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1000|回复: 2
清王朝崩溃之路
主题帖子积分
等级45, 积分 10358, 距离下一级还需 642 积分
& && &孔飞力认为乾隆朝之后中国因为税制等压力问题，体制已经出现危机，本文着重从中国的官僚体制入手，分析了税制问题，非正式税收之外的敲诈勒索，大大增加了平民的负担，逼迫他们叛乱。
& && &和珅等贪腐集团表现出层层往下压的“进贡”规则，损害财政和行政。中国的知识精英都希望走上功名道路，逃避被官府压榨的命运，但其实从明朝以后，他们更多以官僚的幕友的身份出现，极少以政治精英的身份直接参与国家大事，反而被怀疑&结党&打压。清朝乾隆时期，随着开荒和海外农作物的引进，人口大量增加，但正式官员的门槛并没有放开，为了统治越来越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地方政府倚重当地胥吏治理，胥吏没有政治地位，但却极其贪婪，并且不受中央的考核和控制。他们对平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勒索，掌握税收的具体事务，使得整个财政系统混乱。孔飞力认为因为官员地位和身份的排他性，知识精英游离在体制之外，胥吏这种编外人员从事着统治中国的具体工作，税收中的滥用权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无法受到监督。
以下是文章全文：
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
18世纪90年代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发性的转折点。然而，种种趋势的汇集却导致了大清帝国—或许也导致了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整个秩序—走向灾变。这些趋势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一种长期性变化，它使得一部分文人精英人士开始认识到，危险之所在，是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中国国内和国外，这些问题后来被视为是同起源于鸦片战争时期、并在20世纪持续存在的西方侵略有关的（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创造现代国家以抵抗西方的辩论，实际上只是产生于中国内部更为宏大的讨论的组成部分。关于这场讨论的背景，可以通过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来加以说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危机促使文人精英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去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
1795年10月，年已八十四岁的乾隆皇帝宣布，他将于在位六十年后禅退，并指定皇十五子颙琰承继大统，年号嘉庆。在清代历任君主中，只有乾隆的祖父康熙在位的时间可以与他媲美，但却没有哪一位君主的统治比他更为辉煌。乾隆骄傲地传给嘉庆的，是一代“盛世”。其间，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北京的控制则深深地深入到了中亚腹地。然而，嘉庆从父亲那里所继承下来的其实并不是繁荣，而是一连串的麻烦。
乾隆的退位仅为名义，并非事实。这位耄耋老翁在幕后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着自己的统治，处理最重要的文件，发出各种谕旨的数量也不见减少。在中国的环境下，这种情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孝道在这片土地上本为德行之本，没有哪位君主在父亲仍然在世时便可以放手治国。于是，乾隆作为太上皇的统治（这与他在位的时间是有区别的），一直持续到他于1799年驾崩时方告结束。在此期间，所有重要事务，新皇帝都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和珅向父亲禀报。此前二十年间，和珅便一直得到老皇帝的宠信，权倾朝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奖赏扈从，惩戒政敌，并编织起了一张渗透到整个大清帝国财政系统的恩惠网络。随着太上皇龙体日衰，和珅在实际上掌握了摄政权力并控制了朝政。新皇帝不仅必须听命于父亲，也不能不受制于父亲的这位总管。
大清帝国中央领导层的这种软弱状况，出现在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1795年，处于西部崎岖边陲的动荡不安的边疆社区爆发了民众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自1789年起，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洪水便开始在中原和东部各省份泛滥。与此同时，在地处亚热带的港口城市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以不起眼的规模开了个头；在那里，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们学会了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前途无量的贸易。1799年2月，当太上皇驾鹤西去时，他留在深厚的是一个已陷入危机的大帝国。
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恰恰是在贸易蓬勃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乾隆“盛世”的成功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但尤其是在18世纪80恩年代之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出超，从而使国内经济获得了充沛的银两供应，物价也出现了缓和而平稳的上升。地方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而支付地方政府费用的那套体系却捉襟见肘。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果敢地采取行动，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苟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
开支的增加，部分的是由官员们日益挥霍铺张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上层，这一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挥霍铺张的基调，是由乾隆和他的近侍们所定下的。通过和珅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种做法同官员生活中已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十分匹配的。京官们向地方大官索取，总督巡抚而向知府伸手，知府又向县官勒索。到头来，支付账单的还是平民百姓。
乾隆在漫长的帝王生涯中，一直对于受到皇家恩宠者所领导的派系活动保持着警惕。然而，到了18世纪90年代的最后那几年，乾隆垂垂老矣，不再是年轻时那个机敏果敢的君主了，位君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和珅把持着大清帝国的政策和资源，为所欲为。在主子的纵容下，和珅发明了一系列“处罚”手段，从各省官员那里榨取钱财，由自己和乾隆分享。事实上，老迈的太上皇和他的宠臣一起，为他们共同的福祉而推出了一整套税上加税的体制。整个18世纪90年代，乾隆对于和珅的宠信一直坚定不移，甚至压倒了他对于朋党派系活动的敌意。我们或许可以将和珅一党称之为一种“超级派系”，因为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毫不动摇的庇护。乾隆的政策搞得官员们明哲保身，但和珅的势力却靠着乾隆这道护身符，得以在官僚机构中大肆扩张。少数敢于对此提出挑战的官员，自己都倒了大霉。一直到乾隆帝于1799年驾崩之后，和珅及其一党才被推翻。
在下层，钱财是要从各个县份搜刮上来的，地方政府的腐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798年，素来直言不讳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便不指名地提到，在和珅风头正健的年代里，“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他还指责州县官们，一旦有事，“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借以榨取钱财，逼得农民们走投无路，只能起来造反。
本来，中国社会便已经感受到了人多地少的沉重压力，和珅“第二税收系统”的贪得无厌有使得社会承受的压力变得更为沉重。中国人口从1741年的一亿四千三百万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以上（也就是说，年均人口增长达到了三百二十万），这是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主要动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毫无疑问，这同自17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是分不开的。同时，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既增加了粮食供应，也促成了人口的增长。自欧洲人于16世纪初来到东亚和东南亚之后，他们便建立起了一张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日本和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纱）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们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低和山坡地。在此背景下，18世纪成为中国人口内部迁徙的黄金时代，少地的农民不仅从平原移住山区，也移往各省交界处的人口稀少地区。然而，尽管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到了乾隆统治的后期，人均土地占有率仍然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
人口增长过快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水，在有的地方甚至高过了周围的地面。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之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整个18世纪80年代和90恩年代，严重的洪灾持续不断。从年的二十年里，有十二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年至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灾发生。由于这些现象与和珅擅权出现在同一时期，当时的人们因而相信，腐败的河务官员将本来应当用于修筑堤坝和疏通河道的经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土地短缺地区农民向西部边疆区域的迁徙，构成了这一时期苦难的又一根源，即民族之间的冲突。由外来农民和商人所带来的压力，触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起义，例如，苗民便于195年发动了反对汉族官员和高利贷者的暴动。一年后，在湖北、四川和陕西交界处的崎岖边区，贪婪而残暴的地方官员在新近才开始有人定居的社区点燃了反抗的火焰—1796年，在民间佛教分支白莲教一批虔诚信徒的领导下，当地爆发了起义，并顶住了清军的镇压，持续达八年之久。在上述两桩事件中，官员们及其部下嗜钱如命，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将人多和地少给人们带来的穷困和不幸混合了起来。而压在所有这一切上面的，还有身在北京的和珅一党所施加的无情的财政压力。
帝制晚期的三道难题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便将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描绘为，这是对大清王朝昔日辉煌和奢靡的报应，也是对官员们的腐败行径和大肆挥霍的生活方式的惩罚。这样的恶性和君主的老迈以及臣下的贪婪结合在一起，一定会让更多试图找出事件背后原因的人们感到一种浅尝辄止的满足，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类似的先例了。然而，也有人似乎从中看到了一种更具有深意的威胁：这里所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也许，只有通过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多方面的危机，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深藏于特定事件背后的种种问题。一些过去看来似乎具有偶然性的现象（例如，某一官员的腐败，或某一水坝未能得到妥善的维护，或某位君主变得年迈昏庸，等等），此时在人们的眼里都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一些过去看来只是属于地方性的现象（例如，某个县份的吏治不良，或发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或被视为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
乾隆还有着暴戾凶残的另一面，这表现为他对于文人臣子们在种族问题上任何冒犯行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们很快便发现，文字—尤其是被认为含沙射影的文字—可以带来杀身之祸。即便是对于满足统治蛛丝马迹般的不敬暗示，也会给文字的作者带来身首异处的下场。乾隆本人则身体力行，亲自抓了几桩据称是以隐讳曲折的言辞对清朝合法性提出非难的样板案例。此类“文字狱”可以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范围内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获罪。如果对于某一段文字的解读来自于皇上本人，则不管这种解读多么牵强附会，人们也无法提出争辩。对于从中所引出的教导，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一位朝鲜使者在1780年发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
“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此飞旦汉人如是，满人尤甚”。
如果说，对于种族上冒犯言行的恐惧还不足以让批评者三缄其口的话，那么，还有被指控为“结党”的恐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何人若是反对皇上宠臣的“结党”行为，他们自己就会被扣上“结党”的帽子。究竟是什么使得“结党”的指控成为清代统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这种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来自于精英阶层自己对于结党的不齿。清代精英层的大家都同意这样的看法：17世纪上半夜，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并间接地带来了满族征服的实现。“朋党”本身便是恶名昭彰。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这为所有执政者阻止部属们拉帮结派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但实际上，在政府的各个层次，拉帮结派的活动却仍在暗中进行。
毫无疑问，高官们应该就朝廷政策向皇上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之所在。清统治者并不缺乏来自官员们的意见，也远远没有达到孤家寡人的地步。清代的通讯体系，是通过君主和每一位大臣之间的个人联系而运作的。官员们上达天听的路径不仅狭窄，还受到了一大堆规矩的牢牢控制。在18世纪，每当协同一致或持续性的支持性意见在某一政策路线或某项任命上出现时，便会被认为有着朋党活动的高度嫌疑。
那么，文人们自己是否对公共利益是单一的和排他的这一点存在怀疑呢？从文人们反抗朝廷暴政的一桩命案—17世纪20年代的东林党运动—来看，并非如此。东林党事件所涉及的，是文人官员们拉帮结派，下决心要通过控制科举考试来操纵对于官员的任命并安插私人，从而控制北京的朝政。东林党人群起呐喊，对太监“阉党”在朝廷的邪恶专权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东林党人对于“专权”的不屈不饶的抵制的话，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会忽略，他们采取行动的前提其实是自己所反对事物的一种翻版。当东林党人转而掌权时，他们反过来对处于自己对立面的官员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无论是权力的分享或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考虑，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公共利益只能有一种，其界定，则是通过以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公正言辞而实现的，为了捍卫公共利益而献身成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东林党运动及其命运所描绘的，是一幅派系斗争中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图景。在这样的党政中，能够使差异得到缓和或调节的机制是全然不存在的。到了清代，东林党事件成为使党争视为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稳定的一种前车之鉴。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要维护这种地位，稳定对于文人们和君主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就其对精英阶层的士气和政权在公众心中合法性的影响而言，和珅事件造成了政权的巨大的不稳定。如何才能使得这种对于权力的滥用受到抵制？若是要求人们既结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非派系活动的方式来反对这种权力滥用，这从逻辑上来说似乎便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当和珅于1799年倒台后，文人们的行动中开始闪现出了希望之光。一种做法是，摆脱假惺惺的道德说教的羁绊，通过加强政府管理中务实的方法和手段，来扩展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天地。这种做法鼓励瘟神们在参与政治的同时，既保持内在的忠君态度，又不为朋党活动所累。志同道合的文人们之间的合作，也可以披上高雅文化活动的外衣，例如，通过组织诗社或纪念祭奠先哲的“祀会”来达成，而这样的活动有时是带有派系色彩的。最后，还有让文化精英阶层中更广大的成员来参与政治，但这是一种并不一定行得通的做法。到了19世纪末，这种做法得到了人们的热切追求；但在和珅死后，当时的那一代人却只对之给予了匆匆一瞥。
文化精英的政治能量
毫无疑问，大多数文人之所以追求功名，其价值主要在于功名是官方对于特殊社会地位的认证。即便在生员这个级别，仍然有着许多特权，包括较低的税负，免受体罚，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不致受到当地官差的敲诈勒索，等等。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资助儿子们获得共鸣也是保证该家庭的社会地位得到维护和改善的最可行的办法。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族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通道—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
尽管如此，同样很清楚的是，一些文人利用自己的功名地位，转而在官场之外投入了从广义上来看属于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地方社区，文人们一般都会从事代理税收和诉讼的活动，而这两者都是不合法的—在某些情况下，在官方看来这些活动甚至还起到了破坏地方秩序的作用。但是，文人们还有很多合法的选择。用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的话来说，不在官场的地方文人造就了一批“准政治性”的精英人物。在地方上，他们在官方体制之外从事着为官方所批准支持的活动。对于那些被关闭在全国性政治大门之外的文人们来说，各种形式的地方活动很自然地便成了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管理社区事务、编纂地方志、促进和维护地方文化及历史，等等，对于中国帝制晚期的文化精英们来说成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并唾手可得的机会。
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精英阶层的三百多万名成员除了参与地方性活动以外，都曾有过读诵诗书的经历，受到了文人学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科举考试又通过以国家大事为题（虽然一般来说不会涉及当朝事务），除文之外还包括“策论”（“策论”一般不会涉及当前政策，但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它会涉及到历朝历代统治的历史经验），而使得文人们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根本性议程背后，人数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时代的危机是否能够在政治参与上为他们打开新的路径？
获得功名的人数众多，而拥有功名者所能获授的政府职位却数量很少，这种差异是清朝从先前的明朝那里继承而来的。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的条件给这种差别带来了政治上的意义。18世纪90年代的多方面危机及其后果，对全国各地处于官场之中的精英人物研讨国事起到了鼓励作用。19世纪初期出现的外来危机又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权势者的忠诚和廉正提出质疑。也许，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们处于自己的需求，为举人们通过担任幕友的方式积极卷入政府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
清代的一般情况是，通过省级乡试者本来是不能够获得为官资格的，然而，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他们却获得了参与处理全国性事务的实践机会。举人们可以以一种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身份，进入省级官员身边的圈子，在重要事务中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魏源和包世臣（）这两位19世纪初叶最富声望的制度改革提倡者，便是在以举人身份担任省级大员幕僚时建立起自己的名望的，并在盐政和漕运这样的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机制性问题上出谋划策。在19世纪动荡不安的过程中，高官们的幕下需要吸收更多本无定所的行政干才，以应对军事和外交上的重重危机。像魏源和包世臣这样的举人们，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到19世纪末，某一总督幕下往往会聚集着数十位杰出人才—他们虽然胸怀大志，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科举的途径进入到官僚精英阶层中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事实存在着的经营阶层的“全国性”特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18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危机，也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历史性危机的暴露。和珅集团的榨取能力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削弱了官僚行政机构的效率，也削弱了大清帝国最为偏远的地方社区的稳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民众起义，是由地方官员得不到满足的金钱欲望所触发的，而这种欲望本身，又受到了以帝国首都为中心的和珅关系网络的种种所求的强力影响。但即便没有和珅，地方政府的财政混乱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正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会看到的，这种滚乱所达到的程度早已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到19世纪20年代，注入盐政和漕运这样的全国性和地区性机构的运转失序引起了文人们的注意，并激发起了他们寻求在全国范围内解放问题的兴趣。第二，由洋人现身于广州而导致的经济混乱以及后来由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危机，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精英人物当中—不管他们是否在官—都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早在和珅死后那几年里便对国内危机的全国性方面极为关切的一些文人，随着国内危机在整个19世纪的不断恶化，又深深地卷入到了同全国性危机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去。
由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
到了18世纪，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社会的发展也已经把那个试图统治它的政治体制远远地抛在后面。对于生活于帝制晚期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涉及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家族的生存，极而言之，这还威胁到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并因而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清代的满人政权为皇位带来了权威，为官僚行政机构带来了纪律，也为帝国的通讯系统带来了效率—在所有这些方面，满人政权所获得的成就都达到了使历朝历代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然而，这个强大并富有理性的行政系统的内在矛盾却在于，它的效率在上层要比下层高得多。尽管这个系统在行政上有着复杂精密的设计，但它对于县以下—亦即它本身在地方社会的财政基础—的控制却是脆弱的。
事实上，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所有开支都增加了，而县里胥吏们则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平民百姓那里榨取钱财，才能维持这种开支。税收的具体事务掌握在并不住在乡下的下层胥吏手中。这样的编外人员有成百上千（包括收税者和为收税服务者），一般来说，他们是为县衙门所雇佣的。这批人工作繁重，但却很少被人看得起，他们通过直接向纳税农民收取费用及杂税来过活。这种制度为权力的滥用打开了大门。国家之所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官僚行政机构，是有很多原因的。
如果将胥吏阶层纳入视野，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帝制晚期确实出现了一种人员繁杂得多的地方行政机制，但其代价却在于，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费用（包括相关的社会成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尽管北京方面一再作出努力，试图禁止未经授权的收费或削减收费的数目，但这些费用却是为保障县衙门的日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由“政府必须节俭”的论调和官僚机制的排他性质所决定，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除非出现某种能够使得国家渗入乡村社会的新机制，或者出现某种能够根据社区利益来监督税收的地方自治，没有任何其他手段有可能使得这个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获得解决。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起义发生的部分原因便在于税收中对于权力的疯狂滥用，这已经引起了洪亮吉对于地方政府所存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警觉。到了19世纪3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鸦片贸易造成了银两短缺并带来了通货失衡，还触发了由税赋而引起的叛乱。一种慢性的罪恶，现在演变成了一场不断升级的灾难。
讲堂实录 第277期
孔飞力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
编者按：孔飞力尽管写中国的专著不多，但每本都有极大的影响力，都能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本文是他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导论。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凤凰大学问()整理发布。转载须联系微信okdemin授权。
主题帖子积分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主题帖子积分
等级69, 积分 28028, 距离下一级还需 172 积分
桂林生活网（）版权所有
Powered by
扫一扫下载客户端(window.slotbydup=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2014386',
container: s,
size: '234,60',
display: 'inlay-fix'
&&|&&0次下载&&|&&总9页&&|
您的计算机尚未安装Flash，点击安装&
阅读已结束，如需下载到电脑，请使用积分（）
下载：5积分
此文档归属以下专题
0人评价242个文档
0人评价9页
0人评价13页
0人评价6页
0人评价105页
0人评价32页
所需积分：（友情提示：大部分文档均可免费预览！下载之前请务必先预览阅读，以免误下载造成积分浪费！）
（多个标签用逗号分隔）
文不对题，内容与标题介绍不符
广告内容或内容过于简单
文档乱码或无法正常显示
文档内容侵权
已存在相同文档
不属于经济管理类文档
源文档损坏或加密
若此文档涉嫌侵害了您的权利，请参照说明。
我要评价：
下载：5积分元朝和清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表现出的相似特征是①重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②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政管理③实行民族分化政策④接受汉族先进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②③④ 题目和参考答案——精英家教网——
暑假天气热？在家里学北京名师课程，
& 题目详情
元朝和清朝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表现出的相似特征是①重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②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政管理③实行民族分化政策④接受汉族先进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②③④
科目：高中历史
元朝和清朝（前期）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表现出的共同点有
A.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B.统治者都注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C.都重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管理
D.都重视对民族问题的管理，都实行不同程度的民族压迫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吉林省长春外国语学校学年上学期高三期中考试（历史）
加强民族团结和边疆建设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回答下题。
西汉和东汉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相同之处是
①取得反击匈奴战争的重大胜利
②同西域各族发展友好关系
③设置管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郡县
④解除了北匈奴对西域的控制
早在唐朝时期，西藏地区就得到了发展，其表现有
①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
②仿唐朝官制，设置各级官府
③创制了吐蕃文字
④接受中央政权的管辖
元朝实行行省制度，蒙古建立汗国的地方属于下列省管辖的是
下列管辖新疆的机构设立的先后顺序是
①安西都护府
②西域都护
③伊犁将军
④乌里雅苏台将军
乾隆年间，在西藏确立“金瓶掣签”制度的实质是
维护西藏宗教领袖的权威
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维护汉藏友好关系
科目：高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 材料一：（贞观十四年，唐朝廷平高昌国）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谏曰：“未若因抚其人而立其子……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兵镇守……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资无用。”上不从，以其地为西昌州，又改为西州……并为（安西）都护府，留军以镇之。 &&&&&& 材料二：（东突厥来归附）温彦博以为，“请……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征以为“……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上卒用彦博策……
&&&&&&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太宗对高昌和东突厥地区的治理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
&&&&&& （2）在中国古代史上，许多封建王朝对其他民族采取了“因俗而治”的管理方式。指出汉武帝、辽政权和元政府“因俗而治”采取的措施。 &&&&&& 材料三：元朝时西藏已正式归属中央政权。清朝初年西藏五世达赖到北京朝贺，并被顺治帝正式册封为“达赖喇嘛”，授予金册和金印。从此，“这赖喇嘛”这一封号开始具有政治和法律效力……后来康熙帝赐予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金册、金印，确立了班禅的宗教地位。1727年清朝开始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 （3）元朝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加强对西藏的管辖?清朝册封达赖和班禅，并设置驻藏大臣，这些措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材料四：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阐述民族主义道：“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其《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中说：“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奴使吾民……乃者义师起于武汉……民国新基，于是始奠。” &&&&&& （4）据材料四归纳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他提出这一主张的主要原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何局限?&&&
&&&&&& 材料五：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从西藏和平解放、实行民主改革到现在，西藏是进步了、发展了，那种所谓“中国政府灭绝西藏文化”，完全是一派谎言。我们不仅有能力维护西藏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要继续支持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保护西藏的文化和生态环境。这个立场是不会动摇的。 &&&&&& （5）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为加快西藏地区发展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就。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湖北省学年高三历史复习测试：中国古代史（8）
题型：选择题
民族融合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内容。据此回答1.在中国古代史上，民族融合的主要历史作用是促进了：（ ）A．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B．游牧民族农业化C．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D．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2.唐诗人温庭筠的《送渤海王子归国》：“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故国，佳句在中华。”此诗反映的是：&&&&&&& （ &）A．南诏与唐朝关系密切　B．粟末靺鞨与唐朝的密切关系C．唐朝与新罗友好相处　D．日本与唐朝友好往来3.宋元时期民族关系所具有的特征是：&&&&&&&&&&&&&&&&（ ）①有战争有议和&&&&②由民族政权对峙到走向统一 ③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④形成新的少数民族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4.下列关于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说法正确的有：①明后期，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修好②明朝中期，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部 ③康熙帝赐予五世达赖“达赖喇嘛”封号④雍正帝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 &）A．②③④&&&&B．①②&&&&& C．①④&&&&& D．①③④5.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在三国时称为夷洲，在隋唐、元朝、明朝前期依次称为：&&&&&&& （ ）A.流求、小琉球、琉球B.琉球、流求、小琉球C.琉球、小琉球、流求D.流求、琉球、小琉球6.清朝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在明朝时基本上属于：（）A、辽阳行省　B、岭北行省　C、奴儿干都司　D、宣政院7.设立机构、册封与和亲是唐代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主要形式。唐朝对下列哪个民族先后实行过上述三种举措：&&&&&&& （ ）A、突厥族　　B、回纥族　　C、靺褐族　　D、吐蕃族&
精英家教网新版app上线啦！用app只需扫描书本条形码就能找到作业，家长给孩子检查作业更省心，同学们作业对答案更方便，扫描上方二维码立刻安装！
请输入姓名
请输入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