权贵和政府存款的传统，同时还提出“辅助工商”，放贷给工商企业。陈率先成立征信机构，考察借款人的3C：Capital(资产)、Capability(能力)、Character(人格)，建立详尽的客户档案，创造了一个准确放贷的奇迹。
　　刘鸿生：最具创业精神的实业大王
　　排名 6
　　姓名 刘鸿生()
　　影响力 5.0
　　突破力 5.0
　　社会责任感 4.3
　　创新力 4.7
　　历史借鉴力 4.0
　　“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刘鸿生的儿子曾这么说他。刘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刘氏商业“托拉斯”。刘氏托拉斯雏形以“刘鸿记账房”的名号成立，在这幢高达8层的企业大楼里，有他的银行、水泥企业、火柴、毛纺、码头公司，还有他的办公室和寓所。1936年，刘退出勉强主持了3年的招商局，同时，“刘鸿记账房”陷入困境。
　　刘原籍浙江定海，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做过买办，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投资的企业达70余家，有“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煤炭大王”等诸多称号。刘的投资理念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在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刘鸿生的企业资产总值达2000万元。在一个缺乏系统管理理论的年代，刘的很多管理方法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例如“处处为用户着想”、行业联营、概念营销、成本会计、劳动外包等。
　　海归派棉花天王穆藕初
　　排名 7 姓名 穆藕初()
　　影响力 4.5 突破力 4.5
　　社会责任感 4.5 创新力 4.3
　　历史借鉴力 4.0
　　他是唯一一个跟管理大师泰勒切磋过的中国人，他是第一个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引入中国，并在自己的企业中身体力行的近代商人。他用8年时间学习种棉、纺纱织布、办工厂、管理工厂，有计划、跨专业、多学科的系统学习，前无古人，至今无后。
　　穆藕初是上海浦东人，出生在一个普通棉商家庭，读过私塾，当过学徒，一生与棉花纠缠，33岁的时候到美国德克萨斯州读书，系统学习。回国8年，开办了三家纱厂，一个棉花交易所和一家银行，成为与张謇、荣家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业“四大天王”之一。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他的企业相继衰败，科学的管理没能抵抗住宏观环境的突变。
　　1928年，穆转入政坛，用2年时间修订了十余部与工商相关的法律法规，追寻他的“法制”中国梦。
　　上海“闻人”虞洽卿
　　排名 8 姓名 虞洽卿()
　　影响力 4.5 突破力 4.5
　　社会责任感 3.8 创新力 3.8
　　历史借鉴力 4.0
　　他游走于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黑社会帮派之间，八面玲珑，充当调解，平息纠纷，他的企业或许不是最大，但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在上海的影响力却是无人能及。1936年，虞洽卿70岁生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公共租界内第一条以华人姓名命名的街道。
　　虞洽卿是浙江镇海人，出身贫寒，曾读私塾，15岁赴沪，初为学徒，当过买办。曾参与筹建了我国第一家私营银行四明银行。后又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上海至汉口的航线，获得巨利，为当时国内民营航运企业之首。曾发起著名的南洋劝业会，担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
　　宋卿：丰田管理之源
　　排名 9
　　姓名 宋卿()
　　影响力 4.3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7
　　创新力 4.3
　　历史借鉴力 5.0
　　有民乐队、京剧团、歌舞团，还有篮球、足球、网球等运动队，甚至有专门的疗养院，这就是东亚公司，这就是宋卿将西方的管理方法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相结合所创造的东亚企业文化，这就是丰田公司曾引用的管理经验范本。1936年东亚在天津英租界筹建的占地40亩的新厂竣工。同年，东亚开始对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中学校的贫苦学生发放奖学金。
　　宋是青州市宋王庄人，其父担任过山东省议会议长。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上学，后留学美国学习企业管理，并在欧洲考察学习。开办过贸易公司，经营过毛呢纺织品，后将经营重点转为麻纺和西药，还从事过股票投机。东亚产品畅销全国，在各地建立代销处达600余家，分别聘请一些大商号为各地总经销。
　　吴蕴初：味精大王的“技术创新”
　　排名 10 姓名 吴蕴初()
　　影响力 4.3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7
　　历史借鉴力 4.7
　　1924年，日本“味之素”控告中国“佛手”味精工艺抄袭，但调查显示两者虽然最终产品相同，但是原料不同，工艺不同。官司胜利之后，吴蕴初将自己的生产工艺公开，并在英美等国申请了专利。其产品不仅在国内，而且还在东南亚市场取代了日本的“味之素”。1936年，天利硝酸厂投产，吴的化工“托拉斯”正式形成，中国化工彻底摆脱了对日本的依赖。
　　吴是江苏省嘉定县人，字葆元。曾因家贫辍学，当过英文教师，后在上海兵工学堂半工半读学化学，是我国著名的化工实业家，氯碱工业的创始人。二三十年代，他研究成功生产味精的方法，在我国创办了第一个味精厂、氯碱厂、耐酸陶器厂和生产合成氨与硝酸的工厂。其先后成立的天厨、天原、天盛、天利4个轻重化工企业自成体系，成为配套发展的“天”字号化工集团。在管理上，吴非常重视技术和对人才的培养。他使中国的化学产品第一次在国外申请专利。
　　陈嘉庚：企业慈善的“超级总工程师”
　　排名 11
　　姓名 陈嘉庚()
　　影响力 5.0
　　突破力 4.3
　　社会责任感 5.0
　　创新力 4.3
　　历史借鉴力 4.5
　　“超级总工程师”是陈嘉庚在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时的一个称号。他毕生热诚兴办教育，创办的“集美学村”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全国无二;捐资创办厦大，后来为了维持厦大的经费，他曾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
　　陈嘉庚，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人，开创了华人在海外的事业，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地区著名华人企业家，曾为全球华侨领袖。陈17岁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从他父亲负债经营的米店起家，开创实业，建立了自己的橡胶托拉斯王国，鼎盛时期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陈担任“南侨总会”主席，在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时间，共计组织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国内抗日。
　　周学熙：“南张北周”非虚名
　　排名 12
　　姓名 周学熙()
　　影响力 4.7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3.3
　　创新力 4.3
　　历史借鉴力 4.3
　　他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经商的主要手段是谋求官商垄断，一生最重要的商业对手多是跨国公司，周氏实业规模庞大，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周学熙，安徽建德人，出身官宦世家，是继盛宣怀之后，成就最大的实业官商，他成立滦州煤矿，希望“以滦制开”，收回被外国人骗走的开平矿务局;建立了启新公司，打垮日本水泥公司，垄断中国市场14年。他还主持了北京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建立新华纺织厂，筹建中国实业银行等。1927年周基本退出商界，诵读诗书。
　　陆费逵：“自己挣扎”的模范
　　排名 13 姓名 陆费逵()
　　影响力 5.0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5 创新力 5.0
　　历史借鉴力 5.0
　　从小就“自己挣扎”的陆费逵，带领中华书局奋勇挣扎。至抗日战争前，中华书局年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地设有分局四十余处。仅上海、香港两厂职工已达三千余人。1936年，陆接任中华书局董事长。
　　陆费逵，原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文人世家，母为李鸿章侄女。曾入南昌英语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就读。他曾设新学界书店，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担任过汉口《楚报》主笔。他创刊并主持笔政的《教育杂志》是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1912年，在上海创建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量化责任管理方式不同，陆以“大家庭”的方式管理书局，使其团结一致，运作有效。
　　“不二价”马应彪
　　排名 14
　　姓名 马应彪()
　　影响力 4.5
　　突破力 4.5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5
　　历史借鉴力 4.5
　　他搜罗百货，首创明码标价，实行“不二价”制度，雇佣女店员，售货开发票等，他对百货业的贡献不菲，创造了诸多第一，引发了中国商业及消费方式的革命。1936年，马辞去先施公司总监督之职，退休养老，挂名誉总监督的头衔，此时，面积最大的大新公司开业，四大公司竞争激烈，百货业欣欣向荣。
　　马应彪，广东中山人，中国百货业先驱。早年家庭贫苦，曾到澳洲做过劳工，做过水果铺生意。他在香港首办百货公司成功之后，接着又创办了上海先施。上海先施与随后相继成立的永安、新新、大新号称百货四子，是上海繁荣年代开始的标志，南京路从此成为“中国第一商业街”，延续至今。先施不仅在国内开店，还将分店开到了新加坡、泰国、英国等，并投资保险信托，办化妆品厂和其他十多间工厂，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先施帝国”。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排名 15 姓名 胡文虎()
　　影响力 4.5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5
　　历史借鉴力 4.5
　　他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捐助大批药品、物资。
　　胡文虎，生于缅甸仰光，幼年回到福建老家，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是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永安堂的“虎标良药”畅销于广大地域，销售对象达到全球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另外，他还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胡极具社会责任感，自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曾捐款350万港元办学校，汇款1000万元办医院。
　　简氏兄弟：烟草大王“奇战英美”
　　排名 16 姓名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
　　影响力 5.0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5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4.0
　　“中国人请吸中国烟”，南洋兄弟以此作宣传口号，成功占领华南和南洋华侨的市场。这是一家被称为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也是最有成就的民族卷烟企业。1936年，简玉阶把公司部分股份以低价卖给了宋子文，转向其他方面发展。
　　简照南()、简玉阶()，广东南海人，家境贫寒，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少年投奔叔父家当学徒，勤奋机敏，善于钻研。1905年，两兄弟创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时，英美烟草公司通过垄断市场、控制原料、广告竞销、杀价竞争、收购等手段企图以高价吞并南洋。南洋的成功不仅因为当时抵制外货的大好环境，更是因为简氏兄弟出色的管理能力。简氏兄弟采用高薪诚聘管理人员，重视市场调研，购买新机器，培训技术人员，提高产品质量等办法。南洋汉口烟厂即为今天红金龙集团的前身。
　　金融奇才周作民
　　排名 17
　　姓名 周作民()
　　影响力 4.5
　　突破力 5.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4.0
　　他在经营方针上，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逐渐成为金融巨子。1936年，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1.8亿元，一度成为全国私营银行之首。
　　周作民，江苏淮安人。曾在广东公学就读，官费赴日留学。担任过学堂翻译，政部库藏司司长。1917年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他聪明又克制，利用北方政治势力以及他与经济、金融界的广泛联系，业务迅速发展，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三银行并列的地位。周在管理上实行的是人治，他不太在乎规则、制度的建设，只求把最有用的人安排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冼冠生：食品大王的“三本”理念
　　排名 18 姓名 冼冠生()
　　影响力 4.5 突破力 4.5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4.0
　　他开辟农场，自种梅林，从而形成产供销结合、工商一体的食品王国。
　　冼冠生，广东佛山人，出生于一户小手工业者家庭，幼年家贫。他从学徒出身，制作了很多国内首创的食品，例如杏华软糖、鱼皮花生等产品，还雇佣外国技师制作果酱夹心糖。在经营管理上，冼提出了“三本三上”，三本是“本心、本领、本钱”，三上是“信誉至上、质量至上、顾客至上”。自1939年起，冠生园分别到昆明、贵阳、沪州、成都等地开设分店，在西南地区积累了巨额资金。另外，冠生园一些知名产品还远销东南亚，成为我国食品行业名列前茅的大企业。
　　胡西园：中国“爱迪生”
　　的本土创新
　　排名 19
　　姓名 胡西园()
　　影响力 4.0
　　突破力 3.5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4.0
　　“农村包围城市”，在灯泡基本上被外货垄断的情况下，他有策略的选择了先从安庆、九江等已使用电灯的中小城市开始销售，然后逐步扩张。
　　胡西园，浙江宁波镇海人。家境比较富裕，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他制造出中国第一个自制灯泡，创办中国第一家灯泡厂，被誉为“中国灯泡之父”、“中国电光源之父”。胡重视技术，培育人才，使所生产的灯泡集众多电灯泡技术之长，迅速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广告和营销，专门设立了广告部。
　　高星桥：中国的“现代百货之父”
　　排名 20
　　姓名 高星桥()
　　影响力 5.0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4.0
　　他创新了现代百货的经营方式，一改传统的商业收租的形式，第一次将零售、娱乐、餐饮、住宿等多种业态综合起来，开创了现代百货的新模式。
　　高星桥，生于天津，祖籍江苏南京，自幼随父亲学打铁，上过九年义学，当过司炉工，做过买办。趁代理德华银行、起士林餐厅等德侨在津的产业的机会，他投资房地产，成为中国近代有名的“地皮大王”。1928年，高创办了天津劝业商场，成为了天津现代百货业最有影响的人物。
　　黄奕住：从剃头匠到银行家
　　排名 21
　　姓名 黄奕住()
　　影响力 4.0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5.0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4.0
　　“不论定期活期存款，即日起前来领取本息。”他提倡客户至上，努力维护客户利益和公司信誉，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时，登报启事，通知所有客户。
　　黄奕住，福建省南安县人，世代在家务农，家境贫寒。年少流浪国外。1895年后他以经营糖业为主。至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名字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1919年，将其所积资金约合2000万美元汇回祖国，结束了他侨居印尼的生活及事业。之后先后创办了中兴银行、上海中南银行，积极参与家乡市政建设，创建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铁路、学校等，使厦门的城市建设得到极大的改观。
　　国货大王方液仙
　　排名 22
　　姓名 方液仙()
　　影响力 4.0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3.0
　　历史借鉴力 3.0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最具有规模的日用化工品工厂(今上海牙膏厂的前身)，是中国化工业的先驱之一。
　　方液仙，浙江镇海人。世代经商，从小对化学感兴趣。曾就读中西书院，师从德国著名化学家窦伯烈。1912年，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销售三星牌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等，与洋货轻工产品相抗衡。方重视生产技术改进，其全套精炼甘油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同时，方还极其重视人才培养和组织构建，知人善任，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上海沦陷后，拒任汪伪政府实业部长，被特务杀害。
　　蔡声白：绸业大王首倡“科学管理”
　　排名 23 姓名 蔡声白()
　　影响力 4.0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4.0
　　1936年，蔡声白为美亚织绸厂第十厂争取到“保税工厂”待遇，这是他国货运动的一个体现。1942年，美亚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股市“最为活跃”的红股之一。
　　蔡声白，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人，出生书香世家，幼年美国留学。蔡是中国工程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在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蔡的岳父是上海著名的丝厂主莫觞清，1921年，正式管理美亚，其创立的“科学管理法”不仅使美亚摆脱陈规走上快速发展之道，甚至影响到别的行业的工厂经营者。如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直线职能型的组织结构等等。
　　织锦大师都锦生
　　排名 24 姓名 都锦生()
　　影响力 4.0 突破力 3.0
　　社会责任感 3.0 创新力 3.0
　　历史借鉴力 4.0
　　他织出我国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创新产品竹骨绸伞风靡一时。都锦生，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留校任教。1922年创立都锦生丝织厂，开始“丝织救国”。其产品曾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获金质奖章，营业所遍及上海、南京、香港等13个城市，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至今，都锦生实业有限公司已是我国最大的丝织工艺品生产出口企业。
　　卷烟纸先驱竺梅先
　　排名 25 姓名 竺梅先()
　　影响力 5.0 突破力 4.0
　　社会责任感 4.0 创新力 4.0
　　历史借鉴力 3.0
　　1932年，他联合5家造纸厂，在上海成立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统一产销，抵制日货倾销。竺梅先，浙江奉化人，当过学徒，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弃政从商，先后集资创办上海大来银行、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宁绍轮船公司等企业。其试制薄白纸版成功，填补国产纸版空白，为生产卷烟纸打下了基础。1936年政府给予该厂东南三省及两特别市卷烟纸制造专利权。
100年：商业谱系之【海龟】
　海归们的前世今生
　　今年8月，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参与组织和邀请的2009海外高层次海外留学人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后，参会留学人员组团赴重庆、大连、天津等地考察。在重庆，我们参观了朝天门码头，邓小平当年就是从这儿出川去国外留学的，重庆市正在考虑建一座小平同志赴海外留学的雕像，以此来激励后人。
　　自1872年留美幼童以来，130余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漂洋过海，游学世界，迄今总人数已超过百万人。事实证明，留学大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留学生运动的热与冷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无论是第一代留学生的富国强兵梦，还是第二代热血革命的理想，抑或第三代科技救国的执着，第四代建设祖国的使命，乃至第五代创业立业的热诚，都无不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更与当时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发展瓶颈相关。每一代留学生均是当时现代化进程中冲关夺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经过多年研究和积累，我把留学潮分为五代：
　　第一代留学潮在年间，以容闳、詹天佑、茅以升等为代表。容闳是中国留学第一人，组织了将近200名幼童赴美接受西方教育。他们回国后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有的参加了中法海战和中日海战;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第一代海归可谓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的主力。
　　第二代海归时间大致在年间，包括留日学生、庚款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早期留苏学生。这次留学大潮培养了一批革命家，他们带领人民推翻封建王朝。从法国回来的1600余名海归中，则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如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历史证明，这是改变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代人。
　　第三代海归主要指年间赴欧、美的留学生。他们以学习科学技术为主，诞生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参与建造“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以及声名卓著的教育家、艺术家。
　　第四代海归从苏联和东欧留学归来。从1949年到1965年，中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万余名，其中向苏联派遣8000多人，约占80%。这些人主要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科学，回国后都成为五六十年代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其中的佼佼者构成了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他们领导中国人民顺利地实现了世纪跨越。
　　第五代留学潮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留学人数超过前四次浪潮的总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位20年代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留学生说：“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这是跨世纪的一代，在中国与世界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接轨过程中起着天然的纽带与桥梁作用，这些作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顺利软着陆的重要保证。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能否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民，这一代人至关重要。他们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不过，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失国。据统计，我国留学生出去140万人，只回来40万。留学大潮是造就海归精英还是加剧人才流失?我想两方面都有。如果我们后续做的不好，政策没有跟上，包括留学回国的政策、签证的政策、双重国籍政策、人才使用的环境配套等等，人才流失的现象还会加剧。最近中央出台了“千人计划”，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在不断地加快人才吸引的步伐。我相信中国的留学大潮还是方兴未艾，现在还没有到达高潮，只是处于大潮的前夕。
　　(本文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兼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著有《海归时代》、《人才战争》等)
　　1999年国庆改变的25人
&&&&日，星期四。北京。
　　即使单单从天气来看，这也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初秋的北京原本清爽晴朗，这天下午却突然下起了大雨。雨越下越大，一夜没停。只有彻夜未眠的人才知道，在凌晨3点的时候，雨势开始慢慢转小，变成了钟摆一样的滴答声。好不容易熬到5点，起床的人看看窗外，松了一口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住在北京西直门南大街6号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的这25个年轻人，他们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公民一样，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开始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庆典。唯一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在之后的十年，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他们一生的轨迹――也许还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商业进程。换句话说，他们将结束某一段历史，并且亲手开启另外一段历史。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心知肚明，并且暗下决心，像是怀揣着一个即将大白于天下的秘密那样兴奋。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权衡和犹豫中，他们面容严肃又犹疑，拿不准在这个命运的交叉口是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过，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决定，时光都不可能永远停驻在这一刻――没错，在中国留学史127年后，他们需要传承某种传统，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代的使命。
　　现在，到了可以公布这份25人名单的时候了。按照原始排序，他们分别是：黄劲、邓晖、刘怀竹、郭延鹏、彭泽忠、杨子江、李彦宏、邓中翰、田源、朱东屏、吴敏春、赵亦林、刘平堂、曾国庆、张健存、吴越、马延辉、周向军、扈传平、董大为、韦锡波、江晓平、施嘉诺、阎超、李向兵。
　　你一定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已经成为传奇，还有一些名字有待成为传奇。你还会惊讶地发现，十年过去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最年轻的、生于1968年的年轻人，一个叫做李彦宏，一个叫做邓中翰。
　　日，国庆观典之后不到两个礼拜，邓中翰在北京海淀区北土城路103号的一家仓库里创办了中星微电子公司。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
　　日，20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前一天，李彦宏登上回国的飞机，在北京创办百度中文网站。2005年8月，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股价从发行价27美元飙升至150多美元，创造了有史以来外国公司在美上市的最大融资记录。
　　实际上，这个“1999年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合作团”，源于教育部1996年设立的资助优秀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的“春晖计划”年度活动。与往年不一样的是，这一年的“春晖计划”和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合作，邀请25名硅谷留学人员归国，除了在各大城市考察、大学演讲和领导人接见之外，他们还将在国庆节这一天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式。
　　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份极其精英的名单。这25人全部拥有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都有美国工业界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并且在这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技术项目和创业意向。他们绝非泛泛之辈，全部在硅谷从事互联网、电子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头衔则是各家公司的总裁、副总裁、高级工程师、高级研究员和全球产品经理等。他们中年纪最大的51岁，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年纪最小的刚满30岁，正是急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年纪。
　　这简直是一次精英大批发。以日为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天之后的半年以内，几乎所有25人都回国创业。这25人并非一个团队，也并未造就一个时代的集体性的商业奇迹，但是他们开启了一个潮流。
　　“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五代归国留学生。”欧美同学会会长王辉耀说，“他们和以往四代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第一代试图以商业和企业的方式报效祖国、实现自我的留学生。”
　　1999，改变一生的一年
　　1999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将被载入史册：克林顿性丑闻案件审判、日美汽车企业合并、叶利钦辞职、中国完成加入WTO谈判……不过，对于邓中翰而言，这一年只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只被一件事情折磨――回国，还是不回?实际上，答案在很早以前就是清晰的，他也明白地听到过某种召唤，但是真正到了抉择的时刻，他举棋不定。
　　邓中翰有做选择的条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和物理学硕士学位，有在Sun和IBM的工作经验。毕业不到两年，他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创业家。他从英特尔创始人之一David Daw那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担任首任董事长。他的公司市值很快达到了1.5亿美元。
　　关键在于，邓中翰才刚刚满30岁。一个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抱负倒真是咄咄怪事。而保持优秀已经成了邓中翰的一种习惯。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是大队长和学校的升旗手，一个孩子王和三好生的混合体。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访美、朦胧诗、摇滚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些时代事件全都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象，但是全都不深刻。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故事，还有叶剑英的那句诗“攻城不怕坚”。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4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以疯狂节奏度过的。后来，他承认说，他是个“有科学家情结”的人，并且相信“技术救国”。
　　但如果你就此认为他是个“科学怪人”，那你就错了。从1992年开始，他在伯克利度过了5年时光，见识过大学裸体运动和篮球狂热，价值观已经增加了自由和活跃的因子。1995年，他以博士身份在Sun工作，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并且亲身经历了一个伟大的产业革命时代。这一年，硅谷的所有话题都围绕着CPU、互联网和摩尔定律，网景、雅虎和思科等新技术公司先后上市，英特尔总裁安迪?格罗夫成为《时代》杂志的1995年度人物。
　　这不但是时代的转折，也是邓中翰个人的转折。“30年代的美国梦指的是创造财富，但硅谷人的美国梦是指能够用一个技术来改变这个产业，改变这个工业，甚至于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上市，获得大量的财富，进一步扩张、收购等等。我已经实现了改变生活的美国梦，但是我需要通过个人的奋斗改变周边，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一个世界。”
　　在硅谷，邓中翰认识了一个叫做李彦宏的朋友。在邓的印象里，这是一个“闷骚的年轻人”。当邓中翰在琢磨创业的时候，李彦宏埋头写了一本叫做《硅谷商战》的书。2009年8月，李彦宏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引用了一本讲述母校北大历史的书《精神的魅力》里的话：“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的操守和抗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的魅力值。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魂灵。”他还说：“这些话指导我做人生的选择，做我自己的思考，去选择最适合我做的事情，去选择真正能够对社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改变、产生影响的一条人生道路。以技术之忧，复兴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共识和使命。”
　　1999年，以他们二人的资历，显然还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不过，工程师的天赋加上硅谷美国梦，这的确是一代留学生的精神基因。他们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作为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赴美留学，是新一代的科学人。他们渴望成功，但是不再渴望成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相信，以自己的智慧、技术和力量自可以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企业只不过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他们希望创办自己的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让市场成为检验成功的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和商业的成功来改变世界。一旦成功，他们即是完成了从一个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
　　可能是怀着一种高于个人事业心的使命感，或者说家国情怀，如果有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在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机会很快就来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硅谷留学生就经常有机会回国参加各种活动。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访美期间会见在硅谷创业的邓中翰，希望他能够回国，以硅谷模式发展中国半导体工业。邓中翰承认，自己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和国内接触。“谈未来的园区，盖多少房子，这些我倒没多想。不过有个领导谈到，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那么我们不可能赢得多年和平的发展环境，给改革开放带来契机。未来芯片、核心技术这些也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东西跟我还比较容易挂钩。”
　　有一次，邓中翰回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领导吃饭。后者管他叫“新华侨”，邓中翰说：“我不该叫华侨，我又没入美国籍，我随时准备回来。”在美国的7年中，邓中翰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不仅如此，他还一直动员自己身边的朋友不要入籍。这似乎是个潜藏在内心的信号――一个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是早晚的事情。
　　日，这一天成了一切抉择的切入点。
　　这几乎是一代人最大的庆典。25人团的团长、现任安博教育集团总裁黄劲回忆了当时的行程――“在这一天观礼之前的两周，我们作了一次全国考察，全部是省级领导接待，包括辽宁、天津、江苏、上海和北京。接着，又在几所大学作了有关信息技术的报告演讲。最后，10月1日这一天，所有人都上了观礼台。如果你面对天安门，我们就在天安门左手边的第三个格子。我们四点多就起床了，真正入场已经八九点。这一天，从白天观礼到晚上烟火表演，我们一直在这里。我们哭啊，喊啊，激动极了。最后从台上下来，就没有一个不准备回来的，全都要回来创业。”
　　黄劲至今保留着一张日期为日的24人合影。当时，他们还准备了一条类似于“小平你好”的横幅，上面写着“硅谷学子回家了”几个大字，准备在国庆观礼当天拿出来。这个打算被取消了，他们只是在教育部门口举着横幅合了影留念(李彦宏因故缺席)。现在从照片上看，这都是一些衣着打扮不怎么起眼、但是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全是朋友，但都是伙伴。这天晚上，合影之后，他们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国宴。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仍然在一起聊天，畅想未来。
　　“那天晚上，我们聊着聊着，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