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生育政策：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_参考网
新中国生育政策：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乐楚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发表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至此，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几经反复。从禁止节育、堕胎，到提倡节育、避孕；从“人多力量大”到“晚、稀、少”，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二孩”政策，发生过多次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高层有哪些政治考量？是谁第一个提出了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当年是如何出台的？在实践中又是怎样不断调整、完善的？从“光荣妈妈”到节制生育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9月16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对艾奇逊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的这种“人多力量大”的人口观，奠定了新中国初期的人口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改革的完成，大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可以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催生了奖励生育政策的出台。经历过新中国初期的人应该对“光荣妈妈”这个词并不陌生，其实这个词是个舶来品，是从苏联引进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苏联人口尤其是男性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很多政策制度都是学习照搬苏联模式，生育政策也不例外，把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不过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5个的，是“光荣妈妈”，10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当时堕胎被认为是旧社会和资产阶级毒素而受到批判。1952年，中央政府在批复卫生部的报告《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中规定，私自绝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罪论处。一些妇女别无他法，只得自己解决问题。新华社上海分社曾发表一条消息说，不少女工怀孕后，为了流产而吃奎宁，喝砂药水，喝烧酒，搬重物。有的多子女的农村妇女怀孕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故意干重活，挑水。很多时候，这些方法不仅不奏效，反而会危及到生命。随着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到1953年6月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普查的结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4年里，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净增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共高层开始注意到必须控制人口盲目增长。这一时期，随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迅速增加，许多家庭开始要求减轻多子女的拖累，以缓和多子女同父母亲的学习、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同时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要求节育的也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8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会后由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刘少奇在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说到计划生育，人们往往会想到马寅初，但实际上，邵力子提出“计划生育”这个概念比马寅初还要早几年。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他的前妻也死于孕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1950年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人多力量大”的人口思想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重重的环境里，人口应有限度，应该得到控制，否则后患无穷。”“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焉，以60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他在第3次回浙江调查时，到一个远房亲戚马本纳家去访问，结果大吃一惊，这个亲戚已经有了6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靠救济度日。也就是这个亲戚的情况，使马寅初明确了人口按几何级数生长的“原理”，他对马本纳说：“人口的生长，不得了，不控制怎么行，你想想看，我们的祖父是一个人，到我们第二代就是5兄弟两姐妹，1人变成了7人，到了你们第3代，是29人，再到了你的儿子辈，是第4代，现在是七十五六个，这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倍数是多么惊人。”
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商量计划生育之事。席间，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生产跟不上的话，国家不可能富强起来！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并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2个孩子有奖，生3个孩子要征税，生4个孩子征重税。毛泽东的想法在慢慢改变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改变。1956年他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同年毛泽东在其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口，将来要是有3600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立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1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很快打破了平衡。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由于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反右斗争出现了扩大化倾向，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及其他学者的主张节制生育观点被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有人说他们是“利用人口进行政治阴谋”，是“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马寅初在这年7月15日于《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高层领导原本并不牢固的计划生育思想也摇摆起来。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全国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人多好”的观点一时又统治了人口理论界。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总人口在1964年达到了7亿以上，净增加1亿人口仅用时10年。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的急剧增长让毛泽东看到了潜在的危机。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然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动乱”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1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5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1亿，净增1亿人口的时间比前一时期缩短了一半，从10年变成了5年。接近崩溃的经济加上失控膨胀的人口，引发了当时中国的众多问题。于是，限制消费，进行消费管制，几乎所有商品，无论是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品、日用品等），抑或所谓的奢侈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均需票证限额。而此时，人们的生育能力却发挥到了极致。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在育龄期间愿意并且能够生育的婴儿数量）为5（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个孩子）。人口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乱象。因此，恢复生产和控制人口增长成了当时中国政府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1970年，毛泽东再次与斯诺会谈时，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还想要个男孩。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仍想要男孩。共生了9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45岁了，只好算了。”他接着说，“重男轻女，这个观念要改。”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那时北京流行的计生口号是“消灭小三”。只是此“小三”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第三者，而是第三个孩子。这一生育标准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2.75。但是，即便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00年超过12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当时的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化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中央下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从独生子女到全面放开二胎时间进入到1980年，当时我国的人口现状是人口基数大（接近10亿），但年龄构成比较轻，增长势能较强。由于人口多，经济压力大，从而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状况是住房困难，一家三代挤住在一起是常态；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买米买布还需要粮票、布票；随着知识青年大量返城，城市劳动就业困难；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消费掉，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跟不上……同时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有所增强。而“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后补偿性生育的人口也开始进入育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有所反弹。为实现“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要少生”成为当时中央高层和人口学研究者及其他一些专家学者的共识。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控制人口增长。《公开信》明确提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正式出台。此后，“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在城乡得到较为严格和普遍的实施。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性目标。1982年，宪法有两处对计划生育进行了规定，分别是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夫妇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不过，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尤其是早期阶段，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尤其是与农民的生育意愿存在严重冲突，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在农村地区遇到了强烈的抵制，并且一度恶化了干群关系。正因为如此，计划生育工作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84年及时下发了《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以山东“开小口堵大口”的经验，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但严防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这样，最后形成了所谓的“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孩是女孩的农村户口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第一胎是男孩，则不允许生育。“开小口堵大口”政策的尝试，某种程度上稳定了群众和干部的紧张关系，也缓和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紧张局面。之后，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口号下，我国人口的增量和增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总数为12.95亿。然而，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家庭养老抚幼功能弱化”，生育率降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四二一结构导致的家庭压力等问题显现。国家开始对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2002年9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双独二孩”政策由此在全国推行。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惯性的存在，2008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0.5%的水平徘徊，已经20余年总和生育率低于世界更替水平，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远远低于世界更替水平（即保持人口长期稳定需要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2.1；2012年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截至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2.12亿人，占比接近总人口的14%。为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切实解决劳动力持续问题、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性问题，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孩”，即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两年后的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再次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至此，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结束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多力量大”，到70年代初期的“晚、稀、少”，到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再到现如今的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实践中一直在不断调整、完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的30多年里，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的增长，缓解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引导我国人口进入了一个长期均衡发展的轨道。但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如人口老龄化、生育率降低、男女比例失衡等。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和人口发展规律的不断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以尽量减少人口问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但这个“低”一定要适度。低生育水平不是越低越好，也不是维持的时间越长越好。现阶段，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充分体现了中央高层在人口问题上的大智慧。这不仅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和社会风险，还能够改变一些家庭由于长期守旧的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所造成的“选择性生育”问题，进而有效地缓解男女比例失衡局面。当然，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中国政府而言，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生育率低等问题，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静〕〔原载《文史博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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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毛泽东放弃了的一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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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7:55光明网-光明观察
题目中所说的计划生育是指由政府分配生育指标的一种生育制度，而不是通常意义的避孕和节制生育。计划生育是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中，由计划经济引发设想让生育也实行计划而使用的新一个词汇。从此，这一词汇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究其本质来讲，节制生育是工业现代化创造的一种更加符合人性的新生活。避孕和节育现象是随着工业革命首先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之后，跟着工业化的发展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现在，即使在包括穆斯林国家在内的那些教会势力很大的地区，国家并不提倡，教会往往持反对态度，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渗入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家庭也还是加入到避孕和节育的行列。与此相应的是，几乎所有的国家的妇女生育率都有了明显的下降。特别是由于最近20多年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1980年到2002年，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比如希腊、罗马尼亚、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得比我们国家还快，还低。但是，毛泽东创造的计划生育新词汇主要不是指大家通常理解的由老百姓自愿实行的避孕和节育这一层含义。其实，也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支持，在毛泽东这次讲话之前，我们国家的各大中城市市民，特别是国家青年职工和已婚的青年学都已经广泛实行了避孕与节育。毛泽东在1956——1957年（也许最早应该是1955年，现在发现的文献显示最早是1956年）提出的计划生育新概念，是指按照政府的生产计划实行生育计划。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
“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这段话是1999年《毛泽东文集》出版后，最近几年才逐渐被人们知道的。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的30几年里，人们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主张计划生育的讲话是发生在1957年春天的另外3段话。我将有关部门宣传的这几段语录原文抄录如下（本文取自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彭珮云主编《计划生育全书》中《毛泽东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日）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日）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日）
这种语录式的排列宣传在过去几十年里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主张计划生育，并且主张要设立政府机关进行管理。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似乎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思想发展起来的。但是，这里有不少的误区。首先，这样的宣传极容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一话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讨论的重大议题，毛泽东特意就重大问题发表的深思熟虑的意见。实际却不是这样。这次会议是特意为毛泽东发表演说而召开的。历史上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扩大规模，为聆听毛泽东的演说而是从全国各地召集的党和国家高级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共计1800人。其次，这样的排列宣传给人造成的另一个印象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期间先后3次讲述这一问题，足以说明问题之重要。其实，毛泽东这次讲话像以往一样根据会前拟定的提纲展开演说的。在提前所列的12个题目中，计划生育并没有添列其中。毛泽东在讲到第7个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衍生讲出妙趣横生的一段话。第三，这样的排列无法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以为毛泽东在反复强调和讲述一个十分重要并且已经成熟的思想。其实，上面引述的第2段话才是毛泽东讲话时讲的，第3段是在会议经过3个半天对毛泽东讲话讨论后作会议结束语时回应马寅初的发言所讲的，第1段话是5月8日修改讲话记录稿时毛泽东另外写的一段替代2月27日发表讲话时即席发挥的那一段话。而且，在有关部门多年引述中用符号“……”取代的是“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这样3个句子。根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提议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课题《新中国人口五十年》，毛泽东在3月1日的讲话中明确说“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如果读者按照发生的顺序重新阅读这3段话，可以发现毛泽东一次比一次增添了不少的限制词，一次比一次更严谨。第四，人们只知道这几段讲话是发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很少知道那是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时所说的。毛泽东根据这次讲话记录稿形成并出版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如果说毛泽东主张和提出计划生育，而且这个问题又那么重要，为什么毛泽东公开发表和出版时没有保留而是把它们全部都删去了？
1956年前后，一大批“一五”计划铺开的工业建设项目如期完成，还有较多的在建项目逐渐投入生产。这些工业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骨干和中坚作用。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也严重损害了农业、轻工业和文化教育等许多同等重要的第三次产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城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这一时期毛泽东尤其对待农业合作化所抱有的热情和极大积极性，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不断提速，都直接伤害甚至与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在收获工业化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人民的生活、孩子上学、青年就业等许多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信心百倍地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绝对不会想到计划体制有什么问题。那时，连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路线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坚决不能动摇的。在经济和人口这一对矛盾面前，毛泽东产生了由政府管理老百姓生育的计划生育设想。但是，在修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记录稿时，毛泽东意识到这一设想是与唯物历史观直接对立和冲突的。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字斟句酌地认真修改讲话记录稿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减少和冲淡讲话时提出的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与此相应又不断增加人民性，注重人的价值和人的因素，要求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等方面的内容，一直到最后完全取消了节育和计划生育的论述。
1960年1月，毛泽东审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文稿时，又一次通读了自己10年前一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驳斥美国政府和艾奇逊时所讲的许多铿锵有力的话。1949年9月，毛泽东在评论美国白皮书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大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特别是曾经鼓舞了中华民族一代人的一段话，也再一次感染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至此以后到逝世，毛泽东再也没有讲过由政府规定老百姓生育的计划生育。岂止如此。十分注重宣传和舆论作用的毛泽东始终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自己有关计划生育的言论，一直牢牢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也没有设置他在那次讲话中提议过的计划生育的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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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的建国后,最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两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和人口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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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的增多，可供分配的社会资源却显得不够（因为分母变大了）。本朝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行计划生育，虽然有些晚，但仍然很有必要，且成效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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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自古中国各个王朝都头痛的难题，那时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不像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扩张来解决，只能通过战争手段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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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楼主，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搞，怎么是毛泽东放弃了的设想。5 6十年代，国家还没有劳动力过多现象，计划生育当然不会大张旗鼓，但药、具的研究开发生产一直在紧锣密鼓，没有这些物质基础，难道靠禁欲就可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口问题开始显现，计划生育就已经成为国策。城市农村的青年妇女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从上一代的4.5个下降到2.5个。而且下降趋势还很明显。倒是80年代，分田包干，使农民发现多生孩子多分田，生了男孩永远占用田，为了多生孩子特别是男孩，不惜被抄家也要生，农村的生育率不降反升，一直在接近3的水平。
生育率在2.2个可以保持人口平衡，但一胎化就是民族自杀政策。
请文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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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到80年代初中国对生育采取的是不干涉的政策，既不鼓励也不限制，解放后人口问题的突出与其说是出生率的增长造成的倒不如说是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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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准备打仗,考虑到可能死个几亿,毛最后从要计划到号召英雄妈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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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来就没有为奖励生育而搞过过什么“英雄母亲”。
不要把苏联的事情想当然的套在中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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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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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口死亡率和平均期望寿命提高了。
而且你也不能忘记中国人口的基数本来就大，清朝中期就占了世界人口的35%，由于近代中国逐步衰弱，此后200年来，中国人占世界人口比例其实一直呈下降的趋势。清朝末期，中国人口约4亿，世界人口为16.08亿，比例下降到25%；1950年建国初期，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世界人口为25亿，比例下降为22.4%；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比例为22.6%；2007年，比例终于跌破20%，下降到19.8%。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占世界人口比例将下降到14%左右。
除了解放后到计划生育前这段时间中国人的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保持基本一致外，其他时代，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都在快速下降。
[ 本帖最后由 万岁军 于
00: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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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种趋势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喜是忧，但我想一个欣欣向荣的民族不应该是一个相对人口越来越少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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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蒋委员长统治下 号称治世 盛世&&更有黄金十年的&&国际史学界公认的 20世纪 中国最和谐的年代&&
请问 蒋委员长为什么就没想到计划生育呢& &
可见不是没想过 而是有比计划生育更好的方式方法
所谓 非不能也 是不为也 就是这个意思
而邓设计师 继承了 蒋委员长的遗志&&但又没有那么大的潜力和资质 所以搞出了个 &计划生育&
此刻我被 大漠教主附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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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打.大打.打核战。都需要人口的支持！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早打.大打.打核战”: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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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布衣鲜卑 于
14:01 发表
早期的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的增多，可供分配的社会资源却显得不够（因为分母变大了）。本朝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行计划生育，虽然有些晚，但仍然很有必要，且成效渐显。
成效渐显还是恶果渐显？
人口老龄化来的如此之快
最现实的问题，现在的养老金已经是用现在年轻人交的来支付老年退休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越来越少，几十年后，我们的养老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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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这东西是有年限的
98年洪水的时候 有很多官就说 我们这里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利工程
不知道他们在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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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万岁军 于
23:07 发表
新中国从来就没有为奖励生育而搞过过什么“英雄母亲”。
不要把苏联的事情想当然的套在中国身上。 确实有过,我奶奶就是其中之一,我父亲兄弟十人,在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一半,一个死于文革武斗,一个死于下乡插队,都是早年夭折的,现在是三兄弟,一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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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sirkem 于
21:47 发表
成效渐显还是恶果渐显？
人口老龄化来的如此之快
最现实的问题，现在的养老金已经是用现在年轻人交的来支付老年退休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越来越少，几十年后，我们的养老金从哪里来？
养老金来自于劳动成果，劳动成果的增加主要靠生产率的提高。
另外人在不劳动以后生活水平下降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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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楼上退休以后拿不到一分钱养老金也是心安理得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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