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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9-19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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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与张学良
张学良：至今不明白为何要那样对待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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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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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35774张学良忆：杨虎城太太是共产党 猜她身上有任务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杨天石
张学良 资料图
一、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
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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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见到杨虎城的后人为何一直不肯讲话？
作为杨虎城之孙，杨瀚两次赴美看望张学良，但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一直避谈杨虎城。而他致书国民党要求为杨虎城平反，也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回应。
2010年10月，杨瀚，抗日名将杨虎城的孙子，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研究的祖父和西安事变。
这位《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是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
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父亲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父亲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结束幽禁生活。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人选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貌性拜访，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父亲去世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
那是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我是祖父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如此平静？
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住的夏威夷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他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感觉他觉得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受祖父影响比较大。
蒋介石设计诱捕杨虎城
蒋介石诱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祖父在欧洲时，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不让祖父回国的决定，让宋子文把祖父弄回来。当初，祖父确实是想从苏联进陕西。此外，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接近蒋介石的近臣们中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的这一秘密打算转告给了蒋介石。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给了蒋(郭增恺之女郭达仁口述，郭增恺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转引自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祖父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祖父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但祖父本人决定马上启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祖父。宋子文见到祖父时，表现得十分热情，还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之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当时祖父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日上午11时30分，祖父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祖父按照事先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祖父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祖父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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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张学良见杨虎城后人为何不说话？
  |  来源： 中国网传媒经济频道  |  作者： 李华  |  责任编辑： 李华
作为杨虎城之孙，杨瀚两次赴美看望张学良，但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一直避谈杨虎城。而他致书国民党要求为杨虎城平反，也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回应。
     2010年10月，杨瀚，抗日名将杨虎城的孙子，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研究的祖父和西安事变。
     这位《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是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
     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父亲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父亲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结束幽禁生活。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人选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貌性拜访，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父亲去世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
     那是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我是祖父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如此平静？
     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他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感觉他觉得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受祖父影响比较大。■蒋介石设计诱捕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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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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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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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当时祖父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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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西安事变张学良主张尽快释放蒋介石 与杨虎城争执
西安事变张学良主张尽快释放蒋介石 与杨虎城争执
编者按：今天是西安事变77周年纪念日。本报特邀杨虎城将军之嫡孙――杨瀚先生撰写《追寻祖父杨虎城》一文，文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从1999年开始，杨瀚先生对于历史亲历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在收集、整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努力探寻历史真相。
我与祖父杨虎城，虽然关系至亲，血脉相传，但我对他的了解，却用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里我感悟到：了解他、认识他，就是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了解、体会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牺牲奋斗史，同时也是一个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精神、民族魂魄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单调、困难，但也充满了探索、发现、成功与思考。
幼时的祖父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祖母张蕙兰身边度过的，于是我对祖父杨虎城的认识也是从祖母那里开始的。
在我记事后不久，一年的初冬时分，祖母家的大客厅里的条案上摆起一个身着西装男人的大相片。在相片面前设了香案，案上燃起了蜡烛和贡香，香案前还有一个供桌，上面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在诸多的贡品中，有一碗由祖母亲自用蔬菜做的绿色面条。午饭后，开始有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我家，聚集在客厅里交谈。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大相片行三鞠躬礼。
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从家人口中得知，相片里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众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再后来，我又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烈士。
祖母平日里零星也对我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系统地说过杨家的身世。要上小学时，我才回到父母身边。
1969年春节来临了，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终于回到家中，我家才过了一个团圆节。
节日里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于是他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讲到祖父遇害；从他进延安参加革命，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那个晚上，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讲了许多。他越讲越激动，我们5个子女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家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探寻半世纪前的历史细节
1996年我出国后，接触到一些台湾朋友才知道，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西安事变和杨虎城。知道的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根本不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1999年我到美国见过张学良将军后更加认识到这一点。
1999年6月，我偕女儿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我们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美，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两次夏威夷之行都让我感觉到，在与张将军的接触中，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这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中国内地，一直对祖父的评价很高，但缺乏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几十年来，虽也出版一些描写他生平、思想的传记著作。但由于时代、资料的局限，内容相对简单，资料不够丰富、深入。自从见张学良将军后，我便开始收集、研究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
2005年，我在帮助母亲整理父亲的回忆录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一些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看到了祖父杨虎城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也感到这些资料对祖父最初的活动描述有许多的缺陷。我便以这些资料为线索开始了自己的探寻之路。
探访杀害祖父的“刽子手”
我们乘坐汽车去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个叫周庄的小村落，要去找寻一个叫“杨钦典”的人。“杨钦典”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去找他？
我父亲杨拯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一书“赴渝移灵”一章中说：“有一天，有个吊唁者要求见我，该人原来是杀害我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叫‘杨钦典’，是河南人。他来向我表示悔过，说他不是杀害父亲的主犯，掩埋我父亲的花坛就是他向政府坦白的……他对父亲遇害过程讲得比较详细。大家听后都很气愤，张国光提出把‘杨钦典’带回西安予以处决。我考虑，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经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
据曾任父亲秘书的刘文江回忆，“文革”后，重庆市检察院的人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在押犯“杨钦典”提供解放初他们在重庆见面那段情况的证明。原来，“杨钦典”在与父亲见面后不久就被重庆军管会释放，回河南老家务农了。这一举措，在内地留下了一个见证蒋介石杀害杨虎城的证人。
谁料想，“文革”中他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判处20年徒刑。“文革”后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杨钦典”也在狱中申诉。他想起当年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即我父亲)，与他有过接触，随后他就被释放了，便提出找父亲为他证明。父亲很重视此事，抽时间专门接见了复查人员，并写了证明材料。很快，重庆市法院撤销了错误判决，“杨钦典”恢复自由又回家务农了。
2005年，我写信给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要求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连先生当年做了回应。可当马英九继任主席后却出现一些反复，国民党中一些死抱尊蒋反共立场的人连非法杀害杨虎城的事情都不敢承认。于是，我十分有必要去见这位还活着的历史证人。
当时的地址线索是2005年《漯河日报》的一篇关于“杨钦典”的报道。报道中只提到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车行半日，午后我们到了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找到当地派出所，我拿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开具的寻找杨虎城资料的介绍信，得到派出所的接待。我说出查找“杨钦典”后，民警在计算机上认真地查找了一番，然后对我说：没有这个人。
当时真像头上被浇了一盆凉水，我们大老远跑来怎么会错呢？我定了一下神，又对民警说：“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被劳改释放的，今年80多岁了。”民警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又查找了一番后，告诉我们有一个叫杨轻典的是1982年被释放回来的，现年88岁，住在周庄村。
就是他！我请民警复印了他的户籍卡，为以后证明杨轻典就是“杨钦典”留下了法律依据。
出了派出所，我们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周庄，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在村里邻居的带领下找到了杨家。邻居告诉我们：老人现在跟孙子住，孙子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孙媳带个孩子和老人。老人前些年身体还好，经常下地干活，如今已很少看见他出门了。
进了杨家，过了一会儿，一位瘦高个子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当我们说明来意，老人却喃喃说：“我记不得了。”老人的孙媳说，老人头年得了一次病，病后就不爱说话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礼物再次登门。这一次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首先老人的精神好了起来，不但早已起床，而且出屋到院子里来见我们。握手寒暄、送上礼物后，老人和他孙媳都很高兴。看来很少有人对他如此尊重。
我从老人家里找来一本记述他曾回忆重庆往事的书。就书中的内容进行交谈。当他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他在重庆的往事后，我不失时机直接说明：“我是杨虎城的孙子，我来看你，希望通过你见证那段历史。”老人幽幽地说出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我只是个当兵的……你爷爷没关在重庆……你爷爷是在重庆被害的……松林坡，离白公馆很近，害死了……我当兵，站个岗……”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他很可怜，他是蒋介石政权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因参与了那段历史，他一生都未能安宁。晚年如此境地，怎能不让人唏嘘？
在美发现以父亲名义给宋子文的电报
2006年年底，我撰写的《杨虎城大传》出版发行了。写作的过程中，恰好宋子文的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这个日记填补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重要的历史空白，揭示了杨虎城与张学良在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
我想进一步更直接了解宋子文、蒋介石，便于2007年年初，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我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查阅了宋子文个人档案和蒋介石的日记，有不少喜人的发现。
一是我拿到了宋子文关于西安事变的追记(英文)原件的复印件。宋子文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参与西安事变的“日记”，其实是他事后用英文打印的，一个以日记形式书写的文件。这个“日记”比较详实地记录了他参与处理西安事变的经历过程。其中鲜为人知地披露出：他与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达成协议的过程与内容；张学良因为要尽快释放蒋介石，与杨虎城发生争执的事情；以及张学良背着杨虎城与他秘商如何送蒋回南京的经过。
二是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了，1944年年底，一封以我父亲杨拯民名义发给宋的电报：
宋院长均鉴：
顷悉伯荣代行政院院长，不胜欢心。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实深铭感，临电迫切。敬候示复。
世侄杨拯民叩
巧亥 延安
宋子文的批示是“不复”。
对这封电报，父亲生前未曾提过，可能是他年久忘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从延安给宋子文拍出如此电报，一定是组织行为，应该视为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宋子文营救祖父的一种尝试。从这件事，也反映出宋子文对杨虎城的根本态度。西安事变发生，宋子文在处理事变的过程中表现出进步、开明、民主的一些特点。甚至因为扣押张学良与蒋介石有过一些争执。但是在根本政治立场和态度上，他还是服从和维护蒋介石的。所以他能出面诱骗杨虎城回国，跑去香港继续引诱(还动员王炳南一起)，但对释放祖父的请求是如此冷漠。
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之孙蒋孝严会面
为了寻找祖父和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从2009年到2013年，我五赴台湾。在那里我找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解开了一个个历史谜题。
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邀请，日一早，我从北京踏上了赴台湾访问交流的旅程。
我赴台湾，主要是寻找有关西安事变暨祖父杨虎城的历史资料，可在台湾近代史的档案中虽经努力，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据该所的研究人员介绍，在“国史馆”中应该有相关资料。于是我将寻觅的目标定在了“国史馆”。
“国史馆”坐落在台北县的新店市北宜路上的山涧旁，有山有水环境悠然。它由数栋依山建立的楼房组成。馆内除一般的政府档案文件外，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蒋介石档案。
蒋介石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存与整理。早在1925年他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即将其文卷、文物交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秘书处主任兼校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毛思诚保存与整理约10年之久。之后又分别由担任他秘书长的陈布雷、秘书周宏涛等保管。1949年5月自大陆撤出时，将其档案由上海与中央银行的黄金一起用军舰运至台湾高雄，交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同年8月移存到桃园大溪镇。
在“国史馆”借助先进的电脑数字查询系统，我查阅了当时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在这些历史档案中，一个个历史的谜团与秘密映入了我的眼帘：
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前曾秘密召见在上海治病的杨虎城以观察杨对他的态度。当时蒋是如何召杨去的？后人一直不清楚。这次我看到了：“10月15日 委员长手令上海杨警备司令：密转虎城兄，病状如何？能否来杭一谈。中正”。这使我弄清了蒋介石见杨虎城是通过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当的中介这一历史细节。
人们要问，上司要见下属为何要找中间人呢？这正反映出蒋介石的特点――聪明与狡猾。当时，张学良派卫队查抄了省党部不久；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多次会晤；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活跃；东北军、十七路军已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前线已无战事。这些情况特务系统已大量报送到蒋的面前。但他不相信，一个崇尚法西斯，一直被他玩弄于股掌上的张少帅到西安刚一年，就会与他在政治上分道。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自负，要亲自了解真相。于是他要找杨虎城当面谈谈，可对外要保密。让杨虎出面，一可以避免刺激张学良；二让外界知道后，可认为是杨虎城主动去向他汇报什么，在张与杨之间产生无数的遐想。
在“国史馆”我还看到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布置戴笠在上海秘密监视周恩来、杨虎城；戴笠在诱捕杨虎城期间给蒋介石的请示；戴笠去贵州看望张学良、杨虎城后给蒋介石的报告；蒋介石指示胡宗南秘密监视邓宝珊之女、我父亲杨拯民的电报；保密局报告杨虎城生病、治疗情况的电报等一批珍贵资料。这些资料都是蒋介石迫害、杀害杨虎城的有力证据。由此我了解到，在台湾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待公开，有大量历史秘密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去揭示。
我在台湾“立法院”旁的立委办公室里还与蒋孝严进行了会面。这是两个“仇人”孙子的会见，但丝毫没有敌对的气氛。
蒋孝严非常重视与我的见面，专门从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请假出来。他表示对杨虎城的情况了解不多，我就祖父遭秘密逮捕、监禁、杀害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蒋孝严表示要认真阅读我送给他的《杨虎城大传》，希望今后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事后有人说我们的见面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不这样认为。祖父杨虎城遇害已经64年了，我为祖父讨一个公理，是为还原历史真相，终结仇恨，团结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文并图/杨瀚，系杨虎城将军之嫡孙)
【编辑: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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