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口：蒋氏子孙回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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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蒋氏子孙回乡路
日&&&&&&&&来源 : 台声杂志　201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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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 color=#9年4月25日，蒋氏父子离开故乡溪口后，家乡成了蒋氏家族子孙后代心中永远的牵绊，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台湾的蒋氏子孙无不牵挂、期盼能够回乡谒祖认亲。1993年，时隔44年之后，蒋介石长孙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成为第一个回溪口老家的蒋氏后人。之后，16年间，蒋氏后人陆续回乡谒祖。
　　1993年：徐乃锦代夫回乡探路
　　在蒋介石的直系后代中，首次回溪口的使命，落在蒋介石长孙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肩上。
　　日上午，徐乃锦携女儿踏上溪口的土地。母女俩先来到蒋介石父母、蒋介石妹妹、毛福梅、蒋介卿等人的坟前扫墓，接着参观玉泰盐铺、丰镐房、小洋房等蒋家故居，继而游览了雪窦寺、妙高台、千丈岩等风景名胜。在千丈岩岩顶的栖云亭，导游介绍说，这是蒋介石和长孙蒋孝文经常下棋的地方。导游话音刚落，徐乃锦就对女儿说：“一定把这里拍下来，这里有你爸爸成长的足迹。”之后，徐乃锦按照溪口的风俗，在丰镐房里摆了一桌“七月半羹饭”祭祖。
　　1996年：蒋孝勇带病祭祖坟
　　1996年夏天，蒋孝勇带着全家人回到溪口老家祭祖。为避免暴露行程，蒋孝勇一家分坐两架飞机——他和长子蒋友柏先期出发，妻子方智怡和次子蒋友常、幼子蒋友青随后抵达。日，全家人在宁波会合，随后驱车直奔溪口。
　　当时，蒋孝勇已身患食道癌，到北京接受治疗，疗程还未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决定：携全家访问故乡溪口，了却多年心愿。蒋孝勇一家到了溪口蒋氏故里，像其他游客一样，每人花30元买了一套旅游联票，然后开始若无其事地“参观”。
　　蒋孝勇决定先去祭拜曾祖母王采玉。从山脚下写有“蒋母墓道”的青石牌楼到山上的墓道，有约600多米的石阶。蒋孝勇坚持要用自己的脚走上去，并感慨地对两个儿子说：“这是回乡的路，是认祖的路，40多年了才有机会走第一遭，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上去啊。”这一年年底，蒋孝勇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动情地告诉妻儿：“蒋家人是中国人！”
　　1996年：蒋孝刚带回家乡特产
　　在蒋孝勇一家回溪口故乡祭祖不久后，蒋纬国夫人丘如雪和儿子蒋孝刚也回到了家乡。日，在溪口当地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蒋孝刚和母亲祭扫了曾祖母王采玉和祖母毛福梅的墓，并参观了丰镐房、小洋房、妙高台等景点。返回台湾时，母子二人还带上家乡名产：奉化芋艿头。当时已是80岁高龄的蒋纬国看到家乡特产时，激动得眼含泪花，连声说：“好！”、“难得！”
　　2000年至2005年：蒋孝严三次认祖归宗路
　　在人生的前63年，章孝严、章孝慈这对双胞胎兄弟，都是“蒋家门外的孩子”。这对出生在广西桂林的双胞胎兄弟，是蒋经国与其专职秘书章亚若在乱世中的爱情结晶。1942年8月，章亚若生下两个儿子后不久，猝然去世。此后，两兄弟由外婆抚养，阅尽苦难。对他们而言，蒋家是自己一生都渴望踏入却又无力叩开的厚厚的大门。
2000年蒋孝严首次回乡祭祖，受到热情欢迎。
　　日，已辞去公职的章孝严（即蒋孝严）带着妻子黄美伦和二女一子，以及弟弟孝慈的遗孀赵申德和儿子、儿媳、女儿等一行9人，踏上认祖之路。次日清晨，章孝严一行前往丰镐房祭祖。在先人的牌位前，章孝严动情地颂读了自己花了4天时间撰写好的祭文。颂读结束后，伴随着司仪的口令，章孝严“向蒋氏列祖列宗牌位行三叩礼”。司仪宣布“礼成”后，他再次鞠躬，眼泪夺眶而出。他颤声道：“从现在开始，我可以说自己是蒋家的子孙了！”
　　结束溪口之行后，章孝严等9人途经上海转飞桂林。他带着妻子儿女，来到母亲的墓前，告诉母亲自己已前往蒋家祠堂祭祖。说到这里，他失声痛哭：“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历经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后，日，章孝严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孝严”。为此，他特地回到溪口，祭告祖宗。日，蒋孝严夫妇第三次来到溪口。在祭祖仪式中，他看到，蒋家世系图上，其父“经国”的名下，已经加上了他和弟弟孝慈的名字。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用手绢擦拭满眼泪花。
　　2006年：丘如雪溪口赏梅寄情思
　　2005年3月，丘如雪第二次回乡祭祖，同行的台湾友人盛赞溪口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可以选一块宝地，种上梅花。据悉，蒋纬国生前对梅花有着十分浓郁的情结，曾是台湾梅花学会的会长。丘如雪对此建议表示大为赞同，之后由友人捐赠千余株梅花种于溪口杜鹃谷公园。
　　2006年2月，梅花盛开时，应民革奉化市委邀请，丘如雪第三次回到故乡祭祖，蒋孝刚也一同前往。据说，当时蒋孝刚拉着母亲的手，缓步走在种满梅花的杜鹃谷公园里，置身梅花丛中，母子俩轻轻哼起蒋纬国生前最爱的一首称赞梅花的歌曲来。赏梅结束后，母子二人又到丰镐房、蒋氏宗祠祭拜。丘如雪感叹道：“我爱宁波，我爱家乡，也要让孝刚不忘记家乡……”
2005年，蒋经国三儿媳蒋方智怡在溪口武岭门前留影，她曾多次表示愿当家乡溪口的代言人。
　　自1993年徐乃锦回溪口老家祭祖，至今16年时间里，蒋介石后人几乎每年都有回乡祭祖，故乡溪口的印记烙刻在他们心里，对家乡的感情更是生命中无法隔离的，在多次回乡祭祖感受亲情的同时，蒋介石后人禁不住多次发出“愿为家乡代言”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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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福梅（），女，奉化岩头村人。1901年与时年14岁的成亲，一生勤劳贤惠，辛苦持家，支持蒋介石求学从军。1910年生下蒋经国，1927年与蒋介石离婚。日，毛福梅不幸被日寇飞机炸弹炸死。死于奉化县溪口镇蒋家老宅丰镐房外[1]
毛福梅人物生平
毛福梅嫁入蒋家
毛福梅的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蒋介石于14岁时娶毛氏为原配夫人。毛福梅比蒋介石大5岁。女大于男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毛福梅拜堂成亲那天，小女婿闹出一场大笑话。下午4时许，新娘花轿到达门前，这时按例鸣放喜爆(竹)，一群随轿看热闹的孩童和跟大人前来吃喜酒的小客人，都拥到天井去抢拾爆竹蒂头。年方14岁的蒋介石见此情景，顿时忘乎所以，也急忙奔出，挤在其他孩童之中，抢拾爆竹蒂头，引得亲友哄堂大笑。奉化县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人们都忌讳此事，认为它预兆新婚夫妇可能
蒋经国、毛福梅、蒋方良
不合。正坐在轿中的新娘毛福梅听到此事，其痛苦心情可想而知。蒋母王采玉气得跺脚大骂。王采玉流着眼泪数落儿子，经兄嫂姐妹女眷们轮番劝慰，才勉强收住泪。蒋母洒泪的时候，也正是毛福梅伤心的时刻。她万没有料到丈夫竟如此顽劣！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新房，面对龙凤花烛，流泪不止。蒋介石在“贺郎”之后便跑到娘的床上睡去了。毛福梅听着单调的更鼓声，含着无限委屈的热泪，直坐到雄鸡报晓。
按照奉化的风俗，男女成亲后，开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要到岳家拜岁。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一再叮咛下，蒋介石和佃户一大早就把礼物装成一担，去岳家拜岁。这一天，毛鼎和夫妇也忙得不亦乐乎，杀鸡宰鸭，做汤圆、炒花生，备了一大堆吃的，等女婿上门。可是半天过去了，还不见生头女婿的影子。从溪口到岩头只消步行三个小时即可到达，可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还不见女婿的身影，一家人不免心焦，亲友陪客有的也打算告辞，毛鼎和十分尴尬。这时，毛福梅的堂弟毛鸿芳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生头女婿来了，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呢!毛鼎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上了9年学的读书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呢?毛鼎和急对身旁的大儿子说：“武宝，快去看看，果真有你妹夫，叫他回去，今天不要上门了。”毛武宝应声而去，可已迟了一步。不一会儿，门外锣声大作，爆竹三响，花灯队已走上文元阊门的石阶。打头的少年正是蒋介石，崭新黑缎袍，襟上泥渍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条大辫子也快散架了。他走到大门前立住，从怀里取出一枚七寸头大爆竹，呼一下吹旺火绒，把引线点着了。毛鼎和一看到生头女婿蒋介石，不禁火冒三丈，勃然大怒，他把蒋介石拦在大门外，用白铜嘴长烟管指点着这个年轻人的鼻子大声斥骂起来：“你，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上门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光了!”
蒋介石挨了毛鼎和一顿臭骂，不便发作，花灯会的哥们儿笑着溜走了。蒋介石十分狼狈，也不好言语，他突然呼的一下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两家老人做主包办的旧式封建婚姻，毛氏又是一个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两人感情一般。自从串花灯负气一场之后，蒋介石对妻子的感情更加淡漠了。毛福梅在新婚之夜闹了个洞房空守，对蒋介石怨一阵，恨一阵，到头来还是谅解了他。总以为他还年少，又要读书，心思不在房帏间，说明肯读书上进。所以，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大姐姐”，在生活上对他百般照顾，也时刻关心他的学业。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8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蒋志清。毛福梅送丈夫赴考之后，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可是，报喜的没有上门，蒋介石已挂一脸霜回来了。他考场失意，名落孙山。蒋母忙不迭地安慰，毛福梅更小心服侍，惟恐这位心高气傲的丈夫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怪事来。
其实，蒋介石的失意并不是因为考试落第，而是因为当时宁波已受新思潮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一类玩意儿已开始厌倦，社会上纷纷议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也很愿携妻同行，一方面是这段时间共同生活中，他觉得毛福梅对他的照顾是别人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他听说奉化县城里还办了女子学堂“作新女校”，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他的妻子也不该落在人后。就这样，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21岁的毛福梅开始了她的蒙童生涯。
毛福梅到奉化县城后，被编在新女校的班里。启蒙班专为只字不识的女子启蒙。学生大多是八九岁的女孩子，有钱人家的少女慕名就读的也不少，但绝少有上了头、开了脸的已婚女子。上学那天，毛福梅走进教室，拜了孔夫子像和师长，向教室最后一排座位移步走去时，数十双惊奇的大眼睛盯着她。毛福梅自己也感到身为人妇，却与年轻姑娘，甚至有的还是流鼻涕的小丫头为伍，也有点羞愧难言，不好意思。但是，毛福梅也有自己的优点。她为人稳重，富有同情心，深受女孩子们信赖。在师长和女伴的关心下，毛福梅渐渐习惯了蒙童生涯，若能坚持数年，必有成效。谁料丈夫蒋介石在凤麓学堂又闹出事来，使毛福梅不得不中途辍学。
毛福梅与蒋离婚
蒋介石的孙氏舅母蒋妙缘（蒋介石族姑）曾经与人谈起：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到家乡溪口，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向毛氏提出要求离异。毛氏坚决不同意。蒋介石无奈，只好请在萧王庙镇的舅父母出面调解。蒋妙缘说，当时毛氏的情绪很激动，蒋介石也很不耐烦，二人顶牛顶得很厉害。她和丈夫做双方面工作，最后以毛氏“离婚不离家”为条件，双方都作了让步，才达成协议，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接着，蒋介石把这张协议离婚书送到奉化县政府，完成了离婚的法律手续。蒋介石之所以要办理完整的法律手续，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宋美龄的要求。因为宋家提出，按照基督教教义，一个男子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蒋介石必须与原配割断关系，才能向宋家求婚。宋氏全家皈依基督，向蒋介石提出的另一条件是必须入教。蒋介石为了向宋家证明自己确已与发妻毛福梅离婚，所以办妥书面证据，去日本向宋母求婚。
当时审批蒋、毛协议离婚书的奉化县县长是徐之圭。他在1927年7月至11月担任奉化县县长，正好碰上办这件“大”案。一天，他的一位留日同学、奉化东山村人张明镐到县政府办事，老朋友见面无所不谈，蒋、毛离异自然成了这次见面的重要话题。张明镐后来对此有很生动的回忆。他说：徐之圭神秘地取出一份文件给我，待我看完，徐举起右手大拇指得意地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我也诙谐地接上说：“贵老爷若在这份协议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二字，必定流芳百世，扬名千古。”徐伸伸舌头说：“敢问阁下长几个脑袋，敢和蒋总司令较量？”
海内外研究蒋氏学者到奉化溪口来，常有人问及蒋介石与其发妻毛福梅离婚，到底有没有办过法律手续。据考证蒋介石确实向奉化县政府办过离婚手续。
毛福梅精神寄托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一桩。蒋介石需要宋氏财团的支持，宋家也要依靠蒋介石保护他们的利益。
1927年6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订婚。此前，蒋介石特地回到溪口，强迫毛氏与他离婚。毛福梅这个善良无助的弱女子，屈服于丈夫的淫威，无奈而痛苦地含泪答应了。
也许蒋介石良心发现，也许他心中有愧，也许为了弥补和赎罪，对毛福梅的日后生活作了妥善、周到的安排。采取离婚不离家的办法，让毛氏仍住在老宅房，生活费仍由他供给，依然承认她是蒋家的一个成员。
一个妇道人家被丈夫抛弃，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很被人瞧不起的。被人看作是“没人要的下贱货”，背后遭人嘲笑和奚落，毛福梅内心的痛苦自不待言。她只好上寺院，进庙宇，烧香拜佛，来寻找精神寄托，来超度自己将来死后的灵魂。
毛福梅虽然与蒋介石离了婚，两个人的关系并未因此而中断，她仍旧对蒋介石有礼有节，从没有因为他另有新欢和他吵闹过，也没有因被他抛弃而重新结婚。每次蒋介石回来，她都亲自下厨，为蒋介石做几样可口的家乡菜。尤其是蒋介石特别喜欢吃的奉化名菜鸡汁芋艿头，更是她的拿手好戏，每次必做，每年都要送几十斤奉化芋艿头到南京给蒋介石吃。蒋介石与毛氏虽然办了离婚手续，但在乡亲们面前，和毛氏还保持着一定的感情。就是宋美龄陪蒋介石回溪口，毛氏总是热情相待。宋美龄也总要带些貂皮、人参送给毛氏。他们三个人一直和平共处，相安得宜。
毛福梅失去丈夫的爱，只能把全部感情倾注在蒋经国身上，也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唯一的儿子身上。儿子是她精神的寄托。也是她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蒋经国于1910年在溪口出生，童年、少年时代在溪口度过。他还在母亲腹中，蒋介石就出外闯荡去了，很少回家，是她在孤苦中把儿子一手抚养大的。她对儿子悉心扶养，厚爱有加。后来蒋介石发迹了，把儿子带到上海读书，又送他去苏联留学。她与儿子从此关山阻隔，杳无音信，儿子是死是活，她无法得知，她只有天天在佛像前祈祷菩萨保佑，儿子在外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1937年3月，她儿子蒋经国带着妻子、儿女回到故国。一踏上国土，就马上去奉化看她，她会见了阔别13年的儿子。一时悲从中来，满肚子心酸，哽咽得流着眼泪，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破涕为笑。搀扶起跪在她膝下的儿子和洋媳妇，把孙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热泪直流。儿子和媳妇在苏联结的婚，没有举办婚礼。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人，非常崇尚封建礼教，坚持要为儿子、媳妇补办婚礼，而且要按旧式婚礼的仪式行事。蒋介石拗不过她，只得依从她的安排。于是，她让人给蒋经国赶制了长袍马褂，让新娘戴上了凤冠霞帔，在家里举行了隆重的拜堂仪式。她与已离婚的蒋介石，并排坐在披着红毡的太师椅上，接受儿子、媳妇三拜九叩的大礼，平时脸色苍白的两颊泛出难得见的红晕，喜气洋洋地望着儿子、媳妇，嘴角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激动得双眼满含热泪。
毛福梅死于轰炸
。1938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寇飞机轰炸溪口。毛福梅从丰镐房后门逃出，已经逃过弄口，想
毛福梅故居
到房门没有上锁，转身回去锁门，再走出弄口，碰上日机扔下的炸弹，炸中了弄口的围墙，墙倒屋坍，她被埋在下面。第二天才被人发现，已经死亡。[2]
远在抗日前线的蒋经国接到急电：“母亡速归”，日夜兼程赶到溪口，急忙下了汽车，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母亲遗体边，猛地跪倒在地上。极度痛苦的蒋经国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来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和报仇的决心。他这一辈子欠母亲太多，来不及报答和补偿；他也非常同情这位善良无助的母亲，同情她孤苦的处境，对生母的不幸遭遇颇为不平，但又慑于父亲的威势，不敢抗争和干涉。 毛福梅的坟地选在摩珂殿房边，这是她生前礼佛诵经之处，她喜欢这个地方。殿房周围长着几株千年香樟，绿荫如盖，林木茂盛，是块风水宝地。
过了几天，溪口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前来送殡的有一千五百多人。这次葬礼很特别，不发讣告，也不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因毛福梅的身份很难说清，弄得不好，使蒋介石难堪，只好委曲她了。这对蒋经国来说，很难接受，但也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毛福梅的棺木下葬在摩诃殿北隅，为她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着：“显妣毛太君之墓儿经国敬立。”同样由于她身份特殊的原因，碑上没有出现“蒋”字。在毛福梅死后十一年，她被当作“蒋母王氏义女”、“蒋介石义姊”，载入《溪口蒋氏宗谱》。
毛福梅身后事
毛福梅死后，1940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建造了一座“忠孝桥”，以为纪念。1949年，蒋经国离开大陆后，顾及宋美龄的颜面，只用写日记的方式怀念其母亲。
陈洁如出席了安葬仪式
1947年冬，蒋经国回溪口为母亲重新补办了安葬仪式，蒋介石、宋庆龄、陈洁如、石静宜、蒋方良等均出席了仪式。据原训导主任虞寿勋目睹：一天清晨，蒋介石独自来到毛氏的墓前，行三鞠躬礼（见萧心力等编《》第84页）。蒋经国曾为此书写的“以血洗血”石碑，在日军侵占溪口后，已被捣毁。由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王恩本重新摹写了一方石碑（现存于溪口文昌阁小洋房内）。姚冶诚派人送来一盒佛经，在墓地前奠化。
蒋介石对已故去的毛福梅，在修撰蒋氏家族宗谱时颇伤脑筋。最后由吴稚晖献策并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将元配毛福梅称为：“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昔日的发妻，一下子变成了“义姐”。但是，蒋经国对母亲还是情深似海的。[3]
1949年蒋经国在随父离开大陆前，曾最后一次来到毛氏墓前，依依不舍。蒋经国曾写过一本书，小标题分别是《鲜红的血》、《哭王继春》、《悼周崇文》和《永远不要挂起白旗来》，篇篇有血有泪。对于母亲的怀念，顾及到继母宋美龄的颜面，蒋经国只把感情记在日记中，私下抒发怀念之感。
几十年过去了，小盘山摩诃殿[4]
已成为。毛福梅墓前高达
蒋孝严在毛氏墓前
丈余的墓碑上，题有：“显妣毛太君之墓”，上款着“男经国敬立”，下款为“丁亥十月吴敬恒拜题”，依然完好。前来这里的人们，尤其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和其亲属后人，或是研究蒋氏家族的学者以及对此感兴趣的旅游观光者，逐年增多，这里成为溪口50多个旅游新景点之一。
文革中，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日，是毛福梅的百岁冥寿，在奉化的蒋氏亲友20余人，前往举行祭祀活动。其中包括蒋经国的大舅母张定根，表侄毛彭初、毛椒初，丰镐房账房唐瑞福，毛氏义妹陈志坚，蒋经国的姑表妹竺培英等人。
1988年由国家拨款，当地政府对毛福梅墓地再一次进行了修葺。
．百度空间．2013年&#91;引用日期&#93;
．新浪读书频道． 日&#91;引用日期&#93;
．凤凰网．日&#91;引用日期&#93;
．新浪网旅游频道．2011年&#91;引用日期&#93;登录人民网通行证 &&&
蒋友柏颜值那么高不是没道理！蒋介石家族的历代媳妇大盘点&个个倾城绝色
日15:52&&来源：
原标题：蒋介石家族的历代媳妇大盘点 个个倾城绝色
　　蒋氏家族中第二代蒋经国、蒋纬国、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蒋家三代6个男人都已经作古(除了刚归宗认祖的章孝严和已去世的章孝慈外)，留下一门六位寡妇，不胜凄凉。 蒋经国曾希望通过“梅兰菊”、“松柏常青”的涵义，延续蒋家第4代的血脉，蒋家第三代长子蒋孝文有一女蒋友梅，次子蒋孝武与前妻汪常诗有女儿蒋友兰、长子蒋友松，三子蒋孝勇的儿子是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
　　蒋家第四代子孙目前大多从商或学习艺术，很少有人涉足政治，除了章孝严、章孝慈子女留在台湾工作学习之外，其他的子孙大都散居海外，远离台湾。如今，蒋家后代中除了章孝严依然活跃在台湾政坛外，其他人都远离政治，在文化、艺术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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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蓝燕、张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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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圈比偷拍更让明星头疼的事就是“缺心眼”闺蜜的“脱口而出”，因为闺蜜身份的特殊性，也让这类爆料的可信度较大，有时候都让当事明星无法辩驳，才有 “防火防盗防闺蜜”一说。刘维开：蒋介石最喜欢去的景点
[摘要]蒋氏1949年1月下野后的生活为例，他回到溪口老家后，即放下繁杂的政务，悠游于山水之间。编者按：春节期间，有人回家，有人出门旅游。旅游也是蒋介石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其个性有密切关系，并与他的职务、工作等结合在一起。小编摘取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维开的《蒋介石的旅游生活》一文，春节期间以飨读者。此文出自《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一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因原文较长，分上下两篇。此为下篇。三、旅游记事蒋介石虽然喜爱旅游，但是在他的论著中却少有“游记”等关于旅游的文字，不若孙中山有《游普陀山志奇》、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9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579页。林森有《峨嵋青城纪游》传世，林森：《峨嵋青城纪游》，台北，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按：该书系由林森手书《峨山日记》及《青城消夏日记》两部分组成。反而在日记中记有丰富的旅游情节。毛思诚为编撰《蒋介石年谱》而分类摘录蒋氏日记，共分九类，其中有“旅游”类；马振犊：《〈蒋中正日记〉原本与毛思诚作类抄、年谱比较初探&#8212;&#8212;以1926年7月为例》，吕芳上主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公司，2012，第85页。抗战期间，王宇高、王宇正于编纂《事略稿本》同时，依照毛氏之类抄模式，分五类辑录蒋氏日记，其中之一为“游记”，亦可见旅游在蒋氏日记中的分量。蒋氏在日记中对于旅游之记事，内容并非一致，如行程较长，则记录较为详细，如前述~16日，自宜昌搭船溯江西上至重庆，历经四日，一路观赏风光，日记中对于出发抵达的时间、沿途所经地点、风物民情等，详细列出：（13日）八时半，由宜昌乘民主商轮溯江西上，经南津关、峡门口、平善坝，入西陵峡，行一小时余，到黄颡洞（北岸）附近，见有高山上大山洞，直穿山背，成月洞桥形，可由其穴洞见后山，甚为珍奇，故特记之。再经南陀、黄陵峡、新滩、香溪、秭归、巴东、无渡桥，入巫峡，至巫山大麦沱滩泊也。三峡风景，先人已多记载，非余笔墨所能形容，故不如从缺，但以余之所感，可以一语概之，曰：“江山庄严，心神战栗而已”，凡入峡壮观，而不起中华自豪自强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大禹功在万世，尤足资余之模楷。（14日）五时半由巫山大麦沱启&#26903;，六时入瞿唐峡，即所谓风箱峡也。八时前见滟&#28394;石，即白帝城下也。瞿唐之奇妙，尤为三峡之首，诚壮观哉！八时到夔城，登陆入城视察，由南门入县署，游鲍超花园，往东门，参观奉节中学、永安宫故址后，回船，溯江西行。六时后到万县，到陈家坝视察飞机场，再渡江，游公园及视察县署，回船已九时矣。自夔门以上，山河平凡，无足记载。夔门雄险，难怪川人自大也。（15日）黎明由万县开船，正午过忠州，四时到酆都，登名山，俗称天子山，即阴与王方平修道之处也，后人误传为阴、王二人，意以为阴间之王，改称为阎罗王也。酆都城内，市街宽畅，民众体格较良，绝不如世俗所想象之阴闭也。游毕，登船启&#26903;，晚泊汤石。（16日）本日八时过涪陵，十二时过长寿，四时半到重庆……巡视市街，秩序较前进步矣。再以游览中南海、故宫为例，亦可见游览时间、环境及心情等因素，与日记记事详略或有关联。蒋氏每至北平，因中南海为北平地方军政机构所在地，邻接故宫，大多会顺道游览两处，但每次参访之后所记并非一致，如1928年7月北伐军事结束，全国统一，蒋氏莅临北平，赴西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其间曾至故宫参观，记道：“游览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殿宇之宏大，不如门楼，保和殿则更小矣。游武英殿，古董甚多，玩具亦精，国家元首而以此为宝，则焉得而不亡也”；《蒋中正日记》，日。1929年6月，因冯玉祥所属西北军发生异动，以“护党救国”与中央对立，见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第149~153页。蒋氏巡视北平，稳定北方局势，再莅故宫参观，记道：“只感宫殿生活为一变相之牢狱，其腐败污秽，杂乱不堪名状。观其历代帝王之像，以顺治为首，次则乾隆，其余无足观者也，只可作为遗迹而已”。《蒋中正日记》，日。两次所记均为感想，内容亦相当简要。1945年12月，蒋氏偕夫人于抗战胜利后首次莅临北平巡视，宣慰民众，至中南海探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视察北平市政府，顺道游览中南海，再以一天的时间参观故宫。或许因时间较为充裕，且抗战胜利，心情愉悦，日记中对于此次游览记事，内容与之前相差甚多：（12日）十一时与妻到中海勤政殿行营访李主任，巡视后即到瀛台、丰泽园、怀仁堂、居仁堂、春藕斋，经听鸿楼、万字廊，观石室后，经芳华楼而出南海，到翠华楼饭馆与李德邻、萧一山二同志便餐……下午观太庙后，到景山凭吊崇祯殉国之古槐，登万春亭后，游观德殿与寿皇各殿。殿内尘土寸许，狼藉不堪矣。（13日）十一时半入天安门，游览三大殿后，再游武英殿毕，到绛雪轩午餐。“勒看”伴游也。下午自钟粹、承乾二宫后，即转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出隆宗门，转养心殿，经西六宫，由漱芳斋经澄瑞亭，出顺贞门，再转贞顺门，经珍妃井、倦勤斋、符望阁，折至祺阁、颐和轩、乐寿堂、养性轩、宁寿宫、皇极殿，出锡庆门，乘车出北上门，回寓已四时半矣。今（十三）日穷一日之力，禁城内之宫殿已识其大略。惟外西路之延春、英华等殿旧址，以及雨华阁、春禧殿等犹未涉足耳。大内以乐寿堂、养性轩为最华美，皇极殿之堂皇甚于乾清宫，此为乾隆所建筑。想见其人规模之宏伟矣。（14日）（下午）三时，先到十一战区长官部（旧庆王府），再到市政府巡视后，入福华门，入紫光殿，再游万善门、大悲殿，望水中亭毕，即到怀仁堂对党政军各主管人员训话约一小时半，再与军官训话毕，回寓。其中除个人感想外，并逐一记下经过的各个景点及行进路线，至为详细，由此亦可见蒋氏之注意力集中，对于地理位置的方向感甚强。蒋氏的旅游记事，除记录行程外，亦有途中所见所闻。以1946年10月台湾光复后首次来台为例，日记中对于经过的地方，参观的各个地点，包括淡水炮台、日月潭发电厂工程、基隆炮台等，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台湾对蒋氏而言，是向往已久的地方，早于1921年由广东至上海途经基隆，欲登岸游览而不可得；1935年7月，与驻日公使蒋作宾谈及台湾相关事务，记道：“不禁神往矣！”《蒋中正日记》，日。日下午4时，蒋氏偕夫人搭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日记记道：“下机乘车直驶草山温泉，沿途但觉日本风习之深，想见其经营久远之心计，而今安在哉？晡与夫人乘车巡游台北城中，晚课后，入温泉浴，与夫人对弈后，十时半即睡”。22日下午往圆山忠烈致祭后，经北投往淡水港，巡视旧炮台故址，“营舍犹存，榕树未衰，见刘铭传手书‘北门锁钥’营额，不胜感慨。即在球场俱乐部左侧，与夫人各手植樟树一株而回”。23日上午“十时半由台北起飞，经新竹上空，十一时半抵台中，驻市长官舍，午餐。一时半由台中乘车，经雾峰、草屯、龟子头、埔里，沿途民众学子排列欢迎，八年抗战，今得收复台湾，见到台胞，私心窃慰。四时到日月潭，驻涵碧楼东间，湖水之绿，山色之秀，风景可谓佳绝，此诚余平生所理想之风景也。五时乘汽艇游湖，有刘钰锐经理导行解释。日月之水利，由浊水河引隧道廿公里入于潭，再由潭辟隧道四公里到发电厂，自民国九年开始，中经三年停顿，复由美国工程师继续设计，及借美金二千五百万元，至民国廿五年始得完成，据称此为本年六月以前世界之第一工程也。见此不能不佩日人之不惮工程艰巨也”。又：“昨（按：23日）晡巡事潭中隧道出入口之工程毕，已六时余，甚叹日人不惮工程之艰巨，更觉其锲而不舍恒心之可佩”。24日“六时后起床，体操后，即出庭中游览朝景，空气清新，风光美丽，尤以幽静雅逸更为难得。俗尘烦嚣之人得此，不禁叹世外桃源即在于此矣……十时后乘车至水底坑第一发电厂，见水源与电厂模型全景，更觉工程之艰巨与大观矣。巡视电厂约半小时，即乘车回涵碧楼，已下午一时许。午餐后观高山族女舞踊。二时出发，循昨日原路回台中市，沿途民众欢欣排列迎送，比昨日更为拥（按：应为‘踊’）跃，草屯市下车巡视区公所。台中市民与学子列队送行者十余里，其情不自禁，敬仰之心流露于行动声色者，诚不能以笔墨所能形容也”。26日“朝课后独自游览草山一匝，至第一宾馆，此处幽雅，胜于余所住之第二宾馆也……下午三时与夫人乘车巡视基隆社寮与绿丘二炮台，日人所建筑绿丘新台仍甚旧式，殊所不料。巡视市政府，对万余群众训话后，游览内港码头，此乃廿五年（按：漏一‘前’字），余由粤经此，欲登岸游览而不可得之所也，感想千万。晡乘火车由基隆到台北市，仍回草山”。27日“十时由草山出发，在长官公署招待记者后，即上机起飞。下午一时半，顺经武岭家乡，遥望母墓一匝，即向上海直进，二时半到沪”。《蒋中正日记》，~27日。蒋氏此次台湾之行，仅至中部即返回台北，事实上，蒋氏原本计划与夫人在日月潭多休息一日，再转往台南，后因蚊虫太多，恐染患疟症，决定返回台北，遂中止南部的行程，日记记道：“（23日）晚课后，与夫人商谈明日之行程，本拟休息一日，留连其风光之幽美也，后因蚊多，且易陷疟症，故决回台北，以时间不及，中止台南之行”。《蒋中正日记》，日。就此而言，蒋氏记下的旅游中所见所闻，不仅为个人保留美好的回忆，亦为当时的风土民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鸡公山旅游对蒋氏而言，亦是回忆往事的触媒。1938年8月，蒋氏于军务繁忙中，抽空偕夫人至豫鄂交界处之鸡公山休息数日，自记：“山地清静高爽，又得观览云海，心旷神怡，无异出火坑，而入清凉洞天矣”。其于鸡公岩&#30637;望全山，忆及幼年事，曰：“幼年时，常往外家葛溪，经驻岭下时，见其山高而陡，每想如此地形，不怕敌人来攻，若仅用木石由山上投掷而下，再设法阻塞其道路，则敌虽不死，亦必受重伤矣。此种意念，至今思之，自觉可笑，亦可贵也。如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如转圆石之千仞之山者，形与势也。”《蒋中正日记》，、23日。1946年2月，蒋氏偕夫人同游钱塘江铁桥，“在桥上东望萧山，北眺六和，雄伟壮严，未易多见”，乃忆及20岁时游学杭州情景，曰：“曾忆廿岁初，游学杭州，回甬时买棹渡江之险，与西兴航船之苦，而今则得在余手中建筑此希有之大桥（廿六年夏建成），而且在今日亲临其境，能不自知足乎？”《蒋中正日记》，日。亦有至特定地点，感怀往事者，如汉口，蒋氏曾于1926年在此地与俄国顾问鲍罗廷发生严重争执。1935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开始办公，蒋氏于2月21日至汉口，主持相关事宜，行馆设于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此处即为1926年在武汉时居住地点，记道：“余今所驻汉口之中央银行书室，即民国十五年冬，会鲍尔廷相争之地，回忆当时之孤苦危厄与忍辱茹辛之险景，至今犹有余痛也。而今赤鲍安在哉？凡事应一照公理与良知遵行，自无不成之事。”《蒋中正日记》，日。济南则为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地点，1929年7月，蒋氏自北平南下，过济南，天热异常，至省政府后花园游览，记道：“蒙难旧地，无任感慨。所拟之句尚未作成，姑书之‘雁影泪渊跃，鱼乐向天潜，莺声惊征梦，风狂虎猛飞’，此句示当去年五三倭军寻衅前一刻之景象”。《蒋中正日记》，日。1947年5月再至济南，3日，巡视迁至新址之山东省政府，旋转往省政府旧址，即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时之驻地，时已全毁，蒋氏深感惋惜，记道：“出巡旧省府，即十六年余在此遭遇五月三日惨案之地，不料全部毁灭矣。此为余平生心爱之一地，尤其是后花园与珍珠泉之清泉尾雨更为难忘之地，然而已一无所有，惟见浊水凋木，乃在五三近午时最初闻枪声处摄影后，怅惘而回，甚叹战事之残酷，何物日寇与赤匪竟使美景古迹残破无遗如此也。”《蒋中正日记》，日。蒋氏在旅游中所见所思，亦有特殊意义，包括对人物或事件之品评，如1932年2月往游河南洛阳附近之司马懿墓，见仅一土堆，感叹记道：“如与关公陵较，则知事业留后，乃在德行，而不在智巧，更不在子孙荣华也”；《蒋中正日记》，日。1935年5月，自贵阳至昆明，探访云南省主席龙云，途经五华山附近之逼死坡，为明永历帝殉国处，不禁痛愤系之，曰：“吴三桂之兽性禽行，留为民族千古之羞也”；《蒋中正日记》，日。按：“永乐帝”为“永历帝”之误，该处立有“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1935年10月返溪口，往宁海城视察，路经方孝孺义井亭，记道：“据传，其亲友八百六十三人为其殉难，无人为之埋葬，其家犬尽将此死尸拖入于井内，最后此犬亦自沉于井内，呜呼！可谓烈矣！闻之肃然起敬”。《蒋中正日记》，日。或是对历史文物维护之感叹，如1932年2月游龙门石窟，盛赞石刻“诚无上珍品，亦世界惟一之壮观”，亦惋惜“寺宇佛像之雕刻皆毁，所残者不及万分之一”，记道：“中国人之无智，洛阳人之无能，致使古物毁灭至此，不仅不能对祖先，亦无以对天地”。《蒋中正日记》，日。1936年10月底，蒋氏再至洛阳，于欢度五十生日后，留驻该地策划“剿共”军事，暇时则至周围地区游览，对文物损毁情形颇为伤感，指示整理修复。11月9日，视察龙门，过河，登香山寺，设计修复古迹，观洛河大桥，“乐观大增”；12日，由洛阳乘车经偃师至参驾店午餐，登鹅岭，经&#36696;辕坂，到少林寺视察，曰：“其昔日规模之大，实所罕见，惜今已为十七年时冯军炮毁不堪，何必欲摧残文化如此其甚也！”13日，视察登封城后，赴嵩阳书院游览，观嵩阳碑、汉柏，记道：“见唐代嵩阳观碑之巍峨精巧，又见汉柏之老大，余所未见，天目之大树王不足以比拟也。书院地址之中正伟大，可与海会相比拟，不到书院，不能见嵩山之崇伟也，拟从速修复”，经崇福宫，观启母观，观嵩岳庙，“其规模宏伟，实过于北京之三大殿，不到嵩岳庙，不能知我中华建筑之庄严，惜多残废，宜加整理修复”，登门楼，自记：“远眺郜&#37077;周公庙不能明见，然十八年战争时在郜&#37077;，欲游嵩岳而不可得，今竟得达此志矣。本欲重游郜&#37077;，与登造峻极，以时不及，亦欲有所待也”，出庙，游览太室阙后，乘车回偃师转返洛阳。《蒋中正日记》，1936年11月。而在旅游记事中，蒋氏亦有观察周边事物之体悟，如日上午8时自汤山经句容，10时抵镇江，曰：“途中见太阳圆明，精神为之爽畅，因之联想及地球与各行星皆为球形，凡天然物体，其原始皆为球形，球形圆，故不能平而只可以均，又以其圆，故动则循环不变，乃为之断曰：事物可均而不可平，惟循环而能不变，古之所谓平天下，与今之所谓国际平等者岂不难哉？但人力则不能不尽耳。”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50页。再如1935年3月，蒋氏莅贵州，指示“剿共”军事，以景仰王阳明，于4月28日偕夫人专程至修文县龙场，同游王阳明之居所阳明洞，曰：“自游古迹与圣域以来，未有感想如今游龙冈之切也。观其手植梅柏挺秀，更觉其手泽之深，读其《玩易窝记》，至‘视险如夷，而不知其夷之为扼也’句，不禁向往系之”。《蒋中正日记》，日。王阳明在龙场办龙冈书院，有“千古龙冈漫有名”诗句，居所命名“玩易窝”，作《玩易窝记》；《日记》所引“而不知其夷之为扼”之“扼”应为“厄”。有时亦会记下其心境之变化，如日，上午蒋与夫人同游雷峰塔旧址基地、岳王墓、玉泉、古珍珠泉、灵隐寺，至楼外楼午餐，登宝石塔远眺，下午游览钱塘江铁桥，回程经虎跑泉饮茶，再至楼外楼买棹游湖而归。蒋氏以此次所游览各地皆为旧游之地，然年纪、心境不同，所见亦不相同，而有所悟，自记：“今日所游览各地皆为重游之地，然老年游目更能入胜，乃悟观事察局一如游览景色之能深察远怀，少不如老也”。《蒋中正日记》，日。四、旅游作用蒋氏喜爱旅游，学者分析其原因：（1）蒋自幼年起即喜好游览，积久成习，乃至成为其一生生活中重要的一环。（2）蒋爱读书，对中国地理、历史、名人文集等，多所涉猎，均增其寻幽访胜、求睹史迹的意念。（3）蒋所游览者，多为其曾经居停或旧游之地，其中当有不少是出于怀旧心理而为之，俾抚今追昔，感念缅怀。（4）借此洗烦涤虑，纾缓紧绷的心情，并活络一下筋骨。（5）置身于自然山水、名胜古迹中，易萌生灵感，获得启示，而增进其内涵修养。胡平生：《行色匆匆：1947年蒋介石的两次北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2009年，第116页。溪口奉化而对于其自幼喜好游览，则多归因于家乡奉化溪口武岭有山水之胜，“公生此山水胜处，自幼便爱游览”；蒋氏亦尝谓：“山水实为我终身惟一之侣伴也！”又曰：“山者定静而厚重，此吾之所以乐山也；水者清澹而和平，此吾所以乐水也；惟山与水，确为吾一生之真友哉！”然而究其实际，应该与早年军旅生涯有关。在行军过程中养成观察身边事物的习惯，包括观赏周边山水，且以此为乐，解除行军之疲困，尝谓：“行军而兼得便观玩山水，亦一乐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1、123、10页。如1925年3月，率军东征，由水口经梅县，一路观赏风景，记道：“一路山水秀丽，雨后晚烟如画，非行军不能得此乐趣也”。《蒋中正日记》，日。他曾以夜间行军时观赏月色为例，对受训军官说：“在夜间行军很疲困的时候，遇着月色很好，我们就可以指明月亮告诉一般部下说：‘大家看，这月光多清白光明呵！’这样一来，他们便自然而然都能注意到月色之光明美丽，无形中精神为之一振，忘掉行路的艰苦了！明月固然是最好赏玩的天然景物，其他如高山、大川、幽谷、深涧，以及云影、波光、松涛、泉响、鸟语、虫鸣一切的事物，莫不有天然的诗情画意，堪以娱人耳目，畅悦心神，即无不可供我们利用，随时指点给一般部下叫他欣赏！使他愉快！而且多多欣赏天然的景物，一定可以启发幽邃的心智，开拓伟大的胸襟，涵养高尚的德性。古人谓太史公文章之雄奇，即得力于游览名山大川；文字如此，军事亦然。”《军事教育应用天然景物之重要》（日在庐山军官团讲），《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515~516页。他表示自然界的一切，无论日光云雾、电雷风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无不具有伟大深刻的感动力&#8212;&#8212;一种真挚的生动而自然的美妙之处，可供我们无穷的欣赏，启吾人悠然的深思，直接调畅身心，涵养性灵；间接就可以增进品德，开发智慧；而且多与自然界接触，还可借以锻炼体魄，涵养精神”。《风清月朗忆峨嵋》（日出席峨嵋军训团中秋赏月会讲），《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第431~432页。1930年6月，中原大战蒋北上督师，8日自归德到野鸡冈，计划构筑新阵地，夜晚出营游览，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余得披星戴月，在战阵上领此夜景，是亦从军之乐也”；21日，自柳河站以飞机往驻马店，曰：“白云青天，心神爽畅，所见佳景，得未曾睹”，已而又曰：“穷宇宙之现象，极万物之奇观，壮哉逍遥游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52页。旅游对蒋氏而言，实际上成为一种习惯，即使身负党国重任，亦不忘利用时间出游，如1934年4月底由南昌赴庐山，至5月5日，以次日将返南昌，而“来庐十日，应接外使，与讨论军事，几无暇晷”，决定暂时放下公务，与夫人等一同出游，至竹林寺，登访仙亭野餐。该亭为蒋氏于1930年所修建，他十分喜爱此处景色，称赞“乃一幽胜之境”，并谓：“未知何日得以安居度生于此耶。政治事业不能脱离，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而尤乐于故乡风物也”。《蒋中正日记》，日、日。蒋氏对于旅游不仅喜爱，亦会用心规划，探寻新的景点。以蒋氏1949年1月下野后的生活为例，他回到溪口老家后，即放下繁杂的政务，悠游于山水之间。学者曾参阅这段时间的蒋氏日记，说：“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蒋回奉化后，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花在处理政务、军务和召见军政官员方面，他每天至少有半天以上的时间是花在游山玩水或含饴弄孙上了”。杨奎松：《关于蒋中正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8212;&#8212;以1949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59页。就“游山玩水”的范围来看，蒋氏自下野返乡至离乡赴沪的三个月间，走过奉化、宁波、鄞县、象山、宁海等地，遍览山水美景，而他在这段难得闲暇期间，除了重温以往观赏过的风景外，并阅读相关游记，查访以往未曾或鲜少前往的景点。3月18日阅读《奉化县志》中《四明山记》及黄宗羲《九题考》等，“于是再觅石窗之意，油然而兴”，20日阅《奉化县志》，再生造访石窗，以及游览鲒&#22524;亭、金峨寺、鄞城山等古迹的念头，曰：“甚愿再访石窗一次，以及东乡之金峨与南乡之鲒&#22524;亭、鄞城山诸古迹，未知果有此福否？”《蒋中正日记》，日。石窗为四明山景点之一，蒋氏曾于1921年前往游览，阅读两文之后，兴起再度前往的念头，经规划路线后，于4月13日成行。蒋氏于当日日记，详细记录到石窗的时间、沿路经过地点、途中所见所闻、地形等，巨细靡遗，实可视为一篇游记，并认为早年所到石窗，“为假冒而非真今日所游之石窗”，曰：“朝课后，八时一刻由妙高台出发，经徐凫岩登蛛蛛岭至北溪，仅二小时三刻钟；由北溪经大俞至石窗，其情形大略与沈明臣《游四明山记》所述者相似，但并未有如此美丽与险峻而已。其地乃在华盖山之东，对面间融一溪而已。余在一九二一年冬游石窗，有北溪卢姓者导游者，乃为假冒而非真今日所游之石窗也。在石窗之右窗闲坐一刻时，先由中间大窗口而入，中经隘口，伏身而进，至右窗，其实为一普通隘狭之石洞。其左窗石洞则与其余三窗之洞不通也，盘桓约三刻时而返。其洞口至巅上之大岩，高约十余丈，其上有水滴至洞前。窗洞皆向西北华盖山，惟其巅上则树草木茂盛，不觉其为一岩巅，观四窗则不如观岩石较有意思耳。二时半回大俞，在其对岸岙背大路旁之竹林席地午餐毕，经百步阶至仗锡之西，所谓六龙泉、三峡与潺&#28274;洞之前略憩摄影。其路傍有一大岩可观，余示侍从将在此石上镌字，恐即为再来石，因时已不早，未能进至岩前详勘耳。到仗锡近半路许，其寺如旧日衰败不堪，仅有一半僧住也。问其过云岩在何处，则茫然不知所答。问之附近李姓者，亦不知有过云石，只知再来石与潺&#28274;洞，指余以所在之方向，实即同在三峡附近，但余只见三峡二字。其实仗锡风景顾此而已。四时半由仗锡起程，经屏风岩，镌‘四明山心’四大字，即在路旁，可观也。仍经蛛蛛岭，回妙高台，时已七时半。”《蒋中正日记》，、14日。按：沈明臣，浙江宁波人，明万历年间，撰《四明山游记》一文，记述游览石窗一路风景。蒋氏以旅游作为其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目的当在舒解心情，如1929年7月，为处理对俄绝交事，心甚闷郁，连日出游，然而“心之抑郁犹未散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48页。按：《日记》仅书“心颇抑郁”（日）。1931年10月，国际联盟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中国东北问题，以“尚无结果，英美形势似较前略佳，但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也”，乃与夫人由小红山别墅，散步至紫霞洞麓，自记：“患难中得此雅逸，聊舒忧虑也”。《蒋中正日记》，日。然而此一舒解心情，并非只是单纯的生活调剂，更多的时候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如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难以避免，8月9日，蒋氏至庐山海会寺主持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后，即至牯岭休息，“使精神略有休息，以应以后之大难也”，至11日回南京。在此期间，“考虑组织人选，战术战略，内政外交，敌我优劣之形势”，“筹划华北战备，手编抗倭战术”，《蒋中正日记》，、10、11日。实际上在思考国防、政治问题，并修订文稿。蒋氏认为“在林泉间，精神畅舒，性情雅逸，故心思专一，对于国防与政治，皆能发幽抉微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63页。长期追随蒋氏之秦孝仪亦以其体认，谓：“佳山佳水，是洗烦涤虑的去处，也就是清明在躬的去处。总统的间尝命驾于山水之间，却是另外有其更大的目的&#8212;&#8212;更大的定静安虑的作用的”，“总统喜欢泛舟于一碧无际的巨浸大泽，也喜欢徘徊于奇峰绝飞泉悬瀑之间……每到一处，便会从山水之间轩豁其更高远的意境，也接受更多的启示，尤其是会从山水之间得到神明如日之升的精神和活力”。秦孝仪：《总统的修持与天趣》，曹圣芬编《蒋总统的生活与修养》，台北，1967，第192页。因此思考国事及文稿修正，正是蒋氏在休假旅游中最常进行的工作。庐山1937年12月初，南京情势危急，国民政府已移驻重庆，蒋氏于7日晨乘飞机离开南京，前往庐山，降落星子，宿观音桥行馆；次日，游三峡涧南亭，自记：“吸纳无限清气，静听泉音如在仙乡，战时得此休暇，考虑全局，详计存亡成败之道，非此不可也。”9日上午在三峡涧上听泉，“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下午上牯岭，感叹：“萧条极矣！”11日，得南京战况紧急，拟《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4日游三峡涧，再改正告全国国民书，自记：“今日惟一要务在于决定和战问题与认定国家存亡之关键。”是日至武昌，主持南京失陷后的新局面。再如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实施，进入宪政时期，国民政府宣布明（1948）年3月29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行宪第一任总统。蒋氏于1948年2月赴牯岭休假期间，除修改《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外，并思考政局发展，决定推胡适为行宪第一任总统候选人，自记：“本月在庐山住十八日，本拟修养静虑，各种重要问题皆能有一决定，以期全局有一整个方案也。不料入山后伤风一周，未能工作，而且气候不甚良好，心神亦不甚佳。故在山只能修改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其他以匆促回京，皆未作具体之方案。惟最后半日在游观音桥途中，对于本人在国大时为国、为党、为革命、为主义之利益，与个人之出处，已有具体之决定，颇引为慰。”《蒋中正日记》，、9、14日，日“上月反省录”。而其所称“具体之决定”，即为“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之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党内自必反对，但必设法成全，此为救国之出路也”。《事略稿本》，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蒋氏为军人出身，从日记中可以发现旅游除了饱览山水之美，怡情养性外，亦有观察山川形势、思考重要决定等目的。在全局思考上，蒋氏曾于抗战初期，对其1934年及1935年至西北、西南之游历，记道：“如余廿三与廿四年不到西北视察与西南剿匪，则不知我国力之雄厚与伟大，就不能决定抗战之大计。凡所经之地，自北平跨八达岭，越城，经宣化、张北、大同而至归绥，至今相隔五年，而脑海中历历如在目前。此种锦绣河山，民族遗产，何能放弃尺寸与片刻也。倭寇欲为之强占，其可能乎？因之知游历之功效，较任何努力为大也。”1942年9月，蒋氏出巡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对于东部与西部之国防规划更为明确，记道：“中国应以天山与昆仑山，为西部国防之锁钥，而以阿尔泰山与希马拉耶山为其屏藩（外卫）；东部以鸭绿江与黑龙江为国界，而以长白山与内外兴安为锁钥。即东以山海关外东三省为东花园，西以玉门关猩猩峡外新疆、西藏为西花园，即以新疆为我国前门之广场，而嘉峪关实为东西纬线之中也”；亦使其对于河西、新疆、绥西与宁夏现状实情，益加明了，实有助于建国计划，谓：“河西与新疆土地不但尚未开发，而人民且未开化，此乃不到实地未能测见也，乃知西北建设开发与开化须同时并举，此其所以较难耳”，认为此次西北之行，“对于我国整个形势与国防要旨方领悟大要，是为人生学识又进一步也”。特定问题上，如1932年“一&#183;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迁洛阳办公，蒋氏于2月3日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觉得有迁都西北之必要，记道：“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炮亦无所施其技，更知有迁都西北之必要也”。再如日，蒋氏一早8时半由金峨寺出发，“经田&#34902;至楼隘，特访蒋氏祖祠，再至金紫庙，谒见金紫神像后，乃行经莼湖至吴家埠午餐。下午三时到鲒&#22524;，循&#22524;麓游览沿海风景，至费宅之东，眺望象山港狮子口，参观蚶塘与鲒浚，乃回至下陈乘车，五时回慈庵”，就其4月25日离开溪口，由狮子口登舰入象山港一事来看，此行除游览外，目的实在为离开溪口的路径预作准备。本段所引分见《蒋中正日记》，日，、30日“本月反省录”，日，日。蒋介石平日外表严肃，然而在旅游时，透过同行者的记述，却可以发现他亲切平易的一面。蒋氏早年就读奉化龙津中学之英文教师董显光曾于1930年11月初，应邀赴溪口作客。董显光只说是在随国民政府特派考察日本欧美专使杜锡&#29674;出国访问结束之后，与陈景韩一同到溪口，并未说明确切时间，查杜锡&#29674;系1930年10月返国，据《事略稿本》，陈景韩等11月6日至武岭，而据董氏回忆内容，与《事略稿本》记陈景韩等在溪口活动大致吻合，因此董氏至溪口时间，应为11月初。见周&#29703;环编注《事略稿本》第9卷，台北，“国史馆”，2004，第112~116页。他表示蒋氏在家乡过着乡村绅士的生活，“本地人就欢迎他这样的平易近人，看着他那种朴实无华的仪态，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全国最敬仰的领袖人物”，“我常看见他站在湍急的溪边看着逆流而上的鱼群感到兴趣，他最喜欢在山顶溪源坐了竹筏一泻千里地顺流而下”。《董显光自传》，曾虚白译，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4，第53页。前司法院院长居正曾于1949年4月，受李宗仁之托，代转致蒋氏亲笔函，赴溪口后停留7天。在此期间，居氏几乎每日均随蒋氏往各处游览，蒋并亲自导游，居记道：“老主人（按：指蒋氏）导游鞠侯岩……回程不数里，主人指示岩高处有一洞内，遥望俨然猴头，并有身手。循途至二隐潭、三隐潭……出潭不远，主示石笋，高不可仰，大则不知若何围也。前行越溪，主人又告以妙高台东巨岩顶，像狮子啸天；再上至千丈岩，下岩观瀑，旁有一石，刻烟声二字，主人命予可写字刻上，答不敢现丑，由是径回溪口”。谢幼田整理《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4册，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6页。而在宋美龄的记述中，除了亲切外，更多了浪漫的一面。蒋氏出巡，宋美龄大多同行，在她的资料中，有两篇随蒋氏出游的文章，一为《闽边巡礼》，发表于1935年2月，系蒋氏于1934年1月为平定闽变，赴福建督师，随行所记的感想；一为《西南漫游》，系蒋氏于1935年督师西南，历川、黔、滇三省，随行于途中致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男女同学之三通书函，首函于4月发自贵阳，次函于5月发自成都，末函于7月发自峨眉山。两篇文章为考察蒋氏旅游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并可补充蒋氏日记所述，丰富蒋氏旅游生活的内容。如日日记，蒋氏回顾一年遭遇，感叹：“呜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余个人谋之不臧，而使国辱民困，所部牺牲劳苦至此，每念往事辄为梦魂不安也。所幸夫妻和睦，爱情益坚，家庭之乐，聊以自慰也。”对当日活动记道：“本日上午办公，与妻往越王山上谈天，而谋攻延平与水口之心未得，稍安也……晚旁与妻再登越王山，&#30637;望后回馆，晚处理一切，静坐，批阅。”《蒋中正日记》，日。而在《闽边巡礼》中，宋美龄亦记有当日活动，曰：“除夕那天，我和丈夫在周围的山中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花蕊怒放的白梅，那真是吉兆！在中国文学里，梅花五瓣，预示着福、禄、寿、考以及（我们大家最希冀的）康宁。委员长很细心地折了几枝回来。那晚点起红烛的时候，他把梅花放在一个小竹筐里送给我，作新年礼物……你们或许明白我何以愿意和丈夫在前线共尝艰苦，他具军人的胆略，又有词客的温柔呢。”《闽边巡礼》，《蒋夫人言论集》上集，台北，1977，第460~461页。两相对照，《闽边巡礼》的内容生动活泼，同时呈现出一个与外界严肃形象不同的蒋介石，这也是日记中见不到的“罗曼蒂克”。郭岱君说：“蒋几十年的日记里，一点都不罗曼蒂克。”仅有两处可以看出蒋的真情。一处是日，蒋写道：“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郭认为这应是日记里最罗曼蒂克之处。另一处是在抗战期间，宋美龄赴美争取援助，蒋送宋至机场，日记写道，他与爱妻“低头不忍相望”，“心甚凄楚”等。见《从日记看蒋介石刚毅至深显真情》，《旺报》日，http://tw&#30483;ews&#30499;ahoo&#30466;om/article/url/d/a//2stba&#30476;tml.再如日，蒋氏记道：“晚傍妻强我外出散步，游龙门，山明水秀，天朗气清，脑筋顿觉新明，对于计划，尽我心力，至于成败则上帝主宰也。”《蒋中正日记》，日。《西南漫游》中则写道：“贵阳……城南有清溪。我曾与委员长到那里溪旁散步。这条清溪很纡回的流过一个秀丽的小山峡，名叫龙门洞，峡旁高岩上面有人刻了许多字，有的年代已经很久。据说溪水完全流入洞中，就不见了，但是这句话不甚可靠。我们亲自去视察过这个洞，一部分的溪水流入洞中，但是其余的水，蜿蜒如龙，流入山间去了。在这寂静的山峡里，美丽的野玫瑰在石上结成天然的文绣，凤尾草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错错落落的到处点缀着，使得这个地方显得又幽静又秀丽，这是因为无人居住的缘故。”《西南漫游》，《蒋夫人言论集》上集，第460~461页。这些描述为蒋氏所述“山明水秀”“脑筋顿觉新明”，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料。五、结语蒋介石身为国家领导人，军政事务繁忙，但是十分重视生活情趣，在日理万机之余，不忘休闲活动，借以调剂身心。1935年2月，蒋氏至武汉部署“剿共”军事，24日，偕夫人在汉口俄国餐馆共进晚餐，感觉精神渐悦，于当日日记记道：“可知游艺与俱乐，不可少也”，《蒋中正日记》，日。按：“俱乐”应为“娱乐”。《游记》记道：廿四日晚，与夫人食于俄国餐馆，观音乐会，曰：“观之精神悦快，可知游艺与娱乐，亦不可少也。”见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84页。其中“游艺”的“游”，古时即指“旅游活动”而言。沈祖祥主编《旅游与中国文化》，第4页。旅游是蒋氏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大陆时期以战前、战后的南京及抗战时期的重庆为办公地点，区分他的旅游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是赴各地公务活动行程中进行的旅游，区域相当广泛，除了西北的新疆、西藏及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等地区外，几乎都有他的足迹；二是度假性质的旅游，利用公余时间，离开办公场所到特定的地点，如江西庐山或家乡溪口等，进行一段较长时期的休息；三是办公场所或官邸，即南京或重庆周边地区短距离的活动。蒋介石虽然十分喜爱旅游，但是在他的论著中却少有游记等相关文字，只能透过日记或日记类抄中对于旅游之记事，了解他的旅游活动，看到蒋氏生活中的另一个面相。蒋氏喜爱旅游，除了天性外，究其实际，应该与早年军旅生涯有关。蒋氏在行军过程中，养成观察身边事物的习惯，包括观赏周边山水，且以此为乐，解除行军之疲困，日后即使身负党国重任，公余之暇亦不忘出游。蒋氏之旅游，除欣赏山水，调剂身心外，亦在观察山川形势，作为国防、军事等问题决策之参考。文稿修正或思考国事，更是其旅游中最常的工作，旅游中的所见所思，亦有特殊意义。综合而言，蒋介石的旅游生活呈现出公领域以外的另一个面相，同时透过旅游相关记事，也可以清楚地理解蒋氏除了国家大事外，对于地方事务关心的来源。就“旅游”本身而言，目前已经是一门专业学科，许多学校设有相关科系，“旅游文化”是其中一门主要的课程，包括旅游的动机、旅游的消费、旅游景点的开发、旅游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蒋氏的“旅游生活”，除了作为以蒋氏为旅游者的讨论外，亦可将其视为“旅游文化”的一个主题，从其他的角度进行探讨。（文/刘维开）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主编：罗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版本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使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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