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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自产生以来，延续五千年，人们不中断地对它进行研究、探索。各家仁智互见，不尽相同，所以，对《周易》的价值判定也存有较大差异。正确地肯定《周易》的价值才能正确地对待《周易》，制定正确的研究方法以及运用原则，开发其现代的公道价值，服务于当今的实践活动。要解决这个题目，对先要搞清楚《周易》中到底有哪些有价值，值得鉴戒、开发利用的东西。假如这个题目搞不清楚，或不能落到实处，贝大家的非常多工作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要给一部几千年前的争议颇多的古典著作一个正确的价值定位，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在探索这个题目的过程中，传统的训诂考据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判定己被前人的研究证实。现代的比附穿凿显得荒诞迷离。一个题目是不是很复杂，与思考题目的角度和方法有关。一个看起来很复杂的题目，假如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立即就变得柳暗花明，局面开朗了。给《周易》价值定位的题目也是这样，当大家的目光紧盯在具体的事件的局部时，大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复杂的历史现象的迷宫，正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此，大家不妨从大处着眼，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题目。即从各种争议的表面现象入手，&大胆勇敢勇敢假设，小心求证&一番．
假设一，看来很表面的现象，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题目的本质；
假设二：复杂的《周易》现象，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古今人士对《周易》的评价；
假设三，《周易》从产生到现在历经五千年，朝野人等之所以对它有不尽的爱好，表明《周易》中一定存在着一种具有相对永恒的，有价值的东西。不管这些熟悉与评价有多不同，都可以理解为是人们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研究《周易》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大家试着从人们对《周易》的各种评价入手，来透视《周易中可能存在的价值特征。人们对《周易》的诸种评价中较为一致的约有以下若干种：
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原道之书，大道之源，文化之祖。
研究变化的书。
朴素的古时侯的哲学书。
神奇的书，神秘的书，看不懂的天书。
假如大家能够合乎情理地解释出，为什么《周易》会有如此多的评价特征，并且将各种评价用一条共同的线索贯串起来，即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那么，大家的结论就有可能接近《周易》的本质，进而，大家还可能得出超越以往熟悉水平的，对《周易》价值的正确定位。&&当然，这时，这一切仍然只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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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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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周易》是史&的重要观点。对《周易》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对其哲理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对其数理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周易》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的解析，阐明《周易》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
　　一、从&《周易》是史&的观点解析《周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周易》是史&的重要观点，认为《周易》经、传乃至卦、爻符号，都是一种历史记录，包含历史记叙或历史意义。《淮南子》就持《易》为上古史的看法。四部分类法始于晋代，它打破了原先史书隶属于经的观念; 隋代王通提出了&三经( 《书》《诗》《春秋》) 皆史&之说; 到了宋代，程颐提出了&九经( 其中有《周易》) 皆史&之说，南宋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
　　也提出以史证易; 元、明两代，有&五经皆史&和&六经皆史&之说，从王阳明开始，则明言《易经》是史; 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理论。他在《文史通义》( 1832)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真正含义是建立在他对经这一本义理解的基础之上: &《易》曰: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论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
　　章学诚所理解的经之本义，既不同于后人所说的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传统的六经，也不同于以文字为一家私言的经书，而是指以&治&为核心的&经纶&。也就是说，《六经》并非古代圣人立言垂教后世的空言，而是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大事以及所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的记录。
　　经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与&纬&相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系部》曰: &经，织也。从糸，y声。&清段玉裁注曰: &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最早的&经&字写作&y&，见于周代青铜铭文。大盂鼎、毛公鼎、晋姜鼎均有&y&字; 虢季子白盘、齐陈曼、叔夷钟均有&经&字。西周早期器大盂鼎有&敬雍德y&，晚期器毛公鼎有&肇y先王令&，东周器晋姜鼎有&y雍明德&。在郭沫若看来，&经&的初字应为&y&，所以&经&应是后起字。
　　他认为: &大盂鼎&敬雍德y&，毛公鼎&肇y先王令&，均因乃用y为经。余意盖经之初字也。观其字形，前鼎作y，后鼎作y，均像织机之纵线形。从系作之经，字之稍后起者也。《说文》分y、经为二字，以y属于川部，云&y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声，一曰水冥y也&。说殊迂阔。&
　　可以认为，&y&&经&应该是同一个字。&y&是早期的字，&经&则是中后期的字。《毛公鼎》的&肇y先王令&和《大盂鼎》的&敬雍德y&，这两处的&y&都是指先人事而存在的纲纪的经纶，与章学诚所说的经的本义是完全相同的。在此基础上，章学诚才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他反复强调，《六经》之所以是史，就是因为&《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还进一步指出: 古代根本就&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而且《六经》是&先王之政典&的记录之所以得到重视，只是因为&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在这里，章学诚揭示了《六经》的根本性质，实际上是属于经世致用的史籍。
　　《易教》篇所说的&《易》以天道而切人事&说明了天道而为人事的全部过程，《周易&系辞》又曰: &古者包资现跆煜乱玻鲈蚬巯笥谔欤┰蚬鄯ㄓ诘亍９勰袷拗疲氲刂恕＝≈钌碓度≈钗铩Ｓ谑鞘甲靼素裕酝ㄉ衩髦拢岳嗤蛭镏椤&
　　至此，可以说《周易》属于章学诚所说的六经之一道理充足。《文史通义&内篇&易教》对《周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虽然其原意是旨在通过对《周易》的考证来厘清器与道的关系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由此推之，《周易》显然是可以被当做史料加以对待的。章学诚意在通过《易》是先王之圣典也&&&六经先王之圣典也&&&六经皆史这样的思想脉络，理出文献的通事理关系。其&六经皆史&的史学观，旨在打通经、史、文之间的隔膜。可见，《易》经是史的观点顺理成章。
　　章太炎也曾认为，易经前十二卦讲述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易经》也是史。&而仔细考察《易经》，则可以认为它是一部殷周奴婢的起义史。同时，它也是古代人们了解天、地、风、火等自然现象及规律之史。可以说，《周易》是和《左传》《史记》一样的史书，其反映的是我国先民从原始社会到殷周时期的全部史事。&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时代之史。&
　　有学者解释《易经》的&九&和&六&的概念，将卦爻辞、卦象与先秦古籍互证，将其看做是商周之交 8 年的改朝换代史。而《周易》与其他史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以每隔 9 天或 6 天占卜一次的形式来记述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周易》既是一部筮辞编集同时又是一部古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
　　从&《周易》是史&的观点来读《周易》，将此与现代历史发展的情况和时代潮流的大势结合起来看，人们很自然地会把它和科学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人类历史上有古代科学史、近代科学史、现代科学史，既言《周易》是史，那么在中国，这种结合型的研究，不论就其内在或外在来讲，都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以下，我们专门谈《周易》与中国传统数学史。
　　二、《周易》中彰显着丰富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
　　诚然，通过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数学史，并没有看到从《周易》中直接得到某个数学定律、数学定理或经验公式、数学定论。然而，人们特别是中国历代着名数学家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他们的数学活动及数学成果中，是高眼看待《周易》的。
　　通常认为: 中国传统数学体系确立的标志是《九章算术》( 约公元 1 世纪) 的出现; 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体系确立的标志是&《九章算术》刘徽注&( 公元 263 年) 的出现。刘徽注《九章算术》时，开头有个重要的&序&，这个序的首句是: &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
　　其中，如包牺氏、八卦、九九之术、六爻等，是紧紧地连着《周易》的。
　　中国传统数学&算经十书&(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 中，最早的一部《周髀算经》说: &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也就是说，数的艺术是从圆形和方形开始的。正多边形的极限，是由圆内接正多边形经过无数次倍边之后才形成的。木匠做工用的曲尺称为矩，也就是方中的直角，方之所以出于矩，是因为非矩不能作。&这里已包含用数的性质来研究形的性质，将数与形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的思想。&其中，对九九之术格外重视。&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中国古人对乘法口诀的简称是&九九&，乘法口诀是从&九九八十一&而起的。中国传统数学思想中所谓&九九&，最早是九九乘法口诀的称谓。《易&本命》中就有&三三九&的口诀。
　　又如《周易》四十六卦《易&升》曰: &君子以慎德，积小以成高大。&数学上，积乃众数聚居之称。有面积、体积等之称。乘得之数曰积，如 2&2 =4 称为积。《周易》中的积和数学中的积，思想同归一脉。
　　中国传统数学自秦汉确立体系之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得到充实和提高，至宋元达到鼎盛时期，居于世界数学的最高峰。就在鼎盛时期最着名的数学四大家秦( 九韶) 、李( 冶) 、杨( 辉) 、朱( 世杰) 中，也无一不垂青《周易》。如秦九韶创立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衍求一术&( 一次同余组) ，就是把数学方法同演卦结合起来，采用《易&系辞上》中的大衍之数五十，并将其命名为&大衍求一术&。
　　此命名说明秦九韶是受了《周易》&蓍卦发微&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圣贤已采用大衍之术，&圣有&大衍&，微寓于易。奇余取策，群数皆捐。衍而究之，探隐知原&，&数与道非二本也&。《周易&系辞》云: &大衍之术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卦。&也就是说用来演算的蓍草的根数总数为 50，而大衍之术使用的蓍草则为 49 根，这是取&七七四十九&之意。秦九韶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达&大衍总数术&:x & ri( modi) ，( i = 1，2，3，4)据此可推出，元数: 1，2，3，4; 定数: 1，1，3，4; 衍数: 12，12，4，3; 奇数: 1，1，1，3; 乘率: 1，1，1，3; 用数: 12，12，4，9;各用数和: 12+12+4+9=37可得: 元数: 1，2，3，4; 衍数: 24，12，8，6; 用数: 12，24，4，9&大衍之数五十&即各衍数和: 24+12+8+6=50;&其用四十有九&即各用数和: 12+24+4+9=49。
　　由此，秦九韶将&大衍总数术&的算理与《周易》的哲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的&天意&说法不足取) ，从而圆满地阐释了筮法和&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来由。
　　实际上，&蓍卦发微&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即使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蓍卦发微&也并非毫无意义，它不仅以极简单的数字，给出大衍术计算的一个范例，而且它还给人以这样的启示: 古老的《易经》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朴素的数学思想。&
　　杨辉是世界上最早对幻方( magic square) 进行系统研究的人①，他的《续古摘奇算法》( 1275) 中有各种类型的纵横图。我国最早的纵横图，应该属宋代的九宫图，这与易学中的&洛书&&九宫图&紧紧相联。杨辉孜孜不倦地探索纵横图的构成规律，揭示了纵横图的规律性。他认为三阶和四阶纵横图的构成方法是: &易换术曰: 以十六子依次第作四行排列，先以外四角对换&&后以内四角对换。&标准纵横图则是从 1 开始，连续 n2个自然数组成 n 阶纵横图。非标准型纵横图是不从 1 开始的以及对角线上的数字和不等于各行数字和的纵横图。杨辉对聚五图、聚六图、聚八图、八图阵、攒九图、连环图等奇异型纵横图也有研究，如他描述连环图是&七十二子总积二千六百二十八，以八子为一队，纵横各二百九十二。多寡相资，邻壁相兼，以九队化一十三队，此见运用之道&。
　　这里的道是道家之道，是指规律。图 1 左边为杨辉的聚八图，即每个圆周上八个数的和皆为 100。右边为攒九图，即每条直径上九个数的和皆为 147。杨辉的奇异型纵横图是多样性和对称性的结合，具有其他数学成果所没有的直观美感，这种体现数字内部规律的巧妙排列是具有一种守恒美的。宋代理学家们将纵横图与《周易》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联系起来，认为九宫图就是洛书，也就是伏羲画八卦的依据。杨辉的纵横图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时期程大位、方中通、保其寿等的纵横图研究，都是建立在杨辉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朱世杰在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上创立的&四元术&( 《四元玉鉴》，1303 年) ，&立天元一于下，地元一于左，人元一于右，物元一于上&，也是以&太&居中，用天、地、人、物四元来设未知数的，深深地打着易学的烙印。《周易&说卦》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周易的天、地、人三才说对中国传统数学天元术的产生是有影响的，而朱世杰的四元术正是天元术发展的最高峰。朱世杰称一元方程为&一气混元&，二元方程为&两仪化元&，三元方程为&三才运元&，四次方程为&四象会元&。朱世杰创造了以&四元术&求解四元高次方程组的数值解法，由此成功地解决了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问题，其成就达到了宋元数学的最高水平。《易经》在中国传统数学中的地位，是不能小视的。
　　我们的研究并无发现《易经》直接展示出某个数学定律、数学定理或经验公式等数学内容，但它彰显出的数学思想( 和方法) ，却一直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发挥作用。数学思想( 和方法) 与数学内容本身是相连的，但数学思想和数学内容本身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谓的数学思想，就是指数学产生和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数学成果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
　　在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发展中的源和流，都深深地打着《周易》的烙印。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起源，有学者将之梳理为结绳和书契、规矩和方圆、九九之术、河图洛书、算筹筹算等，其中，《周易》的影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河图洛书、九九之术、规矩等都是有力的说明。而在以后的数学思想发展历程中，如上述我们所提到的从刘徽及《九章算术》刘徽注，到秦九韶及《数书九章》的大衍求一术等等，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周易》对中国传统数学思想( 和方法) 具有深刻的影响。
　　三、传承《周易》中彰显的数学思想
　　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当今人们在探求《周易》的哲理方面成就斐然，值得肯定。然而探求《周易》的数理，成就则不多。实际上，《周易》中彰显( 或蕴含) 的数学思想( 和方法) ，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以&河图洛书说&为例加以阐述。
　　河图洛书是我国古代儒家关于《周易》和《洪范》两书来源的传说。《易&系辞上》曰: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易纬&乾凿度》也云: &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注曰: &春秋纬云: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实际上，郑玄在这里构造了一个天地生成数图和九宫图。他认为《系辞传》中的&天数五&是指 1、3、5、7、9 这五个奇数，而&地数五&则指的是 2、4、6、8、10 这五个偶数。将这些奇数和偶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按方位配合后即可构成&天地生成之数&。
　　传说《周易》的来源就是伏羲根据龙马从黄河背负来的&河图&和神龟从洛水背负而来的&洛书&所完成的。&九宫&一词，见于汉徐岳《数术记遗》: &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九宫&者，是东汉以前易纬家之说将离、艮、兑、乾、巽、震、坤、坎八卦加中央而合的。九宫实则一个三行纵横图，即世界上最古老的幻方。上文所述杨辉的幻方研究工作，就是起源于对&河图&&洛书&的数字化处理。杨辉所列的 20 个纵横图中，最简单的两个就是河图洛书。杨辉给洛书的口诀是: &九子斜排，上下对易，左右相更，四维挺出。&
　　该口诀清楚地阐述了洛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三阶纵横图的构造方法，从而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以下是杨辉总结出的洛书幻方构造图( 图 2) 。
　　幻方实际上蕴育了我国组合数学思想，是古代数学智慧的一个标志，是数学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对它的研究也算是中算史上的一种骄傲。
　　河图洛书是从阴阳、五行、八卦发展而来并将它们内在地包容起来的，河图洛书虽说是传说，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常年( 多年) 流传下来并被人们作为思想发展影响着社会这是真实的历史现象。
　　中国历代哲学家们研究河图洛书的哲理，而历代畴人( 天文、算学家) 则陈述河图洛书的天文、数学之意蕴，故《周易》之数理的意义和作用是回避不了的事实。到了大儒朱熹手中，可以说这个工作有了一个本质性的飞跃和进展。朱熹在他的重要着作《周易本义》之首，就列出河图洛书，以九( 九宫) 为河图，以十( 天地生成数) 为洛书( 其实际起源于道士陈抟) 。这九个易图是: 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实际上，朱熹在自然科学上也有许多贡献，其河图洛书说深刻地支配着他的理学自然观。宋代丁易东研究纵横图也受河洛起源的影响，他在《大衍索隐》卷中云: &洛书四十九得大衍五十数图&，卷下亦云: &九宫八卦综成七十二数合洛书图。&明代王文素也认为&数之本原&是河图洛书，他在《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1524) 卷首就列出了朱熹《周易本义》所载的河图图和洛书图。明代程大位在其珠算名着《算法统宗》( 1592) 卷首中也曾画出龙马负图、河图图和洛书图。他在《算法统宗&后识语》中还强调: &数何肇? 其肇自图、书乎? 伏羲得之以画卦，大禹得之以序畴，列圣得之以开物成务。凡天官、地员、律历、兵赋及纤悉杪忽，莫不有数，则莫不本于《易》《范》。故今推明直指算法，辄揭河图、洛书于首，见数有原本云。&
　　因《算法统宗》是本流传极广的珠算着作，河图、洛书为数之本源的思想也日益深入人心。清代《数理精蕴》( 1723) 上编卷一曰: &河出图，洛出书，八卦是生，九畴是序，数学亦于是乎肇焉。&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数学思想中，数之河洛起源说影响不小。而《周易》中就有对河图洛书的记载，其对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
　　至于数学上河洛起源说的原因，应该是由于人类将认识自然的能力归之于天意。中国古人在数学研究中，发现得到的数学规律( 包括数字规律) 无法在客观世界中找到恰当的、正确的解释( 或模型、原型) 时，他们就将之归于天意。而宋明儒家对此则更感兴趣，正如蔡沈( 朱熹的学生) 所说:&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 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者始于一; 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数之所以行; 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备也; 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易》更四圣而象已着; 《范》锡神禹而数不传。后之作者昧象数之源，窒变通之妙，或即象而为数，或反数而拟象，&&牵合附会，自然之数益晦蚀焉。&
　　究其原因，宋明理学家们本就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而河洛起源说恰恰是对他们理论的有力支持。可以说，数学源于&河图&&洛书&是宋明理学思想在数学中的反映，同时它又是&格物穷理&之学的缩影。
　　综上所述，从古人对《周易》河图洛书之哲理和数理结合起来研究的综合考察，我们发现，人们对河图洛书的健康研究，并不是为了搞数字神秘主义，而是以《周易》中所蕴含和体现的数字及数字变化规律，来探索和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其研究路径是正确的，应当引起重视，必须深入加以研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从朱熹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及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说在这里出现了微妙的转型，必须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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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11 &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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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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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6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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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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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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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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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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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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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坷，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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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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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1 杂谈汉武帝 &br&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天辟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汉武帝。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阉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 &br&&br&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的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br&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br&&br&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的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br&&br&“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br&&br&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br&&br&“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br&&br&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br&&br&“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br&&br&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br&&br&二是变古创制，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br&&br&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br&&br&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br&&br&五是制订设计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br&&br&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封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br&&br&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br&&br&“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br&&br&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br&&br&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了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br&&br&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br&&br&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br&&br&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br&&br&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br&&br&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问之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br&&br&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表明此人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旷。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br&&br&“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br&&br&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br&&br&“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br&&br&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br&&br&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前古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br&&br&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艺术。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br&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奴尔哈亦、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br&&br&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br&&br&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他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br&&br&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成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br&&br&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br&&br&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日“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br&&br&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他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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