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管未出示证件 执法带着“酒气”
【辽宁卫视 《第一时间》】延安城管未出示证件 执法带着“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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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自由之城
　　投奔自由之城
　　热血青年们打起背包，开始了迈向延安这座自由之城的“朝圣之旅”，这是一段交织着艰辛与惊险的旅程。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扎根延安后，从国内外记者发回的各种关于这个边区首府的报道里，国统区的青年们仿佛望见了一座民主、平等、积极向上的自由之城。它如同一块纯净的圣地，对热血青年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出现了。穿着各式服装、背着简单背包的青年大军，从五湖四海出发，奔赴中国的西北角。这些“朝圣者”的口号很一致――“到延安去！”
　　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前往延安的青年，至少有3万余人，他们当中有学生、作家、音乐家、画家等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当年，作家何其芳这样兴奋地描绘着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延安的情形。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交织着艰辛与惊险的旅途。
　　陕道难
　　在当时，想去延安，西安是必经的门户，两地相距近400公里，不通火车。如果从西安开始步行，皆是连绵崎岖的山路，至少要走十天以上。所以，如何在战时搭上一趟去延安的顺风车，以翻越这八百里秦川，这是横亘在许多青年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938年2月末的一天，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个叫徐懋庸的年轻人。这位27岁的作家要求到延安工作。时任党代表的林伯渠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什么时候有去延安的车，还不一定，林伯渠让徐懋庸等人去旅馆等通知。
　　这一等就是数日。徐懋庸等人天天到办事处去问车，总是说没有。三月初，他们忽然听说，近期有一辆大卡车，会载着国民党的几个官员去延安参加三八纪念大会。于是赶忙到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封介绍信，搭上了顺风车。
　　几天后，徐懋庸等人和国民党官员同车前往延安。一路上，同行人等谁也不愿意说话，多少有些尴尬。
　　但抵达洛川的第二天早上，车子刚出北门就坏了。徐懋庸只能在洛川住了三天，直到司机打电话到西安，派了另一辆车来，才继续前进，到了延安。
　　作家陈企霞的遭遇更加狼狈。1940年1月，陈企霞夫妇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刚到成都，就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公路遭到严重破坏，车辆无法通行，两人不得不找了当地的旅馆住了下来。盘缠快用完了，只好写信向重庆的亲戚借。
　　陈企霞的夫人郑重此时已经怀孕，妊娠反应严重，加上一个月等不到车，心情愈加烦躁。一天，她饭后出门散步，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炮弹坑，费尽口舌才让人把她拉上来，回到旅馆后，郑重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好不容易公路通了，道路两旁挤满了一个月来滞留的旅客。此时的人们也顾不得是否舒服了，只要有车就上。陈企霞夫妇挤上了一趟没有顶棚和座位的卡车，再次启程。车子开得很颠簸，沙尘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最后每个人都一脑袋灰，大家互相见了，都捧腹大笑。
　　就这样，他们一路风尘仆仆，终于抵达西安。随后，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登上了开往延安的汽车。当车子开入边区，所有人顿时齐声唱起歌来，嗓子都喊哑了。
　　虎口脱险
　　不过，与翻山越岭的劳苦相比，另一种难，更让人刻骨铭心。
　　1939年4月，国民党内部以绝密形式向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强了对边区的封锁。从西安到陕北的路途上，密密麻麻地设置了几十个检查站，遇到赶赴延安的青年，便直接扣留下来，送往集中营监禁、教育。
　　对于这些青年来说，八百里秦川于崎岖之外，又增添了一份险恶。
　　1940年11月中旬，一辆载有数名医务人员的卡车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车上就有女作家陈学昭。全体人员身着军装，佩戴着第十八集团军胸章，他们事先得到嘱咐，“行军途中若遇特务问话，你们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就不理睬。”
　　12月中旬，当他们行至陕甘宁边区不远的铜川市，突然遭遇国民党的武装人员。一行人被赶下车，关在一个又脏又臭的旅馆内，陈学昭睡在铺着干稻草的泥地上。
　　审问多在夜里两三点钟进行。一行人一个个被叫去问话：“你们从哪里来？原来是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审问者还声称，“共产党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一天晚上，陈学昭被叫去，问道：“你们当中哪个叫陈学昭，你讲出来，对你没有害处。”
　　“是男还是女？”陈学昭佯装不知。
　　“滚！”审问者恼怒地放走了她。
　　音乐家贺绿汀也有着类似的经历。1941年初，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和女儿，登上了一支开往延安的车队，同行的大部分是当时在重庆的文化人。一行人走到半途，“皖南事变”爆发，气氛一下子紧张到顶点。领队要求每个人都想好一套说辞，以应付国民党军队的盘查。
　　一天，车队开到一个小县城，突然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士兵端着刺刀上车检查，还戳破了贺绿汀的女儿的饼干罐，她被吓得大哭起来。
　　接着，所有人被赶下车，被押到了一条河堤旁边，面对他们，军队架好了机关枪。
　　双方在寒风中对峙了良久，在领队的交涉下，众人又被押回了宪兵司令部。又过了很长时间，一个军官站在凳子上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最后，除了一辆卡车被扣留，其余车辆予以放行。
　　伪装者
　　1941年2月，31岁的艾青与几个同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重庆启程奔赴西北。考虑到路途安全，艾青托一位学生，为他弄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参谋的身份证件。
　　由于这个证件仅允许一人通行，他们便将上面的“一”字改为了“三”字。几个人准备先乘国民政府的汽车到陕西宝鸡，然后绕道耀县，再从这里进入陕北。
　　行至宝鸡，他们又遇到两个也要去延安的朋友，于是又将证件上的“三”字改为“五”字。为了装得更像，一个同伴还上街把头发剃了个精光，一位女士特意在行李中放了一件新羊皮夹克和一双高跟鞋。艾青也准备了印刻考究的高参名片。
　　就这样，艾青扮作国民党高参，几个友人，有人扮成高参太太，有人扮成勤务员，有人扮成秘书，有人扮成副官，几个人摇身一变，继续赶路。
　　当他们搭乘一趟长途汽车赶到耀县时，天色已晚，城门半闭。守卫的军警按三五人一拨，逐个检查证件。轮到艾青，军警用手电照了照名片，又翻查了行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手一挥，放他们进去了。
　　在城内旅馆，几个人悬起来的心稍稍放下，正准备休息，突然一名军警敲门进来，声称局长要亲自看一下证件。将证件拿走后，直到夜深也没有归还。
　　艾青一行人担惊受怕，彻夜难眠。天刚微亮，几个人爬起来合计，应该赶紧要回证件，城门一开即走，以免夜长梦多。
　　一个叫罗烽的同伴，自告奋勇来到了警察局，找到了昨夜查房的那个军警，发现此人正在打瞌睡。罗烽一把推醒他，厉声责问道，看证件还要一夜不成？再不给，我们长官就要发脾气了！
　　对方还了证件。于是，艾青一行人匆匆北行，出了城门。
　　临近延安，盘查越来越严密。一天，艾青等人在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国民党军官，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顿时又紧张起来。
　　罗烽给那位军官的随从递过去一支烟，聊了起来，得知这个军官来头不小，是某警备区司令，在这一带颇有权势。因是杂牌军，一直得不到重用，对国民党颇为不满。
　　车到宜君，艾青一行人大胆决定，请这个军官吃上一顿饭。此人欣然应邀，在一间小酒馆里，三杯酒下肚，便指名道姓骂开了蒋介石。艾青怕搞出麻烦，赶忙对他说：“还是莫谈国事吧。”一番推杯换盏，双方成了朋友，从此畅行无阻。
　　日，艾青一行人历尽艰险，终于抵达了延安。当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火把亲自拜会了他们。
　　后来，艾青回忆这段往事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一趟，他们足足经过了大小47次的检查，才安然到达延安。
　　“延安处处显得平等”
　　讲述人：何方，著名学者，1938年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中国周刊记者/周昂& 整理
　　我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一到延安，就感受到了一种自由民主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心情也格外舒畅。那时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也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处于我们党的历史上从遵义会议以来的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
　　延安当时的生活确实处处显得平等，感觉不到明显的等级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人干涉，没有压抑之气。到处是欢快的歌声。
　　我们抗大上课以中队为单位。在课堂上，学员可以有不同意见，还可以随便插话，随便提问题。我那时候还小，只有十五六岁，就敢于当面和教员争论。有一次学哲学，我就和助教沙英争起来了，争论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我提出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他说我不对，我也说他不对，谁也说不服谁。
　　那时的言论自由，也表现在报刊上的公开辩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特别是文艺界。
　　当时延安的文人好像分为两派，一派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像萧军等，一派是从前线和根据地来的，像丁玲等。不管哪派，都可以办自己的刊物，互相批评，没有检查。连《解放日报》也发表不同意见。我记得，有一次就登了一篇为京剧《坐楼杀惜》中的阎婆惜打抱不平的文章，说阎婆惜是被压迫、受欺负者，宋江则属于剥削阶级，是糟踏女人的。接着，不少人就起来写文章反驳，说这个观点有悖当时的大背景，因为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阎婆惜告宋江的状，其行为是反动的。
　　那个时候不论一个连队、一个单位，都可以出墙报，大事小事都可以讲，批评上级组织也可以，点名批评领导也可以。不过大家提的意见还都比较实事求是。这些墙报有编委会，作者只要把稿子交编委会，糊到墙上就完了，用不着给上面看，上面也没有订出检查制度，反正出不了太大乱子。
　　当时延安轰动的就是中央青委的童大林、李锐等人在大砭沟(后称文化沟)搞了一个墙报叫《轻骑队》，内容多是议论时政和针砭时弊的，文风犀利泼辣，引起好多人去看。
　　整风前的延安，不但等级制不明显，上下级关系也不很严格。下级给上级提意见，几乎是常事。
　　我就直接给贺龙提过一次意见。当时我们在抗大上学，公家每年夏天给大家发一套单衣，但从贺龙的120师来学习的人，120师还能再发一套衣服。这就显得太不公平了。因此我就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在搞山头主义吗？大家都在一起学习，你120师来的学员怎么又另发一套衣服，而其他学生却只有一套衣服。我提完意见，贺龙就派人来给我解释，虽然说服不了我，但至少说明人家把我的意见还是当一回事的。
　　延安的出版也是自由的，没有审查。特别是文艺界，各派都自己出自己的刊物。当时延安的印刷厂好像也容易办，只要从国民党地区买一套铅字就可以办了。那时延安的出版物还不少，刊物各系统都有，文艺界就有好几个。
　　各机关一般都有图书馆。大点的图书馆，可以从大后方把各种各样的书都买进来。像毛泽东喜欢看古书，就多是从大后方运进来的。那个时候没有“反革命书”这个概念。
　　我那时看的旧书，包括中国的外国的，都是在延安看的，像郑振铎的新文学大系，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全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我熟读的《红楼梦》也是在延安看的。后来1954年我们在日内瓦开会的时候，有人跟周恩来说，我可以背《红楼梦》。总理问，什么时候看的《红楼梦》？我说是在延安看的。周恩来说在延安哪有时间？我说是挤时间，例如连抬粪时也拿着书看，上山的时候不能看，就默记背诵。
　　延安整风前，不但什么书都可以看，什么歌也都可以唱。像《何日君再来》、《毛毛雨》这些旧社会的歌，我就都是在延安学的。但这只是同学的歌咏队自己唱的，领导上组织学唱的，还都是抗战歌曲。
　　我们在抗大，要早集合晚点名，集合起来就唱歌，一般一个连队有一个歌咏干事，自己先把歌学会，再教给大家，这些歌基本上都是救亡歌曲。像《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
　　和现在的红歌不一样，那时没有歌颂党的歌曲。歌颂党的歌曲基本上都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在延安唱《东方红》，也是整风以后才普及起来。
　　我在延安参加过两次选举，一次是1939年直接选举七大代表，当时是无记名投票，我们抗大三分校选了几个代表，这些代表的姓名和简介在墙上一贴，我们就投票。我入党七十多年，参加直选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就这么一次。
　　参加党外选举也有一次，是1941年选举第二届边区参议员。我们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我们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的徐特立退出了。竞选时周扬讲了话，说他当选以后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要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还批评郭化若不参加会，说你看，他对这个选举不重视吧。但由于我们三分校人数占压倒优势，所以最后当选的还是郭化若。开完参议会后郭化若还向大家解释，上次有人批评我没参加会，是因为军委会有重要事情，我也是请了假的。实际上我是非常重视这次选举的。
　　在延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一到礼拜日，大家都喜欢到延安北门外的一条大山沟溜达。中央领导也骑着马来，不过很远就下来了，一个警卫员把马拴好看着，一个警卫员陪着他散步。延安的秩序很好，所以领导出来用不着紧张。我就有一次看见何思敬在那里溜达，毛泽东也在那里溜达，毛泽东就和他打招呼(因为何思敬是给毛泽东等讲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所以很熟)，他也点个头，连寒暄也没有。
　　延安有一阵流行唱京戏，从毛泽东到下面的人都喜欢。延安城墙拆掉以后，修建了很多礼堂，有京戏演出的时候就写个布告，有兴趣的人就去看，大人物小人物一大堆在一起，这样的场合我碰到过好几次。
　　那时候一开大会，领导都参加。大家热闹一阵，互相拉队唱歌，有的喊“抗大来一个”，有的喊“鲁艺来一个”，或者是“朱总司令来一个”，“毛主席来一个”。领导根本没什么特殊，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们坐在前排。领导讲完话，一喊散会了，有的人就拿着小本找毛泽东签名，或者题字，一大堆人就围上去了。&&&
　　(何方口述&&& 中国周刊记者／周昂 整理)您的位置：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的保健问题(组图)_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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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1年9月，北京世纪坛医院副主任医师金星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金星从2006年开始关注这家医院的历史，并写下了《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一书，该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星历时8年，拜访了100多位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和200多位延安生活的亲历者，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揭开了尘封70多年的历史，展示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式医院从建立到撤离的全景画面。本文选自《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其中一章，早报经出版方授权转载，有删节。
　　《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
　　延安中央医务所
　　1998年作者金星看到的中央医务所原址
　　在延安，八路军医务工作者经常为群众免费医疗
　　苏联医生阿洛夫在延安
　　关注干部的身体健康
　　中央卫生处傅连暲处长一直特别关注中共领导人的身体健康。早在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部进驻长汀，他们到福音医院看望红军伤病员时，傅连暲就曾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士安排检查身体。1932年春，红一、五军团组成东征军到汀州，傅连暲看见毛泽东操劳军政大事，身体消瘦，精神疲惫，就心生一个想法，决定把一直伴在身边的得意学生陈炳辉派到毛泽东的身边做保健医生。
　　陈炳辉应该是毛泽东的第一任保健医生，他后来和傅维莲结婚，成为傅连暲的女婿。傅连暲随队参加长征，陈炳辉留守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并肩负着照顾傅连暲留在家乡的老母亲和未成年的小儿子的重任。1935年陈炳辉被国民党杀害牺牲了。
　　白求恩在延安只停留了短短的几个星期，还为延安的部分干部做了一次查体。金茂岳曾回忆说：
　　“经过长征，许多干部都患了肺结核，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都留在了延安。白求恩大夫要求给这些干部做一次体检。他逐一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病史，全身仔细检查之后，用我们红十字会的手提X光机作胸部透视。当时没有暗室，在窑洞里用毛毡挂起来，在黑窑洞里给干部透视，X光机很小，荧光屏还是用手拿着看。一个快五十岁的老人，穿上铅围裙，在黑窑洞里一个一个地透视肺部，检查后写下检查结果，还将结果告诉每个干部，说明患有什么病、注意什么问题。最后，白求恩大夫对我们提出，战争年代，要特别关注干部的身体健康。建议干部应由组织部门和卫生部门两个系统来管，要根据干部的身体情况分配工作。”
　　这大概是最早的干部体检工作吧。
　　中央医院是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健康服务的一所医院，关向应、张浩、王明、陆定一、罗迈（李维汉）、王观澜、吴玉章、邓发、徐特立、林伯渠、杨松、黄敬、习仲勋、张闻天、续范亭、朱宝庭、陈少敏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来院治疗。1942年5月，中央医院组织何穆、金茂岳、伍义泽等医生为毛主席、刘少奇、贺龙、李富春等中央领导检查身体。
　　1943年春夏之交之时，因为凯丰同志患结核病，经常发烧，陈云、王稼祥、江青的身体也不好，傅连暲组织了一个医疗组，派往枣园执行医疗任务。成员有和平医院的鲁之俊院长，医大王斌校长、史书翰副校长，军委卫生部马海德顾问和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经过半年的治疗，直到首长的身体基本恢复健康，医疗组的工作才结束。这些工作都体现了对领导人健康的关注。
　　毛主席患有五十肩
　　毛主席有一段时间得了肩周炎，也就是俗话说的“五十肩”，疼得比较厉害。因为主席经常需要写东西，肩周炎可能给他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很多医生都回忆过在延安给主席治过肩周炎。比如鲁之俊，他是医大的教员，看见中医用针灸治病的神奇效果，就特地去跟一个民间的中医学习针灸技术，回来以后给主席行针灸治疗。中央医院也派了护士长何奇经常去给主席做治疗。
　　金茂岳主任也给毛主席看过这个病。金主任在这方面的医术虽然不一定有多高明，但他是个很细致的人，注意观察疾病跟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发现，主席办公的窑洞里面有一个防空洞，防空洞的门就朝着主席住的那间窑洞，正对着主席办公的桌子。按主席的生活习惯，他一般都是晚上伏案写作，防空洞里的冷风直接吹到主席的肩膀上，这就是导致肩周炎的病因。所以金主任给他看病以后就说：“我觉得你这个桌子摆在这个地方不太合适，你把这个桌子挪开，躲开这个防空洞口。另外，在这个防空洞口挂个门帘挡一挡风，还有就是，你白天睡觉以后要经常出去活动活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对你治疗会有很好的作用。”
　　主席听了点点头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道理。看起来，防病治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啊！”这个建议就被主席采纳了，主席把办公桌挪到窗户底下，也经常出来散步晒太阳，活动活动肩背。经过综合治疗，主席的肩周炎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次诊病给毛主席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后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
　　毛主席幽默的比喻，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
　　我后来见到何奇，问她：“当时延安有什么样的理疗设备？”何奇说：“那个时候哪有理疗设备？我去杨家岭主要是给主席做肩背部的按摩治疗，以前我在上海沪东医院学习过这种治疗方法。再就是陪着主席散步、晒太阳。”
　　她回忆说：“我所见到的毛主席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我做治疗时，总是问长问短，谈笑风生。如果我去时他还在工作，就请我等一等，拿报纸或书给我看。遇上吃饭，就让我和他一同进餐。开始我想，怎么能随便和领袖一起吃饭呢，便推辞不吃，可是主席盛情难却，只好坐下来吃饭。主席的饭菜十分简单，由警卫员提着一个四层的搪瓷饭盒送来。包括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一个菜里有一点猪肉，一个菜里放辣椒，一碗汤，这就是主席的特别待遇。每次主席都抢先给我盛一碗饭，第二碗自己吃，也不因为我加菜，这使我很难为情，主席一个人的饭菜，我们两个人吃，往往把饭菜吃得精光。从中央医院到杨家岭做治疗，我都是步行蹚水过河，主席经常叫警卫员牵着他的马送我回医院，江青也骑马送过我，我的心里特别受感动，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主席慈父般的关爱。”
　　彭总的阿米巴痢疾
　　据当时在杨家岭门诊部工作的季明回忆：
　　“日—日六届七中全会要在延安召开，彭总从前线回来开会，有一天他到门诊部问我，延安哪个大夫比较好？原来彭总经常腹泻已经有一两年了，吃了些药也不见好，现在回到延安，想治疗一下。平日里我对金茂岳主任比较敬重，就说，中央医院的金主任医术比较全面，对病人也好。彭总说：能不能让金主任给我看一看？我说：他现在被关在中央社会部。彭总就打电话去问康生：金茂岳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康生说：没有什么问题。彭总说：没有问题就叫他来给我看一看病吧。经过金主任检查，原来彭总得的是阿米巴痢疾，这是一种寄生虫病，病因清楚了，对症治疗后彭总腹泻的毛病很快痊愈。”
　　当然，给彭德怀治疗这个病的医生也挺多，因为我看别人也有写回忆录给他治疗这个病的，其实金茂岳也只是参与了这个治疗，但是他找到了病因。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召开，彭总参加了大会。
　　金主任经常要去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出诊，或者看病，或者给领导检查身体做保健，也有时出诊去给妇女做产前检查、接生或做妇科检查。徐乾在延安就认识金主任，就是因为金主任给徐特立老人家检查身体，工作结束后一起吃饭，才知道金主任是回民，当时金主任对生活习惯还是比较在意的。
　　给关向应做手术
　　在延安，因为生活条件太差，所以结核病人特别多，尤其是在校的年轻学生，集体生活的环境又促进了结核病的传播。当时没有卡介苗，又没有抗结核的治疗药物，主要靠补充营养、休养、晒太阳来治疗结核病。因此，中央医院又在南面的山上往上打了三排窑洞做疗养院。日，新成立的延安学生疗养院举行了开幕典礼，中央调魏一斋担任院长，邵达任医务主任，郭素琴为护士长，内科主任何穆兼管结核病。当年11月份，学生疗养院迁往延河对面杨家湾陕北公学旧址。
　　因为身染结核病，关向应政委就在延安中央医院的山上住院，随后也搬到杨家湾继续疗养。
　　何穆是从法国留学归国的结核病专家，在没有结核病药物治疗的年代，气胸疗法曾经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何穆曾经给关政委做过气胸治疗术，希望他的病肺能在空气压缩状态下得到休息，以利于结核病的痊愈。但是，关政委的体质太差，又没有必需的抗菌药物支持，术后合并胸腔感染，发展成脓胸，这是危及病人生命的严重事件。
　　关政委的病情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由阿洛夫（斯大林派往延安的外科医生）做一次脓胸的排脓引流手术。手术本身并没有复杂的技术，可是在当时，却让医生们颇费考虑。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手术在哪里进行，把关政委搬回中央医院做手术，肯定手术条件好些，有现成的手术室和设备，有X光机配合。可是，搬动体质极其虚弱的病人，路程的颠簸就可能加重病情。最后，他们决定在疗养院就地进行手术。
　　这一决定得到中央各方面的支持，贺龙师长派人送来几匹白布，为临时手术室搭起防尘的帐篷。中央医院搬去手术床、照明用的汽灯、器械台、急救药品等设备。阿洛夫说：“我们的准备工作要从最坏的情况考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亲自一一检查准备好的物品才出发。手术是阿洛夫主刀，李冰任助手，侯明任器械护士，李树坚任巡回护士。在大家密切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手术。但是，术后的治疗、营养、护理等各方面都关系到病人的康复。虽然大家都尽力了，但是仍然没有挽救关政委的生命。
　　日，关向应政委不幸病逝，享年44岁。晋绥边区人民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会后公祭三日，前后赶来祭奠的群众达三万余人。毛主席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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