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作霖没有死,日本人为什么不敢造假还敢不敢侵略中国

追完《少帅》,这些历史知识你get到了吗?
[摘要]送走了《少帅》,剧中民国军阀间的趣闻和谜团你真的都get到了吗?和张学良好到除了媳妇什么都能共享的郭松龄为什么会突然翻脸反奉?剧中张作霖悬挂于高堂之上的“勿忘吴耻”指的又是谁?腾讯娱乐专稿 文/杨小羊 张独白 责编/老万正在腾讯视频和东方卫视播出的大型民国权谋历史剧《少帅》昨日迎来大结局高潮。送走了《少帅》,这些民国军阀间的趣闻和谜团你真的都get到了吗?和张学良好到除了媳妇什么都能共享的郭松龄为什么会突然翻脸反奉?狗肉将军张宗昌为什么会被称为“治愈系诗人”?剧中张作霖悬挂于高堂之上的“勿忘吴耻”指的又是谁?今天就给大家一一揭晓这些谜团。民国总统皇帝一箩筐,你认识谁是谁吗?军阀混战势力图1926年&#年民国政府期间,蒋介石发动一系列北伐战争,统一北洋军阀。不过千万不要单纯的以为北伐战争中的北洋军阀是一支部队。最早的北洋军阀是由
小站练兵发展而来的,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北洋军阀解体,军中各个势力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分为三大派,即段祺瑞之皖系,冯国璋之直系,张作霖之奉系,三者相继掌管北京政府,原则上他们都属于北洋军阀,属于“正统派”。皖系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长期把持中央政权,盘踞在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甘肃和福建等地;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则依靠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控制直隶各省、江苏、河南、江西、湖北等省份。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则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控制东三省。同时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又存在着地
阀,表面上依附于北洋军阀,实际上自成一派: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控制云南以及贵州、四川的一部分。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盘踞两广地区,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
(后来的辫子军)。袁世凯:最短命的“帝王”最短命的“帝王”袁世凯如果有一个要刷北洋军阀的游戏,前面的各路大怪谁强谁弱可能争议多多,但最后的大BOSS无疑必须是袁世凯。他挂掉之后留下的政局与中国,众多实力派与偶像派军阀都尝试过,但没有一个能HOLD住。最终蒋介石蹿起,才算得到一个名义上的统一,但对各个地方仍然无力掌控。袁世凯混过朝鲜,创立了新军,据说在戊戌政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一手创建了民国,解散过国民党,击败并通缉过
,签过所谓的《二十一条》,建立过一个名为“中华帝国”的超级短命国家,但还没正式登基就被迫取消帝制,且对形势失去控制,当年就因尿毒症而亡。去世后的袁世凯,在各种场合下充当背景板,如之类,“袁大头”三个字至今仍有一
市场。张作霖:一流大帅末流总统末流总统张作霖在成为奉系BOSS之前,张作霖当过兽医,当过强盗,据说还参加过几天甲午战争。张学良的生母赵某,就是他在当兽医期间娶的老婆。发迹之后,他带兵东征西讨,对手以毛贼和革命党人居多,此后又对袁世凯登基有拥立之功,所以被封了子爵。当然也会跟着挨骂。在10多年时间里,他是东北事实上的统治者,势力范围包括奉、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但事实上,他以及当时的其他军阀们,实际上的影响力和掌控范围总是随着不断发生的战争而不断发生变化。比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输了,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后来再打又赢了,他的军队则一直开进了上海,张随后也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当然,正如以前的最高统治者管不了他们这些盘踞地方的军阀一样,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张作霖也搞不定其他军阀。很快,张作霖的军队又败了,那就再回东北去吧。但这次,在回去的路上就被日本人炸死了。。。段祺瑞:三造共和的共和拥护者共和的拥护者段祺瑞历史教科书以及《鹿鼎记》(
) 告诉过我们,秦朝丢了鹿,天下人共追逐之,谁拳(屁)头(股)大,谁就能将皇帝的宝座抢去坐几天。到了小100年前的那个时代,皇帝这个称号大概被污名化了,所以大多数BOSS们不再热衷于当皇帝,但那头鹿必然还是要争的。什么直系啦,皖系啦,奉系啦,新军阀的杰出代表蒋公啦,都曾短暂拥有过这只鹿。段祺瑞和张公子的老爸一样,干过这样的大事,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军阀。而段祺瑞主政,还在张作霖之前。他身为爱当皇帝的袁世凯的老部下,却一生反对帝制,从一线退下来后多次坚拒日本人请他去做傀儡BOSS的建议,在后世评价中,好赖坐实了一个“力造共和”的正面名声。他爱下围棋,大约有业余三段的棋力,他当年赞助的吴
去世还不太久。如果没有令世界震惊的三一八惨案,对段的历史评价可能会好上
。但这次由执政府公然对学生的屠杀,成为了段祺瑞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新军阀:“皇帝轮流坐”游戏终止北洋军阀政府轮流坐庄(图/黄伟亮)再加上曹锟、冯国璋、张勋等,都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枭雄,如孙传芳这样的,也有善战的名声。但经过北伐战争之后,旧军阀渐渐让位于新军阀,蒋介石无疑是新军阀中的佼佼者。这位先生的事迹,已经被人不厌其烦地变着花样介绍了几十年,就不必在这里再说了。张学良东北易帜,亲手推翻自己的军阀地位,送给当时的中国一个名义上的统一,怎么看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新军阀李宗仁、
、唐生智、冯玉祥们来说,却是旧的旅程结束,新的游戏开始。那时候,虽然正处于日本侵略的风口浪尖,国力衰疲,但“中华民国”的国号毕竟也已颇入人心,新军阀们的争夺,更多是要在这个国家里找到一个适合他们的位置,而不再像北洋军阀那样,胜则几乎改朝换代,败了便退而割据甚至叫唤“独立”,时代以及抗日带来的凝聚力已经不允许他们那样做了。《少帅》中张作霖解决矛盾为什么需要两桌麻将?为什么需要两桌牌,看图就知道了呀(从左上依次为老大
谭、老二吴俊升、老三冯德麟、老四汤玉麟、老五张景惠、老六孙烈臣、老七张作霖和老八张作相)张作霖的发迹离不开随他出生入死的12个拜把兄弟们(张作霖前后两次和11人结拜,见下一段),据载,1907年,张作相、张作霖、冯德霖、汤玉麟等8人结为拜把兄弟,第一次结拜成兄弟的这八个人也都是奉系军队中的中流砥柱,张作霖和这些人既是兄弟又是上下级,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剧《少帅》中看到的张作霖经常在麻将桌上解决矛盾的画面,8个拜把兄弟正好坐满两桌麻将。1927年,在张作霖的提议下,张作霖与张作相、汤玉麟、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再次结为拜把兄弟。前后两次结拜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两任“辅帅”张作相,一个是“治愈系诗人”张宗昌。“相辅”张作相是张作霖是亲兄弟吗?张作相虽姓名与张作霖相近,但却不是本家虽然张作霖与张作相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却只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把兄弟。张作相在八人结拜中虽然因为年龄小排在最后一个,他却是八人中最稳的一个,因此张作霖后期的军政大事基本都委托张作相来处理。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张作霖以及绝大多数奉军首领都要处死郭松龄以及随他倒戈的将领,但张作相力排众议哭谏张作霖,最终除郭松龄夫妇其他将领均得以幸免,避免了奉军内部的大残杀。在电视剧《少帅》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夜访张作相望其出任东北军政首脑,张作相推辞。其实在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还尚未返回奉天之际,东三省联合会召开三省紧急临时大会,众人当场举荐张作相为三省安保总司令,张则坚辞不就,力荐张学良,并表示:“老帅已逝,子承父业,自己将全力辅佐之。”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张作相全力辅佐,并对张学良提出的“东北易帜”的主张,全力支持,同时发表声明: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改旗易帜实现南北统一。最有“诗情”的治愈系军阀作诗什么样?张宗昌(1881年&#年),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人。绰号“狗肉将军”在张作霖众把兄弟中,虎狼将才之人不在少数,但有诗情的人恐怕不多。张宗昌绝对算一朵大奇葩,早期投靠张作霖的时候并不被重用,但自从做了山东督军后,他体内的诗歌“洪荒之力”就解封了。先来读几首他的诗:远看泰山黑糊糊,上来细来下头粗;若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还两个经典诗歌,读一次笑岔气一次:《游趵突泉》趵突泉,泉趵突;三个管子一般粗,三个眼子,光咕噜,咕噜咕噜光咕噜。《大明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这都不算啥,还有一个关于张宗昌最经典的段子——大炮开兮轰他娘。张宗昌在山东督军期间,有一年大旱,他下令祈雨磕头烧香好不虔诚,但依旧滴雨未下。一怒之下,张宗昌命令炮兵朝天空放了一炮,机缘巧合居然下起了雨。于是他又写了一首诗歌:《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除了诗情,张宗昌还有一个无敌的技能——臭不要脸。张宗昌被称为狗肉将军,三不将军——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枪,不知有多少女人,当张宗昌还在
江负责训练一支边缘化的奉军时,他就开始搞副业种鸦片。军队纪律松弛涣散,郭松龄见状大怒,开口大骂:张宗昌,我×你娘!高潮来了,被骂的狗血喷头的张宗昌居然“扑通”一声跪下了,大声说:“你×了俺娘,你就是俺爹,请受俺一拜”。也正是凭借这股子“不要脸的自黑”,张宗昌仕途坦荡荡,这才有了后来的最有诗情的治愈系诗人——山东督军张宗昌。补习:直奉大战张作霖完败,“勿忘吴耻”的吴是谁?直奉大混战直观图(图/黄伟亮)在电视剧《少帅》中奉军首次入关与直系开战,张作霖的奉军全线溃败,战后张作霖找人专门书写“勿忘吴耻”的牌匾悬挂在大堂上方以示警醒。这其中的“吴”就是指当时直系北洋军阀吴佩孚。与吴佩孚的首次正面交锋发生在奉军第一次入关之后。当时恰逢北洋军阀分裂之际,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争权夺势,内斗激烈。张作霖把握机会,带领奉系东北军第一次入关,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权,坐享渔翁之利。后来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再次因为权势争斗导致矛盾不断升级,第一次直奉战争随即爆发。张作霖被直系吴佩孚的部队打败退回东北,宣布东三省自治。其实,在北洋军阀中,吴佩孚的名声极好。有清名,即没钱。有军事家之名,被称“善战”,甚至是“武圣”。有名士之名,喜欢佛家和老庄思想,留有著述,成为第一个上了《TIME》的中国人。有爱国之名,不入租界,晚年拒当日本人傀儡。有传奇之名,人生大起大落,又极可能死于日本人的谋杀。吴佩孚是第一个登上时代杂志的中国人他从真正带兵开始,就不停打大大小小各种胜仗,皖军、奉军,都被他打败过。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于著名的冯玉祥先生叛变,他的军队终于惨败。随后,他又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从此一蹶不振。顿时由“中国最强力的实权人物”、“最可能统一中国的人物”变成了吉祥物一枚。在那之后,他曾获得张学良的优待,也得到过蒋介石的资助——而击败他的两个人,恰恰就是张作霖和蒋介石。吴佩孚死于治疗牙痛引发的败血症,这种事情以二十世纪的条件听起来显得很奇怪,所以人们通常更相信他是死于日本军人的谋杀。但也有人指出,吴先生是在错误的医疗场合选择了错误的中医,从而小病变大最终不治,这在逻辑上大约也是成立的。谜团:郭松龄为什么会“反奉”?郭松龄对张作霖没有封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张作霖的老奉系军团里有几大派系,“老派VS新派”“文官派VS武将派”,但因为这些派系影响奉系军发展的根本,所以对于两派的关系利益问题张作霖一直处理的都较好。经历两次血流成河的直奉战争后,新一代奉军就成长起来了,新奉军中两个矛盾最尖锐的派系分别是以郭松龄为首的保定陆军大学出身的“陆大派”和以
霆为首的日本陆军学校出身的“士官派”,“士官派”在各个方面都始终压制“陆大派”导致矛盾不断激化升级。在电视剧《少帅》中,第二次直奉大战,郭松龄负气出走,张学良上演“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回郭松龄,两人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赫赫战功。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获全胜后,虽然郭松龄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请功领赏却没有他的份。张学良回忆说:“李景林为直隶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
徽督办”也正是这次权力分配不均直接激化了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与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的矛盾冲突。1925年,张作霖重新整顿奉军,把奉军核心嫡系部队统统交给张学良指挥,但这个时候张学良忙着扩充新设的东北空军,所以这批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就是郭松龄一人。就在张作霖整顿完军队信心满满地想要讨伐冯玉祥的国民军,扩大南方势力的时候,同年11月,拥兵自重的郭松龄与冯玉祥暗中勾结举兵反奉,自称“东北国民军”。郭松龄发布三个举兵讨奉的政治通电:第一提出请张作霖下野,张学良接管,第二宣布主和罢战宗旨,第三讨伐杨宇霆。在电视剧《少帅》中在郭松龄反奉作战时,日本关东军不断派人对郭松龄威逼利诱,而郭松龄始终对日本关东军的武力要求不假辞色乃至据礼驳斥,俨然一副正气凛然的军官模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应对郭松龄事变的问题,主张“确实严守不干涉主义”,也正因为有了日本陆相“严守中立”的保证,郭松龄在反奉作战中才敢于对关东军不假辞色甚至严词厉色。潜台词就是:“我上面有人,你能奈我何”。“反奉之战”伊始,张学良试图与郭松龄沟通,无奈被拒后,他选择站在自己的父亲张作霖这边,这也让张作霖大舒一口气,后来在关东军的帮助下张作霖一举击败了以郭松龄为首的军心涣散的“东北国民军”。上阵父子兵,张作霖父子合力剿灭郭松龄虽说杨宇霆、汤玉麟等人也都反过张作霖,但后来这些人也都被张作霖收为己用。不过郭松龄的反戈让张作霖尤为恼火。在干掉郭松龄夫妻后,张作霖下令将二人尸体在奉天
沿暴尸三日,并砍掉了郭松龄的双脚将其惨象拍成照片纷发东三省全境。张学良看到这个照片也觉得惨不忍赌,下令“以火焚之”。大半个世纪后,张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说,郭松龄是“影响我一生”的几个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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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那一夜发生了什么:张学良回忆说没看清形势
日17:19:10
身着戎装的张学良
  张学良晚年谈及&九一八&,多次强调:&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张学良将其失误归结为一点:判断失误,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
  &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发动事变前,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而要进行战争的准备,就不可能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实际上,在&九一八&之前,田中奏折(核心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东北)就已被偷出公开发表,张学良已经从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相关情报。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贪婪举动甚为担心,提请张学良注意。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几乎每周都向张学良提供关于驻东北日军在大规模进行模拟进攻辽宁和吉林的演习情报(按照日本和东北方面的协议,这类演习应该事前通知东北方面,但是日本并没有告知),还有日本军舰向旅顺、大连秘密运送士兵和辎重的详细情报。
  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半天,有两个日本士兵剪断了沈阳北大营的电话线这样重要的行为,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及其幕僚的重视。按一般常理说,军事指挥官应该从日本人的这些行径中看出其行动倾向,理应做出一些应对措施。但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呢?
  原因就在于,张学良根据以往的经验,错误地判断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日军的挑衅,目的是为了通过挑衅引发冲突,进而获得新的特权和赔款。确实,当时在东北,此类挑衅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这种挑衅几乎天天都有。
  张学良曾回忆说,当时关东军士兵天天在街上找东北军士兵挑衅。看到东北军士兵扛着带刺刀的步枪,日本兵就过去在刺刀上划火柴点烟。而东北军士兵也不含糊,你敢在老子刺刀上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所以,这种挑衅经常演变为数人甚至上百人的斗殴,常常出人命。张学良说:&遇到这种事,我们就尽量低调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后来,我就下命令,让士兵一律不要理会日本人的挑衅。&
  然而,挑衅事件却在一步一步地升级。7月,发生了日本煽动朝鲜边民与东北边民械斗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发生了日本间谍深入中国防区刺探情报的中村事件,中村被处死后,日本人在8月17日发表声明,公然发出战争叫嚣。一连串的挑衅,一连串的动作,应该使人嗅到战争的味道,但是,张学良还是认定日本人只不过就是想挑衅,没有在军事上做针对性的防备。调进关内的大军仍然留在京津地区,留守沈阳的军队也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战争爆发的当夜,军事主官应酬的应酬,度假的度假,完全被日本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需要思索的问题是,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失误?有人曾分析说,张学良年轻,政治经验不成熟;还有人说,张学良糊涂,老百姓都看明白的事,他都看不清楚。
  其实,这样说,是冤枉了张学良。张学良之所以判断失误,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人,有一个模式。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张作霖,这个模式就是张作霖与日本人长达十多年的摩擦而相安无事。张作霖从执掌大权开始,与日本人的关系处理得很狡猾也很得体,小便宜,给你,吃小亏,认了,忍了,目的只为不至于撕破脸。所以,张学良执政,也想秉承父亲的做法,占便宜,让你,挑衅,不理,即使把牙打落了,也默默地咽进肚子里。
  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问题,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明明知道元凶是日本人,但最终还是忍下这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很明显是想维持东北的现状,不想逞一时之愤,再让东北的老百姓陷入兵火之灾,导致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失落敌手。
  客观地说,张学良这样想不无道理,从这一点出发导致判断失误也算情有可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国民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权益,日本军方已经表现出狗急跳墙、准备孤注一掷的态势,张学良还想维持,明显就是错了。
  对此,张学良并非不清楚,也正因为清楚,心里才有了更多的痛苦。所以,从1931年开始,直至去世,张学良每本日记的开始日期都是9月18日,&九一八&成为他一生不能忘记的伤痛。
  链接|唐德刚谈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晚年张学良
  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中国档案出版社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
  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
  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据新华网、网易历史
嵊州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主办&|&嵊州新闻网技术支持&|&总第009期 编辑:兰台
在前两期《重读抗战》我们揭示了卖国贼张作霖如何出卖国家利益后,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反正张作霖是日本人炸死的,他要是不抵抗日本人日本人干嘛炸死他?为了回应这种看法,我们这期《重读抗战》就来谈一谈,日本人为什么炸死张作霖。
华盛顿体系下的侵略:日本扶植代理人张作霖
可以很明确地说,张作霖就是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扶植起来得日本势力代理人罢了。
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后,主张适应“华盛顿体系”,实行“国际协调外交”。
一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全面优势与美国的攻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居于优越地位。在军事上,它侵占着山东,军事势力扩及北满。在经济上,日本对华投资达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倍,对华贸易额为11.4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6倍。日本政府犹试图把由“二十一条”产生的1915年中日条约、换文作为独霸中国的蓝图。
但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美国为遏制日本而发起了一次凌厉的攻势。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议:列强应承认在中国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日本意识到美国提案旨在摧垮日本在华优越地位,于是在会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要求美国尊重各国根据“现行条约”业己取得的在华权益。美国为了实现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同意各国“有效条约”及特权不受妨害,可以保留现存势力范围。于是,《九国公约》于日在华盛顿签署。
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完成了东亚新秩序的构建:其一,各国承诺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在对华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二,实现门户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各国承诺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其三,中国政府承认华会制定的原则,即中外关系的改变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成,并认同美国为中国设计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第六条规定,“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这些规定并非完全是空头支票。
。只有中国实现稳定和统一,通过经济合作防止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和军事掠夺的政策才能真正实行,并将使美国拥有中国的4亿顾客,从而极大促进美国商业的繁荣。
华盛顿会议条约、决议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废除英日同盟,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与日本的对策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后,主张适应“华盛顿体系”,实行“国际协调外交”。在改善对美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实行“不干涉内政”和经济扩张的方针。币原在议会宣布其对华政策是:一、不干涉中国内政,二、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三、对中国现状抱同情和容忍的态度,四、日中经济合作,共存共荣。即著名的“币原外交”。
而在二十年代世界、东亚和日本的格局发生大改变的时候,也正是张作霖得以发展壮大的机会,原因无他——在日本已经接受并纳入华盛顿体系后,原来的那种全面地、以军事直接介入相威胁为模式的在华扩张已经无法继续了。在华盛顿体系下,在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幌子的币原外交之下,扶植一个代表日本利益的代理人暗中继续扩张日本的权利才是上选。而这个代理人,就是张作霖。
在正如上期《重读抗战》中我们揭示的那样,如原敬首相在日记里所写:“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
可以很明确地说,张作霖就是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扶植起来得日本势力代理人罢了。
十字路口:处置张作霖预示日本未来道路的选择
而具体如何对待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这个一直以来日本在东北利益的代理人的命运,日本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逼张”,“除张”。
张作霖的命运,不过是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而另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可以排除了罢了。
田中义一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
1927年,随着当时内阁倒台,币原外相也一同下课。“币原外交”告以中止,接着上台的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制定了“满蒙积极政策”。但就如何实施这一政策,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为主,逐步扩大侵华利益。他们较为担心若以武力干涉方式,就直接与华盛顿体系冲突,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冲突。另一种主张采取“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武来扩大侵华利益,准备必要时干脆撕毁《九国公约》,否认华盛顿体系,与英美进行战争。军部是这种“外科方式”的代表。
而具体如何对待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这个一直以来日本在东北利益的代理人的命运,日本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逼张”,“除张”。
第一种是“逼张”,如若不成,再另行他策。首相田中义一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认为,虽然张作霖越来越“不听日本人的话了”,但在南北对抗不利,北伐军大举北上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张作霖仍会“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仍然是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攫取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选。
为此,田中曾煞费苦心地“赠张人偶一具”,暗示你为我掌中孩童,必须从命。田中加紧进行逼张活动。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驻华使领馆,采取外交手段;二是通过与张私人关系密切的町野武马、江滕丰二等人。田中把町野武马和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找来,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终于逼迫张作霖密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条太郎曾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当蒋介石北伐军迫近京津时,田中又劝告张作霖返回东三省“保境安民”,仍打算继续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其攫取东北路权,从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野心。
以田中为首的逼张派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据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愤怒地说:“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鉴于田中当时在努力逼迫张作霖出卖更多的中国利益,来实现自己“满蒙分离”的对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理想的初步结果,故而他对关东军干掉张作霖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
关东军力主干掉没有的傀儡
第二种“除张”方式。正如皇姑屯事件策划人河本大作所供述:东方会议期间,武藤强烈主张“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会后武藤便将这一主张作为“内训”在关东军内传达了。
所谓以武力解决的“除张”方式有两种意思:一是除掉张的军政大权,迫其下野,另外拥立别的亲日分子;一是干脆杀掉张作霖。军部中央的一种意见认为:当奉军兵败退回关外时,借维护治安等名义,出动关东军将奉军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
而以河本大作为首的关东军强硬派主张:除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
河本大作勾画了这样的蓝图:第一,“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奉系军阀)便会四分五裂。”因为他们“只是由头子、喽啰的关系所结合的私党”。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以“采取于满蒙方面(奉系军阀)内部使之发生动摇之手段,使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即乘乱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所谓“满蒙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河本大作信誓旦旦地表示,“为了满蒙问题需要牺牲时,随时准备献出罪孽深重之身。”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关东军付诸武力是必不可少的动力因素。
而只要关东军诉诸武力,就必然打破华盛顿体系,将日本推向与欧美列强冲突的危险境地。
而张作霖,虽然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但这一点不能说明他在反抗日本人上有什么“功劳”。正如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坦白对张作霖的处置时说的那样:“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张作霖的命运,不过是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而另一派日本侵略者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可以排除了罢了。
逼张还是除张,本质上都是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这个选择决定的,是日本继续在华盛顿体系下维持现有国际秩序还是推翻国际秩序,主动挑战西方列强。
阴差阳错原形毕露:皇姑屯事件处理显示日本走向
阴差阳错,使这些极端军人计划中的武力挑战华盛顿体系的图谋未能立即实现,而要推迟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才得以实施了。
日本侵华的两条道路选择,在田中黯然辞职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答案,日本终于选择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直接侵略中国的不归路。
力主严惩的田中首相被迫辞职预示了一切
张作霖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在关东军的“独走”之下,河本大作领导的小组在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了张作霖,而直到事发,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的田中内阁政府仍蒙在鼓里。
但由于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当局十分冷静,未出现关东军所企盼的混乱局面,堵住了关东军行使武力的借口,因此河本等人计划中的关东军使用武力的局面并未形成。阴差阳错,使这些极端军人计划中的武力挑战华盛顿体系的图谋未能立即实现,而要推迟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才得以实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为平息国内外舆论,田中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慎重的调查,并坚持严惩肇事者,谁知迫于各种压力,不但未能如愿,田中本人反而被迫辞职。
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首相便收到了自己所信赖的预备役中将贵志弥次郎送来的第一份报告。贵志当时辅佐张作霖的次子张学铭,事后曾亲往现场视察。他在给田中的报告中指出:根据炸药数量和火药质量看,不是南方便衣队所能携带得了的;此外,电线一直敷设到起爆器处,这般费尽苦心的手段,也证明与日本军人大有干系。
9月22日,田中在外务省内秘密成立了“张作霖炸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命名外务省、陆军省、关东厅三家共同进行调查,并指示陆相白川义则派峰幸松宪兵司令官前往现场调查。各方的调查报告先后呈送上来,关东军的犯罪行为已勿容置疑。10月23日,“特别调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审议会。军部陆军省军务局长杉山元、陆相白川义则、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强硬反对公开真相,并要求中止调查,防止情报外露。主张公布真相并严惩凶手的田中首相陷入了孤立状态。
不知如何是好的田中首相只得去拜访元老西园寺公望,并向其透露了关东军制造了这一事件的信息。西园寺极力劝说田中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
由于11月1日将举行裕仁天皇即位大典,国会也行将召开,田中想将这一棘手问题搁置一下再说,但西园寺仍力劝田中“至少应该立即上奏陛下”。
遵照西园寺的“劝告”,日,田中进宫上奏:“炸死张作霖事件,我帝国陆军军人似有若干嫌疑,目前正令陆军大臣调查中,结果将由该大臣详细上奏。”“万一外国流传的谣言是真的,就要坦率地向外国讲清事实……以戚得国际信任。”天皇表示说:“如果是军队所为,就要送交军法会议,以正军纪。”田中向天皇作了保证。
但是田中遭到了阁僚、军部和政友会大部分干部的强烈反对。阁僚们气愤田中作为首相不跟阁僚们商量而与元老商量,就独自决定向想天皇上奏张作霖事件;而军部认为如果召开军法会议,必将把事件内幕公诸于世,这将有损于陆军的荣誉和天皇的威信。政友会和大部分阁僚也反对召开军法会议,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加深究。
迫于压力,日下午,田中第二次上奏天皇,已经改口称:“(臣)曾令陆军、关东厅和满铁就张作霖事件从事各种调查,发现日本军人里没有犯人,但对发生这个事件,警备上当然有责任。因此,(臣)将他们付诸行政处分。”并请准予公布关于“真相不明”的文件。“这样说来,不是跟以往所奏相矛盾吗?”天皇质问。田中刚要申辩,天皇已走进内室,并对侍从长铃木贯本郎说:“我讨厌再听田中的解释。”铃木立即将此话传给田中,田中凄然泪下,决定提出辞呈。三天后,田中内阁终于宣布总辞职。
天皇震怒和田中内阁辞职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田中未能实现裕仁“追查责任,严厉处罚”的意愿,而是因为田中想把撒谎的责任推给天皇,从而触怒了天皇。时任天皇侍从长的铃木贯太郎后来曾向继任的本庄繁有所透露。田中辞职后,裕仁曾对铃木表白说:“如果田中总理对外发表说事件与日本军无关,尔后再对陛下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得不如此发表。与上次报告不符,十分抱歉,故请求辞职。’陛下会说‘作为政治家是不得已的’而原谅他。可是田中请求允许发表假内容。如果允许,不就是我向臣民说了假话吗?因此是不能原谅的。”
如此,皇姑屯事件在日本内部的追查不了了之。擅自行动的关东军并没有得到惩罚。忿恨华盛顿体系对日本束缚的他们,不久后就会尝试更大的冒险,尝试更加彻底地挑战华盛顿体系,满足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就是九一八。由此看来,日本侵华的两条道路选择,在田中黯然辞职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答案,日本终于选择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直接侵略中国的不归路。
张作霖为什么被日本人炸死,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作为日本代理人的卖国贼,在皇姑屯事件前后,他被一部分日本人视为仍有价值,可以在现有国际秩序下继续为日本效力,却被另一部分日本人视为可以一脚踢开以达到同时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目的。因为张被日本人炸死就视其为“抵抗日本”的,其认知恐怕没法在诡谲的国际斗争中看出哪怕一点点眉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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