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
今年，先后有张万年、邓力群、乔石、成思危、万里、张劲夫、尉健行、张震等多名老同志、元老先后去世。其中，张震和张劲夫以101岁高龄去世，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1935年的成思危，享年80岁。
所谓“老同志”，一般指的是从副国级及以上的职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每年春节前夕， 新华社都会发布消息《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这些老同志是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在老同志逝世后，一般来说，若没有其他特别重要的事情，现任政治局常委都会出席追悼会并送花圈，另外，已经退休的前任总书记也可能出现在追悼会上。
1月14日17时，张万年在京因病去世，享年87岁。八天后，1月22日上午，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前往八宝山送别。当时，李克强总理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与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所以未能来到追悼会现场。
张万年曾于1998年至2003年期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93年6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副国级国家领导人。
中共元老级人物邓力群于日16时56分在京因病去世，享年100岁，是今年第二位去世的老同志。2月17日，习近平和其他六位常委出席了邓力群的追悼会。邓力群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1982年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副国级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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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海运仓内参责任编辑：正国级撰稿人的稿费到底有多少-经济频道媒体：66年6场国家级抗战纪念大会今年规格最高
　　习近平乘坐的检阅车车牌位置首次悬挂国徽摄影/本报记者 胡金喜
　　昨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这次大会与往年各次纪念大会都不相同。这不仅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大会，也是第一次在大会中出现检阅部队的内容。
　　在7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纪念活动是超规格的。
　　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1949年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级抗战纪念大会总共有6次，分别在六周年、二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时举行。由于时代不同、形势不同，所以内容不同，规格也不同。
　　那么，这6次抗战纪念大会到底怎么开?今年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六次大会有四次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分别于、、年举行的这六次纪念大会，名称是不尽相同的。前两次是庆祝的名义，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后来的四次，不但把“庆祝”改为“纪念”，而且将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举，召开大会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日，当时的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当年的庆祝大会于当年9月2日召开，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参会人数共有五千余人。而其后的四次大会，不仅同在9月3日当天召开，而且举行地点均为人民大会堂。
　　去年2月，9月3日被以立法形式确定为纪念日。今年“9?3”也是首次于法定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参会人员达到5.5万人，达到历史最高。
　　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时出现默哀环节
　　在历次纪念大会上，会有重要讲话的发表。讲话者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于1995年由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发表重要讲话。
　　1985年，在这首次以“纪念”而非“庆祝”之名举行的大会上，作为发言者，时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讲话中提议，全场为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默哀一分钟。
　　十年之后的1995年，增加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当年的9月3日上午，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F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和首都各界共万余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时任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参加。纪念大会则于当天下午召开，会议开始前，近百名抗战老战士，佩戴着功勋章登上主席台。全体人员起立，向抗战老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一环节为历次大会所仅见。
　　日，比照十年前的纪念仪式，时任九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在当天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参加人数同样为一万多人。随后，在人民大会堂，胡锦涛为10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自1985年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
　　昨天的纪念大会现场，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到齐，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F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老常委也出席大会。大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65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30个国家的外军观摩团团长的出席，是此类纪念大会的第一次。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毛泽东没有参加过此类纪念大会，而邓小平在1965年曾经出席过庆祝抗战胜利二十周年大会，此后未有出席。自1985年开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开始出席抗战胜利纪念大会。
　　1985年，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出席，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此类大会。此外，参会人员还包括彭真、万里、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乔石、薄一波等人。抗战时期牺牲的国民党著名将领的亲属及抗战时期的老复员军人和烈士亲属等参加了大会，外国驻华使节也应邀列席。大会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主持。
　　1995年纪念大会的规格要高于以往，主要体现为时任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主持人为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这是首次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此类会议上发表讲话。
　　2005年，时任九位政治局常委和江泽民等人均参加了纪念大会，主持人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由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发表讲话。当时和九常委一起进入会场的，还有10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代表，这十位代表坐在了主席台的前排。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第一次纪念抗战胜利大会，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也来到北京，出席会议。
　　文/本报记者 张伟
　　聚焦?检阅车
　　15次阅兵史上检阅车首次悬挂国徽
　　昨天的阅兵仪式开始后，习近平乘黑色红旗牌检阅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首次对三军进行检阅。值得注意的是，检阅车的车牌位置悬挂的并不是普通的车牌，而是国徽。这是新中国成立66周年15次阅兵史上，国徽首次被用作检阅车车牌。
　　7月31日刚刚晋升上将的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宋普选乘坐的陪阅车号牌是“VA01945”，寓意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年份，在主检阅车后面行驶的备用检阅车号牌则是象征胜利70周年的“VA02015”。这两套特殊的号牌是自日起正式启用的“2012式军牌”，字头是代表所属军队部门的汉语拼音，比如这里出现的“V”代表的就是中央军委。
　　2009年车牌寓意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其实，每次阅兵结束，首长检阅车的车牌都会成为人民群众热议的话题。比如，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三军时乘坐的检阅车车牌是“京V?02009”。这是为2009年这个年份“特制”的车牌。当时，国庆60周年阅兵总指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在向胡锦涛报告并请他检阅时乘坐的陪阅车号牌是“京V?01949”。两辆车一前一后，“特制”号牌的寓意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
　　胡锦涛阅兵时的“特制”车牌，已是第六代军牌，2004年12月启用的号牌被称为“04式”车牌，字头直接用军、海、空等单位名称的首个汉字。根据公开披露的编制规则，“京V”是中央军委。那次阅兵，还有一个细节，是飘扬在车头的旗帜，由国庆大典时的“八一”军旗换成了国旗。
　　开国大典上首长检阅车没有车牌
　　其实，在1949年到1959年的11次阅兵式上，乘车检阅三军的并不是中央军委主席，而是三军总司令，后来固定为国防部长。也就是说，毛泽东从未在国庆阅兵式上乘车检阅部队。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颁发了《军用汽车管理暂行规则草案》，全军首次对军车号牌式样、制发、管理等作了规定：号牌分汽车号牌、机器脚踏车号牌两种，其中汽车号牌编号为6位阿拉伯数字。由此，我军第一代“51式”军牌出现。
　　此前的阅兵式上，首长检阅车都没有正式的军牌。1949年开国大典时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车就没有车牌，当时在检阅车左前挡风玻璃上悬挂了一张通行证。
　　1959年国产“红旗”检阅车首次亮相
　　1959年，国产“红旗”检阅车首次出现在国庆庆典上。隔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国庆大庆、阅兵改为“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再次阅兵是24年后。
　　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走下天安门城楼，乘上“红旗”车检阅三军。阅兵首长由此变为中央军委主席。
　　“文革”后首场大阅兵亮相前两个月，解放军停用自1956年正式启用的“53式”军牌，由字头、字头号、序号三部分组成的“84式”军牌进入历史舞台。
　　同样在民间引起关注的是1999年江泽民乘坐的“甲A?02156”。该号牌属于“97式”号牌，与“92式”号牌相比，其字头仍为甲、乙、丙、丁等天干汉字，但之后的字头号则由数字改为大写英文字母，序号也由4位数字增为5位。文/本报记者 张伟
　　聚焦?检阅号角
　　35秒号角奏响“检阅时间”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习近平的检阅车开出城楼，开上金水桥时，天安门广场上响起小号声，这是首次亮相的《检阅号角》，全长约35秒。在习近平的检阅车开到长安街上的拐弯处停止。
　　号角长约35秒有34个音符
　　《检阅号角》作者是解放军军乐团年轻的作曲家郭思达。他告诉北青报记者，此前接到创作任务时，就被告知时长需控制在35秒左右。
　　郭思达介绍，这首约35秒的《检阅号角》有34个音符(叠声部音符不包括在内)，演奏时以小号为主。阅兵演奏由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王强负责，王强是目前解放军军乐团实力最强的第三乐队首席小号演奏家，曾在汶川周年祭时独奏《思念曲》。
　　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对郭思达创作的这首《检阅号角》评价很高：“它的每个音符都充满感情，平稳、坚定、刚毅、豪迈，音乐下透着骨气，这就是我们的领袖。”
　　创作十易其稿修改20多遍
　　北青报记者获悉，这是我国阅兵史上首次在领导人检阅车从天安门城楼驶出时响起号角，此前14次检阅中领导人乘检阅车出现时都没有音乐。为完成这首《检阅号角》，郭思达从5月底接到任务就一直没休息过。
　　因为是首次创作，团里非常重视。从5月底至今，郭思达前后写了10稿，修改了20多次。让郭思达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8月下旬，当时已确定演奏的最后版本，军乐团演奏员也练习了很久，他又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他立即改写一个新的版本。“当时告诉我，当天必须要写出来，很急!”他当即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赶写了另一个版本，这是最终演奏的版本。
　　创作者创作时考虑习近平风格
　　郭思达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创作《检阅号角》时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范例，给他的一个线索就是习近平乘检阅车驶上金水桥，他通过想象这个画面找到《检阅号角》想要表达的感觉。
　　因为要在习近平出场时演奏，郭思达在创作时还主要考虑了习近平的个人风格。他2003年进入解放军军乐团，因为解放军军乐团承担外事司仪中的演奏任务，进团伊始他就有机会出席各种国宴，近距离接触习近平，感受习的个人风采。
　　接到任务时，郭思达被告知要能“展示大国风范，庄严、肃穆，要深沉不要激昂”。他最终修改后的版本，得到了大家认可。去年12月13日，习近平赴南京参加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上演奏的《安魂曲》也是郭思达作曲。
　　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军乐团
　　军乐团的第15次阅兵演奏有何不同?
　　国旗杆北边，两个华表之间是千人联合军乐团的位置。华表间距离为99.6米，军乐手100人站成一排，12排共1200人。这是军乐团第15次参与阅兵，100名女演奏员首次参与。这次演奏与以往有何不同?
　　为将军领队演奏速度减慢四拍
　　据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兼总指挥张海峰介绍，1200人中有来自解放军军乐团、武警军乐团、海军军乐团三个专业乐团的近300人，此外从七大军区及全军15个单位的55支军乐队2600多名业余队员中抽调871人。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军乐团在徒步方队行进时改变了演奏的速度，以往历届阅兵都是每分钟116拍，这次降低速度改为每分钟112拍。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张治荣透露，今年慢了四拍，是考虑到徒步方队的将军领队，此次参阅的将军领队大多都是50多岁，要跟20多岁的年轻人一同训练受阅，112拍的速度，将军踏着非常合适，年轻士兵也不会觉得慢。另外，他表示，慢四拍后的步伐也比过去更加庄重。
　　阅兵中每换一个兵种就换一首乐曲
　　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次演奏的曲目总数相对较少。此前国庆阅兵时，不仅要演奏阅兵用乐曲，还要演奏群众游行用的乐曲。以2009年为例，当年联合军乐团演奏了46首曲子。这次取消了群众游行，所以演奏任务相对减轻。
　　不过，曲目总数减少了，演奏难度却提高了。因为演奏中不仅要适应不同曲目节拍快慢的转变，还要适应机械化换曲的节奏：一个兵种要换一首乐曲。他举例说，坦克来了就换《时代英豪》;换武警了就奏《忠诚卫士》;二炮来了，又有《二炮进行曲》;飞机来了，是《中国空军进行曲》，演奏乐曲风格得符合兵种风格。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合唱团
　　千人合唱团阅兵式上演唱8首歌曲
　　首次亮相的解放军千人合唱团在天安门广场上演唱了8首歌曲。阅兵结束后合唱团团长于海收到了各种“点赞”短信，称赞合唱团歌唱得好、动作做得漂亮。
　　纪念大会中，合唱团先后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保卫黄河》、《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强军战歌》、《国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就是力量》等8首歌曲。
　　合唱团副团长李成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些歌曲是经两轮筛选后确定的。最初确定了30首歌曲，《延安颂》、《地道战》等歌曲也在备选名单之中。团长于海介绍，筛选时主要考虑几个因素：一是大家耳熟能详且适合合唱的歌曲;二是考虑男声的特点，选择铿锵有力、阳刚有力的歌曲;另外考虑历史意义，更侧重抗战时期创作的歌曲。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前期队员们练习的《大刀进行曲》阅兵时并未演唱。于海说，《大刀进行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但在8月23日全要素预演前，有关领导经过反复斟酌，觉得《游击队歌》更能反映人民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特点。
　　于海介绍，为唱好这几首歌曲，合唱团根据千名军人男声合唱团的特点进行了改编。着手改编中，他们发现了问题：“有的歌曲有好几个版本。”
　　“我们想把这次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演唱变成一个相对标准的版本。有一些歌曲甚至找到作曲家、作词家本人或者家人核对。”于海说。
　　为《强军战歌》这首全军都会唱的歌曲，于海曾亲自给作曲家印青打电话校对谱子。作曲家卢肃10多年前已去世，副团长王军为《团结就是力量》校对乐谱，专门找到卢肃女儿请她拿原稿校对。
　　于海告诉北青报记者，8首歌全部唱完共15分钟左右。最短的《国歌》演唱不到1分钟，仅46秒，最长的《人民军队忠于党》，则要演唱近3分钟。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编辑：龙明洁
关键词：纪念大会;演奏;纪念;歌曲;机器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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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国级撰稿人的稿费到底有多少发布时间： 14:42　来源：海运仓内参　作者：王钟的
　　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是为了稿费吗？当然不是。但是，按照惯例，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确会收到稿费。而且，一些时候稿费不菲。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刊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国家级正职撰稿人的身份，引发一些媒体的关注。
　　像《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报刊杂志，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令人意外。海运仓内参（微信号：hycplb）也曾介绍过一些公众不那么熟知的刊登领导人文章的刊物（点击阅读《哪些刊物能常听“海里”的声音》）。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是为了稿费吗？当然不是。但是，按照惯例，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确会收到稿费。而且，一些时候稿费不菲。
　　首先是稿费标准问题。其实，政治局常委们的稿费标准与普通作者一样，既不会多，也不会少。2014年《南方周末》的报道称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求是杂志社的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也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都是按照普通标准执行，一般在7%-10%之间。
　　通过上面的标准，很容易算出，如果政治局常委级的领导人仅仅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按照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计算，所获得的稿费不会是一个太大的数字。然而，如果领导人的讲话、工作文稿结集成书，虽然也按照普通标准执行版税，但是因为领导人著作的发行量巨大，算起来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指出，朱镕基的著作《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目前销量也已达到数百万册。这里不妨做一道计算题，就拿《朱镕基讲话实录》有130万册的销量算，目前该书定价为196元，按照7%的版税标准保守估计，那么税前收入就高达1783.6万元。当然，这笔稿费还得交11.2%的税，作者朱镕基的实际收入保守估计在1500万以上。
　　因为图书出版确切的印数有时无从得知，还有一种了解政治局常委们稿费收入的办法，是看他们捐了多少。没错，大多数领导人在收获稿费后，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它捐出去。如朱镕基设立了实事助学基金会。2014年10月，朱镕基登上“2014胡润慈善榜”。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朱镕基“自2013年以来，共捐赠善款2398万元”，这些钱是朱镕基退休后出书所得的版税。想必这份报告还没有算全朱镕基在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版税。
　　据实事助学基金会公开的报告显示，该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包括：资助贫困学生，改善学习、生活条件；奖励品学兼优学生，鼓励人才成长；资助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设施建设；资助奖励贫困地区教师；开展符合宗旨的其他公益活动。其2014年度的捐赠收入超1500万元，而且全部都来自境内的自然人。而据《新京报》报道，朱镕基是该基金会的唯一捐赠人。“一些机构和慈善人士希望捐款给基金会，我们都婉言谢绝了。”基金会的理事长说。
　　从2003年到2006年，李鹏出版了《众志绘宏图———
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督———
李鹏人大日记》等4部日记体回忆著作。他曾经一次性将300万元稿费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李鹏延安助学基金”。李瑞环也亲手创办桑梓助学基金会，拿出论著《务实求理》一书所得稿费100万元捐入其中。吴官正分别出资115万元和100万元在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了昱鸿助学金，他还捐赠母校鄱阳中学设立80万元的“昱鸿助学奖励基金”。
　　领导人的稿费不留给自己或者家人使用，这一优良传统大概由毛泽东率先开启。毛新宇少将在一年全国两会时回应记者称：“除了支援有困难的工作人员，主席的稿费大部分投入国家建设，一部分用于给党内的高级干部买书，他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曾说：“到毛主席日逝世为止，即老人家临终前全部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
　　文/王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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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贴近读者，生动有趣。这些图书将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当代政治留下历史注脚　　　 原题：退休领导人如何出书
　　文/冯霜晴 本刊记者/闵杰
　　&我穿此袍十多年，业精于勤苦当甜。你无点墨靠送钱，编制关系滥用权。贪污受贿骨头贱，常说假话上下骗。道德败坏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这首名为《良官骂贪官》的诗出自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新书《闲来笔潭》。
　　与之前出版的三本工作文稿不同，吴官正的这本新书被称作&政治家写的文艺作品&。除了人生经历、工作回忆和读书感悟，读者还能读到吴官正原创的&小小说&。
　　该书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说，退休后，吴官正将&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所得写满了四十余册笔记本，成了《闲来笔潭》一书的原始素材。配上四十余幅自学的铅笔插画，生动而&有趣&。
　　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生动有趣，越来越贴近读者，而过去要求严格的送审程序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
　　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的中共领导人文选，近年来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
　　从已公开出版的书目看，政论文集和工作文稿仍是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主要形式。这类作品选取他们在任期间的工作讲话、文章、书信和批示集结成册，对领导人的从政生涯进行官方性质的梳理。
　　以领导人名字加&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这类书籍的最高规格。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
　　《朱基答记者问》对文集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这部书收录了朱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
　　2003年春，李岚清退休后，有人建议他出版文集，但李岚清否定了这一提议，改为访谈形式。&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古董&。&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前言中如此解释。
　　与卸任的西方政要相比，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往往低调。不过，西方政要决策回忆录的体裁逐渐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此后李鹏先后推出了五本日记体著作，涉及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
　　此类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杨尚昆日记》和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后者从参与者的视角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20多年中国的外交风云。
　　抛开政治题材、回归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也是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一大趋势。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
　　退休后的李岚清以&不涉政务&自律，醉心于研究经典音乐和书法篆刻，先后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原来篆刻这么有趣》《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作品。
　　在张振明看来，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不同以往，是卸任领导人著作里具有开新意义的一本。从这本&原汁原味&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窥见卸任领导人出书个性化和风格化走向。
　　&文稿小组&和&出版社&
　　对于出书的初衷，许多前国家领导人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前言中提到，&谈谈我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有时会向自己原来分管的部门借调人员。文稿小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同样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成员有原《人民日报》教育编辑组组长毕全忠和长期跟随李岚清跑教育新闻的前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等人。
　　整个编辑过程标准高、要求极严。尹鸿祝说，《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编辑过程中，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
　　李岚清本人先后与采编小组就修订意见面谈了十余次，局部修改不算，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
　　&现在有些变化，尤其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就没必要搞文稿小组，因为也不牵涉工作上的事情，&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闲来笔潭》一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几位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与其中。
　　此外，前国家领导人作品编辑亦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到了这个级别的领导，作品在公开发表之前都是机密件。特别是工作文稿，牵扯到一些工作秘密。&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专业以外，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曾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
　　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报批与送审
　　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
　　据张振明介绍，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都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按照立项规定，一般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领导人本人跟中央立项，一是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报批时走的是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即外研社向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专题申报备案。
　　选题的通过并不意味着一本书可以顺利面世，送审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是否需要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张振明说。
　　送审部门的回复意见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则是个别文字内容上的调整。
　　&最后一般由中办来出一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张振明说。
　　李瑞环新书《看法与说法》的编辑对媒体介绍，该书送审本报送中央后，曾被分别送给多个机构审定，所有部门均作出书面回复意见。
　　除了一般的审批流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在任国家领导人有时还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审定，具体工作连编辑小组也无从知晓。
　　据毕全忠回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初稿完成之后，采编小组征求了包括江泽民、李鹏、朱基、胡锦涛等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意见反馈有的是书面回复，有的是当面沟通。
　　至于送审时间，据张振明介绍，《闲来笔潭》因为不涉及工作文稿，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直接获批。
　　外研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外文版的送审过程很顺利。
　　编辑：肖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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