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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回忆录之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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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是志愿军，我也是！
　　　——双石根据王合良生前自述文字整理
（整理者按：王合良生前的笔记本上有一段自述，因其文化程度的局限，表述比较零乱，有些文字也很难辩认，也有辞不达意之处，需要费力揣摸，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校正了一些自述者因当地地位局限未能准确表述的地点和战斗态势，因王合良老人已去世，无法与他讨论商榷，只能尽可能地保留他留下文字的原样和表述顺序。特此说明。另外，王合良自述的出生日期似也与有关战史资料所载有出入，待查证。）
　　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别人写（租）地主的土地有钱交租子，可是我们家里不但没钱交租子，而且连锄头都没有一把，农具更不用说了。我父亲用五十个活路（工）与地主换了三块破烂草房子和两亩多点地。虽然是五十个活路（工），天晴都在他家地里做，下雨才能在自已地里做。我年纪小，就用织布去换工。
　　我八岁时母亲就死了，我父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和我的兄弟。
　　解放后我们家分得了田地，我父亲很高兴，再不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了。可是不久听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心里很气愤很难过。那时我在民兵队里当小队长，回到家里就对我父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去参军？我父亲很同意。但当时当兵要满18岁，我才17岁，于是就多报了一岁，18岁。部队领导看我个子不高，就叫我当通讯员。我不愿意。领导说服不了我，最后还是把我放到了班里。
　　过了不久，部队就出发了。到了陕西宝鸡，我们四川人吃不惯面条和馒头，还不会做，都是请老乡帮忙。后来到了东北安东，就更不习惯了，整天都是小米和高粱米，好在大家要抗美援朝心劲很足，慢慢也就习惯了。到了东北才知道我们祖国有这么大，有那么多的矿山和工厂，工人们劳动热情都很高，数不清的烟囱都在冒烟，我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愉快。
　　到了安东一个月，记得大概是日，开始换领武器，我那时决心虽大，但个子小身体弱，把武器装备一背到背上，早晨出操时还能跟着跑，一到下午脚就软得撑不起身子。满身东西都咣当乱响，勉强才能跟上跑，根本不能去作什么动作。
　　除了武器外，还有许多给养要随身携带——那时志愿军后勤跟不上，每个战士都要随身携带给养。记得当时每人要带半斤盐、4斤半炒米和5斤炒面，还有15斤高梁米和小米。
　　两天后，部队就跨过鸭绿江桥，向朝鲜境内开进。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就没有看一座完整的房子，也没见着一个人。房子都被美国飞机炸了，人都住都了洞里去了。我们部队只能晚上行军，白天就钻防空洞，脚走肿了，还得四处去挖野菜，然后加上盐把野菜煮熟了就着炒面或高梁米下饭。当时我们带的盐都是山东和江苏的海盐，很涩很苦，这样弄出来的野菜很难下咽，但还不得不下咽。
　　到了驻地，老同志们都出来欢迎我们，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不要我们站岗，要我们好好休息。但几天后美国飞机把桥炸断了，朝鲜北部洪水泛滥把路也冲垮了不少，部队闹起了粮荒，半个月的粮要对付着吃一个月，我那时在机枪连，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去找老乡商量给牲口找些草，好把牲口吃的高梁米调出来紧着人吃——这“人”不仅是我们当兵的，还包括朝鲜的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省出口粮，我们当时每天只开两顿饭，一顿干一顿稀，省出一顿粮给朝鲜老百姓。
　　就这样，我们还天天要搞训练。我所在的重机枪班有一挺重机枪，我身体廋小，班长为照顾我，只让我背一块盾板，就这样我还是扛不动。后来又有人分到我们班，就让我背一根预备枪管，这才勉强能背着跑。
　　当时我们的训练预计是3个月，可能是前线战事紧张，刚训练了一个半月就叫我们去打靶，给我5发子弹，打了不记成绩，算是一种体验。我们当时学习的机枪是两种，一种是苏联的郭留诺夫重机枪，一种是马克辛重机枪。训练的一项内容就把两种机枪放在一起，把两种枪都给拆了，然后让你蒙上眼把它各自合成归位。
　　我把五发子弹打了，首长说还可以，可以当射手。
　　射手当上了，可我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机枪射手很辛苦，要扛的东西很多。又听一些老同志讲：当兵还是当步兵好，抓住几个敌人就是死了也划得来，还可以立功。重机枪这玩艺儿又笨又重，不但抓不了俘虏，经常连敌人都看不到。于是我又跑去找连长，要求调到步兵班，连长不答应，我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打马虎眼想哄我，说过几天再说吧！我一生气就躺倒不干了，本来就扛不起那重机枪嘛。
连首长看看没办法，就答复我说那你就到五连当步兵吧。
　　然而到了五连，人家也不让我当步兵，让我到炮排去摆弄迫击炮。我更不干了，要摆弄迫击炮，我还不如就在重机枪连耍重机枪。我跟连长死缠烂打，连长还是不答应，说你就当是在炮排学习嘛，你年轻轻的，多学一点东西不好么？我一想这话说得也对，也就同意暂时在炮排“学习”，我私下里订的计划是学4个月，结果刚学满两个月就让我去打几炮。
　　第一发打偏了几米，第二发还偏1米。
　　教导员说再给这个小鬼一发。
　　这一发我很用心，仔细瞄了又瞄，一炮就把靶标给炸飞了。
　　教导员笑着用四川话说了句：马马虎虎将就要得。
　　那时候常听老同志们讲，三年熬一个迫击炮手，两年熬一个重机枪射手。关键是打炮要用数学，要会计算，要根据距离和方位计算加什么药包，还要测量密位，读过书的人要容易一些，而我这样的文盲，就很困难了。能得到教导员这个夸奖，我也很有几分得意。
　　既然教导员都说“将就要得”，我又找连长要求下步兵班。连长这道理那道理跟我说了半天，我只回他一句：你不是说让我多学习么？难道你还怕我多学一些武器？连长经不住我死缠，只好答应让我下步兵班。我当然很高兴，到了班里很用心地学习了多种武器的使用，不光是自己的武器，还包括几种敌人的武器，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武器的使用。
　　1952年3月份，我们军接受上级命令，到平康前线去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平康那一带是平原，极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行动。因为我们部队的首长都是出了名的战将，所以才把我们放到那里去。我们当时发的鞋是胶球鞋，后来敌人都知道这支穿胶球鞋的部队很能打，害怕得很。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修工事挖坑道，晚上就出去捡敌人的便宜，经常一出去不是带几个俘虏回来，就是弄几样武器回来。有时一去就是几天，衣服被雨水露水打湿，就没有干过。吃的真就是雪水绊炒面，整夜整夜在雪地里潜伏，还不能睡着，因为睡着了打呼噜会惊动敌人。就这样回来了还得挖坑道修堑壕，累得不行，常常站着就可以睡觉——我们四川人骂人的话就有“你霉得走路都在拽瞌睡嗦！”而我们那时硬是就是“走路都在拽瞌睡”。
　　10月中旬，上甘岭打响了，我们第八十七团调到上甘岭方向支援第四十五师部队，到了那里先是准备，领导动员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打好，打不好，就是影响整个朝鲜战争的停战问题。打好了就可以很快停战，打不好停战就要延期，我们只能打好，不能打不好！我们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陪美国佬打到底！秦军长说啦，要婆娘娃娃一起上，连队打光了，机关也要上。哪个连队把山头打下来又能坚守24小时的，全连集体记功。
　　回来讨论时，每个人都订了计划，我当然也订了。内容不外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打断一只手一只脚不下来，打断双脚双腿不哭不叫。
　　当时我们团配署第四十五师的第一三三团，参加争夺537.7高地北山阵地。有一天正副班排长都在连部开会，叫我带了十多个同志到营部仓库去领手雷，仓库管理员是我老乡，他把我叫住：王小鬼，这次每个人要带20枚手榴弹，400发子弹，两根爆破筒或两枚反坦克手雷，还有枪和粮食，加起来有百把斤，还要跑，你楞格丁丁儿大，啷个扛得起哟，就留在我们这里看仓库算毬罗。
　　我听了很生气，又不想跟他罗嗦，就简单回答了他一句：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他们背得动，我也同样背得动。
　　谁知回到连队，我们连长也是这种口气：你扛不扛得起哟，就是不让你打仗，只让你背东西，你恐怕都背不起来哟。我也同样简单地回答他：别个（人）是志愿军，我也是！连长说光说不行喽，你还是背起来我检查一下看要得要不得。
　　我硬着一口气，当着他的面就把一百多斤东西背在身上。
　　背起来还是不算，连长还叫我走给他看，我走是走了，但脚底上是软的。
　　连长摇头，说这样子不行，打仗不光是走路，还要跑哟……
　　我赌上了这口气，每天煅练，慢慢要好一些了。那时候，祖国慰问团就在五圣山前线，我和大家一样，都揣着一口气，要让祖国亲人看我们打仗，打胜仗，不能在祖国亲人面前丢人现眼。
　　10月26日，我们开始到前沿熟悉地形，后来就逐渐参加一些班排规模的出击行动。有一次，朝鲜人民慰问我们的苹果送了三个到我们排，我看到排长副排长每天都要带部队去出击，就建议把苹果给了正副排长，两个小的给排长，一个大的给副排长。
　　那天晚上副排长出去后就再没回来，他们就吃了一个苹果。
　　排长的苹果留下一个没吃，装在了饭包里。第二天排长让我跟他出击，说你个子小不容易暴露。那天晚上出去只走了一会儿，天就要亮了，看到有一伙“李承晚”窝在一个小坑道里，我们就把他们全打死里面了。
　　敌人发现了，就封锁我们的坑道，他们不敢进坑道，我们也不轻易出去，僵持。但里面的人两天两夜没水喝，只好喝尿。我们坑道里每个人都喝过尿，很臭，只能憋住气喝。敌人怕我们从坑道出击，就派人天天守着我们的坑道口，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敌人坐在我们坑道口一动不动，象是在“拽瞌睡”，我报告排长，排长说那你就去吧，我掩护你。我慢慢爬到坑道口，看看那家伙还是一动不动，我一扑上去就把他的脑壳拧了一转，把他干掉了。
几天没水喝，后来就连尿都没有了。排长为了给大家鼓劲，神密兮兮正儿八经对大家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精神一振：是不是外面送水来了？还有人问是不是外面下雪了？有雪就有水嘛！排长笑笑，从饭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大家都吃一点才好打仗。结果这个苹果给这个也不吃，给那个也不吃。排长很生气：你们不是都喊渴么？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不渴了不渴了。排长把这个苹果拿到鼻子前闻了半天，才小小咬了一口，又传过来让大家都吃，不吃不行。我们一个排38个人，一个苹果转了好几圈才吃完。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和平环境里讲团结，困难环境里团结得更紧。
　　11月4日号那场战斗我终生难忘。
　　那天我们排是突击排，分成三路向537.7高地北山冲击，敌人拼命地往下扔手榴弹，又密又急，我也用手榴弹往上扔，敌人的手榴弹大约有十来颗在我前后左右爆炸。我是战斗小组长，我的组员一个牺牲一个负伤，我的左眼也被炸伤，眼球都吊在了眼框外边，用手一扯吧痛得钻心，不扯吧又晃来晃去碍事。我的双眼被血糊住，只能模糊看点东西，我呼叫我的组员也没有回应。倒是听见有人在叫我，听口音是我们副班长薜志高。我爬过去问他怎么样，他说我的腿打断了不能走，我一摸他的腿是软的，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还听见血在汩汩地流。我赶紧用我身上的急救包帮他包扎了，血才止住了。薜志高说王合良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说我背你下去我再上去给你报仇，薜志高说那不行，我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上去跟狗日的拼到底！我说你先别急我得把我的眼睛先处理一下。
　　我从一个牺牲的同志身上摸到一个急救包把我的眼睛包扎了起来，眼球这才不晃荡了。然后我对薜志高说：班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眼睛看不清，我来背你，你眼睛好使唤，碰上敌人就打他狗日的，没有我们就往山上冲，死也要死在上边。
　　薜志高很激动，说王合良好同志好兄弟我谢谢你，我们就这样干。
　　我把他背到了山头上，一路上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人，山上的草木早就被炸了个精光，连块石头都没有，从前挖的交通沟也被炸平了，土就象深耕了几十遍一样，全是虚土。我看没有地方掩护班副，只好把他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在周围拉过来一些“李承晚”的尸体垒了个半人高的“围墙”把他围起来，也算是个遮蔽吧。薜志高的子弹早就打完了，他只有两根爆破筒和两个手雷。我又到处爬着从牺牲同志身上摸来一些子弹和手榴弹给他，让他别动，平时你指挥我现在我指挥你，我再往前去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同志。
　　我一边爬一边喊，这才知道，我们的同志还有6个人，连长和一个步谈机员还守在前边一个阵地上。我又爬回来告诉薜志高，他还在那里坐着，我摸着他的武器，他把所有的手榴弹盖都拧开了，我问他话，他半天才回一句，看来耳朵也被震聋了。我让他别动，我又往前边爬。
　　刚爬出几步，就听见有人在讲话，外国话，听不懂，我的眼睛模模糊糊还能看点近处的东西，眼前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人在动，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根爆破筒就丢过去。这时听见薜志高那边的转盘枪也响了起来，看样子敌人不止一路。我手里的东西丢光了，就满地乱摸，摸着一个能炸的东西就扔，摸着一个转盘枪的弹盘卡上就打，……
　　这时我比薜志高情况比起来反而好些，他只能坐在那里不能动，打光了弹药没法去找，我还能爬来爬去到处摸。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在动，也只能辩别个大概方向就乱打一气。开始和薜志高还能配合，可打到后来到处都听见敌人的枪声就互相顾不上了，只能各打各的，打到后来我听见他那边响起了一声爆炸，我爬过去就摸，喊他没人答应，我给他垒的那些“李承晚”围墙也倒了，我一下就猜到：他肯定是和敌人拼了。他要是在，敌人也不会从后边上来……
　　这时我也没有力气了，根本站不起来，只好斜靠在一面坡上。弹药也只剩下摸到的两个弹盘，我卡上了一个，压在腿上下，心想敌人要上来了，我拼了便是。后来听到我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杂，外国话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就有人把我的手拉了一下，大概是看戴没戴表，我没理他，我的枪压在大腿下边，心想你们挤成堆了最好，我一次就能赚不少。
　　我影影悼悼看见敌人坐在了一起，大概是在吸烟吧。我从大腿下把枪一抽就开了火，就听得敌人乱嚷，一会儿平静下来了，但我也睡过去了……
　　过了不知多久，就听我们连长喊：王小鬼，王小鬼，你还在么？我说还在哩，连长你怎么样？连长说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一只手只剩一点皮连着了。又听到连长喊了一声：赶紧把王小鬼送走……
　　我醒来是一个星期后了，听人说往下送我的时候我还又踢又咬，人家大声喊自己人自己人我还不住手。大概那时候已经打懵了，脑袋里只有一根打的弦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眼睛都瞎了难道不痛，为什么还要打。
　　这不太好回答，我想来想去，可能有几种原因鼓励着我，一是到了东北知道了祖国之大，看见了无数烟囱在冒烟，数不清的工人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这是在建设新中国呀！任何一个年青人，看见这个，都不会不为之动容。我到朝鲜后一个月之内，收到祖国各城市学校和机关的慰问信有二十多封，还有很多慰问品——祖国这个力量就是这样传递给我们的！二是到了朝鲜，走了一晚上，没有看见过一所房子，就是看到一座城市，也是光秃秃的。上平康前线时，过了一个火车站，我数了一下，有80多个火车头被炸烂了扔那儿，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几十岁的老奶奶没房子住，连吃的都没有，都是部队从那儿过的时候接济一点。
　我们在平康前线的时候，当地朝鲜政府组织少先队员课余给志愿军挖野菜，一个少先队员揹了一大背野菜给我们送来，走到半路就让美国飞机给炸得尸骨无存，美国鬼子真是造孽呀！
　　那时我就想，这个战争要是摆在我们祖国，我们祖国不也得跟朝鲜一样？要是摆在我们西南，那么西南人民不也同样是牛马不如？我们的母亲也同样没有房子住，儿童不也一样被炸得尸骨无存？哪里还会有“无数个烟囱在冒烟”？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战斗小组全部牺牲了，还有不少同志也牺牲了。每当我一回忆起来，他们就象站在我面前，我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
　　住医院的时候，遇到了我们连一个副排长，我们上前线之前把他调到后勤工作站，现在大概是连里干部伤亡太大，他又回连队了。他听说我负伤了就来看我，他说你不要难过，好好休养，连里给你报功了，听说给你评的“二级战斗英雄”，我祝贺你立功。
　　我那时很土，不知道这“二级”是个什么功劳，当时只是伤心，我才不满二十就瞎了眼，还什么都没做哩！他说“二级”不“二级”的，还祝贺，我一听就来气。他看我情绪不好，跑到老乡那里去买了几包烟和两斤苹果，送到我床头让我摸着吃，安慰我想开些，组织上会想尽办法为我把眼睛治好的……
　　我的眼睛经过治疗，右眼恢复了一点视力（眼窝附近还有个弹片没取出来），左眼装了个假眼球。53年3月间回到四川，一年后部队把我立功证书寄到了省里，又专程送达到我的家乡，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我立了功。真正知道这件事，是朝鲜代表团到四川访问，省里来人接我到成都去迎接朝鲜代表团，还把我选成了省人大代表，我才知道立功的详情。我想，我得到这一系列的荣誉，应该都是党和人民教育的，还有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我做了一点事情，可给我的荣誉又这么多，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党交给我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负了伤就回到了祖国，还专门给我们开办了荣军学校，让我这个文盲变成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有了一些文化，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是幸存者，也是幸运者……
　　（在这篇自述后面，王合良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王合良负伤后的大致情况：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王合良后送回国治疗，53年底回到四川老家，住荣军学校学习文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54年，与同乡姑娘曾永华结婚，曾永华至今都是个不识字的文盲。王合良称，我有自知之明，我就是要找个文盲。王合良曾是四川省一届人大代表，本来有在成都安置的机会，但他在成都过不惯，不喜欢到处都有人跟着的生活，自己偷偷跑回了三台。住了几年荣校后，被安置在青海省某劳改农场任管教干部，因不适应高原生活，昏倒过几次，后来又回到三台，在三台县民政局优抚股工作，直至80年代退休。
　　王合良与曾永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已退休，小女儿仍在三台县人民医院工作，两个儿子都是当地车圈厂的工人。
　　曾永华原是县医院的浆洗工，退休后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足30平米的旧楼房里，每月大约有600元的退休金。她还替离婚的儿子供养一个孙子。家境可以用贫寒二字来形容，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门上悬着一块1954年当地政府送的“特等功臣”匾算是通家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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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军老兵回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和一群朋友决定到募兵处去志愿入伍，时间是1950年9月，我刚满19岁。韩战才打了两三个月，我们决定要替国家做点事，反正我们当时也是无所事事。　
我不知道北纬38度线是什么东西，也不晓得韩国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甚至不敢确定知道韩国在哪里，我只知道那里在打仗。　
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杰克森堡接受基础训练和步兵训练，然后我就被派到韩国，感觉上来去匆匆。　
第24步兵团当时在汉江以北不远，我报到那天，我的部队被自己人的飞机扫射并投掷汽油弹。我和其他补充兵一起到达，我被指定的连队（E连）从山上派人带我们上去，到了山顶马上叫我们挖散兵坑。当我们准备好要开挖时，来了六架飞机对我们扫射，并且投掷汽油弹。我没有散兵坑，所以躲在附近一块大石头后面，而且试着要爬到它底下。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第一次上火线。凝结汽油弹烧伤了一些人，相当严重，一个死了，他躺在地上就像一段烧焦的木材。后来终于有个军官用无线电联络上飞机叫他们停止。　
当我们刚挖好散兵坑后，部队就离开了那个山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我们会前进攻占一个山岭或小丘，挖个散兵坑过夜，然后在早上又离开前进；有时候甚至连散兵坑都还没挖完就又前进了。　
有一天我们连攻了四道山岭，一个接一个。流传的谣言是中国人很快会发动大攻势，所以这之后我们前进就比较小心一点。我们每天仍然都向前推进，但是步调比较慢一点，也有较多的时间吃东西和睡觉。　
我们吃的是C口粮，我不记得吃过任何热食，都是从冷冷的罐头里挖出来吞下去，包括了热狗豆子、牛肉马铃薯泥、通心粉、火腿扁豆。大家都彼此交换口味。火腿扁豆大概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味，我有一次给了个中国战俘一罐，连他也吃不下去。不过，每个人都想弄到水果罐头，如果是桃子罐头或什锦水果，那天就走运了。　
我不记得我们是在哪个山丘，我们刚刚把它夺下，就忙着在其周遭布置防御。我们布置了铁刺网，埋下了一些地雷和绊索照明焰火，并且在铁刺网前放了几个55加仑汽油桶装的凝结汽油，桶外面绑了TNT炸药或迫击炮弹，把雷索牵到阵地内以便遥控引爆。汽油桶爆炸后会变成一道三、四十码宽的火墙。　
看来我们已经知道敌人会来，因为我们通常都不会这么积极准备，一般都是挖一个散兵坑，如果能弄到的话就加一道铁刺网，仅此而已。　
我当时对中国人也参加韩战所知不多。我是在1951年4月报到的，中国人的大攻势发生在11月、12月和1月，我其他许多同伴也都是新兵，所以没有人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　
当他们开始攻击我们时，却是整个韩战中最大的战役。我现在知道，当时有30万中国部队沿整个前线进攻，当然了，我当时除了自己面对的阵地前沿外根本不会想到还有其他前线。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前进，因为他们吹喇叭、号角、哨子，尝试影响你的心理。接着一发炮兵发射的照明弹照亮夜空，发出非常亮的白光，我就看到他们了。有几千个人，跑过我们山下的田壤冲上山麓。我还记得自己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西奥多，一定要活下去，你一定得想办法活下去。”
我们在那山丘上待了两晚，因为害怕我们的飞机，中国人白天不敢攻击，但是在晚上我们的炮兵也会痛击他们，那是我们能挡得住他们的原因。我不过是个拿着M1步枪的步兵，开枪只为保命，真正痛宰那些中国人的是炮兵。那是很恐怖的景象，人的躯体和残肢碎肉飞散到半空中。当他们冲锋时，彼此之间靠得这么近，你开枪绝对不会打不中。　
但是他们人多得不得了。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山麓躺着数百具的尸体，然后你会想：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损失？不过，到了晚上，他们又会再来一次。　
最后他们终于占了上风，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开始撤退，一个连会担任后卫，掩护团里其他部队撤到下一个防御位置，然后另一个连会担任后卫，让其他部队撤到更下一个防御位置。　
有时候我们会据守一个位置久一点，直到快要失陷，不过在最后关头我们总是会接到命令撤退。现在看起来，那正是李奇微将军的策略，他想要尽最大可能造成中国方面伤亡，所以如果一支部队能据守一处越久，其后的炮兵单位就能待得更久，把中国部队轰个一塌糊涂。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炮轰规模，当我们撤退时，可以看到炮兵的旧阵地里一堆又一堆成千个山积的空药筒。　
有一次当我们连担任后卫时，我们才拉到山上，还没挖散兵坑就被攻击了。我们从山上撤下到一个小山谷里，中国军就在我们脚后跟大约100码远，有一大群，冲锋枪和步枪在手上边射击边前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有戴钢盔，他们通常都是戴有帽沿的软帽，有点像有衬垫的棒球帽。他们身穿褐色制服，距离是这么近，可以看到他们跑步时子弹带在胸膛上下撞击。　
我当时心里能想到的只有，老天爷，请保佑我能平安跑掉。　
在山谷里有五、六辆坦克，我们跑向坦克并且爬到底下，从那里开火抵抗了一会儿。但是他们还是突破了坦克炮火，我们只好也继续撤退。坦克的乘员也从坦克里爬出来跟我们一起跑。中国人俘获坦克，占领了山谷，掳获所有留下的东西。我们逃掉了，但队伍凌乱。　
我们前后撤退了约35英里，到达汉城北边不远的“林肯防线”，那是我们最后据守的位置。但当我们到达该处时，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战壕已经挖好，铁刺网、绊索照明焰火、凝结汽油桶也都已经布置好。我现在知道，所有都是事先计画好的，包括撤退在内。他们知道中国军队将要进攻，所以他们策划了这整个撤退到“林肯防线”的撤退作战，以便沿路尽可能杀死中国部队，越多越好。　
我们有自信可以守住“林肯防线”，工兵单位已经投下许多心力，他们挖了许多互相连接的战壕，还有用厚重木头为顶的沙包掩体，布有五、六道铁刺网，阵地前还有许多地雷、各种诡雷，以及成桶的凝结汽油桶，甚至还有几盏探照灯。炮兵则在我们正后方近处布阵。　
中国军对这条防线攻击了两次，但是都不在我的地区。在其中一次战斗中，第35团杀死了超过1,000名中国和北韩士兵。我们听说他们的铁刺网前有整整一百码看不到土地，满满都是躺在地上的尸体。
然后整个就平静下来，当我们派出巡逻队时，看不到任何人。他们开始派出装步联合巡逻队到防线前四、五英里处。　
中国军已经撤退了，在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开出“林肯防线”，开始进攻。在这次进攻中间，中国部队又展开一次攻势，我的团并没有牵扯在内，那次攻势发生在“无名防线”，在我们东边，主要是第二师和陆战队，甚至比第一次还快就把那次攻势挡回去了。　
那是五月的事。到了六月，我们又再度前进，夺下一个个山头。我所经历过最惨烈的战斗之一就发生在这期间。　
他们把我们一个班派到主防线前方约200码处的一座山头上，我们有大约20人，　
在山顶上挖了散兵坑，两人共用一个，每个散兵坑有一挺机枪。　
我们只有20人，但却有10挺机枪。　
我当时想，老天，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在那里干什么？　
每一个散兵坑里有一挺机枪，还有步枪、点四五手枪、许多手榴弹。另外，他们也对我们的山头做了炮兵归零。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留在那里，如果看到有中国人就开火，你们要守住这座山头。”　
那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有人计画要痛宰中国军，而我们就是那个诱饵。我后来听说原来是另一个连被命令去守那个山头，但是他们拒绝服从命令，后来被以抗命罪论处。　
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入夜后不久──我不记得确切时间──我看到中国士兵靠近，我可以看到他们在脊线上的身影。从他们昂首阔步的样子，我知道他们不晓得我们在那里，他们在看着我们主防线所在、更往后200码的岭脊，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　
我把跟我同一个散兵坑的人弄醒，当第一名中国士兵走到离我们约50码时，我的机枪就开火了。　
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打了整整一夜，我们不敢离开散兵坑，因为炮兵轰击着我们周遭。而且即使我们撤离此处，而且摸得回己方防线，也可能会被自己人误杀。　
所以我们只能待在那里，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守得住，不过我们“必须”守住，因为我们无路可走。　
事实上我当时太害怕了，根本没想到失陷的后果。他们一波波地一直上来，我就一直射击。其他人也在射击，炮弹在我们四周爆炸。炮兵干得不错，把敌军挡在我们阵地之外。　
整个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些家伙一定是疯了，他们大批大批地阵亡，却还一直上来。　
但是，当晚我们没有损失任何人，天亮后他们撤退不再进攻时，我们才看到我们的战果。整片战场上都是死掉的中国士兵，好几百个躺在那里，而这些还是他们在夜里没能拖回去而留下的一部份而已。　
在那个山头上的人通通被推荐颁发铜星勋章，我一直都没有拿到，不过我知道推荐书的确有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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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回忆　
父亲名叫郭锦成，江苏邳州市运河镇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今年70多岁了，在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71次战斗，现在家务农，晚年闲暇，将他的一生写成了回忆录，读来亲切、质朴、感人，有些地方让人荡气回肠，仿佛只有在电影上才能见到，现摘录其中关于抗美援朝的部分，以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文中提到的战友，不知今生能否有幸再相见，如果碰巧有谁知道他们的消息，麻烦您一定告诉我。需要说明的是，该回忆录是父亲亲自执笔所写，我只对其中的错别字以及语句不通的地方做了改动，其余未做任何改动。由于时间久远，一些时间和地名记不清了，望有识者指正。　
一．　过江第一战役　
日我所在的20军从上海嘉定娄塘镇出发，坐火车北上，到徐州停了两个小时后继续前进到达兖州待命，进行轻装工作，把有解放军标记的物品、照片全部交到仓库保存起来，一星期后出发，10月24日到达鸭绿江边，离辑安里月50里路的一个小站下了车。下车后全体官兵立即将棉衣反穿，把每人的背包打开相互检查，摘除领章和帽徽，不许留一点点解放军的标记　。
当天下午，团政委马丁做了动员报告，下午六点左右，狂风大作，浓云密布，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飘落下来，气温陡降到零下20度，我们由于是华东地区的部队，发的是薄棉衣，带着大沿帽，脚穿单鞋，棉被每条只有三斤左右，冻得连蹦带跳。七点多钟，过江命令下达了，步兵快速通过江面，汽车和山炮也都从冰上拖了过去，八点左右，先头部队到达江界镇，九点钟我部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打的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丢下了许多大炮和汽车，我军趁胜追击，将美军陆战第一师包围在黄草岭一带。　
陆战第一师是美国的王牌军，战斗能力极强，经过24小时的精心准备，敌人从早上8点开始突围，先用数百架飞机轮番向我军阵地轰炸、扫射，同时用火炮猛烈向突破口轰击，最后用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向我军阵地冲击。由于时间紧迫，冰天雪地，无法构筑土木工事，我军伤亡较大，但敌人冲上来后，重武器失去了作用，我们用磁性手雷、火箭筒攻击坦克和装甲车，敌人死亡很多，第一次突围被打退了。　
趁着战斗间隙，我军很快筑起了土木工事，当日下午四点多敌人组织了第二次突围，又同样被打退了。　
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敌人第十二次突围时，天上又下起鹅毛大雪，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我军指战员七天七夜粒米未进，头无棉帽，脚穿单鞋，身穿薄棉衣，实在无法御寒，我们只好把棉被割成若干块，把头脚手身分别包着，用背包带扎起来，单衣也全部穿在身上，还是冻得浑身发抖，再加上肚里无饭，年高体弱者，伤病者，先后冻死、饿死，有战斗力的所剩无几，但仍然殊死拼搏，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20军的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在战斗到最后一人时，多处受伤，最后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与尽的。最后敌人还剩千余人冲出重围而逃跑了。　
二十军原有三个师，在入朝时临时增加了79师作为预备队，敌人逃跑了，军部命令79师追击，但79师也已严重减员，同样也是多天粒米未进，哪里追得上敌人的汽车呢，实为遗憾。
在朝鲜战争中，我们经常可以将敌进行合围，但能将敌人全歼的几乎没有，毕竟我们的装备比人家要差远了，如果我们有相同的装备，再多一些美国佬，我们照样可以把他们吃掉。　
二．　梦见妈妈　
在死鹰岭战役进入第六天的深夜，战斗平息片刻，饥寒交迫筋疲力尽的身躯立即进入了梦乡，只见慈母满头白发，飘然而至，用她那温暖的双手颤巍巍的抚摩着我如冰似雪的双腮，心肝乖二叫不绝口，痛哭悲啼，泪湿衣襟。　
猛然一声炮响，把我从梦中惊醒，眼前并没有慈母的身影，不禁泪流满面。　
妈妈！您刚才为什么那么凄惨，那么悲伤，莫非是已进入寒冬腊月，思念着您的爱儿，思念着骨肉团聚。　
妈妈！儿现在正卧在零下40度的积雪沙场，饱尝着艰苦的滋味，衣单衫薄，饥饿难耐，饥寒交迫。朔风吹冻了儿的热血，积雪浸透了儿的征衣。
妈妈！儿现在所听到的，是间断的枪声，隆隆的炮声，没有犬吠，没有鸡鸣，这是拼搏沙场的前奏乐章。　
妈妈！儿现在所见到的，是燃烧的村庄，火光冲天，烟雾弥漫，西面的树梢上挂着一轮惨淡的冷月，天上的星星闪烁着暗淡的光芒，这是拼搏后凄凉的惨景。
妈妈！您看，那满地的尸体，哪一个不是妈妈的爱儿，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祖国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母亲的骄傲。　
妈妈！不要凄凉，莫要悲伤，我将踏着他们的鲜血，去实现他们未尽的事业，假如我牺牲了，所有活着的战士，都是您的儿子，请您为我自豪，为我骄傲吧！
三．　饥饿之后的饱餐　
自从形成包围圈后，敌机保持着百余架轮番轰炸，粮食根本无法送到前沿，就是送上去一点也无法生火，敌机只要发现一点炊烟马上就会把这片炸得天翻地覆，所以激战七天七夜，没吃上一口饭，就连师长也五天五夜未能吃饭，战斗结束后师长向军长汇报，第一句话就是先给我搞点吃的来，可见前沿的指战员艰苦到何种程度，战士冻死的、饿死的非战斗减员占70%以上。张军长参加过长征，他后来评论说，死鹰岭战斗比红军长征爬雪山要艰苦的多，虽然爬雪山时气温很低，可是两天多就爬过去了，而且没有什么战斗，而我们要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趴上七天七夜，粒米未进，还要进行艰苦的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为一比五，我军几个重点阻击连队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全部战死，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数不胜数。　
七天七夜我只吃过一个生土豆，冻得象冰蛋是的，我把它放在腋下捂化了，一点一点啃着吃。战斗停止一小时后，粮食送到了前沿，发到各人手中，每人　12今大米，连队伙房打乱了，各人只能自食其力，自己煮着吃。我拾到了敌人丢弃的三只空罐头盒，在沟边用石头架起来，米也未洗就开始烧火煮饭，第一盒只煮到七成熟就开始吃了，吃光后就轮番加米煮，吃到第五盒时，团参谋长来到我面前，看我的米袋子去了有三斤半左右（还有两盒正在煮，还没来的及吃），问我吃饱了没有，我说没饱，他马上把我未煮好的两盒饭扔到山沟里说，“再吃非胀死不可！”，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饱了，后来听说真有撑死的，幸亏参谋长救了我。　
四．　惨烈的战争　
战斗结束后，我们开始打扫战场，整个战场惨不忍睹，至今回想起，仍让我泪流满面，寝食难安。　
有一个战士的刺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背后又被另一个敌人刺中，而另一个敌人刺刀尚未拔出，又被我军另一个战士从侧面刺死，这个战士的刺刀虽然拔了出来，又被别的敌人用枪打死，而这个敌人也和他们倒在了一起，这一连串就是五个人死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手里拿着一个手榴弹，上面沾着敌人的脑浆，与敌人倒在了一起。这些都是我在打扫战场时亲眼所见，面队牺牲的战友，我的心情无比沉痛，在掩埋烈士的时候，我们没有掉一滴眼泪，这是我们作为革命战士的归宿，今天我们掩埋了他们，明天会有人来掩埋我们。而对于敌人的尸体，我们怀着无比仇恨的心情，将他们抛下山谷。
最为悲惨的是，由于医疗条件差，有一个战士被活活治死，当时那个战士左腿负了重伤，在寒冷的冬季，伤腿冻坏了，不截肢非死不可，好心的卫生队长想救活他，但既无房屋，又无截肢工具，也没有消毒和止痛药物，他把这个伤员放在一块漏天的大石头上，用一块开山斧将大腿剁断，可做完手术后，这个战士已经痛死了，在场的战士无不痛哭流涕，这是多么悲惨的局面啊。　
今天为了把当时的真实情景写下来，这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痛哭流涕，我永难忘怀。这些烈士90%以上都是未婚者，他们没有后人，父母亲当年都是作为烈属照顾的，到现在他们的父母也大多离开了人世，挂着烈属牌子的大门已经很少见了，他们，已经被遗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能想着他们，念着他们的，估计只有我们这些未死的战友。　
尽管我只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每月拿政府一点退伍津贴，可是，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知足了。　
朋友们，当你们享受着幸福的时候，你们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党内的蛀虫们，贪赃枉法的县长、市长、省长、中央委员们，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饱私囊，与人民离心离德，试问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你们难道不问心有亏吗。有位贪官在写犯罪经历时说是由于没有加强思想教育，把自己混同与普通群众，我请问，您，配吗？呸！　
五．　我们杀不杀俘虏　
20军在二次战役的第一次包围战中，一共俘虏敌人700多人，我军的政策是不许虐待俘虏，押送俘虏时也从不捆绑，但俘虏不肯走，本来战士们浴血拼搏死伤惨重，对敌人恨之入骨，再加上敌人不断的狂轰滥炸，战士们就满腔怒火，当时又没有会说英语的，无法与敌人交流，俘虏一不肯走，就当场枪毙一批，就这样反复地枪毙了好几批，好不容易才将剩下的俘虏送到后方的?
三、20军炮团文书
我当时在20军炮兵团参谋处当文书，我们炮团行动比较慢，晚十点过了召阳江，过江时衣服全湿了，冻得只打哆嗦，只有不断的活动，如果一停下来就有冻死的可能。半夜下起雨来，开始是小雨加雪，后来是暴雨，伸手不见五指，前进时只有靠闪电来摸索前进。记得通过一个山洼时，我们参谋处几个工作人员一个跟着一个，艰难的前进着，突然前面的人趴下了，后面的人也跟着趴下，这时天空中响起了一连串的雷，闪电将整个山峪照的亮如白昼，原来前面的人是被尸体绊倒的，往四周一看，死人一堆一堆地死在一起，大雨将死者的血冲入山沟，汇成一条赤红色的血水，向下奔流。听一个伤员说，尖刀连插入敌人心脏后这是第一次战斗，我军抢占了左右两个山头，一部分敌人被挤压在这个山沟里，被我军用冲锋枪和手榴弹一阵猛打，全部击毙，减刀连不抓俘虏，碰到敌人就打死，打死了多少敌人也搞不清，只见在闪电的照明下，死尸到处都是。　
我们爬过死人堆，摸索着前进，经过四天四夜，赶到包围区，包围圈尚未形成，敌人丢下了汽车大炮，分散逃跑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汽车大炮，我炮兵团就是在五次战役时把骡马拉的山炮换成了用汽车牵引的美式105口径的大炮。　
七．　军部被敌人占领了　
五次战役开始后的第六天夜里我们与十二军换防，准备休整，向后方转移了，我们遇到了交战以来最大的失败。我军离开阵地3小时后，离前沿月30里路，敌人开始袭击，在十二军后方大量空投了伞兵、摩托兵和轻型坦克，前沿用坦克猛烈冲击，前后夹击，十二军腹背受敌，阵地被突破，全线溃退。　
根据俘虏的口供，敌人这次是有计划的撤退，引诱我军全线深入，无法补给，弹尽粮绝，然后趁我军换防，新部队尚未熟悉地形，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了成功。　
部队换防，我随付团长毛进负责安排每天的休息地点和组织吃粮问题，晚上十点半我们到达齐山里，我乘吉普车到临替里十二军后勤处找司科长领十车粮食，翻过一座山，离后勤处还有8里路左右，自临替里下来的伤员和护士说后方已被敌人占领，赶紧回头。我再三考虑，调粮是我的任务，如果情况不实，我就有杀头之罪，就又向前开了3里路，正好碰到军部司科长，他说军部马上要被敌人空降部队占领了，他将粮食全处理完才下来的，现存的粮食都烧光了，命令我速回，我请他签个字，他连字也不签就开车走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去。
副团长正在路口等我，听我汇报后马上火了，说如若不实，军法处置，我的心马上七上八下的。这时二十军独臂张军长乘吉普车和一个警卫连乘五辆卡车从前沿下来，副团长向他做了汇报，他说：“胡说，我才离开军部不到4个小时，怎么可能？”马上用电台与12军联系，始终未联系上。这时天亮了，天空中出现了敌人的宣传机，提着二十军的番号喊：“二十军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才将情况证实，我们的军部确实被敌人占领了，部队已断粮三天，战士们又要挨饿了。
八．　大溃败　
大部队已经隐蔽休息了，可是担架兵仍然抬着重伤员向后方转移，十二军被冲散的战士三五成群地向后方走去，公路上杂乱而拥挤。天空中敌人的飞机向公路上的人喊话，起初战士们还隐蔽一下，到后来就不怕了，当时我和三连秦司务长走在一起，我跟他说，“这样走很容易被敌人偷袭，我们要尽量在人少的地方走”，过了一会，敌宣传机突然消失，飞来了12架轰炸机，从我前方向人群俯冲过来，并同时投下炸弹和汽油弹，公路上立即倒下了一大片，我的动作快，立即滚到路边一块大石头边，秦事务长动作慢了一点，当场牺牲。
我围着石头转，躲避着敌机的扫射，大石头上多次被敌人打的碎石乱飞，有一个士兵也躲在了这块石头边，他沉不住气，翻到沟里，向对岸跑，结果被另一架飞机打死了，因为公路上除了死人，活的都躲到路两边的沟里，公路上反而比较安全，我始终没有离开这块大石头，敌机飞到南边，我就转到北边，就这样和敌机周旋，飞机轮番扫射了三次，我围着石头转了几十次，也未伤到我一根汗毛。　
飞机这次偷袭给我们造成了很大伤亡，公路上的人死伤80%以上，有的被机枪打死，有的被炸死，最惨的是我亲眼看见四个同志被汽油弹烧到，混身着火，在地上滚不灭，滚到水沟里还是不灭，四个人被活活烧死了。
我急于回团部，只好把秦事物长的尸体背着，走了三里路返回了团部，然后才疲惫的倒在草地上休息。　
敌人把我们后撤的路线切断了，我们师部和军部的通讯也断了，58师师长亲自指挥一个团，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为全军打开了后撤的道路，部队全线后撤，留朝鲜人民军负责阻击。　
九．　部队撤退了，留下了我一个人
部队向后方转移，可副团长的吉普车坏了，命令我留下看守车子，等他派车来拖，吃饭问题自己解决。　
第二天天亮我把车用树枝伪装好，这时我已经有四天四夜没吃一点东西了，饿过头了反而没什么感觉，只觉得四肢无力，就到两里远的一个村子找吃的东西。村子里大火熊熊燃烧，已经空无一人。我在一处燃烧的民房前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一小罐黄豆，又在旁边找到一个铁皮子弹箱，真是喜出望外，由于箱子漏水，不能煮黄豆，只能干炒，我就将子弹箱架起，把火引着，开始炒豆吃，炒到七成熟就开始吃了起来，真是香极了。　
　　　　　　
敌人已经离这里很近了，人民军已撤退到我南边的山头上，正在修筑工事，这个部队的营长原是四野的一个连长，叫安昌日，会中国话，他说明天夜里12点他们完成阻击任务就要后撤两公里，让我到时和他们一起撤退，并给我一盒火柴，撤退之前把车烧掉。　
敌人在向人民军的阵地进攻，离我只有一里远，我完全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就找到一些干树枝，打算晚十点将车烧掉。吃过晚饭，七点多钟，我又来到车边转了一圈，好象举行告别仪式一般。又到公路上看了看有没有车来，远远听到有汽车声，几分钟后车终于来了，原来部队出发后后路被敌空降兵切断，58师与敌发生遭遇战，打了两个小时，全歼敌伞兵，第三天才撤到指定地点，付团长派车来接我，　时间已经晚九点了，我来不及与安营长告别，只好马上离开前沿，开了两天，走了260多里，才回到了团部驻地。
十．　八十天艰苦的阻击战　
二十军本来要撤到后方休整一下，因战局急转直下，志司命令二十军阻击敌人的前进，每24小时只准敌人前进两公里，阻击任务为40天，根据地形的情况，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连或一个排，一接受任务就是24小时，在这24小时里，只要有一个人在，就不能把阵地让给敌人。敌人采用空中轰炸，地面炮击，坦克冲击等，与我们争夺每一个阵地，我军阵地常常出现守军全部阵亡，敌人才得以前进，真正是战斗到最后一人，就这样20军坚守了40天，人员伤亡在一半以上，本应下去休整，可又接到志司命令，追加40天阻击任务。　
打到最后，我们实在没有部队了，军部研究决定将炮团、后勤、各团部勤杂人员充实到步兵，只留下少数人员坚守岗位。我也背起了背包，在参谋处门前排队待发，团参谋长戚浩永自军部开会回来，看到我也在突击队中，就把我叫了回来，团部要留我做机要工作，其余的人编入59师，作为一个战斗连参加阻击战，担负了一个无名高地的阻击任务，24小时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106人中伤74人，死32人，只有13人回到了炮团原单位。　
80天的阻击使后方有了充分的时间构筑了大量的坑道等地下工事，为以后的坑道战做好了准备，从此在38线附近与敌人展开了阵地战，一直到签定和平协议。
十一．　炸不垮的生命线　
敌军为了截断我方的后勤运输，用飞机对我们的公路桥梁进行狂轰滥炸，当时由于朝鲜只有两条主要公路，敌机很容易控制，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我经常会组织人员到鸭绿江边背粮食送到前线，一个人依次只能背50斤，但来回要行走八天，自己就要吃掉20斤，这样一个人背的粮食只能供应前线一个战士吃的，为此，必须大力修建公路。　
20军完成阻击后，便投入了紧张的修路工作，我被调入修路团，每天早上在驻地吃完早饭赶到工地时天才麻麻亮，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吃的80%　是高粱米，10%的糙米，10%面粉，根本没有菜吃，每餐之间烧点盐开水喝，根本没有菜吃，严重缺乏营养，70%的人都得了夜盲眼，晚上看不到路，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我当时分工点火放炮工作，这性工作比较轻松，但危险性大，我曾有一次点了35炮，炸下一百多方石头。在我们爆破组，就有两个人点火后未来得及跑开，而被飞来的石块砸死。　
经过四个多月的抢修，终于修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我们又接受任务，修建元山的海防工程。我们要在山腰部把开洞，洞深50米左右，高2。5米，能容纳152口径的重炮进行设计，炮与炮阵地之间要相互打通，并要在后山修一条公路，用汽车可以把炮拖入阵地，洞身又宽又高，工程量相当大，施工时间为三班倒，各班开展进度竞赛，就这样干了10个多月。
十二．　美丽的朝鲜姑娘　
在元山港建海防工程时，我住在山沟一个防空洞内，与朝鲜一个老妈妈金喜姬的防空洞相临，老妈妈57岁，丈夫和儿子都参军打仗去了，她带两个女儿在家，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防空洞门口挂着拥军模范的牌子。她每天带着两个女儿跳着优美的朝鲜族舞蹈去迎接归来的志愿军战士，并把烧好的热水送给战士们洗脚洗脸，把战士们换下来的衣服收集起来到山沟洗净凉干叠整齐送到每个人的铺上，从未乱过，我们都亲切的叫她阿妈妮。她的两个女儿，一个20岁一个18岁，长得很漂亮，舞姿优美，会说一般的中国话，每天跟妈妈一起给我们洗衣服。　
我因负责工程进度统计工作，多数时间在室内，所以和她们接触的比较多，她们经常督促我换洗衣服，大女儿心灵手巧，用降落伞拆开的丝带精心的编织了一件背心，前身钩成一对凤凰和牡丹花，后面编的是百鸟朝凤，栩栩如生，前身右下方钩出她的名字，崔风莲赠。老妈妈给了我一个白铜带盖的小碗，上面写着赠给志愿军郭锦成同志。这些礼物我一直珍藏，可惜在回国路过山海关下车时忘记带下来，再上车时就不见了。
十三．　侦察班长的生涯　
炮兵侦察就是为火炮寻找射击目标，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工作，每日夜间配合步兵组织小分队在阵地前沿来回巡逻，发现敌军立即展开枪战，向主阵地报警，阻止敌人偷袭我军阵地。　
敌军也和我军一样，每日夜间也有小分队活动。那时我们只有笨重的报话机，背在身上，通话之前先呼叫对方暗号，然后才开始通话。而敌人出动都使用的是有线电话，人到哪电话线就放到哪，双方一有相遇，他们
天亮之后，我们炮兵四人和人民军参谋一同登上高地潜伏在草丛里，用潜望镜对敌人进行观察，其余人员隐藏在涵洞里。因我军没有空军侦察力量，敌人白天的一切活动都是不隐蔽的，指挥部的小车、弹药库的货车川流不息，炮兵阵地也暴露在山洼处，我们10点左右就将侦察任务完成了，这时公路上来了12辆坦克牵引着12门8英寸口径的重炮（它的最大射程70公里）和12辆大卡车拖着炮手和弹药，进入394。8高地后的一片开阔地，坦克用推土铲很快将各炮的炮位做好了，天上飞来一架炮兵校正机指挥火炮向我方阵地射击。我立即与师部用报话机进行联系，师部命令我们在敌后指挥我炮团对敌进行压制性射击，经过四发炮弹试射，将炮弹导入目标区，立即命令全团每门炮进行5发急速射，打的敌人手足无措，当时就有三门炮被击毁，其余炮马上被坦克拖走，敌人也伤亡不少。　
敌人对我炮击目标之准确起了疑心，下午三点钟左右，敌人派了一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排下山搜查，我们立即隐入涵洞内，涵洞直径只有一米五，人只好弯着身子贴着涵洞壁，又要注意不能阻段水流，以免敌人发现。人员分成两组，一组持枪对准上游，一组对准下游，准备以死相拼。
敌人的搜索队在公路上来回奔驰，步兵漫山遍野的搜山，都没有注意到公路下的涵洞，自下午3点多到次日晚九点，敌人才停止搜索，我们在涵洞的水中蹲了32个小时，腿都被泡的有些浮肿，下半夜山泉水水温很低，感觉很冷。次日晚九点，我们爬到南边的一个小山上，脱下衣服将水拧干，离开小山，向敌后又走了　4里左右，在一个山沟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到第三日早8点，衣服干了，趁敌人不注意，我们12个人排着队，以查电话线为名，沿着公路旁的一组电话线离开了　394。8高地，绕到山的西侧，在夜里1点左右通过敌人防线，回到了部队，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朝鲜人民军给我和谭四启、张来友各记二等功一次，雷参谋记一等功。这次敌后侦察为后来攻打394。8高地做好了初步准备工作。　
十五．　前进侦察　
为了进一步摸清敌人前沿暗堡的位置，师部决定进行一次佯攻，步兵组织了一个加强连，并在炮兵中抽调一个侦察组，完成这次任务。
团参谋长戚浩永通知我到师部参加佯攻会议，师部命令我在侦察兵中挑选两名侦察员、两名观测员、两名冲锋枪手、一名报话员，组成一个侦察小分队。　
炮兵侦察员我挑选了上次和我一起执行了敌后侦察任务的谭四启和张来友，观测员我挑了团部的小张，该同志很聪明，计算速度快而准确，是出名的计算能手，但胆子小，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后来证明我带上他是错的，把我的二等功都搞没了。晚七点我们到步兵连集中，由师参谋长布置任务。　
晚九点部队下山，在穿过敌人封锁区时小张吓得两腿发软，抱着我的腿要我放他回去，我非常气愤，掏出手枪对他头上方开了两枪，并说你要是不去我毙了你，他才颤巍巍的跟我走。敌炮一来我马上将他按在我身下，炮弹炸后我再拖者他朝前跑，等到接近敌人铁丝网，步兵剪断三处铁丝网进入指定地点，我们七人过去了六人，小张因没有经验，屁股撅得太高，将铁丝网挂动了，引爆了铁丝网上的地雷，敌人立即发射照明弹，阵地亮如白昼，步兵发出信号弹要求炮兵火力支援，开始佯攻，而我们还没有到达隐蔽点，敌人在照明弹的配合下向我们开火，谭四启受伤，一名冲锋枪手牺牲，报话员背部轻伤，小张大腿被打穿了一个洞。　
我们进入了观测地点，开始侦察，将敌人以前没有暴露过的暗堡一一标在地图上，完成了任务后步兵停止佯攻，要求我们火速撤离现场，我背着牺牲的冲锋枪手，张来友背着团部小张，另一个冲锋枪手背着谭四启，开始撤退，回去的路被敌人炮火猛烈封锁着，我们绕道西行，回到部队。
回到部队后我把侦察情况向参谋长进行了汇报，参谋长表扬我完成了任务，但批评我用人不当，对小张态度简单粗暴，决定给我记三等功一次，但为了功过分明，又在全师进行通报批评，不过这次确实怪我，不应该选没有实战经验的小张参加，要不是他挂到了铁丝网，使我们提前暴露目标，我们的任务会完成的更好。
十六．　第一次大难不死　
为了配合板门店谈判，394。8高地争夺战三个月后，我们准备配合步兵攻打石涧洞北山，团参谋长通知各营观察班长到团部开会，当时我在观察所值夜班，下班后我简单吃了点饭，穿上一件特号大衣，下山到团部开会。　
观察所离团部15里，下山后要经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区，敌人每隔10分钟打四发8英寸的炮弹对一段500米左右的地段进行火力封锁，所以来往人员必须跑步通过，我下山后就将大衣敞开，到达封锁区即开始跑步前进，第一排炮弹从我头上飞过，在我前面300米处爆炸，我连趴都没趴下，炮兵当久了，听炮弹的声音就能听出有没有危险。第二批炮弹打来，我听到低空一股怪声，马上卧倒在地，当时两腿是分开的，就觉得一发炮弹一下打在两膝之间，将大衣钉在了雪地上，把我拉得跪了起来，没有炸！！！，我试着把大衣拉出来，拉不动，又怕把炮弹拉炸了，就把大衣脱掉，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出封锁区，累得满头大汗，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才感到后怕，不要说炮弹爆炸了，哪怕炮弹左右偏一点，我的腿就没了，朝前一点，我的命就没了。　
到了团部，向参谋长汇　
十七．　停战，从未披露的秘密　
板门店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定于日夜双方停火，停战前3天，　双方都象发疯了似的向对方猛烈地炮击，似乎要将所有的炮弹全部倾泻完毕，以表达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期待。25日夜零时，双方立即停火，整个战线鸦雀无声。黎明，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双方的阵地上，人群如潮，敌方山头上出现了许多穿红戴绿的朝鲜妇女翩翩起舞，和平终于到来了。　
停战协议规定，以现有防线中间为准，双方后撤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在停战前几天，利用双方炮击的掩护下，我军向敌前沿铁丝网下开挖了四个前哨工事，把我方的前沿阵地向前推进了一公里多，这样虽然我军后撤了两公里，主阵地却一点也没撤出，而敌人却不得不从主阵地全部撤出。可见，兵者，诡计也。　
停战以后，双方确立了分界线，在线上每30米埋一根水泥桩，各桩用白尼龙绳连接起来，双方以此为基础后撤两公里，在这两公里以内的所有军事设施全部毁掉。分界限两侧各修一条三米宽的路，每500米设岗亭，每个岗亭驻12名军人，每组4人沿分界限巡逻，不准超越分界线。　
有一次，敌军一组四人由一名美军中校带领沿路巡逻，我方也有四人与他们并排行走。美方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向我方问好，我方招手让他过来玩玩，他竟真的过来了，我方军警马上把他抓住用绳捆了起来，并当场拍下照片，将人送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志司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向美军提出强烈抗议，严厉谴责美军破坏停战协定，非法越过分界线，　并把照片登在各大报纸上，逼使美方在谈判桌上向我方道歉，承认错误，才把俘虏领回去。后又将被俘美军军官在板门店低头认罪的照片向全世界公布。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象一场游戏。
十八．　血肉横飞　
停战后，要修筑大量的永久性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这些工事以坑道为主体，坑道口要有三道密封门，作为反核战工程，工程相当艰巨。　
工程一开工，我们的炸药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上级提出将工程区域内一些未爆炸的炮弹和炸弹拆开取出其中的炸药使用，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我团决定挑选一部分有经验的炮兵组成两个拆弹组，每组由六人组成，团作战参谋负责领导和指挥，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拆卸，容易拆的炮弹都拆完了，只剩了鞋比较难拆的，所以每天只能拆50斤左右，而工程炸药依然供不应求，负责抓进度的团参谋长急了，亲自带领一名警卫员到现场检查，到第二组时，见到几个人围着一颗500磅左右的炸弹团团转，不敢下手，参谋长立即批评说：“这颗炸弹不知道丢了多少时间了，信管中的雷管肯定浸潮失效了，不会炸的。”说后就让警卫员骑到炸弹上，一只手拿着钢凿子，对准信管的一边，一组长拿着铁锤猛敲，就敲了三锤，只听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骑在炸弹上的警卫员被炸成碎肉飞跑了，二组长上身被炸飞了，还有一条腿挂在20多米远的一棵树上，另一条腿被炸成3截，飞出二三十米。参谋长站在一旁被炸得血肉模糊，还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两名重伤倒在血泊中（后因失血过多牺牲了一名）。只剩下一名战士在一处山洼解手而幸免于难，却不知是那个人身上的一块肉飞到身上，给吓傻了，半个小时才清醒过来。此情此景，实在另人目不忍睹。　
就这样，我们的拆弹工作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拆出了一万多斤的TNT优质炸药，这种炸药的威力是国产炸药的三倍，也就是说为国家节约了三万多斤炸药，却付出了六个战友牺牲，一名战友重伤的代价。朝鲜战场的工事，是我们用血和肉筑成的，朋友们，你们能够理解我们这些志愿军老兵的心情吗？这位幸存的战友，你现在在哪里，不知今生能否再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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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之战的老兵回忆 By 王外马甲&&
一．& & 奇怪的婚姻
很早就知道邻居家的老邓是个复员军人。但我对他从来不感冒。
我很少去老邓家。在我的印象中，老邓家的门口永远是乱七八糟的，干干瘦瘦的老邓和模样有些吓人（脸上有块大疤）的老邓老婆就忙碌地穿梭于各种杂物之中。
老邓和邓妈都是山东一个什么地方的人，同乡。老邓祖上是开车马店的，邓妈家则开木材铺，俩人的爹是拜把兄弟。邓妈很小的时候，她爹就把她许给了邓家，但不是许的老邓，是老邓头的哥哥大老邓。快解放的时候，邓妈家木材铺遭了场大火，家人死了几个，东西也烧光了，只好回乡下种地，邓妈虽然没死但受了伤，脸上也落下好大一块疤。解放以后，老老邓就安排大老邓娶邓妈，大老邓一想到姑娘脸上的疤就头痛，干脆报名当军工，去帮志愿军搞运输，没想到，半年后牺牲在朝鲜了。老老邓是个守信义的汉子，大老邓死了，他就命令其弟弟继续娶邓妈，这下该老邓着急了。
老邓比邓妈还小两岁，他那时的惶恐是可想而知的。情急之下，他也想起用大老邓的办法，可是，当时家乡又没有招录军工的，一咬牙，老邓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正老老邓再霸道，他也不敢反对抗美援朝。
56年，老邓再回到家乡时，已经是复员军人、有正式革命工作的人了。面对曾经扛过枪、打过仗、受过伤的儿子，老老邓也不敢再耍横要求什么。探亲假快满的时候，老老邓说，咱们不娶人家了去看看人家就当走亲戚吧，老邓说可以啊，拎着盒点心就下乡准备住一晚就走人回单位继续美好人生。
邓妈这时已经是农民。她家解放前在乡下有几块地，因此解放后就评了个地主。可她家偏偏又没当过地主，在城里开了两三代木材铺，家里几乎没有人懂得种地。这么一来，在贫下中农监管下自食其力，其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老邓去走亲戚的时候，邓妈家已经知道这件婚事不可能了，人家也没说什么。吃饭客气几句天黑各自睡觉。
寂静中，邓妈想起往事，想到现在、再想想将来，不禁泪下，不知觉里竟哭了一夜。隔壁，老邓听见哭泣夜不能寐，夜不能寐翻身坐起，翻身坐起听见哭泣更加夜不能寐，夜不能寐听见哭泣不由得思绪万千……
天还没亮，老邓就去敲邓妈爹的门，进门就说：“让邓妈跟我走吧”。
于是邓妈跟老邓走了，于是，老邓有了六个儿子。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好笑，老邓为了躲邓妈宁愿去打两年仗，连死都不怕，结果别人哭了一晚上他就投降了，这不是没出息么。我娘于是批评我小孩子不懂事，并说人家老邓“心好、重感情”。
我爹和我娘无论怎么评价老邓，我都不感兴趣。可是，自从另一个邻居老王头透露老邓居然是个一等功臣，我就不得不注意老邓了。并且他立的功还是双料的，既有中国的证书、还有朝鲜的勋章。
可是等老邓终于愿意给我讲讲在朝鲜的日子，他却是这样开头的 –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我记得非常清楚，老邓的讲述是由此前言开始的。
二.朝鲜同志
老邓是这样讲的。
参军之前，我也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可53年到朝鲜，还没上战场我就知道了。
那时侯，还是由朱教员带着我们，徒步行军到常德里，一路上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隐蔽，有时候敌人飞机飞得很近，机枪能把地上的树都扫断。记得，那天是白天行军，当时公路已经被敌人炸坏了，有许多朝鲜老百姓在抢修，我们的队伍就挨着他们旁边走，就在这时，美国飞机突然来了。
我们的部队（24军，指挥官皮定钧）已经发警报了（就是急促地敲锣），可朝鲜同志却没有及时隐蔽。据说朝鲜方面有规定，与志愿军一起同时遇到袭击时，要先掩护志愿军。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不懂，有的人就去拉他们，结果，他们反而跑开了。
空袭过后，死了不少人。要知道，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死掉的都是他们的亲人，可是，在现场，没有人哭，一点哭声也没有。离我不远，有一个女同志，背上背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妈的没事，可孩子被弹片打死了，我们围过去，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人家，可是，她解下孩子，抱着看一看，就放在路边上，然后拿着锄头继续修路。很年青的一个妇女啊，把脸都憋青了，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你相信么，那时侯要是冒出来个美国鬼子，大伙都能把他吃了！战争呀，把人的心都练狠了。
“朝鲜人民确实很坚强” 在场的一位老战友接着老邓头的话说：“都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其实战争期间我很少看见朝鲜同志哭。即使是在医院，我们的新兵也有哭的、有闹的，可就没见朝鲜同志哭叫过。说起来，哭得厉害的就两次，一次是53年停战，医院里所有人都哭，战士哭老百姓也哭。再一次就是55年我们回国，头一天，人民军的李团长说要把我们抬着送出营地，我们团长说，你一个团我也是一个团，你怎么抬我？李团长说你是一个师我也要抬。结果第二天人家真来了两个团，加上老百姓，人山人海啊，愣是把我们一个个从军营抬到了火车站。大家舍不得啊，哭啊，人民军的小姑娘，围着火车车厢唱歌，哭了唱，唱了哭的……那都是真感情啊”。
老邓还提到了一个牺牲在志愿军阵地上的朝鲜人民军军官。
53年端午节的中午，老邓（当时是指导员的通讯员）听见炮响，赶紧往自己脖子上挂个铜喇叭，拎起枪就站到指导员旁边了。按以往习惯，指导员负责机枪组，所以这时几个机枪手也过来，可指导员一摆手，让他们跟连长去。
原来这天，坑道里有客人。从6月份开始，24军在上甘岭战区逐渐转入进攻态势（老邓他们这个阵地就是不久前才占领的），当时部队的口号是“一鼓作气，消灭美3师”。为配合这个形势，朝鲜方面也开展了宣传活动，这天，正好有一个人民军的政治军官和朝鲜青年团的一个同志来连队采访，现在战斗打响了，指导员先要把他们送回去。于是，指导员让老邓帮他们把采访包背着，一边坐着谈话，一边等炮停。
从炮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带着一个排就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300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两下就牺牲了。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找了床被子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过节祖国送礼物来，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想不起叫什么了），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侯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的，这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青年团员原来是个女同志（其实，坑道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人民军洪军官的话，老邓说指导员当时都愣在那里了。洪记者先问清楚老邓的名字，掏出个信封刷刷写了几个字，要求老邓必须把他的信和文件转交到人民军政治部，然后转身就往外走，指导员这才想起阻拦他，可洪军官大声说了句“我级别比你高，听我的”，人就出去了。指导员没辄，带着部队顶着炮火就都冲了上去。
老邓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洪军官很了不起。因为，在头几天，连里副指导员牺牲了（副连长受伤还没有回来），而现在战斗才刚开始又损失了连长，连级干部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洪军官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苗头才决定挺身而出的。老邓说，朝鲜政治军官的军衔标志和其他军官的不一样，他看不懂。但是，“真正的政工干部就应该象他那样做”。
老邓一面赞赏着一面往团部跑，他还不知道，在他兜里装着的那封洪军官的信将会给他带来一枚朝鲜勋章。洪军官不久就牺牲在阵地上了，他双腿被打断，手雷扔完，在敌人冲到跟前时仍从容地用手枪还击。战友们说，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大声地唱歌，虽然唱的是什么大家听不懂，但是，很好听。（朱正常对洪军官的评价是“这是个有真正理想的战士”，对此，我很同意）。
洪军官后来被朝鲜授予国家英雄的称号。由于他是牺牲在志愿军阵地上的，所以中国方面也给予了他一级战斗英雄的表彰。同时，朝鲜方面还给了老邓一枚红旗勋章（相当于一等功）。这勋章我见过，镀金的，很大也很漂亮。
三．目标，美军坦克！
老邓到了团部，把东西交给政治部主任，主任一知道情况就急了，怎么能让人民军的同志留在阵地上呢？团长也马上呼叫阵地，可阵地上无线电员说找不到人了。确实，从团部这里探头看出去，密集的炮火打得山头上烟尘弥漫，老邓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阵地上的能见度不会超过5米。团长马上命令两个作战参谋带警卫连 30人增援阵地，政治部主任也派出了一个通联干事，要求他一定把朝鲜同志带下来。在团部外边等人的时候，老邓遇见了后勤处的老乡，他送给老邓一个急救包，这也是慰问团的礼物，和普通急救包不同的是，它里面有个瓷瓶装的云南白药，而且瓶里居然有5粒“回命丹”，老乡说：“这可以救你五次命”。老邓一听当然很高兴。
增援部队集合完毕，老邓带着人就往阵地上跑。这时，敌人正不停地往交通线上打“干扰炮”，大家只好分散开来，一边躲炮一边前进。快到阵地的时候，一个参谋叫住老邓，他说，刚才在团部时，听见阵地上在喊“要炮、要炮”，估计当时敌人是冲上来了的。现在阵地情况怎么样可吃不准，看见老邓脖子上挂了个铜号，他就让老邓先联系一下。于是老邓摘下喇叭就开始吹，吹了几遍，阵地上有回音了，大家就朝着回信号的地方摸上去。
到了地方一问情况，这才庆幸那个参谋有经验。原来这时表面阵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三分之二了。如果事先不联系一下，稀里糊涂跑上来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老邓找到指导员，把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告诉他，指导员说洪军官已经牺牲了，那个青年团员还在，让老邓和通联干事就去动员他下阵地。可青年团员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走，两人只好去拽，七拽八拽地才发现她竟然是个女的，弄得大家十分尴尬。青年团员见性别暴露，这才哭着跟通联干事走了。老邓跑回到指导员那里报告这桩新鲜事，正在琢磨问题的指导员一时都没回过神来，瞪着眼张着嘴傻了好一会，才冒出来一句：“俺的娘诶，这是个花木兰啊”。
这时候，由于表面阵地局势不明朗，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只是在干扰对方的补给线。阵地上反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老邓也着手修整工事、收集整理弹药。
正忙着，听到指导员问：“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么”？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老邓答应得很痛快。
上甘岭防御地带的主阵地是两个主峰，在主峰前端及两测，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山包，一条从南至北的公路就穿绕于这些山坡之间，公路在这里要经过一个村庄，叫“上甘岭村”。因此，所谓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上甘岭村”截断这条公路而展开的一系列战斗。
老邓说，除了上甘岭两个主峰外，其他附近的山头我军和敌人差不多各控制一半，并且不断易手。老邓他们的阵地位于主峰的东南，公路经过他们所在山包的左侧，通往两个主峰之间的“上甘岭村”。也就是说，我军一旦彻底控制了这个山头，敌人的车辆及重型装备将无法到达主峰阵地前沿。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山包，前些天，24军进攻时，只是占领了山包右边以及中段的大部分，而最左侧，靠近公路边的两个堡垒，由于得到了山坡对面美军的强大支持，始终没有能够拿下来。端午节这天，美军就是从左侧发起进攻，在占领了大部分表面阵地之后，把志愿军压制到了右边角上。
形势对老邓他们很不利，敌人随时可以沿着山脊的表面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击，这时候，弃守阵地当然是绝不允许考虑的。虽然志愿军也可以退回到坑道里，倚据坑口工事进行防御，但那样一来，坑道很容易被敌人封锁，再要想进行有效反攻就困难了。“从一上阵地，连长指导员就讲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阵地，阻止敌军通过公路，以实际行动支援主峰”。因此，如果退回坑道，虽然名义上我军在这个山头还保存有力量，但在战略上，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基于这个原因，师、团首长给老邓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天黑。“天黑了就好办，我们的大部队从坑道那边上来，马上就能把敌人再赶回去”。眼前的这一小块阵地，不仅是掩护坑道和后方交通线的屏障，也是实施下一步反击的跳板。
说到反击作战，马甲听老邓介绍过美军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美国人的工兵很厉害，修工事麻利。他们的部队一旦在前边占领了阵地，后面工兵马上就拖来各种各样的材料，几个小时就能把大大小小的工事、堡垒和障碍物建好，把枪、炮火力点、铁丝网探照灯什么的，布置得规规矩矩。如果工事修好了，美国兵防守得就很认真，可如果没有工事，美国人可不愿意象志愿军那样硬着脖子干，一般马马乎乎顶一下就跑了。针对这种情况，上甘岭战役后期，志愿军在与美军进行阵地争夺时，就十分注重使用炮火对敌人运输线实施干扰，这样，美军即使占领了阵地，他们的军工物资一时也上不来，同时，我们马上利用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展开夜间反击，争取夺回阵地。仗打到这份上，大家都精了。
反击是晚上的事，老邓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把阵地给守住了。
从增援部队一上来，指导员和两个参谋就开会琢磨防守的事。志愿军目前所在的这个“右边角”的正面，坡很陡，敌人步兵不大可能从这里进攻，因此，防守的重点无疑是左侧的表面阵地。但是，在正面方向存在一个隐患，据指导员说，敌人在左侧公路边有两辆坦克，能对我军阵地进行直射，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的重火力点都被它打掉了，而由于坦克位置太靠近山坡，我们的大炮又打不着它。如果等会敌人再进攻，这俩家伙肯定会顺着山沟开过来，那时候威胁就大了。那个年轻点的参谋说：“不要紧，我带人干了它”。这时，指导员转头问老邓：“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么”？“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答应得很痛快。
年纪大一些的魏参谋（就是提醒吹联络号的那位）站起来喊：“高大炮，高大炮！”于是，高大炮跑过来了。这个高大炮老邓认识，他本来就是连里的兵。上甘岭阵地防御的方针是“前轻后重”，担任防守的一线连队，干部保持满员，但要抽出二三十个士兵补充到警卫连，扩充前指的预备队。高大炮就是从老邓他们连抽出去的。他是个老兵，姓高，可个子不高力气挺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就象开大炮一样，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高大炮”，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向高大炮交代了任务，魏参谋又说“这次炸坦克得把它炸得不能用才行，要是光炸了履带，它修修还能朝我们开火，得先想清楚怎么弄”。老邓寻思，都知道坦克后面有油箱，扔准了能把坦克烧了，要不然掀开顶上盖子往里扔也行，可谁有那个把握啊。于是没敢吭声。“我有办法。” 高大炮说：“拿带子把两个手榴弹连着，扔到炮管上这么一搭，就能把坦克炮筒给毁了”。“能成么？”“能成”。高大炮力气大，自然也就信心足。
于是拿来苏联手榴弹（估计是反坦克手雷），解下腰带一头栓一个，弄了三组，挂在三个人脖子上，说好了由高大炮负责扔，年轻参谋和老邓配合掩护。爆破小组从侧面溜下去，到了坡底就沿着沟边往左侧公路方向爬。
老邓他们三个下到坡底，每人披了一块阵地上装土的麻袋片，主要是为了遮住身上武器的反光。高大炮在前面爬，老邓跟着，参谋在最后。原本的计划是找个合适的地方设伏，等坦克来了再开炸。可爬着爬着，高大炮越爬越快，老邓都要跟不上了，参谋也连忙在后边小声喊“慢点慢点，别太远了”。可高大炮却仍旧不停地爬，还说“快快，我看见坦克了”。老邓急忙抬头张望，可不是么。
敌人的两辆坦克已经离开公路开进了山谷，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刚拐进来一半就不走了，一前一后斜斜地停在那里，象是在等人似的。三个人从侧面爬着接近坦克，距离还有四十米左右时，山上阵地突然开打了，坡上面的石头沙子被震得直往下滚。老邓正回头准备问参谋怎么办，前面高大炮就已经窜起来，拎着手榴弹冲上去了。“要说他胆子也真够大，就那么直着身子从坦克侧面跑到正对面，一扬手就把手榴弹往炮筒子上甩”。“可是，那带子没挂上炮管，手榴弹砸在炮塔上落到地下，咣地炸了，坦克没有什么事，倒把高大炮给震倒在地上了。当时我还以为他完了呢”。
高大炮一倒，老邓和年轻参谋就都冲上去了。老邓首先接近高大炮没炸成的第一辆坦克，可他没再乱甩手榴弹。“我想人家那么大力气都不行，我就更不成了”。他老老实实地爬上坦克，把两颗苏联手雷搭在炮管上，拉着火再跳下来跑开。“我看着炮管子炸塌了，行了。”老邓挺开心，回头看见高大炮不知什么时候已蹲在他身边，一付还在犯迷糊的样子，身上倒是一点伤也没有（后来指导员评价高大炮有功，他的两个手榴弹把美国兵吓懵了）。
年轻参谋那边的任务完成得更容易，也许是由于天气热，美国兵把炮塔下面的盖子打开了，参谋顺手把手榴弹扔进去就是了（后来，在二战电影中，我看见美国坦克在驾驶员位置前面开窗，就会想起年轻参谋的战绩来。这种坦克一定是轻型的，只是不清楚是什么型号）。
炸完坦克，三个人赶紧往回跑。“感觉到身边子弹在飞，也顾不上看是从哪里打来的。反正任务完成了，猛跑，能跑回阵地就算拣了条命”。老邓跑前头，高大炮最后，刚跑到坡跟前，年轻参谋一个跟头栽倒了，“看不出子弹打在哪里了，身上没看见血，可人就是不行了”。老邓和高大炮架着他接着跑，没走几步，高大炮就说不用架了，人已经完了。“的确是完了。死人和活人扛着不一样，也说不清哪里不同，反正感觉得出来”。“可惜了啊，军政大学的学生，高个子，比我年纪还小……也不知道他家是哪里的”。
四．& & 真实的上甘岭
真实的上甘岭是一块炼狱。老邓说，电影上的志愿军总爱弄个草帽子戴在头上当伪装，可他们没有搞这个。上甘岭上面连石头都打酥了，到哪里找草去。“山上光秃秃的全是土，只有些树桩子，被炸得横七竖八的”。“55年我们回下甘岭收容遗体（战役期间烈士遗体都临时埋在下甘岭村，后来分别移到了几个公墓），看到山上的树居然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是人却烂得只剩下骨头了……心里那个难受啊”。
端午节那一天，打到下午，为了争夺阵地前最后一道壕沟，双方展开了肉搏，老邓跑到壕沟边时，一个美国兵端着机枪正在沟沿上趴着，看见老邓，他竟莫名其妙地放下机枪站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是想干什么，说是要投降么？也不象啊。反正我一梭子给他打过去”。可接下去冲进沟里，老邓就没机会再开枪了，肉搏战开始了。“就是抡着枪托子砸呀，见人就砸，也被别人搞倒了好几回，爬起来再接着砸。砸到后面没力气了，趴在地上吐清水……”
老邓没力气了，敌人也丢下四十多具尸体跑了。战友们把他拖回工事里躲避美军的报复炮火。“劳君冠（卫生员）还以为我骨头断了呢，结果起来一看，一点事没有”。
老邓没事，指导员却身负重伤。“头盖骨裂开了，眼珠子挤出来一个，脑袋伤得象个血葫芦”。老邓把宝贝云南白药喂到指导员嘴里，虽然他此时已经无法咽下去，但老邓仍然坚持认为“回命丹”是起了作用的，是它保住了指导员的命。指导员伤好以后就复员了，但从此不能流利地说话，66年，他病逝于自己的山东老家。
到这时，阵地上的战斗人员只剩下二十三人，老邓连里原来的连、排级干部全部损失，腿部受伤的魏参谋成为阵地上唯一的军官。而这时，距离上级任务要求的“防守到天黑”至少还有三个小时。
形势严峻了……指导员负伤了。
老邓坚持认为是他的“回命丹”保住了指导员的命。说到此处有人刚接了一句“头骨受伤也不一定致命”，老邓马上就急了：“不致命？把你脑袋敲开看看要不要命？！” 在场的大家谁也不愿意做这个试验，因此只能一致服从老邓的意见了。后来别的战友讲，在指导员受伤的这件事上，老邓一直挺内疚，指导员是带伤参加肉搏的（右锁骨击碎），作为通讯员本应该保护好领导，结果他光顾自己打，最后连指导员是怎么受伤的都不知道。因为这一点，战后给老邓授一等功时，一开始政治部也有不同意见，后来是团领导和指导员本人表了态才平息了争议。56年转业的时候，立过战功的人都上台发言，老邓当时说到指导员这事，哭得一塌糊涂。
其实，在我看来，指导员能够活下来，很大原因是运气好，送医院及时。当时阵地上的重伤员都是临时转到坑道中，等军工来的时候再分批抬下去，敌人的干扰炮火很猛烈，军工经常上不来，时间一长，许多伤员就牺牲在坑道里了。而这次，当老邓他们把伤员送进坑道的时候，朝鲜军工竟然冒着炮火送弹药上来了，指导员是第一个被抬下去送医院的。
说到朝鲜军工，老邓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女同志。“头上垫个圆盘盘，多沉的箱子、袋子都往脑袋上搁（据说，苏联的弹药都用木箱装，而国产手榴弹则是用麻布袋装）。爬坡、跑步头上的东西都不会掉下来，可有能耐了”。朝鲜人的衣服宽宽大大的，里面能藏不少东西，可是，老邓一直纳闷他们的口袋到底是安在了什么地方。
老邓送走指导员回到阵地工事，前指已增派了八个人上来（本来是十二个，路上伤亡了四个），还带来一门迫击炮。老邓听见魏参谋在电台里对前指喊，要求敌人进攻时我军一定要实施炮火压制，特别是要压住敌人的支援火力。前指却反过来要求阵地“大胆坚决地进行反击、用迫击炮消灭敌人火力点”，还说“要敢于战斗、敢于胜利”。
这当口，高大炮跑来找老邓，他先问了问指导员的伤情，然后打听说“你没有把我们炸坦克的事告诉指导员吧？”老邓回答：“告诉了啊，没说你不好，指导员还夸你呢”。高大炮于是明显放心多了，接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个玩意，悄悄问：“通讯员，你说这东西要交公么？”老邓一看，是一付眼镜。按当时的规定，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包括手表、钢笔、笔记本，都是要交公的，可高大炮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这个眼镜是否也应该交公，老邓就有点把握不住政策尺度了。老邓说，当时他们不知道眼镜是有不同度数的，还以为眼睛不好的人随便带上付眼镜就管用呢。
两个人正在那里讨论眼镜的事，魏参谋过来了，问老邓熟不熟悉山脊中段那边的地形。老邓说熟悉，部队一上阵地他就转遍了，前几天还在那边值过观察哨。魏参谋就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敌人很快就会发动新一轮攻击，我军光靠表面阵地很难坚持住，必须“大胆坚决地进行反击”，考虑到敌人这次一定会用相当力量保护其进攻的侧翼，我们如果还象原来一样在侧面作反突击，将会遇到很大困难。所以，魏参谋计划，用一部分兵力穿插到山脊中段，当敌人发起进攻时，穿插人员直接攻击敌阵前炮兵阵地。一旦消灭了敌人的火力支援点，我军就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
“你带5个人去，摧毁敌人阵前炮以后原路返回，我们的炮兵会掩护你的”。说到这里，魏参谋问“有问题么？”“没问题”。
老邓讲，当时他一听，就知道这是个“要牺牲”的任务，可在战场上，这都无所谓了。自从一上前线，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最后是会死的，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这下知道该轮到我了，那就准备牺牲呗。别人能牺牲，你为什么就不能呢”。
魏参谋点了五个人，其中就有高大炮。老邓说，本来应该不会有高大炮什么事的。因为刚经过肉搏，大家都太累了，所以魏参谋选的其他四个都是新补充上来的兵。高大炮是因为眼镜的事没弄清楚，自己蹲在那里没走，领导布置任务时他又特意凑过来听，所以魏参谋顺手就点了高大炮。
六个人，每人都是冲锋枪、四个弹匣、四颗手榴弹、一个苏联手雷。由老邓带着，先从我们这边下坡，再沿着坡底向前运动，估计接近山脊中段位置了，就开始往山上爬。“我们分成两个组，我们三个靠前一点，他们靠后。在山坡下也弄不清阵前炮阵地应该在哪个位置，估摸着差不多就是了。说好了两个组分开上去，找着炮就炸，炸完了各自跑，没炸了以前谁也不能跑”。“高大炮没有和我一组，他有个老乡，愿意在一起，他们都是警卫连的，我不认识”。“爬到一半不敢再往上了，怕被敌人发现，找个地方躲着”。
等了好一会，敌人开始进攻了，山顶上枪炮声响成了一片。我军也开始炮击敌军阵地，趁着混乱，老邓他们爬上了山脊。到坡上一看，才发现敌人的炮阵地距离他们起码有一百米，山坡上有一些用沙包临时垒筑的简易工事，敌人的火炮和机枪就从这里向我军阵地射击。值得说明的是，这时候，志愿军的炮火仍在轰击美军阵地，敌人也是冒着炮火在支援攻击部队的（由此，我对美国兵怕死的观念有了些许改变）。
“唉，我们走过了，如果少走几十米，爬上来冲两步就能扔手雷了”。由于没看见另一组人上来，老邓他们三个掏出手榴弹向炮阵地冲过去，结果，刚开始跑就被发现了，各种火力横七竖八地打过来，老邓跑没几步就被击中了。“打脚上了，一家伙摔地上站不起来，当时只觉着腿肚子痛，可看一看脚，鞋子破了个洞，血从洞里往外冒，后来才知道是腿肚子打穿了，半个脚掌也打没了”。老邓趴在地上向两侧扫射，掩护战友接着往前冲，其中一个跑了二十多米就中弹倒地，另一个都快冲进炮兵工事了才被打倒。“他应该早点扔手榴弹的，可他偏偏就只是那么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回事”。炮兵阵地没炸掉，老邓很着急，他趴在个土坑里，美军的机枪子弹打得他头都抬不起来。可他还是拿手榴弹往外乱甩。“我当时就想，打我没关系，就不能朝我们阵地上打”。就在这时候又有枪声响起，打掉了敌人机枪。美军不知道我们上来了多少人，顿时乱了。可老邓知道，这是高大炮他们。
高大炮那个组比老邓他们还多走了一段，因此爬上来时离炮阵地就更远，甚至根本就看不到炮在哪里。他们一开始还沿着坡向左面继续找，过了好一会才想明白搞错了方向，赶紧折回来。半路看见前面坡上有一圈简易工事，三个美国兵正用两挺机枪把老邓往死里整，高大炮他们从后面兜上去，两梭子就把美国兵撩倒了。美军的这个机枪阵地离我军“右边角”很远，肯定不是敌人进攻的支援火力点，并且这个工事建在靠近我方一侧的一个土包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我军通往阵地的交通线，所以这应该是个美军的一个固定观察哨。有趣的是，这个观察哨的哨兵也许是被我军炮火吓懵了，志愿军的两个小组，一个从他左边上来、一个从他右边上来，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等好不容易找到了受伤的老邓，却又没注意后边来的高大炮。三个糊涂鬼死得也叫活该了。
高大炮他们压制住敌人，老邓连滚带爬地也到了工事里面。看见老邓受伤了，高大炮的那个老乡就问“你会使机枪么？”“会啊”，“那么好，你掩护，我们去炸炮！” 老邓虽然腿受伤，可脑袋变灵活了，他赶紧说“不用去炸炮，过不去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扫射敌人的炮阵地和机枪阵地，守住这里和炸炮一样管用”。高大炮的老乡一听，觉得有道理。“那么你指挥吧，我们听你的”。
不想，这一下，就打出个一等功来。
五.最后的战斗
“我们指导员以前就是机枪手，打仗的时候也是他负责机枪组。他最喜欢弄机枪了，我也就跟着学了一些”，“我跟着指导员，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