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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抗战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新中国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国民党军抗战阵亡将领录 　　　　佟麟阁-陆军上将29军副军长 　　赵登禹-陆军上将132师师长 　　黄梅兴-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蔡炳炎-陆军中将201旅旅长 　　张本禹-陆军少将12旅副旅长 　　梁鉴堂-陆军少将230旅旅长 　　姜玉贞-陆军中将196旅旅长 　　杨杰-陆军少将第一旅副旅长 　　郝梦龄-陆军上将9军军长 　　刘家麒-陆军中将54师师长 　　郑廷珍-陆军中将独立5旅旅长 　　秦霖-陆军中将511旅旅长 　　庞汉桢-陆军中将501旅旅长 　　官惠民-陆军少将270旅旅长 　　刘眉生-陆军少将510团团长 　　吴克仁-陆军中将67军军长 　　吴继光-陆军少将174旅旅长 　　高志航-空军少将驱逐司令 　　夏国璋-陆军中将172师副师长 　　饶国华-陆军上将145师师长 　　萧山令-陆军中将宪兵副司令 　　朱赤-陆军少将262旅旅长 　　高致嵩-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饶中英-陆军少将156师参谋长 　　易安华-陆军少将259旅旅长 　　李兰池-陆军少将112师副师长 　　司徒非-陆军少将160师参谋长 　　赵锡章-陆军中将251旅旅长 　　刘震东-陆军中将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王铭章-陆军上将122师师长 　　范廷兰-陆军少将豫北别动第五总队总队长 　　杨怀-陆军少将359团团长 　　刘桂五-陆军少将骑兵6师师长（抓蒋现场指挥） 　　陈钟书-陆军中将542旅旅长 　　扈先梅-陆军少将341旅旅长 　　周元-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李必蕃-陆军中将23师师长、黄启东-陆军少将23师参谋长 　　杨家骝陆军少将360团团长 　　冯安邦-陆军中将42军军长 　　范筑先-山东省六区游击司令（赫赫有名的筑先老人） 　　徐积章-陆军少将205旅旅长 　　李国良-陆军中将军训部辎重兵监 　　张諝行-陆军中将一战区副参谋长 　　王禹九-陆军少将79军参谋处长 　　陈安宝-陆军中将39军军长 　　唐聚五-陆军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马玉仁-陆军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其余部，后由副司令计雨亭率领加入新四军） 　　丁炳权-陆军中将197师师长 　　郑作民-陆军中将第2军军长 　　钟毅-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张自忠-陆军上将33集团军总司令 　　燕鼎九-陆军少将游击22纵队副司令 　　张雅韻-陆军少将新编15师44团团长 　　蒋志英-陆军少将浙江台州守备司令 　　谢晋元-陆军少将524团团长（八百壮士的指挥官） 　　王竣-陆军中将新编27师师长 　　梁希贤-陆军少将新编27师副师长 　　陈文杞陆军少将新27师参谋长 　　唐淮源-陆军上将3军军长 　　寸性奇-陆军中将12师师长 　　陈中柱-陆军少将鲁苏皖边区游击4纵队司令 　　金崇印-陆军少将17军参谋长 　　石作衡-陆军中将70师师长 　　赖传湘-陆军中将190师副师长 　　朱实夫-陆军少将新编第3师副师长 　　李翰卿-陆军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武士敏-陆军中将98军军长 　　朱世勤-陆军中将暂编30师师长 　　戴安澜-陆军中将200师师长 　　王凤山-陆军少将暂编45师师长 　　胡义宾-陆军少将96师副师长 　　周复-陆军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张植桴-陆军少将113师参谋长 　　彭士量-陆军中将暂编5师师长 　　许国璋-陆军中将150师师长 　　孙明瑾-陆军中将预备10师师长 　　卢广伟-陆军少将骑兵8师副师长 　　李家钰-陆军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王剑岳-陆军少将8师副师长 　　王甲本-陆军中将79军军长 　　阚维雍-陆军中将131师师长吕旃蒙-陆军少将31军参谋长 　　陈济桓-陆军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史蔚馥-陆军少将广西绥靖公署高级参谋（他是被俘后被日军活活刺死的，我不知李灯灰如何面对他） 　　齐学启-陆军中将38师副师长 　　另外还有：张树桢、尉迟凤岗、庞泰峰、吴国璋、赵渭滨、方叔洪、毛岱钧、付忠贵、雷忠、陈德磬、胡文臣、林英灿、卢尚秀、王自衡、韩炳宸、袁聘之、张敬、戴民权、刘世焱、张庆澍、高道先、江春炎、陈绍堂、周鼎铭、张景南、胡旭吁等 　　　　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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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以后每日翻数遍，直到日本投降60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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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人先正己-中国应该修改历史教科书　　[日期：] 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平陽居士 [字体：大 中 小] 　　　　我手中的教课书的确应该修改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为了那场给中国人民带耒了巨大的苦难，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因为内战，不仅被谈化而且严重丑化。为了强调“人民公敌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与无能，对这场全民抗战中所表现出耒的，伟大的不曲不挠的民族抗争精神，在教课书里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宣扬与光大。　　　　《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窒编、主编：王桧林　　　　看看这本教课书是如何讲述抗日战争部份，又是如何极力的贬低这场抗战的。　　　　本来战争的过程是极为惨烈的。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每攻一个陈地都是先派飞机狂轰滥炸，再用大炮密密麻麻的轰击，有时还要用上毒气。再让侦察机底空侦察看到无多少动静才会发动进攻。在没有制空权，缺少有效武器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打的是非常艰苦而又英勇，十分不易。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四分五裂的军阀统治中苍促集合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面对共同的敌人多少还是存在着势力集团保存实力的情况，但是在战争中指挥与部队的相互配会磨合始终是在积极改进，队伍在发展壮大，打击敌人始终又是主流。作为中国人作为战士，当他们的城市、家乡沦陷，同胞、同乡、父母、妻子、儿女遇害后，表现出来的首先是复仇。不管是国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一样的。史学家们不论你们是持什么政治观点，对抗日战争的评价应当客观。方能对得起战死的英烈。　　　　就那“武汉保卫战”中的“田家镇”战役来说。“田家镇”的守军将士，每天在敌人密集的炮火和空中雨点般的投弹中，顽强的坚守了三十来天。敌人冲峰前还是派飞机对阵地进行低空侦察后方敢上来。在这里体现出我军战士更加勇敢，最后是万余名战士无一退却，无一生还。其状之惨烈，连对手日军战报中都有记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也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参战将士全部战死。（摘自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十世纪中国纪实》）。　　　　请问这叫“不做任何抵抗，只知退却逃跑”吗？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下册第54页正数第九行是这么说的：‘日军于九月连陷广济、武穴和田家镇要塞。’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只字不提那里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鼓午中国人民志气的战斗。实际上发生过激战的地方数不胜数。教课书中不但不提，只是用‘连陷’二字。“连陷”不是在褒扬日军，贬底我军又是什么。多么巧妙高明的用词，褒扬日军中不忘贬底我军，无耻的作者。我真不知道这些教课书的编作者们，你们有良心没有？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抗日战争本来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悲壮抗争史，是几百年一遇的。结果非要描写成溃逃史、不底抗史、投降史。作者用心何其毒也。　　　　关于“淞沪之战”。五十年代初，我家在杭州湾附近的“平湖曹桥乡阵家滨村”。刚刚懂事的时候，祖父就指着二十里外的“金山嘴”对我说：东洋人就是从那里打上来的，那时，前线连着三个月，半个天空都是红的。我牢牢的记往了，想像着当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场面。多少青年为了祖国为了民族生存，在那里走进了火红的天空。那“三个月，半个天空都是红的”的描述，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淞沪之战”本是国军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主动开辟的新战场，意在把鬼子战线拉长。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这一战中决胜负。战争起到了打碎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梦想就是成功。同时也鼓舞和动员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战役目的已经达到。在这三个月中通过抢修的“钱塘江大桥”，转移华东许多战略物资。当出现敌人两边夹击的不利局面时，主动结束，并撤出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我面前的教科书一定要强调是“失败”，强调“损失”，强调导至“上海沦陷”。难道不打这一仗上海就不会沦陷吗？为什么“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打一抢换一个地方”，可以执行“敌进我退，敌疲我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别人就不可以转移战场，就不能撤退呢？同是抗日队伍为什么要如此苛求。即然是战争就会有牺牲也会有损失。即会有战略也会有纵深。不战，你说他是“不做任何抵抗”，战，你又说他“失败”。这也太过片面。　　　　关于“长沙会战”，因为日寇始终不能占领长沙但损失十分严重。可这本教课书里就说：“日寇进攻的目的不在占领长沙，而在打击国民党军队，十月一日日军自动退出长沙。。。。。事后却宣扬长沙大捷”。［第140页倒数第八行］。三战长沙十二万分的激烈，到了这些史学家笔下就没有像样的话了。而且书中使用“击溃”一词，“日军击溃了新墙河、汨罗江一带的国民党守军”。［第140页到数第十一行］写得怎么就那么别扭。他们就那么会替日军写战史。奇怪的立场，奇怪的一群笔杆子。　　　　几十年来，抗日战争在“极左”思潮主导下的史学家手中，被严重的扭曲了。他们视广大人民的，英勇悲壮赴国难和英勇杀日寇的战争场面而不顾，对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的极为残酷恶劣的作战方式不加鞭挞，确用大量偏幅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国民党当局不断的丧师失地”、“不做任何抵抗，只知退却逃跑，”、“在极其混乱中溃逃。”、“依然不堪一击”、“弃城逃跑”、“丢城弃地，狼狈溃逃。”、“见敌即溃，”、“一触即溃、一溃再溃”、“望风而逃”、“无不是日寇一来，就仓惶逃走”。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下册。1983年9月第1版、1988年7月第四次印刷。这里有书为证。　　　　里面充满了令人痛心的词汇，他们尽情的贬低着，鞭打着、污辱着曾今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与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八年浴血奋战的将士。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在贬低国军的同时，也践踏和玷污了曾今为国而牺性了的，那三百多万民族英雄的在天之灵。即伤害了参与作战的那多达一千多万将士爱国献身的情感。也伤害了他们的父母、兄妹、妻子、儿女那数以亿万计的本可以骄傲的心。那心中的不平与愤懑几十年来散布在世界各地。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到的是多么空前的伤害。　　　　这些教科书的编者们，他们利用两党的内战，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机会，利用自已的署书权，教育权。把本来是人民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巧妙的不失时机的转移到了中国人民自已的头上。转移到了这支曾今对日英勇作过战的队伍身上。把这种仇恨塞进了历史教课书。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年，把仇恨对准中国人民自己。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在全国范围内对每一个人，像过筛子一样的筛了一遍又一编，寻找着漏网的可能的阶级敌人。一九五零年之后因为这种不该有的仇恨，带来了多少人间冤案。远比“文化大革命中”对‘走资派’的冲击灾难得多。因为文革从开始到拨乱反正总体时间还比较短，还有人享受到了平反后的欢乐。然而发生在67年前的抗日战争的参与者和他们的亲属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有人把他们和后来发生的内战捆绑在了一起。在教科书中塞进不实的史料，偏激的结论，后果是严重的。为我们的国家蒙受了多少不该蒙受的损失。罄竹难书。　　　　这些教科书的编作者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人民陷于无休止的内斗，最终成为一盘散沙方面，可算是起到了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提供了重磅炸弹。使得全国人民异口同声的咒骂着那支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从而激起全国人民的仇视与愤怒。受这种余毒的影响，现代青年，当失去批判对手的时候，带着困惑和不解的目光，对准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性，拿着几张被捆绑的，静止的，67年前的受害者被害过程的照片惊呼：他们没有抗争性，不知反抗，没有血性，这么老实的等着活埋、砍头等等。为有那样一群麻木不仁的受难同胞而自卑不己。真是悲哀，受毒之深，受毒之广，一言难尽。不但颠倒了事非，而且对整个民族自信心的打击伤害也相当严重。　　　　还有人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战争的胜利是由于苏联出兵、是美国扔了原子弹，日本人才投降的，否则投降的可能是中国。这也与那些见风驶舵，不负责任的史学家唱衰民族精神有关，无视中国人民自已的抗战吏实，不顾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发出的愤怒的民族抗争和决战精神这笔伟大的精神财富于不顾。夸大宣传美苏的作用。使很多人产生糊涂的认识：“投降的可能是中国。”错也！作者们的遗毒使人糊涂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当年的小日本已经快被中国拖夸了，处处挨打已成事实。他们国内已十分空虚，只剩下了老人、儿童和妇女了。日寇是在勉强支撑，急于想谈判停战。而教课书中是反过来讲，说成是“对蒋积极诱降”。让读者产生别的联想，用词的巧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人是想找对手想谈结束战争。有那好事吗？！战局由他们打开，如何结束可由不得他们了。　　　　五十年代初，大陆可算是掀起了感谢苏联的高潮，猛宣传“苏联老大哥”的作用。为此苏联人捞到了太多的好处。当中苏翻脸之后，则更多的宣传美国原子弹的作用，手法也很巧妙，年年报道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图片和抗议集会。好像这场战争的真正受害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了。十分巧妙的提醒着中国的青年人，是美国人打胜了小日本。实际上那些刽子手是被美国的原子弹救回了日本。没有那些死在原子弹下的鬼魂，那里会换回在大陆上等待死亡的那百万刽子手和他们的家属的命呢？！否则，鬼子在大陆的人一个也回不去的，非让老佰姓给剥了皮不可。当时投降派总头子汪精卫也死掉了。战事最多不过再增加一年、二年的事。美国实在是给日本帮了大忙的。没看到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也十分强大了吗。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到了民族最危险时刻，怒吼着发出来的那种百年难遇的民族抗争精神。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无价的珍宝。为什么盖着、捂着不宣传。那是一种伟大的民族凝聚力，那本是一个可以创造一切人间奇迹的历史机会。为什么不加珍惜而要把他丢弃。丢弃不说还要把他揭开来痛批、痛贬了几十年。令人痛心的放过了那个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了，本该打下千万层地狱的那个“大和民族”。据然让他们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过了几十年幸福日子。用本该赔偿给中国人民损失的资金发展了经济，壮大了实力。现在又开始张牙舞爪了。历史之责应该有人来负。那么在对待抗日英烈问题上，存在极左的不加区别对待的行为也应当有具体人负责。　　　　那些极左思潮指导下的，丧失了良心的史学家们，应该首先承担扰乱视听的责任。歪曲史实，误导子孙的责任，应当承担挑起中国人民内部，因这个史实被歪曲而受尽敌视与磨难人的痛苦，而负责。应当调查教课书作者们背后的指使人和决策经过。这总不比对地下文物的考察和分析还要困难吧。他们犯有制造谣言挑起人民内部相互仇视斗争之罪。本来是属于那些为死国难者的荣誉，确与那场本无关系，本不答介的内战的耻辱捆绑在一起。和抗战中投敌叛国者“汪精卫”势力集团、分裂国家的伪满叛国者“溥仪”势力集团们捆绑在一起。把水搅得越混越好。事非永远不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战死的永远死了，然而活着的也带着死了的心大多数早已离开了这个永远也想不明白的世界。他们曾今想不通啊。因为那是一段民族救亡的抗争史。“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是他们当时的信条。战后任何对他们的贬低，都是与史实不相符的。也是不应该的。而且是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抵御外敌入侵时信心与热忱的打击。　　　　那段抗战并不是后耒的内战，他们是在国难面前，参军入伍的。他们也曾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一样，是抛家弃子的走向战场的好男儿。谁家没有父毋，谁家没有妻子儿女，他们那个不是母亲十月怀胎所生。他们怎么会知道，会想到参军杀鬼子，是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才能进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史”呢。当鬼子耒了，他们的家、房子被炸，亲人遇害。浩浩的中华大地上，他们又那里去找“八路军”、“新四军呢”？只有就地参军。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是国共在合作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各地也有“抗敌后援会”这样的组织在号召参军。向前线输送着兵源。　　　　我为那些壮烈牺牲的青年悲哀。他们有的被暴尸疆场，被砍头、开肠、破肚、火烧、有的被坦克碾压。其情之惨，其景之悲，我无法用语言耒表达。日本这个魔鬼，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劫，还有多少事，人们并不关注。从三七年开始，有数以千万计的难民曾经捅挤在逃难的路上，我的爷爷和奶奶带着 三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在其中，日本人的飞机对这样的妇女、儿童、老人的队伍也不放过，他们对满山遍野的难民队伍狂轰滥炸，四处血肉横飞，一家人被冲散，半年之后方才见面。逃难中的苦难遭遇，见面后的抱头痛哭。祖父母在我刚刚懂事的五、六岁时的讲述，虽然己经过去五十多年，但仍然震撼着我的心。上一辈人的那种凄苦与悲哀，是入侵的日本人造成的。苦难遭遇的画面，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每当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尽情的流泪，静静的思念着曾今生活在苦难中的祖父母。他们要是活到今天该有多好，悲愤永久的撞击着我的灵魂。祖父告诉我，日本鬼子当着他的面砍杀了一个留有胡子的年青人，理由就是冒充老人。战乱时期谁注意修理脸面，他们只要想杀人认何事情都可以成为理由。假如当时不是有这个带胡子的青年出现也许被砍的就是我的爷爷。　　　　日本鬼子还血洗过“安庆”，把“黄梅”异为平地。因为那里有过战争史上悲壮的史编，“马档要塞”有数以百计的过往船只被沉入江底。在“湖北”这个英勇不屈的地方，日本鬼子制造了数不清的屠杀。仅“武汉”这个华中重镇，为了保卫他，就有四十多万国军将士牺牲在那里。日本鬼子为了占领中国，他们对英勇的山城“重庆”人民，进行了长达多年的狂轰滥炸，而且，专炸人多的商业街，人口密集区。在“衡阳”在“长沙”那里发生过可歌可泣的大规模战斗。在从“岳阳”到“长沙”的防线，“新墙河”附近的防区，在夜间的行军中，时常会发生我军战士与日军士兵扭打在一起的情况，原来两支队伍走在了一起。请问：这叫“不战即溃”吗？日本鬼子在“新墙河”附近用坦克辗压我军伤员及尸体。这叫“不作任何抵抗，只知退确逃跑”吗？！当时的中国大地还有后方吗？那里都在战斗那里有安全的后方呢？我不明白，本是一次长达八年之久有一千多万战士参预的，每一寸河山都有中国人民的鲜血的抗战，就一定要写成“大溃退史”、“不底抗史”、“逃跑史”、“投降史”呢！？你们就光荣吗？不知 道你们是在为谁写历史。 我面前的这本教课书的作者们，你们可有良心吗？　　　　那些抗战英烈，虽然他们从不曾参预内战，也不知道后来发生过内战。但他们曾今有过的墓或牌位、纪念亭，确在文化大革命中淌然无存。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两岸开始往来，有从台湾回耒的老兵们去拜见他们曾今共同抗日的战友纪念地，比如在杭州的武林门一带附近，当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后的感觉，那心情是何等的悲谅与心酸。可以说是一种心死，爱国成为笑话，爱国成为悲哀。我也为幸存下来的勇士们悲哀，为那拼命杀敌的百万将士的家属悲哀。在敌占区他们不赶声张有儿在前方作战，生怕被人告密。战后他们仍然得不到宣传，　　　　因为他们参加的是国民党军队，被无情的捆绑在了反共反人民对外曲膝对内杀害共产党人，这个比妖魔还要坏的蒋介石一起了。是见鬼子就跑的胆小鬼。他们的子女无疑都将要小心度日，被打入了另册。历史己经见证了幸存者难过五、六、七十年代的历次运动。那是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的年代。为了自我保护，曾有很多人自称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强迫去的，家属也努力的分辩着。可悲啊，这是高压政策下人性的扭曲。有人就非要把中国人那危难时才表现出耒的这种民族凝聚力也要撕开耒丑化再丑化，他们才满意。　　　　我不得不说：对于日本人一千年也不该原谅。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起，每年的中秋节，我祖父就会对我说：一九三七年我们的家在浙江“嘉兴”火车站傍，那年的中秋节，我做好了一锅饭，还蒸了一锅螃蟹，饭还没有吃呢。日本飞机就来扔炸弹，炸车站和水塔，我们家也被炸毁了。一墙之隔的邻居全被炸死，所幸我们家只是受了轻伤无大事。从此失去了家园，过上了留离失所的逃难日子。中间要过饭，也到处贴条寻找亲人，祖父带着十二岁的小女儿和九岁的小儿子逃难路上寻找着祖母和另一个女儿，有人劝祖父把小儿子留在庙里作小和尚吧，把女儿送人或者卖了吧。祖父不答应说：我无法向他们的母亲交待。。。。他们一起度过了最为黑暗艰难的日伪时代。　　　　今年中秋节，我打长途向我在“嘉兴”的姑妈问安，如今已经七十九岁了。她在电话那头依然讲述着37年前这一天的往事。嘱咐我不要忘记，要讲给孩子们听。写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我无法理解改革之初的北京。不顾老一代人的感情，也不管接待能力搞三千人的中日青年大联欢，到底为那般。你们可以以个人或你们集团的目的和日本人去友好，但你们没有权力要求并代表数以亿计算的曾今受尽了日本人苦难的那些人的子孙们共同与日本友好。不要一来就打着中国人民旗号。你们可以忘记，但我们不可以背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历史告诉我们，在军阀年代，有人与日本构结引进日本势力在华坐大。差点制造了一个毁灭中华民族的大天敌。让全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让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未耒是什么，未来就是有人仍然在引进披着羊皮的狼，那着资金开路的的倭寇，一但坐大。。。。。。我们有我们祖先血脉中的抗倭基因，他是抵御外来入侵生物的有效武器。这是自然界一切生物生存的自然法则。不要怪我们的警踢性！　　　　我曾问姑妈：你们逃难时我父亲可是顶梁柱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呢？她说：“他要去打日本人呀！他不管我们，他一定要去，还有别的好多人。他那时也是愤怒的爱国青年”。是呀，国恨、家仇，没有国那有家。我的父亲“褚善生”号“墨耕”，那年23岁。战前是浙江“嘉兴”火车站的电报员。一九三七年从军，入学“黄埔”，远征“缅甸”，战过“长沙”，守过“新墙河”。133师三九七团的一名政治指导员。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前，驻防在“新墙”附近的“中村”。胜利后与“中村”女青年，我的母亲结婚。由于离开父母多年，思乡之情浓烈，希望过上正常人的家庭生活。加之四六年国共双方内战的气氛在上升。父亲总是看报纸说：“这个兵不能再当了”。一个因为抗日而参军的人无法接受把抢口对准自已人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冬天毅然退伍带着我母亲回到了“嘉兴”。离别十年的父母身边。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他是我心目中的真真英雄。在侵略者到来时毅然决然的参军杀鬼子。当要打内战，同胞互残时坚决退伍不干。他没有错。　　　　网上居然有人宣传国民党抗日是抓了1400万人，为了赶他们上战场自己就打死了400万的谣言。我真不理解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往中国人身上抹黑似乎就是他们的乐趣。这些年来加在这些抗日战士身上的创伤还少吗！有些本来就是极左思潮横行年月的不实材料，根本就不存在的调查又何来的数据。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贬底政治对手的不实之词害过了多少人。刘少奇主席可以在谎言下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工贼”，还要“踏上千万只脚上他永世不得翻身”。愚弄了九亿中国人的感情，多么深刻的教训。可总是有人那么津津乐道一些不实材料。在辩别事非上仍然使用文革的一套，一点不思进取。　　　　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们当你们一再的，尽情的贬低着当年的中国军队的时侯，就己经在为日本鬼子作了神化的颂歌。那是一把把扎向中国人民心中的尖刀，唱衰着中国人民面临新的倭寇危害时的低抗决心和民族的自信心。不是现在就有人已经开始散怖中日如果发生战争还是胜不了吗！也有人对鬼子不介意了吗。拿出“鉴真和尚”的个案塞进学生的教课书里多少年了。苦费心机的培植中日友好的神话。称之为一衣带水的邻帮。有人反驳说：“那是一衣带血的仇人”。还是这句话说的准确，符合实际。我看只要倭寇基因不变，总要露出他们的本耒面目。作好准备，再次抗争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最后不得不说明的是，这本教课书还是改进了的产物。因为在整个七十、六十、五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里教课书中是没有“正面战场”这个词的，干脆就没有淞沪抗战、台尔庄战役、徐卅会战、南京大屠杀、浙赣会战、衡阳战役、三次长沙战役、枣宜会战、武汉保卫战。重庆大轰炸、忻口战役、上高战役，入缅作战，芷江战役，等等。在这些书中是消失的名词。只是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现的。希望有关方面能胆子再大些写得真实些，结论客观些。最好两岸坐到一起好好谈谈吗。当年日本鬼子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时，可没有问问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中国人不分老幼一概都杀。我们写史实也要这样不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为打击侵略者而光荣献身的中国人不论党派都要进英雄谱，进光荣史。　　
湖南抗战与中国抗日战争　　　　钟声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把华中、华南联成一片并进占西南的必争之地。中日两国军队在此进行的大规模的、空前惨烈的争夺战，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也奠定了湖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湖南是重要的抗战后方战略基地之一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军队的作战区域主要在东北、华北和华东一带，湖南是靠近战区的后方基地；由于中日两国两军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需要建设湘、黔、滇、川、陕等能支持长久抗战并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战略后方基地。因此，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就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资源丰富的湖南作为抗战后方战略基地之一来建设。在诸多建设中，又以发展交通与开发资源最为突出。 　　　　1.大力加强交通建设。在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先是在全省修建了连接全省城乡的公路网络，加速修通了湘桂、湘黔、川湘等公路，使湘省公路与赣、鄂、粤、川、黔相连接。在铁路建设方面，经过三年努力，使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后，又修建了湘黔铁路、湘桂铁路，并使湘省铁路与浙赣铁路接轨，完成了三大铁路在湖南交轨。此外，湖南省还架设了湘鄂赣长途电话线，疏通了汉口至常德、长沙至衡阳、长沙至常德的水道。湘省公路与川、黔、桂、赣的联网以及三大铁路在湖南的接轨，使湖南成为进出大西南后方基地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和咽喉，对支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2.加强资源开发管理。湖南有丰富的铅、锌、锑、钨、煤、铁等矿产资源，这些都是军事工业和中国出口换汇急需的战略物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在长沙设立锑业管理局，加强对特种矿业的管制。先后兴建了湖南模范炼锑厂、湖南铅锌矿、湘潭钢铁厂、湘潭电工器材厂、茶陵煤矿等厂矿，把湖南建设为抗战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基地。同时，为了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湖南先后设立了衡郴、宝永两个师管区和沅辰、长岳两个预备师管区，并确定了在全省征兵的办法，确保为持久抗战提供稳定的兵源。 　　　　抗战初期，长沙是著名的抗战“文化城”之一,湖南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相继失陷后，中国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也就成了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长沙成为除武汉之外的又一著名“文化城”。 　　　　1.文化名人荟萃。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批著名的外省籍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纷纷随文化教育机关内迁或因其他原因来到长沙。他们通过演讲、写文章等对长沙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同时，湘籍文化名人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张天翼、廖沫沙等人也先后从外地回到了长沙；一批原来在大学里初露头角的湘籍大学生黎澍、李锐等也回到了长沙。他们因人熟地熟，或办报刊，或在抗日团体和学校任职，对长沙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所起作用更大。这些文化人士与原来在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李仲融、杨荣国等人相汇合，形成了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文化队伍。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先后来长沙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达1500多人，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士约700多人。此外，长沙的抗战文化运动还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关切和支持，史沫特莱、鹿地亘、世界学联代表团等先后访问长沙。大批文化人荟萃长沙，有力地促进了湖南抗日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2.抗日文化团体阵营强大。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 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等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它们成为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特别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是由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爱国人士发起的联系文化界最广泛、最具影响的群众团体。它开展了捐钱捐物、慰问伤员、救济难民等项工作；举办了读书、讲演、歌咏、演戏等项活动；创办了会刊《抗战文化》；开办了各类战时培训班，先后培训了800多名学员，分别回到本县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种既立足省会又辐射全省的文化团体，在当时大后方的省市中是少见的。另外，一些原有的文化和宗教团体如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等在推动群众文化活动、慰问伤员、举办讲演会和音乐会等方面也作了很多实事。 　　　　3.宣传抗日主题鲜明。在进步文人和文化团体的推动下，文化界向群众进行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大宣传、大发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由共产党人、进步爱国人士创办的《前进》、《民族呼声》、《火线下》、《大众报》、《抗战日报》、《抗战文化》、《中苏》半月刊等，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原有的《大公报》、《国民日报》等也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戏剧、歌咏活动也盛况空前。70多个戏剧团体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整理改编的传统剧，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各种以抗日为主题的游行歌咏、街头歌咏、电台播唱、团体合唱等声势浩大，深入人心。抗日的街头诗、街头宣传画、漫画、街头壁画、街头展览等，更是遍及城乡。 　　　　除长沙外，湖南衡阳、湘潭、邵阳、岳阳、湘西等地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抗战文化运动，并与长沙的抗敌文化运动相互呼应、相互促进，共同为宣传、动员、组织湖南人民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文化重心向大西南的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相持阶段，湖南是抗战的前哨阵地，是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衡阳、常德是通往西南的门户和枢纽，被日军视为进入西南、直捣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湖南又是湘鄂两省几十万部队军粮及湖南周边几个省区几千万人民口粮的重要来源地。同时，湖南还是日军发动的旨在打通平汉、粤汉及湘桂铁路线和保护此一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的重要战场。因此，中日双方均制定了以争夺湖南为中心的战略作战计划。日军在武汉、广东地区集结了10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的兵力，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35%，使湖南处于南北夹击之中。国民政府在以湖南为主要辖区的第九战区部署了53个步兵师，占国民党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中日双方在湖南先后展开了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等大规模的绞杀战，是相持阶段战斗最多的主战场之一。 　　　　在湖南进行的6次会战占全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1/4强，日军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伤亡20多万人。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包括一批军、师、团长在内的10余万官兵为国英勇捐躯，牺牲在这片热土上。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迫使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第一次放弃攻占地区，退守战前原有阵地，从而粉碎了日军迅速结束中国战争的梦想。长沙会战的胜利也是在英法于欧洲战场节节败退、德意法西斯蹂躏欧洲大陆的形势下取得的，西方各国认识到中国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增加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盟国在中国设立了中国战区。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确保了华中战局数年之稳定，为湖南和西南各省赢得了发展生产、支撑全国抗战的时间和空间，并在战略上配合了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有利于敌后根据地军民渡过难关，转入反攻。常德会战，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以常德为基地威胁陪都重 庆、迫使重庆政府求和的企图，支持了湖南其他战场，也配合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抗战胜利阶段，湖南是中国正面战场反攻的起点和国民政府的洽降地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制定了所谓“本土决战”计划。为配合这一计划，日军从1945年4月初，调集了8万部队，发动了对湖南最后一次、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以夺取中美空军重要基地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战役。中国军队以雪峰山为依托，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侵占芷江的企图。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确定受降地点为芷江，后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芷江由受降地变成了洽降地。从8月18日开始，中日两国军队举行了为期3天的芷江洽降，对受降范围、接收品、日俘与日侨的遣返、南京伪政权的处理等重大问题签署了备忘录。 　　　　湖南人民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的艰苦卓绝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湖南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湖南人民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是正面战场取胜的重要原因。湖南人民先后有百余万人参加了侦察队、救护队、交通队、宣传队和慰问队，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等，有力地保障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其次，湖南人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拖住和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物力和财力。湖南人民组织了数百支游击队和近6万人的自卫队，在湘中、湘北、湘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抗日活动相配合，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再次，湖南人民承担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牺牲，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战争期间，全省共伤亡262万多人，其中死亡92万余人，重伤170余万人，毁房94万多栋，毁粮4000多万担，损失耕牛64万多头。此外，湖南还每年供给壮丁26万多人（居全国第2）、军粮700 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0000担。8年中实征实募壮丁210多万人（转引自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此外，湖南人民还提供了大量的钨、铅、锌、锑等战略物资。湖南人民以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与全国人民一道换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军民的抗战，不仅保卫了家乡，而且对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光明日报　日"　　　　
【 ·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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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作者:岳东晓　　　　在日军南京大屠杀六十二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为在日本屠刀下失去生命的三十多万毫无抵抗力的同胞而哀悼，为他们和其他死于日本残杀下的三千多万中国平民的仇恨而铭誓。本文的目的是纪念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我国抵御倭患的伟绩，通过对国共双方抗战历史的一个综述，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在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其民族精神从逐渐复苏终于达到了完全的觉醒；满清三百年，脑后一根长辫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奴性和麻木，终于从根本上被清除。当年满兵在扬洲屠城十日，杀戮八十万人，此后三百年的枷锁，三百年的沉寂。从一九一一年武昌发难，到二次北伐，中华民族终于开始找回了自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遭受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凶残的侵略，中华民族似乎走到了最低点，但它也是中国走出低谷、重登世界高峰的开始。抗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文明将重新领导世界的契机。从这一点来看，回顾和总结抗战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日七十年的战争史中，日本对中国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侵略。第一次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三千万两而结束。中国由此而日趋没落，日本由此而日益强盛。然而，第二次中日战争却完全不同。一九四五年，一百七十多万倭寇在中国领土上投降，中国收复包括台湾、东北在内的失地。中国终于获得了完整的主权，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在此之前一百多年的奋斗目标。随着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日本的失败，中国才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取得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在承受一百年的不断打击之后，终于有了复兴的机会。这一成果即源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恢复。 　　　　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等地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听到这一惊心的消息，北京学生提前原来准备五月七日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爆发\"五·四\"运动，全国响应，揭开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篇章。在此情势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公开和会经过，并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刚刚成立的苏联政府主动放弃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而后美国亦根据其远东战略拒签凡尔赛条约，并逼迫日本放弃了其在华的诸多利益。这一胜利，毫无疑议是广大中国人民力争取得的。\"五·四\"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民族振兴的事业中走出了以科学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一大步，在精神上建立了抗日救国坚不可摧的阵地。抗日战争中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中国人在只有作‘最后之牺牲’的时候没有投降，终于赢得了胜利。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军火都要从西方进口，没有武力为后盾，难以直接为所有的仇恨报复。但观东京审判结果，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倭大将松井石根被绞毙，而谷寿夫则被引渡到中国处死，也总算给南京的死难者一点交代。当时弱小落后的中国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胜利。 　　　　这场胜利是盟军赐予的吗？在世人的眼中日本的投降是两颗原子弹的速效，但实际上日本军方在遭核打击之后还力主血战到底，倭酋裕仁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军部长期自夸必胜，但日军实则在所有战场上都已失败，因此失去信心。特别是日本原来计划迫使中国人迅速投降、加入其\"东亚共荣圈\"作亡国奴的目的没有得呈，反而在中国战场上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中日战场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就已陷入僵局。自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每每提出诸如华北特殊化等议和条件，都被国民政府坚决拒绝，这与一九一九年的北京政府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其后日军到处实行如南京大屠杀一般的血腥恐怖以逼中国人就范，但我中国人宁死不屈、决心抗战到底。日本不得不以百万兵力将战火扩展到华中、华南腹地，实已深陷泥潭。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宇垣外相又向国民政府提出承认满州国、中日共同剿共等议和条件，被坚决拒绝，宇垣不得不辞职。不久德国承认满州国，英法等国力劝中国同意日本的条件，但都未动摇中国政府抗日的决心。　　　　在我坚忍不屈的情形下，倭国计穷，不得不使出下三滥手段，扶植傀儡政权。倭国首相近卫文廛(此字应为`广\'下一个`林\'，再下一个`吕\'字)先是想栽培唐绍仪为伪政府首领，在唐被刺杀身死之后，乃与汪精卫、高崇武、周佛海等勾搭。吴佩孚不愿与倭国合作，而被倭人害死，但总算保住了晚节。汪与近卫一唱一和，一奸一贼，一九四○年在南京组成伪政权，周佛海任汪伪财政部兼警政部长。汪伪旋与倭签订条约，出卖了远远超过当年袁世凯拒签的二十一条的利益，承认伪满，将蒙疆、华北、长江下游等地归倭国永久占领，伪政权军、警、财政经济、交通等等均由倭国控制，倭占领区内资源一律由日人开发。日本国民纷纷涌向中国淘金，占领区所有实业都由倭人管理和经营。正是这些吸血恶魔，对中国工人最大限度地压迫与折磨，在各矿山、工地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 　　　　国民政府早在汪精卫从河内发出艳电之后，立即开除汪出党，后又宣布凡汪伪与倭国所签条约一律无效。蒋介石在揭露倭国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满华协同’等令我作亡国奴的阴谋时，说道:‘现在日本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如果我们还想以和平妥协求独立平等，‘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一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一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致于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中国人要‘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从蒋介石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与甲午一战即降的鞑虏政权是大不相同了，而中国人民与甲午战争时对国事不闻不问的状态也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日本第二次侵华之前，中国的工业技术还极为落后，经济还未恢复，但人民却已经是大大地觉悟了，也正是这一觉悟使我们没有在日本的屠刀下成亡国奴。 　　　　抗战打了八年，为什么？因为中国落后！中国当时的年钢产量不过十万吨，到抗战结束时机枪生产总量也不到一万支，重武器和坦克、汽车更是不能生产，几乎所有军备都须从外国进口。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苏联曾一度援助武器设备，并于一九三七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外，美、英等国援助几乎为○。一九三八年三月和七月苏联两次贷款共一亿美元给中国。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几百架飞机，还派阿沙洛夫将军带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到中国参战，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在汉口以东击落日机三十九架中的三十六架，而中国空军损失九架，苏军损失两架。一九三八年一年，苏空军在华击落日机一百多架，炸毁日船舰七十多艘、飞机三十多架。苏联空军两年内在中国战场牺牲了近一百名飞行员。《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日本即怀疑还有秘密条款，事实上，斯大林原则上已同意在中国最危急时候出兵参战。而此时，美国在日本压力下勒令陈纳德的航空队回美国。一九三九年六月苏联再次对中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用来购买军火、汽油等工业品。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贷款四亿五千万美元。后来因苏德战争，苏联自身难保，苏联军火就断了供应;苏联为免腹背受敌，与倭国签订中立条约。 　　　　在苏联援华的时候，美国却把大量的废铁和航空汽油卖给日本，中日战争前三年内美国供应了日本军需物资的90%以上。蒋介石多次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援助，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恳求道:‘兹代表此流血之人民，愿再声请阁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但美国怕中国会投降而无人还债，不肯借钱。在陈光甫和当时驻美大使胡适的忍辱负重、多方活动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国终于同意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中国以二十二万吨桐油支付本息。一九三九年英、美积极活动，企图制造‘远东慕尼黑’，劝国民政府对倭妥协，未获效果。一九四○年五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而倭国则利用时机约制英、法在东南亚的势力。一九四○年七月二日，罗斯福签署法案规定四十多种军需品出口须许可证，开始对倭进行限制。但七月十八日，英首相丘吉尔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禁止军火、卡车、汽油等经缅甸和香港运往中国，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只剩下中苏之间的一条路。一九四一年美日谈判破裂，七月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到中国(比苏联是来得晚多了)，国际形势有了好转。后来倭国对美国的禁运恼羞成怒，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袭珍珠港，为后来初次品尝两枚原汁蛋涤讪了基矗中美此后建立了同盟的关系，但美国在整个抗战期间给中国的借款和租借物资总数也不过十几亿美元而已，只相当于中国军费的百分之五左右。　　　　由上可见，在八年抗战中的前五年内，军事工业几乎为○的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而倭寇则有可与美国抗衡的精良装备。国军虽然人数多，但装备远不如倭寇，战斗力相差极大，很多士兵不但没有多少训练，有的甚至连枪也没有，中国军人完全是以血肉之躯跟倭寇拼命的。一九三五年中国有常备军约一百七十万人，共有火炮五六七门，其中过于陈旧的就有一一○门。推行征兵法之后，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国的作战兵力增加到二百六十一个师加五十个独立旅共四百一十六万人;中国军拥有步枪总数为一百五十六万支，重机枪共一万七千多挺，火炮两千多门。尽避抗战爆发后中国军实力有很大增强，但大部分士兵还是连步枪都没有。而冈村宁次所辖日军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投降时还有三十六个师团、四十一个旅团等一百二十八万兵力，向国军缴械火炮一万四千多门、汽车一万五千多辆、飞机一千多架。 　　　　即使处于如此劣势，中国军的顽强战斗赢得了多次胜利。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薛岳指挥下，国军击退倭寇十万之众的进攻。在新墙河，在洞庭湖，在汨罗江，我军部队往往血战至最后一人，连倭寇都不得不承认其顽强。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抢运物资;妇女也参加战斗;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培养出杨振宁这样划时代的科学家。。。这等等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一九四一年九月，倭寇又以十几万兵力第二次进攻长沙，第九战区在薛岳大将指挥下抗敌，直至在长沙城内挨街巷战。中国军十个军赶到战场，收复长沙，倭寇弃尸一万多具败走。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倭军洪水般的攻势下，美军节节败退，数万大军在菲律宾投降，麦克阿瑟遁至奥大利亚。然后十万英军在新加坡投降。美、英的降兵也被倭人杀头甚多。这以后，美、英才开始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建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倭寇发动在珍珠港胜利后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以四个师团等十二万人第三次进犯长沙。在薛岳指挥下，国军以三十万人应战，诱敌深入。倭军强袭长沙不成，反陷入包围，倭军拼死冲出，死伤惨重。 　　　　之后，在中国的要求下，美国乃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对华贷款五亿美元，英国也跟着贷款五千万镑。但美、英军政官员却对中国战区采取歧视和轻视的态度，中国在军火分配委员会(TheMunitionsAssignmentsBoard)没有代表。蒋与罗斯福交涉，但没有实效。美国空运物资一九四二年五月为八十吨，六月为一○六吨七月为七三吨，远未到希望每月五千吨的数量。一九四二年初，美国又要中国把十万最精锐的部队作为缅甸远征军到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不关心中国本土战常英国军方在日军从泰国(日本的盟国)向缅甸进攻的前一天才同意让中国军陆续进入缅甸，延误时机。结果远征军大部分败退回国，部分退入印度。　　　　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秋冬攻势，在华北力求消灭中共军队，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三军联合进攻湖南常德和安徽广德，以打通平汉线。日军十月初在四天内攻下广德，然后于十一月以四个师团向湖南西北部津市、澧县、石门、慈利、常德、汉寿一带。在德山、常德又是一场血战。中国第十军左翼孙明瑾师长阵亡，全师只剩六百余人。中国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外围战三天，城郊苦战五天，城内核心战两天、巷战三天，再碉堡战两天，弹尽粮绝，八千五百二十九人只有三百二十一人突围，战况之惨烈惊天地、泣鬼神。英伦敦新闻纪事报在报道此战时称之为‘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段。守军在弹药用完之后，用木柄长矛去刺杀攻城的日兵，后来又与突破进来的日兵白刃战，到最后甚至用手格斗。日军入城后放火烧毁平民的房屋，朝日新闻电讯称:‘凄怆:常德血之攻略七日间，黑烟冲天，红莲之焰’。十二月四日，九战区薛岳援军到达战场，先克德山，后收复常德，日军占领常德不过五天乃于十日全线退却。日第十一军接到再夺回常德的命令，但日军司令横山勇认为此次作战损失不小，还是抗命退兵了。　　　　湘人强悍，且与川人相比较，更为机智善战，而又从不气馁，与粤人相较，更敢为天下先。中国军队在湖南的作战得到了广大民众密切地配合与帮助。老百姓不仅是箪食壶浆犒劳国军，更积极参加各种协助战斗的活动。例如破坏敌后的交通线，提供情报，掩护我军，运送伤员，搬运器材，不仅从精神上给中国军队极大的鼓舞，而且从人力、物力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仅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有组织的战时服务队为例，长沙县有46，495人，浏阳86，058人，平江有34，340人，湘潭约36，000人，醴陵、宁乡、沅江、湘阴等地也在组织训练服务队，担任筑工事、破坏道路、输运粮弹、收容伤兵调队兵等任务。在敌北溃时，平江乡民自发组成武装，携带粮食早出晚归，在敌溃逃经过的大山中严密搜索，见到单独行动的溃兵即予杀死。中国军队有如此爱国的民众同心协力，倭寇安能不败？用古人的话这叫‘用兵不如用民’，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观近代中国史，浏阳谭嗣同、胡耀帮，长沙蔡鄂、黄兴，湘潭毛润之，宁乡刘少奇，平江彭德怀。。。真可谓‘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者也。我华夏有经纬济世之才、忠勇大义之民若此，倭寇堪与争锋乎？　　　　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我祖母常讲的故事之一。当时我祖父母居于安乡县湖区，时倭寇大军至，全家妇孺很害怕。我祖父说:‘反正是一死’，乃双手持柴刀立于门后，只待倭兵进门即刀起毙敌。幸好敌军只是匆匆路过，并未停留骚扰安乡县百姓。祖母又常讲述村中几个汉子(可能是游击队)，将两名在湖边排泄的倭兵摁入淤泥中毙命的事。今按时间推算，这些应当是在一九四三年底倭敌从华容途经安乡分两路进攻常德和津市时发生的事。　　　　同年美国以停拨租借物资为要挟强迫中国派大军第二次远征缅甸。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罗斯福发电报给蒋介石道:‘自去年以来，吾人装备中国远征军正为今日之战’，中国若不出兵缅甸，则美国空运器材失去意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后，中国战场在美国人眼里的价值逐渐低落，主要原因是美军占据了绝对优势海、空优势，B-29型远程轰炸机的问世使美国无需使用中国的机场即可轰炸日本。美国‘维持中国作战’政策的目的即在其兵力尚不足与日本抗衡的时候让中国牵制大量的日军，现在其兵力强大了，就把中国人凉在一边不管。基于此，美国决定装备中国军队将以三十三个师为限。年底，罗斯福背弃他十天前在开罗会议中对蒋介石作出的海、陆夹攻缅甸的诺言，说要推迟攻缅甸计划一年。中国要求美国十亿美元贷款也被拒绝，中美关系走到最低点。十二月二十日，罗斯福居然又置他推迟进攻缅甸的建议于不顾，敦促中国军出兵支持英军收复缅甸的作战。在美国不断催迫下，国军最精锐的七个军兵力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陆续开赴缅甸。蒋介石在致罗斯福备忘录中说:‘北缅一战将中国所有储藏之装备一概用尽，同时又将应用空运来华之吨位占去’。陈纳德说:‘史迪威(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把盟国在中印缅战区资源的百分之九十倾倒入缅甸的鼠洞里，还加上近一亿美元的公路建筑费和大量的中、英、美三国人的血液’。在中国战场，原计划装备三十个师的物资只运来了十分之一，士兵大多是徒手训练。　　　　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胜利完成了任务。但在华中战场，中国却连连失利，河南许昌、洛阳等地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沦陷。日军又从国内和东北调来大军，一九四四年六月使用三十六万兵力(未包括海、空军)再攻长沙，创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一次用兵最多的纪录。日军并改变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术，迅速包抄长沙城，将岳麓山上的中国炮兵与城内的步兵各个击破，长沙失守。然后日军两个师团围攻衡阳，国军第十军两次击退日军的进攻。衡阳的胶着状态，促成了东条内阁的崩溃。八月，日军再以三个师团在空军轰炸支援下猛攻衡阳。中国军死守苦战，利用地形和高达四米的人杂谙崖，使用交叉火力，造成日军伤亡甚重。日本第十一军曾一度悲观而想停止攻击，但见其第五十八师团已突入市区，就坚持了下去。国军虽几次派援军来解围，但被挡了回去。苦战四十七天，周围稻田里的青苗不知不觉已成一片金黄。日军虽然攻下衡阳，却付出了死亡一万多人的代价，上级将校战死三百九十人，伤五百二十人，因死、伤、病而失去战斗力者近五万人。日军虽然取得豫湘战场的战果，但北面的中共军队却扩大了势力。　　　　此后，日本人除了砍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女、儿童来发泄外，实已无力再战。这期间日本发现汪伪政权实在毫无用处，就把一系汉奸撇在一边。同时与中国的议和条件也越来越低，到后来连塘沽协定也表示愿意放弃，并废除日本与汪伪的条约，退回一九三一年的状况。但中国政府识破了日本苟延残喘的诡计，坚持日本非完全退出东北不可。日本无计可施，冈村宁次乃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开始，集十万兵力试图攻下湘西的重镇芷江，梦想打开通往四川的道路。结果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兵包围，几乎被全歼，中国收复了一些失地。到此时，敌我的力量对比是逆转了。后来倭寇就是在芷江向中国乞降的。　　　　在日本占领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一九三五年冬，国共开始进行建立抗日联盟的谈判。一九三六年在中共中央指示下，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共四万二千兵力。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利用有利地形伏击倭寇一个旅团，以短兵相接的百刃战抑制倭敌优势火力的发挥，首创歼敌一千余人的的战果(林彪师座被子弹穿肺后去苏联养病，从此脱离抗日战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以土枪、土地雷在日军盘踞的敌后占领区与倭寇周旋。由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发展到八十余万人，建立大片根据地，使倭寇逐渐龟缩，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在强敌面前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持久战\"的成功运用。　　　　中共在遵义会议摆脱共产国际控制后便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苏联的援助，更没有美国与国军的援助，而要与摩托化的、有空中掩护的倭寇作战，完全只能采取零敲碎打的游击战。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拔据点、炸碉堡、打埋伏、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发动群众，孤立敌人，进行了一场智力和勇气对武器的较量。地雷战、地道战搅得敌人焦头烂额，寝食不宁;狼牙山五战士一类的英雄不断涌现。倭寇对八路军恨之入骨，每抓到我抗日将士，或砍头、或活体解剖，并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共抗日的成效。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和战略相持阶(3。12)的战绩，再略举几例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歼敌百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友军(国军)在忻口作战。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二九师在神头岭全歼日军两部共一千五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击毙与缴获战马六百多匹，此战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一二九师主力埋伏于响堂铺，歼敌四百多人，焚毁汽车一百八十辆，令特邀来观战的国军将领大为叹服。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几次战斗歼敌第一○八师团四千多人，收复县城十八座，扩大了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九月，一一五师在汾离公路线，三战日军第一○八旅团，击毙日本山口少将以下一千二百多人，俘十九人，毁汽车三十辆，缴枪五六○支。一九三九年，新四军在繁昌五次击退日军三千多人的进攻，敌伤亡四百五十人以上。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二○师在冀中的齐会战斗，歼灭日军七百余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主力在梁山伏击日军一个大队，全歼日军六百多人，俘二十人，第一次创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全歼敌一个大队的战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一二○师在黄土岭伏击日军一千多人的扫荡队，战至八日，毙敌九百余人，在太行山上折撷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开倭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战死的先例。一九四二年初，三五八旅在田家会围攻孤军深入的日军扫荡队，毙日军大佐以下六百余人......　　　　以上都是共军集中歼敌的范例。共军歼灭战，必占有利地形，再以局部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抗战中后期，日军常以数万人的兵力扫荡解放区，面对这种强敌，共军都采取避其锋芒、旁敲侧击的战略，一如当年在苏区的反围剿。这样的反扫荡给敌人很大的打击，而我军损失甚校但由于每次战斗都是歼敌几人、几十人的小打，无法与国军的大会战相比。如一九四○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历时数月，作战一八二四次，歼敌二万余人，缴枪五千八百支，但每次都是零敲碎打，故未在上面提到。又如一九四三年冈村宁次集第17，21，26，32，110师团的精锐，再加第1，2，3，4，8，9，10混成旅共十三万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扫荡，和对晋冀鲁豫与晋绥根据地的扫荡同时进行，号称‘百万大战’。但经八百余战，敌战死和被俘八千多人，我军死一千八百余人。冈村只得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并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自我解嘲。这样的游击战看来不甚壮观，却同样消耗了敌人，百团大战即歼敌两万余人，也至少抵得上半次长沙大战了吧!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和附近根据地考察，给共军很高评价。当时观察组认为，中共乃一民主力量(Democraticforce)，并希望拨给武器，增强其战斗力，但被蒋介石否决而未实现。　　　　现在有一种观点错误地认为共军在抗战中不积极。八路军从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敌后根据地扩展到有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一亿人口。试想这新增的几十万人枪是从哪来的？不是蒋介石将军发的，不是苏联给的，也不是美国支援的，而是从通过杀死敌人夺来的。事实上，共军在敌后作战十二万多次，毙伤倭寇五十多万，缴长短枪六十多万支、炮一千八百多门。国军有六百万人，虽经大小血战，但接连退却，丢城失地，颇乏用兵之道;而共军以四万余人、土枪、土炮，不断壮大，其战略是很成功的。　　　　又有一种更为荒诞的观点，从解放战争的结果而推论共军一直比国军强大，所以认为共军在抗日战争是保留了实力。共军确实比国军强，但那是战术与战略上的优势，是顺乎民心的政策的胜利。日本投降后，尽避朱德下令叫日军就近向八路军投降，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在美国政府指示下，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对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国军投降，而对共军则可‘自卫’。美总统杜鲁门也承认，如果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接收，所以就命令日本军坚守原地。而同时，美国则空运国军千里迢迢去北方受降。由于日军的抵抗，共产党军队所获甚少。不过，共军从苏联红军手里获得了六十多万日本关东军的部份装备，缺乏重武器的共军大大地增加了力量，为日后平津战役的胜利涤讪了物质基矗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共军总实力仍远不如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国军。平津之役，林彪是冒了被国军围歼的危险的。但国军各兵团互不协作，每每当共军以优势兵力围攻国军一部时，其它国军迟迟不去支援，贻误战机。结果一个兵团往往在几天内便被围歼，而且很多国军立刻就变成共军战士。到渡江战役时，国共军力已然逆转。 　　　　国民党军队组织性远不如共产党军队，他们还有很大的军阀性质，当官的把军队作为私有财产，舍不得用。这在抗战中也很明显，对付强大的日军，国军常常是逐次用兵，而不是全力一击，结果往往送去的部队有去无回。如在上面提到的豫湘桂战役的衡阳保卫战，国军曾以四个军逐次去救援，每次都被挡回。倘以四个军合一而击，对久攻衡阳不下的日军的威胁岂不大得多？毛泽东在其《论持久战》中建议针对日军每个兵团组成兵力三、四倍于敌人的野战兵团。但国军将领大都多谋而寡断，又缺乏合作精神，很难实现这样高度统一的指挥。一九四四年许昌、洛阳、长沙、衡阳等城的血战，守城部队都坚守防御，但配合支援部队都未能完成其预订任务，甚至随意撤退、见死不救，被敌各个歼灭。相比之下，共军不但指挥统一、军纪严明，而且用兵如神。正如岳武穆论兵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倭寇百万兵八年不能胜国军，共军三年能统一中国。当时共军若有国军一样的武器装备，倭寇实不足以成如此之大害 。　　　　解放军的战斗力并不是作者在这里任意夸大，而是可以从得到韩战证明的。当时麦克阿瑟公然把矛头对准中国，在边境多方挑衅，我多次警告无效，不得不挥师数十万与十几国联军一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终于将美军驱离边境，消除了美国从陆上进攻的威胁。此战更改变了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每战不利的状况。韩战时，美国的将领为其自以为最强的麦克阿瑟，我方将领并非林彪、粟裕一级的神将，而是较为持重的彭德怀，饶是如此，中国军还是取得了成功。　　　　关于国共在抗战时的冲突，主要有皖南事变和黄桥之战。但都是局部的，没有改变抗战时国共之间‘友军’的关系。从大局上两个原来是死敌的政党，能走到一起，为民族大义而战，这是无法否认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第二次合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两个政党虽主义不同，但都是以革命救国、复兴民族为己任。在今天救国使命已经完成、复兴大业还须同志努力的时候，中国人民也自然希望国共能再次合作，制止违背民族利益而分裂的不明智之举。对此，作者感到很有信心，因为目前的中国已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中国人民有更大的向心力。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这个民族就等于不存在。一个民族如果忘却它的历史，这个民族就等于没有历史。　　　　中华民族不只是一种基因、一种肤色、一种文字，中华民族是一部历史。　　　　中华民族的进化不仅在于要提高科技、繁荣经济，更在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寻前驱的方向与道路。　　　　从满清三百年统治，万马齐暗，到太平天国，功亏一篑;从武昌起义，驱除鞑虏，到军阀混战、二次北伐;从九·一八、芦沟桥、南京、上海、长沙、芷江，到驱除倭寇。　　　　中华民族在找回自我、重建尊严的艰苦奋斗中经历了失败与挫折，有的是血与泪、仇与恨。中国人民从此是站起来了，中国人是觉悟了。　　　　但是我们民族的大业尚未完成，南京三十多万的冤魂还在注视着我们，三千多万同胞还无法瞑目九泉。我们无泪，我们有志。　　　　今天，日本对它的罪恶的全盘否认和美化，更加加深了中日两个民族间本来就已经很难消除的仇恨。　　　　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除了奋斗，别无选择! 　　　　
【 · 原创:仙剑奇侠传一　
16:14 】　　
　　这都是GCD的功劳，谁也抢不走。　　　　因为，所有抗战烈士，都可以追认为D员！！
【 · 原创:　
16:33 】　　
　　抗日战争主要战役列表 　　　　长城抗战(1933年1月-1933年5月) 　　热河抗战(1933年2月-1933年2月) 　　淞沪抗战(又称一二八抗战，1932年1月-1932年3月) 　　四行仓库 　　绥远抗战(1936年11月-1936年12月) 　　　　-------------------------------------------------------------------------------- 　　　　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1937年7月)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南口战役(1937年9月) 　　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 　　忻口战役(1937年10月) 　　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937年11月) 　　南京战役(1937年12月) 　　　　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