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伟大的中国革命(2)
第二部分 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年
08 改革与反动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民族主义的―
就是说，它总是要把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的活动过滤出去。不错，中国的历史首先是汉族人民创造的。但是外来的人，诸如蒙古和满族征服者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同样意义上，基督教教会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的一个世纪（
）中。因此，谈到改革运动不妨就从基督教对它的贡献说起。传教士按他们的职业论都是热情的改革派，而且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和中国的体制发生了矛盾。
耶稣教传教士和中国的地方士绅是天然的敌人，就像狗和猫一样。两者都享有特权，不受官府压制。两者都是宇宙学说的导师。他们势不两立是无可避免的。在地方士绅看来，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外国的谋反者。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和教义是以炮舰为后盾的。保守的爱国人士憎恨且害怕这些洋鬼子。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顽固派越来越不吃香，于是留下来的记录主要出自胜利的传教士之手。记录表明：中国人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多，但是教会做的好事产生了广泛深人的影响。关于教会运动对中国生活的贡献问题说法不一，争议很大，这是不难理解的。成千欧美青年基督教徒在中国工作了一辈子，以各种离奇古怪的方式帮助他们所遇到的人。他们写了很多很多的报告给他们的教区，但是他们对自己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却不大清楚。中闰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教士，不如对他们的孔孟之道的先行者那么热心。，
中国信教的人少，其原因很简单。举个例说，1 866 年一个叫戴德生的34
岁的英国人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因为他在中国“看见每月有100
万人无上帝而死”，即注定将死于永恒的地狱之火。戴德生说：“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拜祖先的人。”一切拜祖先的人的命运“都在火的湖泊里”。19
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会”共有600个传教士工作。他们在内地同中国人一样生活，与天主教神甫相竞争。一个澳大利亚人注意到他们的问题。“他们告诉一个问道的人说，他的没有人教的父亲，因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所以已经像孔子一样永恒地消灭了。”换句话说，一个人人了基督教，他的父亲和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不必用硫磺烧死，不必死于“地狱之海”。自然不会有很多人接受这种劝告。
耶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经过几个阶段。开拓阶段是一个名叫马礼逊的英国人于1807
年来到中国后开始的。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来到广州―
这是当时进入中国的惟一途径。另外几个英国人跟着来了，主要是在东南亚的华侨中做开拓工作。美国人从1830
年开始来华，到1860年也同样限于通商口岸和他们被许可去、并能当天回来的附近郊区农村。那时传教士们发现的大敌是信奉孔孟之道的士绅，而受教育较少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村的，比较听得进讲道。这并不是说他们容易改信耶稣教―
几十年也收不到100 个新教徒。
第二个时期是从1860年到1900年，传教士仰仗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慢慢渗透到每一个省。内地居住权也通过一个虔诚的法语翻译塞进一个条约里。在“中国的基督教占领区”(
年有人这样很不聪明地称呼它）中，传教士把他们办的小学校和一些普通医药带进大城市里，有时还把传单递给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手里。不过那些原来在国内也住在农村的美国人，在中国农村感觉生活更合得来些，觉得他们和孔孟之道竞争希望更大些。耶稣教的发展不快，但稳步增长。中国信基督教的教徒1900年发展到10
万人以上，这个数目同中国人口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是耶稣教传教士是伟大的事业家，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建造起洋房子，请中国仆人管家，不久又办起学校和医院或公共卫生诊所。他们最初为基督赢得的中国人一部分是他们的病人或同他们一块工作的厨师或散发传单和圣经的人，但不久就包括了一些有才能、有理想的人，那些对外国方式生活印象好并愿意接受洋教的人。19
世纪许多中国的改革者相信基督教，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实业、基督教和民主这三位一体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也是救中国的最好途径。
传播基督教的道理给中国人是很困难。19
世纪初期，中国最初以为耶稣教徒不过是佛教的另一个宗派，有一套信仰，有一个救世主，相信精神罪过和忏悔赎罪―
这是大多数宗教共同有的一些因素。人们以为基督教大概是佛教在西方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不管怎样，初期的传教士看来是以他们特有的一套教义和规矩倡导的另一种宗派。过去大多数宗派在中国都被禁止，例如“白莲教”，它们都被认为是秘密组织。自从17
世纪西方个别耶稣教士到中国有过惹人注目的接触后，1724 年雍正皇帝宣布基督教是邪教，对社会治安是一种危害。
传教士要学会中国话，并创造出一套传播他们的信仰的名词，这本身就是一场长时间的奋斗。一种办法是创造一种便于模仿的经典。例如他们参照中国原有的宣传孔孟之道的《三字经》，自己也编了一本普及墓督教宇宙观的中文三字经。直到19
年代，传教士们还管他们的代替物经典叫做“圣教”，这在基督教徒听来好像不错了，可是在非基督徒听起来，又有一点孔孟之道的意味。中国的宗教教海是很高深的，他们老早使用一整套语汇以表明上帝、灵魂、犯罪、悔罪、得救等。教会翻译家不能不感到矛盾。如果他们用现成的语汇―
通常都是佛教语汇―
他们就不能突出基督教；可是如果他们用一种新的语汇，他们又不能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最尖锐处是“上帝”这个对基督教徒来说最中心的名词。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天主教徒们归纳为称“天帝”，耶稣教徒则叫“上帝”，又有人叫“圣灵”。事实是出版中文圣经时僵持了很久，各派传教士在他们这个宗教的基本标志称呼上争执不一。这个名词跟中国佛教和道教久已存在的宗教崇拜对象混淆不清已经够头痛的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偶然因素又闯了进来，它给在中国的基瞥教平添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述说过的、扰攘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者开始时打的是“拜上帝会，，旗帜的纂督教小宗派，并．且利用《圣经》的翻译本作为他们革命运动的宣传工具。有些传教上最初听见太平军的情况时，以为基督已赢得了中国，但后来传闻多了，他们才知道太平军教义混乱，行为又不够文明，决定不支持他们。由于类似的原因，太平军也没有得到地方上尊崇孔孟之道的士绅们的支持，因而清廷在各省消灭了他们。一个重大后果是：不仅长江各省受到涂炭，还破坏了耶稣教的形象。1864年以后，传教士费了好大力气才让中国儒家学者接受基督教能够给人一种新生命的思想。
由于人基督教的人多了― 主要在通商口岸― 于是他们开始形成分散的聚居点。1868 年扬&
艾伦（林乐知）的开始出版中国版的《中国教会新报》，不少中国教徒写信投稿给它。早期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中国读者对于西方的地理和风俗有很大兴趣，林乐知和一些人就创办了一个《万国公报》杂志，从1875
年到1883 年以周刊形式、从1889 到1907
年以月刊形式向中国知识界传播世界新闻。这个杂志的中文编辑以优美的文言文编写文章，成为在这个领域里第一个使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和官吏良接联系的渠道。这些学者和官吏正在摸索外间世界的问题。19
世纪如年代最能干的传教士（如威尔斯曼，理查德）研究出一个联系学术界的方案，对革新运动起过重大影响。
天主教神甫和耶稣教传教士不一样，他们穿中国衣裳，对于现代化兴趣不大。美国夭主教徒在1915
年以前茧有一个玛立诺教会，但一直不大活动。他们在中国也很少有商业兴趣。
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受了中国从17
世纪以来反对基署教运动的压力。孔孟之道的老学究从一开始就一低毁基督教，并在民间散布外国人干出极不道德的事和会魔术等传说。在19
世纪，老学究们还利用这类传说煽动城市里的育从群众，捣毁基督教建筑物。特别是19 世纪90
年代，外国列强的威胁刺激了对教会工作的抵抗。只是到1901年以后，这种气氛才渐渐消失。
年北京的一个高级学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同一个世纪后美国同样的人物比较一下吧。你如果是一个进士，一个老式中国的民主考试的高中者，那就好比你大学毕业并被选人议会，你就算进人永久的历史人物行列了。你对你的国家前途负有一种责任。你必须站出来，让人家传你的名。
再假设你的国家被一个外洋强国打得惨败不堪，而你认为这个强国在面积和文化上都不如你的国家，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胜利者代表着一种邪恶势力，譬如纳粹或者什么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坏家伙们把你战胜了，眼看你将被投人无法言喻的灾难中，也许美国成为支离破碎隶属于外国总督下的附属地。在中国，这不仅是被一个其他文明国战败的问题，而是真正被西方国家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所奴役和强制改变。设想一下西洋人的动物式的道德吧，男人和女人握手并当众亲吻（不知为什么不性交）。这个外洋世界发明强大机器，把人和自然界创造文明和美好生活的秩序都弄得天翻地覆，混乱不堪！
当然，历史不可能重演一遍，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在l895
年（甲午）的胜利对于那些感觉对他们的社会负有责任的士大夫，是多么惊天动地的震动啊！作为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并接受高级官吏职位的举子，他们都觉得的他们首要职责是向君王提出自己的忠告并为挽救局势尽一臂之力。
年好几个因素一齐来了。第一，外国的威胁，沿海以海军炮火打了三次仗，三次都打败了。这些洋兵用的是新式战争武器，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破坏力。第二，这些外国列强除武力外，还有那种洋脑筋，不但能打仗，还在实际生活技艺方面搞发明创造，如把蒸汽机放在船上和车上使运输快得无可比拟，各种公用事业如柏油马路、煤气炉子、自来水和警察制度，在．上海和其他商埠都有现实的表现。第三，因为许多人觉得工艺和技术是根本道德和理智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以为外国人表现出来的这些品质，传统的中国似乎根本没有．，不错，西方已经从古代中国学会了数学，还借去了诸如瓷器、丝绸、造纸、印刷、炮火、指南针等等中国发明的东西，但是很显然，西洋人不仅仅是模仿者。他们的数学和其他知识才能还大大地发展了，以致能有石破天惊的威力。
这些考虑所产生的危机和羞耻心，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大变。中国有些事从根本上出了问题。因为中国普通人民对政府无所贡献，而大多数士绅囿于习惯势力，不能提供思想领导，因此只有知识分子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大彻大悟之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圣贤”，康有为这样写道。他出身于广东一个世家，这时21
岁。他不但潜心于四书五经，并懂佛学，熟悉当时能够接触到的西洋书籍译本。他的老师曾告诫他“不可有过高的优越感”。后来最了解他的学生和同事说：康“有一种极强的自信心…
他决不以自己的见解来适应现实，而常引据事实来支持他的见解”。康有为“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和他的“绝妙的自信心”，使他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潮开出立足于孔盂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前需要的处方。这样他就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突破口。
年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己变成有目共睹的事实，凡有知识的上层阶级人物无一能够否认。三年一次集中来北京应试的几千儒生更是人人皆知。李鸿章1895
日在下关（马关）签订和约把台湾和南满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立刻引起轰动。不错，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南满，但是，欧洲列强这种干涉的结果还是令中国的耻辱。
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合1200多参加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这是对国策几乎完全一致的主张，即使高级官员之间平时也不敢议论的。虽说是激于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万言书”表现的正义的忿激和崇高的道义原则，反映了手无寸铁的儒生一旦有机会，可以给当权者的政策多么强烈的抨击！“万言书”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移到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
抱着热切希望的改革项目，多得不可胜数。五十多年来著作家、学者前仆后继，从鸦片战争时的魏源到李鸿章的几个秘书和顾问都有建议，加这一行列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人士、去过外国的外交家以及早年香港和上海的中国新闻记者。
改革自然是清朝末期的事，学者们提出的治闰方略涉及政府衙署和大清律例规定的各种事业―
各种税务，盐税，田赋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的其他事务。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办法。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国会，都认为这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坚强纽带；他们同时也懂得了政府实行专利和奖励制度能够促进发明创造，修路有助于商业贸易，冶炼可以改善矿业，农业学校可以增加生产，翻译可以扩大教育―
项目之多，数之不尽。每一名学者都喋喋不休地向掌权者提出长长的单子，开列拯救中国的方案。
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必须借助于外国，改变老一套方法，并在哲学上找到根据。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因为那仍然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这就需要一个为天下服务的大政治家。只有一个内行人、一个后代的圣人，才能完成这个把孔子之道更新起来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康有为的伟大贡献。他善于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找出先例，来适用现在的需要。
康有为首先做的是开展“今文经学”运动。清代学者早己攻击了宋代理学派所根据的“古文经学”。这个题目错综复杂，和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和宿命论等一样。不是任何简单的结论说得清楚的。今天我们所应知道的是：“今文经学”是西汉定本的，而“古文经学”是东汉时期定本，后来宋朝哲学家综合成为理学。摈斥古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今文实际上是更古老的经学），可以使人们脱开理学的枷锁，重新解释传统。
年康有为发表了他著的《新学伪经考》。他的结论是“宋代学者所尊崇、阐释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而不是孔子的书”。这一颗炸弹很有学术价值而且十分可信（虽然当时还不被普遍接受）。1897
年康有为发表了又一部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不仅编辑、而且亲自撰写了主要的经典著作，目的是从古代事实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根据。康又引据今文经典论证三世说，即第一是据乱世，第二是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即大同时代。世界正进人这一进程的第二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化的理论。康的思想多半来自魏源和新闻记者王韬，但他独创一格。这样他就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
正风行于全世界的思想― 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
康有为和他最好的学生广东人梁启超（1873 一1929 ）实际上都在19
世纪如年代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已经写了些书介绍墨守成规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遭受的厄运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适者生存而奋斗的成功故事。总之，激烈的改革派都是急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仍然希望清王室可以领导中国不致危亡。康在1895
年还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 … 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与凌辱… … 中国危在旦夕… …
人心惶惶… … 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 一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
这个时期耶稣教会常向士大夫阶级发出特别呼吁。康、梁以他们为例，也利用各种现代手段如报纸杂志和学术研究团体、以文字或会议方式公开讨论局势。康有为甚至主张把崇拜孔子列为国教。但他的主要希望还是传统式的，即争取统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实行自上至下的改革。
1895 年终于机会来到了。这时每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都要求划分一块势力范围，眼看中国要被瓜分了。从1889
年起，理想主义的年轻皇帝光绪被许可“亲政”,
而他的婶母慈禧太后（人称“老佛爷”）则一直坐在新整修的颐和园监视着他。光绪皇帝爱读书，对一个傀最皇帝来说，这是有风险的。他的年老的师傅、李鸿章的对手翁同蔚向他推荐了康有为。
康有为在1898 年1
月会见朝廷大臣时，一位大臣带头发难：“祖宗传下的各种制度不能改变。”康有为回答说：“祖宗的天下我们都保不住了，他们的制度有什么用呢？"
李鸿章问道：“我们要废除所有六个部和取消现在的一切规章制度么？”康有为回答说：“法律和政府制度… …
已使中国软弱，将要灭亡。这些毫无疑问都必须废除。”他显然是一个激进分子。
可是，随着1898
年危机的日趋加深，皇帝对康有为的信任也增加了。皇帝第一次接见康，长达五小时口康说：“中国快要灭亡了。”皇帝答道：“这都是保守派造成的亡”康说：'
‘陛下要靠他们来革新，那是缘木求鱼。”康于是大肆攻击科举制度，因为它使官吏们不知道外国。皇帝说：“不错。西洋人都在研习有用的学问，中国人却学些没有用的东西。”
从6 月11 日到9 月21 日，在整整100 天中，光绪发布了大约40
道旨在使中国的国家、行政、教育、法律、经济、技术、军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谕令。不幸，1898 年的这l00天不像1933
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头100
天，中国激进的改革措施大部分停留在纸上，大臣官僚们都在等待观望“老佛爷”怎么办。等到差不多全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的时候，她一下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她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南边的一个岛上（70
年后另一个国家首脑刘少奇几乎关囚在同一地方），杀死了她能抓住的急进派。康、梁逃到日本。1898
年的戊戌政变清楚地说明：中国不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造，至少不能很快改造。
年短暂地处于权力中心边缘之后，康有为成为了一个政治组织者。他在华侨中办报，鼓吹以光绪皇帝为首脑的君主立宪制。他的政治运气没落之后，他偕女儿周游世界各地，对天文学和地球在天体中的位置（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科学故事）感到极大兴趣。与此同时，他创立了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论，这种理论如果当时公开的话，会吓坏中国的知识界。在他死后出版的著作《大同书》中，他幻想着一个消除一切界限，特别是孔教道德规范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妇女和男子有平等权利，结婚只要订一个简单的契约，离婚也同样简单，世界各地之间都没有分界限，谁愿去哪里，就可去哪里。财产、家庭和国家都不要了，技术的发明改造由政府按法律处理。这个乌托邦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但是在20
世纪初显得太遥远、太惹人忌讳了，所以没有正式提出来。
关于康有为的“天下一家”思想，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它是把全人类包罗在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之内的世界观。康氏代表了民族主义势力，他的思想却超出民族国家。他所设想的乌托邦至今还是世界上伟大的理想之一。它适应了一个要求，就是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康有为的乌托邦论有革命的涵义。它首先是重新解释了孔子的经典。其次，1902
年写出的《大同书》攻击了孔子的等级论以及依据等级而确定的品行标准。把《 大同书》
和《共产党宣言》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都同意废除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资产阶级家庭制度，都同意社会化的公立学校教育、妇女的解放、限制（如不完全取消）民族主义以及一切生产由国家集中。没有证据证明康有为曾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康有为同马克思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改良之间也是见解各异，但是在乌托邦理想上则是两人所见略同。
康有为的思想没有成为改良主义思想的主流。1860年以后西方化运动就已被定论为精神和物质不可偏废的二元论，导致张之洞提出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但主要意思无非是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生命机理和价值体系，而西方的技术只涉及社会实用的和机械的方面而己。随着时间的演进，二元论的附和者在不同的旗帜下都是存在的。实在说来，时至今夭，文化和技术的争论在我们周围还在喋喋不休呢。
年改革运动之后，跟着来的是反动。慈禧太后下令组织民团，拒绝了意大利“我也来一份”的势力范围分赃要求。她只听满族中最顽固不化的王公们的话，这些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人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而且自以为最了不起。他们之中有些人变成了农民秘密会社义和团的赞助人。一般说来，秘密会社都是反对王朝的，其所以秘密就是因为如此。这回满清朝廷给予秘密的迷信的义和团以积极支持则是艇而走险行为。这也暴露了满族顽固派缺少起码的常识。
义和团运动直接从过去的历史，即1813
年的八卦教叛乱沿袭下来，好像这中间没有历史间隔似的。它代表盲从的农村群众一股强烈的绝望心情。19 世纪90
年代末期，它以义和拳的名义遍及华北，意即它是代表正义与和谐的一种古代拳术；虔诚地遵照它的仪式，就会有神灵附体，可阻挡枪弹穿身。
干旱、饥荒、走投无路，再加上外国的威胁，例如德国探矿的人在山东省的粗暴行径，好像激怒了“风水”的精灵，弄得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修铁路威胁着祖先的坟墓，并使赶车划般的人失去职业。最遭殃的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义和团的标语牌上写道：“天主教和耶稣教徒辱没我们的神仙和圣人…
… 和洋人阴谋串通，毁坏我们的佛像，掠夺我们的坟院，以致天怒人怨。”
年初义和团的标语还是传统的“推翻清朝，驱除洋人”，但同年晚期，就变成了“扶清灭洋”。于是满族王公，甚至“老佛爷”，觉得他们听见了老百姓的呼声，这呼声是中国政治的最后裁断者。他们主张同义和团合作，而不再反对他们，并借此一举解决外国帝国主义问题。
虽说社会变乱时常是复杂而且神秘的，但在这次变乱中有几种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外国对中国统治阶级（满汉同样）的挑衅，自18
劝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898
年达到高峰。对改革采取半盲目的对抗的主要是满清朝廷，这种对抗正和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排外的骄傲态度相契合，因而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双方的作为互为因果。1900年公使馆的卫兵跑出使馆，枪击义和拳，吓唬他们。6
月13 日和14 日义和拳开进了北京、天津，杀死基督教徒并加以抢掠。6 月10 日2100
个外国军人从天津出发，要去保卫北京使馆区，但只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6 月17 日外国兵舰向天津外面的海岸炮台开炮。6 月21
日慈禧太后和官廷当权派正式下令同所有列强宣战。她说：“中国是弱，我们惟一指望的是人心，如果我们失掉人心，我们怎么保全我们的国家？”〔她说的“我们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清王朝。）
在1900年漫长炎热的夏季发生的义和团起义成为19 世纪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因为自6 月加日至8 月14 日8
个星期中，北京使馆区内那么多外交官、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被步枪不停的射击围困着，其中共有约475 名外国居民，8 个国家的450
名军人和别3000名中国基督徒，还有大约150
匹竞赛玩的小马（这倒提供了当时买不到的鲜肉）。经过争吵后一个国际混合兵团来搭救了他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坐着骤车平安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把北京彻头彻尾洗劫一遍。威廉凯撒二世派了一员大将，把周围城镇（据说那里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弄成一片恐怖。华北有上沁个外国人被杀死，大部分是传教士。报仇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运动的各省督抚们现在开始着手控制局势。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和其他人物在6
月就决定立即不理睬北京的宣战通告。他们宣布整个乱子只是义和团叛乱，只要外国人不让军队和炮艇介人，他们就保证中部和南部中国平安无事。这个允诺当真起了作用。帝国主义列强得到赔款，又保留了现成的不平等条约系统，它们也满意了。这样，1900年（庚子年）的战争，19
世纪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打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就只限于华北地区了。
1901 年（辛丑年）9 月间满族亲王和李鸿章同11 个外国列强签订的和约，主要是惩罚性质：10 名高级宫吏被处死，100
名官吏受罚，45 个城市废止科举考试，北京使馆区扩大、设防、驻军，通往北京的铁路也设防，约25
处清朝的炮台被拆除。这次赔款是大约三亿三千万两白银，4O
年付清，利息可达全数一倍以上。惟一半建设性的条款是根据条约规定的进口货关税提高到5 % （当然，保护关税是不被允许的）。
谈判这个和议是李鸿章生前最后一次履行公务，几个月后他就死了。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经历了义和团的围困之后写信给他的伦敦代理人说：“可怜的老李在死前沁个小时还在办公。他有惊人的生命力，只要他大权在握，他就不随便屈就，就有让别人有说话的份儿！"
1902年1月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时，据赫德写道：“她的态度极为和善，向所有拥在前门城墙上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后来他又写道：“朝廷谦恭得过分了，西太后不但接见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使馆的孩子们！”有一张1903
年的相片照的是老佛爷坐着，握着也经历过义和团变乱、当时站在她身旁的美国公使夫人萨拉& 派克& 康格的手。
我们怎样来评价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戏剧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快的答案当然是最简单的。后代的革命者回头看看1895 一1900年间的事件，可以看到清王朝和外国列强早在18
60年结成的带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伙伴关系在这些事件中已经破产。用不着借重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本国封建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公式，就会看出这个一般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一旦北京接受了外国关于内地居住权、贸易和传教等特权的条约系统之后，外国列强就变成原有秩序的支持者。他们的武器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他们的技艺帮助了“自强”运动。
但是，只要你仔细看看这个一般性模式的背面，所见到的图景就分为碎片了。外国人帮助了、也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实际上并没有持久的伙伴关系，更没有勾结同谋的事，不管是争取什么或反对什么。李鸿章和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吗？说不上。譬如1893
年的一天，李鸿章在上海办的、坐落在公共租界外面不远地方的一家纱厂失火了。管理上海工部局事务的英国商界领袖们整天都不许工部局的消防队开出租界，结果全厂烧光。涉及到改革运动，外国的接触和影响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不是政策的结果，而是零零碎碎起作用，方法常常不同。例如香港最一早的新闻记者王韬产生改革的思想是他生活在苏格兰（
）帮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的时候。他在苏格兰、伦敦和巴黎各地旅行时，从‘’当地经验”中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专家”。他的很多思想后来都被康有为接受了。
然而，改革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而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一章。它涉及的是中国的问题，用的是中国语言。在我们简单地称它是外国刺激力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传统的原动力的生命力量。孔教改革的记录刚刚才开始被人研究。
09 辛亥革命的起源
1900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教士教育家如加尔文& 马蒂尔（狄考文）拿19
世纪的年代和加世纪初对比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死的，停滞的，现在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新闻记者笔下写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年轻的中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玛丽&
赖特（丙玛丽）讲到了“正在高涨的变革化浪潮”。她看见中国到处闪烁着民族主义，这明显地见之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修改条约和恢复权利的斗争，在国内问题上则见之于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以及比较次要的为驱除满族而努力。他们的王朝已经濒临“天命，，的丧失，但是后继的权威却什么还看不出来。总而言之，加世纪初中国政体的强化产生了一大批互相结合又互相激荡的运动。现代社会已经到来，我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只能就棋局上的活动加以缕述。
让我们先从传播媒介的成长开始吧。l90l
年以后中国参与了世界范围的大众出版物的普遍崛起，诸如国际新闻的报道，书籍杂志的大量出版。但是，在我们为中国加世纪现代媒介的发展而表示称赞以前，首先还得承认中国出版书籍的悠久传统，那是比欧洲书籍出版早好几百年的事。一种可以证实的推测是：1750
年中国印刷出来的书比欧洲多。中国现代媒介有着深厚的土生土长的根，翻版和改订本比新的创作多。最早出版的是关于中国古老的图书馆的研究、地方志、皇家编纂的集子、诗词、各种各样的民间小说、官方文书和地方新闻报章等。到l900年，城市里的有文化的人已有成百种小说供阅读消遣。主要的新事物是翻译西方的作品，出版新闻和时事评论，并且发行到农村中的上层读书人。
在改革的背景中，特别在上海，新闻出版增长很快，促进新思潮在各大城市迅猛传播。文化传播在中国早有先例，传教士们在19
世纪也已开始出版印刷品。甚至在1842 年开埠通商允许他们那样做以前，耶稣教传教士就已经致力于用中文书写一些圣经给老百姓看。18
％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革新运动的思想。同年商务印书馆创立，成为给广大平民提供新文化的一家出版社。它开始出版教科书和一些宗教书籍，并建立起一个现代图书馆和研究部。后来它逐步使用了新的印刷技术，并在1915年出版了一种新的中国字典《辞源》。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创建于1911
上海的外文报纸肇始于1850 年的《 北华捷报》 ，后来它又出版了中文版。1872
年一个英国人创办了《申报》。这家成功的企业在19
世纪即年代出了一份（点石斋画报》，用木刻板画报道新闻，解说各种新事物。上梅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两三种主要报纸发行量达5 万份（20
世纪30 年代达150 万份）。它们参加到现代世界报纸的行列中来，在北京派有常驻记者，以电报传送国内新闻。
蓬勃发展起来的不但有1901 年至1911
年间满清王朝革新运动的严肃的政治讨论，还有新兴的现代小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出版了几种杂志，鼓吹用小说唤醒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拯救中国运动的一部分，梁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小说。上海报纸还辟有专栏或出专刊讨论教育、科学以及妇女地位问题。它们发现长篇小说连载能够增加读者。城市读者多了，提倡改革的报纸和革命的报纸也有了“娱乐版”。爱情小说、侦探故事、武侠以及初期的科学小说，都开始吸引城市中产阶级读者。
除了传播媒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基督教会于1901
年进人了它的第三个也是最有影响的时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遭受惩罚之前，拳民们本来是朝廷利用来驱赶所有外国人，首先是传教士的。现在则流传着许多教徒被杀害的故事，在传教士中间创造出一种殉教就义的气氛，而关于义和团受惩处的和约又显示了谁是胜利者。耶稣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渐活跃的角色。大门终于打开，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般进来。那些已经在中国建有据点的当地传教士更前进一步，例如原来办普通学校的现在办起大学来了。没有被义和团杀死的传教士成为显赫人物了。每个省都有他们在工作，传播西方医术，特别是外科医术，吸收女生人中小学，鼓励禁烟和天足运动，教育青年们怎样开会、讨论，并且以他们在外国的经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基督教会在20
世纪初到2D 世纪3O
年代是在中国称心如意的时期。虽然他们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当能干和有生气的中国基督教会，但恐怕最后追溯起来时，他们间接的社会影响比起他们传播基督教来，会显得更有意义、，
不过，尽管外国活动是一种刺激力，不论消极方面也好（如外国侵略），积极方面也好（如外国知识和制度），中国现代史毕竟是“中国造”的，不是外国造的。20
世纪初期的主要政治特征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虽然这一兴起耽误了很久，但它毕竟是蕴藏在社会及其传统内部的中国文化意识的产物。它接受了汉化了的满族王朝，但不能接受通商口岸城市（商埠）中西方事物的存在。由于治国之道的传统，加上外国的榜样，“自强”运动起来了，接着是革新运动，再接着是义和团。但是无论是行政官僚，还是急进的学者，都创造不出一套新的秩序来应付中国的需要。在这方面，农民起义者更连试都没有试过。到了1900年，许多人都洞若观火：打破旧秩序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
自然，革命是要由民族主义加油助燃的。在世界各国纷纷扑在她的身上时，民族主义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保持住政治实体的问题。但是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象征着更多的东西。它准备去迎接外国的挑战并对之做出反应，这本来是东南亚地区海外经商的华侨自中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特点，但他们在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中通常变成了少数派。只有国势衰弱时期，例如以杭州为首都的南宋时代，一面临海的中国才会认真对待它的海外贸易。其他时候，如元、明、清各朝代，战略兴趣通常总是集中在中亚细亚内陆方面，敌对势力也总是从那边来的。但是在20
世纪，首要的威胁无疑来自海外，对付这种威胁的领导力量就从中国沿海地区产生了。所谓海外力量，在现代中国，一部分由通商口岸（商埠）组成，一部分由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17
世纪明亡以后，越南曾接受过中国的难民。大约同时，逞罗以贡米名义向中国南方运销大米，华侨商人在遥罗的对外贸易中取得了优越地位。后来欧洲人占有巴达维亚、马尼拉以及新加坡后，华侨社会飞快地发展起来。特别在东印度群岛，华侨变成了荷兰统治者和广大的爪畦人民群众之间的中间人。根据英国的记载，印度支那的鸦片生意非常发达，印度的鸦片大量流人东南亚各地，其中一部分经华侨之手。
中国人散居到美洲新大陆，是在大量移居到东南亚之后。他们立足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在美洲的环境中他们不能成为商人、梢客或像在东南亚那样做政府的其他助理人员，而大部分限于体力劳动，如帮助修建铁路或在大陆各地发展洗衣业和餐馆业。苦力劳动者在旧金山、温哥华、古巴甚至美国东岸建立起唐人街。在外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领地，刺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在他们中间很容易找到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
到19 世纪末期，所有东南亚口岸的华侨都建立了商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学校和秘密会社，他们的社会因此而团结得很紧。这样，在［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孙中山和康有为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热烈的拥护。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他们从海外回国之后，不应再砍掉他们的脑袋，而是应该教化他们，使他们对中国有利。领事官员开始派出，有时还派政府代表团，同革命者相竞争。
海外中国人在东南亚的情况，现在刚刚开始有人研究。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当地已经有了中国报纸和舆论界，它们由商业界主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华侨势力发展到大陆，并在实业发展方面起着带头作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可为见证。随着20
世纪革命的进展，华侨中有些会讲英语的人开始崭露头角，如1926
年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原是特立尼达的华侨。在条约规定的商埠，不少华侨找到了发展事业的机会。例如宋艘如（宋庆龄的父亲）就是从美国回到上海，做基督教的传教士，不久又从事出版和其他事业，同时安排了他的子女在美国受教育。
在洪秀全开始罗致拜上帝会成员5O 年后，孙中山( l866一1925 ）成为最卓越的反满革命家。时代变了，外国的―
实在说来，是基督教的―
影响对于这些领袖的出现起了关键作用。孙中山是在广东省香山县长大的。该县在澳门与广州之间，和外国人接触最早。很多华侨和有才能的人是从这里到国外去的，例如李鸿章的管家唐廷枢，就是从这里到商埠去的。
这个地方有反满的传统。孙中山的少年时代，民间就盛传太平军的英勇事迹。孙中山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反对，洪秀全就推翻满清王朝了。孙中山西化倾向的一部分是当了一名基督教徒。他于1879
岁时跟他的哥哥一起人植香山奥兰尼学校读书，并在那里人教。这个英国圣公会办的学校那时的气氛是争取夏威夷独立，反对与美国合并。孙氏以英文班第二名毕业，准备人奥阿厚专科学校进修，这时他的哥哥怕他完全洋化把他送回国内。但是孙氏在家乡反对本村祭祖敬神的迷信，因而被驱逐到香港。1884
年他在那里受洗礼，参加公理会，并入何启博士办的医学院学习。何凯博士曾在英国学习医学和法律，并娶了英国女子为妻，是一个早期赞助中国改革的人。
在国外的经历很自然地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同时，他在学医的时期又研习了中国的经典著作。他是农民出身，又有西方的教养。他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归根到底，基督教对他的事业犹如对洪秀全的事业一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他的根本动机是民族主义。
同19 世纪势年代相比，19
世纪吩年代的中国是迥然不同了（当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商埠城市纷纷崛起，街上到处是人力车―
一种日本发明的用齿轮滚珠转动，由报酬低廉的车夫拉着跑的人力车。工厂、火车和轮船上用的蒸汽机通常是进口的。同欧洲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外国人和他们的设备到处可见。居民区里有英国式草坪、花园洋房、马单和赛跑的小马，有外国银行、商行和俱乐部。侍候这些住在中华帝国的新贵族的，是扩大了的服务行业和职工。在香港，那些洋老爷已经可以用缆车达到雾渝漾的山顶别墅。从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来说，中国社会现在出现了新的通过别的途径上升的人物，首先是那些替外国人服务、在商埠的洋行工作的仆役或买办，或者是拉人力车的、传话的、看狗的。很可能后者引出了后来上海外滩公园门口设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人们常常提起（但从未拍过照？）的告示。那个告示的目的，至少是防止外国人的狗在没有看狗的中国仆人牵着时弄脏外国人的草皮。
在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在原有的儒生一农民一手艺人一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地主士绅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现在商人绅士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正像官吏和商人的身份笼统地称官商一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从事纺织和烟草制作，工厂工人阶级开始产生，虽然他们还不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新的学校制度、教会学校的出现…
总的说来，城市生活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再也不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结合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新闻记者，这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新专业。孙中山本人正在把自已铸造成一个新的角色―
职业革命家、政党组织者的先驱。
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有时候他和三合会之类秘密会社的强人通力合作，有时候同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合作，有时候跟美国传教士、中国留学生、华侨商人、共产国际代理人以及军阀合作，总之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是太实际，所以不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他遗留下来的著作平淡无奇，他的演说却不错。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看来简单得惊人。孙中山身体单薄，个子中等，他似乎知道他是为了一个比自己高大得多的事业而工作，而人们也是为此而尊重他。他有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吸引力，在“努力”这一项肯定能得“A
“等成绩。尽管他多次失败，国民党后来还是认他为建党人。他们那时需要一个列宁那样的人物。他的《三民主义》演说集是作为一思想理论编辑出版的。凡是编辑过政治演说的人都看得出来，为什么它们不是《
葛底斯堡演说》 （1863 年美国总统林肯提出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
归根到底，孙中山在革命界享有年资，即享有由中国人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威信积累起来的资历。他在进行革命的同时不断学习。1894
年，他带着一篇并不惊人的长篇改革建议到天津呈递给李鸿章；但李太忙，没有接见他，于是他转向了革命。
孙氏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兴中会，是1894 年在夏威夷和100 个华侨会员建立的，当时夏威夷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合并夏威夷是1898
年）。孙氏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接着他于1895
年在香港成立总会。他希望利用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国内混乱的机会，发动革命。
作为掩护，他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农业研究会并利用了一家基督教书店。主要的行动计划是由一群三合会秘密会党的成员，带着写有“波特兰水门汀”字样的炮筒，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于1O
日黎明夺取总督衙门，杀死官吏。同时在附近埋伏的人将前去会合行动。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博士事前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发表了支持的言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当局接到了密报。会党成员们乘划子晚到了一天，警察将他们抓了起来。起义失败，没有被捕的人都躲了起来。这件事给孙氏的教训是：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阴谋鼓动群众起义，很容易引起人们回忆太平军的往事。孙氏逃到了日本，清政府悬赏通缉他，他变成人所共知的领袖。“野火”没有烧起来，但可能比过去大了。
孙中山1896年去伦敦时，被人“盯”上了。他很快被逮捕，在中国公使馆禁闭了12
天。在他作为一个“疯子”被送上船回国之前，他偷偷送出一封信给他在香港的医学教师。这位老师向伦敦警察局、《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打了招呼，才把他释放。这个国际事件立刻使孙中山成为著名人物，也使他相信了自己的革命者命运。在英国的九个月里，他也像马克思一样，成夭在大英图书馆拼命读书，给报纸投稿，还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伦敦蒙难记》。在英国这一段经历对他很有好处。香港政府那时和现在一样，不准人们以香港为根据地搞反大陆的活动，因而把孙驱逐出境五年。他可以过境，但不得停留。
1897年孙氏回到日本时，他已是遐迩闻名的人物了。热情的日本青年泛亚细亚主义者正在物色一个他们拟加以帮助的、能使中国革新和现代化的中国领袖。孙氏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一个理想的盟友。他取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中山”，留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日本人。泛亚细亚主义者中有些日本的扩张主义秘密会社分子，这些人很活跃。他们在l898
年也欢迎从北京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和孙开始时似乎可以合作，可是康有为说不行。和这些主持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著名领袖比起来，孙中山倒是一个后起之秀了。康、梁的“保皇运动”很快和孙唱起对台戏。事实上他们向华侨募捐在中国闹革命，比孙还胜过一筹。1900年当举国动乱之时，康、梁的党徒和秘密会社曾计划在汉口起义，但被张之洞发觉后挫败。
孙中山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在中国南方扎实地工作起来。他们选择了香港新界附近的一个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沿海村庄，集合了三合会秘密会友，这些人都是客家人。但和过去一样，起义功败垂成。原来预定从日本来的武器没有运到，清军先赶到了。惠州战役打了两个星期。农民来参加了，打了军队的埋伏，给了起义者一些武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又回到日本，依然把外国军火偷运过来，交给秘密会社打仗，但这种做法始终未成功。
现在，一种具有更大活力的因素在日本出现了。中国新一代儒生一官吏领导人物群集到东京。成千中国留学生― 半数由各省公费选派―
年复一年地聚居在东京神田区。他们在那里很快懂得了民族主义。日本儿童常常讥笑他们不合时宜的辫子和长袍，他们感到中国的贫弱和羞辱。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毕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崛起，可是他们像在北京一样都有本省的吵域之见。尽管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团结的社团，对中国的命运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已不仅仅是借用外国方法的问题，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
当时借用西方的、包括日本的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涉及选择什么来适应中国的意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举例说，当严复翻译亚当&
斯密、穆勒和赫肯黎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时，译者强调自由原则的价值不在于争取法律下面的个人自由，而在于通过各个人的努力以创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
同样，集体主义的奋斗精神也表现在梁启超的著作里面。他作为新一代的教师来到东京。他把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著作发表在他的中文报刊中，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灌输给他的那些如饥似渴的读者：他写了些长短篇小说，也是为着一个目的―
中国人民的’‘政治革新”。他强调的“新民”，来自孔子的经典著作嚎大学》 。189
名年梁解释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各个人都参加在群体中，最终成为一个有机的国家。他写道：
“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万其余，一其归，是之谓国。”
；万其一其事
― 《 南学会叙》 （1897年）
这种通过团结增强力量的号召，是比较自由、比较集体主义的，虽然它要求参加的是民主和民众的主权。
梁在日本的视野逐渐扩大，他把“新民”的意义进一步扩大为“新的公民”。他争辩说，旧中国在家庭伦理方面发展了高度的个人道德观，但一直是不完整的，在公共道德和公民操行方面，即在社会伦理方面是不够的。这样，他否定了儒教中国的狭隘忠诚和以家庭为中．口的自私观念，而主张集体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梁氏有时候被称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但他的目标和通过公民自由权实现个人自由是两码事。
梁启超在1903
年以五个月时间游览了美国十几个大城市。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改革家，他每到一地都受到华侨社会的欢迎。他参观了许多地方机构和美国企业。他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的接见，也见到了“商业界的拿破仑”- 1 & P
摩根。但他回到日本时对美国的民主非常失望。他发现美国充满了平庸的政客、腐败、混乱、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赘瘤，总而言之，他看透了美国，掉头走了。给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日本和德国的强国思想。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民不应学美国。因为他的目的是使中国人转变成积极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他预见到长期教育的必要，就是后来说的在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公民之前，要实行“训政”。“训政”只有开明的专制主义才能提供得出来。
政治科学家分析了从梁启超、严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所有的改革家对于’‘民主”的共同看法。这种看法承袭了乐观的（人是可以教育的）孔孟之道，认为良好的政府靠的是统治者与全体个人即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和谐，彼此都争取国家的福利（富强）。开明的有儒家修养的人承认，社会有秩序才能使他生活得好，混乱给生活带来危险。根据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看法，每个人都应发挥他的能力，从而贡献于共同的利益。因此正派的人总是一往无前，按部就班，尽力而为，这就是“民主”。反社会、反集体主义的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反权威、只主张“听我说”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
梁启超的个人与国家不能两全的主张，后来对于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影响。20
世纪初中国在帝国主义威胁下出现的救亡的紧迫感，后来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日本侵华的年代重复出现，都是用来作为制止个人权力的重大理由。回过头来看即可明白，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不能解决17
世纪大政治哲学家黄宗羲提出过的问题：在头上有一个专制政权的情况下，怎么样把权力分散给全社会，由士大夫领导的社会组织来防止这种专制？这不是一个人权学说问题。在加世纪初期，国家总在个人之上。
梁在家庭生活上和个人操守上毕竟还是一个孔子信徒，又对佛教有兴趣，所以他归根结底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反对急进的革命。他觉得革命会把中国从烙饼锅扔到火里去煎烤―
像1789 年后法国社会那样动荡不安。因此，他争辩说，君主立宪在中国是过渡到现代化最可行的办法。
那时，每年有名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接受梁启超的理论，但它却不能使一两千个坚决要求推翻满清政府的积极分子满意。梁关于帝国主义是中国长期敌人的理论，理由倒也充分，可是它给那些积极分子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没有控制中国政府之前，怎么抵抗外国列强？革命必须有个简单明白的目标。满族是最现成的目标，它当权但软弱，又没有盟友。既然反满，当然革命就要反君主，也就是要共和，这一切顺理成章。
与此同时，一向足智多谋的孙中山看出要召集知识分子做组织者，必须有一套革命理论。在知识策划方面，他想出了一个“三民主义’，。用西方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中文中这些名词稍有不同。第一个即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和种族结为一体。第二即民权，即人民的权利和权力。第兰是一个经典名词，即民生。按照古代含义，它意味着百姓生活得不错，都可以交租纳税。一句话，都是一些现成的套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中都可以用得上，像西方竟选演说似的。孙氏不采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兜售当时流行的享利&
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即征收土地增值税以制止上地投机。这是早已被人弃置不用的万金油办法。这种单一税，孙氏称之为“平均地权”，但是它很少涉及地租和租佃问题。他又发明了“五权宪法”,
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西方国家有三权，中国有五权，如是而已。1904年孙博士拿出了他的新的思想理论（当然不只是这些），同时在欧洲吸收留学生积极分子。1905
年他载誉回到东京。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积极分子，主要来自四个地区：华中的湖南和湖北，广州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四川省。他们出版报纸、杂志，召集会议，按照各省同乡关系组成秘密的革命团体。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扩张主义者奔走于这些互相竞争的团体之间，于1055
年8 月在一间屋里成立“同盟会”，以孙中山为领导，统一为革命奋斗。孙当时39 岁，己有l0至20
年的革命资历，具有世界知识，有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金融界以及秘密会社的斗士有着联系，既有声望也颇为自信。他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他们起誓入会，学会秘密的口令和握手，对于干部、支部、出版物和纲领等复杂动议表示赞成。不久会员达上千人。它的战略是绕过帝国主义问题，并且争取帝国主义的协助，来创造一个中华共和国。
由于1912 年由同盟会和几个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因此继承权问题是很有趣的。1905
年成立的同盟会是由日本人联合各省的组织而成的，多数成员和领导人来自华中，包括领头的军事人物黄兴和领头的党的组织家宋教仁。广东的一派居第二位。但是孙中山的农民出身和外国背景，使他和那些居于会员多数的地主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留学生不完全是一路。在那些人中，很少有为改造农民群众生活而搞社会革命的愿望。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目的到人民中间去。他们是来自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他们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愿意忍受他的约束主要是希望借重外国的帮助、华侨的资金和秘密会党的斗士来夺取政权。
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和积极分子，他们很快地接受了会章宗旨。那些宗旨都和口号差不多，其中包括一些足以引起自豪的思想，如很快实现中国革命、轻而易举地把中国重新建设成世界头等国家之类。在他们的刊物《民报》中，他们攻击梁启超的渐进主义使中国的进步太少、太晚。他们认为中国必须立刻成为最新式的共和国，才能得救。同盟会在1911
年前试着举行了七八次起义都失败了。l907
年孙氏被日本驱逐出境，l908年又被法属安南驱逐出境。同盟会的章程渐渐变成空失，它也不尊重孙氏的领导了。同盟会的主要贡献就是象征革命，在年轻的革命者中创造一种盟兄弟情谊，其中有些人成了共和国的领袖。
在l905 年留学生大团结的同时，满清王朝也开展了加强中国国家地位和朝廷地位的革新运动。慈禧太后此时仍然步伐轻盈，她在1901
年接受了光绪皇帝在1898 年提出的那些毫无结果的改革方案。不同的是，这时大多数当权者承认改革是无法避免的。
朝廷的改革方案，是从开办现代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 主要是去日本―
着手的。这事的结果我们已说过，他们中间不少人变成了反对满清、热烈拥护共和― 管它是什么―
的积极分子。很快在中国办起了学堂，其中一部分是简单的把两千来个旧式学堂改个名称。但是为这些学堂配备开设新的中西兼顾课业的教师不是那么容易。办学堂的目的也不是进行公共教育，而是为了有效地训练出新的官吏。迈出第一步后，北京政权就发现新式学堂和老式科举考试制度不能像原来所希望那样同时并存，因为私人为科举办的旧式学校很省钱，容易办。所以到1905年为了办好新式学校，废除了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创建新学堂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极力鼓舞学生们的士气，树立他们的形象。他规定他的学生一律穿浅蓝色的长袍，帽子缀有红缨子，甚至还编了一首教导人的歌：“神圣天子要人自强；卫生使人强壮健康；孝顺父母，敬重官长。”但是学堂不能挨着孔庙，校园里充满着变革的气氛。这时候军队的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物―
袁世凯。他原是李鸿章手下的人，现在继承他任直隶总督。袁不是文官而是武将出身，他从1903
年起就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六个师的新军。他雇用了德国的后来又加上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比较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他的军官更像绅士―
至少有五个后来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但是这支华北（北洋）军队仍然是省一级的―
和其他省一级军队（虽然实力不如它）属于同级，因为中国政府基本的原则是保持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不错，军队在政府的文官结构方面已经占有优势―
自19 世纪50
年代起已经如此，但是一个由中央统率的全国性军队还不可能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和坐镇北京的总参谋部还搞不起来。皇帝的谕旨起着立法的作用，告诫、训斥、针贬什么都行，但不直接处理事务，主要的执行机关还在于省。军队获得了社会威望，从东京回来的留学生（例如来自宁波附近的年轻的蒋介石）却抓住了军事训练权。不久，中国的新军军官团体中出现了一心想推翻满清的秘密革命党人。这些人都在现代军事斗争方面受过专门训练，比起那些受过秘密会党低效能训练的雇佣兵来，当然要强出一筹。
为建立一个一元化的国家而进行的行政方面的改革，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新的绅商阶级发展他们势力的主渠道在大省。在那些地方，私人创办的企业在18
世纪已经逐步增长，现在它们在机构设置方面也要发表意见。于是各省和有些市建立了主管外事、警察（或内务）、教育、商业、交通、农业和工业的厅和局等机构；北京也跟着设立了一些新的部，凌驾于这些新的厅局之上。省的商业厅首先成立了本省的商会、商务报以及省立的工商学校等；到了l905
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商务部。但是这个部实际不过起一种结算作用。在活跃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省级政府机构起主导作用，北京管不了它们。
财政改革也因为权力不集中而受阻。中国没有、一个统收统支的“共同钱袋”。按照千百种不同的财源规定了征收的定额，另外规定各种不同的开支。按现代财政标准说，这个国家算是“低税制”；但是贪污腐败使得真正的富商大贾和有实力者任意偷税漏税，重大负担落在小生产者身上。国家收人都规定了开支项目：主要为了供养宫吏和军队。例如，从全帝国52
项来源收人的700
万两白银，是为支付北京的满族人的。改革税制，就威胁了这些人的饭碗，所以他们要抵制你。因为实行定额制度（实际上是田赋），真正税收数目谁也不知道，既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1910
年曾试图做出全国性预算，但不久变成一项猜谜游戏，因为各省和北京都独立地收集统计数字，制定税额，互不协调。把中华帝国当做和法国那样单一的国家，以北京为巴黎，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
最后，立宪制成为一时的灵丹妙药。这多半是由于日本自1889 年有了议会，接着在1905
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而后者在打仗以前还没有议会，因而都以为议会是好东西。这个教训是如此显而易见，所以北京派了几批人周游世界察访各种模式。伊藤博文以他的政治家风度劝告中国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他就可以继续居于国民之上而不致受其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于人民手中。这个话，慈禧太后当然是百分之百听得进的。1908年她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据年她发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
年为预备训政期。1909年各省由少数有资格的人物选出的咨议局成立并立即派代表去北京。这些代表到北京后，即要求成立真正的议会。1910
年10 月北京开了一个立宪咨议会议，但是全国的宪政运动无法实行。1911 年4 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 13
个阁员中满族9 人，汉人只有4 名。过了6 个月，革命终于爆发。
慈禧太后没有看到革命爆发。她是l 如8 年11 月巧日死去的，这是在平日健康的光绪皇帝死（11 月14
日）后第二天。这只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高龄（74 岁）老佛爷一生中搞的巧合事件之一。中国的另一个篡位的妇人是唐朝的武则天（倪睁一7
解），那是一个支持佛教的官僚政治家，能力很大，是颇不讲体统的女皇。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能理解近代的接近最高权力的妇女蒋介石夫人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什么会处于重大嫌疑之中了。
慈禧太后死后留下的满清王朝领导层一无可取：一个小儿皇帝、一个软弱而贪婪的摄政王，一群自负和徒爱虚荣的年轻王公，一帮虚有其表的朝臣，凑在一起正好可以阻挠任何变革，而无法领导变革。1
侧刃年他们感觉袁世凯是一个太强硬的领袖，于是将他罢免了。同年张之洞逝世。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在学生的革命运动和王朝的改革方案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统治阶级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在1860 年以前，甚至在l 即5
年以前，他们大多数是科举及第的儒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主，至少是富裕人家。到了1911
年，他们的成分大大改变了。现在他们中间包括了商人、银行家，甚至有些工业经营者和离开农村、住在新兴城市、只由管家收租的地主。此外儒生也已不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人，而是有西洋学问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还有受过现代训练的军官以及包括新闻记者、基督教徒和政客在内的职业人士。中国的政治复兴把很多新人带进到这个统治阶级中来，但是它的核心仍然集中在家庭富裕、与政府有关系的社会阶层，正如以下几位杰出领导人的经历标志出来的：
江苏人张春（1853 一1926 ) , 1868 年乡试人仕后六次参加省里的会试，1894 年殿试取为状元，时年41
岁。但是他决心放弃宦途，从事工业。他雇佣技术工人，使用家乡南通长纤维的棉花，于1890年设立大生纱厂，以与进口的日本和印度的棉纱相竞争。他通过官场的高层关系，在纳税和吸收资本买进机器方面获得特惠方便。他的商业合伙人对他的帮助不大。他相继兴办了三家纺织厂，同时开始棉花种植，开办轮船公司、面粉、榨油和盐业。他还兴办普通学校、专科学校，修路，建立公园，在家乡南通开办孤儿院和敬老院等。他提倡在省内建筑更多的铁路和学校。1909年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商业总长。
唐绍仪（ )
，广东珠江三角洲澳门附近的香山县人。这里不仅诞生了他和他的叔父、著名买办唐廷枢，还诞生了孙中山和那个耶鲁大学出身、1872 一1881
年间任清政府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教育总监的容阂。青年时代的唐绍仪是第三批到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生。在全体留学生被召回国内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说英语的唐绍仪曾在驻朝鲜总督袁世凯手下任职。后来袁世凯被提升，他继续在袁手下掌管对外关系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的交涉。他是一个典型的爱国青年，是能用英语申张中国权利的人物。作为外交官，他使英国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他在外务部里设了一个专管海关总税务司的办公室。‘唐认为应该有中国人参与海关管理！）当时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这样一来，至少名义上是中国人管了。他又帮助重新禁止鸦片烟。这些事和其他一些恢复中国权利的改革事项，使他在外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
伍廷芳（ )
，生于新加坡，因此算是英国臣民。伍原在香港英国学校读书，毕业后任法庭翻译、报纸编辑，后又赴英国学习法律，是香港第一个中国人律师，并任立法会委员。1882
年后人李鸿章幕府，办训练学校，建筑铁路，后人外交界。伍两次出使华盛顿（ 年及1907
一1909年），并参与清朝律例改革。
统治阶级中的激进派士大夫虽然都有一种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包围圈中拯救出来的民族主义雄心壮志，但他们在1909年以及以后年代，主要还是通过省一级机构，更具体地说，通过省咨议局作为活动的渠道。中国的一个省同欧洲的一个国家面积差不多。省同省之间，由于文化、历史，特别是方言、饮食习惯、经济与战略地位各不相同而有所区别；同一省内，由于民间传统风俗习惯有共同之处而易于接近。爱国主义从家乡开始，新中国的士大夫也最容易在省会结合起来，因为那里经常是考试和新军训练的中心，也是接受刺激变革的外来事物的地方。因此“同乡关系”是体现广泛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最有效方法。在旧有行帮会馆之上，现在又有了商会；同时在士大夫中间由于外国的侵略（以及外国的榜样）产生了“自治运动”。这两者都是在省一级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又一个事件上，省的利益和全国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相对抗。汉族反对满族的情绪也见之于各省反对中央的活动中。
最突出的是在建筑铁路问题上的“护权”运动。经过极其缓慢的开始― 中国在1896年只有大约240英里铁路― 帝国主义者于1898
年替几个外国银行辛迪加获得了修建并管理几条铁路的权利，合同规定若干年后对外国股东还本付息。省内的商人、士大夫团体则要求自建铁路以为对抗，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他们认为，北京的建造国家铁路计划是向外国人出卖权益。1911
年北京试图收各省筑路权为国有，这自然也是技术上所必需。四川省的士大夫就发起了一个’‘护路”运动，强烈辱骂清政府。这个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是典型地由一些地主商人出身、在日本留过学后来参加了省议会的“举子”们带头搞的。四川省的主要秘密会社哥老会参加了推翻满清的运动，但是不久被新士绅领导的政权排除出去了。
由此可见，为世纪初中国的统治阶层颇为活跃，但是中国的农民则无动于衷。
绅商合流的兴起，给农村的社会生活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在土地上的商业投资，增加了土地的价值。同时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纷纷迁移到城市里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佃户间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个人间的互相往来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个人的市场关系。村社共同体意识也没有了。此外，下层士绅（比一般百姓高一层）也被卷人金钱来往中，从而加强了地租负担和对农民的剥削。自耕农输给了城市里的大的土地投资者―
有点像美国农业家庭面对着农业经营公司的金钱势力那样。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士绅商人混合阶层使用武力加强了城市对农村日益加重的剥削。19
世纪5O 年代以后，地方的叛乱是靠新建的地区和省属部队加以控制的。随着19
世纪见年代清政府势衰力竭，地方控制武装反映了中央权力的衰落。下层士绅中的土豪恶霸也开始运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地方的军事化就得其所哉。1916
年以后军阀横行正是这种趋势的最终表现。
2O 世纪2O 年代，这一切情况结合起来，使富裕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农业区农民变成了“地主的奴隶，& & …
租子是在收租院里交，院里备有梯子、绳子、铁链、皮鞭、棍棒和其他酷刑工具。欠租不交的农民被锁在院里，有时用绳子捆绑起来，直到他卖了自己的牛或亲生儿子，或卖掉他的妻子，才放掉他”。
在实行各种改革时，谁也不找农村里的群众商量一下。农民们为了兴办现代学校、公路、军队、工业，负担了更繁重的税，但没有一件事改善了他们的境遇。在农村中，群众对于现代化的反应，常常是强烈的反对。新中国要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加重了捐税，而且在给农民一点利益以前通常是先搜刮他们一通。
年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第十次暴动。当暴动于19U
年4 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 保密不慎，临时变卦，联络不周―
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
191l 年10 月10
日的起义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叹心）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协统（旅长）被迫出头统率临时政权。在六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上群众参与。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
同盟会领袖们必须赶快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并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这个气息奄奄的王朝的军队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谈判中，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
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民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当时，袁世凯被认为是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惟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儿皇帝溥仪于1912
年2 月12 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 月10
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代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
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一样，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际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变得那么快。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
第三部分 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年
10 中华民国早期及其问题
这一章和下一章将分别讨论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情况。民国早期政治生活的名声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爱国的、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后来对于军阀时期的混乱不胜沮丧之至，总是用辛辣的言语咒骂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里颇为可观的文化成就，到最近才受到研究。它们的景况是欣欣向荣的。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纪录的对比，按我们迄今为止所评价的，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的紧张状态，将来总有一天这两方面的情况会归总起来，绘成一幅平衡的图画。
先从政治方面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曾经要求在国防上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则突出表现为身居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是国家的保卫者和统一的象征。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倒很像满清泊帝国时期那样―
例如在亚细亚内陆，外蒙古和西藏都说要脱离民国而去。
换句话说，中国本来可以宣布为共和国，但她仍是一个帝国。满族接管了亚细亚内陆的结果，为中国在大陆方面创造了几个在北京控制下的缓冲地区。共和国要放松这些亚洲内陆地区，任其自主而不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威胁，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革命，使中国人民得到一种自决权的革命，却使它在西藏、新疆和蒙古人民面前显出一副殖民帝国主义的形象。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民族主义是有感染作用的。可是中华民国在亚细亚内陆又不得不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把非汉族人民称作少数民族并鼓励提高他们的文化，而同时否定他们的自由，这种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苏联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一样）。亚细亚内陆各民族一度脱离了北京的控制。
俄国在外蒙古的贸易和影响日渐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蒙古的人侵和课税受到僧恨。1911 年12
月，外蒙古援各省之例宣告独立。1915
年俄罗斯、外蒙古同中国三方面谈判达成了一项很周全、圆滑的协议：中国保留了名义上体面的宗主权，外蒙古取得了地方自治，俄国获得了经济权利并负责训练蒙古军队，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它的保护国，因为外蒙古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西藏，满清政府以比对蒙古更为强有力的手段确立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北京曾宣布要改革西藏古老的神权制度，并于1910
年派兵驻在拉萨。原来统治西藏的达赖喇嘛逃跑到印度，但是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他又回到拉萨，并于1913 年宣布西藏独立。1914
年中英西藏三方谈判，产生了另一个模式：西藏实行自治；英国承认西藏独立；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并继续保留对西藏的宗主权。英国在西藏有很大的商业利益，但没有像对印度那样，宣布它是保护国。西藏人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但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国际承认。中国仍然是名义上的统治者。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外蒙古脱离了中国，滑人苏联阵营，而西藏继续在法律上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法上没有独立的资格，因此也受到中国革命的很大影响。
新疆是个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汉族回民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是不容易加以控制的。清朝驻军主要是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他们必须对付当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游牧民和夭山以南喀什地区沿过去通商路线水草地区居住的维吾尔人。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只占总人口的10
% ，所以清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好在1912
年政权落在一个叫做杨增新的大城市毕业生手里，他在甘肃有过长期的统治经验，后来在水草地区的阿克苏和省城乌鲁木齐也长期统治过。杨增新从1912
年他被暗杀为止的统治情况，作为旧科举出身的一个行政宫员来说算是不错的。他对当地人民不过分课税又要维持驻军开支，他不得不镇压一切地方的叛乱而又使新疆不卷人中国各地的军阀混战。他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在1
势0 年至1924 年之间，他不得不同苏联谈判商务，接受后者的经济渗人。但是l 兔8
年他完全归附于国民党政府，归附前夕被他部下的一个对手暗杀。新疆就是这样整体说来处于中国政权争夺圈外，但仍隶属中国，在镇压异己的高压之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进步。
袁世凯当时财政上困难重重。各省收人减少，他的政府一直入不敷出。清政府已在1911年4
月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取得一笔外债借款，现在袁氏又要通过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借一大笔外债，约2500万英镑。这笔以盐税为抵押的善后借款，是为了支付袁氏的军费开支。这笔在外国人看来“够气派”的大债款被爱国人士指斥为“大出卖”。
袁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方面。革命在1912 年废除了长达2100
年的君主专制，同时它使中国群龙无首。它总要找出一个人来主持政府。袁世凯接任了中国的皇帝，但他没有皇帝的权力，没有宝座可坐。过去的天子，哪怕是蠢笨的，也具有一切特权和支持他的各种现成机构。他除了是全国行政机构的核心人物之外，还应该是国教―
孔教的大法师、三军的总司令、文学艺术的大师，用现代术语说，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首脑。1912
年的袁世凯具备了这些身份中的某一些，但不具备其他的身份。这个专制政体的头头被推翻了，替代物并不自动出现。所以当中国获胜的民族主义正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时刻，领导的机体却扳开修理去了，要变换模型。中国不是在激流中换马，而是从一驾四匹马的马车换乘一辆没被洪水冲走的豪华小汽车，袁世凯能够为他自己创造一个国家元首的角色吗？
1912 年袁世凯掌握政权时，他是52
岁。他以往的经历是令人注目的。他虽出生于一个懦生一官吏的世家，但他放弃科举考试的前途，投人军伍行列，受李鸿章提拔，他26
岁时就摧升为中国驻朝鲜的总督以对抗当时在那里的日本势力。他以一个新派人物、特别是通过训练新军，取悦于慈禧太后和满族大臣。自1906年以后，他的军队由北京直接供给给养。早在1895
一1890年间，他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军，于l901
年继李鸿章之后在那里任直隶总督，因而成为朝廷改革派的一个领袖。慈禧太后死后，他一度于l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912
年他当总统时，他手下已有一大批新军将领和一批有改革思想的官吏可资任用。他知道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他的长处反过来又成了他的弱点―
他对新制度一无所知。
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都一样），因此她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而中国也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政党。这些政党多半是围绕着一个有名人物凑合起来的派系，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至于内阁，它究竟应该对总统负责，还是对国会负责，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同时，阻挡着这些计划的，还有一些从古老帝国的孔孟之道承袭下来的绊脚石。第一，在社会结构方面，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扩大并分化了。虽然农民群众小规模的骚乱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但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潜在力量。通过普选―
按人头算―
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办法，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让愚蠢人当道的选择官吏的傻办法；代议制的观念还没有确立下来。因为才能、资历和资产而被录用的老规矩，人们还以为理应当继续不变。第二，政治权威―
治乱之道，人们还认为在于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个人对于当权者忠诚不二，仍然是内部和平的基本因素；制定法律是统治者的事情，甚至于行政与立法应该分立的思想都很少有人理解，接受它的人更不多。第三，价值观念―
有道德的人施行统治以利于百姓，像儒家教导的那样，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和为贵”，和谐应该受到奖誉，而不要在法律上讲得失，搞竞争落整个行政应该统一起来，拥护统治者。任何主张现代化的人如要改变这些多年承袭下来的想法，都要打一场攻坚战。
举例说，孙中山就相信内部和谐符合于民族利益。袁世凯在1912
年哄骗他来北京进行协商，以便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性的政党。孙中山说：“我们的国家大难当前，&
一不应再坚持不同的党派政策。”他又说：“中国的目标在于赶上并超过列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列强。”孙中山的助手黄兴说，他们应该使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和黄兴都宣布对袁的信任，自己则退出政治，分别从事铁路和矿冶建设，这是和谐的、也是袁世凯统治的黄金时刻。当1912
月袁世凯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织内阁时，唐发现在他的内阁究竟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总统、或是对国会负责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定夺。他还是组成了一个内阁，但这些阁员觉得应该听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的组织，没有靠山，甚至没有指使阁员的权力。到6
月，他只好辞职，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
同盟会的年轻领袖、湖南人宋教仁正在领导一个筹备多党议会的运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革命组织者，深深地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自由理想。他已经像杰斐逊那样起草过一部临时宪法。1912
年8 月他发动革命同盟会和4 个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 国民党。1912 一1913
年冬中国曾搞过一次全国选举，但仍然是在极有限的、间接选举的基础上进行的。l
吠珍年省议会选举规定，合乎资格的选举者比率是全体人口中每1000人有4 名，即远远不到l ％。1912 年这个数目增加到大约人口的5
％。当时选举这种事是非常新奇的，有选举资格的人受着严格的学历和财产的限制，它只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引起海外的注意。
这个中国第一次和惟一的一次为组成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而进行的选举活动，原来是想选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两院议员的。宋教仁指挥了国民党争取士大夫们支持的竞选活动。和其他人一样，他主张全国统一，但是他强调各省的自治，这就要靠选出来的省长，而且要通过各地的地方自治来实现。总理将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来选择。1913
年国民党取得了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受到鼓舞，希望能用立法的宪法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希望把他作为一个傀儡。
用花样翻新的选举运动和分散权力的活动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使他觉得是近乎谋害似的不忠诚。他曾枪毙过好几个罪过比这小得多的将军。他正为他的中央政府寻找财源感到手足失措，现在更觉得四面楚歌了。于是决定用他的办法对付。他动辄用暗杀消灭对手的办法已经使革命者警觉起来。革命者暗杀官吏，已多次实行，并且被认为是忠诚于事业的表现，特别在他们被捉住的时候。现在搞暗杀的却是最高当权者，因训练用于中国城市的现代警察而闻名的人物。当他正在寻找解决政策争论的有用办法的时候，就像一个倦于为人整骨的外科医生一样，索兴锯腿截肢，又快当，又省事。袁世凯碰上了要当国会领袖的宋教仁。宋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勇敢地试试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国会民主。但是在国会开幕前，袁世凯于1913
年3 月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把他枪杀了，宋死时年方31 岁。
袁世凯立刻制造谎言说，暗杀是宋的湖南同乡黄兴搞的。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久，上海法院（当时不在袁的控制之下）公布了事实真相。同一天弘袁宣布善后大借款谈判完成，五个外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他的政府。他又一次实行暗杀而免受惩处。帝国主义列强知道怎样让它们的面包在中国涂上黄油。它们能够同袁世凯一道工作了。他不会用石头砸坏它们的船，也不会动员义和拳式的起义来反对外国特权。
这里简单总结的这段故事，只是当时一大串事实中的一桩而已。那个时候令人关切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连续不断的威胁，特别是1914
年欧洲疯狂地投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华的威胁。日本军队很快地接替德国进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然后日本在19
巧年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降为日本的保护国。英国建议妥协，美国的意见是反对。袁则半推半就。这个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一贯的软弱，但也同时表明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心目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袁世凯得到外国的承认后，胆子更大了。他从各方面扼杀国民党，撤换了它在南方各省的军事督办，镇压了他们在1913
年发动的防卫性叛乱，解散了国民党党部。他在恐怖统治中解散了国会，然后又废止了各省的省议会和地方议会组织。最后他宣布自己为终生大总统，接着又宣布自己要做皇帝。最后这一点，他做得太过分了。军事讨伐制止了他。袁于1916
年6 月心力衰竭而死。
袁世凯出卖共和这件事，给历史学家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一个坏人会给令人悲哀的事带来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出某些体制因素在起作用。举例说吧，袁世凯时期的政策依然是通过函电、汇报、批示等等传统方式制定的。官吏们把事件和他们的行动汇报给上头的一个人，他就用同意或不同意，奖誉或斥责来回答，然后便决定了政策。在这种仓促的、封闭式的执行程序中，插入任何一种根据错误信息而采取的行动，或自以为有什么立法特权而妄加评议，不但无益，简直是危险的。把责任分散开来有什么好处，很少有人看得出来。不错，美国人是以“分权”的方式统治他们自己的，但是那是在以法律至上为原则下实行的。而中国政府仍然是个人说了算，由“能人”主持，他负有具体责任。在一般中国人看来，甚至在革命者看来，宋教仁所作的努力，似乎是在起分化的作用；尽管他之被刺死令人惋惜。
民国初年的一个失误，是袁世凯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大概这是一切为保留权力而挣扎的首脑人物的通病吧。至少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认为他“眼光短浅&
一他除了旧政权的极端主义外，有关政府的事什么也不懂”。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就像加世纪初的满清政府的目标一样。他恢复了对孔子的祭祀和其他古老过时的旧习俗，同时以恐怖手段扼杀新政、解散国会、查禁报纸杂志。他在北京还到天坛按照古代帝王方式祭天，虽然他摩登得很，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他的政治幕僚们声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 & & & 一切不平等的标志都废除了… …
因此祭天也应一视同仁，普天同祭。”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皇帝。这就是中国改良了的民主，是恢复和利用过去的东西而取得的民主。结果是一种形式上保守、实质上颇为积极的、在某些方面现代化了的独裁。
能不能不是这样呢？杰出的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怕的知识，曾经认为皇帝是需要的。英国人詹姆斯&
布赖斯写过一本推崇美国民主的书《美利坚共和国》。他在中国旅行过中国，曾建议中国恢复君主制。一度短期访问中国，因而也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
艾利奥特曾经帮助安排美国政治学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做袁世凯的宪法顾问。这位古德诺教授根据他在北京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法制，个人的权利，甚至于纪律，都一无所有。他说：“专制主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了对于政治权威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实在说来，这些英美关于民主问题的专家们提出的结论，和梁启超、孙中山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建立一种公民的意识、一种公共责任心。不幸，美国政治学协会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古德诺博士似乎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王独裁的活动。
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宜称，山东省督军“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张宗昌）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身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拔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
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
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
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还有一般人知道他绰号叫“老六十三”，因为他的阳具挺直时同63
块“袁世凯”银元像起来一样高（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核实过）。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他从行伍起家，曾拥护试图控制华北的“满洲大王”张作霖。
“狗肉将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军阀在他们走上政坛时起初也打着改革者的招牌，实施一些现代化的改革，表现关心人民的样子。后来权力斗争激烈了，他们就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军阀是政治秩序彻底分崩离析的象征。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被坏的社会的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
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当时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在1916 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
年国民政府统一这12 年中，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中央政权自19
世纪中期以来日趋没落，尽管形式上仍然是北京政府，掌握中央权力，同时它也还管着驻外使节和邮政局以及一些其他内政事务。不管是外国列强或各省军阀，没有一个人要求中国破裂，也没有一个军阀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相反，他们试图组成联合体来反对别的对立的联合体，但他们都是用军队这么千，不是用思想或政党来动员群众的拥护。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军阀大都划地为牢，他们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他们够制造或购买军火，也可以征募兵丁，指挥军队到处去祸害，但是不能建立起稳定的现代式政府。
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另一方面，即在各省当局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断裂。巾央政权没落，外国势力却钻了空子，增长起来。举例说，当1911
年各省宣布独立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这时也受到威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