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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存续邻里情（金台随感·善行民族风）
　　说到，人们很容易想起清代六尺巷的故事以及尚书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打油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在古代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春秋时期宋国贤臣子罕的事迹，也许更能说明什么叫为官不仗势，做人和为贵，与邻为善。楚国的士尹池出使宋国，顺便为楚王伐宋搜集情报，子罕请他进家喝酒。士尹池发现，南邻垒砌的墙凸伸到子罕家的院子里，西邻排出的水从子罕家门前流过，就问子罕为何不制止他们。子罕说，南邻靠做鞋谋生已经三代人了，今若搬走，买鞋的人就找不到作坊，他家的生计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没让他们搬家。西邻家的地势高，我家院子地势低，他家的水从我家门前流过，就便、顺畅，所以没阻止他。士尹池回国后劝谏楚王说：“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春秋虽然无义战，但也得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所谓师出有名，否则会遭到其他诸侯国的非议甚至群起而攻之。楚王听士尹池如此说，就放弃了伐宋的打算。孔子得知这件事后，感慨地说，修身立德于庙堂之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于千里之外，说的就是司城子罕这样的人吧？看起来是小事，映射出来的却是高尚的人格与国格。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住进了高层住宅小区，钢筋混凝土加防盗门，邻里之间不再有平房大杂院年代那样的亲密接触，以致“邻居相见不相识，不知对门是何人”。越来越多的农民搬进了新农村社区，穷街陋巷没了，可隔着墙头借火柴的那份乡情也远去了。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人在家中坐，消息通四海，网聊八方友，邻居不往来。一项对全国六大城市的调查显示，四成人不知邻居名字，六成人不和邻居往来，更多的人则不会与邻居打招呼或偶尔打招呼，近八成被调查者表示，现在的邻里之间已经越来越疏远，邻里温情正在消失。
　　回望过去我们发现，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原先的社区，大多是公房或公家分的房子，居民是同一行业或单位的同事，原本就有联系，加之相处日久，邻里情分自然就浓一些。而现在，商品房的普及打破了同行相邻而居的群落模式，住在同一大院、同一楼座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影视剧里“别和陌生人说话”的告诫被用到上，大家互相抱有戒心，接触更无从谈起，让人平添“比邻若天涯”之感。生活中有这样的一则故事。有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对门住的是一位单身母亲与两个孩子。一天晚上忽然断电，没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对门那家的小孩。孩子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以为是来借蜡烛的，怕以后会平添更多麻烦，就没好声气地说：“没有！”正当她准备关门时，那孩子举起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刚来这里没准备蜡烛，让我送两根给你。”这位新来的女子方知误会了邻居，内心满是感动与自责。可见，好，信任很重要。重建，重要的是消除信任危机，拉近人们心理上的距离。
　　有人认为，现代化的居住条件和通讯方式，使人们再也回不到传统的。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前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一位居民晚间回家时发现小区内有一辆轿车天窗没关，眼看天要下雨，不免担心起来。他见车后面贴有“车友会”的标识，并留有一个聊天，于是记下这个号码，回家后打开电脑加入了群里，向网友求助。根据群内登记的电话号码，第一时间给该车主打电话。不巧的是对方的电话关机。联系不上车主，这位居民急中生智，在家里找了一大块保鲜膜和一卷宽胶带，将那辆车的天窗给遮上。不久，就下了一阵急雨。后来记者联系到了车主，他对此事很感动，“我也不认识这位好心的邻居，真的是太感谢他了。”
　　孟子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事实上，让人温暖的，并非都是救人救火等生死攸关的大事，更多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平常小事。比如，停车上楼忘了带包，进门匆忙忘了拔钥匙，楼上晾晒的衣物吹落到楼下，外出旅行代收快递，帮助照看一下孩子……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用急”。虽说如今与过去大不同，但每个人若能够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多为别人着想，相信邻里有情的古风在现代社会定能存续下去，中华民族相互友爱的传统风尚也会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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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成功，谢谢参与！一学期一次的全国四级英语等考终于结束。这次最严，连安检都用上。不象是监督学生，倒象防作奸犯科似的。也难怪主考方这样严格要求。星期四下午的考务会开了近一个小时，主持人罗列了很多新增的监考细则，听得各位监考员头晕。星期六上午领取试卷时，全体监考老师挨个被安检，手机全部上交，考场学生也挨个被安检，手机上交。因去年某校出现一个考场几十份考卷客观题完全雷同，主观题没怎么做的特殊考卷。更让大家如临大敌，严阵以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年青学子不把心思用在努力提高实力上，单去琢磨更高级的作弊手段。每次考试学生签的诚信考试承诺书形同虚设，各大考场虽然也大幅标语“诚信考试”，但能有所触动的考生不多，总想方设法作弊，不付出又想有个好收成。不劳而获无异于小偷！但是大家不以为耻，反倒认为成功作弊是本事，是非黑白颠倒到何等程度！《乱世佳人》里白瑞德对郝斯嘉说：“你不是怕犯罪，而是怕被捉到”只要不被捉到就无所谓。人无信不立。提倡的往往就是最缺乏的。老师也只能出此下策，与学生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教育，没能教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具有浩然之气的君子，只教出些鲜廉寡耻、习惯于偷鸡摸狗、鬼鬼祟祟的鼠辈，是彻底的失败与悲哀！
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也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1992－2003年，俄罗斯高校博士生的数量从1128人增加到4052人，增加了2.6倍。然而，俄罗斯只有30%的研究生和约40%的博士生在结业时能够通过答辩。足见俄罗斯对教育质量把关的严谨性。不仅现在，他们历来有此传统。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交好时，苏联专家援华。六十年代，中苏交恶，苏联撤走全部专家，这批人临走留下些没来得及带走的草稿，其工整严密竟然堪比我们正式写文章。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让人叹服，也筑就他们在多个领域的不凡造诣。俄罗斯虽出身游牧民族，但自古崇尚知识酷爱读书，即使现在崇尚享乐的时代，他们地铁、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常常看到很多人在读书看报，既不同于打瞌睡的日本“工蜂”，也不同于侃大山的中国人。其国民的人均阅读量居欧洲第二，仅次于芬兰。“知识分子”这一词只存在于俄语中，其它语言没有与之等价的词。这个词是俄国最为推崇的赞词之一。胜任“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往往比赢得有威望的称号还要困难。“知识分子”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们是有学识的人（请别以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本行业的专家。他们有高度的综合人文素养、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当然，他们还具备良知。
同样具备这种求真求实精神的另一个国家——德国。这种精神体现在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国货素以制造精良著称。宗教改革的拨乱反正也始于它。德国人守规矩守时有口皆碑。有个笑话讲，在欧洲一座旅游名城的街头，游客熙熙攘攘，无法分辨他们的国籍。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在等红灯的人，无疑就是德国人了。夜间车稀人少，别的国家的人早就灵活地过了马路，哪管红灯绿灯，&只有较真的德国人还在等啊等。
&&德国是一个讲究秩序的社会，人人遵守交通规则，已经成为了德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外国人融入德国社会的起步。不光是行人要正确地过马路，骑自行车的人和开机动车的人，都是公共交通重要的组成部分，凡是公共交通的参与者都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则，互相尊重和谦让，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交通状况才可能井然有序。
德国之所以成为公共交通的礼仪之邦，与他们从小接受的务实教育密切相关。&&正是从小到大的切身教育，使德国人首先作为行人、然后作为司机，养成了遵守公共交通的习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礼仪，成为衡量一个人基本道德和行为修养的标尺。
&&德国人凡事从娃娃抓起，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德国幼儿园在孩子们毕业那年，对“毕业生”进行正式的过马路教育。究竟有多正式呢？光是老师在课堂上讲是不够的，&那些画本读物也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当地的警察叔叔会来到幼儿园，与老师一起，带着即将毕业的孩子们，真正地走到大马路上，进行实践教育，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基本规则就不说了，还教育孩子们怎样防范作为行人可能遇到的风险，因为不是每一条小街都有红绿灯和斑马线，如何在一些偏僻小街过马路，如何防止被粗心的或者疲累的司机撞上等等。这些小小毕业生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在6岁，穿着挺括制服的警察先生亲自来指导，孩子们印象深刻，甚至到了成年都记忆犹新。&在小学新生入学的那一天，甚至那一整周，在上学和放学的钟点里，同一位警察先生又会出现在小学校的校门口，一本正经地检查功课来了，看看孩子们有没有记住他的教诲，有没有正确地过马路；而孩子们则得意地朝警察先生招招手，像个小大人似地，一板一眼地过马路。
认真务实作风还体现在以利相争的外交上。同样做为二战战败国，德国与日本对待受侵略国的态度迥异。日本想方设法抵赖，逃避责任，教科书上篡改历史混淆视听，元首频频参拜敬国神社，死不悔改很伤亚洲各国人的感情。不管他怎么到各国赞助作秀，大家都还是提防着这只白眼狼。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拍手称赞。
勃兰特１９７３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当时采取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感受。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勃兰特流亡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
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一跪，淡化了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沉积在心底里的愤怒，他们为勃兰特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回归正常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亲自去波兰，为刻有下跪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由２７００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提醒后人德国走过的歧途绝对不能重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胜于庙堂之上只能以德服人。德国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自有其过硬的内功，但能成为欧洲的领头羊，还在于这份勇担罪责的心量，不失大国风范，值得信赖。良好的口碑是最好的名片。即使从最功利的角度，客观上也能起到长线钓鱼赢得民意的效果。诚信可能一时损失一些眼前利益，但绝对能收获长远的认可接纳，这才是千金不换的品牌！做人如是，治国如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在整个漫长的教育历程中，到底应以什么为重？功利主义的导向是唯分数论，只要成绩好，其它方面的毛病都可被通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口号是不错。实践中，往往突出“智”忽视其余，即使是“智”也多停留在知识考试层面，常见一个成绩好的优生可能并不见得有多少真知灼见、勇于创新、独立思考的智慧。从小学就开设的思想品德课，从来不受重视，往往都得让位于要参加升学考试的语数外等主科。结果多出产一些会考试的机器和不会考试的作弊高手，而深邃的头脑、健全的人格、强健的心志、高尚的品格、胆识修养等诸多更高层次的素质并没得到任何锻炼。秦朝时，甘罗十二出使替当时国相排忧解难；科举时代中举就可放县官，各朝都有年轻有为，弱冠就有政声的才俊；即使到了民国，也有二十出头就挑大梁的。反观今日年轻一代，思想还停留在等靠要，什么都父母包办代替，好逸恶劳，甚至而立之年还立不起来回去啃老。这种水准能担当什么大任？
能力和人品，哪个更重要？能力一万，乘上一个负一的人品，就是负一万。八十年代，上海一些老师傅宁愿把技艺带进棺材也不愿教不成器的徒弟。孺子不可教！自古“德”居首位，双人旁，与人的关系。如果德行有亏，人品不好，资质再好，师父也不教的，免得学了本事祸害社会更多。虽然科技日新月异，但几千年来人性并无多大变化，道德的标准无外乎仁义礼智信。真正做到，人品一流，必多得助缘。
留英博士（文凭并不等于修养）到商场把盒装鸡蛋中大的全挑出来带走，只留下些小鸡蛋，当场被发现，斯文扫地。贪这点小便宜，读书人的脸都被他丢尽了。孔乙己偷书被逮遭打，还狡辩，“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不管觊觎的对象是什么，不告而取的动机都不够光明正大。
给10级建筑系学生讲课，涉及职业道德，我提的问题，如果将来在工作中，有三公分的钢筋和五公分的，会选哪种？绝大多数的都大言不惭的选三公分的，其中一个成绩还算好，理由是，三公分的也可以用，不是马上就有楼塌的危险，没用五公分的，差额就属于自己的利润！我听了感觉后怕！言为心声，这样普遍素质的年轻人终究走出校门，能指望他们给未来的社会带来什么？今天我们还在为地沟油、烂尾楼、毒奶粉愤怒，将来都要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了——那时只会出现更让人发指的事。每个人在社会上都多多少少有些资源，如果出发点都是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损人利己，必然冤冤相报，社会大乱。今日喜欢作弊的就有未来当贪官、奸商、不法之徒的潜质——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要怎样教训这帮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断送未来更大的福分荣耀呢？人要妥协苟且很容易，能抵挡各种诱惑才难。一旦私心作祟，在大的考验前难免跌倒。
《鸿门宴》中，刘邦与项羽约定，谁先入咸阳就当汉中王。刘邦先入，对当地秋毫无犯。项羽的第一谋士范增力谏除掉刘邦，理由是刘邦入城后“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其志不在小。”刘邦地痞出身，贪财好色成性，本不易做到，但身边一群明哲之士帮他规范行为，最终得了天下。贪小利者必无大志，往往自毁前程。
现在很大程度上，学校不能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指向标、引导者，社会反而是无孔不入地向学校渗透，学校在四面楚歌中艰难前行，无奈姑息妥协甚至媚俗，助长了素质的群体滑坡。教育的独立精神何在？在学生即将离开象牙塔，成为社会人的最后这道防线上我们这些从教者能起多大正面引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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