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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数量配售离市场化仍有距离
　　笔者认为，此次新股市值配售模式的推出并非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而此次意见也定位于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因此虽然有些改革有较好一面，但市场化核心体系的变化不大　　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从意见总体来看，有一定的改进，但笔者认为其离真正市场化新股发行与交易仍有较大的市场差距。令笔者关注的是，类似2002年5月推行的新股市值配售政策推出，虽然此次字义用持有一定数量非来替代，有所区别，但这种最终市值或数量配售方式的新股发行机制，是左手与右手都是手没区别，很难体现出市场化的特色，也难以体现市场进步。　　从中国新股发行轨迹来看，中国证监会日发出《关于向投资者配售新股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该通知对中国证监会于2000年2月发布的《关于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按照此通知，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的基本原则是优先满足市值申购部分，在此前提下，配售比例在50%至100%之间确定。沪深两市投资者均可根据其持有的上市流通股票的市值自愿申购新股。从当时新股发行的效果来看，可以说对A股市场影响较为有限，其年出现了中期低迷的市场走势，虽然部分投资者通过市值配售有所斩获，2006年依据当时的说法不符合市场实际情况，市值配售最终被废止。　　在2006年沪深交易所针对新的资金配售方式的宣传文章中，市值配售被认为不符合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全流通环境，已不具备存在的基础。这些文章还认为，市值配售不但没有发挥稳定二级市场股价、保障投资者收益的初衷，还扭曲了市场供求，不能真正反映一级市场对新股的需求，因而与市场化改革的思路相左。时过境迁，难道其又有了存在的基础，虽然我们看到此次意见中配售部分有小的变化，但实质并没有大的改变。　　2009年创业板开设以来，新股发行采取的是资金申购模式，但由于其三高与利益炒作、利益包装等一系列问题，2012年10月，新股发行叫停。目前新股发行体现改革意见再次出台，重新恢复新股市值配售模式，从此次市值配售的指导来看，其方案性表述并不多，即：持有一定数量非限售股份的投资者才能参与网上申购。网上配售应综合考虑投资者持有非限售股份的市值及申购资金量，进行配号、抽签。2002年的新股配售规定是：针对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流通市值进行的新股发行方式，即每10000元的股票市值可获得1000股的认购权，再通过参与委托及摇奖中签的方式确认是否中签。此次表述虽然不多，但持有一定数量与持有1万元市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可能是主承销指定某类或数量变化，如果是关联利益重仓股，投资者或将成鱼肉，显然还不如以前。　　笔者研究世界主要新股发行来看，市场化特征非常明显，没有通过市值或必须持有一定股票数量来配售新股的情况，新股发行也很少出现暂停的情况，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新股发行遵循的严格市场化规则与股票交易规则的一致，投资者预期与投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自由选择模式。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新股发行市值配售是中国市场的特色，而停停发发，市值配售―资金申购―再回市值配售这样的循环模式很难说是市场的进步，也很难体现出市场化发行的特征。　　美国三大股票市场（纽约证交所、美国证交所、纳斯达克市场）几乎平均每个交易日都要发行一只新股，而退市股票也不在少数，进退有规则的市场体系相对完善。由于美国股市的动向常是的指标，而且是全球投资人注意的焦点，因此除了美国企业外，世界各国许多企业也都希望能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而通过观察美国市场发行来看，并没有要求投资人持有一定市值才能配售。香港市场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对定价公开发行的部分可以采取分组发售的办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引入回拨机制，确保中小投资者认购，而其细则中并无要求其必须拥有一定市值股票的规则，这体现出市场化与法制化，特别是尊重投资者选择的一种发售模式。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此次新股市值配售模式的推出并非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而此次意见也定位于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因此虽然有些改革有较好一面，但市场化核心体系的变化不大，特别是新股首日交易方式、涨跌板制度、机构网上与网下区别限制方面、市值确认等敏感市场化因素没有明确，因此本次数量及市值配售的重现，难以体现市场的进步，甚至有倒退影响市场化进程的可能，需要投资人对其利弊保持谨慎，三思而行。
（责任编辑：DF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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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站用于投资学习与研究用途，如果您的文章和报告不愿意在我们平台展示，请联系我们，谢谢！中国经济要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应该有壮士的短臂的决心，
导致企业成本迅速增加的关键因素是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房价的快速上涨推动土地价格及租金的上涨，
更重要的是，房价的上涨倒逼工资的上涨。
在中国东部很多城市，即使地方政府给于土地价格的优惠，工厂建起来了，工人也难以在城市生存和扎根。
早在2004年就呼吁，
要防止土地价格的上涨影响制造业的竞争力，
如今，这个担忧不幸成为现实。
从区域来看，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域，
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制造”的大本营。
在高成本面前，这些地区所受的打击也更大。
除了成本上升之外，房价的持续上涨的另外一个副作用是分流产业资本，导致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下降。
自2003年以来，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拥有房产或土地的企业及个人的财富迅速增长，使大量资本向房地产行业聚集。
以2011年为例，房地产投资为6.2万亿，占GDP的比例达到14%，
该比例超过1989年的日本，也超过2007年的西班牙（1989年的日本房地产泡沫达到巅峰，2007年是西班牙的房地产高点）；
2011年的新房销售额达到6.1万亿，占当年新增居民储蓄的60%；
当年新增加的信贷中，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占20%，
若加上信托贷款，则房地产融资占融资总量的比例至少在40%左右。
房地产业成为第一吸金产业。
当房地产开发成为最赚钱的活动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
都热衷于搞房地产开发，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等被抛到遗忘的角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经济要想在未来的几十年有所作为，
一定要“去房地产化”，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
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得益于制造业的后来居上，
但80年代后搞起了“泡沫经济”，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
日本经济陷入了持续20年的衰退，至今看不到曙光。
欧洲各国在欧元出现后，出现了明显分化的走势，
除德国以外，其他各国的房价都出现大幅度上涨，最典型的是西班牙和希腊，随后，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屹立不倒，最关键的原因是它的房地产价格连续几十年不涨，确保了德国制造业的强大优势一直存在。
无疑，中国经济要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应该有壮士的短臂的决心，否则，
在这一轮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中中国经济将会败下阵。
但从现实情况看，到目前为止，各地方政府还没有找到感觉，
大家还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替代房地产业。
从南京等地出台的刺激内需的措施中可见一斑。
尽管7月19日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
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及时收回“小动作”，
但23号南京市还是出台了刺激房地产的政策，
大有顶风作案之嫌疑。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国股市实现完全市场化的最后一跃
来源：商业见地网
作者：陈季冰
　　见地网专栏作家陈季冰：注册制改革将带来市场估值体系的重构。短期内由于供给增加，当前股市的高溢价格局有望打破。
　　今年6、7月间的股灾爆发以后，尤其是政府慌乱地祭出一系列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救市”举措以后，许多改革派人士十分担忧，中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将会因此受到重大拖累，其既定的总体进程即便不出现方向性的逆转，也难免大大延迟。
　　不过，其后陆续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最典型的是新一轮改革以及人民币为加入SDR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让人们渐渐恢复了对政府推动金融改革的信心，而12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则彻底打消的改革派人士的顾虑。
　　按照这个“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授权决定后，国务院将根据授权，对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的公开发行，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股票公开发行核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具体事项作出相关制度安排。
　　证监会将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制度安排，制定《股票公开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注册条件、注册机关、注册程序、审核要求、信息披露、中介机构职责以及相应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等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公布实施。
　　由于此次授权的有效期限是两年，因此，这等于等一次明确了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时间表。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这一改革将在未来两年内完成。IPO注册制将给中国股市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也是中国股市实现完全市场化的最后一跃。
　　中国现行的新股上市管理体制，无论是叫“审批制”还是“核准制”，本质上都是政府权力直接介入市场微观允许的计划经济产物。
　　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由政府部门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哪些公司可以上市融资。这种思维基于这样的计划经济思维：政府比市场更有能力判断哪些是好公司？哪些是坏公司？哪些股票有潜力？哪些股票有风险？……
　　当然，拥有将近40年渐进市场化改革经验的当代中国人恐怕已经很少会信奉这样一套政治经济学理论了。
　　但这套制度却从25年前股票重启之初一直延续到今天，严重地束缚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便是监管官员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的贪腐犯罪。
　　而所谓注册制，则是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另一种制度，也是国际上普遍通行的制度。它的基本特征是企业上市自由化，政府审批从这一环节中完全退出。
　　如果有读者不太能够理解审批制（或名义上的“核准制”）和注册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想开一家非经营特殊行业的普通公司，例如开个餐馆或纺织厂，你当然需要到所在地区的工商部门去办理公司登记注册的手续。
　　不过，根据中国现行的工商登记管理法规，工商局或工商所的权限仅仅在于审核你所递交的申报材料――法人代表身份、经营场所、注册资金、卫生排污环保资质等等……――的真实性，只要它所要求的所有申报材料你都齐全，而且核验下来并无虚假，那么工商局就必须为你办理营业执照。
　　但在有些国家，例如以前的印度，同样是开一家餐馆，同样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企业成立业务，它的工商管理部门却被授予权限判断你这家餐馆是否符合食客的需要？应该开川菜馆还是湘菜馆？应该有10桌还是20桌的容量？也没有发展潜力或倒闭风险？……
　　如果你的想法不符合工商管理部门官员对于本地区餐饮业发展的整体规划，那么，他们就不会批准你开办这家餐馆。
　　放到股票市场里，前者就是中国未来两年内将要实现的注册制，后者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实现的审批制。
　　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实行的是事前的准入管理，试图通过设置很高的进入门槛（同时意味将大部分其他市场参与者排除在外）来起到规范市场的作用，是一种静态的管理；
　　前者采取的是事中以及事后的及时的动态管理，它事先只公布一个队所市场参与者普遍适用的一视同仁的基本门槛要求，例如公司固定资产、营业规模、连续两年利润规模等等，只要符合这一事先宣布的要求，任何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上海和深圳证交所注册上市，无需证监会批准。
　　由此可以看出，注册制改革以后的资本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我看来，它也是根植中国资本市场最为人诟病的“政策市”顽症的治本之策。
　　中国股市是一个“政策市”，这似乎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已经达成的一个牢固共识。而中国股市中的诸多乱象，例如暗箱操作、股价奇高、投机盛行、无法退市……等等，可以说根源都在此。
　　自从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先生在10多年前愤怒地将中国股市指斥为“赌场”以后，关于股市的“赌场论”也迅速成为主张市场规范的人士的强烈共识。
　　吴敬琏当时还加了一句，大意是：如果说赌场的规则还是公平的话，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对手能够将你手里的牌一览无余的黑赌场！
　　但这话究竟如何理解呢？我认为，我们应当将关于中国股市的“赌场论”与“政策市”结合起来看，因为这两个标签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
　　中国股市从创立之初起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即让金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开放平台。相反，这是一个有意识对资源配置进行扭曲，以实现让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能够以低成本或无成本源源不断攫取社会资金的目的。
　　为此，中国股市创建之初便作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国际通行的一般市场规则的特殊制度设计，其核心包括两个内容：
　　第一，新股上市（IPO）政府审批制度；第二，股权分置制度。前者是为了确保唯有政府认可的国有企业――而不是优质企业――才有资格上市融资，后者是为了确保即便国有股份所占的比例再小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从而使之能够无节制地圈钱而又不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地位。
　　也就是说，中国股市是为国有企业输送低成本社会资本的工具或通道，我认为这就是所谓“政策市”和“赌场”的制度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股市在娘胎里就带着强烈的“原罪”。
　　然而，只要存在市场博弈，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而不是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期望展开。
　　从25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暴涨暴跌以及国有企业的现状，我们已经看到，上述所有制度设计几乎都没有实现制度设计者们的初衷――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
　　这是因为，企业的竞争力和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合理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激励机制以及所谓“企业家精神”，而非资本的堆砌。
　　以前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吃光了银行吃股市……”最终，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也没有如资本市场制度设计者想像的那样通过输血而起死回生。
　　但这种制度设计却对中国股市本身的博弈行为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扭曲，这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企业不关心业绩、甚至不关心股价，只知制造概念圈钱；投资者行为短期化和投机化，鲜有长期价值投资者。反应在市场上，业绩造假、暗箱操作充斥，股票不能退市，价格暴涨暴跌，政府眼里的所谓大盘蓝筹乏人问津……
　　应当说，这些既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的正常特征，也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但遗憾的是，这就是博弈的逻辑。
　　中国股民并不是傻瓜，他们也看得出来中国股市的本质，但天下熙熙，天下攘攘，凡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人前赴后继，甚至不惜承受与收益极度不对称的高风险。
　　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总结一下中国股市“政策市”和“赌场论”的本质。
　　在正常的市场里，市场参与主体的博弈对象是其他市场主体以及市场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不确定性。政府作为规则守护者（或曰“守夜人”），其行为是稳定、可预期的，起到的是降低这种不确定风险的作用。
　　但在中国股市，股民的博弈对象除了其他投资者和市场不确定性之外，还有政府的政策本身。
　　而且后者是更为根本的博弈对象，相对而言，前两者的重要性倒反而低得多，因为造成市场波动的主要力量是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其他市场参与主体（比如上市公司）的行为。
　　但不管怎么说，20多年来，有许多人的确凭着政策赋予的特权或自身的胆略、智慧和运气在这样火中取栗的游戏中一夜暴富，但更多的投资者收获的是惨痛的失败。我以为，这也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中国股市是一个不公正的“赌场”的本意。
　　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股市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由于政府本身怀有巨大的利益，而不是一个中立的监管者，它经常直接介入到微观市场领域的博弈中。
　　加之中国缺乏良好的法治环境，政府的这种参与总是充满长官意志和随意性。所以有人说，在中国，要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对企业的外部市场和内部管理的关注反倒是第二位的，这不正是“政策市”的放大吗？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是所有转型经济体都必定会经历的痛苦过程，中国的市场经济本来就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出来的。
　　就拿股市来说，过去10多年来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欣慰的成效。
　　至少放在今天，上世纪90年代那种明目张胆的业绩造假和行为已经大大减少，越来越多民营企业也获得了在股市融资的机会。
　　我个人还坚定地认为，10年前的那一轮沪指直冲6000点的，其本身的最大驱动力便是股权分置改革。而启动本轮行情的根本动力，则来自市场对IPO注册制改革的憧憬。
　　不然的话，我们便很难回答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质疑：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显著下行的大背景和上市公司业绩并无明显提升的市场环境下，会突然爆发一轮大牛市？
　　可以这么说，一旦撤除了股权分置（这一改革已经于2005年完成，它也是造成上一波大牛市的主因）和IPO审批制两大制度性障碍，以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庞大体量和快速增长势头，中国股市的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
　　假以时日，股市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的功能就会日渐凸显。而本轮牛市行情则是对这一美好预期的提前消化，行情的未来命运则取决于IPO注册制改革的进展，这与中国经济的未来与体制改革的关系如出一辙。
　　因此，长期来看，注册制是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石。如前文所述，它有利于通过降低企业上市门槛、上市成本并提高市场效率，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为那些现阶段无法盈利但却拥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创造公平的融资环境。
　　换言之，即将资本市场还原为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有效平台，而非国有企业的输血通道。
　　短期来看，注册制改革将带来市场估值体系的重构。按照一些市场人士的看法，短期内由于供给增加，当前股市的高溢价格局有望打破。
　　另外，由于上市本身不再有高不可攀的门槛，壳资源将变得一钱不值，因而过去难比登天的退市将会成为家常便饭，而通过“借壳上市”、“资产重组”等手段让灰姑娘一夜之间变成公主的机会也将不复存在。
　　此外，今后申购新股也不会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碰运气买卖，相反，上市即亏的新股也是大有可能……
　　当然，从制度演化的层面看，注册制改革将要带来的最为根本的变化将会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监管模式的根本性改变。由于不再有上市前的审批，任何企业都有可能自由上市，这样一来，有人便担心会出现大量违规欺诈行为。如果监管机构的传统管理思维和模式不随之改变，那么这种担心很可能不无道理。
　　因此，未来不再手握审批大权的证券监管部门需要将更多力气放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间的常态化监督管理上，特别是强化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披露及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合规监管。这对于监管部门的能力及其自身的转型，将是一个巨大考验的。
　　二是券商、投行以及审计、会计、法律等市场中介机构的运行模式也将有巨大的变化。由于政府不再对IPO进行审批，因此，对新上市公司的潜力、风险、估价以及纠纷之后的维权等所有问题的鉴别实际上都落在了这些不同性质中介机构身上。
　　以前，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股民首先会找到政府，今后政府卸掉的大部门这方面的包袱将由它们背起。因此我预计，在注册制起步最初的几年里，牵涉到中介机构的法律纠纷进而集体诉讼将会大幅增加。
　　放到更大的视野里去展望，上述两方面不仅将对中国股市产生深远影响，还将对中国整个的市场秩序的改善以及法治化程度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阅读：
中国证监会授牌&&&民生银行资金监管&&&
数据来源：盈利宝基金研究中心，巨灵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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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mh-title"
style="color: #小时点击排行股市离成熟的市场还有多远
作者：陈希琳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虽然初具规模并且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由于起步晚和发展时间短的原因还不成熟，相比很多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股市还有一些欠缺，因此，还需要更多地去学习和完善。　　
不成熟的中国股市　　当前,中国的股市是不成熟的，容易走极端。　　研发中心研究总监吕立新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主板2008年平均市盈率是60多倍，而现在炒到了100多倍，显然是过火了，但是现在的主板、深圳的主板等城镇股的平均市盈率仍然是不高的，结构倒挂的现象在国内比较明显。　　中国股市的发展和西方成熟股市的发展有一定区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向《经济》记者表示，西方的市场是自然发展，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它是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自由的资本市场环境，“而中国股市是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转换过来的，自然有自己的特色。”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也向记者表示，西方国家从开始便通过供求关系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资本市场到完全竞争的市场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而中国一直是由国家、政府来调控经济，政府的作用比较强大,市场的力量较为弱化。目前，市场的力量更加强大，政府的调控越来越弱化，这些从中国股市和西方股市的演变都可以看出来。“应该说我们用二十几年完成了这些成就，很不简单了。”杜丽群告诉记者。　　但与此同时，这么快的速度也留下了一些隐患。“其实中国在很多产业方面都有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表示，中国股市和国外的股市走得很贴近，但是学习的时间不一样，投资者的成熟教育包括机构投资者的培育过程有点急了，那时候基金经理的培训时间还不到一年。　　另外，上海证券研究所总经理助理兼首席分析师胡月晓也告诉《经济》记者，国外资本市场通常是从债券市场起步，然后慢慢地发展到股票市场的，而我们是从股票市场开始起步，再到债券市场。“我们的债券市场发展到现在还是不足的，而国外讲资本市场通常是指债券市场，这就是中国起步的时候畸形的部分。”　　“如果从债券市场起步，圈钱和权贵现象就会少很多。”胡月晓对记者说，“因为债券是要还的，其依附率很强，而不像我们上来就是股权融资，都是抱着圈钱的目的来的。”　　国内的股市和成熟股市相比缺少的是什么？吕立新认为，一个是散户太多；第二个是投资理念偏低，喜欢追涨杀跌；第三个是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财务造假比较普遍，操作市场机构、大户联手做庄等现象也比较普遍。　　因为中国股市发展的时间短，其结构化改革的味道还是比较重的。分析师邵宇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像注册制、交易自助这样的改进可能会增加。　　中国股市在走向成熟。杜丽群表示，政府一直表示要按市场基本规律来调节股市，实行利率市场化，这些方面应该都会对中国股市的发展有利。　　
加大力度“捉老鼠”
打击“一股独大”　　目前中国股市存在不少监管漏洞，导致老鼠仓和“一股独大”普遍存在。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仓也是一样，老鼠仓损人利己、以权谋私，是资本市场的祸害。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了别人的收益。　　对于老鼠仓的问题，吕立新认为，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他律，从方面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和预防，一旦发现就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就是自律，要加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和道德教育。　　尽管已经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但这种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对此，认为，还是处罚不够狠。“现在的功能到位后，一定要把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纳入监管的视野，一旦发现，就要让其身败名裂。”　　“这一轮股市上涨的过程中又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去操纵股价，可以看到的有中小板和创业板，而创业板涨得最厉害。”尹中立告诉记者，如果说所有的股票都有庄家可能有点极端，但是大多数股价被操纵，这是毫无疑问的。　　吕立新就表示，垄断资本和地方权力机构组成了两股势力推动股市发展，这个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利用内幕信息和信息欺诈来操纵这个市场，因为有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协会主席也表示，垄断势力显然是有的，由于资本的实力、信息和权力控制，资本市场差不多是最市场化的地方。“权力并不是指证监会，证监会在资本市场是有权力的，但真正有权力的是上市公司，以及真正控制上市公司的权力，而这才是真正从中获取小集团利益或者私人利益的权力。”林义相告诉记者。　　地方权力机构在这其中可谓是受益颇多。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杨健告诉记者，这些垄断资本的所得税往往比其他企业的所得税要高出一大块，而这是它故意多给地方机构的，有输送利益的可能性。　　市场是一个交易场所，交易双方有投资者和融资者，涉及到利益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给记者讲到：“一个健康规范运行的市场应该是公开透明和公平的市场，但由于投资者和融资者各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就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谋求利益的手段和表现。”　　赵锡军表示，不排除有些方面可能利用公权力或市场上的优势去牟利。　　对这一系列的负面现象发达国家也有，但不像我们国家这么普遍。“人家规范程度比我们高多了，像也有市场操作，也有信息欺诈，但它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而我们这边几乎没什么成本。”吕立新对记者说，“有的不是违法而是违规，他毕竟也是钻空子，要从制度设计方面就不给他留下漏洞。”　　这就需要加强对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基金经理、机构投资者，甚至一些大户的监管。这跟打击老鼠仓的做法大致上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要堵漏洞、事后追责、提高素质、加强培训教育，赞成证监会严厉打击。　　市场的监管方既要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又要考虑到投资者和融资者的利益。　　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讲，理念、认识和制度措施都在发生变化。赵锡军表示，“有些是当时历史条件认识下的产物，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肯定要更多地学习历史的经验，扬弃不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做法。”　　
要让融资为了投资　　如何让资本市场更成熟是国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股市要想进一步完善，一些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股市管制方面，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但林义相表示，很多的措施给人感觉到把控在放松，这个方向是对的，只不过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很多改革就在于我们能否贯彻。“2009年的新股发行改革是个不错的开始，2012年10月份关闭后我们又退回到了2009年之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向《经济》记者表示，这个倒退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沿途做了股权分置改革，但这是一个基本游戏规则，不算是改革。“从大的方向来说，股市的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就目前而言，退市制度就是一个不错的改革方向。退市新规后，A股出现了首家退市企业，而新三板目前也接纳了一部分的退市企业。对此，一些专家认为，A股企业退市后根本就不应该在其他板块交易，从长期来看，新三板不应该再接纳退市企业，新三板的退市也一定要加强。美国的做法就是主要抓退市，当然也有事中监管、约谈等，退市制度很严格。这样上市企业自身就会有危机感，重压之下也不敢再作假或违法。　　而我国股市的问题频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信缺失。谈到诚信，首当其冲的便是评级机构，评价任何上市公司都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信用体系建设是各个方面的，从商务、司法及个人都有涉及。杜丽群向记者表示，这几个方面我国有一个2014年-2020年的信用体系规划纲要，对商务信用体系的建立更为重要。“比如在股市中一个信用很差的人到资本市场上来圈钱，一定会造成很差的影响。经济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不高、权力寻租等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信用体系建设至今，其制度比较完善，个人和企业对信用很重视，因为其已经将信用升级为一种公共资源。“比如企业想要去市场融资，信用记录不好将会对其利益造成很大影响。”杜丽群说，“由于制度比较完善，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就比较小，因为惩罚很明确，企业和个人就会很小心。”　　国外通过法律法规的健全来规避违法违规。杜丽群告诉记者，美国有很多的评级机构，中国也正在建立并力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设，比如大公国际，这些评级公司对于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评级，将会有利于企业或上市公司在今后更加良性地发展。“今后在A股当中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进来，参与评级。”　　杜丽群解释到，“目前已经对很多企业及上市公司进行了评级，今后不仅将对企业的偿债能力、经营水平等方面进行评级，还将在对上市公司评级时增加信用方面的评级比重，并且在定制评级方法时参照国际标准，以方便我国上市公司更好地进入发展-融资-再发展的良性循环，帮助其更好地走出去，在参与国际并购时不受制约。”　　对于股市如何进步，研究所所长、中国证券业协会监事李康则表示，我们的目的不能是为了企业融资，要将投资为了融资改成融资为了投资，把投资者的价值取向放到第一位，这样中国股市才能有进步。　　
政府是否该放开手　　说到股市的运转，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众多的上市公司。对这些上市公司投资者可谓是又爱又恨，好的上市公司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收益，但有些公司在上市后侧重从事资本运作，不将筹集的资金用于企业发展。　　“这一现象在股市还是挺常见的，很多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却忽视实业发展。从企业经营管理的道理上讲，其实关注资本运作没有错。”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董晨告诉记者，“但也不能只关注实业发展，因为实业是一种滚动发展，而资本运作对于企业也是至关重要的。”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作用是相互的，各有自己的职责所在。对此，董晨表示，我们不能把资本运作理解成票，但除此之外，正常的资本运作也是企业快速做大做强的手段。他提倡实业家还是要多学一点金融知识，不要过度关注股价的上涨，但还是要学会利用股价。　　董晨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如果你的股价是10元一股，现在炒到60元钱一股，考虑到泡沫，就可以增发，付出很少的股份，获得很多的资金，这对企业来说也是好事，你有钱之后也可以并购，有泡沫有时候也是好事。　　“我到台湾观察过，中国的电子类企业平均市盈率是60倍，台湾的是10倍，假设有两家规模一样大的企业，中国的很多电子企业早就想收购台湾企业了，这时候如果用60倍的市盈率进行股价增发，相当于通过1/6的代价就可以收购台湾同样大规模的一家电子企业，但如果两家都是10倍的市盈率，你想靠增发去并购就很难了，而这就需要企业家能把握这样的机遇。”董晨说，“假设你就想把企业搞到60倍市盈率，然后你自己套钱跑了，那肯定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这些上市公司，北京正谋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冀书鹏就表示，即使政策不抛弃它们，市场也会抛弃它们。　　对股市的监管还是必不可少的，要有原则和底线，但却不能过度地干预，股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吕立新告诉记者，股市有一个自发的调节功能，有危险，资金自动就会分流，不用政府去引导，也不用政府去刻意地打压。“资金本身在疯狂的同时也有规避风险的自发性和动因。”　　有时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维护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百般刁难”，保证上市公司的真实性，这对投资者和整个股市的环境是有一定好处，但对中国企业和中国股市的发展却存在一定的阻碍。　　很多专家都表示，政府不能总是怕投资者受伤。　　深圳榕树投资董事长翟敬勇向记者表示，政府不要过度干预市场的运作，资本市场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地方，能把有效的社会资本投到最需要的地方。　　就像被溺爱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一个道理，如果政府过度地干预股市或过度保护投资者，就会阻碍中国股市的发展。“这会使得我们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在未来跟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变得非常脆弱，因为他们没有经验，金融机构准备不足，没有办法跟国际资本和国际匹敌，将来这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杨健表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告诉记者，其实在进入资本市场的时候，投资者已经在实物商品、、债券等之间进行了比较，做的投资一定是在风险范围之内的。“所以不用为他们担忧，监管层经常以为股民好的理由发一个声明，表面看是为投资者好，但经常会好心办坏事，所以不要过多干预，要顺应市场的发展。”
（责任编辑：HN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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