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失衡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论争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张学昆
内容提要：随着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失衡，美国国内就美国“大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仍然能承受霸权的成本，并且深度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可观的安全收益和经济收益；战略收缩的支持者则认为，为应对权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应该减少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收敛霸权抱负，以实现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当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论争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这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战略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关 键 词：美国军事与外交/大战略/国际体系失衡/争论/单极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6BGJ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原因不仅仅在于美国拥有超强的权力，而且还在于它提出了能够平衡手段与目标的对外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在两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新兴国家整体实力的上升，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相对衰落，2008年金融危机后甚至泛起了新一轮的“美国衰落论”。这种变化无疑会影响到21世纪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而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在21世纪的前途和命运。面对一个正处在深刻变化中的世界，美国亟需对一些事关“大战略”的基本问题做出回答：美国的利益和目标是什么?这些利益和目标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美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应对?有关政策和战略的提出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围绕着这些问题，美国国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要聚焦于两种不同的战略选项：第一种是实施以缩减安全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收缩，把资源和注意力转到更为紧要的挑战上；第二种是继续维持以深度介人为特征的扩张性全球霸权战略，确保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本文将探讨国际体系失衡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之间的关系，论述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美国国内就不同战略选项之利弊得失所展开的论争，最后分析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选择。
一 国际体系失衡与霸权国的政策选择：新现实主义的解释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随着单元之间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对单元的行为，以及单元之间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②一旦国际体系的现有治理与该体系的权力再分配出现脱节，国际体系就开始失衡。由于大国之间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存在，权力的再分配不可避免，并将导致国际体系的失衡，其本质涉及正在兴起的大国取代正在衰落的原来居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变革。国际体系失衡后，虽然体系内的声望、势力范围、规则、制度、分工等仍会在一段时间内有利于传统的支配国，但传统的支配国主导下的体系治理最终所依赖的权力基础已经受到侵蚀。如果国际体系无法恢复到原有的平衡，那么这一体系将发生变革，一个反映权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平衡将被建立起来。③这种状况对体系的支配国形成了挑战，也为崛起国提供了机会。不管是对支配国还是崛起国，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进程中，通过维持国际目标与可用手段之间的平衡，制定出可靠有效的、恰当的“大战略”，不仅对于维护它们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且对于推行与自身财富和军事力量相匹配的计划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权力相对衰落的霸权国维持现状的成本增加了，其所拥有的权力和所承担的义务之间出现了鸿沟。这时，霸权国面临着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指出的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维持义务与资源的平衡。④如果霸权国不能对这种情形做出有效应对，它将面临危险和苦难，甚至会像因轻率地制定预算而入不敷出的公司一样，最终因丧失偿付能力而走向破产。为了避免危险和破产，衰落中的霸权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维持义务与资源的平衡。在它面前有两种政策选择：一是寻求增加资源以保持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二是减少它现在承担的义务(及相应的成本)以保持义务与资源的平衡。⑤第一种政策选择的方法包括增加国内税收、要求其他国家提供更多支持、革新制度等三种方式。前两种方式存在着内在的风险，可能会激起国内人民和国际盟友的反抗；最后一种方式要求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进行革新，以提高对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或增加可支配的资源总量，但这种方式由于社会僵化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意味着习惯、态度和动机方面更多的总的变化，这种变化还包括构成文化遗产的整套价值观念的变化。第二种政策选择的方法包括消除增加成本的原因(比如发动防御性战争来削弱或摧毁新兴的挑战者)、扩大更安全但成本低的防线、减少国际义务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衰落的大国看来是最有吸引力的，当面临衰落与战斗的选择时，政治家大多选择战斗，正如斯巴达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试图在它还有力量的时候打垮雅典这个新兴的挑战者，然而防御性战争除了会造成不必要的生命损失外，还可能触发一连串政治家不能控制的事件；第二种方式是指衰落的大国试图通过进一步扩张的方式来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即靠获得开支更少的防御地位来降低它的长期成本，但这样做也可能导致进一步过度扩展所承担的义务，增加成本，从而加速衰落。第三种方式即实施战略收缩，减少外交政策中承担的义务，以保持成本与资源之间的平衡，但实施该战略在政治上比较困难，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时间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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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体系失衡对美国“大战略”的挑战
“大战略”的制定需要对以下一些方面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全球战略环境的性质、一国在这种环境里的最高目标和利益、对这些目标和利益的主要威胁、一国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数量，以及使用权力资源的方式。但“大战略”并非一门精确的科学，因此不同的人对“大战略”的认知和理解略有不同。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大战略涵盖了国家对其总体安全所做的一切决定和安排，其中包括其所判断的威胁、应对这些威胁的手段，以及为实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而采取的措施”。⑥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指出：“一项大战略要告诉国家领导人应该采取何种目标，应该如何最成功地运用国家军事力量实现这些目标。大战略类似于外交政策，它们面对的均为国家在外交事务中的重大选择。……但它(大战略)集中关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军事工具的使用方式。”⑦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就其本质而言，大战略就是有关决定哪些属于一国的生死攸关利益——指那些足以值得为之而战的利益——以及该国在世界上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⑧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大战略的关键存在于政策之中，即国家领导人尽其所能将所有资源——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非军事力量——统合起来，以维护和促进国家长远的(包括战时和平时的)根本利益。”⑨综合以上观点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大战略”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国如何优化配置和综合运用各种权力资源和手段——包括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来实现本国所设定的核心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的总体构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应当怎样通过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些利益和目标。它反映了一国对自身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及自身在这一环境中的利益、角色和目标的基本认知，在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国内社会各界，尤其是战略界人士，就本国长远的根本利益和外交政策总目标等重大问题寻求共识而展开的激烈辩论。
罗伯特·阿特认为，美国有六项重要的国家利益，分别是：第一项，防止对美国本土的进攻；第二项，防止欧亚大陆上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并尽量防止可能引发此类战争的激烈的军备竞赛；第三项，保证美国的石油供应渠道安全畅通，有能力购买到价格合理的石油；第四项，维持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五项，促进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和人权尊重，防止内战国家的种族清洗或大规模屠杀；第六项，保护全球环境不受损害，特别是不受全球变暖和气候巨变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其中，第一项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第二、三项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最后三项是重要的国家利益。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领导人一直在尽其所能地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来寻求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美国推行了一种以深度介入为特征的全球霸权战略，以达到以下战略目标：管理外部环境以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近期和中期威胁，促进自由经济秩序以扩展全球经济并最大限度地促进美国国内的繁荣，创立和维持全球制度秩序来确保必要的国家间合作(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条款)。(11)在美国的“大战略”中，欧洲、中东和东亚被界定为最重要的三个区域，美国在些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战略注意力，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这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这里的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承诺，另一方面是要防止在这些地区出现任何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
冷战期间，美国实施遏制战略，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展开争夺霸权的斗争，极力阻止苏联在欧洲、中东和东亚扩张势力。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国际体系从两极走向单极，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战略学家、外交政策评论员、决策层等不同人士对后冷战时代美国的霸权能否持续一段时间或者只是一个短暂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持不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12)冷战结束后，美国学界旋即就美国的“大战略”展开了辩论，对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单极霸权能否长期存在众说纷纭，他们以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许多战略选项，包括孤立主义战略、离岸平衡战略、选择性介入战略、集体安全战略、合作安全战略、优势地位战略、单极霸权战略等等。(13)最终，美国决策层选择了单极霸权战略，五角大楼曾宣布不会容忍任何对美国优势地位的挑战，声称要阻止新对手的再度出现。(14)在不同的政府时期，这种单极霸权战略的轮廓和名称都有所不同。老布什政府先是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后又积极倡导建立“世界新秩序”。随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则提出了所谓的“接触与扩展”战略，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帝国主义。小布什上台后，宣布退出《反导条约》，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坚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在九一一事件和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推动下，推出了以先发制人为特点的“新帝国大战略”。针对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策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等学者曾宣称，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已趋于消亡。(15)就其结构来看，冷战后的单极霸权战略仍以美洲为根基，以西欧、东亚和中东这三个地区为战略支点，继续在这三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和主导权；同时战略边疆继续向外拓展，尤其是北约的东扩，把中东欧地区及部分苏联成员国纳入其中，同时扩大美日安保合作的地理范围，试图在更广的区域内定位日美同盟。受扩张性的“深度介入”对外战略的驱动，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它的军舰在全世界关键的海域和航线上游弋和巡逻，成千上万的军人驻扎在军事盟国的国土上，并以人道主义干涉和反恐等名义发动和参与了多场战争，包括发动海湾战争(1991年)、两次军事干预巴尔干地区(1995年干预波斯尼亚，1999年干预科索沃)、入侵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参与利比亚战争(2011年)。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继续呈现出扩张性的特征，意图把“单极时刻”固化为“单极时代”，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确保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然而，随着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以及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的“单极时代”终究成为一个泡影，并对美国的对外战略提出了挑战。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发动了两场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并没有开启一个新的美国世纪，反而极大地侵蚀了美国的权力和领导世界的合法性，所谓美国是仁慈的霸权也不攻自破。此后，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又重创了美国的经济，有关美国霸权开始衰落的论调再次喧嚣一时。(16)美国的衰落将导致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出现了失衡的趋势，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权力基础受到了侵蚀，如果美国不能做出有效应对，国际体系就将发生变革，新兴的崛起国将取代美国的地位，在国际体系里建立起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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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的衰落属于相对衰落，也就是说，美国的绝对实力并没有下降，但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变小了。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军费开支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拥有世界上装备最好、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军队，拥有众多先进的攻击潜艇和航母舰队，掌控世界上多数关键的海峡和咽喉通道，先进的战机和无人机给予其巨大的空中优势，在外太空和网络空间也握有主导权。根据美国学者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Brooks)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的观点，在当前国际体系结构的权力分配中，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而中国是正在兴起的潜在的超级大国(emerging potential superpower)，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则为大国(great power)。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可以表述如下：大国→正在兴起的潜在的超级大国→潜在的超级大国→超级大国。(17)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就是中国距离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但却也是最有可能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最为明显。从1999年到2009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份额(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从23％下降到20％。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相当不妙，从2001年到2009年期间，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了一番，从32％增加到67％，累计债务达五万亿美元；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很庞大，约为3万亿美元。(18)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尤其是中美之间可能发生权力转移的前景，促使美国使决策者对现行的“大战略”进行彻底的评估，决定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调整现行的对外战略。
面对权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需要在“大战略”上做出调整，以实现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平衡。对于美国来说，能否适时和正确地做出战略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会加速、延缓或扭转美国霸权衰落的趋势。实际上，早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不少战略学者就对小布什过度扩张的“新帝国大战略”提出了异议，并提出了几种体现出战略克制观念的替代选择，比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提出的“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战略、克里斯托弗·莱恩(Chirstopher Layne)提出的“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提出的用制度和规范来约束新兴强国的“锁定战略”。(19)近年来，基于对布什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战略学界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第一，美国是否应该维持广泛的全球安全承诺?第二，美国是否应该在海外维持显著的军事存在?第三，美国是否应该寻求推广及领导自由制度秩序?他们提出了两种战略选择：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或战略收缩(retrenchment)。(20)这两种战略选项分别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对以上三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战略收缩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当前应该进行战略收缩，收敛霸权抱负，减少它在外交政策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深度介入的支持者则主张，美国应寻求增加资源，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履行其承担的安全承诺。对美国来说，这两种选择各有其吸引力和危险性。
三 深度介入的成本与收益
克里斯托弗·莱恩、巴里·波森(Barry Posen)等学者认为，深度介入战略的成本太高，包括预算成本、维持霸权领导的体系性成本、卷入战争和冲突的风险成本，在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这些成本。(21)斯蒂芬·布鲁克斯、约翰·伊肯伯里、威廉·沃尔弗斯是赞成深度介入战略的代表性学者，他们认为深入介入能给美国带来很多收益：首当其冲的是安全收益，美国的安全承诺降低了欧洲、中东和东亚等世界核心地区的安全竞争，并对潜在对手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其次是经济收益，美国的安全承诺有助于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并在经贸协议的谈判中加强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最后是制度收益，美国的领导作用有助于在应对各种非传统威胁时建立起制度化的国际合作。(22)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放弃了它的全球领导角色，它将失去这些益处，进而使自身置于一个更不安全和更少繁荣的世界里。
(一)深度介入的定义
就其内容而言，深度介入是指美国在海外维持显著的军事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做出广泛的安全承诺，并致力于在全球推广和领导有利于美国的自由制度秩序，以维护美国安全、繁荣和自由的根本利益。就其实质而言，深度介入是一种奉行扩张主义和追求霸权的对外战略。这种战略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扩张和权力最大化是能够使大国获得安全的最优战略。大国的最终目标都是尽可能攫取世界权力，最终支配国际体系，但由于地理障碍——主要是辽阔海洋对于投射力量到遥远地区的阻遏作用，大国要成为全球霸主可望而不可即，最实际的目标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并确保没有竞争性的大国支配其他地区。(23)深度介入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的最好描述，美国以在美洲地区的霸权为基础，在欧洲、中东、东亚这三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维持显著的军事力量，对这些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做出安全承诺，维持这些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并防止在这些地区出现任何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
(二)深度介入的成本
首先是经济上的成本。经济成本是指“深度介入”战略所需支出的成本和替代战略所需支出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它关注美国的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是否能够继续支撑全球前沿军事部署。克里斯托弗·莱恩认为，美国飞速上升的预算赤字使维持广泛的军事承诺变得愈益困难，战略承诺超出了可使的资源。(24)美国智库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取消所有的安全担保和结盟，把海外部署的军队都撤回国内，重新布置海军，大量裁减人员，大幅缩减武器采购，那么将在十年里节省大约9000亿美元。(25)面对批评，深度介入战略的支持者做出反驳，他们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年度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5％，即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也同样如此。相比之下，从1950年到1990年，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6％。(26)尽管九一一事件后军费支出急剧上升，但这不意味着维持积极介入的战略态势始终需要如此高水平的开支。他们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和后九一一时代，美国的经济完全可以支持海外前沿部署和履行安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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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霸权领导的体系性成本。反对者认为，(27)深度介入会激发国际体系层次的两种阻力：第一，深度介入世界核心区域的安全事务会促使其他国家制衡美国。制衡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包括结盟、内部平衡(把潜力转变成军事能力)、软制衡(使用制度、规范或其他非军事手段来约束美国)。对此，支持者认为，深度介入战略不会引发针对美国的制衡。一方面，根据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制衡主要是针对地理上邻近的霸权国，这并不适用于美国，因为以太平洋和大西洋为屏障的美国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另一方面，根据威胁平衡理论，有许多系统性因素减弱了其他大国对美国安全威胁的感知，要激发出一个针对美国的硬制衡联盟，美国需要表现出像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或者苏联一样的扩张野心。美国的深度介入阻滞了国际体系中的能力分布走向均衡的格局，因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因为受到美国的保护，它们没有发展军事能力的强烈动机，而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家则受制于美国的技术封锁，要赶上美国的军事力量需要很长的时间。再者，国际社会也很难用制度、规范、规则、合法性标准等软制衡类型的工具来制衡美国，因为这些软制衡类型的工具多数都是由美国创建和主导的，美国本身也试图用它们来制约和塑造其他国家的行为。第二，深度介入将使美国遭遇过去霸权国同样的命运，即过度扩张导致霸权衰落。反对者认为，深度介入战略大量侵占了本可以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从而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最终将导致美国的衰落。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在霸权的诱惑下走向扩张，由于过度扩张而承受过多的霸权负担，从而导致美国国力“入不敷出”，最终走向衰落。
第三，卷入战争和冲突的风险成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安全承诺是美国深度介入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美国与68个国家签署了防务协定，这个安全网络跨越了五大洲，涵盖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占了接近全球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三。(28)深度介入战略的反对者担心，美国对众多盟友做出的安全承诺也会使自身卷入不必要的战争与冲突。他们认为，美国对小国的安全承诺会招致道德风险，因为有了美国的安全承诺，小国会冒它们否则不会冒的风险，而美国由于担心不履行承诺会使信誉受损，因此并非利益攸关的时候，美国也可能被迫加入战争。这种观点似乎推翻了修昔底德所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的现实主义论断，变成了“弱者可以做它们想要做的，强者只能承受它们必须承受的”。对此，深度介入战略的支持者认为，理性的国家能预计到这类风险并会保护自己，结盟不仅仅是权力的集中机制，也是控制风险和发挥影响力的工具。他们举例说，美台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不断出现台海紧张局势之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会使自身卷入冲突里，于是采取了双重威慑的策略：既威慑中国大陆发起无端的武力进攻，同时也威慑台湾采取单边地迈向独立的挑衅性举动。(29)此外，美国无可匹敌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可能会导致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界定的扩大化，并大大增加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使美国面临着对安全问题进行总体解决的诱惑，正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强行在这里开启民主建设计划的做法。
(三)深度介入的收益
首先是安全收益。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存在和介入，欧洲和东北亚很可能会形成一个竞争性的不平衡多极体系，其中充斥着安全竞争、军备竞赛、核扩散和与之相联系的预防性战争的诱惑，甚至会酿成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和全面的大国战争。(30)深度介入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一方面可以向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承诺，约束它们不要采取挑衅性行动，另一方面又可以阻止有区域霸权野心的国家进行扩张，避免地区安全困境的加剧。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离开东亚，日本和韩国可能就要扩展它们的军事能力甚至发展核武器，而这势必会恶化东亚的安全形势；如果美国离开中东，该地区的安全困境会进一步加剧；如果美国退出欧洲，激烈的大国竞争会回归欧洲，或者由于欧洲国家不愿意增加军费预算而不能使自身免于外部的威胁。(31)
其次是经济收益。支持者认为，深度介入战略有助于维持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全球经济。美国的安全承诺能减少安全困境、军备竞赛、区域冲突，以及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从而维持全球经济秩序，并保护海上航道和其他运输通道等“全球经济公地”。深度介入还有助于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有利地位，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微观层面，美国因在安全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获得在经济谈判中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促使盟友支持它的偏好进而达成更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协议。(32)2012年的美韩自贸协议谈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韩国很重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想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这是它愿意在劳工和环境条款、汽车条款等方面做出让步，并最终与美国达成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自贸协议的关键原因。在宏观层面，美国发挥它在安全上的影响力来塑造全球经济的整体结构，比如维持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结构，维护美元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地位，推进开放的区域主义，等等。美国的盟友支持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全球经济秩序，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很重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是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倡议，日本之所以对其表现出兴趣，更多的是因为日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有助于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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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制度收益，支持者还认为，深度参与战略使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成为可能，有助于在各种问题领域促成制度化的国际合作。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跨国威胁，既包括核扩散这样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包括恐怖主义、走私、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跨国威胁。这些跨国威胁实际上只能通过各国共同努力和采取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来应对，但是制度化的国际合作不会轻易地实现，尤其是当各国的国家利益有分歧的时候。美国的领导作用能够促进制度化的国际合作，并以反映美国利益的方式来塑造合作。(33)
四 战略收缩的合理性及风险
在推行深度介入的霸权战略长达60多年之后，美国到了实施战略收缩的时候了吗?对于那些支持收缩的学者来说，答案是明确和肯定的：在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体系失衡的背景下，当前实施深度介入战略的成本不断上升，收益则不断递减，美国是时候开始战略收缩了。然而，由于收缩是相对虚弱和衰退的标志，美国与盟友和敌人的关系都会因之而面临着恶化的风险，同时该战略的实施也面临着国内政治进程的约束。下面将基于既有的相关文献，对战略收缩的合理性及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
(一)战略收缩的概念
收缩(retrenchment)是指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的一项政策。抽象地来说，这意味着重新分配战略资源，把资源从面向次要利益转向核心利益，从而减少外交政策的总成本。具体而言，战略收缩的方式可以归类为节省支出、降低风险和转移负担三种：第一，通过削减军事开支和人员开支来减少支出，以弥补不断减少的战略资源；第二，通过减少在一些地区的外交政策义务和降低外交政策目标来减少风险，在极端的情形里，甚至可以撤离和完全放弃现有的承诺；第三，向盟友转移负担，敷衍对盟友的外交政策义务，鼓励盟友为集体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34)通过以上几种方式，衰退中的大国可以把战略承诺和资源从边缘利益转向核心利益，在最有价值的地方和功能领域持续投入资源和战略注意力，比如确保经济的稳定和繁荣。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收缩与霸权变化不同，尽管两种现象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战略收缩是任何国力衰退的大国都可以采用的一种选项，无论这个国家是不是霸权国。
(二)实施战略收缩的合理性
从历史上来看，战略收缩似乎只是霸权国在相对衰落时的一个备选方案，霸权国通常不情愿实行战略收缩，只有在军事行动失败了或者代价过于高昂的情况下，在用武力来维持当前的对外战略变得不可能或不实际之后，它们才会实施战略收缩。比如，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收缩——大规模非殖民化和从印度洋边缘地带撤离，是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所引发的军事溃败的一种反应；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战略收缩，是对在越南战争中遭受挫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从东欧的收缩，是对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的一种反应。以此类推，由于受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拖累，美国将被迫实施战略收缩。然而，美国学者保罗·麦克唐纳德(Paul K.MacDonald)和约瑟夫·帕伦特(Joseph M.Parent)通过对1870年以来18个衰落大国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和统计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收缩是对相对衰落的一种常见的和有效的回应。他们认为，通过主动实施战略收缩，衰落中的大国可以实现体面的衰落，甚至有望恢复它们昔日的领导地位，而不进行收缩则无望重新振兴。(35)由此看来，对于处于衰落中的大国来说，实施收缩不失为一种明智和可行的战略。
战略收缩的支持者认为，深度介入没有必要，甚至会适得其反，美国应该实施战略收缩，包括缩减海外军事存在，减少全球安全承诺，放弃主导世界秩序。(36)收缩的理由如下：第一，考虑到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庞大的核武库，其领土安全几乎没有面临任何严重的外来威胁。确保领土安全一直是美国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也是霸权战略的主要依据。然而，收缩的支持者认为，作为两洋国家的美国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太平洋和大西洋是美国天然的安全屏障，巨大的水体阻遏作用使得敌人要向美国投射军事力量变得极为困难；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和尖端的核武库，强大的核威慑力量也足以吓阻任何针对美国的进攻企图。第二，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和激进的外交政策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并鼓励了针对美国的制衡行为，从而损害了美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并致使更多国家憎恨而不是尊重美国的实力，抵制而不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并在众多国家驻有军队，这一方面消耗了美国大量的资源，另一方面还激发了仇美情绪和反美主义；美国在全世界推广民主、人权等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迟滞新兴大国崛起的遏制政策，恶化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可能激发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第三，军事同盟给美国施加了不成比例的成本和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同盟网络，即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多边军事同盟，也包括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等众多双边军事同盟。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愈益加强。这可能会把美国拖入盟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如果美国不介入，美国的信誉将严重受损；如果美国介入，美国将不得不为并非利益攸关的事情付出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惨重代价。第四，其他地区的国家有动力并且能更好地抗击邻近的威胁，这意味着美国应该首先推卸责任而非急于提供帮助。美国对其他地区在地理、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情况都较为隔膜，如果贸然介入地区冲突则可能陷入泥潭且无助于威胁的化解和冲突的解决；而本地区的国家则对它们所在地区的情况了然于胸，本地区存在的威胁对它们来说也是利益攸关，它们有着强烈的动力来应对这些威胁，而且也能更好地化解冲突和威胁。美国应该让本地区的国家承担起责任，只有在它们无力应对的时候才考虑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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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收缩的风险及制约因素
对战略收缩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实施该战略将面临外部风险及国内制约，美国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和有意愿来执行这样一条路线。首先，罗伯特·吉尔平、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等学者认为，收缩是一项国家应该避免的政策，因为该战略的实施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后果。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战略收缩包括以下三种方式：单方面放弃所承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少的国家结盟或寻求与它们建立和睦关系，对新兴强国退让从而寻求对其野心进行绥靖。他认为，就其本质来说，收缩是相对虚弱和衰退的大国的标志，无论对与盟友的关系还是对与敌人的关系，收缩都会起到恶化关系的作用，导致盟友的背叛，同时刺激对手的胃口，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收缩是一条冒险的道路，是一项极少被衰落的大国采用的政策。(37)戴尔·科普兰则认为，在未采取强硬政策的情况下，霸权国预期中的衰退越严重和越趋向于不可避免，正在崛起的竞争对手在权力达到鼎盛后发生战争时本国所拥有的力量就将越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衰退中的霸权国不应进行收缩，而是要通过强硬政策(比如贸易制裁、军备竞赛和建立同盟)甚至是预防性战争来限制其他国家潜在力量的增长，缓和本国的衰退，以免其他国家实力壮大之后发动战争而本国战败的风险。(38)其次，另外一些悲观论者认为，收缩虽然是一项吸引人的政策，但国内政治进程妨碍了国家采纳这项政策。比如，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认为，国内政治的分歧阻碍了国家准确评估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以及在权力转移期间做出理性的回应。(39)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左右”极化的趋势并无好转，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攻讦、掣肘、否决，严重影响到战略革新。再次，一些学者和观察家支持战略收缩，但认为出于观念的原因，大国很难推行这项政策。克里斯托弗·莱恩认为，一国的外交政策会受到领导人持有的关于本国国家身份和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的观念塑造，相比大多数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更是这些观念的产品，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已经建构起帝国神话来为美国的霸权角色辩护。(40)
总之，收缩要么被认为具有很多弊端，是一项不可取的政策；要么虽被认为是一项颇有吸引力的政策，但由于国内因素的制约或是由于观念的制约而无法实施，衰落中的大国只好继续承担沉重的国际负担。
五 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对着新的战略环境，对其前任过度扩张的对外战略进行纠偏，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鲜明奥巴马风格的对外战略，其特点是在一定区域和程度上实施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更多地关注国内事务和经济振兴，在外交上奉行一项被称作“不干蠢事”(Don't Do Stupid Stuff)的原则，尽量避免卷入新的军事冲突，强调多边主义路径和发挥“巧实力”的作用，试图以更低成本来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奥巴马来说，国际战略从属于国内政策议程，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是否能促进和保护国内政策议程来加以审视。相比之下，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围绕诸如“基地”组织和“邪恶轴心”等国家安全威胁来组织，一度致使美国的外交军事化。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的“内向”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财政平衡、经济复苏、增加就业、政治极化、医疗改革、枪支管制、打击贩毒、移民政策等等都是奥巴马政府优先处理的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则采取了战略守势。(41)奥巴马相信，一个温和的战略收缩能够并且已经释放了国家的能量和资源来振兴美国经济和推行渐进的国内改革，应该把注意力转到国家建设上来。(42)这种调整从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发布的联邦预算和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奥巴马政府在财政资源分配上从安全支出更多地转向国内社会和经济支出，并试图尽可能避免卷入新的国际冲突。(43)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是多种战略选项的一种杂糅或混合，除了战略收缩与和解(accommodation)作为重点和特色之外，还包括遏制(containment)、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 or rollback)、融合(integration)、讨价还价(bargaining)、不干预(nonintervention)等内容，因时因地而采取不同的战略。(44)在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试图在战略上聚焦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并为此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当欧亚大陆出现一个雄心勃勃的霸权之时，即使再多的善意也不能减轻由此引发的激烈的安全竞争。(45)他指出，“美国将不得不在反击中国上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它的邻国没有强大到靠自身足以制衡中国”。(46)基于这样的逻辑，美国在亚太地区并非战略收缩而是加强介入，相比以前在该地区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和战略注意力，加强前沿军事存在，深度涉人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等海洋争端，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重申对日本、菲律宾、韩国等盟友的安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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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深度介入的最重要举措，该战略的两个基本点是提供安全承诺和加强军力部署。有美国学者指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种冷战风格的遏制战略。(47)“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弱化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在政治层面，美国通过双边外交巩固并强化与亚太盟友及伙伴国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加强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条约盟友的同盟关系，提升了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准盟友和新兴伙伴国的安全关系，改善了与缅甸、柬埔寨的关系。美国还积极推进各种“小多边”框架和机制的建设，比如推动美日印三边合作、美日韩三边关系、美菲澳日联合军演，等等。在经济领域，美国力推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高质量和具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掌控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中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消解中国构建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比如“东盟+3”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第二，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面临的安全挑战日渐增多。一方面是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增加对华军事压力。虽然美国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军规模将会缩减，但在亚太地区却是要加强军事存在。美国2014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军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到2020年时把美国海军作战舰艇的60％部署在亚太地区。(48)美国还以所谓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2/AD)为借口，积极启动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空海一体战”(Air Sea Battle)进攻性军事战略，并为此积极加强美军及盟友的导弹防御能力，提高远程情报、侦察、监视能力，加强打击平台建设。日，美国和韩国最终确定要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另一方面是激化钓鱼岛、南海问题等涉华岛屿主权争端，提升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国的安全需求。美国虽然公开宣称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却多次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此偏袒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以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频繁派遣军舰、军机闯入南海，以军事挑衅的方式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并在幕后支持菲律宾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使南海问题日趋复杂化、国际化、军事化，鼓励了越南、菲律宾等声索国在争端上的强硬姿态，并使中美在南海事实上形成了战略对峙和战略博弈的局面。
奥巴马政府试图让美国避免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在使用武力上较为谨慎，同时当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要求盟友和伙伴来承担更大份额的负担。在一个新兴强国崛起、跨国挑战增加、反美主义上升的背景下，过分强调美国的例外主义和美国的单边领导会削弱美国劝说其他国家在维护国际秩序上分担责任的能力。(49)总之，它意味着宁可因为谨慎而犯错误，也不轻率地在军事行动主义上犯错误，不能再干诸如伊拉克战争这样长期损耗美国能量的事情。这种克制的想法在政策的制定实施方面彰显无遗：美国采取无人机定点空袭作为首要和低成本的反恐工具，不愿意在2011年干涉利比亚的战争充当先锋，不情愿从军事上卷入叙利亚内战，对利比亚的干涉中保持轻度参与。在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012年防务战略指南里，美国还放弃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改而要求美军只需具备在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中作战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突发的冲突中发挥“干扰破坏”潜在敌人的作用。(50)不管怎样，奥巴马并不总是反对使用武力，早在2009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奥巴马就在演讲中声明，他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战争工具对于维持和平有作用……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51)
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功。(52)奥巴马政府这种强调收缩和国内事务优先的对外战略也得到了多数民意的支持，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由盖勒普、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这些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美国民众对战争感到厌倦，更关注国内经济问题，通常反对在海外进行新的军事干涉。比如，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发现，大约58％的美国人想要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问题上，而不是“活跃于世界事务”。(53)美国国内多数人反对武装干涉利比亚(2011年)和叙利亚(2013年)。(54)不管怎样，美国民众对孤立主义的支持很有限，在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上，大多数民众仍然愿意支持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对外战略目标。比如，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使用无人机空袭恐怖嫌疑分子，反对的人少于20％。(55)到2014年9月，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空袭伊斯兰国(ISIS)。(56)在伊朗核问题上，多数民调显示，超过50％的美国人支持空袭伊朗，而不是放任它发展核武器。(57)在国防预算上，盖勒普2013年的调查发现，只有36％的美国人感觉美国在国防上开支太多。(58)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的普通民众比大多数外交政策精英更担忧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所做的一项调查，在普通民众中，支持解散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或同盟的人不占多数。(59)民调还显示，奥巴马上台后，共和党内部反干涉主义情绪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上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从2013年开始的调查，一半多一点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做得太多，应该在海外少管事。(60)无论如何，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认为美国维持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很重要，维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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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奥巴马政府在其任期内实施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收缩，试图削减成本、最少化对外承诺、避免卷入新的军事干预、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足迹，同时在亚太地区加强了深度介入，以应对中国崛起给美国对外战略带来的挑战。可以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是“深度介入”和“战略收缩”的某种结合，在欧洲、中东等地区收缩和克制，在亚太地区加强深度介入。有两个变量将对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势发挥重要影响：一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会否持续，而这又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的权势已相对衰落，但其在国际体系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其军事实力和科技优势巨大；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崛起的势头已然形成，但综合国力要赶上美国尚有一段距离。二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奥巴马即将卸任，下一任总统会否延续他的政策与战略还有待观察。
近年来美国国内所进行的这一轮“大战略”辩论基于理论、历史与现实，聚焦“深度介入”和“战略收缩”这两种应对国际体系失衡的“大战略”选项，从学理层面和政策层面对它们各自的利弊进行了剖析。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对外战略的选择更多是一种多元思想、多样理论、多种方案的耦合，美国决策层只会以一种“菜单点选”的方式对战略论争的成果加以利用。(61)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实践来看，当前美国对外战略在全球层面上是实施收缩，但在亚太地区则是深度介入。不管怎样，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其现有的地位”(即主导地位)，(62)变化的只是方式、方法和方向。这场“大战略”论争旨在为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对外战略指引方向，其隐含着“美国仍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假定，这种支配地位能给美国提供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时也隐含着“霸权衰落后美国该怎么办”的焦虑，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谋划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霸权国都会遭遇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过度扩张”的困境，都难逃战略收缩的宿命，不管这种收缩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美国自然也不会例外，尤其是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与开放的国际体系密切相关，这种国际体系不仅要由美国的霸权来主导，而且还要对美国的经济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完全开放，这就会导致美国在海外进行过度扩张和不必要的军事干涉。至于战略收缩的程度和形式，只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即可推断：相对衰落的速度有多快?衰落的程度会有多大?那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诚然，国际体系的权力再分配不可避免地会致使国际体系发生变革，问题在于这种变革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冲突乃至战争的方式发生。历史清楚地表明，国际体系的变迁充满了危险，权力分配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大国之间对地位和影响的激烈争夺，尤其是让霸权国为他国让出空间并与之分享权力极为困难。这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和国际秩序艰难重塑的进程中，中美分别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各自都在进行着复杂而深刻的自我转型和对外战略调整，双方应在这一进程中加强战略沟通、对话与合作，加强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的建设，以免发生战略误判和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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