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什么立法引领和推动法律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专家:绿色金融应走向可持续发展-中新网
专家:绿色金融应走向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经济发展亟待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作为引导社会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关键角色,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为此,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和绿色资本网将于-19日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国绿色资本论坛”。论坛以“绿色资本,引领未来”为主题,旨在构建产业升级、绿色发展与社会资本融合发展的高端合作交流平台。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就绿色金融进行专业解读。
  《经济参考报》: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形势的越发严峻和经济转型升级,绿色金融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绿色金融究竟是什么?它的市场潜力有多大?
  杨再平:绿色金融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包含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信贷等金融资源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降低环境和社会风险提高服务水平等多方面内容。
  绿色金融的市场发展潜力极大。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围绕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的节能减排,大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治理,碳交易等领域已产生了大批项目,融资需求迫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估计,2015年到2020年,中国绿色发展的相应投资需求大约为每年2.9万亿人民币,总计17.4万亿人民币。而根据我国的财政状况,85%的绿色投资要依靠社会资本,而绿色金融体系将是引导社会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关键。
  《经济参考报》: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在银行业方面的发展情况如何?
  杨再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估计,2012年,中国的绿色投资规模大约为12614亿元人民币,通过市场实现的融资规模大约为11258亿元人民币,2008年这个数字是4380亿元。
  目前国内银行已经基本搭建了绿色金融体系框架,针对绿色信贷的特点,在逐步丰富对绿色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手段。同时,围绕绿色金融不断加强产品创新,实现银企双赢的目的。例如中国银行业协会在2014年牵头成立了绿色信贷业务专业委员会,银监会已陆续出台《绿色信贷指引》和《能效信贷指引》,鼓励各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各银行也都在努力进行绿色金融的制度制定和产品开发工作。
  《经济参考报》: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处于什么阶段?面临哪些挑战?
  杨再平:总的来说,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其发展仍存在不少挑战。
  首先,关于绿色金融,还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加大配套政策的扶持力度。例如,针对绿色金融项目的贷款额度内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发行绿色金融专项债券、研究环境税、环境污染责任险等环境经济政策等,对绿色产业和产品实行贴息或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绿色经济项目。其次,环保信息共享机制还待完善,环保违规企业信息发布纳入银行征信系统等方面工作还没有充分实现。绿色信贷的评价体系尚待建立,银监会正酝酿制定一套针对绿色金融的评分评级办法。第三,相关激励和惩罚机制还有所缺失,个别地方还存在“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最后,绿色金融的概念和定义不清,缺少绿色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市场机构之间的利益和行动分歧限制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经济参考报》:您刚刚说,我国绿色产业年均投资需求为2.9万亿元人民币,这笔资金从哪里来?
  杨再平:资金不是大问题。首先,绿色信贷是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节能减排目标首先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优先支持;其次,绿色金融不仅包含银行信贷的直接融资工具,还应该包含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一批债务融资工具;第三,通过基金公司、交易所、新三板等开展的股权类融资也是绿色金融的融资来源;最后,融资租赁公司和大型集团企业的财务公司也是绿色金融来源的重要补充。
  《经济参考报》:未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如何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杨再平:关于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可以总结为三句话,效益性原则是目标,审慎性原则是前提,可持续原则是保证。绿色金融最终走向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不再是单纯的寻求最高投资回报率,而是追求可持续的回报率。
  具体来说,我建议从五个方面着手建立绿色金融体系:一是推动绿色金融立法,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明确并加大环境污染者的法律责任,强化有关责任部门的执法权力,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二是加强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第三方机构的协调合作。建立稳定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充分借用社会监督、社会评估的力量。三是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货币政策以及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政策要与发展绿色金融相协调。四是加快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环境成本信息系统和绿色评级体系,为决策者和全社会投资者提供依据。五是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引导作用。建立国家级“绿色金融专项基金”,在政策性银行内部应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部门。
【编辑:陆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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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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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5日发布了《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指出,2016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新闻排行榜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观的体会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的重要论述及辩证分析
(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绿色发展。
当年;既要有绿水青山,又要有金山银山,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习近平强调
“生态环境问题是利国利民利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
2005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将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一旦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矛盾时,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保护生态放在首位。
习近平关于环境保护论述体现了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与意志。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保护的论述既朴实又深刻,为中国环保思想注入了新活力。
(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很多场合都以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两座山论来阐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为美丽中国指明方向。两座山论已成为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绝对独立。如果能将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即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进行辩证认识。
一是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只为索取资源;
二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证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
三是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的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二者形成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
二、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意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将绿色发展落实到位,首要问题是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大众的绿色发展的认识问题,形成人人参与生态建设的氛围。
对总书记绿色发展论断,下面试着剖析其深刻内涵,谈谈绿色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一)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绿色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
过去的38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总的看来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消耗大量的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人民健康为代价获得的,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单位GDP一次性能源消费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2.4倍,日本的4.4倍,印度的1.2倍;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中国已经是世界煤炭第一消费大国,占全球50%以上,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高达64%,远高于30%的世界平均水平。煤炭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我们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这是《联合国环境方案》一句经典语录,意思是要考虑生态伦理中的代际公平,就是说子孙万代还要过日子,不能光顾我们这一代,还要考虑子孙后代今后的生存与发展。
绿色发展实际上是环境友好型发展,是减少环境污染的发展,是资源节约型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是回归理性的发展。就环境治理而言,有两种发展模式:一是先发展后治理,另一是边发展边治理。后者就是所谓“三同时”制度安排,即在建设项目时同时考虑防治污染的措施,环保设备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在经济发展初期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国家是制造业大国,&“微笑曲线”的模式使得制造基地在我国,污染留在我国,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环境代价。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必须重视清洁生产、重视生产者延伸制度、重视环境评价、提高能源效率,走集约化发展的发展模式,发展“两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绿色发展是今后必然的选择。
(二)绿色发展是人的自然化生态整体观的体现。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检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重点抓好空气、土壤、水污染防治,加快推进国土绿化,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要继承与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持续开展城市环境卫生整治运动,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建设和谐、宜居、美丽家园;要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加强食品安全监督,严把从农田到餐桌每一条防线。总书记的讲话实际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没有健康,一切为零。目前因为大气、水、土壤的污染带来的疾病非常普遍,农业重金属污染导致食品污染,由此导致癌症村屡屡见诸报端。中国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时候了。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值得深思的哲学命题。从哲学层面看,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观点。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这种环境价值观是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认为人与自然是主体与客体,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界的统治者与征服者。如。三次技术革命,使人对自然界再没有崇敬之心,人的自我意识得到空前膨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成为主导思想。
非人类中心论则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宣告,“。”西方一些哲学思想也有尊重自然的观点。现代非人类中心论出现于20世界70年代,是对人与自然的重新认识,主要有功利主义的动物权利论、非功利主义的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论、土地伦理论、自然价值论、尊重自然的生态中心论、深层生态学等哲学思想。
中国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思想则与西方主观二分不同,强调天人合一思想。特别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对中国人影响很大。古代佛家“依正不二”观,也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佛教哲学中,“依”即依报,指自然环境总体,“正”即正报,指生命主体。“依正”即自然与人;“依正不二”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一体。在季羡林对话集《畅谈东方智慧》中多次强调“依正不二”观,强调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观点,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可以适度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绝不是支配自然的主宰,当然也不是被动适应自然的“奴仆”。和谐与佛教中的缘起思想密切相关。佛教缘起思想认为:人是与大自然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一切生命具有尊严,破坏生态体系就谈不上尊重生命。
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解决“自我”问题。
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活动看作一个动态的能量过程,这就是人权。人权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按本能快乐做事,超我从良知和自我理想做事,是人权道德的维护者,自我是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按照现实原则,以满意而负责的方式协调本我与超我的要求。
阿德勒认为自我是自己所处环境内的一个小人,坐在我们之间起约束、驱动、引导作用。自我发展到社会自我,再发展到生态自我。
詹姆斯将自我分为经验客体的我(me),即被动的我和作为环境中产生行动者的我(I),即主动的我。被动的我是从主体的我衍生出来的。作为经验客体的我具有层次结构性,依次是社会自我重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但这还不够,要从社会自我升华到生态自我。
费希特将自我作为纯粹精神统一体,确立了自我为宇宙生命的思想,自然界是自我活动的对立面。康德是先验自我观,对自然界来说,我是立法者,人为自然立法,这都是自我的主客二分观,强调的是社会自我。
生态自我是把物理环境纳入自我的规范中。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待自我,把自我描述成一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西方,传统的自我是一种分离的自我,将自我看成一个特定的、单个的人,是小写的自我,而生态自我是与周围的环境紧密联系的自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自我,是大写的自我。深层生态学主张自我实现,使人的潜能充分展示。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小我”到“大我”的过程。人不是与自然界分离的个体,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是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就是实现小我到大我的生态文明的体现,是保证人们身体心灵健康的保证,是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幸福指数提高为核心目的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树立人的自然化的生态整体观。中国古老的太极图即是对有机体的形象阐释。平等的对立,同时每一部分在自己的中心都含有另一部分的核。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要把自然视为生命体,要求道德地对待自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反对君临自然,自然为人类而存在。关爱生命,从自然辩证法的视角提倡生物一律平等;万物有机关联,在整体中共生。人的自然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生态限度内,人类如何应对自然不利于人的一面,为人类谋福利;二是人类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将人类的目的约束在自然规律之中,主动维护生态平衡,让自然最大限度地向人类展示其善的一面。
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概括四条生态整体法则:第一,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第二,所有事物都必然有去向;第三,自然界最了解自己;第四,没有免费的午餐。自然应作为生命整体来看待,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和道德伦理纳入“大地共同体”之中。人类应该放弃无限膨胀的自私心,培养地球正义。把我们的控制权扩展到道德领域。
人的自然化生态整体观理念,能促使人们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绿色发展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人类贡献的需要。
人类共有一个地球,所有人都是地球村民。地球是宇宙飞船,是不能与别的星球进行能量交换的。大气是跨国界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地球温度提高有影响,受害的是所有国家。因此各国都有对气候变暖承担必要的责任。然而,大气是公共资源,犹如公地悲剧、灯塔效应,大家容易过度消费而不付费,搭便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不愿主动承担节能减排责任,担心影响各自经济发展。因此,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已经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是大国之间博弈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作为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自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首脑在一起首先谈的是环境问题。即将在杭州举办的20国领导人会议就将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列入重要议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多提供减排的责任,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然而美国退出《京都协议书》,不承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义务,并对中国发展经济导致的环境污染说三道四。这可以从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看出大国之间在环保问题上的激烈较量和博弈。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出现两个草案,一个是“丹麦草案”,在这个草案中,提出将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发展中国家和新近发达国家(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要求新近发达国家承担发达国家义务。这个方案是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拟定的,对自身履行义务毫无约束,而要求中国等与西方发达国家承担同等义务。如果是这样,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被西方国家牢牢给捆住。为粉碎他们的阴谋,金砖四国在丹麦草案泄漏后,拟定了金砖四国草案,核心是增强《京都议定书》的约束力,发达国家必须将减排目标定在40%,认可全球温度增加不超过2摄氏度,反对碳关税的提法,呼吁建立全球气候基金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巴厘路线图》,保证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由于两大集团的严重分歧,最后只好签订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会前,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日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后,哥本哈根成为各国政府、各国利益集团博弈的舞台。会场内外,各种观点交锋,无休止的谈判和磋商难以弥补巨大分歧。一种悲观失望观点在与会者中蔓延。温家宝总理向世界承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减排相挂钩。”从哥本哈根会议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各国争取发展权的较量。四国发生正面冲撞。巴西总统卢拉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年进程中,已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必须对气候变暖进行补偿,这不是馈赠,也不是乞讨,是生态补偿。责无旁贷。环境是公共产品,具有负外部性,但却很难将外部性内部化。各国之间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争夺发展权这个核心问题。可以说环境问题已经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中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重大贡献,生态文明建设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我们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还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合作开展造林绿化,共同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兼济天下,贡献文明,习近平一系列论述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大国责任和担当,是总书记的绿色观,全球观。
说环境保护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最为有力的证据是绿色社会运动向绿党政治逐渐转型。德国绿党认为,对于工业革命以来所谓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念需要做彻底的改变。如果说《寂静的春天》宣告生态时代的到来,那么绿党则是这个生态文明的开路先锋。在绿党看来,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分支系统,它们系统运行状态顺畅与否,都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四)绿色发展推动中国环境治理体制改革走向纵深。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在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走向“深水区”。
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2014年,面对雾霾围城,中国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2015年,应对水危机,中国出台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就在上个月,为推动土地修复,中国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同样在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的新《环保法》实施,而为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获得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执法督政机制不断突破。环评机制逐步理顺,环保部门直属的“红顶”环评机构陆续脱钩,不符合条件的项目环评面临“斩首”;垂直管理改革稳步推进,环保部、中编办筹划的“三步走”路线图出台,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也将在今年开展试点;执法机制得到创新,环境监察机构法律地位逐步加强,环、公、检、法联合机制不断完善;监管机制持续改革,地方环保迎来中央督察,党政“一把手”面临“约谈”窘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也被提上日程。
环境治理体系不断规范。污染防治区域联动出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地方版防治方案显现;农村环境治理投入加大,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不断拓展;环保信息公开成常态,政府、企业时时处处面临舆论考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批复,环境违法将遭遇高成本处罚。
市场手段调节不断增多。税制“绿色化”稳步推进,环境税开征迫在眉睫;绿色金融服务不断深化,绿色产业、节能环保等领域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资源价格改革继续深入,阶梯价格制度成为各地部署重点;社会投资进入环保市场,水污染、固废、土壤将吸引社会资本跑步进入,众多上市公司正在积极布局。
一系列方法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日前,环保部联合多部委发布了《2015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4年下降14.1%;全国主要河流、重点湖泊(水库)的967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达64.5%;全国遭受洪涝灾害省(区、市)因灾死亡人口减少76%,为历史最低;此外,自然保护区数目、森林覆盖面积增加,城市噪音、电磁辐射达标率上升。
三、建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机制,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家园
(一)绿色金融在中国发展正进入快车道。
绿色金融的提法在中国不过10年左右的历史,在西方国家历史稍长。绿色金融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从内涵上说都是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等相关的一种金融制度安排。有的叫等等。但从央行成立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以及一些官方文件看,倾向于称绿色金融。绿色金融通常涵盖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G20绿色金融小组认为“绿色金融变化并体现协同效应等。发展绿色金融要求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强化金融机构对环境风险的认知,以引导环境友好型的投资和抑制污染型的投资。绿色金融应该涵盖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既要动用公共资本,也要动用私人资本。绿色金融还涉及整个金融体系,对环境风险的有效管理。”这是目前为止绿色金融最权威的的定义。
绿色信贷是指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要对贷款项目进行环评,对环保指标不达标的企业或项目不予信贷支持,实行一票否决,同时支持环保产业发展。既有项目融资、设备租赁、建筑贷款等,也有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绿色信用卡等。这里需特别强调赤道原则,也就是如果贷款企业不符合赤道原则所提出的社会和环境标准,赤道原则的参与银行将拒绝为该项目或企业进行融资。将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数量化、明确化、具体化。目前有78家银行分布在全球35个国家,中国仅有兴业银行为其成员。
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上市公司要进行环保方面的信息披露。构建一个以绿色市场准入制度,绿色增发和配股制度,以及环境绩效披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券市场。目前,证监部门在实施绿色证券时,由于没有良好的约束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保荐人对该股票并没有执行的动机。同样,券商、基金公司也很难因为污染而轻易放弃该项目融资。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及相关政策办法,使得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缺失,企业上市环保准入审查并没有一套评估标准和严格程序,实施绿色证券存在一定的困难。
绿色保险又称环境责任保险,是被保险人因污染水、土壤、空气,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保险。保险公司对污染受害者进行赔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不属于传统责任保险,承保的是特殊的环境风险,具有公益性和政策依赖性。由于风险的特殊性,不少合同有必要进行调整,包括损害赔偿原则,和近因原则。要根据对受害人第三者进行补偿,所以必须设立第三者保险赔偿金的直接求偿权和受偿权,由于环境风险的复杂性,近因原则适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时应当放宽,要引入推定因果关系原则。
绿色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社会化的环境风险治理机制,可以帮政府、社会及企业管理和分散其环境风险。环境保险的推广还取决于环境保护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情况。如果一个企业其环境污染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或者力度不够,他就没有意愿和动力来投环境责任保险。
绿色金融在我国市场潜力巨大。据估算,我国2013年实现环境无退化水平的绿色金融资金需求是3.7万亿元,但实际投资额(包括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仅为0.9万亿元,资金缺口高达2.8万亿元,仅靠政府财政很难弥补,需通过绿色信贷等途径进行补充。
绿色金融起步于2007年,经过政府、社会各界认识不断提高,环保部门与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密切合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绿色金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使我国绿色金融驶入快车道。
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报告》。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共同发布《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建立绿色资本市场。2011年9月三家机构又启动“绿色信贷评估”项目,计划建立“中国绿色信贷数据中心”,向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2012年2月,中国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提出加大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支持。2013年4月,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统计制度》,进一步规范了绿色信贷业务。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将绿色金融写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G20杭州峰会将通过第一份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
从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看,政策越来越明确,层次越来越高。第八次战略对话中谈绿色金融,中美两国同意开展绿色金融合作,加快筹建中美绿色建筑效能基金。绿色金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显示中国绿色金融已进入快车道
(二)正视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建立完善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
绿色金融对全球,尤其对中国非常有必要。地表水、地下水污染非常严重。以太湖为例,由于工业污染,使得江南水乡污染严重,水乡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由于富营养化导致太湖水蓝藻大面积爆发,对水产业及饮用水带来极大危害。一些江湖大面积污染,导致水华和赤潮的出现。还有诸如化工厂大爆炸导致的松花江水污染等水安全问题频繁出现。
大气质量由于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等导致PM2.5爆表,华北等地“雾霾”天气频繁出现。农业耕地遭受污染,直接导致食品出现安全问题。空气、水、土壤均不同程度受到污染,直接影响到人民健康及生命安全。所以,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尤其是加强从源头上对污染的治理刻不容缓。
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尽管监管机构非常重视绿色金融,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绿色金融仍停留在口号上,绿色金融真正落地仍然困难不小。金融业的商业性与环保的政策性矛盾,环保与就业的矛盾,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上不一致,导致绿色金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金融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尤其是上市金融公司,股价的内在要求必须以利润增长为支撑。污染严重的企业有时可能是当地税收大户,经济效益较好,受到当地政府保护。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盈利的诱惑和政府的压力。政府考虑的是税收和就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面临自身和外在的压力,实施绿色金融容易受当地政府的干扰。
其次,绿色金融实际上带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思,但还是要做到可持续,还必须建立在实现盈利的基础上。绿色金融某种程度上带有社会公益性质,是政策性金融。国外如德国就成立生态银行,对生态环保产业低息贷款,财政予以补贴。如果要求所有商业银行都低息支持环保产业,与商业银行的商业性原则不相吻合,落实起来比较困难。
再次,实施绿色金融需要银行具有对环境风险的专业分析能力。一些金融机构缺乏环保专业分析人才,对环保风险计量能力不足。如果大量聘用外来专家,会增加银行的信贷成本。且环保局隶属于地方政府,有时候迫于压力存在低估环境风险的可能性,以获取金融机构的融资,这样绿色金融大打折扣。所以绿色金融还存在能力风险。
第四,期限上也存在着错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平均贷款期限也就两年左右。而绿色环保项目通常需要长期融资。通常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发行绿色债券,筹集长期资金,以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
最后,金融机构实行绿色金融的激励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金融机构往往动力不足,这就需要进行制度设计,实行正向激励,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绿色金融的长效机制。
面对绿色金融体制机制约束,当务之急,是要从体制机制上做文章。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借用此词,指生物机体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机制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领域,在一个系统中,当某个环节发生变化,则通过一定的传导,使系统其他部分自动、迅速做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目标。
在社会领域,一定的机制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运行,通常划分为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绿色金融同时适用于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
非正式约束是一种大众参与、人人参与的绿色金融制度安排。公众参与绿色金融机制可以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公众参与是一个连续的双向交换意见的过程;
二是政府机构将项目、计划通报给大众,使公众充分了解、参与并表达自己的意愿;
三是积极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便于民主决策,化解矛盾。
社会力量参与推进绿色金融是一个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一些有环保意识的人,一些环保组织也可以采取众筹的方式募集资金,支持环保项目。
正式约束是绿色金融的主要构成部分。正如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规定,金融机构必须按照规定要求来开展项目融资,违者必须受到处罚。加强中央的督查、省级巡查、地市检查,确保环保规定落到实处。
实施机制至少包含:市场机制、财政支撑机制、舆论约束机制等。
绿色金融要有较大的发展,必须建立起按市场规则办事的市场交易机制。市场机制是长效机制,可确保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单个环保项目来讲,可能是微利的或亏损的,但是将环保的机会成本算上,采用生态补偿政策,至少可以确保平均利润。因此有必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另外,要以大气、污水处理为切入点,积极建设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市场。目前,中国碳排放规模领先全球,碳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2017年将达到40亿吨。《京都协议书》提出三种机制,即联合履约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排污权交易机制(ET),其中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通过转移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经核实的减排量(CERS)”,进而达到《京都协议书》规定的减排量。这里衍生出很多与碳排放相关的金融需求,如投融资需求、项目咨询、碳排放交易市场。商业银行可积极开展碳金融投资银行业务,结合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开展碳权质押融资贷款,发展与碳排放挂钩的理财产品。
财政支持机制,对于撬动绿色金融非常关键。环境项目某种意义上是公共产品,财政扶持的对象也是公共产品。财政不能包揽所有环保公共项目,但对其进行一定比例的补贴是有必要的。比如建立环保金融银行,专门扶持公益环保项目。银行低息贷款,财政给予补贴,财政金融相互配合协调,推动绿色金融前行。
舆论监督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的事情要进行媒体宣传,树立正面典型。对破坏环境,要进行曝光,进行揭露和处罚,严重者要追究刑事责任。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将身边污染环境的人与事进行曝光,要加强对他们的保护。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人人都有监督责任。人人参与保护环境,就一定能使青山常在,绿水常流。
四、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未来美丽中国和绿色金融的政策走向
中央已经确定,未来中国经济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中央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我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总体设计和制度安排。2015年9月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包括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理念、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实施保障共十个方面的内容。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上升为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树立“六大理念”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在这六大理念中,提出了水土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生态的总体性、系统性及内在规律,生态系统循环能力和生态平衡,激励和约束并重、产权清晰、代际补偿、资源总量管理、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新的理念。方案强调八个构建,以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目标。可以说这勾画出了未来中国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是我国未来绿色发展的总纲领性文件和战略规划图。
国务院颁布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使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目标,首次将绿色化纳入发展战略之中,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以建立健全生态文明体系为重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建设美丽中国。把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前端治理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攻方向。意见提出要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的绿色化程度,对存量经济进行绿色化改造,对增量经济进行绿色化构建。目前已有福建、江西、贵州纳入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相应地,围绕国家生态文明总体规划,也应该有一个绿色金融总体规划。在上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的第四十四条,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十三五”期间,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有限的财政资源撬动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推动与环境相关的新能源、清洁交通、生态农业等相关绿色产业发展。
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应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提高绿色项目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二是降低污染型项目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可从十大领域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发展绿色产业基金、发展绿色贷款贴息、建立绿色担保机制、银行开展环境压力测试、建立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在环境等高风险领域建立强制性绿色保险制度、明确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推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
五、农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思考
绿色发展理念与农业银行发展理念一致。农业银行是一家服务“三农”、连接城乡的大型金融服务集团。农业银行的Logo是以绿色为总基调,行徽是麦穗,都是与绿色、农业相关联。绿油油的稻田、水利工程、农村产业都是与绿色紧密相联。这些年农行开展了美丽乡村贷款、林权抵押贷款、农田水地贷款、春耕生产贷款、种植大户贷款等等,支持的企业、产业都是与绿色密切相关,可以说在中国银行业,农行天然与绿色紧密相关,具有先天性优势。
农业银行业务经营转型目标与我国绿色发展方向一致。农业银行的经营始终围绕绿色发展开展,与国家环保政策相向而行。农行始终牢记自己的国有资本意识,舍小利成就大义,对污染环境的项目一票否决,出台了《关于落实绿色信贷工作实施意见》、《关于建设绿色信贷指标体系暨修订“二高一剩”行业信贷政策的通知》等文件,把环保行业作为《年度信贷指引》的重点领域。实际上,重视绿色信贷也是重视银行自身的资产质量。银行如果对一些短期内有利润的污染项目融资,长期更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一旦企业被要求停产和关闭,则银行贷款就自然成为不良贷款,这种例子屡见不鲜。特别是目前国家在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出清僵尸企业,加强环境整治,这种风险正在逐渐加大。所以在经营目标的确立上,一定要把绿色金融政策贯穿到信贷政策、信贷全流程和信贷风险控制中去。
农业银行目前已经在绿色发展上实现了“五个率先”:一是率先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首只绿色债券;二是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清洁发展机制”(CDM)顾问业务;三是率先与IFC合作研究制定信贷资产证券化标准,且成功发行“农盈2016第一期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入池不良资产超过100亿元,发行规模突破30亿元,受到市场广泛认可;农行新疆分行全国首单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农行穗盈˙金风科技风电收费收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挂牌上交所上市,本次发行12.5亿元,1-5年各档次利率3.4-4.5%,为风电企业开辟转型、低成本融资途径。四是与法国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中法国际绿色发展基金”,成为第一家设立跨国绿色发展基金的国内银行;五是率先与国家环保部达成合作意向,环保部拟将环境监测信息独家授权农行使用,且为北京环卫集团量身订做了全产业链融资服务方案。
农业银行下一步的目标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绿色金融领先银行。要实现该目标,必须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做好“绿色信贷加减法”。加法就是提高绿色环保产业的融资可获得性;减法就是要严把客户准入关,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在信贷流程中嵌入环保约束;
二是以大气、污水处理为切入点,积极介入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建设。碳金融是碳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行应积极介入和参与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积极参与二级市场交易,推动碳资产抵押贷款、碳债券(结构性碳交易债券)、碳资产证券化等服务创新,拓展碳远期合约、碳互换、碳指数ETF等金融衍生品创新;
三是探索与排污权金融服务有效模式。农行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重点领域和大气污染领域,如在京津冀地区提前布局,加强与当地政府合作创新排污权金融服务新模式。
四是大力发展绿色“三农金融”。一是着力支持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建设,探索有效的投融资方案;二是着力支持绿色农业发展。加大对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品牌农业的支持力度;三是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为农村饮水、电力、道路、信息网络、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特色休闲农业、农村生态旅游、农家乐项目等提供金融服务;四是支持绿色城镇化建设,做好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洪水、供热、绿色交通等特色金融服务,支持城镇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支持制造业节能环保改造项目和新兴战略产业发展。
五是依托PPP模式支持绿色发展基金,提高社会资本在环保领域的投资参与度,降低融资杠杆和成本。农行应积极参与PPP模式的绿色产业基金,还要加强与国际国内业务合作。要以节能降耗为核心,构建绿色管理银行,推行无纸化办公、电子化审批、运用节能灯具、安装节能设备、资源回收利用等提高环保效率,打造“绿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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