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李大钊没职务 有影响力
从陈独秀方面来看，两人的资历和在全国党员中的影响，陈独秀更胜一筹，参加中共一大的党员代表多数来自南方省份，陈独秀虽未参加，但有代表出席。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事宜时，直接接触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领导人，他的当选有共产国际的因素。所以李大钊很难凌驾于陈独秀而成为“一把手”。
从李大钊自身来讲，干革命是他的理想，算是副业，他并不是职业革命家。他的主要工作是教育事业，是北大的教授。
实际上，李大钊也不太愿意因为一些政治会议而影响学校的工作，而且他觉得陈独秀可以独当一面。作为一个刚建立的政党，如果有两个地位相当的领导人存在，可能会导致组织的分裂。
李大钊在张国焘去参加一大时，曾经做过类似的叮嘱，陈对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一定要和陈独秀保持一致。
而张国焘可以算是李大钊参加一大的代言人，他被选入中央局，应该也是出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考虑。
总的来说，李大钊因为学校工作的原因，没有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工作当中，虽然没有在一大中担任重要职务，乃至后来也没有出任，当着并不影响李大钊在党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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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出走北大与缺席“一大”之谜
作者：严友良
北京大学文科哲学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 fotoe 供图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长期以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定性使得陈独秀在历史中面目模糊而机械。尽管陈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从“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到创建中国共产党；从受人尊敬的政治领袖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从狂热的革命者到冷静的反思者，并最终在颠沛流离中暗淡离世。　　正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以30多年的研究写成的百万字《陈独秀全传》尤其显得厚重。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繁体字版时，有学者评价道：“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考据，使得《陈独秀全传》成为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著作。”　　与一般传记专注于对个人经历的陈述截然不同，唐宝林这本五易其稿的煌煌巨著更是一本陈独秀的评传。作者不仅通过对资料的爬梳，尽力呈现出陈独秀不为人知或因种种原因未能示人的一面，同时，努力通过缜密的逻辑分析，着力还原出陈独秀及与周边人士的思想内涵。　　尤其可贵的是，唐宝林还通过其掌握的史料，正面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关于陈独秀研究的重点“疑问”：1921年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共“一大”？1927年陈独秀为何一再向国民党和蒋介石退让？1929年陈独秀因何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及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汉奸的全过程等。　　“改变中国历史的传闻”　　1915年，陈独秀从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创刊号上，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依托《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等人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老庄与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思想，以及为这些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了持续的、猛烈的攻击，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时代―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三顾茅庐力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最后答应“试干三个月”。　　陈北上之时，《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胡适倡导文学改良，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鲁迅发表白话小说……并直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然而新文化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作为“统率”，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按照唐宝林的研究：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于是“社会上就开始流行中伤陈独秀等人的谣言，居心不良者还添枝加叶，扩大和制造谣言”。　　第一个谣言是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员被北京大学驱逐。传言虽被蔡元培、胡适等人再三否认，但还是不胫而走。胡适就曾严厉批判张厚载―此人最早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发布陈、胡等被驱逐的消息―的卑劣行径，迫使张进行了自我检讨、谢罪，承认所写通信是“无聊的”。北大教授评议会后来还通过决议，开除了张的学籍。　　第二个谣言是说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女下体泄愤。一时间，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也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日夜，蔡元培在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的压力下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并逃亡南方。16年后，在与胡适信中，汤尔和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听信谣言，说当时是“一时争传其事”。　　提及此事，胡适后来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此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正是如此，一直以来，历史学界有“陈独秀狎妓，改变中国历史的传闻”一说。　　值得一提的是，唐宝林并不太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陈独秀从胡适式的“文学革命”走向“政治革命”，早有征兆―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在其看来，陈独秀与胡适这对新文化运动中的“黄金搭档”走向分裂早就注定，而且“这也比较符合陈独秀的性格特征”。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fotoe 供图　　“不堪回首武昌城”　　1920年6月，与陈独秀在上海接触一个月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给远东局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在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　　随后，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至此，陈独秀彻底走到了胡适等人的“反对面”。　　1921年，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却缺席了这次会议。　　按照传统的解释：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但是因为陈独秀（1920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省长的陈炯明邀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所以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　　唐宝林却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无论是在陈独秀、李大钊，还是共产国际和苏俄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开天辟地的事件已经在1920年发生了，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事。唐宝林发现1921年接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的K?H?索科洛夫4月时还在上海，并知道中国的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全国代表大会，但他却到广州去了。　　尽管缺席，但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个时候陈独秀的“革命”态度。　　因为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遂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当时，陈独秀曾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从“一大”到1927年的“五大”，陈独秀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然而，在中共汉口“八七”会议上总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并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即向国民党右派一再退让，将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主动交予国民党―的帽子。　　大量的历史资料给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幅景象。　　按照唐宝林考证，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1924年6月，在国民党右派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谢持、张继等人发起对共产党员的“弹劾案”，陈独秀又一次写信给维经斯基，指出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强大，共产党包括苏俄和共产国际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将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尤其是当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鲍罗廷建议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时候，陈独秀又和蔡和森等人联名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推行的损害共产党的妥协路线。为此，陈独秀还处理了和鲍罗廷观点一同出席会议的瞿秋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多次向苏共（布）和共产国际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从党内合作到党外联盟的意向，但是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按照唐宝林的解释，苏联之所以这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考虑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月，先后与、比利时签订了边界协议，苏联认为这是欧洲吸收德国建立“反苏联盟”，加上之前苏联在中国北方支持的冯玉祥国民军的失败，导致苏联尤其不想因为中共得罪他们当时在南方的“朋友”国民党。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之前，陈独秀还曾向苏联方面提醒，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提供资金组建中共的武装，但是苏联先是同意拨付10万卢布，三天后又撤销了这个决定。　　上海政变之后，逃到武汉的陈独秀还未坐定，却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冒失之举―向汪精卫私下透露的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武汉国民政府也向中共举起了屠刀。更令陈独秀想不到的是，他还被斯大林认为应该承担“大革命”失败最大的责任。理由是他放弃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　　难怪多年之后，又一次经过武汉时，陈独秀写下了“不堪回首武昌城”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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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15&&&来源：
编者按：发表文章《中记述了，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什么呢？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这次会议，都是因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所致。现对文章摘编如下：
出席一大会议的代表共有13人。然而，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因此，共产国际代表特意指示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因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便提名由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会议。包惠僧曾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了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开款子的事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4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了大会。
李大钊当时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去出席一大会议。张国焘回忆说：“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参加。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总之，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这次会议，都是因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所致。
遗憾的是，后人始终未发现两位当事人本人对此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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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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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李大钊之孙：我不会去参加“红二代”聚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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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大钊之孙：我不会去参加“红二代”聚会 　　李宏塔：李大钊一开始不是创刊人，《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后来到北京，李大钊成为主要撰稿人。这已在历史上成定论，在当时的中国宣传科学民主，宣传“德先生、赛先生”。在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当时的中国青年。 　　谈父亲 　　民间给他编了很多故事 　　广州日报：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爱民族的一个运动，还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你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李宏塔：这是中国觉悟的兴起，当时工人阶级也走上政治舞台，仅仅靠学生是不行的。当时在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合力，让当时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人民群众的胜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五四青年节明确了下来。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五四”青年节对现在的青年的意义？ 　　李宏塔：我自己做了十年青年工作，但我觉得现在对当年教育还不够。我在今年两会上就专门提了有关加强青年教育工作的提案。青年教育应该从小抓起。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民富裕、祖国复兴都要靠一代代的青年人完成。中国是科技大国，但不是科技原创大国。所以，应该鼓励青年科技创新、独立创新，把中国的好传统恢复过来，而不是复制技术后乞求人家去用。 　　广州日报：你的父亲当领导时在民间有“李青天”的称呼？ 　　李宏塔：他在安徽工作一段时间后，当地人送给他的称号，还编了很多他的小故事。应该说，他的身上有他们那一代人好的传统，我父亲除了去中央开会有一身中山装，其他衣服都和普通人一样。 　　所以，当时群众给他编的故事有鼻子有眼，比如说他化装成贫民到粮站去，发现粮站工作人员对交粮农民态度差，不按文件兑现，当场予以开除。实际上，这是编的故事，这些问题是他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的，然后再落实政策。他们那一代人，对问题都是通过深入调研，对干部批评教育，但不会让干部当众出洋相，这样的故事编了很多。 　　广州日报：4月28日是李大钊先生忌日，你会去祭拜吗？ 　　李宏塔：我们父亲和母亲已去世，也葬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的家人，每年在清明节会祭奠爷爷，也会祭奠父母。从我的父亲和姑姑的名字“葆华”、“兴华”，就能看出祖父对中国实实在在的希望。因为我父亲出生时，辛亥革命还没发生，他希望能保卫中华。1919年我大姑出生，祖父希望她能振兴中华。实际上，祖父也把他自己的名字改了，他原来不叫李大钊。 　　谈出生 　　我不会去参加红二代聚会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反腐？ 　　李宏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问题还是要从干部培养、选拔上抓，还有在他们成为干部之前的教育。如果一个人素质很好，基础奠定很实，就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如果基础工作没做好，又没有群众观念，又没有有效机制约束，人就容易变异。就像现在我们发动境外追缉贪官，虽然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防止贪官外逃呢？一逃就带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管理和出境环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很期待上层中央在这方面的果断措施，一方面要追，一方面要堵。虽然网上发了一百人的“红色追缉令”来震慑让贪官不要跑，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内部管理环节。出这么多事情是应该反思，就事论事都能得出很多经验。 　　广州日报：听说你一直是骑自行车上班？ 　　李宏塔：我骑自行车一直骑到2004年，我55岁时，安徽省民政厅搬到城外，路程远了，车辆多了，才没骑。那时我已经把普通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 　　广州日报：作为李大钊的孙子，这样的家庭出生对你仕途有帮助吗？ 　　李宏塔：没有，家庭根本不会想着帮你要官。我都是按正常程序。1978年，当时我还在合肥化工厂做技术员，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我才被选上做团市委副书记，从科级干部变成处级干部。我进入仕途后，前期提拔很快，后期很慢。1981年，我32岁就被提拔为副厅级，但到了17年后的1998年才转为正厅。所以，我当官，父母没有打招呼，我自己也没有找关系。尽管当时我的父亲在人民银行，但他不会为我们的事找省里帮忙。 　　广州日报：社会上有人会认为你是“红二代”、“红三代”吗？ 　　李宏塔：现在中国就兴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本身划出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自己不警惕一点，他们就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些人的聚会，除了号召社会发扬党的好传统，其他没什么正面意义，确实没必要。 　　红色后代的日常聚会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并不都一样。而我自己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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