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张家栋：中印关系中的问题与超越
我的图书馆
【中印关系】张家栋：中印关系中的问题与超越
来源：《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6年01辑转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作者：张家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内容提要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分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两类。结构性因素包括边境冲突中巴关系、水资源争端和国际地位竞争等非结构性因素包括贸易不平衡签证问题、历史认知问题和战略差异等。这两类问题都呈分化、泛化趋势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和重要性也在变动之中。中印两国应当稳定结构性因素推动两国在非结构性因素领域的合作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与空间，以软化、弱化淡化传统问题对中印关系的障碍,在中印间塑造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为实现共同崛起的战略目标，中印两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密切、友好的关系。这已成为中印两国领导层的共识，推动中印关系不断升温。2013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印度总理辛格在60年内再次实现两国总理年内互访。2014年，印度副总统安萨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访问对方。2015年5月，印度新任总理莫迪访问中国。与此同时，两国部长级、特代级互访与会谈的频率也在上升。但总体来看，中印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与两国国力、国际地位和未来战略需求相适应的水平必须突破一系列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因素的束缚，才能提高到新的水平。否则，中印关系反而会在新的地缘战略形势下进一步疏离。1中印关系中的主要结构性因素中印关系长期受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所谓中印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是指那些长期存在而又很难在可预见的将来解决的因素并且对中印关系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影响，如领土争端、西藏问题、跨境河流问题和中巴关系问题等。(一)领土争端中印领土争端是中外乃至世界领土争端问题中所涉面积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争端之一。中印两国之间的争议领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空气最稀薄、自然条件最恶劣、人类活动最少的地区，也是两国历史上管理最薄弱的地区是“边疆之中的边疆”。直到今天为止，争议领土中的很多地方，还是人迹罕至、鸟兽稀少，甚至是寸草不生，只有双方边防巡逻人员偶尔光顾。两国对领土争端的一些基本要素缺少共识。一是两国对争端的历史和来源无共识。中国认为，中印领土争端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国应正视现实，超越殖民主义历史给中印关系所造成的困扰。而印度则认为，中印领土争端是英国殖民主义和中国扩张主义双重因素所造成的，喜马拉雅山是公元前1500年前就由印度教经典为印度划下的北部边界长期否认中印两国之间有领土争端问题的存在。直到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时，两国领导人才在“两国间存在领土争端”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二是两国对争端领土的面积无共识。中国认为两国争端领土约12.5万平方公里，其中西段3.3万平方公里，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东段藏南地区(印称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约9万平方公里。但是印度认为，东段9万是中国主张的印度领土;西段争议领土有4.3万平方公里，分别为拉达克地区的3.8万平方公里和巴基斯坦向中国“转让”的5180平方公里。只有在中段，中印两国共同认为争端领土面积约为2000平方公里，是两国领土争端中少有的共识。三是两国对实际控制线的位置无共识。中印实控线目前基本是中国主张的日控制线，但在很多地方并不明确。实控线的形成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明确的自然界线，如中印之间的乃堆拉山口、强拉山口等，就属于这种界线二是民众生活和政府管理所形成的习惯界线，如中印在中段的边界，两国民众日常生活的范围，就是两国确定实控线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很多地方，这两者都不存在，在西段尤为明显。事实上，虽然两国很多人都知道有领土争端存在，但对领土争端的事实则没有什么感觉。直到2013年，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邦初高中教育理事会”(StateBoardofSecondaryandHigherSecondaryEducation)为10年级学生发行的地理课本中，印度地图还不包括印占藏南地区。到问题被发现时，该课本已经印刷了15万本。目前，中印两国已经达成了三步走领土争端解决框架。一是确定政治指导原则。2005年，中印达成《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政治指导原则已经确定。二是确定解决框架。2012年，中印两国就框架谈判情况进行谈判，达成一定共识。三是最终划界。目前，中印两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处于第二阶段，核心问题是核实实控线问题。总体来看，中国要求对当前边境状况进行调整，在一个政治框架下整体解决。印度则要求基于控制现状，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领域追求“早期收获”。(二)西藏问题印度试图继承大英帝国在西藏的殖民主义遗产，是导致中印两国关系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国认为，印度在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DL集团是印度手中的一个筹码，以牵制、削弱，或获得对华关系中的心理优势。早在1947年，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在德里召开亚洲关系大会(AsianＲelationsConference)时就曾邀请以“单独国家”身份出席，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共同批判。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1947年5月～1949年12月)曾向南京报告，新独立的印度有把西藏建设成中印之间战略缓冲区的意图。印度第一任内政部部长萨达尔·帕特尔(SardarPatel)也曾给尼赫鲁总理写信，提醒印度因西藏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从印度的角度来看，西藏问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印度的战略安全问题。一些印度人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印度中心观”，认为西藏即使不能成为印度领土的一部分，至少也应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尼赫鲁就曾声称:“我们必须与西藏人而且只与西藏人打交道。”“我的意思是，西藏而不是尼泊尔必须成为我们竭力要建立的缓冲。”所以，1959年DL集团逃亡印度，印度不仅允许DL组建流亡政府，资助敌对，还招募组建“印藏边境警察部队”(ITBP)，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二是印度的宗教文化情感问题。印度人认为佛教是印度宗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印度教、锡克教和耆那教(Jains)一样，是达摩四宗教之一。因此，DL不是一个在印度的流亡者，而是印度宗教体系中的一个精神领袖。(三)跨境河流问题中印跨境河流问题是一个长期被中国学者忽视的因素，同时是西藏问题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这一问题将会更加突出。青藏高原是世界十大河流的发源地。这十大河流所经区域生活着1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0%。青藏高原的冰雪是世界上除极地以外的最大淡水储蓄地。而相关国家，从中国到南亚诸国，都处于严重的缺水状态。在中印水关系中，中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根据2013年《中国水资源公报》2013年，从国境外流入中国境内的水量为214.9亿立方米从中国流出国境的水量为5282.2亿立方米，中国水资源年净流出量为5067.3亿立方米，占中国当年26839.5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量的19%。其中流入界河的水量为2299.1亿立方米，一半左右流向印度。而据印度方面统计仅仅是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YarlungTsangpo/Brahmapu-tra)，每年就流出1654亿立方米的水超过流向东南亚的澜沧江(Me-kong)、怒江(Salween)和伊洛瓦底江(Irrawaddy)三条河流出量的总和。印度的水资源量已被过度开发，未来空间极小，而且人口增长速度和水消费增长速度又居高不下，对来自中国的水资源自然非常敏感。印度担心中国会将雅江水引走，以解决中国人口分布与水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北方人口占中国的42%，但水资源量只占中国的14%。印度的情况与中国类似，62%的水资源在北部和东北部，而南部和西部虽然拥有67%的国土，水资源却只占38%。因此，这些水最终是被中国“引”走还是被印度“引”走，关系到两国未来的战略发展空间和民众福利。印度对中国的水电开发非常担心。根据中国水电工程学会(ChinaSocie-tyforHydropowerEngineering)估计，在雅鲁藏布江大转弯(GreatBend)处有相当于3800万千瓦的水能，相当于1亿吨原煤，或相当于整个南海的油气资源。目前，中国已在这一地区修建了装机50万千瓦的藏木水电站(Zang-mu)。“水电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还将在雅江中游大力推进加查(Jiacha)、街需(Jiexu)和大古(Dagu)三大项目，总装机容量将为140万千瓦。印度方面认为，如果中国完全开发雅江，总装机容量可达万千瓦，将超过三峡水电站，并将超过印度万千瓦的水电总装机容量。据印方估计，如果这些项目全部完成，印度将在雨季减少64%、在旱季减少85%的雅鲁藏布江来水。阿萨姆平原还将因此减少来自中国的冲积泥土，影响印度农业生产。目前，中印在跨境河流方面的合作仅限于水文报汛和应急事件处理方面。主要合作协议为2002年中印《关于中国向印度提供雅鲁藏布江—布拉巴普特拉河汛期水文资料的谅解备忘录》以及2005年中印《关于中国向印度提供朗钦藏布江—萨特莱杰河汛期水文资料的谅解备忘录》。在2006年《中印联合声明》中，中国水利部与印度水利部建立司局级跨境河流专家级对话机制，到2014年12月已对话8次。2013年10月，在辛格总理访华前，中印签署《关于加强跨境河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将向印度提供的汛期水文资料时间延长到5个月从每年的5月15日到10月15日，中国每天2次向印度和孟加拉国通报水文数据。但是，印度希望能与中国达成一个河水分享协议，以保障未来对中印跨境河流的使用权。中国则更加强调主权原则，希望保障未来开发、利用这些河流的自主权。(四)中巴关系问题巴基斯坦是南亚唯一敢与印度叫板的国家。如果没有巴基斯坦，印度将可以近乎绝对地支配南亚任何国家的命运。在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基斯坦“是宗教狂热的产物”，几乎是万恶之源，各种威胁和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罪到巴基斯坦身上。在巴基斯坦人看来，自己才是印巴关系的最大受害者。国家被印度肢解，发展资金在与印度对抗中被消耗。为平衡印度的战略压力，巴基斯坦选择了三根战略支柱:中国、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中巴关系虽与中印关系存在互动关系，但又有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巴两国早在日就正式建交，但当时双方是在“广交朋友”、“睦邻友好”的视角下发展双边关系的。当时，巴基斯坦更需要美国。1959年后，巴基斯坦还在美国推动下宣称，要与印度合作来保卫南亚次大陆的安全。但1962年中印大规模边境冲突发生以后，美国为遏制中国而采取大规模援助印度的政策，让巴基斯坦被迫重新评估美巴关系放弃单纯依靠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并开始考虑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在印度的极力阻挠中，中巴关系反而取得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巴关系继续加强。2015年1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要加强美印关系之际，中国称巴基斯坦是“不可替代”的全天候盟友，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全力支持。201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将中巴关系重新定义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签订400多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全力支持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在此情况下，印度也越来越将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会越来越依赖中国，最终可能完全倒向中国。另一方面，印度又抱怨中国对印度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安全关切缺少敏感性，不照顾印度的感受。因此，印度对中巴军事和经济合作都非常警惕，对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道路修建计划以及中巴经济走廊计划更是非常担心。(五)海洋战略竞争问题中印两国都是海洋大国，但都不是海洋强国，又都处于海洋利益和海洋安全的拓展阶段。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对海洋的依赖程度逐渐上升。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26.43万亿人民币，合4.29万亿美元同年中国GDP总值为10.3万亿美元，贸易依赖度为41.7%，其中主要是通过海运。如果再加上6万亿人民币的海洋经济，中国对海洋的经济依存度约为50%。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海洋战略不断调整，从视海洋为战略壕沟，到视海洋为利益来源，再到当前视海洋为国家利益的主要拓展空间。与此相对应，中国海军也逐渐从一支近岸的黄水海军，逐渐发展成一支蓝水海军。印度海洋战略和海军发展的方向与中国类似。20年前，世界经济对于实施内向型经济战略的印度无足轻重。而在今天，印度40%以上的经济额都和世界贸易相关，主要也是通过海洋运输。在此情况下，印度海军力量也不断壮大，活动范围不断扩展。一些印度战略界人士认为当年英国退出时，印度虽也曾宣布一个印度洋版的门罗主义宣言，但最终没能抵制美苏的战略入侵，没有实现控制印度洋的战略设想。现在美国又要退出这一地区，印度不能再容忍任何其他地区外国家来主导印度洋事务，要把印度洋(theIndianOcean)真正变成印度之洋(India'sOcean)。不仅如此，印度海军还要西出、东进、南下。中印两国海军力量，自郑和下西洋近600年以后，再次历史性地相遇了，并且还是作为两个崛起中大国的相遇。2中印关系中的主要非结构性因素在中印关系中，除结构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些非结构性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印关系主要包括两国经贸不平衡和签证这两个现实问题以及历史认知差异和战略差异两个认识性问题。(一)经贸不平衡问题中印贸易关系长期不平衡，这是中印两国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但由于两国的经济结构是可以调整、转型的，所以这一问题的形态也不是固定的。目前，这一平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印度的巨额顺差。2011年，中国对印度出口560亿美元印度对中国出口190亿美元，贸易差额为370亿美元。2014年，中印两国双边贸易额为705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7.9%。中国对印出口542亿美元，比2013年上升12%;印度对中国出口164亿美元，下降3.5%，贸易差额为378亿美元。贸易不平衡在2015年度还会有所扩大。据印度工业贸易部数据，印度与中国在2015年的贸易总额为716.4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金额为582.5亿美元，而印度对中国出口则下降至133.8亿美元，逆差上升448.7亿美元。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中印两国间的一个重要外交议题，每次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都会提到这一问题。2011年12月，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NationalSecurityCouncilSecretariat)甚至暗示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会给印度带来国家安全问题。另外，印度还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程承包国。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在印度工程承包合同总额为600多亿美元，已完成360亿美元以上。为改变这一状况，印度曾出台一些特别政策。2012年7月，印度政府决定对出口到印度的发电设备征收特别关税，而中国发电设备占印度所有发电设备进口的40%电信和电力设备又占中国对印贸易顺差的70%。在此情况下，贸易问题也成为中国方面关注的重要议题。(二)签证问题签证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是一个双向问题，对双方公民都有重大影响。在印度看来，签证问题主要涉及印占藏南地区居民的访华签证问题，即另纸签证问题。这一签证体系源于1987年2月，印度在其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中国藏南)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阿邦)，中方多次严正声明，绝不承认。同时，为方便“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民众来中国，对出生地为所谓阿邦的普通居民申请来华，中国不承认其护照，颁发另纸签证。签证上没有护照号码，并加注“本签证系发给某人(同护照名)先生(女士)的另纸签证”。对阿邦官员和议员，则原则上不发签证。印方曾长期不反对中方做法。但从2006年起，印度不断以小动作来试探中国在“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问题上的底线，先在印度官方代表团内塞入阿邦人员，并在中国拒绝或拖延发证后取消整个代表团。2009年，印发布规定，称中国另纸签证为印公民无效的出国旅行证件。日，印度青体部因为阿邦青年的签证问题，推迟了访华百人团的行程。印度领导人每次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几乎都要谈到这一问题。在印度看来，如果中国向“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民众发放普通护照，将成为中国接受印度占领状态的一种法理依据。为迫使中方让步，印度政府把这一问题与签署《中印关于简化签证手续的谅解备忘录》等问题挂钩处理。中方关注的主要是印度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时的速度和歧视性待遇问题。中印两国曾于1994年和2003年签署《中印关于简化签证手续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10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普通公民签证申请者发放签证。印方曾向中方承诺，向中国驻印外交轮换人员15日内、新增人员30日内发放签证，但执行不力。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新增常驻人员签证平均需要3个月，中资公司和驻印记者签证申请平均需要6个月学生签证平均需要1个月或更长，签证延期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是导致中国访印人员数量不高、在印经贸活动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比，中国给印持外交、公务护照人员、代表团、印驻华使领馆人员办理签证的平均时间只有2～3个工作日。2014年5月莫迪总理访问中国期间，宣布向中国游客开放签证系统，中国游客进入印度的便利程度有所提高，但其他人员获得印度签证的难度仍然很大。(三)历史观差异中印两国民众对中印关系的历史观不平衡。一是两国对1962年中印边境大规模冲突的看法差异很大。在中国人看来，1962年边境冲突只是一场小冲突、小战斗，算不上“战争”。冲突的原因是印度在美国等国的鼓动以及本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实施前进政策，遭到中国的“教训”，中国“获得了中印边境地区的长期和平”。对印度人来说，中国“背信弃义”，发动了“侵略印度”的战争，让印度遭受了失败和侮辱。从此以后，一个自信的、争取与美苏平等大国地位的印度消失了，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和领导地位消失了，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在印度外交中逐渐萎缩，印度全面退缩到南亚地区。二是两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席位问题的分歧很大。很多印度人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和精英在内长期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即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本来印度是有机会获取的。现在印度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是要获得早就应该属于印度的席位，中国应回报印度，无条件支持印度。在中国看来，联合国安理会成立时，印度还没有独立，不是创造会员国，不存在取代中国席位的问题。并且中国并不反对印度申请“入常”，但印度不应该与他国一起抱团申请，让中国难以决策。三是两国对边境争端的根源认识不同。中国认为边境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印度，因为中国已经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争端其中有强有弱，只有与印度及其不丹无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印度拒绝妥协，没有认真的谈判态度。印度则认为，边境冲突是中国扩张的结果。并且中国在与多数国家的领土争端谈判中都能让步，为何偏偏对印度如此强硬?中印两国在上述问题上的认识差异，使双方的心态极不平衡。印度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敏感。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印度的正常活动也因此面临很多非常规阻力和障碍。(四)战略差异中印之间存在明显的战略差异。一是战略重要性差异。印度认为，中国是其在亚洲的主要战略竞争者很多印度人认为中印两国正在进行一场争夺关注、尊重、投资、地区影响力和资源的竞赛。印度前副总理阿德瓦尼曾宣称，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莫迪总理在2014年9月访问美国硅谷和2015年11月出席东盟峰会时都称，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因此，与中国相似，印度也提出了很多地区互联互通倡议，有些还对中国有很强的针对性。中国提出“孟中印缅”(BCIM)经济走廊倡议，印度有卡拉丹连通计划和印度—缅甸—泰国东西陆路连通计划;中国提出“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印度有连接阿富汗和伊朗的战略计划;中国建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印度就建设伊朗恰巴哈尔港，两者虽由巴伊两国边界相隔但只相距70公里左右;中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印度就提“香料之路”概念，并想把“季风工程”这一文化项目提高到政治战略的高度近来还有人提出“棉花之路”概念;中国要在北印度洋地区建立一个基础设施链条印度总理莫迪就沿着塞舌尔、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这几个海上枢纽国家访问一圈，签订基础设施合作协议。中国主要从南亚地区的角度看待印度，认为印度是南亚地区的主导国家，有可能影响中国西藏形势，但不是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此，中国虽在印度周边提出很多倡议，但其实只是“路过印度”，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组成部分，并非特别针对印度。因此，中国并没有把印度的关切放在重要决策位置上，印度经常有被中国“轻视”的感觉。二是对外战略差异。印度长期在世界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以俄罗斯来平衡美国，以日本来平衡中国，再在中美之间相互平衡。中国则长期以自身需求为导向来组织对外关系，虽然也经常使用“平衡”手段，但很少以平衡本身为目标。印度的平衡外交文化，使得印度经常认为中国是在主动平衡印度，但中国则认为印度的平衡战略背后有更远大的战略意图是想与其他国家一起制衡中国。2015年以来，印度在战略与安全方面日益向美国、日本等国家倾斜，牵制、平衡中国影响的姿态更加明显。三是战略顺序差异。中国强调“增信释疑”，即先搞好两国政治关系，再坐下来解决领土争端等具体问题。这是中国与缅甸、俄罗斯、越南和中亚国家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模式。印度则更强调“释疑增信”，即只有先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两国政治关系。这一差异使得中印两国经常行驶在不同的轨道上。在两国领导人会谈时，中国领导人经常谈战略关系印度领导人则往往强调具体问题;中国人喜欢谈如何整体改善双边关系，印度人则更重视如何获得具体的“早期收获”。3超越中印关系障碍需要综合方案中印关系的性质与重要性已今非昔比。当前，中印两国分别为世界第二和第八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则分别为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将可能分居第一和第二位，将与美国与欧洲形成四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因此，中印关系不仅具有双边和地区意义，在未来也具有世界性战略意义。目前，中印双方领导人都有推动中印关系发展的强烈愿望，中印关系发展呈现“自上而下”推动的模式，但受困于上述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因素。只有超越结构性因素、推动非结构性因素发展、在结构性因素中寻找合作领域，才能使中印两国全面发展双边关系。(一)改变观念以塑造中印新型大国关系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都有文化中心主义倾向，都倾向于用中心—边缘视角看待问题。在中印关系中，中国拥有综合国力优势，经济总量(GDP)是印度的4倍左右，拥有更多的金融和经济资源。但是，印度则拥有地理优势和国际环境优势。一方面，印度处于中国海上生命线的上游，可以用低成本的有限力量来影响中国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印度的国际环境比中国好，与各大国关系良好，可以在不同大国间搞平衡外交。因此，总体来看，中印两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处于前所未有的某种均势状态之中，可以成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一新型大国关系中，中印两国各有所需。印度希望中国可以给印度以世界大国地位的许可证，中国则希望印度可以为中国进入印度洋地区开绿灯，两国间有达成战略默契的可能性。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的枢纽和桥梁，是中国印度洋战略的关键。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经营印度洋地区的成本。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掌握着其世界大国之路上的钥匙。印度正努力寻求加入“大国俱乐部”，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合法核武器国家。但是，与巴西等国相比，印度虽在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有优势，但在地缘政治方面并没有优势。印度没有一个地区性组织和相关机制可以作为参与全球政治的跳板和支撑点，在现存世界大国中也没有形成接受印度的共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或认可，不管印度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合法地成为“世界大国”。(二)推动务实合作以降低中印结构性因素的敏感性结构性因素是中印关系中的长期性、恒定性障碍。1962年中印大规模边境冲突爆发以后印度通过有关法案，表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并将其列入宪法，使得两国解决边境争端缺少谈判空间。但是，中印两国仍然有可能超越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一是在主观上，两国领导人和政治、经济精英有改善双边关系的强烈愿望。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形成几个重要的共识，分别为“非战共识”、“战略关系共识”和“合作关系共识”。二是在客观上，当前中印关系已经远远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当前，中印两国的相遇是世界性相遇，是在新时代以新身份的相遇。在此情况下，中印间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和地位出现变化与分化。传统的结构性因素如领土争端、西藏问题和中巴关系等的重要性下降，水资源争端的意义上升，两国如何处理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中印关系正出现“低政治化”现象。三是在实践上，两国在全球性领域的合作已经成熟、有效。两国在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一些地区敏感问题上都有战略默契或行动层面的合作。甚至在领土争端等结构性问题领域，两国在稳定边境局势、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通过在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印两国虽然不能解决上述结构性问题，但是可以降低这些问题的敏感性，可以减少这些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困扰。(三)促进人文交流以改善中印关系的民意基础中印两国之间的一个很大障碍，存在于心理和认知层面。一方面，这来自双方在领土争端等级结构性问题上的冲突而产生的误解或敌视。据印度观察家基金会(OＲF)的一次民调，有80%以上的印度民众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对印度的好感度，要普遍高一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推动也是中印关系交恶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媒体中，中印两国总是处于相互对立的语境，“民主与不民主”、“喜马拉雅山两边”、“1962年战争”、“未来谁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等等。正如谭中教授所言:“从冷战时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急切希望中印两国对立争雄，两败俱伤，印度许多知识精英都变成这一意愿的俘虏。”印度精英分子的对华认知则比较复杂，分为三大派别:一是民族主义派，认为中国是现实敌人或潜在战略对手;二是现实主义派，认为中国给印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三是自由主义派或全球主义派，认为中印将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平共存。目前民族主义派虽仍占上风，但心理和认知问题是软性的、可以改变的。由于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两国间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已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舞台，敌对情绪已经不是印度舆论的唯一特征。为改善中印关系的民意基础，两国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重塑“中印表兄弟”关系。中印两国2000多年人文交往关系密切，是“文化表兄弟”(CulturalCousin)。在殖民主义时期，两国又一起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剥削，两国革命者成为“反殖民表兄弟”。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后，两国曾要推动建立“中印联盟”，但因领土争端和外部挑动而未能如愿。在多极化世界中，为促进亚洲世纪的到来，中国应塑造“战略表兄弟”(StrategicCousin)关系，以共同提高两国的国际地位。二是采取切实措施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中印两国人文交流水平非常低，在2014年只有70万印度人访华、17万中国人访印，不及中韩之间的一个黄金周。2015年，中印双向游客首次超过100万;前10个月，已有20万中国人访问印度，超过上年全年但与两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出入境人数仍完全不成比例。这也表明，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空间很大。(四)拓展互动领域以扩大中印两国的合作面在大国关系中，很多问题不是被解决的，而是被国际形势所超越的。中印两国之间的一些问题难以迅速找到解决方案，有些甚至根本就不具备解决的条件，但搁置、管理和超越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为达到此目标，两国应拓展在经济和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一是两国要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首先，两国应改变思路，从对外经济全局来看待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不纠结于特定国家的特定领域。其次，中印两国要开拓更多经济合作领域，改善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环境，在贸易以外来寻求一个更加平衡的中印收支关系。2015年，中印两国之间达成400多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协议，进展很快。最后，中印两国应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进一步加强、加深合作。中印两国都面临如何应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TheＲ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Ｒ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等新兴国际经济机制的问题，在如何参与、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有共同立场和利益。二是两国应加强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的沟通与交流。领土争端和地缘政治竞争使得中印两国很难建立战略互信关系但是，通过加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沟通与交流，包括边境地区信任措施建设以及海洋安全和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两国可以改变在一些问题上的对立氛围，改善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4结论总体来看，中印关系“起点低，基础差，发展快，前景广，领域多,问题复杂”。从具体领域来看，中印政治关系仍是热而不亲，经贸关系密切但缺少纵深合作军事关系升温但仍处于冷淡阶段，人文纽带历史悠久但现实联系薄弱，在多边舞台立场接近但主动协调不足。但是，这也恰恰表明中印关系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两国都处上升阶段，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想推动双边关系发展，都有合作以提高国际地位的愿望。而一些地区外势力则试图破坏、干扰两国间的这一趋势或需求，试图在中印间重玩“远交近攻”、“海外平衡”的“分而治之”游戏，对两国的国际政治智慧都构成了挑战。（注释略）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ID：sinozhuge
馆藏&137141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