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简史：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役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则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多月，日军伤亡惨重，曾三易主帅，直到5月5号，在国联调停之下才最终停战，由英国主导斡旋的中日《淞沪停战协议》规定，日军退回事变之前的虹口租界，而中国人在上海不得驻军，只能派驻警察。这就是1932年上海沦陷的沉痛往事。上海当时是南京政府的经济中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给南京政府施压，而且还可以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战争的导火索起于日，五名日本僧人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故意挑衅遭到殴打，事后日本声称有一名僧人受伤死亡，这就是历史上的“日僧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三天后日本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等四项无理要求，舆论哗然。日军以日僧事件为线索开始大做文章，事情越闹越大，最终成为侵华日军派兵进犯上海滩的借口。当时在闸北驻防的是来自广东的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在23日的十九路军干部会议上这样陈词：“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与我们寻衅，我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了，所以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决心去死。”面对下级军官们的群情激昂，国民政府也一改“九一八”以来的忍让和不抵抗，蒋介石此时正在下野，但他从老家溪口来到杭州，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及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1月28日午夜，日本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第78师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缓兵待援。随后上海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2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蒋光鼐急调第60、第61师参战。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再向闸北进攻，被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3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7日,日本海军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第19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日军又一次缩回租界，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白川抵达上海时，战事已近尾声，白川遂在日本天皇生日这天,于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国民政府和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共同策划实施暗杀。日本国歌响起之际，一颗炸弹横空掷向阅兵台，七名日本军政要员血溅当场，无一幸免，祝捷大会变成了耻辱大会。是役，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由于上海的战事让长江航运中断，列强位于华中的利益受损，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谈判。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于3月24日在上海谈判，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随着时间不断向前奔流，1932年离我们已经过去80多年了，那段岁月所写照的中国人不屈的抗争和不朽的历史记忆，依然值得我们铭记。无论是在淞沪抗战前线，还是在沦陷后的“孤岛”时期，上海各界都义无反顾共赴国难，聚起每一份微小的力量，支持着每一天的战斗。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年的8月13号到11月12号，在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上，爆发了一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大会战，史称“八一三淞沪会战”，这一战中日双方参战兵力达到百万以上，是中国抗日战争当中第一场重要的战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当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相关推荐：在中日的历史决战中再也没有一场会战，能像这一次这样打得惊天动地与扣人心弦。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死伤30万人.所有现代的武器，如空军飞机、海军舰炮、坦克、毒气都大量的出笼。于此同时，最为原始的作战方式，面对面的以刺刀格斗、石块投掷，壮烈的人肉炸弹，也全都于战场出现。战斗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都会区的租界边缘进行，当时租界里的人们可以一面在大饭店的阳台上喝咖啡，一面远眺中日两军的浴血作战。8月9日下午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 日本陆战队中尉和士兵驾驶军用汽车沿虹桥路冲至虹桥机场入口，欲强行进入机场进行侦查。机场守卫士兵在阻拦中与其发生了争执并开枪射击，两人随即被击毙。据调查核实，认为此事件属于突发事件，并非中日两国蓄意而为之。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已经处于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二名日本军人擅自驾车持枪强闯机场警戒线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也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线。为抢得战争主动权，赶在日本援军到达之前消灭驻沪日军，中国组织淞沪作战部队张治中部下准备围攻日军，13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军队对上海市区的敌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其攻击重点最初为虹口，后转向公大纱厂。“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中国军队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50毫米榴弹炮）和炮兵第14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具有压倒性优势。当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重武器也不足，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国军队一直无法完成重大突破。战争持续到第10月份， 国民革命军在上海闸北区的抵抗日渐艰难。蒋介石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以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国民革命军88师的谢晋元中校奉命率部坚守四行仓库，掩护部队后撤，孤军浴血奋战四昼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由于之前蒋介石仍死抱着对国联不切实际的幻想，迟迟不肯下令后撤，耽误了宝贵的时间。最终撤退时，因没有讲明各部队撤退顺序，三四十万中国将士挤在几条公路上，被日军空军轰炸，大撤退变成了大溃逃，数十万将士在撤往南京时分散，之后数天上海就告陷。当时参与斗争的士兵事后回忆：“战争是从8月13日下午4点开始。我们的第一仗就是打八字桥，主要目的就是要打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八字桥原本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但作为虹口通完闸北的一条重要通道，由于当年日军及其司令部主要驻扎在虹口一带，所以 “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都是在这里打响的第一枪。如今，从八字桥沿着同心路走十多分钟，即可抵达司令部旧址。但在当时，中国军队攻克这1.4公里路程却艰苦异常。究竟是谁先在上海开出第一枪，现在已经无法清楚的查证，但是可以比较清楚知道的是，在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过后不久，于上海的北站与宝山路一带，爆发了日军便衣队与中国保安队射击事件，接着事件持续扩大，上海各处都开始传出枪声与冲突，战争在上海市街头正式开始。罗店是当年八一三会战最激烈的战场之一，罗店争夺战也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走在罗店、宝山、大场，会看到许多当年浴血奋战后留下的历史遗迹，这个战场就像熔炉一样，投进去就溶化了。当我们再次走过这些历史遗迹旁边时，历史的车轴已经碾过了78年。当年震天的炮火声虽然已远离，但那些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较量，却一直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历史不能忘却，和平来之不易。（文 /熊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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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将日寇拖在上海南京（1）
一、淞沪成了血肉磨坊
●日，日军向上海发动攻势，以猛烈火力向中国守军展开轰炸，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国民政府认真部署作战计划，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由此揭开了序幕。
上海雄踞东海之滨，扼守长江口，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犹如镶嵌在长江龙头上的璀璨明珠，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世界东方的金融中心。优良的港口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线的交会，又使上海成为中国通向国际和内地的枢纽，守卫当时首都南京的门户。列强纷纷在上海安营扎寨，争抢利益，奠定各自的势力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垂涎已久，把上海看作侵占中国的战略要地，他们知道一旦控制了上海，就能威胁南京，接着控制中国东南地区。
1937年7月，日军在华北燃起战火的同时，一个进攻上海的计划已经酝酿成熟。日本海军部制定了两期对华作战秘密方案：第一期，海军第2舰队配合陆军在华北作战；第二期，陆军派遣3个师团与海军第3舰队协同作战，首先夺取上海。上海成为日军在华东首要夺取的目标。
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曾积极鼓吹在上海、南京一带发动新的战争。“七七事变”时，他正率队在台湾海峡演习，听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惊喜不已，于是他立刻赶到上海，并于7月17日向日本海军司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需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因此，卢沟桥硝烟弥漫之际，也就是上海战火燃起之时，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上海的局势日益恶化，国民政府必须作好最坏的打算。张治中根据当时上海敌情，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建议。他认为对付日寇有3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在东北；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之役、“一二八”之役；第三种是判断他要动手打我，我先打他，即先发制敌。张治中建议，这次应采取第三种方式。华北战事中仓促应战被动挨打的教训尚在眼前，蒋介石立即批示：“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
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生于安徽巢湖，著名爱国将领。青年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拥护孙中山，曾先后参加过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第5军军长，不顾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同19路军并肩作战。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1937年淞沪会战，张治中奉命指挥国民党军队之精锐在上海与入侵日军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国共和谈，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张治中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且为共产党做过很多有益的事，坚持和平建国，共产党称他为“和平将军”。
虽然国民政府对于日军进攻上海的阴谋早有察觉，但在军事力量的布署上日军已占有先机。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就马上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了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千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上巡弋，耀武扬威。相反，由于受《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驻守兵力薄弱。因此，一旦战事爆发，中国军队将处于明显不利的境地，难以应付日军可能的突然袭击。
当时，张治中负责上海的防务，与他有历史渊源的87师、88师、36师（师长分别是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和其他几个师。归他指挥的仅有主力都在沪宁沿线，只有少数在上海外围，一旦有事，缓不济急。因此，在军事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的派一个战斗力强的旅，伪装进入上海。建议获准。以钟松为旅长的一个加强旅，穿上保安团队的制服，随即进驻上海虹桥机场。
张治中还建议立即沉船封锁江阴长江水道，免得日军军舰到处窜扰，对我军执行作战计划不利。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后，竟为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黄浚（被日本驻华使馆买通的汉奸）所知，立即转告日方。
7月28日，也就是日军在北平全面发动攻击的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迅速撤退汉口上游的日本侨民。由于黄浚的泄密通敌，日本驻武汉的海军陆战队得以乘舰急开上海逃脱绝境。
在日本舰艇护航之下的最后撤侨轮船，于8月9日到达上海。就在这一天，又发生了虹桥事件（大山中尉事件）。
8月9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列兵斋藤要藏驱车来到上海虹桥附近，越过警戒线欲强行通过，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喝令他们停车。日本兵不加理会，继续横冲直撞，大山勇夫竟然开枪击毙一名保安队士兵。忍无可忍的保安队被迫开枪还击，将两名肇事的日本官兵击毙。这一事件立即被日军利用成为挑起上海战役的借口。
虹桥机场事件后，日军使出一贯伎俩，一面派人与中方谈判，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坚持中方必须全部撤走上海保安部队，并拆除所有防御工事；一面加紧军事部署，迅速向上海地区增派部队。8月13日，上海日军已调集军舰32艘，增援官兵两千余人登陆上海，拉开了大战的架势，战争一触即发。
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8月11日，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领精锐的孙元良88师和王敬久87师向上海推进。这两个师都是“一二八事变”中和日军交战过的劲旅，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压抑和磨炼，他们早就盼望杀敌报国之日的到来。张治中发表坚决守卫上海的讲话说：“上海是我祖先惨淡经营之国土，又复为敌军铁蹄所践踏，不得不以英勇自卫之决心，展开神圣庄严之抗战。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将不共戴天。”
按照原定计划，张治中在8月11日深夜下达命令：全军进入上海，87师进驻大场，88师进驻南翔，36师进驻江湾，其他外围各师亦按计划进入预定地点。张治中本人率领前线指挥所进驻南翔，由于事前准备周密，行动迅速，各部都按时进入了上海地区。
12日清晨，当中国守军神采奕奕走过北海宁路、北浙江路一带的时候，两旁的居民不约而同地燃放爆竹拍掌欢迎，高呼口号。中国守军士气高昂，乘车进入南翔的官兵坚决要求直接开到第一线投入抗敌斗争。
8月13日拂晓，张治中指挥的部队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的攻击准备。当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一个小队冲进横滨路、宝兴路地段，对当地中国驻军进行射击，20分钟后又停止射击，并诡称中国军队先于商务印书馆附近攻击日军。至下午4时，日军在八字桥、天通庵、宝兴路、宝安路一带，齐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迎头回击，至此“八一三”抗战全面爆发。当日深夜，在南京的蒋介石决定对侵华日军发动总攻击，电令张治中于“拂晓攻击”，并令空军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宣言）声明书》，历数日军的残暴行径之后，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八一三事件”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中国广大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日军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我的位置：
淞沪会战80周年：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先贤
来源:上观新闻&&作者:王珍
今年是淞沪会战80周年。6月26日，以“全民抗战中的上海与国际友人”为主题的2017“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举行。
今年是淞沪会战80周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场大战役，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时至今日，虽然硝烟已经散去，但是历史不容淡忘。6月26日，以“全民抗战中的上海与国际友人”为主题的2017“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举行。
谢晋元将军的家书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的谢晋元将军写给妻子的信（复制品）。
今年的论坛引入了新媒体元素，每位主旨演讲人都事先录制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谢晋元将军之子谢继民向观众展示了父亲参加淞沪会战前夕写给母亲凌维诚的一封家书，其中提及“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淞沪作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谢继民在论坛演讲中表示，这说明写信的时间是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父亲即将率领第262旅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这封信也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了80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又制造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不断挑衅，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状态。日深夜，时任第88师262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谢晋元奉命组织该旅524团从无锡出发，开赴上海。8月13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进攻。524团立即予以还击，就此开启“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大幕。
当时日军依仗海陆空优势火力，叫嚣“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谢继民表示，当时在中国军队中存在关于中国与日本开战会不会赢的争论，“但是父亲一直秉持‘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死’，始终认为只要抱定决心，中国就不会亡”。在接到在四行仓库断后掩护的命令后，谢晋元与一营长杨瑞符集合部队作简短动员，说明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并据守四行仓库这个上海唯一属于中国军队守卫的国土，第一营已是离开大部队的一支孤军。公共租界英军见到谢晋元率部孤军死守四行仓库，身处绝境，多次婉劝卸去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对此，谢晋元坚决予以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从猛烈的枪炮声中，中国民众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深受鼓舞，纷纷汇集在苏州河南岸和附近高楼上观战和助威。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一篇特写：“朝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父亲在信中表示一心为国杀敌，履行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职责，为国不能顾家。但又始终放心不下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子女，只能把一切重担，都托付给母亲。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杀敌，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谢继民说。
陈鹤琴与报童小学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每当听到这首《卖报歌》，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陈一心总会想起自己的父亲陈鹤琴。在抗战时期，陈鹤琴和赵朴初、刘湛恩在上海办难民教育和难童教育，当时被并称为“难民教育三君子”。
陈一心回忆，1938年初，父亲陈鹤琴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赵朴初、陈望道、陈选善、韦悫任委员，朱启銮为教育组组长，并聘请朱启銮、周克、丁瑜、杨昌镛、吴宝龄等5人组成巡视组，指导各收容所难民教育，扩大了难民教育的合法权力。
抗战爆发后，陈鹤琴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办报童学校。当时报童仍住在收容所，他们在街头卖报认识了街头许多苦孩子，于是把这些苦孩子组织起来，进行学习。1938年春，报童学校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办了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陈鹤琴因地制宜，分点设校，陆续办起了10所报童学校，吸收了3000多名报童。报童学校学生中有一些人，后来参加了新四军。
“抗战时期父亲在上海办难民教育不仅注重教育和培养难民的谋生本领，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陈一心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推动下，由陈鹤琴为首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全市各区办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成为一支活跃在“孤岛”上的文化战斗队伍。
抗战中的国际友人援助
饶家驹与安全区里的难民和孩子们。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在论坛上表示，在80多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许许多多国际友人支持、帮助了中国人民，应该记住他们。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后，上海的外籍友人立即掀起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不但发表声明谈话，而且纷纷捐钱捐物，积极救助中国难民。波兰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奥地利记者魏璐丝（Ruth Weiss）写了多篇谴责日本侵略的报道，遭到日方抗议。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Morris Cohen，汉名“马坤”）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以“双枪科亨”著称。他奔走于世界各地，为中国军队争取外援和采购武器装备。苏联英雄佐尔格领导的情报组为苏联和中共获取了大量日本高层及军方的机密情报，包括日本进攻中国的计划和部署、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等，为打击德日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
饶家驹神父肖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救助上海难民作出重要贡献的法籍天主教神父、震旦大学教授饶家驹。上海国际救济会由饶家驹等发起，于日建立。该会成立后，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000余人。9月7日，又设立第四难民收容所和第五难民收容所，后又在钱庄会馆设了第六难民收容所。然而租界内毕竟地域狭小，容不下太多难民，大批难民在租界外处境困难。到1937年秋，眼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饶家驹预见到难民问题将更趋严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设立保护难民安全区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最终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特定区域“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也称“饶家驹安全区”），终于获得各方认可。“饶家驹安全区”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要保护战区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正是根据“饶家驹安全区”模式，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张云、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挥也分别作了主旨演讲。本次论坛由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主办，上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心、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承办。
(栏目主编：王珍，邮箱：)图片来源：除署名外，来自视觉中国 澎湃新闻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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