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走向反动，危机中的对策&(3)--理论--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七、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走向反动，危机中的对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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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大革命失败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宁汉尖锐对立的局势。汪精卫于4月10日由上海到达武汉，重新掌控了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大权。这时，武汉方面的基本形势是：一方面，革命继续发展。起初,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坚持国共合作，同共产党人一起发动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政府辖区的工农运动也继续向前发展。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声明反蒋的主要军事力量有：唐生智第四方面军、张发奎第四军、朱培德第三军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部。武汉政府于5月底举行第二次北伐，进军河南。与此同时，冯玉祥国民军由陕入豫。6月初，两军先后占领郑州、开封，会师中原，将奉军逐出河南，武汉政府北伐取得重大胜利。　　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武汉政府的困难和内部危机也日益加剧。首先，军事上处于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在北方，奉系军阀及鲁军、孙传芳的残余势力待机而动；在东南，新军阀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进行反对武汉的各种活动，并与广东、四川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方面进逼和威胁武汉。经济上，由于新旧军阀的包围，京汉铁路交通和长江航运中断，帝国主义列强也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这样，武汉内外贸易无法进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乘机关厂罢业，抽走资金等等。所有这些导致：生产停滞，商品短缺，物资供应匮乏，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军队粮饷困难，工人大量失业，使武汉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政治上，武汉国民政府也面临着严重危机。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除少数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会同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斗争、坚决反蒋外，整个来说，汪精卫集团是成分十分复杂的反蒋派别，反蒋各有所图，也不坚决，内部矛盾重重。　　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下，汪精卫集团在政治上逐渐向右转，对革命的不满和动摇与日俱增，大肆攻击工农群众运动，诬蔑说，武汉的困境是工农群众的“过火”行动造成的。4月底开始，汪精卫掌控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下达一系列通告和法令，公开限制、压迫和摧残工农运动，并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武汉政府所辖的军队内部也严重分化，一些极端敌视土地革命和工农运动的高级军官相继叛变。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通电反共。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党部、总工会、省农协等机关，解除工农武装，逮捕革命分子。5月29日和6月4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下令将该军中全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142人以及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22人驱逐出境，同时，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收缴农民武装，禁止农民运动。随后不久，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也转向反共。　　武汉政府内部反动军官的相继叛变与冯玉祥等的转向反共，既是汪精卫集团向右转的表现，又是其公开反共的推进剂。由此，汪精卫集团加速了分共的步伐。　　汪精卫集团既包括军阀官僚，又包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周恩来指出：“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府，还有谭延]、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5页。）从阶级本性上说，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在对待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态度上是相同的，既仇视又利用。他们口头上都声言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而一旦革命触及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同昔日的盟友彻底分裂,公开反共,镇压工农。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条件的不同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尖锐的权力冲突，因此，他们在反共的形式和手法上又各有其特点。　　汪精卫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自国共合作后，被视为国民党内左派的领袖人物，曾掌握国民党的党政大权，是蒋介石夺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中山舰事件”后被逼出国，但一直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视为抑止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代表人物。日，他回到上海，同蒋介石密商“清共”问题，并赞成蒋提出的“赶走鲍罗庭”和“分共”两件事。只是由于在步骤和权力分配上存在分歧，一时不能与蒋合流，于是，他才来到武汉，标榜联共反蒋，以便依靠武汉的军政和群众力量同蒋介石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可以看出他同蒋之间只是利害冲突，一旦时机有利，他就会由“联共反蒋”转向“联蒋反共”。　　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步骤，是根据各种矛盾和本身的情况而策划的。后来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说：“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裁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共，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逐共产党。”可以看出，在反共的形式和手法上，汪精卫同蒋介石有一点显著不同是，蒋介石是直接实行“武力清党”、镇压工农群众；汪精卫集团则是所谓分阶段的“和平分共”，最后“以严厉手段驱共”。但是，不论是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或者是汪精卫的“和平分共”，最终都要依靠反动的军事力量来镇压革命群众，实现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目的。　　军队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的反革命工具，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基础。北伐军的组成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北伐出师前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其前身主要来源于两广及湖南的地方军阀实力派，他们出于本身的私利和发展，追随孙中山和广州政府，并没有什么明确的革命信仰，其军官将领大都是职业军人，按其社会成份来说属于地主阶级，这是他们仇视土地革命、反对农民运动的阶级根源。孙中山当年就曾指出过这种雇佣军队不知革命为何物。他对拥护广州政府的“联军”部队中的将领说，我们党员，特别是中上级军政人员，多不知道革命的道理，不明三民主义的真谛，实在同北洋军阀官僚差不多，只知道争权夺利，升官发财，不顾民生国计。“当他穷无所归时，便来依靠本总理，说要尽忠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奋斗，迨羽毛稍为丰满，就违法乱纪，横行霸道，甚至背叛革命，不惜与本总理为敌。”后来，随着部队的改编和番号的变化，这些军队中的将领，大都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将领，但他们的上述政治思想状况却不会轻易转变的。另一部分是，北伐开始后，从北洋军阀系统大小军阀投诚过来的部队，其军官将领也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被卷入大革命的洪流中，但是，地主阶级和旧军阀部队的雇佣制度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消除的。这样，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的形势下，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惧怕革命、动摇，以至于走上叛变革命的道路。　　北伐军的这种状况，不仅使蒋介石能够依靠军队镇压革命群众，反共、反人民；而且汪精卫最终也是依靠军队来实现其反共、镇压革命的目的，虽然他不直接掌握军队。汪精卫集团反共叛变，首先由下面的军官开始的，如夏斗寅、许克祥等的叛变，汪精卫集团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冯玉祥转向反共，可以说是与汪精卫集团的合谋。在汪精卫集团和冯玉祥于6月10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冯主张“停止宁、汉之争”，联蒋共同北伐，汪虽未完全赞同冯的主张，但在“清党”反共问题上与冯的观点趋于一致；会议还作出将武汉部队全部撤离河南的决定，这一方面把武汉北伐的胜利果实都交给了冯，从而加强了冯的力量，同时，唐生智的部队撤回武汉，也为汪精卫集团后来叛变革命聚集大批武装力量。6月20日，冯与蒋举行徐州会议。在蒋的拉拢下，冯同意蒋清洗共产党的要求。会后，冯就在其控制的地区进行“清党”，将其军队中200多名共产党员和40多名地方共产党干部“资遣出境”。　　5、6月间，武汉地区反共声浪已甚嚣尘上。汪精卫集团一方面利用手中权力，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制定条例和法令，公开压制、摧残工农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纵容军队公开大搞反共活动。蔡和森描述当时的严重形势时，曾指出武汉军官将领们的种种反共表现：“（1）冯玉祥来电驱鲍，分共；（2）何键露布讨共檄文，并发讨共通电于全国；（3）叶琪、周烂（唐部下）名为回湘查办许克祥，实际举办十路清乡，积极向农民进攻；（4）唐生智回乡之日公开反共，将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于CP身上，公开枪决我们二同志；（5）何键等公开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6）何键之卅五军移驻汉口，其势汹汹，企图开刀，这是六月底的情形。”（《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单行本，内部发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94页。）武汉已是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进行这些反动活动的同时，汪精卫还要尽力保持其国民党左派的面纱，以使“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坏三大政策之恶名”。很快，他抓住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来电，并以此为借口，立即撕破自己的假面具，公开实行“分共”了。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根据汪精卫的报告，决定了取缔共产党之三项办法，正式宣布反共“清党”。这样，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也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了革命。8月初，汪精卫集团又由“和平分共”发展为“武力清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镇压，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失败。&&&&
（责任编辑：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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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分析：孙中山为何选中蒋介石做军校校长
&&&&蒋介石远在苏联联系创办军校事宜时，出于对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的渴望，国内的孙中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建军校了。
&&&&1923年9月，他派人赶到北京，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一起商谈创办军校，加拉罕将鲍罗廷介绍到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对鲍罗廷礼遇有加，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不久又聘为政治总顾问。
&&&&10月15日，孙中山决定在广州设立陆军讲武堂，目标是“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
&&&&一个多月后的11月29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等问题。
&&&&会上，他决定把“陆军讲武堂”的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招生对象也不仅仅限于“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而是包括党内外一切有志献身国民革命事业的，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
&&&&这所军校的校长，孙中山决定自己兼任，具体筹建工作则由廖仲恺和鲍罗廷两人负责。
&&&&日，已创建多年的国民党按照苏共与中共的做法，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地点是广州高等师范大礼堂。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一系列政策。
　　这次标志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提案。1月2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名称也再度更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为筹建军校，他专门设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任命几天前赶回广州的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七人为筹备委员，代替不久前交由廖仲恺和鲍罗廷两人负责的筹建工作。
&&&&中共也派出了自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参与筹建军校。苏联政府派来的鲍罗廷与加伦，则分别被孙中山聘为政治、军事顾问。
&&&&在孙中山决定自己担任校长的前提下，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起到的是代理校长的职责，因此地位显赫，举足轻重。
&&&&孙中山越过许多党内的元老，让蒋介石出任这一职务，无疑饱含相当的信任与器重。周恩来后来谈到孙中山选中蒋介石的原因时，认为有两个：一是因为“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陈其美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第一个宣了誓，按了手印。二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获取了孙中山的信任。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刚刚作为全权代表，从苏联考察军校建设归来，相比国民党内的其他人，更有独一无二的创办苏联模式军校的心得体会。
&&&&程潜担任军校校长蒋介石不服气：“舍我其谁”志在必得&
&&&&对于军校的选址，孙中山也作了反复的勘察与考虑。他原打算设在“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并形成了一个正式文件，但最终于1月28日选在了黄埔长洲岛。
&&&&长洲岛位于广州东郊，面积不大，仅有六平方公里，却地势险要，扼守广州门户，是为著名的长洲要塞。孙中山之所以选定这里，基于三个原因：&
&&&&一是这里相对安全。广州市区驻有与孙中山并不贴心的滇桂军阀，长洲岛办军校则可以避开这些军阀的控制与干扰。&
&&&&二是岛上四面环水，筑有炮台，与隔江相望的鱼珠炮台、侧面沙路炮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进可攻退可守。&
&&&&三是岛上有原清廷陆军小学堂的旧校舍可以利用，能节约不少有限的人力和资金。
&&&&地址勘察尘埃落定后，校长人选又成为孙中山棘手的问题。
&&&&他原本打算自己兼任，但后来考虑到身体状况等原因，做不了具体的校务工作，又决定由程潜担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则为副校长。
&&&&程潜比蒋介石年长五岁，生于湖南醴陵，地地道道的大清秀才出身，却又弃文就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程潜此时官居大本营军政部长，军内地位高于大本营参谋长的蒋介石，而且陈炯明当年炮轰总统府时，他也和蒋介石一样，曾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始终不离左右，获得了“文有居正，武有程潜”的美誉，是与孙中山共过患难的板荡中的“诚臣”。
　　他还在孙中山的安排下，率先创办了一所“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并兼任校长。这所孙中山属下的军校，比黄埔军校要早。因此，程潜有创办革命军校的实际经验。
&&&&但蒋介石不愿屈居程潜之下做副手，如果孙中山当校长，他倒也无话可说，如今孙中山不打算兼任校长，他对这一职务便有“舍我其谁”的志在必得。
&&&&他玩起了似乎与生俱来便拥有的官场权术：以退为进（后来多次主动下野，尔后卷土重来也是如此）。
&&&&蒋介石玩官场权术：“以退为进”上交辞职书
&&&&2月21日，在孙中山和廖仲恺不知情的情况下，蒋介石借口大本营禁烟督办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开办费，突然宣布不办军校了，并打算解散筹委会，发给了教职员遣散费。
&&&&随后，他上交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便离开广州，跑到上海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潇洒”去了。
&&&&事出意外，廖仲恺闻讯后大为惊讶。他赶紧挽留筹委会的其他工作人员，对叶剑英等人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蒋介石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蒋介石到上海后，想到自己终究有些唐突，便给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离开广州的原因是：&
&&&&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
&&&&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
&&&&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
&&&&但私下里，蒋介石又悄悄委托曾与自己一起做过生意的至交好友张静江，登门找孙中山说情，明确说他想当军校校长。
&&&&孙中山也十分震惊。
&&&&他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蒋介石人已先斩后奏去了上海，这个批复自然等于白写。军校的筹备工作一天也不能耽搁，孙中山无奈之下，只得于2月23日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同时又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军校出身的内行，一起协助法政科举人出身的廖仲恺。
&&&&廖仲恺除了紧张的筹备工作，还寄希望蒋介石能尽快回来，以减轻自己肩上的负担。他不断致电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说“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孙中山也同样如此，他电催蒋介石回来，说“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
&&&&3月14日，蒋介石复信廖仲恺，又换了一个不能继续干下去的理由，说不相信国共能始终合作。孙中山听说后，过了两天即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算是公开答复蒋介石，给了他一个软钉子。
&&&&孙中山警告蒋介石：如果你不回来，我就另请别人了
&&&&3月21日，军校筹备委员会在孙中山批准下成立了入学试验委员会，以便做好招生工作。
&&&&这一委员会公布时，依然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则是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9人。因蒋介石远在上海，李济深被指定为代理委员长。
&&&&这边工作紧锣密鼓，热火朝天，那边蒋介石却越发悠闲，又从上海翩然去了浙江奉化的老家。
&&&&孙中山对蒋介石可谓仁至义尽。
&&&&3月25日，他派遣邓演达远赴溪口劝驾。4天后，他又电催蒋介石复职，说“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同倾向失望而去。”
&&&&电报字里行间，孙中山不仅对蒋介石离开的理由之一——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开办费进行了抚慰，说“经费亦有着落”，也介绍了他离开后军校筹办的红火局面，同时又给了他极大的嘉许和面子，说教官与学生“多为慕兄主持校务”。
&&&&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辈分”远高于蒋介石的人，也以同僚的身份函电交驰，进行言辞恳切地劝驾。
&&&&廖仲恺屡屡催促蒋介石回来杳无音讯后，只得于3月26日最后通牒：“归否？俾得自决。”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再不来，一切将由廖仲恺自决。
&&&&蒋介石尽管于29日回电：“必来粤”，但仍然以军校经费不足为由拖延。廖仲恺则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
&&&&然而，军校校长职务不曾到手的蒋介石，仍然拖着不归，暗中却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
&&&&孙中山再次给足了蒋介石面子，特意派蒋介石的又一个盟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专程赶赴奉化劝他回校，并也通牒说，如果再不回来，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他人了。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后来也回忆，孙中山警告过蒋介石，说“如果你不回来，我就另请别人了”。
&&&&蒋介石尽管在摆派头，“耍大腕”，认为军校的事情离开他这个刚考察苏联回来的人就玩不转，以此要挟索要“校长”的帽子，但他到底知道，“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一旦事做过头，把弦绷断，一切也就鸡飞蛋打了。
责任编辑：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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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临终未指定接班人 是谁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本文摘自《苦难辉煌》，金一南著，华艺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 鲍罗庭，米夫。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 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 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 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 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 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 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 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 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 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 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 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 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 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 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庭。
　　他第一个把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鲍罗庭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43人，一个特殊情况是其中8 人享有两票的权力，所以大会的实际总票数是51票。
　　这些数字枯燥乏味，难于记忆，但对20世纪却有极大意义。
　　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党章草案第一条关于党员的规定时，分裂发生了。
　　列宁的草案建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草案也认为接受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条件，但认为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不必非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分歧由此产生。冗长的辩论之后，列宁的草案以23票对28票被否决。
　　是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首先掌握了多数。在随后大会的每一次争论中，马尔托夫都以优势票数获胜。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会议，一个小组委员会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时，变化发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们的自治权被否决，愤然退出大会。两名“经济派”代表则认为他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在大会之后便不存在，没有理由再参加会议，也离开了会场。
　　7名代表突然离去，大会总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马尔托夫的！
　　还有一名代表临时改变态度。
　　列宁的票数由23票上升到24票，马尔托夫则由28票跌到20票；列宁立即获得24票对20票的坚定多数。
　　大会进程瞬间发生的逆转，是历史性的逆转。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列宁的二十四人集团”控制了大会。
　　大会之后，列宁一派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马尔托夫一派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四票之差，两个惊动全世界的政治派别就此产生。各种语言的辞典都不得不根据翻译音，增添上两个崭新的政治名词。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写。
　　在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崩得”，来自犹太语Bund，即“联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是俄国早期 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最大的工人组织。马尔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组织的领导成员。1900年，一个叫米哈依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的16岁犹太青年加入该 组织。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产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一年，19岁的格鲁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
　　格鲁森伯格就是鲍罗庭。
　　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
　　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庭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鲍 罗庭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 账。据说有30000，注册的却只有3000。交纳党费又是6000。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 都是谁。
　　鲍罗庭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前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他已经在着手准 备对国民党实行改造。《中国国民党党纲》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毕。但以前孙中山多次依靠本党力量改组党，皆收效甚微。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庭。他对鲍罗庭 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庭，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庭像一部精细 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庭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
　　鲍罗庭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我们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见 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 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 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他 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 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 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鲍罗庭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庭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庭，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庭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庭的风范。
　　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庭的的作法很像。
　　如此精明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 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
　　孙 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 的住宅楼上经常座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 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庭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 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庭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惟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庭开启。
　　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 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 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 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庭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庭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至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 年以后鲍罗庭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庭 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 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 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 的筹码。孙中山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 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 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 到来。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庭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像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 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 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 共党组织的工作。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续加仑之后担任总 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 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仑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 权术”；鲍罗庭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 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庭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洋洋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 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 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庭的主 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 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 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庭，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蒋介石将这 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国民党被鲍罗庭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庭的力量和 影响。鲍罗庭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庭“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 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庭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 话： 鲍罗庭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庭就是追随孙中山。他相当客观地把他的擢升归于鲍罗庭的政治提拔及俄国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临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 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爆哔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 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 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的对蒋让步“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 夫在鲍罗庭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事后讲了6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 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事后报告处理“三？二0”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 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庭。布勃 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庭却在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 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0”中山舰事件保持 着明白和清醒。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 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怎样也不怎样。
　　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蒋 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自此，没 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庭恰恰丢 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庭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 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庭，称鲍罗庭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 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庭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 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 “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是列宁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1920年3月就来华与 中国革命者发生关系，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向联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使蒋介石 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而这种危机是鲍罗庭自“三？二0”中山舰事件后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 9月22日，维经斯基再次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庭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明确提出 “撤换鲍罗庭”。11月6日，维经斯基在继续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 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 作。”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做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 撤换鲍罗庭，反而加强鲍罗庭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庭同志领导”，而“鲍罗庭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庭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 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做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戏剧性的场面很快出现了：被撤职的不是鲍罗 庭，而是维经斯基。日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庭正式进入远东局。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第 五次代表大会，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庭的领导之下。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庭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1927年4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 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 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 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 月30日给鲍罗庭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 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四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 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庭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回 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庭等三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 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庭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 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 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暗淡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庭就在一年的跌荡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 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苍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思维转换。 鲍罗庭不像蒋介石想像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庭想像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决那些他以为要利用 他的人。当年反对鲍罗庭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 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庭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庭。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庭的礼物，是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