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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为主题,帮我取一个有创意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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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小路.这条路很短,但我几乎每天都走在这路上,已有两年多了,它见证了我的成长,现在即将要离开,有点恋恋不舍,所以我要写这条小路可以写发生在这条小路上的一家人发生的故事,某一次走在小路上时的顿悟.同学,如果你的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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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针对当前国内和国际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北京大军智库公司联合社会各界学者积思广益，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大军智库的责任在于为党为国为民出谋策划，帮助社会走出困境。尽管民间智库能力有限，但都在为这个国家尽绵薄之力。这期文集的题目是个重大题目，我国多年来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都与此有关。请大家认真关注。
第一财经的《美国穷政府、富企业的真相》值得一看，美国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美国的制度问题，政府收不上税来，只有印钞掠夺他国。】
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中国共产党的出路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座谈会纪要：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仲大军：中国共产党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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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稿，以8月21日为准！）
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座谈会纪要
时间：日（周日）
地点：北京
主办：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 &仲大军、陈子明、刘仰、高粱、崔卫平、党爱民、刘海波、黎鸣、周舵、王俊秀、俞梅荪、冼岩、周鸿陵、施晓渝、欧阳劲、乔峰，罗峰、李华、陈义欢。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出路
----在“中国能否走出左右”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
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在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不仅要善待企业主，发挥他们的精英作用，更要善待企业员工。要坚决扭转劳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矫正已经严重倾斜了的力量天平，平衡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组织权利、谈判权利以及包括罢工权利，健全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劳动者真正获得经济增长的物质成果。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完善之后，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合理，才能减少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巨大差距。要恢复“劳工神圣”的思想，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坚决扫除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特权观念。
另外，重新回归建国初期的多党民主制，发挥政治协商的优良传统。不是把民主党弄成驯服工具，当成聋子的耳朵，而是真正尊重各党派的意见，通过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共商国策。今天的问题是，虽然共产党一党独大，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他党俘获，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这些民主党反而成了既得利益者。
在言论舆论方面，宁肯实行阳光政策，也不实施黑箱操作。这是因为阳光政策要比黑箱操作高明得多，只要自身做得正，就不怕鬼魅魍魉。并且，在阳光下，在透明中，任何谣言都会烟消云散，既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又避免了一个猜疑的社会。譬如，大连市最近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抗议PX化学污染项目，这是人民一种正常的意见表达，却被宣传部门当成报道的禁区。为什么要封锁人民正常的行为和言论呢？有什么害怕的？现在都到什么时代了，还这样包着捂着？手机信息照片满天飞，微博信息网满天下，谁还能封锁消息，把人们蒙在鼓里？
所以，如果真是一个聪明的政府，与时俱进的政府，就会改革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传统，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政府如果在这些事上正确处理，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群众极大的拥护和赞赏！
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才能出现均衡发展，中国的左右矛盾、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才能得到化解，中国才能走出极左或极右的发展模式。
只要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民主的社会，即使一党制也能长治久安。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公司经理）：
胡星斗说我是中国典型的中派。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德国现在也乱了，包括挪威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主义制度不完满，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设计。我没有理想设计的终极目标，我这思想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动向和新变化。我从当权派方面说起。现在的当权派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们绝对不是专政左派，而是专政右派。如果中宣部还在说一些左的话语，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专政右派的主流表述是“邓三科”理论、“维稳”话语。但是在当权派的核心队伍中出现了非主流话语，有两个派别。一种话语是普世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为秦晓，胡德平，当然还有温家宝。表述比较清晰的是秦晓，强调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区别，指出现代性表现为普世价值观，中国既要现代化也要现代性。第二种话语是张木生所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
专政左派主要是毛派的新动向。我在十年前就说过，毛派内部也有分歧，有不同的倾向性。最近两三年，在毛派的社会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其内部分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有一位著名的毛派，文革中河南二七公社的灵魂人物袁庾华，我在几年前与他有过面谈，颇受启发。据此，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简析两种毛派：造反派与保皇派》。最近张宏良和毛泽东的侄女、前儿媳等出来起诉茅于轼先生，他们是文革中保皇派红卫兵的后裔，像袁庾华这样的，则是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后裔。
毛派都反资。但是据袁庾华介绍，他们认为现在有两种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正宗的毛派，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人，应该是首先反对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现在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保皇派毛派，提出的口号是“救党保国”，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拉扯扯，他们要反对的是自由资产阶级，也就是民间的企业家、资本家。这两派的对立很激烈。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
他根本不承认保皇派毛派是左派。主张反对走资派为主的毛派，愿意跟宪政派交流甚至建立某种统一战线，张宏良把他们称为与右派勾结的“左派带路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谈谈90年代新左派。90年代新左派们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保卫者。
第四，谈谈宪政左派的崛起。宪政左派在90年代末还是最弱的一支，宪政右派以李慎之为代表的在90年代已经有了很多话语，用朱学勤、徐友渔的说法是自由主义已经浮出了水面。宪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正式诉诸于文字的话语要到21世纪才出现，这就是2006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认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北欧模式是个好东西，他们并不反对宪政民主主义，但他们认为长期受中共教育影响的民众，可能更容易接受社会民主主义。
海外民运在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是出现了左翼民运，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他在2007年《民运的左翼与右翼》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
海外民运长期以来都是右翼思想占统治地位，现在也出现了左翼思想。
第五，宪政右派内部的分歧。在座有好几位是宪章的签署者，都是主张搞宪政民主自由的，但现在出现了宪章派和反宪章派，以及所谓拥刘派和反刘派。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称谓，实质上是仍然主张与政府对话的宪政派与拒绝与政府进行任何对话的革命派的分歧。现在流行谈晚清，在公开与私下的言论中，革命的气息都越来越浓。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谈谈思想多元与政治整合的关系。我首先要说的是，出现了这么多的思想流派，是好事。从西方国家来看，思想是多元化的，各种新的见解、新的流派、新的著述层出不穷。中国在“不争论”的限制下，长期以来，新见解太少了，说的话不是官话，就是一种反面官话。能够出现一些新话，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新东西，都是值得高兴的。
但我们要把思想和政治两个层面分清楚。思想层面越分化越好，政治层面是不能无限地分下去的。所以在政治层面上我们要讲共识，讲团结。观点可以不一样，但只要有基本目标上的一致，还是要讲宪政旗帜下的联合阵线。不分左右翼，左派中的新左、中左、老左，右派中的革命派、宪政派，大家都可以找到重叠的共识。
20世纪以来，有一种最方便的政治整合办法，即选举。别看有那么多党，真正到了选举的时候也就是两、三个联合阵线。为了赢得老百姓的有效选票必须整合，不整合不行。特别是有些选举法规定达不到5%在比例制选举中没有分配席位的机会，据说台湾这次立法院选举要改成2.5%，也许会给亲民党一点机会，但这个新办法还没有正式出台，现行法律还是5%。所以选举会迫使你在政治上整合。
现在很显然，当局“五不搞”，拒绝直选和竞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天然的整合――这就是民派和官派。民有民的共同语言，官有官的共同利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政治整合。在微博政治兴起以后，大家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前些年，左派和右派在很多问题上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但在微博所关注的一些具体项目上，大家开始站在一边了。
所以民派和官派的划分在前选举时代是一种很自然的划分。这是不是好现象？应该说这即是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分野。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官民矛盾、官民冲突。如果执政者里有一些对中国未来有所考虑的人，不应当去放任这种现象的蔓延和发展。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在他们不能出台任何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一种集结过程，而且是以一种加速度在发生。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况，使政府成为一种中性政府而不是民众的对立面，就必须引进包括开放言论、开放社团、开放政党、开放直选这样一些措施，让左右翼在选举的平台上相互竞争，中性政府则退隐到幕后。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首先要认清形势，对于发展的态势有所把握和了解，然后才能谈采取什么样的方略和对策。我跟当局打交道这么多年，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局永远把握不了形势，总是在误判形势。民主墙的时候误判形势，六四也是误判形势。用翁永曦的话来说，这主要是缺乏自信心。很多人现在是裸官，把老婆孩子放在美国。他们在国内总是处于一种心虚状态，最后捞一把的心理状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作为宪政派，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开导性、说服性的工作，但对此我们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首先把自己手头的事做好，把民派的话语权扩大，行动能力增强，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刘仰（《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超越左右”这个名字的说法在几年前就说过，我觉得有难度。左右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都没法忽视左右纷争。我国国家现在是一党制，还是工农联盟的党，但照样有右，并且还很右。
如果说要两党制，也只能选择一方，不是左就是右。这个话在一定层面上是有难度的，但如果深入考虑一下，“超越左右”可能是一个可以有选择的方式。
阶级斗争的话语现在说得已经很少了，社会上一般说穷人、富人，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到底维护穷人利益还是富人利益？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没区别，只是不像以前那样搞专政罢了。当今的社会是穷人富人都要活，怎么活的问题。
中国左派右派跟国外左派右派不一样，如果政府比较多地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右派。如果政府比较多地维护穷人利益，就是左派。在这个问题上超越左右，那就是谁的利益都维护，做一个公正的裁判者和利益调节人。这就是“超越左右”，不是不能做到的。
这是从政府层面看问题，至于民间和社会的左右派，表现多样，有各种各样的左派、右派，整合起来是很难的事，关键是需要有理论性的指导和突破。谢谢。
高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研究员）：
我对政治问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也不想公开表态。子明刚刚讲了很多，从现在的思想界来看，概括还是不错的。如果讲左右翼各自的诉求，从右翼看主要是三条：一、更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二、对外关系上主张更加向西方开放，三、在政治上主张更加快速的民主宪政。如果把政治方面的东西去掉，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构成30年来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的基本成分。
我自己是在经济改革理论和实际政策的研究工作走过来的，当我看到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态势，曾经感到困惑，进一步思考，对经济现状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性质，已经从过去的带有很大独立性、单一性的状态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其中间有很多黑暗面，即民对官、对政府的批评。今天政府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官商勾结，分配的两极分化到了一个全社会不能容忍的地步。
怎么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济的改革开放，今天的成就和积极面在什么地方，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冷静的客观的判断，可到今天为止，这些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此我和一些改革的朋友们几乎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讨论。
我讲两条：第一，改革到今天，在所有制结构上如果人们还在抨击有太多国有垄断，这在统计数据上是不支持的。国有成分占全部经济产值的1/4，国有资产全部资产不到50%。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腐败、化公为私、MBO，MBO恰恰在一段时间内是那些号称改革派、自由派大力鼓动的东西，它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分裂和败坏了政府和社会风气，到了今天所谓自由派的鼓动者们还不认账。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左派？这是从现实中给他的教训，这和30
年前在文革时期深受其害时，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自由派是一样的，人们的意识来自于社会存在。
&　　第二，从现在的经济结果来看，我有一个痛切的感觉：从技术进步的自主能力看，从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看，从我国当前实际的产权关系看，我们国家正在逐渐脱离独立的地位，而带有了1949年以前某种性质的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不管对1949年的革命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从1911年到1949年奋斗了近40年，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列强”。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技术能力上，经济发展对西方资本的依赖，不能令人满意，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原因，这也多少给我们国家的国防和主权带来了影响。
我一直在想，苏联在90年代垮台分成好几块，但到今天没人敢去欺负苏联，反而苏联较弱小的GDP，敢去欺负日本。我们呢？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美国、日本、东南亚、越南、菲律宾都敢挑衅我们，咄咄逼人，步步紧逼。我不认为是我们的领导人没有骨气，而是我们在技术上有求于西方。久而久之，我们的独立就会受到影响。
　　有人说，我这是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其实民族主义有两重性：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是扩张性、侵略性的，而被压迫民族，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是为求生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尊严，那是正义的，是能够号召民众的，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当然应当提倡。混淆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是荒谬的。我们今天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侵略性。因为我们直到今天，在技术上并没有真正达到完全自立的状态，何谈去侵略别人？我们国家百年来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历史。
这就关系到对今天的时代本质的看法。今天尽管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说，西方霸权已经结束，或者他们已经放弃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的意愿。和平发展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平发展的力量确实不小，但不等于说这个世界没有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的斗争。中国在这个世界环境下，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设计，包括政治改革的设计，都是有问题的。第一是否能行通，第二，激进的私有化和“宪政改革”对国家是否有好处，要多加考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鉴于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希望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要不断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苏联式的民主化道路不能走，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不要因为主观上的失误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使我们走上苏联式的道路。苏联91年解体给俄罗斯带来灾难，走这样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好事，但某些外国是乐见其成的。随便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能源十分缺乏的国家，油气的储藏很少，较丰富的油藏无非是在西部。国内石油的生产成本不会超过40美元一桶，但我们实际消耗的油60%要进口，用100美元/桶。如果我们连这点油都没有了，那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要大幅度提高，几亿工人的辛苦劳动成果，都进了资源拥有者、资本拥有者、技术拥有者的腰包，经济发展成果就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体制或者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混合结构，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也不同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为什么？因为中国60年来积累了一个令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羡慕的工业和科技体系，这个体系是西方列强不敢轻易向我们动手的基础，现在尽管还有很多缺点和弱点，国有体制避免不了的弊端，但毕竟是我们的财产。
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我跑了很多工厂去看，很多人的印象是，国有单位和工厂不干活，效率多么低。但恰恰是那些被看作计划经济堡垒的军工厂，拿出了很多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的看国有经济和国防。尽管我们现在和美国的F22、航母比起来，我们很小儿科，但人家就是不敢动我们。一旦我们连这个都没有了，那我们就回到了1911年，随便就可以来个“二十一条”。经济的崛起，科技和国防力量的强大是民族崛起的根本，任何改革不能动摇这个根本，政治架构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富强、独立、统一，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政治架构的民主化往前推进，这是我的基本意见。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关于“超越左右”命题的本身。在我看来，所谓“左、右”思想的分歧，并不是中国今天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或在领域中的不同意见，并不是今天问题的根源。我们面临的现实，完全不是由思想来推动的，而是由各方利益的驱动，尤其是称之为既得利益一方的驱动。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左右”的呼吁，不是面向全社会的，而是诉诸于一个少数人的群体，主要还是停留在思想学术界本身。当然，思想学术界的表述也可以带动全社会，这需要人们有社会意识，而不仅仅是有关自身的意识。
“超越”甚至比“左右”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尽管听起来抽象一些。“超越”意味着每个人的自身超越，呼吁每个人能够超越自身的立场、观点，甚至利益，尽管这很难。但是没有这个肯定不行，至少在我们谈论的范围之内。我们不是在寻求解决问题之路吗？那么，这个道路肯定不仅是自身的道路，而且是全社会的、全民族的，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自身超越”的眼光，每个人将自己拔出一点。除了去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否则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担当和完成的。
看看今天的社会是个什么情况，我愿意用“撕裂”来形容。这个当然首先是指不同人们实际利益的分化、分歧乃至对立，同时还有一个在这个基础之上，人们互相之间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和分歧。举一个例子，这次动车惨案，最为明显地看出官方的做法和民间的要求之间的巨大裂痕。铁道部尽快通车的驱动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习惯性的，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民众的要求、眼光提高了，人们对于生命的尊重、生命的尊严的认知上大幅度提升。高铁与世界接轨不仅是技术上的，不仅要看到技术，而且要看到人，看到坐动车的是那些有血有肉、有自己不可剥夺的生命意志的人。这个人们的要求，应该作为新的现实、巨大的、不可回避的现实来对待。在这种旧框架与新要求产生的对立中，显然铁道部的做法，是造成社会撕裂乃至引发对立的根源。需要超越的首先是这种在人民利益、人们生命面前蛮不讲理的力量本身。他们如果不改进，社会对立将会越来越严重。
这种官民对立，造成了乃至主导着我们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对立和分歧。它造成一个错觉，人们被绑在各自的坐凳上不能动弹，无能为力。对于人们互相之间的分歧，意见的不同，也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互不理睬的态度，在某种激烈言辞中乃至扩大了他们实际上的分歧。人们在各自的方向上感到孤独，饱受各种撕裂之苦。
在这种分化分歧的情况下，所谓“超越”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社会，回到中间地带，将我们生活的地方，看做我们共同的家园，而不是掠夺的场所，不是各人从中拿走什么，而是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于其中的共同家园。我们自觉地思考自己工作的起点。你看，那个既得利益的队伍，就人数来说也算得上是庞大的，他们从来不需要放下身段来面对社会，愿意与社会其他成员平等地共处，而是愿意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高高在上，在社会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嘴脸，同时也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我们的工作起点应该相反。不要把自己看作是先知先觉，不要把自己看做是引领社会前进的另外一种先锋队，而是永远处于社会之中，始终抱有向社会学习的心态，听从社会的要求而不是自身的要求。
时间长了，批评者们（不管是所谓“左”还是“右”）也许也会发展出自己的某个格局，自己的某个既定的观看问题的角度，并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有道理的，有道理就这样走下去。然而，这也会同样面临一个问题，某种已经形成的格局、人际关系都有可能使得人们脱离社会，脱离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回到社会的要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有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我甚至想到了这样一些提法也可以商榷，比如“民间社会”。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如此撕裂，如此分裂为不同区域、各种各样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此需要发展社会的共同话语和社会的中间力量，那么也许可以考虑放弃“类似民间”的提法，更多的往中间走，大家都往中间走，这是最近考虑比较多的问题，也是对我自己工作的一个反思和改进的想法。（掌声）
仲大军：我不是打断你，而是赞成你，社会分化太厉害了。
任何一个面向的工作，一开始也许是没有利益的考虑，做着做着就产生了与利益有关或类似于利益的的格局，哪怕是一些很小的利益。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么一路过来的。因为具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能弄出任何个人利益出来，把社会拉到你想要的那个方向上。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推动民族进步，而不是发展自己，仅仅是推动自身的发展。子明刚才说到民间和官方的关系，我不成熟地想要有所保留。我们甚至可以不特别强调民间和官方的对立，而强调发展社会的共同语言，社会的共同立场，来弥补和缩小社会的分裂和撕裂。
尽管这很难，但是如果不具有难度的工作，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
党爱民（经济学者）：
中国很多问题是左的太左，右的太右，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能够取中道而行，所以才导致现在这个社会的撕裂。
我是研究经济的，发现我们的经济政策很多是为富人、为资本、为外国人服务的，是典型的右派政策。譬如拼命出口，赚了大笔的外汇存在那里不断贬值，使辛辛苦苦赚来的国民储蓄白白流失。美国最近暴露的债务危机严重威胁这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国民财富可能要打水漂。
早知如此何必使劲赚美元呢？要搞贸易平衡，但今年上半年还有449亿贸易顺差。如果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第一是削减出口退税，而去年为出口退税就补贴了7000多亿元。
前几年需求不足，现在突然通货膨胀起来了。政府前两年刺激经济拨的4万亿，再加上地方的配套资金18万亿，大上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项目。结果经济速度上去了，但通胀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很多农民出去打工，不愿意在家种粮食，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很厉害。
我们国家自己的美元花不完，一边购买美国国债，一边招商引资，吸收热钱。外商投资是不是也要限制起来？
中国买美国的国债利息很低，美国借这些钱到中国来投资，赚中国的钱，反复打转。还有一个是既然我们有全民所有的资产，但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分红利没有给我们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支持国有资产给国民分红。另外，在需求不足的情况希望央行直接执行社会分红。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极其偏右。从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到社会保障，不考虑民生，只考虑GDP。结果好了精英和外国资本，苦了老百姓。现在必须有左派人士上台矫正这些极右的政策。
周舵（文化学者）：
施晓渝先生鉴于我最近写的一篇两万多字的中篇《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想让我讲讲，但我考虑这个东西太长，另一方面不切题，所以我讲老话题。
今天的题目是“超越左右”，我恐怕要从顶层的质疑开始切入，所谓超越左与右恐怕本身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根本超越不了。
我还是介绍一个政治生态图（图），这个生态图是两维的坐标图，横坐标是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派别，纵坐标是一种政治策略、政治手段或者说是一种态度，这边是激进，这边是温和，立场实际上是你所主张的一套目标，这些目标是要靠手段来实现的，可以用改良的和平的温和目标，也可以使用革命的暴力的和激进的手段，这是两种不同的手段去追求各自的政治目标。
这个图上，我归纳出六派或七派，这边是极左，在政治立场上他是最左的，同时使用的政治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使用暴力、革命的、激进的手段，今天的新毛估计是这样。相对的是极右，它使用的手段也类似。我想在这个立场上主要是两派，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华盛顿共识就包含这个成分，还有是激进民粹民主，激进民粹民主在西方政治格局中是极左，但邓小平说是极右，我们姑且按邓小平的定位是极右。
这就是子明所说的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宪政左派就是中左，极左往中间靠，温和化了，中左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从第二国际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党、民主党、工党。中右是自由主义的右翼，像罗尔斯等人他们所主张的。这两派实际上就是今天西方稳定的自由民主的两大主流，这两大主流交替执政、轮流执政。我主张我们要往这个格局去推动，推动谁？推动整个社会，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把现在官方，官方已经不是极左，恐怕也不是极右，已经从极左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但走到半路，下一步往哪走有多种可能，良性的演变是往中左走，这是其良性的发展，对整个民族、所有人有利。但也有可能往恶性发展，倒退回去的可能性非常小，搞成极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恶性发展最大的可能是跑到极端民族主义，反美、反西方的，主张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片面地追求富国强兵，不要自由，是当年的德日道路，我把它叫新法西斯，这是现在当局、主流派一个最危险的发展趋势，但我认为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一言以蔽之，我们要促成中左和中右成为主流，要防止三种极端主义成为主流，这三种极端主义就是崔卫平所说的撕裂主义，凡是极端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不会认同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但无法消灭它，它是多元博弈方的其中几元，它有它存在的土壤与理由，只不过千万别让它成为主流，所以多元当中一定要区分好与坏，主与次，这三种极端主义是坏的，所以不能成为主流。
共同的游戏规则是中左和中右都认可的一套基本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是三条腿支撑的一个平面：首先是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要有政府的适度干预，政府的适度干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宏观经济调控，这是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才出现的，才这之前根本没有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出来之后西方采纳了才有了宏观经济学，有了宏观经济学才有了所谓政府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两套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以政府对市场要有适度干预，不能干预过分，也不可以没有干预；二是政府要承担对穷人的关怀和帮助的责任。
其次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和民主是什么关系？自由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不但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它们还不断冲突。民主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形成两种不同的民主类型或者民主模式导致非常不同的两种结果：一种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是先有了自由，先有了宪政法治人权保障，然后逐步落实平等和政治权利，才从有自由没民主变成了既有自由又有民主，另外一种民主是从古希腊传过来，中间中断了，到卢梭又复活了，通过卢梭法国大革命有了三个激进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是温和的，是相对保守的，我们所了解的法国大革命是中间的激进阶段，卢梭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然后巴黎公社、马克思传到俄国，然后传到中国，这是另外非常不同的民族传统，叫民粹民主。这是第二条腿，叫自由民主，绝不可以是民粹民主。
第三，福利国家。对弱势者对穷人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同样不能过度，现在欧盟问题是福利过度，变成了父爱主义、母爱主义的政府，最后是政府破产，如果要削减他的一点福利，百姓就闹事，福利、社会保障一定要有，但要量力而行，不能多。
&&&& 这三条腿是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对这个游戏规则的认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识。
刘仰先生说到政府到底为穷人还是为富人。实际上政府既不能为穷人也不能为富人，在这点上，共和主义、自由派、民主派都有相当大的分歧。80年代以后，西方曾有一段共和主义的复兴，就是强调政府应该是中性的，应该以正义为主要诉求，什么叫正义？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什么叫做“应得的”？有很多争议与分歧。
我比较赞成自由派的主张，市场经济是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我们现在变态的政府有形的脚踩进去破坏了看不见手的自动调节功能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是没有垄断的，更没有政府的权力介入，而是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下，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优胜劣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公正的，就是正义的。但这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贫富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弊端，必须要解决。
但这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是有博爱和没有博爱的问题，那是博爱。一个残疾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如果按照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他可以一无所得，他会活活饿死，如果从正义的角度，如果把正义理解成每个人得到他所应得的，不能说不正义，没有贡献，应得是什么，有贡献才有应得，但这触犯了人类另外一种高尚的感情：同情、怜悯、博爱，人类之爱，是另外的价值目标，叫做博爱，不是正义，很多左派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
一个政府怎么样能做到不偏袒？正义？正义就是不偏袒，给每个人应得的，既不偏向穷人与富人，怎么样做到？是通过中左和中右两个政党轮流执政，中左上去把整个社会往左推，每一种政治目标或者政治价值都有无限扩张的冲动，一定按照他自己的内在动力一直往左走，但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动调控的机制，使它不可能走得特别远，会有一个东西在限制它，碰到极限之后，选民开始不满，要求改变政策，于是把中右选上，中右选上之后就把政策往右推，同样它也可能走得太远，这样一左一右，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波动，既有活力又在往前发展，就像在一个良好的司机的控制下行使的汽车。（施晓渝插话：增幅变小变大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自由民主稳定了、成熟后会有自动的调节机制，会在有限的幅度之内波动。我们的问题是，自辛亥革命以后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孙中山死之后，孙中山是想把极左的共产党拉进来，让共产党温和化，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合理的眼光看，孙中山未必是这样，孙中山死之后，国民党中极右势力抬头，把共产党推出去，杀共产党人，把共产党推到极左中，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极左极右两大极端势力的反复绞杀格局，最后台湾变成了只有极右，它又经过非常长的演变过程，今天终于基本健全了自由民主，台湾的民主化经验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大陆从一开始的新民主主义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最后变成了个人民族主义，到了邓小平才第一次把共产党引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刘海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 我的题目是“金融锁国、地租均享”，重新整合共同体。
超越左与右如果说是消除政治的歧见，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但是，有的国家可以实现左右共治，或者左右在体制框架内制衡，比如丘吉尔和艾德礼，比如八十年代时邓小平和陈云。有的国家不能，是因为政治共同体已经在解体的状态，此时谈什么左右共识是无聊的。读破秦晖书，日上共识网，也是没有用的。
需要从政体的角度，更需要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看问题。高度认同，一体同心的共同体，不论其政府形式如何，治理都不会太差；相反，利益对立不可化解的社会，政体改革不解决问题或者根本无从启动改革。全民普选是否作为制度的一个要件，要看具体的情势。一个一盘散沙、相互仇恨的社会配之以全民普选、政门为市只会产生最坏的结果。
伟大的政治家从来不会忽视维护稳固的共同体“我们”。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和法律、共同的利益纽带等，分别有助于这个目的。是为打造“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不要从表面看问题，成吉思汗和蒙古战士，努尔哈赤和八旗战士，是一个共同体的人，共同对外掠夺，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来自外部。共同体之稳固，意识形态上，一曰追求普遍正义，二曰自我崇高，毛泽东和美国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自我矮化、暗示自身劣等的论述不能起整合作用。简单说，一共有三个逻辑：“上帝存在，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存在，我等是迷途的羔羊”；“上帝不存在，我等是欲望的野兽”。只有第一个选择正确，这里没有什么真假性质的问题。
大家说，左右寻求共识，我说实际是共同体怎么整合问题。整合的共同体中也有左中右，才谈得到共识、共治、制衡。不是一条船上的头等舱进入规则或统舱人道待遇问题，是还在不在一条船上的问题。不在一条船上的人不会有共同语言。可以跳船者和不能弃船者的博弈与同船者间的博弈是根本不同的。
共同体之整合，经济制度尤其关键，自古以来土地制度就是关键，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资本管制的规定甚至成为更关键的问题。要考虑资本外流对对内部和谐的影响。美欧之乱象，无非是资本走出去的结果。
我国土地政策上世纪90年代后设计不当，忽略了地租的公平分配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政府投资所建公共设施导致的土地增值，被少数私人占有，培养了一批专门的地租掠夺者。制度安排事实上鼓励私人对级差地租的无限度占有，鼓励土地食利，形成了掠取和占有地租的社会激励机制，整个社会陷入追逐地租的疯狂中。土地问题不在于个人使用或利用多大面积的土地，也不在于使用的权利为市场交易决定，而在于社会成员地租占有的不平等，形成土地食利集团，社会财富为土地食利集团吞食。地租分配问题是土地制度中的一个根本，没有做好这一点，一定要出大事情。土地是从事一切其它活动的前提，一旦少数人垄断地租，社会矛盾就会非常激烈，斗争非常残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社会如果激励人们努力的行为变成占有和掠取地租，这个社会很容易陷入锁死的发展困局中。
实业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社会民主党方法是可以解决的。示威、游行、抗议、呼吁等低烈度行动就有效。荣德生和纺织工人的矛盾，社会党可以解；周扒皮和佃农的矛盾，只有共产党来解。
我国改革中的地租分配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重建全国性财政体制，化解以“中部困局”为典型的地区间级差地租，消解地方“土地财政”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与政治紧张；二是设计“均占地价、增值归公”的房产税，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与有效率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并实现土地租金上的代际公平，该政策应优先于公租房政策；三是建立“村社、农户和农协三主体”的农业发展模式，抑制城市资本和行政权力“下乡掠夺”的冲动，走劳动而非资本密集的农业生产道路，将农业产业链的利润包容在农民的自主性产业扩展范围之中。
新中国建国以来，大家喜欢进行两个三十年的划分，其实可能前45年和后多少年这种划分，更适合描绘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经过几项看起来是政策性的改革措施塑造的。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学校、医院等社会组织的改革，这是私有化、市场化的主要领域；更关键的是中国进行了货币体制改革、加入WTO；中国经过房地产制度改革，在城市建立了类似于香港的土地制度。这些政策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中国放弃了运用主权信贷发展经济，财政不能向央行投资，转而利用外资；一个是形成了所谓制度性内需不足问题，由于分配的极度不均和社会保障缺失，中国内部形成严重产能过剩。93年宏观调控和94年外汇体制改革，是根本转折点。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至中国加入WTO，转变基本完成。后面就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10年。
这些经济政策的存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前途是接近于德国还是菲律宾。这些政策形成哪些社会后果呢？中国政治共同体本身已经破坏了，比如形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矛盾、土地食利阶级和其他人的矛盾。目前最激烈的官民矛盾在中西部地区，这和上海、北京、深圳是不一样的。因为地方政府无法在征地拆迁中给老百姓合理的补偿，因为出口创汇在沿海、人口移入在沿海。这种矛盾的性质说明中国社会又回到以前了，大家发现中国社会现在有两个社会运动，一个是读书做官，一个是攒钱买地。实际上这就是王朝周期循环的原因。毛泽东和黄炎培说是因为不民主，我觉得民主比起这个机制来讲还是次要的，因为欧洲、日本都没有民主，它们是封建制度，但它们并没有周期循环。
中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外汇占款是一个恶性的信用膨胀过程。既是因为基础货币的增加不能完全对应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输出物质财富和让渡股权，白白对外交上一笔铸币税。出现了美国印钞雇佣中国、美国印钞消费中国的局面。我们需要彻底检讨这些经济政策，彻底检讨“世界尚未大同，资本已然自由”的所谓经济全球化，否则，中华民族不可能稳固团结、实现共同富裕。
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变成美国国债或美元资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个链条中，外汇储备只有不断累积，才能实现中美贸易过程中资本的利润，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货币表现，是中国制度性资本短缺的货币表现。美联储成了中美联合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它是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最终提供者；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因为美国人社会福利降不下来，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人印钱消费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是中国经济政策和美元地位、美国政策自然而然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关键则在于中国货币主权的恢复与收入分配大幅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措施，汇率云云都是浮云，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更是亡国之举。
外汇储备之累积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制度下能够运转的条件，改变这个困局，在于认识到主权货币的运行的原理，花大力气进行社会组织建设和法制体系建设（但和主流教条不同，法制体系意味着中国判例法系的建立是更接近马锡五而不是贺卫方的法治进路），以主权信贷取代外资；长期看，通过地租与资本的社会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根本改变内需不足的问题，无需美国印钞来消费中国；短期，大幅度降低或根本取消出口退税，用节余的中央财政资金投资水利、环保、中西部卫生教育；一定要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中央财政向央行发行国债，所产生之基础货币用于按人发放、并购外资企业、社会保障建设等，以此排挤外汇占款、逐步消灭外汇储备，做到消灭外汇储备的同时国内就业状况不恶化、收入分配趋向平等的效果。
以适度锁国促进改革（和朱F基完全相反的思路）。只有适度锁国才能重新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促进制度改革。需要：停止吸引一切外币资本；取消出口退税；回购外资企业；建立与国际货币体系平行的人民币货币体系；废除人民银行法29条，自主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世界没有大同，资本不必自由，资本自由要和居民的迁徙自由相匹配，经济全球化需要政治全球化同步，资本进出都要管制，自由经济合理的一面也只在主权国家内部有效。
今日中国需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外争国权挣的金融主权，内争民权争的是平均地权。不遏制土地食利集团、美元利益集团，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维系都做不到，还谈别的吗？
冼岩（凤凰周刊主笔）：
俞梅荪（社会学者）：
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这几年对左和右问题没有思考，我的专业是法律，1984年到1994年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当时是在赵紫阳、胡耀邦的领导下，在当时的8月份我制定了是七五计划，按照这个草拟了一个七五期间的一套规划，有300多个法不断出来，这些法规为我们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很大基础，到1994年我涉及到一个冤案坐牢3年。
安全立法是我参与的，而且起了促进作用。1997年出来以后，参与了行政法起草，有人找我谈行政法，2002年跟王俊秀呼吁软件保护条例，打击盗版，用正版，所有的盗版要打击，而且罚款很多，我们呼吁这个条例不能实行，要废止，在我们的努力之下，终于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用于商业用途就打击，不是用于商业用途不打击。
年遇到了移民、访民问题，特别是唐山4万移民，1995年人均补偿是1万多元，一直没给，一直上访，到2004年我帮助他们，做了一个动议，当时的十六大精神是增加公民的参政议政的权益，完全是胡锦涛的要求。后来我终于把公安局长说服了，帮助1万多的农民由律师签约维权，原来他们的要求是1万2，还差4000块，国家最后拿出5亿把4万访民的事给解决，这是体制内良性循环集团性上访的一个事件，很有意义。
当时我作为立法工作者，立法问题我只能去做，作为一种实习心态也好，作为一个立法工作者实践也好，或者施舍苦难者也好，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做的，做的过程中很有意义，很有收获。
2007年是反右派50周年，正好我的父亲是反右惨死的，老右派拉着我去，30多个老右派坐在一起探讨反右，发出声音，推出反右冤案，人民上书。这个事要追溯到1987年，由方励之等三人右派发起在在反右30周年开一个研讨会，结果被钱伟长等人向中央密报，结果三人被开除了党籍，流亡海外。
纪念反右30周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无非是几十个人在一起谈谈反右的事儿，结果给中央给灭掉了，50周年我们做成了，所以在2007年我做了一件反右的事。
我申请一分钟，刚才落下了一个要点。所有的政权都讲人民利益、公益等，一个良治政府一定是要主持正义的，一定要实现公益，不能是偏袒某一部分人，问题是公益或者说人民利益是什么东西，没有人说清楚，我的理解是：是中左、中右轮流执政，会围绕中线摆动，这条中线是人民的利益，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机制才能实现民族利益。第二，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全民利益，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民利益从来不是全民利益，都是讲多数人的利益，多数穷人的利益，只有多数穷人才是人民，少数富人是敌人。不是这么一个概念，一个正义的政府一定是全民利益，而不是多数穷人利益意义上的利益。
我要补一句总结的话，在国务院期间我立的所有法律，出了国务院以后，18年来我感受到每一个法律是加害于我的，我当年用这个法保护我的，结果反而在加害我，甚至包括游行示威。
黎鸣（文化学者）：
&&& 大家讲了很多，从客观意义上说，左中右就是最富的、最贫的和在中间的。
看三国演义，中国从来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要合与分？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分化，有钱的和没钱的，富裕的和贫贱的，在不断转变，分化。这种状态就使社会总是在不停的演变。
中国的历史是在合、分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循环的。近代也产生了两个循环，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国民党有一个分久必合的过程，共产党也有一个分到合的过程。到共产党统一全国的党权，现在又面临着分的问题了。共产党该怎么分？如果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那样一种客观的、纯粹的利益的意义上去分的话，这种没有价值。
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来没有使中国的历史前进一步。在我的眼中，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始终在转圈子里，从来就没有越出过自己的极限，到现在，下一步能不能越过自己的历史，走向新的历史世界，能吗？我怀疑。无论是子明，还是高梁以及各位都讲了分的问题，这些观点是不是真的反映了人民内心深处的话，我表示怀疑。
说实在话，我为什么最近要发起一场对中国传统的彻底的批判，我是彻底的反孔派，孔夫子并没死，孔夫子生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中国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变了吗？从外表的表达上说好像变了，因为很多人嘴巴上讲要民主、自由、科学，中国的主义是从中国人嘴巴里窜出来的，但这种窜出来的表达跟内在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
想当初共产党在台下时也是非常要求民主的，为什么当它掌握了政权之后它越来越走向了中国的传统？很明显，广场上的孔子像，反映了当今某些人的心理，因为他觉得现在还是要让孔子来帮他的忙，孔子真有那个能耐吗？别小看，孔子的能耐很大，别以为我在网上大骂大批判孔子，我现在在网上全部批判孔子的文章有400多万字（还没完），这些字究竟打动了多少同胞的心我不敢说，但我估计有80%以上的人在反对我，可能这80%少了一点，可能超过了90%，很多人心目中始终认为孔子永远是对的，不仅那些个原来反对我的人认为，包括自由主义的朋友们现在也认为我是错的。
一些比较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包括秦晖，他们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是错误的，他们把全部的责任推向韩非子、秦始皇，错！秦始皇在中国只有30多年，真正作恶的是汉代，汉代把这样一种权力结构确定下来，确定了孔子儒家思想统一全中国的总的传统，这个传统构成今天大家都在挠头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祖宗是谁？是孔夫子和儒家，看不到这一点就是瞎扯！
韩非子其实也是个儒家，他根本没资格是我们今天认为的法家，没有半点西方的法治思想，因为韩非子是荀子的弟子，荀子是儒家，荀子的儒家跟孟子的儒家是一个儒家，他们的共同点是为赋礼乐，礼乐这两个字是中华民族非常结实的传统，有了礼乐中国人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观念，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哪来的宪政？
所以我对秋风简直是恨得心里挠挠养，他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结果要在《四书五经》里去寻找宪政主义的源和流，这是到泥巴里去寻找人类的生命，无聊之极。我对中国的一帮文人，说我恨他不值得，说我爱他爱不起来，如果中国文人都是这样的思想，下面的政治就没戏了。
王俊秀（博客中国总裁）：
周舵希望未来中国是中左和中右来主导，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想，目前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我看到的是他所说那种不好的三种极端，反而是主流，中左和中右我都没看到。
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划分，如果党内有改革派，我们叫它改革宪政派，在民间左右的所谓的合流可以称之为维权宪政派，维权宪政派和改革宪政派的对话以及互动可能是今后中国三到五年之内一个的政治比较主要的动向。
我不愿意把维权宪政派叫做革命宪政派，民间左翼维权和右翼知识分子的结合是目前在民间最活跃的一部分，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革命的话语的兴起并不是一件稀罕事。把这类维权、治理甚至革命都统合在一个体系内考虑――维权宪政派，这可能是民间的一派力量的比较新的称呼。通过这些磨合之后可能出现周舵讲的中左和中右，是在成熟之后可能出的，而在早期一段时间，我这个划分更切合中国的实际。
蓝风（文化学者）：
今天这个题目说是伪命题有点过分。把左和右作为文化思想观念的差异，然后去超越它，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被一个东西超越，被什么东西超越是一个模糊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从学理上探讨它意义也不是很大，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出这个命题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关键，我们为什么要超越左和右。
我在网上经常跟左右辩论。现在的社会状况非常复杂，各种思想非常丰富，有点像百家争鸣，左右思想理论的争论不是坏事，相反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思想会碰撞出火花。我更想听听提出这个命题的动机是什么，应该把动机弄清楚。
王俊秀（博客中国总裁）：
我补充一点。刚刚子明讲到左派的分化非常有意思，我们应该把左派限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比如说就限定在保皇左派的范围内，可以把维权派大多数的左派都挪到右派那一块位置，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高梁谈到经济主权我觉得也是维权派，这在新的框架里是一回事。
左派应该放在很窄的范围里，在思想类别里考虑，不要在政治范围里考虑，在思想类别里进行剖析，这样就达到了你们所讲的超越左右的命题。
乔续（公司职员）：
&&& 我觉得左右问题一直不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一个话语，是西方的舶来品。
为什么中国的左右之争在2000年后重新燃起？我觉得改革之初大家都希望生活能好起来，上面人和下面人思想是一致的，当时中国没有左右之争，中国所有人的理想是一样的，大家认为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另一部分人后富。但是现在贫富分化的现实逼迫中国人重新思考。以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是否能实现心中的目标？
这个现实的反思就表现在现在的左右之争上。历史证明以前设计的路不能实现中国社会共同富裕，国富民强。中国民众在遭受各方面困惑之后，本能开始重新思考。
中国现在的左右之争是整个民族在思考这个国家如何来实现以前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8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与资本阶层没有能力带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整个社会又开始重新思考，无产阶级可能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国富民强的国家发展目标。
罗峰（公司职员）：
今天讨论的这个命题太大，我觉得自己无从下手，就简单说几句吧。我更多关注的不是左右问题的话题，而是爱国问题和现在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对社会弊端关注地多一些。
作为年轻人一般是出于爱国的角度考虑，个人平时喜欢关注一些国际走向和实时动态。对于美国、日本等国的别有用心和阴谋诡计更是愿意揣摩，看过张宏良老师写的一些文章中说中国的危机，感觉的确问题很严重，不是危言耸听。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步步逼近，处处设陷，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应该把更多关注点放在这些问题上面。
还有就是感觉中国目前的贪污腐败现象挺严重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所以才会导致更多新的问题的发生。左右之争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些问题天天有人在谈，谈了很多年，也没见得有什么进展。这个问题谈来谈去都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又不能实质性解决，我觉得还是谈一些核心点的，有效一点的事情，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比如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我们共同的威胁上面。
你说得很对，我们说了一个下午，最好能结合现实问题，左右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现实利益问题。
任桐（民营企业家）：
对左右我不太懂，但我关心的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要么像脱缰的野马，要么像被捆起来屠宰场的大肥猪一样。今天讲的是超越左右，那如何引导中国的私营企业与民营企业，让它良性的为社会服务，而不让其变成脱缰的野马，也不要变成大肥猪。我们做一个没有三聚氰氨的奶牛。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想法。
欧阳劲（《太平洋月刊》总编辑）：
原来的题目是“超越左右”，现在改成“走出左右”，不管是超越左右还是走出左右，你们的意思是大家整合起来来面对社会或者面对国家、民族，怎么样推动社会的进步，走向光明。对中国的左派、右派我没太多研究。我关心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目的是做什么，非常重要，社会矛盾我们怎么去推动解决。
我刚从澳门回来。香港的这次游行示威有三个要求：第一，反对地产霸权，里面也涉及到中国大陆的利益集团在香港炒房子，抬高房价，使香港大众买不起房子，涉及到民众利益。第二，曾荫权下台，因曾荫权在香港没做好，这个要求也非常合理。第三，要直选，香港的基本法规定，要在2012年直选，但现在因为全国人大委员会推到2017年。这三个要求是直接命题，跟民众的利益挂钩，因为曾荫权把香港经济搞得不太好，人民要你下台，再一个是推动直选推动制度的改变，这三个要求非常明确，放弃了左派、右派，后来香港统称“泛民主派”，有民主党派，有公民力量等很多组织联合起来，超越了左右的概念。
中国大陆有很多腐败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怎么去解决？用什么途径解决？是制度问题的话，那制度怎么设计？在海外胡锦涛、温家宝都讲要民主，要普世价值，要宪政，在野和在朝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这是很好的路子，大家都来发表意见，都去互动，都朝这个方向努力。学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动则说哈耶克或者亚当•斯密。我的意见是少说理论多说实际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推动它。动车问题，民间和官方的意见明显不一致，官方表达的是另外一个概念，民间说的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怎么去推动是重要的问题，实实在在的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我们不要谈很多激烈的东西，谈一些公众热点的讨论，大家不断推动，把两派不断往中间拉，推动宪政民主，因为中国最终一定要走向民主宪政，这是毫无疑问的。
温家宝去年很多次在海外讲要搞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今年4月在德国也讲到要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官民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叫左派和右派超越自己，走出自己，整个民间互动起来。我们也可以约请官方人士来谈，看他们对社会是怎么认识的，这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朝野之间怎么沟通，怎么推动社会进步。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推动社会进步，但由于很多原因造成了目前它对社会的一种挤压或者对民众的掠夺，这个党确实有问题了，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民间力量来促使它、改变它朝好的方向走。幸亏有网络我们可以以各种形式表达，不断的推动社会进步，实实在在的做一点事。
左右在中国表现形态非常复杂，在各个领域所体现的都不一样，作为一个政府在一个社会里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形态，因为所有的思想、观点都要落实在利益上，政府在国家的利益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利益怎么安排。政府不是为穷人，也不是为富人的观点我是认可的。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是中立的，这样才能做到公平。但这件事如果和利益放在一起会很麻烦，比如政府的同盟是谁，招商引资跟资本家同盟，那这件事能否保持中立是一个问题，如果全跟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不管是80%还是70%，能不能保持中立又是一个问题。
我们说要超越左右，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观点是中庸，我认为这是超越左右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事情里，中国古代的政策核心是每一个穷人没有地，奋斗一辈子希望买块地成为地主，跟阶级斗争不一样，无产阶级希望变成有产阶级，农民希望变成地主。政府做什么事？是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但政府同时要做的一件事是不能把这些土地全部兼并在几个人手里，否则会很麻烦。在中国古代政治理体现超越左右的方式是政府自己要摆脱利益，不是跟某一个利益集团的结盟，然后变成执政地位，为什么中国古代是士农工商的分法，用知识分子作为政府权力主要的形成体？目的是希望政府的执政摆脱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中国古代一直强调自由竞争，这个充分的自由竞争不像亚当•斯密所简单说的不管就是自由，如果不管，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所以政府一定要管，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在政府这只手的管理下才能充分竞争。
今天超越左右，以后不管做什么，充分的市场竞争一定会继续体现，极左是全部垄断，全是公有制，极右是全部私有化，我们要超越左右，公有制那一块是不可能的，私有制一定存在，但在中间状态，让私有制的竞争能够比较充分，能够比较自由，一定要消除垄断，在今天的中国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消除政府垄断还是要消除私有垄断，这在中国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在我看来私有垄断一定要消除，政府垄断一定要明确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超越左右是有可能的，关键是在很多理论层面上要有深入的了解认识。
我想对左右诞生的根源以及社会分歧的原因再做些探讨。为什么产生左与右？缘由何在？刚才崔卫平讲是社会分化和分裂导致的，我认为很对，就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贵贱分化。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分出这个派那个派，不会无缘无故产生矛盾和分歧，肯定是因为发生了差别和差距，有了利益之争。中国改革30年后突然出现巨大的对立和分歧，原因是什么？就是改革导致的社会不均衡。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所以左派思想再度抬头，左派力量再次涌现，是不可避免的。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裂。
什么是左派和右派？左和右这两个词来自于西方，就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里的两派，坐在左边的激进一些，坐在右边的保守一点，由此而产生的区别，导致了后来的平民派称其左，贵族派称其右。
左派的思想特征是要求平等，强调天赋人权，减少人际差别，右派的特征是尊重个人差异，维护个人优势。左与右实际就是穷与富、贵与贱、激进与温和形成的差别。在今天中国社会里，我们仍然可以用这样的现象描述现实。精英与大众的矛盾永远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左与右的真正含义应当是精英与大众的代名词。
&&& 什么人是当今中国的左派？什么人是当今中国的右派？这需要花些力气进行辨别。
高梁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中国现在出现了左派力量？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大家一致要求市场化，要求自由，搞大包放，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改革30年之后人们开始反对这种状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不管后面的人了，富者愈富，不管后面人的死活。权力上也是，一部分人牢牢控制着权力，另一部分人没有发言权、舆论权等。改革形成了巨大的权力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分化。这就是左和右的产生与对立的根源。
另外左和右还被历史问题影响，被一些历史的旧账所纠缠。今天邀请了各方面的人，但左派人来的比较少，按理说，左、右这两种力量平衡的对话，大家都要诉诸于自己的利益，给自己留个表达机会。
分析今天的左右，我认为无非是大众和精英的分化问题。现在官方的学院派牛逼得很，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做学问，他们走的体系跟我们民间体系不一样，他们已经形成了精英宝塔尖。这些精英正在影响和教育我们的年轻子弟，把一些孩子教育得片面得很。譬如，一些学生问我，为什么要交税？
现在有一些人甚至反对社会保障，说凭什么把钱交给残废的？为什么要抚养老弱病残的，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中国社会如果走到了这样的状态那很可悲。我们本来都是属于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但现在看到当前的社会太自私了，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会导致社会出现许多悲惨。
发达与落后的巨大差别出现了，这是当前社会矛盾冲突最根本的东西。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一个合格的裁判者和代表者吗？三个代表真正代表了谁？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还是那些贫困群体？这些年出台的政策全是富人政策，这样的话穷人怎么过？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一个穷人党，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号召动员了社会力量，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但现在穷人党的代表性发生了问题，更多的是成了一种为自己谋福利的政府。
今后不管哪个党上台其政策都要代表全体，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要照顾到，因为这个社会谁也离不开谁，是相互依存的，过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确要修正，不光是穷人要翻身，共产党宣言说要解放全人类，而非解放某一个群体。
如果今天一个下午能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贡献给社会更好。
刚才仲大军老师讲了今天右派的人多一点，我以左派的观点发一点言。关于中小企业问题，我认为中小企业唯一的办法是休息，关门。为什么？因为我国已处于生产过剩状态。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的时代，人们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干那么多活。到时候就要休息，哪有一辈子忙忙碌碌赚钱？
毛泽东这么伟大，1961年到1966年坐在家里学外语，任何人都有做冷板凳的时候，任何人都有休息的时候，不要总是忙忙碌碌，现在老是想发财、赚钱、工作，西方一天工作六个小时，你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工作什么？就是该休息。你生产的是非常低端的产品，没有前途的产品，生产下去是恶性竞争，把价格砍了又砍，无利可图，不如歇着。
&&& 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 工人吃饭靠国家，实行低保制度，有工作就干，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在家里种田。
右派的观点是我国的经济搞得很好，政治改革没搞好，认为经济搞好了，只需要政治改革改一改就完美了。左派认为体制只是路线问题，但实际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绑在一起的，说经济搞好了，政治没搞好，但政治恰巧是现成的经济，包括GDP，中小企业，高铁，恰恰是依存性生产的。
&&& 黄炎培的孙子发言说挽救中小企业一是资金，二是微型企业，但问题是企业规模都没有，怎么搞？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破坏国家的透支资源，把我们国家都要搞坏、搞乱，连子孙后代的资源都搞没了。
我理解你，现在生产力过剩，中小企业再继续发展的话没有空间。可能左派要求共同富裕，右派要求发展生产力，要求发展生产力的右派拒绝共同富裕的理论是我们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这个理论拒绝共同富裕。要求共同富裕的左派说这个问题更加迫切了。所以问题是到底是先共同富裕还是先发展生产力。
&&& 我觉得不存在，陈志武那么有钱的人都说共同富裕没问题。
很多学者哪怕张维迎都说要共同富裕，都说要转移支付，其实右派也好、左派也好都得是真左派、真右派，不能把左派的观点说成是右派的。
子明说不主张用极端手段去推行自己的主张，是这半边的，但为极右，这一派叫做自由至上，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有人把它叫做自由原教旨主义，我说的“中右”是自由主义的左翼，是从极右立场往中间靠。
&&& 仲大军刚才说的极右派现在有两个：一个是铅笔社，另外一个在美国。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平、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点评部分：
发件人：&皮艺军& &&&
11:22:39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e:北京大军网文章
左右似应划分为五级为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皮艺军
大军，发言很深刻，颇受启发。依照左右似应划分为五级为宜：极左、左、中、右、极右。文中对右的定义：“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这里的右似乎应当表述为“极右”，否则无法区别于讲求合理个人主义的右。右焕发了中国的生产力和个性自由，极右把中国推向分化。左使中国减少贫富差距，极左，或是冒充为民请命以济私的依然是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宿敌。而腐败既是右在经济上牟私的结果，更是极左对专制特权的维护所导致的。
左右是集体或个人本位在价值观上的分野，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便形成不同的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尚停留在乌托邦的摸索阶段，还难以在操作阶段上与右的模式两军对垒，分庭抗理，所以在现实中是所能做的，是在既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加诸社会主义的元素和观念加以改造。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仍然是在左右之间，而不是偏执于一端。中国目前不可能放弃左倾，所以向左靠要进行操作性和可行性分析。中国也不可能弃右投左，因为左并没有一个成形的阵地可以依托。中国的大敌是极右和极左，但当下最为紧要的，应当思考如何调整左右关系，即关注在经济领域里的“名左实右”、在政治领域里的“宁左勿右”，让左在现实性和科学性中、而不是虚妄的倡导中影响右。仅供参考。
发件人：&李延明& &&&
06:31:35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 抄送：标题： Re:中国应超越左右找共识
左中右的判断标准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 李延明
什么是左中右？在我们现场这些人所处的话语系统里，左中右通常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按照人类进步历史观，凡推动社会前进、上升的属于左，凡阻碍社会前进、上升的属于右；另一种是按照阶级观点，凡站在劳动阶级一边的为左，凡站在剥削阶级一边的为右。左具有正价值，右具有负价值。在左与右之间则是中。
具体到共产主义者来说，推动现存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是左，阻碍现存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是右。因为产业工人阶级要求实现共产主义，而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所以派生出：站在产业工人阶级一边的是左，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是右。
根据我的研究，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是可以人为的。因此，推进和阻碍社会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行为并没有现实意义，不应该再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只有阶级立场还可以作为划分的标准，但也不应该再同社会进退挂钩。不同的阶级立场并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那么，当代中国有哪些阶级？
去年，我曾经指出，当代中国有四大阶级：官僚特权阶级、雇主阶级、雇员阶级、既不雇人也不受人雇的中间阶级。与官僚特权阶级相对应，雇主阶级、雇员阶级、中间阶级都属于平民阶级。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僚特权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其权力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不由全体公民授予，也不受全体公民干预。这个阶级窃取了本应由全体选民掌握的主权，擅自管理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利用管理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谋取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条件下，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者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官僚特权阶级所有制。除了用以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以外，同社会主义毫无相似之处。
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相互斗争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集中体现为政治体制领域内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前者要维护一党专政条件下自己的特权，后者要取消前者的这种特权，由全体选民决定由谁来执政。
如果要用左右概念来标示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