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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试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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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是中国由兴盛到败落的世纪,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也同时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　　1.总体上：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并更加闭关锁国.在中国固步自封的同时,西方国家则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开始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工业上的空前发展,使英国有了更多的对外扩张要求.中国和西方国家君主间观念的巨大差异在此显现出来.乾隆皇帝固守朝贡体制,不能知己知彼,有理有节,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而不见,仍陶醉与“天朝上国”的虚幻迷梦中,恰恰是葬送了中国向前发展的机遇　　2.经济上：　　在那时,中国有很多方面是西方人学习模仿的.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养成了下午两三点喝茶的习惯.他们模仿中国人品茶的方式,花钱买了很多瓷器、茶和丝绸.但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完全的把政治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只是有时的贡赐关系.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英国,都需要向中国进贡.虽然历来轻商,但当时的中国已是世界贸易市场里最大的经济体,生产出大量消费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这些物产大量出口,中国常常处于出超地位.虽然这些出口的产品种类单一,但处于垄断地位.使得欧洲长期以来对中国有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产丰富、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印象.　　而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却正悄悄地进行着工业革命,蒸汽机和机械的发明,经整个欧洲带上了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现代工厂制度首现在纺织工业,出现然后扩展到其他工业部门,股份公司得到发展,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过度基本完成.伴随工业革命的是欧洲农业革命,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革命推动了运输革命,运输效率大大提高,既满足了工业革命的需要,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3.科技上：　　中国在那时虽然在文化科技方面并不落后于欧洲,但是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如欧洲,在18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不仅自己的科技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还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不愿接受外来的科技影响.这样一来,差距自然形成了.当欧洲已坐上了蒸汽机车时,中国还在马车上摇摆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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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技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近现代史】
前&&&言：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最近几年在全国各省各地乃至全世界兴起的汉服运动，即以复兴汉民族传统服饰为切入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华夏民族精神复兴运动。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列举事实，驳斥长久以来存于世的错误的历史认识和文明史观。这些包括：对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和观念（尤其是对明与清两代的真实历史的不了解，错误地将由野蛮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落后、倒退和奴性等罪恶转嫁到中华文明上，却又野蛮地推崇历史上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暴徒和罪犯如成吉思汗、康熙等）；对保护华夏人民生命、财产和尊严的民族英雄的诋毁和对其地位的弱化；对追求文明和先进、反对野蛮和落后的华夷之辨的错误理解；对中华传统文化不自信的认识（如崇洋媚外，哈韩、哈日尤其是哈美，漠视或过分批判传统文化）；等。 本文曾用文章名《试看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满清入关》，后觉不适。我们说历史上满清贵族统治者的野蛮破坏是中华落后的根本外因，但并不是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于满清入侵。更加先进和强大的中华文明未能第二次抵御落后的游牧文明的野蛮入侵和残酷破坏，本身即说明中华文明内部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泛滥的自由化等问题。本文简单地列举事实，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人的积极讨论和研究。 部分引用资料为转引，无法明确出处，或因新增资料更改序号工作量太大，暂未列出来源或详细位置。文中错误和不妥之处难免，观念和水平也稍显浅陋，期盼读者来信交流探讨或批评指导。欢迎补充资料。 在写作过程中，大量参考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等人的文章，以及发表在汉网等论坛的众多文章。在此一并致谢。特别感谢杜车别。
摘要（有点类似论文格式了。）明朝，文人士大夫研究科学技术，欢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科学研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工商业高速发展，形成了积极要求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明朝社会影响巨大的商人阶层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商品远销到东南亚、欧洲和美洲，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全面实行科举制度，产生了大量维护商人阶层利益的文官集团，对封建专制皇权造成了极大的约束；文人的政治文化思想高度发展，眼界开阔，积极了解世界，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提出批判，政治思想达到民权的高度。明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财政困难造成频繁的民变和兵变，而满清的野蛮入侵则彻底割断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使中国迅速落后于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本文通过明代与清代中西方文明在科技（包括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对比来试看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真正原因。关键词：明朝；科技；工商业；科技革命；文明；经济；满清；民族引言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全面落后于西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儒家文明、小农经济、程朱理学、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其实不然。近些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人为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歌功颂德，却不顾中华代表野蛮和落后的游牧民族对中原人民生命和尊严的残酷践踏以及对独领风骚于世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破坏。最严重的是，当今历史教科书以及银屏上的演出使几乎所有的人不能真实地了解明代中国、清代中国的历史，绝大部分人的历史观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
第一部分 西方文艺复兴及科技革命略述一、希腊文明与文艺复兴由于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希腊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其高超的航海技术和强烈的冒险精神，使他们得以接受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古中国的许多伟大发明，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继承者。希腊人在距今2000年前创造了光辉夺目的文化成就和自由思考的理性科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源泉。哲学家罗素说：“在全部历史里最使人惊异或难以解说的莫过于希望文明的突然兴起。”但是，古希腊的文明后来遭受了历史厄运：公元前30年，罗马人渡海入侵灭亡了托勒密王朝，伟大的科学精英阿基米德惨死在野蛮的罗马士兵剑下，希腊文明由此遭劫。罗马人只对希腊文学、史学和哲学感兴趣，而将数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精华抛弃了。罗马帝国后期，愚昧落后的宗教和神学统治达到顶峰，自由的学术思想已荡然无存。在罗马基督徒的迫害下，许多希腊学者带着典籍和手稿逃往波斯和拜占庭，成为后来阿拉伯人的科学财富。整个西方逐渐陷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中。在度过了500年最黑暗的中世纪后期，西方世界开始逐渐苏醒。教会内部的腐化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新航路的开发和十字军东征使西方世界开阔眼界，导致广泛的文化交往，尤其是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使西方人找回大批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灿烂的艺术和学术成就，特别是希腊的理性思想和经验科学；拜占庭陷落后大批希腊语学者涌向欧洲；意大利人从古代废墟中挖掘出精美雕像和其它艺术品。西方人由此重新唤起民主与自由的思想、顽强探索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和世俗观念。14世纪首先在意大利兴起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潮流，借助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这场思想文化运动15世纪后期扩展到欧洲各国，并于16世纪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许多科学巨匠。如意大利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学者。他在物理学、天文学上提出超前见解，认为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并把实验、理论和数学分析作为科学研究的三要素。二、近代科学大发展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了欧洲最早的远距离航海，其中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舰队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1521年费迪南德?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使科学革命的序幕拉开，先进的欧洲学者们在文艺复兴基础上掀起了一场科学革命，并建立了改变整个人类生活和历史进程的近代科学。这一时期最大的科学成是天体运行论和血液循环论两个宇宙体系的确立。①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波兰名：Mikolaj Kopernik，）学习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的学说，并根据自己的长年观察、计算和研究，完成《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学说；意大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积极宣扬日心说并进一步提出宇宙无限的思想；德国科学家约翰·开普勒（Johannes Kepler，）通过对其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观测数据的研究，在1609年《新天文学》和1619年的《世界的谐和》中提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发明天文望远镜，在物理学、天文学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在哲学等方面与教会斗争，纠正了统治欧洲近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创立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教会对日心学和其倡导者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哥白尼在完成书稿后迟迟不敢发表，直到临终的1543年最终出版；布鲁诺因信奉和传播哥白尼学说，被指控为异教徒并革除教籍，长期漂流在其它国家，于1592年被天主教会逮捕，并遭受了长达八年接连不断的审讯和折磨，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上；1619年罗马天主教会议将《天体运动论》列为禁书，禁止宣传日心说；直到1882年罗马教皇才承认哥白尼的学说。②在《天体运行论》出版的同年，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的结构》一书问世。维萨里通过人体解剖实践来研究人体结构，推翻了古希腊盖伦的许多错误，他建立的解剖学为血液循环的发现开辟了道路；西班牙医生米凯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也对盖伦的错误理论作了纠正，并阐述了有关肺循环的看法；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最终发现血液循环，并在1628年出版的《心血运动论》中进行详细描述。维萨里遭受教会迫害，出走西班牙，后又被判死刑，经国王干预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在归航途中航船遇险，不幸身亡；塞尔维特的书被教徒视为异端邪说，宗教裁判所判处他火刑，塞尔维特于1553年被烧死在日内瓦的火刑场上，所有著作也一同被烧毁；哈维的《心血运动论》遭到了以教会为首的敌对派的猛烈攻击，所幸当时英国宗教的势力没有欧洲大陆上那样大，由于英王查尔斯一世对他的庇护，哈维最终得以颐养天年。③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在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描述了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的物理学观点，成为现代工程学的基础，推动了科学革命，也标志着科学与哲学的区分。17世纪下半叶，牛顿和德国著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von Leibniz，）分别在前人的基础上独自研究和完成了微积分的创立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另外，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等也有卓越的科学理论和成就，其它学科也迅速发展。而近代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之一则是建立了一套有别于古代的中世纪的机械自然观和科学方法论，并建立了科学活动的组织化和科学机构。三、两次科技革命西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上经历了百年的文艺复兴基础打造，终于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辉篇章，并逐渐把人类带入近代工业文明。第一次科技革命，又称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以机器代替人力、大规模工厂生产代替工场个体手劳动为标志。从英国纺织业采用珍妮纺织机到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从钢铁冶炼技术的革新到化工技术发展，技术文明带动了相应学科的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科学技术革命。伏尔泰学习英国经验后在法国发起理性启蒙运动，使近代科学精神广泛传播，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民主和科学进步，法国的科技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先进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促使西方国家进行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第二次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电话电报的发明，科学同技术开始密切结合。世界市场的出现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垄断与垄断组织形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一些国家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这一时期，列强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部分 明代的科技（军事）发展成就：一、明朝的科技发展情况与成就有很多学者认为，15~16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专制时代的开始，专制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明朝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要好得多。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学传家，即方氏拥有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1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和欧洲的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2二、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科学著作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世界级水平的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这些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原则和“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的目标指导下，和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翻译的书目中有：《测量法义》 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表度说》 熊三拔，1611年《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几何原本》 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同文算指》 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乾坤体义》 利马窦，1614年《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建筑十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数学札记》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矿冶全书(共12卷)》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测量全义》 罗雅各《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开普勒《地中海航海术》 罗马版《比例规解》 罗雅谷《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宇宙仪》 雅克·贝松《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磁石测量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神功催吐药》 萨拉·安吉鲁著《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 克洛德·举雷当时创作和翻译的还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怀仁《仪象志》、《仪象图》、《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和利类思《狮子说》，等等。数量相比明代可以说是极少，且基本都只是传教士所作。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徐光启并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3第一次向中国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他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4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不普遍理解，“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4，即认为《几何原本》是百年后人人必读之书。“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5
三、明朝政府组织修编《崇祯历书》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同期的是中国的徐光启（）。日（崇祯二年）北京发生日食，钦天监预报不准使崇祯帝震怒，明王朝决定修改历法。是年，崇祯帝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于1629年~1634年由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崇祯历书》是在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朝政府组织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其中参考了当时在欧洲都很尚未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龙果蒙塔努斯（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等。并用1/3的篇幅阐述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崇祯历书》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和图，并把哥白尼视作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崇祯历书》分为基本五目：一，法原：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法数：天文学、数学用表；三，法算：天文计算所需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五，会通：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法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在徐光启看来，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是为修历，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崇祯历书》正是按此目标来编写的，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核心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和《高弧表》等引入平面和球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可贵的是，明朝科学家对西方的科技知识加以批判地吸收，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如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通过深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修养，对当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如他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认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崇祯时也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却未受到行政干涉。政府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东局，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和原来的大统历局及回回历局四家机构平等、公开地辩论。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李申说：“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6《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徐光启时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他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深受崇祯信任。他生病了，崇祯却不放他回家，以至让他死于任上。“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7p123以表示对他的哀悼。而1633年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其晚年极其悲惨。可以说，中国明朝政府对科学研究尤其是数学、天文学研究的支持超过欧洲。四、数学方面的成就明初数学巨匠王文素认为数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也”。他抨击当时社会上不重视数学的状况：“上古圣贤犹且重之，况今之常人岂可以为六艺之末而忽之乎？”王文素用30年时间，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完成了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数学巨著，现只存手抄孤本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在对《算学宝鉴》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Hirner，）、意大利的鲁非尼（Ruffini，l765~1822）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比17世纪牛顿（I.Newton，）、拉夫森（J.Raphson，）早140多年，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亦即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使用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王文素利用“开方本源图”，解出像x9+25x8+235x7+1035x6+2160x5+1728x4=这样的高次方程。国外类似的图首见于德国数学家斯蒂非尔（M.Stifel，约）1544年著的《算术大全》中，较《算学宝鉴》迟20年且不如该图完备。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曾将徐光启和英国大学者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培根，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西方传教士。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地提出了科学必须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正和近现代科学思想吻合。徐光启重视演绎推理，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上，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数百年。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提出“度数旁通十事”，分别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8“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9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徐光启提出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由于明朝的迅速灭亡，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并没有使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培根死后34年的1660年（顺治十七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就在英国以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和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10p23五、明朝统治阶层对科学的兴趣与研究在明代不仅文人对科学有极大的兴趣和研究成果，朝廷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支持，甚至统治者阶层本身也对科学有着很大的兴趣，并做出了巨大贡献。朱橚（约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其母马皇后。被封为吴王（后改封为周王）。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朱橚利用自己政治的地位，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大量收集资料，并设立植物园进行野生植物观察实验。1406年《救荒本草》问世，收集414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其中近2/3是第一次记载。《救荒本草》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标志。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救荒本草》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对于民众有重要意义，并得到近现代外国学者们的高度赞扬。李约瑟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载堉（年），系朱元璋九世孙，仁宗帝第六代孙，郑藩王族嫡世。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数学家。一生撰述了大量音乐、数学著作。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和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他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朱载堉注重实验，并特别注意把理论放在实践中检验。他的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实验事实，如管口校正实验、和声实验、累黍实验、度量实验等，充分反映了他的思想方法。如“异径管律”管口校正法，先从数学中推导出来，再进行实践检验，证明其确实有效。他上书皇帝，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请更改常出差错的《大统历》，得到皇帝应允。邢云路是明末著名天文学家，朱载堉为其著作作序，并称他曾和邢“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邢“摘历史紧要处问难”，朱“于灯下步算以答”，二人“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生动地描绘出他们协力钻研天文的情形。崇祯年间曾任兵部尚书的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著有《格致草》一书，其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11p19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和《函宇通》。熊明遇对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非常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即与熊明遇的启蒙有关。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而满清康熙、乾隆对科学的兴趣只限于个人玩乐，却不愿科学技术在民间传播。
六、传教士在中国的境遇明代传教士在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很少谈科学（除一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以利马窦和汤若望为例。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传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有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及他的两个学生和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早在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前15年（这个时期是1592年）已经有人开始作这方面的尝试了。这个急先锋便是瞿太素。但是，显然这次的翻译不是利玛窦主动和有意识的，是瞿太素为自己学习的方便和显示自己的才学翻译的。翻译的内容也仅是《几何原本》第一卷。”12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说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则遭到利马窦的拒绝。利马窦到京城后发现，如果他不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西方科技知识，相互交往就消极，来拜望他的人远不如从前。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后曾三次担任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内阁首府。利玛窦病在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逝于北京，享年59岁。按照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13，墓碑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十月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记载，“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引者注：即内阁首辅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叶向高）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内阁首辅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明朝的统治阶层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的胸襟。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时就表现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启很不满意，说“可以窥见其人”。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著作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和《崇祯历书》有关。然而在满清统治时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9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改历法、辨矿脉、通西商、购西铳。崇祯帝先后准奏。但很快明亡，没有起到作用。满清与明朝不同，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全部拒绝，这和明末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待耶教从理论上的驳斥变为政治上的严禁，其实是一种倒退。七、其它学科技术的发展1.天文气象：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一百三十二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一致。欧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嘉靖年间，万户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不幸牺牲，成为人类载人飞行先驱，为纪念其为科学献身精神，现在月球和火星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2.物理学：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在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3.机械工程学：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4.化学：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冶炼锌。“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14“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15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5.生物学：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6.其它当时西方尚未区分哲学和科学，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两者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显然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通几”的概念：“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并论述两者的关系：“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通几护质测之穷”，“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八、《天工开物》及其命运由上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中国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的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16但是李约瑟则提出问题：“中国人在科学实验发明上的确非常伟大。问题是：它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升到理论，构筑起其理论体系，或如西方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2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由《天工开物》的命运可知一二。《天工开物》是一部中国古代科技的总结性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其特点是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充份反映明朝中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天工开物》都有很高的评价：英国的达尔文说此书是“权威的著作”；法国的儒莲称它是“技术的百科全书”；日本的学者则认为这是一本“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如：此书在世界上第一次记载炼锌方法；“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的质量守恒规律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作者宋应星曾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及亳州知州等官职。他是明末抛弃功名转向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还有《论气》、《画音归正》、《春秋戎狄》等十几本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朴素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造诣。英国李约瑟则称他是“中国的狄德罗”。(注：狄德罗是法国《百科全书》的作者与著名的哲学家)民国初年，有一个人查阅《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之处引用到《天工开物》，但是他到北京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无果，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无人知晓。后来他偶然间在日本朋友家发现《天工开物》日文版，于是到日本的图书馆查，发现有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翻译本，以及法语全译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在中国找不到这本书。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此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重见天日，广为印行。就是《天工开物》这样一部纯科技类书籍也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直到近代才由海外留学生从国外找回。满清的文字罗网最可怕的地方是其禁毁的彻底性，以至于可以让现代人认为大量的书籍不存在，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由此可见一斑。九、满清时期的科技发展情况“在满清殖民统治时期，中国文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丧失了政治独立的民族，经济上遭人掠夺，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歧视。在文字狱恐怖下，汉人学者退回故纸堆中搞起考据训怙来。在满清独裁的268年漫长时间中，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上的思想家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仅仅只有一项，这就是詹天佑的火车车厢挂钩，而发明人还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和满清提倡的‘八股取士’无关。然而在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平均每年就有一项世界级的科技发明贡献给人类。”17明朝的大批科技成果和著作失传，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即使非常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如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分裂肢体），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明朝末年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除桐城方氏一家，不计其数。清代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初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到了满清统治下，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但他们从来不想将科学技术传于民间，而是仅将这些先进事物当成玩物。“实际上‘西学东渐’兴起于明，衰亡于清。明代的西方文明主要在士人、知识分子的传播，而满清入关后就仅仅局限于宫中，到乾隆时期，西洋的科技艺术统统变成了乾隆的玩具。性质完全两样。”“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18满清200多年历法几乎不变，实际上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并失去跟国际接轨的机会。后来只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祯历书》，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得以另一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19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把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然后“镂板施行”，康熙却把书发还南怀仁。《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没有刊刻，也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其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心中，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康熙对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设想不予响应。1793年，英国派遣到满清的使者马嘎尔尼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在乾隆看来，仅仅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满清统治者，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的精华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从日本重新找回。明朝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但满清入关后却在中国绝迹，当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时，《几何原本》才再受知识界重视，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同文馆中算学课程才把《几何原本》列为必读之书。《坤舆格致》（共四卷）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的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全面介绍了矿藏知识，包括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可清末张之洞居然在引进冶炼设备的时候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十、军事武器发展情况的对比；根据明朝天启年间的《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根据大小分为六个型号，其中最大的是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而满清水师用的船，在明朝水师中仅能排到第5号。1633年的明朝封舟封王尚丰和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相当：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而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俞大猷（年）的《洗海近事》记载：“福船势力雄大……吃水一、二丈”。而清代封舟一代不如一代：1684年长15丈，宽2.6丈，到1800年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满清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20
明初军队就装备有火器。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鸟嘴铳”一万支。而“定辽大将军”铸造技术被誉为可比美国托马斯·罗德曼（Thomas.J.Rodman）军官在南北战争中才发明一种铸炮新法。明朝后期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火龙经》、《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满清的1793年，“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明朝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李约瑟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努尔哈赤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徐光启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他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
“徐光启建议，为对付后金军队，须在北京附近、关内和关外三个地方，集中训练精兵两万，由孙元化负责联络、调配和统一指挥。当时在孙元化手下已有一批经过训练，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枪炮手。因而，这是一支符合徐光启理想，用先进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部队，也是徐光启的希望所在。”7p120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当满清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
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即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禁止清军使用此种新式火枪，仅留下二支自己把玩。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位，分送各营操练，皇帝却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收至北京。
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普通火炮装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浙江慈溪守城军民击败英法联军，所用居然是当年吴三桂埋藏地下沉睡200余年的大炮。
鸦片战争时满清军队对英军使用的“榴霰弹”“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军队连明末的水准均有所不逮，无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奴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直到到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才从陕西凤翔县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
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人用身体试验枪弹，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却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21
第三部分 明代经济的巨大成就：一、西方人眼中的明朝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是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其中有以下记载：“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以及一些特殊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22p3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23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二、（私营）工商业的巨大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24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得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关于明代尤其是晚明的商业研究论文非常多，下面仅作简单的列举。1.采矿冶金业“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官府对民冶征收1/15的铁课。”25p178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中列举唐宋元明的铁产量：唐元和初年，每年为207万斤；北宋治平年间是824万1千斤；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金国）；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万5026斤。26实际上表中所列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计算得出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2亿7362万斤左右，约为16万2550吨。“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钢铁产量历来是重工业的重大指标，毛泽东主席甚至提过发展工业“以钢为纲”，而满清却以种种借口来压制金属的生产。满清几代皇帝对此都是指示明确，不仅是严禁开矿，已有的矿厂也要用重税来加以控制。对于民营采矿的发展，吴承明说“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25p175“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26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25p175“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25p176还有煤矿开采，“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抗议游行示威的局面。”25p178－1792.盐业“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28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293.制瓷业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284.纺织业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30“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27“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25p1525.印刷业“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然后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17世纪得到广泛的发展。31“明代造纸印刷术空前发达，出现不少大规模民间印书工场……印书工场很大，可分三个部门。”32“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自投资、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316.商业的空前繁荣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嘉定地区因植棉业发展，‘邑中种稻不能什一’，加上商业人口剧增，本地产粮不足以自饱，必须仰食四方。”27“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25p91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南北都出现了一些以经营工商业驰名的城镇，成为商品集散和手工业制作的中心，如北京、天津、武汉、芜湖、苏州、杭州、松江、广州、佛山等。城市中也形成了包括行商坐贾、作坊主等在内的比较富裕的工商业者，并且日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33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移为工商业从业人员的数量也急增。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比较正德前后，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经有六七成的人口不从事农业，只有百分二三成的人从事农业。应该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34“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35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徐晓望说：“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font=??]36徐晓望又说：“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回忆明代：“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样看来，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江南对福建的棉类商品输出。”“吴梅村的《木棉吟》说，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至镇洋一带采购棉花，“州赖以饶”。在前引有关商人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两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font=??]36[font=??]“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有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众的日用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多数地区。”“福建输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纸张、蓝靛等项。”“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资本。……传统[font=??]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font=??]，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福建与江浙的经济互动，就可知道这一理论的荒谬。”[font=??]36[font=??]据万明等人引述《铅书》的记载，晚明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大量名、优、特产等汇萃于山陬一隅，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它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当时的西方人记载：“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三、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影响1.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明开国之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朱元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恐“民急则乱”。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制定统治政策时，主张“农为固本”，37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其政权难以支持。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小农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封建主靠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维护剥削。再加上惧怕商人的经济实力对统治者构成威胁。重农轻商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但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初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38。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人逐渐发展和改变着其社会地位。2.商人对国家权力影响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由于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甚至通过钻营仕宦，或通过其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影响，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东林党是明末统治集团中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政策的政治集团。在这个集团中，首领人物顾宪成就是商人家庭出身。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也越来越突出。当时的四民观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39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轻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活动。一些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40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41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晚明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42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43这种拜金观念的思潮，还反映在民间传说中。明末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44金钱魔力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在股思潮下，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经商，不能不说是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化。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晚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明中叶以后的文学巨著《金瓶梅》中主人公西门庆就是一个豪商。“……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金瓶梅》中还有“合伙而商”、分利及其它商业活动的描写。其它著作中的商业活动描述还有很多。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影响社会上礼制、生活风气。在商人的推动下，僭越礼制现象日甚一日，是非荣辱已出现商品化。顾炎武感叹当时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45尤其是商人一掷千金的追求奢华风气，改变着过去朴实、俭约、守成之规。如乾隆《震泽县志》载：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46总之，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对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四、对外开放与郑和下西洋1.明朝的对外关系“明朝时期，中亚地区主要有撒马尔罕、哈烈等国家。明朝在政治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增进了解与信任，发展友谊；并积极调解邻国之间的冲突，赢得了中亚国家的友谊。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来往，扩大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在中亚国家的影响。”47“自洪武到万历年间，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明朝与中亚国家的官方关系与民间交往均很密切，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有明朝对外关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在中国受到很好照顾，一些中亚商人和官员甚至主动提出要求在中国定居并为明朝服务，均获明朝批准，并予以安置。”472.郑和下西洋的成就明代初期，由于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船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就有六十二艘，规模之大，史所未有。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只“宝船”，船长150余米，容千余人。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七次所经国家凡三十余国。每次回航都带回大量外国使节，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没有现代航海科技工具的协助，如此庞大队伍穿越印度洋，航行数万公里到达非洲，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启西方所谓大航海、大发现时代，不但时间比郑和晚数十年，船队的规模也相差巨大。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数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郑和下西洋船队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编成，是当时世界上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船队曾几次遭遇战争危险，但凭借冷静指挥，沉着应战，一一化解，并帮助当地人解决纷争，受到尊敬。当时的中国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而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3.郑和船队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新说一般认为郑和舰队最远曾达非洲东岸，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说法。但尚未被学术界完全接受。“斯里兰卡有历史学家猜测，这些船队甚至绕过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48长安大学档案室主任赵秉中教授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后得出结论：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中国人郑和。英国退休的海军指挥官加文·孟席斯先后走访120个国家，经过对大量航海图、古代器物及其他考古资料长达14年的悉心考证，写下长达百万字的《1421年：中国发现美洲大陆》，在美国畅销并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中国明朝郑和率领的船队曾经完成环球航行，并在哥伦布之前7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2006，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绘有美洲、欧洲、非洲的轮廓。以及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4.郑和下西洋终止原因分析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终止，传统解释是因为只为炫耀中华国威，但耗费国力太大且经济上得不偿失，导致难以支撑下去。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下西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政府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万明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49p152~153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仅仅是其中一斑。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49p153“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使其价格一再下跌。而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49p155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49p156下西洋远航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49p161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而是促进了国家经济。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如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50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51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52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海外贸易垂涎欲滴。但从永乐郑和下西洋开始，海外贸易所得世额利润，完全垄断在中央政府中。商人资本家们是可望而不可及，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拼命阻挠和想方设法制止这种由国家垄断和控制的海外贸易。明成祖死后，文官们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地贬低丑化郑和航海下西洋活动。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直到现代还在发挥作用，些人将其作为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后来的明宪宗想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兵部侍郎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并把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为民请命。此事作罢。档案的消失则使后人难以了解下西洋的真相。刘大夏等文官害怕皇帝阅读郑和航海档案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那么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已经从中央政府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将被国家重新收回。这是贪婪的大资本家们绝对不容许的。于是刘大夏等文官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急剧增加，又因所谓海禁法令而不必纳税，国家没有从中获利。杜车别认为“明代在太祖以后的海禁法令，唯一的结果就是把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全部拱手让于私人，并因此更大程度地刺激了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的强烈欲望。”d明宣宗时，虽然几次下令严海禁，但文官集团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而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