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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跃进的种种谣言的历史真相
作者：老田
发布时间：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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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者老田乌有大讲堂主讲的《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对毛泽东另类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再回顾》，为我们廓清狭隘的大跃进概念，辩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正本清源的解读。
　　谣言：&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出自百度百科 链接： )
　　事实：独立学者老田(田力为)乌有大讲堂主讲的《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对毛泽东另类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再回顾》，为我们廓清狭隘的大跃进概念，辩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正本清源的解读。
　　一、怎样理解&大跃进&?
　　讲座开始，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说到：大跃进，提起这三个字，我们很普遍地会想到1958年开展的一场大跃进运动，想到极左、五风、穷过渡、瞎 折腾、瞎指挥，这似乎是对大跃进形成了一个经典的概念，一个确定的联想。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一种联想，是不是毛主席当年所讲的大跃进本来的真实含义呢?新 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从一个传统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怎样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现在的工业化成就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所留下来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作为一种工业化的道路和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认识大跃进，会给我们新的思考和启发。
　　老田先生说，本来，毛主席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进程看，随后二十多年确实是以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目标来安排中国稀缺资源分配的，这一决策长期执行的结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实现了大跃进目标。精英们却另外设计了&大跃进&的解释。他们首先把&大跃进&的时间断划定为年，拒绝把大跃进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战略来看待;然后引导人们按照大跃进的字面意思，去做望文生义的联想――就是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样就成功地把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政绩目的&虚报数字以及某些中央高层官员&为管理成本最小化而使用戴政治帽子方式管理国家&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的胡乱作为，结果激发出普遍的浮夸风，转换为一个纯粹的决策问题，这样就把&执行问题和执行责任&说成是&路线错误和决策责任&了，让毛主席一个人来为&浮夸风&负责，使大量官员得到解脱，至今保持着&一贯正确&的面目。
　　二、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就是三个总路线
　　老田先生说，我们按照毛主席当政时候的总结，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就是三个总路线。
　　第一个是1952年提出来，1953年6月到8月的财经会议上确立的，叫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内容就是一化三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第一个总路线。
　　第二个总路线，叫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简称就是大跃进。
　　第三个总路线时间比较长、说法比较长：党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其内容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说的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中间，它晚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也是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为条件的，而且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 经济格局以后，重新提出来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面两个总路线的执行的效果的一种反思。
　　三、大跃进中的突出问题
　　老田说，一五计划期间，中央的决策是照抄苏联。一五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建设苏联援助我们的156项，此外还有 694个定额以上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当时，大量的技术、装备，包括设计，都是从苏联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官员对整个建设的技术方面都不懂，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照抄。&&在超高的标准建设之下，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管经济的这一批领导人，上面是陈云、薄一波、李先念这些人，下面是部长，这些人对工业的设计，对工业标准，缺乏整体的反思能力。他们对从苏联抄袭过来的比较高的设计标准，没有能力进行修改。最后的结果是怕麻烦，拿来什么就实施什么，以致使投资大量被低效利用。
　　毛主席在1955年12月的一次讲话，反右倾反保守。它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三风四气。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四气就是暮气、官气、娇气、骄气。这些人自己不懂，还不允许批评，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这样低效会持续下去。整体上看，我们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后，财政就集中了整个国家的投资能力，国家整个发展潜力能不能充分发挥，就跟官员能不能很好地进行工作有很大关系。毛主席在反右倾反保守中就讲得很清楚，说官员要下去，老是坐在办公室里不行，在那空谈是不行的，要下去寻找那种先进的经验，要找到那种平均的先进定额。毛非常清楚，要把官场上的懒惰、暮气、不看现实这种风气清扫一遍。
　　当时，权力过度集中在中央。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委托陈云起草三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工业体制改革的决定、商业体制改革的决定、财政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个决定的内容、方向都一致，就是一五期间要把中央掌控的财政、人力、物力、资源配置权部 分下放给企业、地方。这三个决定是在1957年10月份三中全会通过，然后规定从日起施行。现在党史里提到这一点，说把大企业下放到地方，一下到底，而且中央有人打电话，督办，这个被隐瞒了姓名的高官就是陈云。这种下放，与一五时期相比，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放弃了国务院掌握的全国层次的平衡，各省在指定经济计划时的发言权，却没有得到中央层次的协调和平衡。这种协调并不是做不到，而主管经济的陈云等人不想得罪各个省委书记。毛主席批评有人怕丢选票，实际上是有所指的，就是说这些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却不去履行。
　　1960年，毛主席总结官场流行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并起草文件进行纠正，还在1961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成为&实事求是年&。很多职责所在的中央领导，怕得罪人对坏风气不敢批评，只有毛主席独自进行了纠偏。
　　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中间，1958年才真正开始支持人民公社办工业，在这个起点上再造城乡和工农关系，走出西方工业化早期的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
　　人民公社办工业、商业，加上各种服务业，成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关键载体。同时，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文化革命宗旨。涉及到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新的工业文明。
　　四、张冠李戴，造谣、歪曲党史
　　老田说，很不可原谅的是：毛主席在建国以后的重要讲话里面，1955年底讲反右倾反保守这篇重要讲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通过，准备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的这么一篇讲话，当然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在毛整个执政30年里面，起码有数一数二的重要性，他这篇文章竟被装作没有，不选在任何毛泽东文集、文稿或者选集里面去，好像历史上就没发生这件事一样。这就其心可诛了。与此相关，后来的党史一直说，五十年代就存在毛 主席的个人专断的巨大发展跟集体领导的不一致，为了论证这个东西，《论十大关系》本来是毛主席的思想，而且根据这个讲话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从版权上来讲也是跟毛主席的关系密切，跟刘少奇的关系并不密切，但他们为了论证领导集体跟毛主席的不一致，竟然把按毛泽东思想起草的一个政治报告，收到刘少奇的选集里面去。这是不是其心可诛?这等于公然在文献上造假，就非常严重了。
　　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中，我们的党史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呢?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特色派，都进行妖魔化和歪曲，二官学机构则是从源头上从文献上进行歪曲。对这段历史，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毛有没有这篇讲话我们完全不知道，就只能听那些学官们瞎说了。幸亏我们后来搞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看到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以后，就收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里面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红卫兵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而且是学术素养还不高的人群，是他们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原来毛主席还有这样一篇讲话，而且毛主席所说的右倾保守是指一种官场到处蔓延的恶劣习气，而不是指标数字的高低。
　　在妖魔化大跃进的，发展出一种写历史的特殊方法，用小概率事件来讲整个时代的面貌，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高指标和浮夸风之所以耸人听闻，就是因为这是违背常理的小概率实践，但是却被官学机构和自由派用来阐释整个时期的面貌。写党史的人严重地歪曲党史：第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大概有50%谎言;到第二个总路线，大跃进的时候，就有80%的谎言;到文革的时候，基本上是100%的谎言。你看现在官方出版的文革史里面，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根本看不清楚。文革的基本情况，就是全国各地各个单位，都划分为两派，一个是保守的，一个是造反的，但是你搞不清 谁是哪一派。一些人写的历史，不是为了让你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把你搞糊涂，搞糊涂的结果就是现在可以任意造谣。像现在的陈小鲁道歉，如果没有那谎言，道歉就不成立了。
　　毛时代三个最主要的决策都被妖魔化。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跟他们利益冲突不严重，造谣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极少数太子党参与此事;大跃进里面，绝大多数高官，像省委书记、部长，都在里面手脚不干净，所以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造谣。
　　基本上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毛时代那么多重要的决策，今天能否被正确反映出来，就看与当权派利益冲突的程度，冲突得越厉害，那么妖魔化就越厉害，而且这也反作用于写党史的那些常设机构。
　　五、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大跃进和文革
　　老田说，今天人们所说的大跃进概念，实际上有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大跃进。
　　第一个大跃进，我们刚才提到的，按毛泽东说的，要改变官场的保守、右倾、三风四气这种不好的领导方法，以更好地推进我们的工业化事业，就是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大跃进，这种大跃进在1958年落实为一五的&大洋全&变成&小土群&、&小洋群&，然后从中央办企业到地方办企业，这么一个变化，这是有决策依据的。
　　第二个大跃进，就是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这些东西，被共产党纠正过，基本上是官场上为了出政绩一哄而起，这是第二种大跃进的内涵。这些东西与今天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逻辑是一样的，不过今天的官场在编造数字的时候，更为精致一些。
　　还有一种大跃进的内涵，是指年度。按照共产党的决策和执行，应该是1958年和1960年，这是二五计划的头三年，到1961年开始三年调整，按照官方的决策、执行和贯彻这个时间段来看，应该是这三年。但是现在有些自由派研究大跃进的时候，对大跃进不是这么划的，要从1959年到1961年。为什么要划这三年呢?因为这三年，我国人口都有负增长，很多人饿死了，要用这个东西来划大跃进。
　　这三个不同的大跃进概念交替使用，就可以方便地进行造谣而不需要任何论证：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第一种内涵意义上大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了很多人(这是第三种内涵的大跃进指年)，所以，毛泽东要为大跃进饿死人负责。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毛主席决策了那种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大跃进，这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向地方放权，还是从&大洋全&到&小土群&，这都跟毛主席有关系，而且都通过国家的立法程序、由党的会议通过，事实俱在。
　　然后说第二和第三个大跃进，说毛泽东决策了浮夸风和1959年到1961年饿死人。这就需要追加证据，必须讲清楚饿死了很多人主要是粮食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这些政策，导致饿死人，这一政策跟毛主席有什么关系，需重文献材料支持的逻辑推论过程，但是都没有这些起码的东西。我们官.官方党史里，也大量使用这些偷换概念的东西。
　　不仅是大跃进，文革也是这样。文革实际上也是三个概念，首先文革理论和实践，这毫无疑问是毛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干部，而且在文革中，他支持基层群众造反派组织的顶层文革派。第二种文革的内涵是指文革的两派政治力量，文革派在顶层，是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在基层，就是造反派，而当权派的绝大多数和保守派是反文革派力量;第三个文革内涵是指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时间，确实，这其中有大量人被迫害，但文革的那种政治力量迫害他，却没说。然后又根据党史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发动的被反党集团利用的，说毛主席发动了文革，而我在文革中受迫害，所以毛泽东对不起我。大量妖魔化党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玩了很小的招数，就是偷换概念。
　　非常诡异的是，共产党政权用财政供养的那批人中间，反共人士超多，党校的教授、社科院的专家，大学教师，这些人中间很多杰出人士联合起来，把整个共产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很多自由派人士抱怨说共产党钳制舆论自由，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受政府财政供养的人群中间，最热衷于妖魔化共产党的历史，也许需要问一下：为什么是钳制言论自由的共产党政权反而供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妖魔化自己历史的群体?
　　六、低成本的机构&&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
　　老田说，我们再看看大跃进以后比较重要的一些变化。工业的变化在于地方和企业获得了很多办工业的资源。农业的变化主要是创设了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而且基层政权是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合一的。
　　1952年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从互助组开始，到初级社、高级社，到1958年人民公社，再到1961年的人民公社60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制度，经过十年，大体上尘埃落定了。
　　共产党创造了这个新的机构后，有很大的特点：一个是低成本，整个干部消耗的财政资源、拨款都非常少。后来1961年起草的《人民公社六十条》里面有单独一条规定，就是大队和小队两级干部，发务工补贴不能超过总工分数的百分之二;而公社干部，到70年代，大概也只有一小半是拿国家工资的，一多半是以农代干。三级政权的总成本非常低，农民养得起，但功能非常大。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就刚好达到这个低成本。低成本的运作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干部要群众化。
　　改革后，人民公社承担了一些经济和技术服务职能，像水利、育种、植保这些，就是由公社聘用一个技术人员负责，当时所谓的&人民公社八大员&&&由一个人负责一种技术服务工作，面对大队和生产小队，等到分田到户之后，服务对象增加了几十倍，同时根据政企分开的改革涉及，就由一个人演变称一个机构：水利员的只能就有水利站来承担，植保员变成农药站或者植保站，种子员变成种子站。这样的机构一办起来，人员数目就十倍地扩张，而且这些机构跟一家一户的农民也没法交易为农户服务，最后，为了生存需要，不管农民有没有购买他们的服务，把本机构生存需要的款项通过搭车收费方式都摊派下去，结果是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造成农村干群关系很紧张。到2002年以后，全国各个省区分三五年把这些东西统统去掉了，养活官员和机构的成本转由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承担。这样，农民又回到传统时代，完全回归到一家一户的耕作规模上。
　　对于政权成本高低和执行力的强弱，是需要进行历史对比来界定的，仅仅用一些脱离实际的所谓规则，是无法作出切和实际的判断的。
　　七、公社在文革期间的功能：普及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
　　老田说，毛泽东在1955年就预言，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就是要通过分工协作，实现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积累，通过这两种资本的积累去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之后，要实现这个制度的潜力，还需要超越一些固有的官场势力和惯习的局限。在文革时，两个比较大的成就：一个是普及了农村小学教育，再一个是对农民普及了合作医疗。
　　1968年以后，每个大队办一个小学，办学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文革前，小学都是公办的，靠财政拨款，老师是吃商品粮的，学生要穿越几个大队去上学，这就非常难以普及。到文革后，各地建立了新的革委会，日，人民日报登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两个教师的来信，一个姓侯，一个姓王，这封来信后来被称为&侯王建议&。它的两个最主要的主张是：国家不要再投资办小学，小学要下放到农村的大队里去办;老师就在大队记工分，不再拿工资。这样的话，就可迅速地普及。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普及了，大多数人就能识字了。
　　同样也是在1968年，人民日报登了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的事迹。覃祥官的方法，跟那两个老师的建议内容有一致性，医生也要农民工化，医疗机构由大队来办。覃祥官原来是在公社卫生院拿工资的医生，由于感到公社卫生院没有办法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他认真计算像他这样拿工资的医生每年在全公社里能治多少次病，平均摊下来，治一次病 要多少钱。他当时算了要一两块钱，但这一两块钱农民出不起，如果要让农民出得起，一些成本就得降低。他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医院不能正规化，不能办在公社，必须办到大队里头去;第二，医生不能拿工资。这样他自己就率先不拿工资回到乐园公社的大队里当了赤脚医生。在《人民日报》报道之后不久，合作医疗就迅速在全国普及了。
　　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在1955年前后办高级社时很多地方就有这种赤脚医生的试验。一个高级社出来以后，有三四百户头，抽 一个人出来当学徒工来学习医治常见病多发病，这是能够承担得起的。但是这些初步试验成果，不仅没有推广，反而在在1961年刘少奇、陈云他们主持整顿搞&退够&的时候，全部被勒令停办被砍掉了。年这段时间，农民又回到用市场化的价格来购买医疗服务的老路。
　　文革期间，整个教育部、卫生部的机构乱了以后，新掌权的是军队干部。也不能说军队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比教育部、卫生部更强，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职业利益，是真正中立的。&侯王建议&在人民日报上讨论了半个月，然后各地风起云涌响应。合作医疗也是，到1968年以后，整个卫生部管理机构全部垮了，他们不管事的时候，各地风起云涌地响应长阳覃祥官的经验。这两种新生事物在全国普及的时候，实际上当时中央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决策，是真正体现人民的&创设制度&的权利。&人民创制权&这个权利能够得到落实，关键在于教育部和卫生部都垮了，部门利益在文革特殊情况下得不到表达。
　　当时，在文革期间，对宣传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普及提得非常高，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革命、教育革命。人民创设制度的权利，在文革的实践中间有一个对立面是官僚权力的失效，实际上否定的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和最大化。邓小平在1975年搞治理整顿的时候就说&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要砍掉，1980年代教育部和卫生部在他们组织撰写的当代中国丛书中间，对于文革期间普及小学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是持明确反对态度的。
　　八、&特别是&实际上就是让干部利益最大化
　　老田说，八十年代，我国盛世修志，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修志，卫生部、教育部都出了一本书：教育部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卫生部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两部书，对合作医疗使这么多人受惠，对普及小学教育使整个国家扫盲成效这么大，却都是全盘反对，而且提到普及合作医疗和普 及小学教育都只有几百字。
　　老田说，这些机构的官员为什么会反对这些东西呢?非常奇怪。后来我看美国学者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的时候，我想起来中国的官场也一样，只要这些机构的人掌权，他们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提高本部门本单位的平均服务价格，就是说同样一个服务，农民有可能出三毛钱，但他一定要提高到三块钱才满意，这样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就没办法看病。教育也是，把平均价格提上去以后，本部门就业的那些人的利益就会提高，那些人自然就很满意。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东西。本来我们建立一个部门，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机构，主要的目的面是为了方便积累经验，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但是叠加了部门利益最大化目标以后，官员会长期要求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把平均的服务价格提高到绝大多数人承担不了的地步，这样部门权力的存在，就不仅不能够以专门化的知识推进社会进步，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障碍。
　　我们回头去看八十年代的改革，一个重大的逻辑，就是向各个部门的官僚群体放权，这些部门得到定价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涨价。我们今天依然看得很典型的，一个是医药行业，一个是建筑行业。这样的部门扩张过程的改革，近似于建立各种以公权力为支撑的价格卡特尔。我们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联盟建立的价格卡特尔都是非法的，这等同于榨取消费者剩余，追求远远高出成本的垄断收益。而以公权力为基础的价格卡特尔，也是得不到民众拥护的，共产党政权形象的恶化，实际上就是与公权力支撑价格卡特尔的普遍化有关的。&教育改革把二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这些顺口溜广泛流行，体现的是对于改革方向的不认同。
　　整个改革的逻辑，实际上可以从教育部反对普及小学教育、卫生部反对普及合作医疗去理解，这里可以看到某些改革最本质的内容。官场很多人就是习惯于搞预算最大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像建设部和卫生部这样可以自己制定价格标准，很多部门没有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像工商行政管理局，它是一个纯粹的社会管理机构，他们的权力扩张就变成了&三乱&&&叫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环保局等部门也是。
　　整个改革开始，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单位服务价格的上升和整体的通货膨胀。后来很多人批评政府干预不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其实就是从八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以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民公社垮了以后，像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就没办法维持了，已有的成就很快丧失殆尽了。
　　有位美国波士顿当教授的曹先生讲到：我们改革，放权和让利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放错了对象，放权给干部，让利给干部，这就错了。这就很腐朽很堕落。我们整个共产党的整个政府的形象很糟糕，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放权放给他们了，没有放给群众，没有放给底层最大多数的老百 姓。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了这些历史性的对照，我们再回头看人民公社的实践过程，它确实体现了很多新的东西，跟原来很不一样，而且还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一部分只有在文革中才能实现，原因就是官僚的管制去掉了以后，不需要人设计，很多东西自然能够发挥出来，像合作医疗和教育是比较典型的。后来反过来看，这些东西被否定以后，干部权力的扩张，部门利益的扩张，又是从哪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再来解读我们的党史，再来总结党史为什么会被妖魔化，其实就非常简单。对干部的利益，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扩张还是收缩，大体上能够看到我们后来这段历史是怎么总结的。大跃进当然在这中间对干部的利益有很大的冲击，要求原来当官做老爷的方式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总结先进经验，并推广先进经验，这确实触及到许多人的当官模式。总体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我 觉得还是毛主席说得对：不是新的制度设计问题，还是&治国就是治吏&，要告诉官场什么是许可的，什么东西是不许可的，如果在官场里面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始全面的自下而上地揭露你的阴暗面，让你难看。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时代的三大决策，三个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前后承接，内部有逻辑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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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公私合营前工资高80元每月，真的吗？
20:54 原创发表在
大家好，我是80后青年，毛时代我没经历过，但那个时代很多东西我觉得很稀奇特殊奇怪，所以对此比较感兴趣，问下大家，50年代初期也就是公私合营前，普通老工人工资80元元每月？听说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比较好，吃饭甚至不要钱，真的吗？
问大家几个问题： 1：公私合营前50年代初期，粮食油盐等基本物质，要票吗？是跟后来一样绝大部分都要，还是少部分要票？ 2：50年到58年，货币是一样的吗？价值来说，当时的物价如何的？收入支出比是不是比较好？不然怎么听前辈们说那个时代活得都算还可以？到了60年代工资岂不是降了一半？而且啥都要票，学徒18元，代课老师28元，小学老师事业单位32元，机关35元？真的那么惨吗？经历过的都说说！ 3：公私合营，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做生意？合并之后，企业老总怎么办？撤职吗？还是继续当厂长企业主等？基于什么理由要取消私营企业？私企大家的积极性高，市场不更繁荣昌盛吗？ 4：年那个时候是不是运动比较少？老百姓生活比较安定？要跳忠字舞了吗？要早晚汇报吗？农民城市人可以离开家乡，到处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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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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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会见也门王国副首相塞弗?伊斯兰?穆罕默德?巴德尔王太子。　　1月6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次会议。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会期和议程、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在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时，刘少奇说：计划跟执行结果往往有出入，预算跟决算总是不一致，出一些问题也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有控制，计划只能超过，不能减低，预算只许少用，不许多花。　　1月11日&&到达广西南宁。　　1月11日――2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会后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1月21日&&致信毛泽东，送上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所写的关于制订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条文。条文中说：“国务院各部门为了使工作走上轨道，几年来召集了多次的业务会议，制订了大量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中已经有相当的一部分成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和废除。“应当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就是：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群众觉悟提高的前提下，允许并且鼓励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群众创举。”“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方和基层单位去，很好地总结群众中创造的这类先进经验，发现下层单位和群众打破原有规章制度，而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创举，应当立即建议主管机关予以批准和鼓励，停止原有规章制度中的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若干单位试行。”“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是限制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不顾一切原有规章制度的限制，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前提下，通过当地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去修改或者废除原有规章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合理的新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若干单位试行。”条文最后强调：“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系统地总结这些先进典型成熟的经验，重大的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相应的主管部门批准，在全国或者全省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以后，再根据新的经验来修改或者重新制订各种规章制度。这是制订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1月23日&&回到北京。　　1月24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二次会议，讨论有关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问题。　　1月26日&&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中央总书记蒂姆?布克。　　1月31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等问题。　　2月1日――11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查和批准一九五八年度国家预算；决定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批准《汉语拼音方案》；通过调整国务院机构等决议。　　2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中共广西省委关于广西省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整风情况的报告。批语指出：“广西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很好，道理说得明白而正确，文字生动而简练，使人看了还想看。望各地各部门学习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经验总结报告。广西省委所总结的农村整风的经验也是很好的，全国各地都应当根据当地农村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予以推行。这个报告发至县委以上各级党委，并可登党刊。我们希望有成百万干部看到这篇好文章。”　　2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赵克关于改造洼地和治涝的总结报告。批语指出：天津专区改造洼地和治涝的经验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又有了这个总结报告，不但是正确地解决了改造洼地和治涝的方针问题，而且有了系统的各方面的具体办法，从此，淮河以北广大低洼易涝地区都可以采用这些办法在最近几年内治好，使这些地区成为农业和副业的高产地区。在淮河以南的低洼易涝地区，因为情况有所不同，天津专区的经验不能全部采用，但也有某些经验是可以采用的。淮河以北一切有水源的地区只要能够改种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就可以成倍甚至几倍地提高。希望淮河以北各省、市、地、县、区、乡的同志，对于凡有条件改种水稻，并且有了改种水稻的经验的，应当积极地大力地推广，还没有改种水稻的经验的，也应当在一九五八年普遍试种，使凡有条件改种水稻的每一个乡、每一个合作社都有一块土地试种，以便取得经验，在以后逐步推广。望各地同志认真地注意这一个耕作制度的改革。　　会见以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让?维美徐为团长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　　2月16日&&阅九日《浙江日报》刊登的中共丽水县委关于开展全民整风运动，核实粮食产量，推动生产大跃进的工作报告(摘要)，批示胡乔木：“此篇对推动当前粮食、整风和生产工作都有用。其他地方也会有相同情况，但不会都一样。又文章相当长，要引起人家看，必须注意标题，并写按语或评论。”(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报告，标题为《工作方法对头&&困难问题迎刃解》。)　　2月19日&&离开北京，到达河北保定。　　2月20日――22日&&在河北视察。先后听取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参观河北省农业展览会，视察保定市机械厂。　　2月21日&&致情中共中央，推荐河北综合利用红薯的经验，建议：“如果由国家大量地征购红薯干，例如占粮食的百分之二十，就可以少向农民征购其他粮种，国家的粮食也会充裕一些。而国家销售粮食配搭百分之二十的红薯面或者红薯干，人民也是不会反对的。这样，对于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是大有帮助的。”二十八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此信印发财经各部门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并要求有关部门对信中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加以讨论，提出意见。　　2月23日&&离开河北，到达山西太原。　　2月24日&&听取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　　2月25日&&在太原晋词镇同“跃进”、“胜利”、“迎辉”等农业社的干部座谈。针对农业社重视水田不重视旱地、重视平川不重视山地的偏向，指出：“农业社光种稻田很不够，收入缺乏充分保证。应当开发山地，组织开山队上山种树，搞多种经营。山是宝地，有了山，可以种核桃、花椒、苹果、葡萄和其他适宜于山地的作物。有了水田，又有旱地，有了平川，又有山地，这样就能够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多种经济。”　　2月26日&&视察太原钢铁厂。在参观炼钢车间时说：“工程技术人员要搞试验炉或试验工段。要动手实干，亲自操作，这样才能增加实际知识，丰富经验，才能更好地指导工人。”“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既要能指挥，又要能动手。”在参观工人住宅区时说：“工人自建简易宿舍，花钱少，建筑快，住着方便。这对国家有利，对工厂有利，对工人也有利。只要能住十年八年，经济条件好了，拆掉再盖好的。”“要关心工人住宅区的厕所、自来水和环境卫生问题。”　　2月27日&&听取沁县、高平县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视察太原重型机器厂。　　3月1日&&批示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马国瑞、阎达开：“关于薯类种植、征购、加工和供应诸问题，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似乎也应当即日发出一个指示，并在报纸上加以宣传。关于薯类，河北主要种红薯，山西主要种山药蛋。山药蛋干和山药粉更能长期保存，不容易坏，并可制作多种食品。中心思想是要把薯类由副食品变为城乡人民的主粮之一。寄上《山西日报》一份，请参阅。前要你们写的关于红薯的通讯．不必寄给我看，即由你们在报纸上适当发表。”　　3月2日&&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当所有制的革命完成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完全没有束缚呢?不是!思想上的落后和保守，以及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生产力，第一是要做好人的工作，目前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劳动制度、劳动组织的改善；二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三是政治思想教育以及技术教育。在生产关系中，当前主要是解决分配问题。分配不合理，就会引起交换、消费的不合理，就会出问题。特别是在所有制问题解决后，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分配得当，大家就精神愉快地工作。做好分配工作，就可以促进生产，也可以巩固和发展今天的所有制。当前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党如何领导企业。管企业不能见物不见人。管人，这一观念很重要，因为构成生产力有三点：第一是生产者；第二是协作&(生产是社会性的生产，孤立的人不能解决问题&)；三是生产资料。人如果不高兴，彼此不协作，就没有干劲和创造性，也就不会爱护公共财产。　　3月3日&&离开太原，到达四川成都。　　3月4日&&听取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厂矿整风、工业发展规划等问题的汇报。指出：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时，要注意控制一下，不要让大多数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利益受损害，以免挫伤积极性。　　3月7日&&视察郫县国营拖拉机站。建议拖拉机站将耕作收费标准由小田大田一样改为大田少收，吸引农业社尽量将小田合并为大田以提高机器效率。同时也向县委建议：改变国家拖拉机油的办站方法，由农业社自己购买拖拉机，由拖拉机站代培拖拉机手，以此来促进农业机械化。　　3月8日&&致信毛泽东，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山西省平陆县城关乡五星公社三爱公约》和《山西省平遥县红星农业社对社员生产和生活的全面安排办法》两个文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两个合作社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运动，从而拟定了正确处理合作社内部矛盾的一套具体办法，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团结所有社员，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的秩序，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望各地重视这两个合作社的经验，根据各地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和每一个合作社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经过社员充分讨论之后，对社员的生产和生活也拟定一个全面安排的办法，并且根据社员的意见制定一个全体社员都要遵守的公约。”该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二十八日发出。　　3月8日――26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三十七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在十四日的会议上，刘少奇批评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财政方面不说真话的行为：一种情况是官僚主义，不摸底，乱说；一种情况是故意说假话，最恶劣。不管哪一种都要检讨。二十六日，刘少奇在会议上发言，说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认为“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现在右倾的危险还是主要的。在谈到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时说：这种转化总的讲是将来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萌芽，例如有些手工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国社合营的，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农业方面有些也可考虑这样搞，例如经济作物区是否可以搞国社合营的形式，但不能搞群众运动，也不能在报上宣传。集体经济有很大的积极性，现在还没发挥完，这点不能忽视，不要造成转化的空气。　　3月10日&&在看了粮食部党组关于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经营的报告后，向粮食部建议：一、在一九五八年征购的粮食中，征购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薯类及薯类制品，具体比例由各省、市、自治区规定。二、以后由国家供应的粮食中，供应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薯类及薯类制品。三、一九五八年征购的粮食指标，似可增加百分之十。四、薯干和薯面的价格应低于粗粮的价格。五、各省、市、自治区应即布置薯类种植面积，并且公布征购薯类的指标。　　3月28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干部会上作关于新建厂矿工资制度问题的报告。指出：现在全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不适应便要改。目前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在劳动工资、劳动组织等方面，还有很多缺陷。例如工人招进来就不能辞退，学生、学徒毕业后包分配工作，临时工都要转成正式工，某些工资福利只要提上去就难于改变等。应当改变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打破工人中养老院铁饭碗的观念。新建的工厂可实行新办法，招收工人时合同上写清楚，没有工作时暂时回家。煤矿可以招附近的农民作临时工，不需要时回农村。特别是县以下的工厂，农民可以学手艺，当工人后也可以回去种地，又是工人又是农民，这对将来消灭工农界限、城乡界限是有好处的。　　3月29日&&回到北京。　　4月3日&&同朱德一起，会见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　　为《盐阜大众报》题词：“热烈祝贺《盐阜大众报》的十五周年！热烈祝贺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过光荣历史的盐阜区人民，在争取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根本改变我们祖国和盐阜区的经济文化面貌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光荣。《盐阜大众报》在这一个伟大的改革自然界的历史性的斗争中，应当在各方面起积极促进的作用，鼓舞人民的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一切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4月10日&&同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徐达本谈组织煤矿劳动力问题。　　4月11日&&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汪戴尔。在谈话中说：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我们过去拟订的计划指标太低了，需要大大修改。我们提出了十五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来看，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估计十年时间就可赶上。我们没有公开宣传，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　　4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九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淮南煤矿通过整顿劳动组织，实现增产减人的报道。批语要求所有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在工人职员中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在双反运动中学习淮南煤矿的经验，大力整顿劳动组织，以便节省大量劳动力，多快好省地实现生产大跃进。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除开正当的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外，不应当浪费一个劳动日，不应当拒绝担负自己所能够担负的任何工作，至于成月成年的窝工浪费，成百成千成万工人的窝工浪费，而不千方百计地组织这些人去进行一些可能的对社会有益的生产事业，那是一种完全违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精神的现象，是完全不应当容许的。因此，淮南煤矿组织多余人员去进行临时性或长期性的副业生产，是完全正当的，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管理和劳动组织中一项具有原则意义的创举，值得各地推广。副业生产的项目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多种多样的，广而言之，可以扩大到组织多余人员去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社变工换工，组织家在农村的工人轮流放假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假期不给或少给工资)等。应当了解，组织厂矿工人每年轮流参加一个月农业生产，对于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对于犯职业病的工人是大有好处的，各地不妨在可能条件下加以试办。”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转发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批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是对于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和提高，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的。这项经验应当在全国一切具有条件的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　　4月20日&&在看了中共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以修改规章制度为重点深入开展双反双比运动》的报告后，致信陈云、邓小平：“请你们考虑在目前整风和‘双反’运动中是否应来一次(用几天时间)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鸣放？在工矿交通企业中还加改进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的鸣放。为此应发一指示，并组织各部门去听取意见并着手试验和进行修改规章制度。”　　4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稿。　　4月22日&&离开北京，到达广州。同毛泽东讨论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稿。　　4月下旬&&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参观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对陪同参观的广东省负责人说：广东的农具改革改得很快，改得很好。我国的技术革命刚刚开始，以后新东西会不断出现。技术革命全靠群众的创造性，靠大家动脑筋想办法。　　4月30日&&回到北京。　　5月3日&&主持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准备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各项报告。　　5月5日――23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五日，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对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指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18日&&到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站，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月23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会见苏联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团。　　5月25日&&出席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出版中共中央理论半月刊《红旗》。　　和出席中共八届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一起，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并应水库指挥部的要求题词：“劳动万岁&!”　　5月29日&&写信给侄孙女刘维孔，希望她坚持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信中说：“继续在农村劳动，这比你在大学中所学到的本事，会要多一些。你在劳动三五年之后，会有机会进大学(例如半工半读的大学)学习的。那时，你会学到更多的本事。”信中还说：“在农忙时进行突击性的劳动是必要的，但是在突击过后，应当有必要的休整，使苦干同必要的休整结合起来，才能坚持长久。”　　5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还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要使妇女从家务劳动里解放出来。商店、小学校、文化娱乐事业和理发、洗澡、做衣服等等服务性事业，都可以组织起来，由那些职工家属和农村妇女办。”“应当看得远一些，逐步地、系统地、全面地在自愿原则下，把这些为生活服务的事业组织成为集体的大经济事业。这样可以节省劳动力，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间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方向。”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6月3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6月5日&&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在讨论《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时指出：在很多的税收上面，一定要下面有权，不但省政府应该有而且县政府也应该有机动处理的权。总的政策有三条：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国家的积累。违反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不对的。只要不违反这三条，各地方可以机动处理，不算违法。税收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经过政府的预算进行分配，分配的大项是两个：积累和消费。国防费、行政费，这是消费中两笔最大的开支，我们现在力求节减国防费和行政费，这两项费用一节省，生产性的积累就多了。教育费算在消费里了，实际上教育费的大部分也是积累，多办学校教育小孩子，小孩子多读一些书，将来他摘生产就能搞得比较好。教育是百年大计，也是一种积累，是生产后备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6月7日&&审阅《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县以上新建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将此报告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以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批语要求各同志阅读这个报告和《内部参考》上刊载的北京招收自费学徒情况的消息，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考虑：一、是否应当批准四川省委这个报告？二、是否可以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照试行？三、对四川省委拟定的办法应当作一些什么修改？批语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次。　　6月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6月14日&&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杨之华等谈话，要求全国妇联研究如何把家务劳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逐步组织起来，组织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的服务事业，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克实、刘西元等谈话，要求共青团抓两项工作：一、半工半读；二、把家务劳动组织起来，解放妇女劳动力。　　6月18日&&审阅劳动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县以上新建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稿，批示两点意见：一、可以考虑：各种服务性的事业，由工人及其家属组织服务合作社来办理，不要由企业来举办。二、对于合同工，不采取给予劳保福利待遇的办法，而采取在工资标准之外另加一定百分数的副工资的办法，在农村的，全要交给农业社，&&由农业社保险；在城市的，将来也可能交给社会保险机关或者服务合作社，&由它们保险。　　6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学校教育问题。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教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严重的，一个时期内有方针性的错误，劳动教育在一九五四年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工作中事务主义也很严重，对思想、方针不关心。这是最重要的缺点。政治教育很重要，对思想改造要重视。对学生要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高中以上要多讲一些唯物观点、辩证观点。教育同劳动结合的道路，现在还没有走出来，还要想很多办法。学校分两类：一类是全日制学校，一类是半工半读学校。第一类学校是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这只能吸收一部分人，因此势必要有第二类学校。两类学校都算正规学校。全日制学校要增加一点劳动，目的是使学生得到思想锻炼、体力锻炼和学习技术。　　6月21日&&致信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建议在新建的工厂中试办半工半读。指出：“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的工厂，就使工厂和学校完全合而为一了。工厂管理机关不只是要管理工厂生产，而且要管理学校教育。国家只在工厂附近加建一些教室和集体宿舍，增加一些专业教员，所费不多，却可以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针对当时劳动力紧张的问题，提议“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其他为生活服务的事业集体化”，把城市中闲散的全劳动力和大批的半劳动力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以便从社会上解放极大的一批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并使青年们能够腾出时间进行学习。　　6月29日&&到劳动部机关，同马文瑞等座谈劳动工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对于按劳付酬问题，要全面地看，要从长远利益看。工人少拿一点工资，农民向国家纳税，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去了？无非是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受益的还是劳动人民。　　――由于农民生活将要进一步得到改善，工人工资势必要增加一点，但是现在不要宣传增加工资，可以考虑少增加工资，多降低物价。　　――工人的工资加上福利，跟农民比，一般高了一点，因此农民要进城，农民愿意当工人。这也是必要的，不然工业不能发展。但是工人生活水平高得多，农民想进城的太多了，也不好办。工人可以比农民稍稍高一点。　　――技术工人的工资要高一点，要使人们愿意学技术，“干不干，两斤半”不好，平均主义要不得，但是高低太悬殊也要不得。　　――社会主义不仅要改造所有制，还要改造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改组社会的各种生活。　　――劳动部研究问题的范围应当广泛一点，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力情况如何，农村劳动力如何抽到工业部门，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社会保险制度如何建立，等等。研究这些，都是劳动部的职责。　　――劳动部把许多权力下放，把许多事交地方办，这个办法好。交地方办会不会出些毛病？可能出。但是，抓在你们手里，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毛病还多一点。权力下放，出了问题，地方也可以取得经验。事情交给地方办，有困难给予帮助，这是开明政策。　　――农民愿意搞工业，这也是必要的，不然工业不能发展。农民进城，人来得太多了不好办，不来也不好办。　　6月30日&&到《北京日报》社，就该报正在开展的“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同部分编辑人员座谈并作了总结性讲话。针对编辑部反映有人认为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没出息，对于做党的驯服工具想不通，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员做党的工具好不好？很好。做一个驯服的工具，又有理想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一致性的。报纸、党、国务院、主席、总理都是工具。党是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工具，国家也是工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我们提倡有远大的理想，每个人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有伟大的个人理想。但个人是不可能独立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人。个人志愿是不是伟大，能不能实现，要看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方向正确就能促进，个人志愿就能实现。党在分配党员工作时，要尽可能照顾个人志愿，但不可能完全照顾，还是要根据革命的需要，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应造成强调个人志愿的风气，强调了就会出毛病。但认为一有个人志愿就是个人主义，这也是机械论，不能让人生动活泼了。个人应该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发展，党的事业成功了，个人也跟着成功了。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可以更好地发展个性。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根据刘少奇这次讲话整理的社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作为对这次讨论的总结。　　7月1日――4日&&视察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在同工厂负责人座谈时提出：工业的分布是集中好还是分散好，这是个原则问题，方针问题。在每个县摆两三个厂，加些小厂，工人农民可以合起来，工业农业、工人农民、城市乡村就没有好多区别了。消灭区别是历史上的大事，城市乡村、工人农民的区别大是不利的，把工厂摆得分散一点，工人农民在一起，双方都有好处，工人可以种地，农民可以进工厂。三日下午，在石景山钢铁厂扩建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7月5日&&视察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分别同干部、工人座谈。在同干部座谈时提出：工厂过去太单打一，不知道搞副业，只知发电、出铁。不务正业不行，但是单打一不好。应该围绕正业、不妨碍正业、又帮助正业，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你们每年烧这么多煤，要把煤里东西收回来，收回原油、硫酸氨等，原油可以炼柴油、煤油、汽油……最后是炼沥青。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给别人加工。还提出：社会劳动力有很大的浪费，主要是妇女劳动力。家务劳动浪费几千万劳动力。可以集体化，搞大规模的社会服务事业、社会经济事业和教育事业。我们国家人多，安排得好，组织得好，可以腾出许多人来，大部分人一半学习，一半工作，面生产力不降低，还发展。有的国家人才少，劳动力少，困难一些，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赶上英国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过美国。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干起活来，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了。　　7月6日&&到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委机关，同宣武区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部分负责入座谈组织街道居民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发言说：“妇女要从家务里脱出来”的口号不确切，这不是什么从家务中脱出来的问题，实际情况应该是一部分妇女搞家务，一部分妇女搞生产。妇女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能节省出妇女的一半搞生产就是大事情。家务本身的性质也要变，变成社会劳动，可以集体化，专业化，也就可以产生先进经验，提高质量。　　7月7日&&到北京市通州区视察。在听取区负责人关于全区农业生产、区乡工业、文教卫生情况的汇报后说：磨面、做饭、带孩子、缝纫、洗衣这些事实现集体化，这就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生产集体化了，生活也得集体化，否则就和生产集体化不相适应。为生产服务的事业集体化，跟生产集体化配合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离开北京，到达河北香河。在听取县负责人的汇报时指出：群众的生活要安排好，食堂的副食是不是多增加一些？老人要吃软些的饭菜，是不是应该照顾？还有，冬天要烧炕怎么办?赞成办食堂的，进来，不赞成的就不来吧!一个生产队一半人赞成，那就办一半人的食堂。社要办大一点，工作才展得开。办多大，省委要专门研究一下。恐怕不宜性急，办大社和机械化要相识应。　　7月8日&&下午到河北武清视察，听取县负责人的汇报。当晚到达天津市。　　7月9日&&参观天津工业大跃进展览会和报捷馆。晚上，和天津重工业系统六个工厂的工人代表座谈。在座谈会上讲话，提倡工人学习多种手艺，当多面手，例如一个钳工应该也会做车工，也会翻砂和打铁，什么工种需要就做什么。还说：在我国，管理人员和工人是一家人，不分你我。当厂长、车间主任的可以当工人，工人也可以当厂长、车间主任。工人不仅要管理企业，也要管理国家，可以当市长、工业厅长，也可以当委员长。国家是大家的，应该大家管，主人要大家当。再过二三十年，管理工厂和管理国家的就都是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书读得多，既会种地做工，也会办事，就可以大家轮流干。　　7月10日&&下午，同天津部分街道干部和居民代表座谈。在会上说：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凡是街道办的事业都是国家的，是全民所有制;凡是居民委员会办的事业，都是居民自己的，是集体所有制。请市委、区委考虑，哪些事业可以由街道办事处交给居民委员会，国家不办，交给群众办。有许多事情，国家办不好，群众办，可能更好。如托儿所，过去都是国家办，办得很少，而且很贵，不能满足需要，应该主要由群众办，小学一部分也可由群众办。食堂过去办得很多，主要是机关、工厂的食堂，大饭店、小饭铺、烧饼油条铺合营了，也是国家办的了，可以考虑国家不办那么多，烧饼油条铺、豆腐房、肉店、菜店都交群众办，可能办得更好。晚上，同天津试办半工半读的各工厂代表座谈。在谈到劳动制度时说：劳动制度、福利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要改一下。什么不合理呢？一进工厂就通通包起来，还不能支配，工作给钱，不工作也给钱。还有，大学毕业生一毕业一定要派工作，不派工作不行，半年没工作也发工资，发工资还骂娘。劳动保险也有问题，有些人半年作两天工，一年作一个礼拜的工，照发工资，这就不合理。今后，老工人按老办法，新招收的工人实行新办法。新办法在工业上大体有三种：一、固定工，这是少数人，大部分是老工人、技术复杂的工人和干部。二、长期合同工；三、短期合同工。合同工有事就干，没事辞退，家安在农业社。在谈到半工半读问题时说：半工半读是发展方向，现在还不要普遍推广，已经办的还要看一看，找一些经验。　　7月11日&&视察天津河北区天纬路鸿顺里的加工组、托儿所、食堂、图书室、储蓄所、日用品代销店。对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及天纬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谈了以下意见：　　――街道可建立预备工制度。例如电线厂需要四十名工人，街道可准备八十名，分两套班子轮流生产和学习，又提高技术，又提高文化。　　――农民自己盖房子，工人为什么不能盖？要盖新式的。原则是：居民的房子自己修，自己翻盖。　　――提倡群众的事群众办。有许多事情国家办不了，群众办可能更好。例如托儿所，过去都由国家办，办得少，又很贵，不能满足需要，应该由群众办。小饭铺、烧饼油条铺、发豆芽、做豆腐等等，都可以交给群众办。　　7月12日&&到达山东济南。听取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等关于整风、农业、工业、文教、财经等方面情况的汇报。　　7月13日&&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入座谈。　　7月14日&&视察济南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和成记面粉厂。晚上，和三个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工人代表座谈。　　7月15日&&在济南和中共寿张县委书记及该县部分公社负责入座谈。　　7月16日&&到达山东聊城。听取中共聊城地委第一书记的汇报。　　7月17日&&上午，从聊城到寿张城关乡参观高额丰产田。下午，从寿张返聊城，途经莘县时和该县的积极分子代表见面。　　7月18日&&上午，离聊城到高唐善店乡，参观棉花高额丰产田，并和中共高唐县委负责人谈话。―下午，离开高唐到禹城，会见参加该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同志。晚上，从禹城回到天津，并同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谈话。　　7月19日&&上午，从天津到河北沧县刘表乡富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并和乡、社干部座谈。晚上，回到天津。　　7月20日&&上午，同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谈话。下午和晚上，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和万晓塘等座谈。　　7月21日&&上午，继续同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座谈。在谈到工业布局问题时说：&&比较精密的制造业，可以设在几个大城市，其他许多工厂可以分散，不要只搞在几个大城市。一个专区可以有一个中心城市，但规模也不要太大。凡是能分散的工业应该适当分散。工厂分散搞到县，比集中搞到一个城市会节省得多。可以采取包干的办法，供给设计图纸和建设资金，工人由县里自己解决。工人从农民中来，工人就是农民，工钱少，需要的时候来，不需要的时候回农村生产，福利设施可以大大减少，资金可以节省，成本可以降低，这才是多快好省。还有，工厂建在农村，生活生产都好安排，粮食好解决，副食品供应也不会那么紧张。总之，不在一个城市搞那么多工厂，分散开来，这样比较经济合理，城乡差别会逐渐缩小。　　下午，回到北京。　　晚十时，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彭德怀一起，接见苏联骏华大使尤金等，双方商谈问题。二十二日，继续商谈。　　7月24日&&在看了卫生部党组《关于在北京医学院开办“中医班”》的报告后批示卫生部党组：“在医学院开办‘中医班’，实验的结果证明是不好的，以后就不要再办了。以后除由中医带徒弟外，可由中医学校训练中医，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中药。”　　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尤金大使等。会见后到毛泽东处汇报。　　7月30日――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安排问题的汇报。　　8月1日――3&日&&参加毛泽东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北京举行的会谈。　　8月4日&&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8月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薄一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　　8月17日――30日&&出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估计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干亿斤，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宣布一九五八年要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农村工作问题。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主持会议，讨论财贸工作问题。二十八日，会议作出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要求一九五九年粮食达到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二十九日，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8月22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8月30日&&到河北秦皇岛市海滨公社草厂大队参加劳动，同时访问了几户社员，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9月1日&&中午，同周恩来一起，离开北戴河去河北唐山，在火车上和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徐达本谈话。下午，参观唐家庄矿井。晚上，到达唐山，并和中共唐山委市、唐山委地负责人谈话。　　9月2日&&上午，同周恩来一起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中共唐山市委、唐山地委的负责人、唐山钢铁厂负责人谈话。下午，参观唐山钢铁厂。晚上，离开唐山回到北京。途中在火车上和铁道部部长膝代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范长江谈话。　　9月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议九月五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事。　　9月5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外交政策等问题。　　9月7日&&召集陆定一、康生、胡耀邦等座谈教育工作，提出学校教育要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现在有许多学校和社会隔绝起来了，这是要不得的。教育工作中的问题，也主要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要到处搞教育，工厂、机关、学校都要搞教育。要把工业和教育搞在一起，教育部要懂得劳动制度，劳动部要懂得教育制度。劳动与教育分离，只管制造物质产品，不管培育新人，这个观点要改变。　　9月9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映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给刘允若写信，勉励他“鼓足干劲，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工作和学习”。　　9月10日&&离开北京，到达河北徐水。在遂城人民公社谢坊营村视察时，发现建设规划上不重视植树造林，强调应该增加树木。晚上，在中共徐水县委机关同中共保定地委、徐水县委和社、村基层党组织书记见面，并同县委第一书记谈话。　　9月11日&&视察徐水商庄人民公社的商庄村、大寺各庄村，并同公社党委书记谈话。晚上，到达保定市，听取保定地区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情况和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　　9月12日&&上午，到达定县。视察韩家洼公社，向公社干部详细询问社员生活情况和农作物生产情况，并看了公社的试验田、发电厂、磨坊、幼儿园。下午，到达安国，参观东风人民公社丰产田和药材种植场。晚上，到达石家庄市。　　9月13日&&在石家庄视察华北制药厂、石家庄钢铁厂、石家庄动力机器厂。晚上，同中共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负责人谈话。　　9月14日&&到达邯郸。从邯郸去成安城关乡人民公社参观大面积丰产棉田。晚上，到邯郸马头镇，参观小高炉群，并和成安、大名、临漳三县派往马头镇领导群众炼铁的干部谈话。　　9月15日&&离开河北，到达河南郑州。下午，听取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省委书记史向生、杨蔚屏等的汇报。　　9月16日&&视察郑州纺织机器厂人民公社和西太康路人民公社。晚上，同吴芝圃、史向生、杨蔚屏等谈话，提出当前要作好五件事：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第三，要搞技术革命；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这样能节约很多的劳动力；第五，要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9月17日&&听取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负责人、中共修武县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中共遂平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参观郑州市小土高炉群。　　9月18日&&下午，到达开封。参观开封小高炉群。听取中共开封地委、开封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提出：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的一套。新工厂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三小时上课，或者四小时上课，四小时劳动，要比较稳定，搞它八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晚上，到达商丘。听取中共商丘地委、商丘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9月19日&&上午，离开河南，到达江苏徐州。下午，听取中共徐州地委、徐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去沛县参观高产大豆田和棉田，并和中共沛县县委负责人谈话。晚上，到达新海连市。　　9月20日&&上午，参观连云港港口设施及某军事工程。下午，到达新沂，参观县委机关工作人员种植的高额丰产田和红旗人民公社联合工厂。　　9月21日&&上午，到达沫阳，同中共沫阳县委书记谈话。下午，到达清江(淮阴)，听取中共淮阴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在中共淮阴地委负责人的陪同下，去洪泽参观二河闸水利工程工地、高良涧灌溉总渠水闸，指示说：“水可以为患，也可以为利，我们要变水患为水利，把水充分利用起来。搞一个水利工程，要考虑怎样把灌溉、防洪、运输、发电结合起来，这将是最大的节约。”　　9月22日&&上午，在洪泽参观三河闸水利工程后去高邮。下午，听取中共高邮县委、宝应县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到达扬州。听取中共扬州地委、盐城地委负责人的汇报。　　9月23日&&到达南通。听取中共南通地委、南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参观南通工业、手工业产品展览会。　　9月24日&&到达苏州。听取中共苏州地委、苏州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同来自苏州、常州、扬州、南通、无锡等地区的部分干部座谈。　　9月25日&&上午，参观苏州市东吴织绸厂，然后去无锡市参观小高炉群。下午，到达南京。　　9月26日&&同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书记处书记陈光、刘顺元，省长惠浴宇等谈话。　　9月27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集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人民公社化问题、劳动力紧张问题、劳动工资制度问题、教育方针问题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要关头，或者可以说，是决战的关头。大概我们还需要苦战几年，工业过关&了，农业上也过关了，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　　9月28日&&上午，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学院、高级步校、高级海校和南京军区的军官代表。下午，参观南京工学院和晨光机器厂；瞻仰雨花台烈士墓。　　9月29日&&回到北京。　　10月3日&&会见契尔文科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在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0月5日&&晚十一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告台湾同胞书。　　10月8日――9日&&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展览会。　　10月15日&&离开北京去华东视察。上午，到达山东济南，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裴孟飞等谈话。晚上，到达江苏徐州，同中共徐州地委负责人谈话。　　10月16日&&离开徐州先后到安徽宿县、濉溪视察农村人民公社。晚上，到达蚌埠，听取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0月17日&&视察蚌埠市第三中学和蚌埠市各中学联合创办的红旗农场。在视察蚌埠三中时指出：教育和劳动相结合，从理论上讲不会降低教学质量，但是由于没有经验，搞得不好，很可能降低教学质量，注意总结经验，不降低质量就好了。晚上，到达合肥，途经淮南时，视察淮南矿区及造纸厂。　　10月18日&&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谈话。参观安徽省工农业展览馆。　　10月19日&&视察合肥工业大学，肯定了该校把教育、科研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做法，指出：全日制大学要以读书为主，因为现在大学教育还没有普及，大学还不多。在重视生产实践的同时，也要加强理论教学。视察后对陪同视察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等说：现在有两句口号：“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全国只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工农化，这个任务还比较小，大头在工农分子知识化，那是几亿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中央决定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现在就要试办，将来农村人民公社也要办大学。　　10月20日&&听取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的汇报。　　10月21日&&到达芜湖，听取中共芜湖地委、芜湖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0月22日&&到达马鞍山，视察马鞍山钢铁厂，并同中共马鞍山市委负责人座谈。下午，到达南京，参观下关轮渡码头，并和中共江苏省委交通部及南京铁路局负责人座谈。晚上，离开南京，到达上海，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魏文伯、许建国等座谈。　　10月23日&&下午，视察嘉定马陆人民公社和徐行人民公社，视察后同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谈话。晚上，听取中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还显等关于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情况的汇报。　　10月24日&&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关于电机工业和里弄工作情况的汇报。　　10月25日&&下午，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晚上，听取上海市委负责人关于思想工作、文教工作和工厂管理情况的汇报。　　10月26日&&下午，视察上海汽轮机厂、电机厂、电器工业学校。晚上，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徐冰、许建国等谈话。　　10月27日&&视察江南造船厂，并和工人代表座谈。　　10月29日&&看望在上海居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晚上，听取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还显等关于房屋建设和改造计划的汇报。　　10月30日&&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等座谈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10月31日&&参观上海铜仁合金工厂和上海钢铁一厂。　　11月1日&&离开上海到达浙江杭州。途经嘉兴时听取中共嘉兴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晚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的汇报。　　l1月2日&&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浙江大学校长周荣鑫等汇报时插话说：教授、副教授职称现在不要去掉，物质刺激现在还是要，但不要那样强调。　　11月3日&&到达宁波。登“洛阳号”军舰，听取舟山群岛要塞司令部政委、东海舰队司令员的汇报。晚上，听取中共宁波市委负责人的汇报。　　11月4日&&上午，登舟山岛观看地形并下坑道与战士交谈。为驻岛部队题词：“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下午，回到宁波。晚上，同宁波地区各县的负责人座谈。在谈到城市建设规模时指出：城市到底需要多大，要按工业布局来定。基本问题是工业布局要合理，符合经济规律，根据运输线长短和资源情况来定人口多少。在谈到家庭问题时指出：“消灭家庭是很远将来的事，现在不要去宣传消灭家庭，还是恩格斯的那句活：这要取决于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人。”　　11月5日&&同林乎加及中共宁波地委负责人谈话，指出浙江工作中一些不够谨慎的苗头，说：不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分严重，要反对把富裕农民、小商小贩、知识分子推到敌人一边去的倾向。要大力发展生产，使群众有足够的肉、蛋、油、糖吃，而且要办好公共福利事业。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不要滥用，马克思、列宁说的共产主义是高标准的。当日，离开宁波去杭州，在火车上继续同林乎加谈话，指出：虚报浮夸当然不好，有些地方一下摸不准确是难免的，但是故意假报就不好，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不能全怪报纸，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地委县委书记签过字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对于这种作风要批评。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经济的工具是统计数字，如果统计不可靠，计划也就不可靠了。要反对说假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　　11月6日&&离开杭州到达郑州。　　11月7日―――10日&&出席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对当时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11月11日&&离开郑州回到北京。　　11月13日、1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座谈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11月20日&&离开北京到达武汉。　　11月21日――27日&&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　　11月26日&&参加毛泽东同朝鲜政府内阁首相金日成在武汉举行的会谈。　　11月28日――12月10日&&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12月6日&&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一起，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12月13日&&回到北京。　　12月16日&&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接见出席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代表。　　12月25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致祝词，指出：目前在农村中的中心任务是结合冬季生产，认真地做好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在进行整社的时候，应该实行高度的民主，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　　12月2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计划。　　12月30日&&下午，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晚上，和彭真、李先念、刘澜涛、马文瑞等讨论劳动工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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