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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就要结束了，苏联为何出兵东北？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事？
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出兵中国东北抗日，而在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关东军就剩下空壳子了，而当日军投降的时候，苏联还没到关东军的腹地。但是，苏联出兵中国，却捞走了许多中国的物资！苏联为何出兵东北？日至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承诺，苏联将在纳粹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向日本宣战。此前苏联和日本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一直依靠1941年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保持“冷和平”，但双方都清楚，一旦战略形势有变，这份条约就不具有约束力。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布苏联单方面废止《苏日中立条约》。这其实是苏联即将开战的危险信号，但日本高层认为该条约的废止似乎有深层含义：“如果日本提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新条约，苏联就有可能取代纳粹德国成为日本的强大盟友”。于是日本提出以实质利益来换取苏联调停战争的方案。6月7日，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向莫斯科汇报：“作为对苏联与日本续订新协定的条件，日本愿意向我国归还在1905年俄日战争期间占领的南萨哈林岛，甚至可向我移交整个千岛群岛。”斯大林获悉日本政府的用心后，决定用“外交太极”为向远东调派兵力争取时间。这种做法收到奇效，甚至到了7月26日，中美英发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也宣布同公告精神之际，日本政府仍然希望苏联能帮助“降低投降条件”。以对日交涉为掩护，苏联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远东战役的准备。在拟订作战计划时，苏军总参谋部拿出三个作战方案，即登陆日本本土、进攻中国关内和闪击满洲。此时日本本土集结着约200万陆海军主力，苏军缺乏执行战略性登陆战役的能力，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而关内日军没有密集的集团，同时苏军只能沿着蒙古乌兰巴托至中国张家口方向出兵华北，道路难以通行，也无法给予日军决定性的打击。只有满洲，那里云集了70多万关东军，是日军在中国最密集、最强大的作战集团。苏军确信，如果迅速消灭关东军，将使日本失去陆军最精锐部队，击碎日本继续战争的意志。当时，苏军在远东只有不到40个师的兵力，这些部队沿着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分散部署，而且装备陈旧。为此，从1945年5月至7月，约有13.6万节车皮满载人员和物资开赴远东。在赶往东方的部队里，许多对德作战英雄部队都名列其中，它们大都有突破德军筑垒地域的经历，对付日军在边境设置的防线非常有经验。同时，远东部队各坦克旅的第1坦克营全都换装新式T-34中型坦克，战役突击力量得到显著增强。1945年8月，苏军在远东集结了150多万人、2.6万门火炮、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外加3800多架战机。7月3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成立远东苏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被任命为总司令，所有战争准备都已完成。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次日凌晨，百万苏军的滚滚铁流冲向日军阵地。尽管当天多数突击地段正下着大雨，让苏军机动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也掩护了他们的行动。苏军战士冲入前线日军哨所时，日军士兵大多还没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有些人甚至以为“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全线进攻不到一小时，苏军就占领日军前沿地区的所有哨所。苏联和国民政府的周旋苏联出兵中国参展，还有附加条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2、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库叶岛划给苏联）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旅大港口租界给苏联）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特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协议以后大惊，这种条款基本等于恢复了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特权，知道无力阻挡苏联出兵东北，又怕苏联占领东北以后把地盘和关东军装备交给中共，所以被迫派出儿子蒋经国和斯大林面谈。要知道，当时的东北非同小可，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工业基地和农业基地。在东北的投资额猛增，日本在华投资72%投在了东北。不到六年东北地区工业产值就增长了4.6倍。1937年东北地区的铁、铜、钢产量占全中国的90%。发电量、煤的产量等占全中国的40%—50%。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国首位。在东北的日本公司有六千余家，资本总额56亿美元。东北工业总产值1943年比1937年又增长了2.2倍。东北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富裕的地区。满洲的首都新京（今长春）比当时全世界文明的国际大上海还富裕。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已经把东北当作中国自己的领土，经过14年苦心经营和大量的投资（甚至超过本土投资），把东北建立成一个工业化基地，尤其是其军工生产能力，成为亚洲第二的地区。当时的东北地区GDP占全国地区GDP的四分之一。经过日本十几年的经营电力、产煤、铁等重工业都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东北雄居全国重工业基地之冠，钢铁产量占全国的，煤产量60%，发电量占40%。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是最大的产粮区。于是，蒋介石决定作出让步，他让蒋经国去面谈斯大林。同意让出部分东北特权，让苏联承诺不得支持中共，也不得把任何物资交给中共。苏联方面表示可以同意。但是双方在外蒙古的独立上，仍然针锋相对。此时外蒙古实际早被苏联控制了长达20年，国内早就苏联化了。只是中国方面一直不承认罢了。但是你不承认，不代表事实不存在。当时蒋介石为了击败中共，作出让步，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是蒋介石一生最为懊悔的事情。苏联红军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日军本来就无力守卫满洲，当时主力已经几乎全部抽调南下对付盟国，一直让其唱空城计的，于是在苏军进攻的当天，统帅部便决定放弃满洲。8月10日至11日，向满洲里方向进攻的苏军仅前进到海拉尔附近。只有进到满洲西面的一股苏军，才以每日约百里的速度向东南推进。此时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一些问题，少数军国主义死硬派分子试图组织天皇投降,将原本在10号播发的投降宣言抢走，但是他们最终失败。军国主义分子日本陆相阿南等人切腹自杀，日本终于公开宣布投降8月14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8月17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出兵的时候，其实日本已经决定投降。苏联军队的进军仅仅几天后，日本就全部缴械，当时苏联还没有打到满洲国的腹地。所以苏联军队与其说是进攻东北，不如说是接受东北日军投降为好。根据1946年国民政府有关考查团调查，苏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8．58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的部份，约达20亿美元。工厂、矿山设备被拆卸了，运走了。有的是整座工厂、整座矿山的拆卸、运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据日本产经新闻出版的《蒋总统秘录》称：“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拆运而走，此外，鞍山、宫原（即本溪）、本溪（今本溪湖）等钢铁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美国国务院一份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⒁。８月２８日，苏军仅从长春伪中央银行中，就提走库存满洲币７亿元，各种有价证券总值约７５亿元，黄金３６公斤，白金３１公斤，白银６６公斤，钻石３７０５克拉。从日本人的高级家具，到中国市民的收音机、座钟，都要。有的老人说，连农民的黄牛也往火车上赶。总之，苏联把东北三省从头刮了一遍，能拿的都拿走了。唯一没有拿走的是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的军事装备，因为苏联并不需要这些日式的东西，他们本国军火堆积如山，同时还有美国援助的大量军火全部丢在远东的各大港口。苏联方面在后来宣布，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苏联大兵百日糟蹋妇女苏联大兵买东西不给钱是常事，常常拿了就走，老百姓也不敢说什么！最难以忍受的是糟蹋女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就追，就拉。人们天不黑就关门，有的还把胡同堵死。凤凰城没驻苏军，不知从哪儿跑去一个，满大街追女人，把座县城闹得鸡飞狗跳。驻在当地的冀东部队，不得不把这个“老大哥”抓起来，送交安东苏军卫戌司令部。这不是个别人看到和经历的个别现象。从辽宁到吉林到黑龙江，人们都说：“‘老毛子’大臊性了！”有的老人说：直到现在，在电影电视上看到“老毛子”，这心还直突突。最惨的是亡了国的日本女人。苏军到处，跑不及的就“削发出家”。当“和尚”也躲不过去，日本人居住区白天晚上都能听到惨叫声。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就主动送去一些，希图能够保全多数。有的跑到八路军驻地，跪地痛哭，请求“八路大君”给予保护。各处苏军都有死于非命的。当时是说国民党地下军干的。这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当这些“太臊性了”的大兵闯进民宅胡作非为时，后脑勺被甚麽东西来一家伙，那也是不在情理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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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图源于网络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 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 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 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 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 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 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实 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 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 让步。​​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年代相比，从1981 到1985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 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 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 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 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 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 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 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当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 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 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 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年间， 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 于走向灭亡呢？​​就像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 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 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 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 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 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 辱”。​​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 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 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该在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在克里姆林宫之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 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预感“大量变革 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想被物质化，成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 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 ——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 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 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 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 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 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 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 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当”。​​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 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人等。​​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 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 们”。​​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 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 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像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由 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联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 通。​​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 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 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 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报道。​​“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 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 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 “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 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当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 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 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 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 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 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 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 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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