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治才能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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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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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政治才能，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真实才能大对比 首先从学历上对比，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却没有上过一天军校，他的军事知识和采用的战略战术都是从书本上自学而来的，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
的政治才能
蒋介石的政治才能
蒋介石的政治才能
蒋介石的政治才能
，他没有上过军校接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所以也就没有那种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战术敝病的束缚，他军事指挥艺术更多是来源于实践中、来源于生活中、更来源于血与火残酷的现实环境中。蒋介石19岁还未满就怀着“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愿望，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留学，接受了正规的现代化陆军军事培训，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科班出身。由于当时学得是炮兵专业并且在日本交田野炮第十三联队实习过，对于火炮和火炮在战斗中如何运用还是颇有心得的。其二两人的建军原则对比，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里面最早认识到军队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最高提出的，要建立一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是毛泽东最先提出并实现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余部前往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途中，到达一个叫三湾的地方，在那里首先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句话，这就是军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党的领袖对党的军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也为中央红军初期发展壮大和中央红军后期失败以致于进行长征埋下了伏笔。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中央面临国内军阀割据、国外势力又妄图阻止中国革命的复杂局势，决定创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而蒋介石自担任第一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想起以前国民党苦无自己军队而被各地军阀踢来踢去的情形，才开始下定决心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型军队，初衷也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础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党军。而蒋介石在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也充分利用了这支党军为他捞足了政治资本，从而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完成了从军队领袖到党的领袖再到国家的领袖的原始积累。其三两人的战斗生涯对比，毛泽东作为党代表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在红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作为战术指挥员亲自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同朱德一道结合当时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形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军事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等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全面发展壮大以后，毛泽东就很少再和战斗部队一起行军打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决策指挥者在后台进行指挥，只是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才又作为一个战术指挥者，率红军四渡赤水一举挽回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势，将自己的那套游击战术功效发挥到极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毛泽东基本就不亲自组织实施战术级的战斗行动了。平时而论蒋介石的单兵军事素质要大大强于毛泽东，在担任援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第二军前敌总指挥、第二军总参谋长期间，在军事上有一系列不寻常的建树，并且在陈炯明叛乱保护国父孙中山的永丰舰上作为炮兵出身的蒋介石亲自指挥军舰上的大炮对广州城里的叛军进行炮击，后又率黄埔学生军对广东军阀进行几次东征，都能亲自参与指挥部队行军打仗，不是陈赓大将奋勇施救，老蒋在东征期间就自杀身亡了，从这个侧面也看得出蒋介石作为军队的总指挥也能作到身先事卒的表率。自两次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基本就不参与战斗的指挥，而专注于国家和党内的纷争。其四两人的战略思想对比，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从初期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到中期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解放战争的“痛打落水狗”，到建国后抗美援朝初期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抗美援朝后期的“零敲牛皮糖”，还有六十年代为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事后证明这些战略路线都是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毛泽东伟大就伟大在他从不生搬硬套，他是从苏共的武装斗争史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走武装斗争这条路，是依照苏联模式依靠工人阶级攻占城市而后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政权，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是农民的这一特殊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以工农相结合，以农村保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结果获得成功。同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在战略方面相差甚多，北伐和建立黄埔学生军初期，蒋介石还能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战略方针行事，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还是撕下了同情工农革命的伪善嘴脸，并利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的革命妥协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共口号，顺利地窃取了北伐以来的胜利果实。经过一、二次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置倭寇妄图亡我中国的决心而不顾，把主要精力放到围剿我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经历四次围剿失败后，终于趁中国共产党权力交接之际（李德成为我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中），攻占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迫使中央红军进行了行程为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进。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和倭寇策划华北事变之时，还置国家百姓即将亡国亡种于不顾，念念不忘“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战略，想一举致红军于死地。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勉强答应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在庐山发表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抗日宣言。在蒋介石的整个军事生涯中他的战略方针乏陈可举，战术家的成份多于战略家的成份。其五两人的知人善用方面，毛泽东用人一般都会不计前嫌，一旦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他就会放手让你施展军事才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初期，林彪曾经针对他提出过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论断，而毛泽东却认为林彪在政治上只是个娃娃，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还是比较突出，结果还是任命其为红军最具实力的第一军团军团长。除了红军建军之初毛泽东亲自组织过几场战斗外，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他基本就不插手军队战术方面的事，在大的战役发动以前，他会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并根据所收集的敌军情报，给指挥员几个建议和应注意的事项，要其视情况的发展自行定夺，使指挥员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做出最适当的军事部署。而同期的蒋介石本应像以往一样发挥部属的军事才能，可不知道是因为剿共屡次失败对其部属不放心，还是怕部属有了自行决断的能力不听从其指挥的原因，竟然亲自组织部署战斗行动，尤其是解放战争开始后，先制定好一个作战计划和要实现的目标，又不让军队的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战斗部署，什么事都要听从他的意见，而自己又只是拿着根指挥棒在指挥室的地图上纸上谈兵，既诒误了战机，又使自己的部队陷入险境。再加上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这也是不到五年时间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就损失殆尽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果老蒋只好偏安台湾一隅，天天做着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还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的战略战术作战理论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好好地去挖掘整理研究的。 蒋失败从他自身上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政治才能 二军事才能 三民族大义与权力地位的取舍 一.政治才能： 无疑，蒋在排斥异已，消灭杂牌军的手段方面，是无所不用的高手，其政治斗争手腕，有着大部分北方人所无法理解的卑鄙。但是其在政治斗争中的挑拨，拉拢，收买和打击等手段的运用中总是能体现出浙江人所特有的以现实利益原则为出发点(笔者无意借此去影射浙江人，浙江人不要生气) 而忽视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情感因素，其对社会哲学的理解只局限于19世纪上半期欧美盛行的“理性主义决策科学”(美国当时国家政策依据大部分推崇哈佛大学教授巴纳德和以西蒙为首设定理性人为管理人(政府领导人)思想。 忽视民族感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政治内部团结的重要意义，直接导致失去了东北军张学良这位重情重义强大军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现实利益得失去实现国家内部权力的集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灭越多。 蒋用人扶植亲信的标准都是以本省人和自已的学生为基础，显然这种狭隘思想对于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势力的壮大,对内对外发挥能量都是有弊无利，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甚至使用外族人更别说外省人，坏人，敌人)量才用人的领袖魅力何止天壤之别。 二.军事才能: 蒋在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是人所共知的。每次战略战术的安排制定都不能从纯军事的角度出发，无论与中共的长期内战还是外战中，都多多少少的在军事战略战术安排上挟杂着政治阴谋。 说人才都在中共那里，蒋手下就没优秀的人才吗？这个问谁谁都会有疑问。在下看来杜聿铭、孙立人、陈诚、薜岳、陈明仁等论军事才能也绝非等闲之辈。 还有一个问题是，每次将部队交给前线指挥官手中，总是不能推心置腹的对其信赖(即使是自已的亲信或学生)，在大集团军作战时，一会儿亲自打电话给下面一个军长嘱咐几句，一会儿打电话给一个师长分咐几声，生怕前线指挥官把他的部队糟蹋坏了，也因此把前线的作战计划绞的一团糟！ 在执政期间军事装备严重依赖外国进口，本国的军事工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国工业原料如此之丰，而军工生产能力在当时却如此之低，不能不让人诧异！ 毛执政时尚能与苏联达成军工生产线技术的协议(即使有些落后也总比没有强)，而蒋与外国合作谈的大部分都是援助军实物多少枪弹，多少资金...好给庞大的常备军发工资...使得每次战争都经不起失败，一旦被打败就很难振作，军事战略不得不以保存实力为原则。但这种保存实力与毛是有性质区别的，毛是因没有城市地盘，没条件不得已而为之，而蒋却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忽视这方面的发展,不能不说是自身失误。 笔者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必然伴随着冒险精神和多多少少的赌博心理，而一味只是为保存实力消极防御，最后只能是战略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导致全盘失败! 三民族大义与权力地位的取舍： 说蒋是情愿卖国的，笔者不相信任何从小长在自已国家讲自已国家语言的人,会心甘情愿的出卖国家利益。但是真正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取舍，又有多少人能敢于正视？蒋初期的不抵抗政策不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是面对来势汹汹，实力积蓄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所做的一个战略性妥协。对于那次妥协的深层政治考虑，争议颇多。就笔者看来，还是上述第一点中以现实利益的交换原则去制定国防战略，将民族感情这一重要因素排除在外导致的。 以做生意的买卖思想用大片国土换取内部权力集中，是对各方面因素不做综合权衡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无疑失去的民族大义后，其在全民族精神动员和国家综合力量方面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蒋失败从他自身上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政治才能 二军事才能 三民族大义与权力地位的取舍　　一.政治才能： 　　无疑，蒋在排斥异已，消灭杂牌军的手段方面，是无所不用的高手，其政治斗争手腕，有着大部分北方人所无法理解的卑鄙。但是其在政治斗争中的挑拨，拉拢，收买和打击等手段的运用中总是能体现出浙江人所特有的以现实利益原则为出发点(笔者无意借此去影射浙江人，浙江人不要生气) 而忽视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情感因素，其对社会哲学的理解只局限于19世纪上半期欧美盛行的“理性主义决策科学”(美国当时国家政策依据大部分推崇哈佛大学教授巴纳德和以西蒙为首设定理性人为管理人(政府领导人)思想。　　忽视民族感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政治内部团结的重要意义，直接导致失去了东北军张学良这位重情重义强大军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现实利益得失去实现国家内部权力的集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灭越多。　　蒋用人扶植亲信的标准都是以本省人和自已的学生为基础，显然这种狭隘思想对于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势力的壮大,对内对外发挥能量都是有弊无利，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甚至使用外族人更别说外省人，坏人，敌人)量才用人的领袖魅力何止天壤之别。　　二.军事才能: 　　蒋在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是人所共知的。每次战略战术的安排制定都不能从纯军事的角度出发，无论与中共的长期内战还是外战中，都多多少少的在军事战略战术安排上挟杂着政治阴谋。　　说人才都在中共那里，蒋手下就没优秀的人才吗？这个问谁谁都会有疑问。在下看来杜聿铭、孙立人、陈诚、薜岳、陈明仁等论军事才能也绝非等闲之辈。　　还有一个问题是，每次将部队交给前线指挥官手中，总是不能的对其信赖(即使是自已的亲信或学生)，在大集团军作战时，一会儿亲自打电话给下面一个军长嘱咐几句，一会儿打电话给一个师长分咐几声，生怕前线指挥官把他的部队糟蹋坏了，也因此把前线的作战计划绞的一团糟！　　在执政期间军事装备严重依赖外国进口，本国的军事工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国工业原料如此之丰，而军工生产能力在当时却如此之低，不能不让人诧异！　　毛执政时尚能与苏联达成军工生产线技术的协议(即使有些落后也总比没有强)，而蒋与外国合作谈的大部分都是援助军实物多少枪弹，多少资金...好给庞大的常备军发工资...使得每次战争都经不起失败，一旦被打败就很难振作，军事战略不得不以保存实力为原则。但这种保存实力与毛是有性质区别的，毛是因没有城市地盘，没条件不得已而为之，而蒋却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忽视这方面的发展,不能不说是自身失误。　　笔者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必然伴随着冒险精神和多多少少的赌博心理，而一味只是为保存实力消极防御，最后只能是战略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导致全盘失败!　　三民族大义与权力地位的取舍： 　　说蒋是情愿卖国的，笔者不相信任何从小长在自已国家讲自已国家语言的人,会心甘情愿的出卖国家利益。但是真正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取舍，又有多少人能敢于正视？蒋初期的不抵抗政策不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是面对来势汹汹，实力积蓄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所做的一个战略性妥协。对于那次妥协的深层政治考虑，争议颇多。就笔者看来，还是上述第一点中以现实利益的交换原则去制定国防战略，将民族感情这一重要因素排除在外导致的。 　　以做生意的买卖思想用大片国土换取内部权力集中，是对各方面因素不做综合权衡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无疑失去的民族大义后，其在全民族精神动员和国家综合力量方面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国民党的一位将军和朱德打赌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怎么说
&gtTOP--其他侍卫还原蒋介石最后一天&人生最后一句话说的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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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侍卫还原蒋介石最后一天 人生最后一句话说的啥（图）
　　钟情梅花爱看《狸猫换太子》
　　据多名侍从贴身观察，蒋介石坐车、散步、走路时，都会思考事情，所以侍卫官不敢轻易插嘴。曾任蒋介石首席侍卫官的郭斌伟说，一次在花园散步，蒋介石突然大声说“不可以、不行！”吓坏一旁侍卫，久了才知道原来是他正在想事情。
　　曾任蒋介石首席侍卫官的郭斌伟提到，蒋介石喜欢梅花，宋美龄则钟爱玫瑰。蒋介石曾对宋美龄表示：“最喜欢梅花的香味，闻到这香味居然可以使我脑筋清醒。”
　　他表示，士林官邸原先栽种数百株红樱花，蒋介石某日特别交代将樱花移至阳明山，并在官邸、复兴乡角板山、阳明山宾馆都多种些梅花。之后每逢梅花盛开时节，蒋介石一定抽空上角板山赏梅，并摘一支满意的梅花送至宋美龄书房。
　　士林官邸御厨蒋茂发回忆，只要蒋介石想看电影，就放给大家看，他印象最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官邸前前后后播了十几次，“我们也跟着一起看”。在官邸担任警卫安检的戴位珩则说，蒋介石若挑不到喜欢的电影，就会说“放那个”，大家就知道要放他特别爱看、由李丽华和严俊主演的《狸猫换太子》。
　　蒋介石的最后一天
　　至于日，蒋介石过世当天早上，蒋经国早晨照例定省，谈到当天清明节，蒋经国要去观音山探望台湾前“国安局局长”陈大庆墓，并询问蒋介石睡得好不好，蒋连答两个“好啊！”要蒋经国早点回去。
　　但蒋经国转身准备离去时，蒋介石又说“你你你……”有如“锥心泣血”。蒋经国马上回头，蒋介石才说“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蒋经国回：“阿爹，我会啦！”这应该是蒋介石对蒋经国说的最后一句话。
　　侍卫郭斌伟说，那时蒋介石的身体已很不好，“这边插了针、那边挂东西”，却还这么关心儿子。
　　蒋纬国则在第二天、遗体送入医院冰库后赶到，希望见蒋介石最后一面，郭斌伟于是小心翼翼地把蒋介石遗体从冰库中拉出。蒋纬国一看到父亲，“啪”的一生跪在地上，哭喊“阿爹，我来了！”
(责编：陈蓝燕、施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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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蒋介石曾孙质疑去蒋化：跟过去威权时代有何不同？
台当局&文化部&又要推行中正纪念堂&转型&。（台湾&中时&报系资料图）原标题：蔡当局对中正纪念堂&去蒋& 被斥学扁旧招掩施政无能中国台湾网2月25日讯 继昨天（24日）民进党13名&立委&提案呼吁台当局&行政院&、&教育部&，要求各级学校拆除蒋介石铜像后，岛内绿营势力继续借&二二八&事件70周年发动&去蒋&浪潮。据台媒报道，台当局&文化部长&郑丽君今表示，中正纪念堂有必要&转型&，纪念堂商店将停止贩卖涉及&威权崇拜&文宣品，开、闭馆将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过去，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通过行政命令，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也曾设立所谓&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组织规程&。但2009年，该&组织规程&被时任领导人马英九废止，并且将&台湾民主纪念馆&再度改回&中正纪念堂&，仅保留&自由广场&牌匾。然而，今天上午，郑丽君在宣布&文化部&所谓&转型正义&工作规划时却表示，中正纪念堂是&威权统治时期&，为纪念&威权统治者&而建立。她宣布将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并将提出相关草案。她宣称，为避免复制&威权文化&，&文化部&将逐步让空间回归中性使用。目前已初步将纪念堂商店中&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商品（公仔、文具与生活用品等）下架停售；个人剪影logo不再使用，改用堂体意象logo；停止发放涉及&威权崇拜&文宣品及简介；开、闭馆停播&蒋公纪念歌&。另外，中正纪念堂展厅、艺廊与演艺厅将更名，回复原先使用的1展厅、2展厅与1楼艺廊、演艺厅等中性名称，并以艺文使用优先。同时，也启动文物展视室文物协调归还&国史馆&等单位事宜。对于台&文化部的&上述&转型&举措，有台媒直言，就是要将台湾中正纪念堂内有关蒋介石的记忆全部抽离。绿营势力借&228&事件70周年对中正纪念堂&去蒋化&，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表示，蔡当局又重蹈陈水扁时期的覆辙，启动&意识形态的恶意作为&。他更认为，中正纪念堂是重要景点，对大陆游客很有吸引力，也是文化资产保护的地方，台&文化部&以意识形态主导的做法非常不妥当。&文化部&没权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刻意抹杀某些历史。&民进党执政对于现在的问题无力解决，对于未来的方向又茫然无知；只好不断操弄过去、扭曲历史，可悲！&，郝龙斌痛斥。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受访表示，中正纪念堂停放&蒋公纪念歌&等&去蒋&措施，只会引发社会对立、仇恨与分化，是不智之举。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指出，这证明执政党意识形态作祟，企图放大冲击；失业率、青年低薪、两岸关系与年金改革等都比意识形态上作为重要。民进党强调意识形态冲突，是为掩饰在台湾重要议题上无法执行的窘状。现任中国国民党&立委&的蒋介石曾孙蒋万安就此事质问：蔡当局此举是用主观意识形态呈现历史，&跟过去威权时代有何不同？&蒋万安今受访表示，过去&威权时代&只论功，而蔡当局现在只讲过，两者都是用主观意识形态来呈现历史，做法上并无不同。他认为，对于蒋介石的&功过&应全面、完整呈现。&无论好坏，将史料全面呈现出来，民众才能对历史有更深了解，我们也才能客观进行评断；而&蔡政府&只呈现&过&的部分，真正的历史无法被客观还原。&相关报道台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商品下架 当局被讽改卖小英公仔小英公仔资料图中国台湾网2月26日讯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台当局&文化部长&郑丽君25日宣布，初步将中正纪念堂商店中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商品下架停售，开闭馆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楷表示，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商品下架，&文化部&是要拍马屁改卖&小英（蔡英文）公仔&、&贪污纪念扁（陈水扁）帽&吗？据报道，洪孟楷指出，台当局&文化部&在&二二八&连假宣布中正纪念堂中蒋介石商品下架，姑且不论中正纪念堂商品部已经委外，台当局应该尊重利伯维尔场经济。如果没人买业者也不会开发，但如果现在持续有观光客购买却遭勒令下架，那就真的&住海边、管很大了&。洪孟楷说，民进党当局上任后持续以意识型态治台，上至&追杀国民党党产&下至&蒋公公仔下架&，都只是掩盖施政的无能。所以只能用意识形态来唤起死忠支持者的回归。他讽刺说，既然如此，建议台当局&文化部&马屁拍响一点，在中正纪念堂卖&小英公仔&，而且还可以有一系列商品包括&台独&教父&阿辉伯（李登辉）徽章&、海角七亿&阿扁贪污纪念扁帽&，保证对于唤起死忠粉丝有特殊功效。（中国台湾网卢佳静）陶涵：对蒋介石的描述有别于以往的视角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陶涵，英文名字是Jay Taylor，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他的著作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为《蒋经国传》，而该书与江南（刘宜良）的《蒋经国传》被学界认为是绕不开去的研究作品，而陶涵本人也被认为是对蒋经国研究最为透彻的学人之一。在台湾纪念蒋经国百年冥诞时，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专门接见陶涵，一起研讨蒋经国的历史价值。
而在近期，陶涵作品《与现代中国》简体版由中信出版社引入大陆，书中所披露的史料，以及一些惊人话语轰动一时，再次引发公众的热议。时代周报记者在出版社方面的帮助下，联系到远在美国的陶涵教授，在经过了漫长的邮件往来之后，陶涵教授发来了详细而条理清晰的访谈内容，其中有不少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也有对学界质疑的回应。
&在应对西方媒体上完全无能&
时代周报：据了解，你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与蒋介石先生有过几次接触。能否谈谈与他见面的经历？当时你对他个人的印象如何？
陶涵：上个世纪60年代，我作为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居住在台北，有大概两三次的机会，我参加了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接待会。我的印象里，我跟他握过手，对他说：&很荣幸见到您&，然后他似乎嘟嘟囔囔说了些什么，听不清。他当时已经尽显老态龙钟，看上去相当虚弱，而且握手时候的力度也是出乎意料的轻柔。总的来说，他完全不是惯常描绘里那个时代枭雄形象，无论是大陆时期的独裁者，还是台湾时期铁拳政治的统治者，似乎都跟那个老人搭不上边。其实这种定义，更多的属于当时美国自由主义者以及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先生的成见。
时代周报：你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里写，说你在写作成名作《蒋经国传》之前，对于蒋介石也就是一个&独裁者&的印象，别无其他。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你后来对这一单一印象的转变？
陶涵：我对蒋介石先生的负面印象在我进入美国外交部服务期间可以说算得上根深蒂固。当时有关蒋介石政权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小说和畅销书，几乎都将他描绘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历史人物。由总统任命的蒋介石先生的参谋长&将军，似乎在他1942年初抵达中国的第一天，就致力于削弱蒋介石的威严。史迪威是一位能言善辩并且野心勃勃的人物，在西方媒体中非常受欢迎，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抗战期间中共在重庆的代表人物，迷人的周恩来先生和朱德先生，非常有力地说服了史迪威以及其他战争期间美国的领袖人物&中国共产党才是战争中作出大部分贡献的一方，并且中共青睐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类型的民主&包括记者、学者以及外交家，大部分都属于自由主义阵营。
蒋介石倒是一个内向且有些沉默寡言的人。在应对西方媒体，以及解释他的作为方面，可以说他与周、朱截然相反&这是现代世界体现领导力的重要领域，可他却完全无能。我是在1995年初，为了写《蒋经国传》做研究资料搜集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从1965年我离开台湾以后，许多学者已经找到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证据，来给予蒋介石在特定历史时期或事件上一个更为&客观&的评价。
时代周报：除了在政治上讲述蒋介石的功过外，你在书里也特意描写到了作为普通人的蒋介石形象。
陶涵：对，95%的时候，蒋介石穿得很简单，一般是没有军衔的制服或黑色绅士长袍，头戴一顶软呢帽。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穿得像一个谦虚的学校老师。30岁之后，他很少喝酒，常常喝热白开水，在台北之后会喝可口可乐。他吃简单的宁波菜，即使在宴会上也是如此。他读唐诗、孟子，也喜欢美国电影。正如人们注意到的，他会拉着夫人的手。他似乎不在意外甥女兼助手是个穿异性服饰的女同志，而外甥女也和他们一起生活吃饭。他很享受和孙儿们在一起的时光，他们大多数是欧亚混血儿。&&&&&&&
在极少数的场合，他会忍不住抽泣。他有脾气，年轻时是个坏小子。但人到中年，在非正式场合拍下的照片里，他的脸上有温和的微笑。在台湾，很明显，他更喜欢自己那个慈祥老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我们在台币上看到的面容，他微笑地看着我们，背后是台北中山公园里他的大雕像。
&蒋经国比他父亲更理想主义&
时代周报：我们同时了解到，你与蒋经国先生也有一些接触，而你的《蒋经国传》可谓权威之作。你对蒋经国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印象？
陶涵：其实我跟蒋经国也算不上有一些私人交际，也就是握过几次手。但我的确有很多的资料让我足够来对他做出评价。为了写作《蒋经国传》，我在大陆和台湾采访了大量的相关人士，蒋经国的同学、同事、朋友、基督教牧师、亲戚，曾为他工作过的工作人员，数量非常庞大。此外，我也与美国方面联络，比如外交官、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一些曾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其他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和日记对我也非常有帮助，虽然有些人已经过世导致我无法当面与之接触。总之，我的感觉是蒋经国与他的父亲，在个性和领导风格上完全不一样。
相比较蒋介石的沉默寡言，蒋经国是一个外向、放松的人。蒋老先生身上有充满活力、敬业、诚信的一面，但同时也严守纪律，对下属可谓有苛刻的要求，并且会对他人的失败做出严厉的惩罚。而蒋经国虽然也充满活力并且决断，但大部分时候他的策略是对他人积极的鼓励，恩威并重。至少他不会对他的工作人员或者将军们大吼大叫。和他的父亲一样，蒋经国对于人性转变的问题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但他在长达13年的生活经历中让他比他父亲多了一些理想主义。蒋氏父子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却也同时与外国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蒋老先生是入了西方的宗教，而蒋经国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时，也接受了一种来自西方的思想&共产主义。
时代周报：在你的研究过程中，是否还与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接触？能否分享一下经历？
陶涵：我还采访了蒋介石的养子蒋纬国，以及他的两个孙子和孙媳妇，另外还有一些表亲。宋美龄女士在蒋介石死后离开台湾&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再没接受过访谈，而蒋经国的俄罗斯妻子也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但我也的确接触了一些曾与这两位女士有交往、或者比较亲近的人。蒋纬国与我的交谈，一直在抱怨经国的权力对其事业造成的阻碍，而且还声称蒋经国其实并非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当然这一点我不相信。我在蒋介石出生的地方还举行过一次座谈会，搜集了一些故事素材，随后又见到了一位蒋经国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我的两本书总共采访了超过300位相关人士，其中大部分从不同侧面向我提供了蒋氏父子的情况。
有别于以往的视角
时代周报：你的两本著作《蒋经国传》、《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均已经引进大陆，简体版与繁体版之间是否有区别？做了哪些改动？
陶涵：简体版可以说98%的有关蒋介石的内容得以保留，包括他的行为、书面或者口头的话，以及思想活动&当然这要说明，思想活动属于我的推测。因此，中国的读者可以看到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有别于以往历史的蒋介石形象，不同的视角，比如北伐战争、南京十年；比如在1927年之后面临日军威胁时，蒋介石的外交、军事和发展策略；西安事变、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策略、他与史迪威将军以及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日本宣布战败、满洲里的战斗，以及最终蒋介石在内战中的战败等。
同样，在蒋介石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到了台湾之后，读者也会发现针对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和平成果的有别于以往的视角：彻底的土地改革、工业化以及最终的高科技生产力、跻身世界排名的教育水平、良好的公共医疗系统、快速增长的财富、较低水平的官员腐败并保持相对较低的公民收入差异。许多中国人，可能包括一些杰出的学者，或许可能对我书中的一些内容和结论持不同看法。
时代周报：杨天石教授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序言中说，你对1949年以后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等&判断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文献阙如，难免依靠猜测&。你对此是否有回应？
陶涵：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指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我对杨教授非常尊敬，也认为我有关&周恩来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的结论并不是完全不可质疑。所谓在香港之间的往来的证据，当然也算不上是决定性的证据。但是我有找到来自北京方面的可靠、权威的口头确认是1958年台海危机时候的联系。首先是1971年周恩来对基辛格的材料中有所体现，其次是1994年12月乔石曾向一位华裔名人提及，而他是中国情报和安全机构的领导人。1958年10月，蒋介石日记里也提到了北京-台北之间的秘密协议，而炮轰金门只有几天时间。此外，已有披露的苏联大使的访谈中，也提到了毛泽东在1957年秋天曾谈到与蒋介石就台海危机交换过意见。
蒋介石日记里有关尼克松时期的内容，并没有直接说尼克松政府曾向他详细说明过与北京之间的交流，或者他在北京高层安插间谍。但是他的日记里却持续地评论了那三年间发生的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许多事&而且大部分只有北京以及尼克松之间才可能知道的事&我觉得这一点似乎很有说服力。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到北京，周恩来也有暗示,与蒋介石在忽然转变的美日关系上曾交换过意见。此外蒋介石沉默但实际上愤怒的反应，也说明了他知道不少基本细节。人们可以怀疑，但是我的观点是，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知道许多白宫与中南海之间的密谈细节。
[责任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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