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抗战初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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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抗战初期之路
& & 蒋介石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是不抵抗还是消极抵抗。他在抗日过程中的策略是否对头，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贡献有多大。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国共两党，也关系到对蒋介石历史地位的评价。& & 国民党领导层由亲日派构成。& & 中国军阀混战时期直系、皖系和奉系三大派中，直系的靠山是美英，而皖系和奉系的靠山是日本。& & 国民党起源于孙中山。孙中山原名孙文，号逸仙。1897年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他自己虽然很少用孙中山的名字，却用过“中山平八郎”的化名，后来人们都习惯称他为孙中山。国人称他为中山先生，正如称呼诸葛亮为卧龙先生一样，是一种姓氏加尊称。& & 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得到许多日本人的支持和帮助。他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洲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事实是存在的。此事一种解读为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另一种解读是孙中山没有民族意识。& & 近代留学过日本的人很多。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汪精卫、戴季淘、张群、何应钦、阎锡山、蒋伯里、何香凝等，共产党方面的李大钊、周恩来、陈独秀、张闻天、董必武、澎湃、王若飞等都在日本留过学。在日本留学不一定就亲日，问题是有人能与日本军国主义划清界限，有人仍然怀有感情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事实上国民党方面由于成立于日本，党内主要干部都在日本呆过并与许多日本名人交好，对日本怀有私人感情是存在的。虽然孙中山去逝后国民党分成了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这三派在对日关系上几趋一致，那就是对日持友好态度。& &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态度。& & 如果说汪精卫是投降派的话，蒋介石开始也不是坚决抗战派。& & 日发生在东北北大营的战争，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接张学良的指示，下令不抵抗应当没有问题。& &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正在南昌督战围剿红军。9月19日接报东北局势的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常务会议，决议电请蒋介石回京。也就是说蒋介石是9月19日知道发生了东北事变。& & 蒋介石于21日下午2时返抵南京，当即召开会议，主张一面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诉诸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一面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副之，顾维钧为秘书长；委员有蒋中正、于右任、颜惠庆、陈立夫、孔样熙、刘哲、罗文干等)为对日决策之研议机关。&&& 9月21日电请张学良来京面商外交对策。& & 9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 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30日，国联行政院根据会议主席白里安所提草案作出决议案9条。既没有要求日本退出侵占领土，也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而美国则发表声明要求“恪守不扩大方针”。& & 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强硬的是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胡汉民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方针包括：&&& (一)以最严正坚强的态度质问日本，是否有侵略土地的野心？如无？则限其驻军立刻退回铁路线，恢复沈阳秩序。&&& (二)为表示中国的决心，政府必须撤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和外文部长王正廷。&&& (三)中国政府应于撤换张学良后，迅派干员前往东北恢复地方秩序，并与日方办理地方交涉诸事。(币原重喜郎：&&外交五十年&&，读卖新闻社，1952年版，P146-148)&&& 10月24日国联决议限日本于11月16日以的完成撤兵。蒋介石信以为真，认为“这个决议案的结果，当然能够达到公理胜利，强权屈服的目的”，同时他认为，这也是“由于政府有坚决的毅力，不屈服于强权之下，认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及“全国国民，一致的严谨沉着，守法忍耐，没有丝毫越轨行动所促成”。（见沈云龙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P1224) 　& & 11月12日，在南京(广州另外召开)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一致决议：“请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革命文献，第35辑) 由于顾维钧以“免增加和平解决之阻碍”为名阻止，蒋介石没有北上。( 顾维钧致张学良电，见&&传记文学&&第48卷4期，P123)&& 12月15日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宣布下野，张学良请辞副总司令一职，顾维钧于24日辞职去沪。& & 三个在中央政府持不抵抗态度的高官全部辞职，说明当时不抵抗政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 &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 &新政府三电张学良固守锦州；张亦三电国民政府请示决策并乞援助。& & 张学良电报中提出：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给不足，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战端—开，非—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困守，实际有所为难。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良职责所在，誓效捐糜，对此大难当前，绝非有何畏惧。惟念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不能不据实直陈。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张学良叩。育酉印。 (李云汉编： 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中正书局1977年版，P276)。& & 张学良所谓日倾全国之力显然夸大事实，当时日军进攻锦州的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指挥的第二师团、二十师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第三十九旅团及第八旅团不足4万人，东北军在锦州附近地区驻有东北军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常经武的步兵第20旅，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何柱国的步兵第9旅和重炮兵第8团，野炮兵第13团等部队，加上义勇军部队，兵力远多于日军。然而刚一接触，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即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令锦州及附近的军队撤往关内。& & 锦州是当时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所在地，又是通往关内的军事重镇。当张学良开始安排撤出锦州时，负责外交事务的顾维钧闻讯后即于12月3日致电劝阻：“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 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再次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 8日，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 然而，张学良已于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回答。& & 事实上南京政府根本指挥不动张学良。当时国民党是蒋、汪、胡3人为中执委常务委员，轮流主席。蒋介石下野在浙江，胡汉民称病在广东，汪精卫称病在上海，没有一个在南京。孙科根本指挥不动军队。& & 三年后，蒋介石追论此段史实如下：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投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敌乎，友乎，蒋总统集，台北
)。& & 蒋介石这段话把责任归结到中国坚持日本撤兵上，按他的意思，不要求日本撤兵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侵华战争。& & 放弃锦州是张学良继不抵抗东北后又一重大错误。&&& 了解了这段历史，从中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突发时，张学良的态度是“力避冲突”，并没有命令部队坚决抵抗。而蒋介石的态度是希望通过国联来仲裁解决，既没有下令东北军坚决抵抗，也没有调集关内力量收复失地。两个人在不抵抗上是完全一致。& &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之所以没有坚决抵抗，可能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寄托于国联帮忙主持公道，二是认为目前实力不足以同日本相抗衡，三是从攘外必先安内出发， 忙于围剿红军。四是国民党内部没能形成统一对外。 五是日本占领东北并没有实质影响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六是蒋介石对日本还存有患想，认为日本侵略者没有领土要求。& & 蒋介石在淞沪抗战中的消极抵抗。& & 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是“不抵抗”，或者说希望和平解决是勿庸置疑的。虽然没有见到“不抵抗”的命令，也没有见到抵抗的命令和增兵东北收复失地的行动。& & &在东三省沦陷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是消极抵抗。&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蒋介石在11月25日日记中写道：“下午，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蛊〕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而余处境之悲惨，亦未有如今”。& & 11月30日，蒋介石对上海工人代表及北平国民大学生训话。日记中写道：“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学以尽救国之道则不听，煽以浮躁怠荒则乐从。国无纪律，人不道德，时事纷乱如此，作俑者胡、汪、孙也。”（指国民党中坚持抵抗的胡汉民、汪精卫和孙科）。& & 12月4日，北平大学生示威团到达南京。蒋介石日记写道：“闻其名辄为诧叹，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设法制止之。”& & 12月10日，蒋介石与有关人员会商镇压办法，何应钦态度犹疑，引起蒋介石不满。日记中写道：“敬之到紧要关头，彼必毫不负责，而且怨恨无权，此最可恨之事也。”对日方在上海挑起事端，蒋汪都主张息事宁人，派张静江等赴上海，要求上海方面在对日交涉中应“避免冲突”、“保全上海”。上海市政府因此在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查封“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 &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悍然发起进攻，驻防的十九路军决定以决死之心进行抵抗，死守上海。 “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 此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迁都洛阳，摆出一幅全面抗战的架式。& & 1月29日中政会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实施前一天所确定“外交方针之积极抵抗者，先迁移政府于洛阳，免受炮舰之威胁，与之决战，并为长期抗战之策”。& & 按蒋介石日记中所言，迁都的目的“在于避免首都遭受日军炮火威胁，被日方胁迫“作城下之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98页)。& & &根据在上海的十九路军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后来的回忆，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艰苦抗战不仅“按兵不动、坐视不援”，还“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等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 在对日政策上，蒋介石确定了交涉的程度： “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页。)此言实际上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军事上取不抵抗”立场的告终，也是消极抵抗的开始。& &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 & 会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大防卫区，任命张学良、蒋介石(兼)、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二、三、四防卫区司令官，规定防卫区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对日寇之侵略进行抵抗。同时命令川湘黔赣鄂陕豫各省亦须调动兵力，担任总预备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87页。)& & &2月上旬，日军开始从国内调兵增援淞沪战场。蒋介石先后命令八十八师集结苏州，八十七师主力回调南京，命驻郑州的第一师东调南京，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 在获悉日军大举增援后，军政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于14日正式命令将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编成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 & 2月中旬，蒋介石通过何应钦向上海的十九路军诸将领转达他对于上海战事的意见，主张十九路军在上海战事尚处于相持的状态下，应趁此收手，避免再与日军决战。但十九路军将领对此不以为然，其复电称:“日方连日增兵，和平并无诚意。如能和平，当屈从之，但敌欲维持其强国之威风，非终求一胜不可。我军只好准备与之一决。”(《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82~683页)& & 20日7时30分，日方以中方拒绝撤退为由，动用海陆空军发起全面进攻。& & 由于日军在浏河登陆，威胁我军后方，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不得不全线后撤。& & 3月下旬，中日双方在上海签订停战协定。& & 之所以说蒋介石是消极抵抗基于在上海战事发生后，国民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也没有调动更多兵力防守上海。其开始调动的几个师，一个师在苏州，一个师回南京，这两个师基本是出于保卫首都南京的需要，后来才投入上海战场。这种布局是无视上海的危急，而且在上海战事刚起，就考虑迁都洛阳。此事动摇了死守上海甚至南京的军心。& & 蒋介石在华北事变中的绥靖政策。& & 上海战事停滞后，1933年，日本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归附伪满洲国为由进军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之后，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与热河。国民政府派遣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西北军将）、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刘戡（中央军）、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东北军将）等，与日军激战，后称长城抗战。& & 日军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两个师团三个旅团参战，共四万日军和三万伪军。& & 国军方面由张学良指挥， 14个军20余万人。& & 热河一战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张学良无奈辞职，由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指挥。经过喜峰口作战、古北口作战、冷口作战，天津失守，日军逼近北平。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国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长城抗战中方总伤亡4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上海中国军队伤亡1.4万，日军伤亡3100人）。& &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 “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 “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 10月20日，日军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政府最后妥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 & 华北事件与东三省的不抵抗可谓一脉相承。前者是不抵抗造成的，后者则是贯彻了绥靖方针。是日军侵略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结果。& & 对日本而言，只是对中国“武力鲸吞”转变为 “渐进蚕食”方式。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顾民族大义，把与日军联手反共放在首要位置。& & 当时防守华北的主要力量是宋哲元的29军，这位冯玉祥五虎上将（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之一在孤立无援下，只能与日军虚与曲蛇。& & 华北事件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一谓退让，对日本采取容忍绥靖政策的结果。这种对侵略者的绥靖引起了国人的不满，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了契机，也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因为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英美开始转向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 &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开始坚决抵抗。& & 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表面上这次事变使十年内战结束，但蒋介石是在刀兵下无奈接受，并没有真正坚定抗日决心。& & 真正使蒋介石坚定抗战的是“七七事变”。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炮轰宛平城，宋哲元的第29军奋起抗战。这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 蒋介石是第二天得到事变报告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介石当时的判断是日本想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 & 蒋介石的这种判断不无道理。因为日本当时驻屯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　　日本关东军不断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也因此事从外地赶回东京，批准了日本内阁的增兵华北计划。& &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专门会议。& & 蒋介石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他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显然，直到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然认为日本不可能大举入侵。& & 虽然如此，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提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此时国民党内部包括蒋的嫡系将领也态度各异。 军政部长何应钦力主“应谋和平”，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出 “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 & 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按他们的观点是：“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 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则说：“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 妥协已经有了东三省和华北的教训，蒋介石变得强硬起来。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说：“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 & 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 &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蒋介石由不抵抗到消极抵抗，由绥靖到坚决抗日。这是蒋 &介石基于特定形势、环境与自身性格特点。虽然他摇摆过，最终还是走上了坚决抗战的道路。此后汪精卫等中途降日，而蒋介石却能硬撑到底。& & 就当时而言，蒋介石有自己的难处。从1929年编遣会议看，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编后约24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编后22万余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编后约20万左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编后约23万。加上中央编遣区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及其它部队，国民政府军近170万人，裁遣官兵百万余。从这个情况看，当时中国军队虽然超过300万，蒋介石真正能指挥动的只有第一集团军和部分其它部队，大部分指挥权都在新军阀手里。在军令政令无法统一的情况下，贸然开战存在着困难。& & 蒋介石最终坚持抗战，不仅与共产党暂时取得了和解，重要的是他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和总司令，取得了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由于坚定抗日，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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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押林彪、赌东北——林彪与毛主席（5）
林彪来了。来自华中、山东、陕甘宁、晋察冀等各大解放区的十万大军汇聚黑土地，汇聚到林彪的麾下。从那时起，整个解放战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就不再是毛泽东一个人养林彪这只虎了，而是全党、全军一起养林彪、养东北这只大老虎。
关于解放战争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在严肃的史学研究之外，最近的二三十年里，还有大量史诗般的文学作品问世。比如二十年前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当时真是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后来被列入禁书，给查禁了。还有王树增，当初研究朝鲜战争的，七八年前又出版了近70万字、上下两卷的《解放战争》。既不失史学的严谨，又有着文学的兴味。都很好看。
但在新伟哥看来，无论是史家研究，还是文学作品，都没能点破当时中共和毛主席的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大棋盘上，在中共的解放战争总体战略规划中，东北是战略重心；东北是战略核心；东北是中共的第一战略性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的中、前期，无论粟裕在华中，陈毅在山东，还是刘邓在中原，彭德怀在陕北，聂荣臻在晋察冀，所有这些战略区，在履行各自的区域性战略责任的同时，其实也都在为全党、全军尽着一个大义务：以最大的努力，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最大限度地将国民党军的主力作战兵团滞留在关内各地，使之不能分兵到东北。
1946年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一路撤退，杜聿明一路掩杀。可追到松花江南岸后，就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了，与林彪隔江相望而终未能过江。为什么？不会游泳？有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谈判等因素制约，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杜聿明放眼一看，自己没有可以机动的部队了。完成主要交通线和城市的占领，分兵驻防后，到松花江南岸时，杜聿明手里只剩一个军多一点儿的兵力了。那要是杀过江去，不是找死吗？林彪的十几万叫花子部队，即使再弱，对付你一个军还是绰绰有余的吧？所以那时的杜聿明，实际是无兵可派了。那国民党的兵都在哪儿呢？在关里打着呢！
中共和毛主席的意图十分明确：倾其所有，不惜一切代价，力争占领全东北，建立起东北根据地，并尽快地巩固之、发展之，使之成为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战略基地、战略大后方；尽快地把林彪麾下的这支大军，发展成为中共手里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来日猛虎下山，经略中原！为此，在关内各战场，能截住一支国军是一支国军，能在关里打的仗绝不能打到关外去。必须确保东北，必须为东北军队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赢得时间！为达此战略目的，哪怕牺牲掉一支支部队——甚至包括刘邓大军；失去一座座城市——甚至放弃延安；丢掉一个个根据地——甚至整个关内，亦在所不惜！何等的决心！
——这就是毛主席的东北大战略！这就是毛主席的解放战争大战略！
从解放战争的最后结局看，国共的胜负其实早在1945年就分出来了。
相对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我们再看看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东北的。很奇怪！
蒋介石是浙江人。国民党的根基在江浙。爱家乡情理之中；护根基亦可理解。但是，1927年后，国民党已经形式上取得了全国政权。尤其是经过二战，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华民国事实上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获得世界承认。都这样了，该抬起眼皮放眼全中国了吧？否！无论国民党还是蒋先生，依旧只是眼皮底下的江浙沪，依旧是江南山水、中原腹地。蒋介石不是常说吗：谁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谁就拥有了中国——就是不提大城市铁岭，东北大地始终就没入他老人家的法眼。于是，即使是最盛时，中华民国实际控制版图始终跟北宋差不多。
从1926年引兵北伐，直到1949年退守台湾，20多年时间里，东北的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那里，始终提不起来，无足轻重般。听说蒋介石也读书啊。除了打牌和嫖妓，胡适那帮高人不是还博古通今吗？怎么就不知东北与兴衰呢？更何况日本人刚刚教训过，怎么就不知汲取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815光复后的东北，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合法的中央政府；胜利之师合法地接收主权；做了十四年的亡国奴，东北人民想中央、盼中央，真正是民心所向啊！
林彪领着民主联军后撤至吉林市时，正值夜里。满城寂静，黑灯瞎火。一个人影没有，连狗都不叫唤。后面追兵将至。匆忙中穿城而走，过了松花江。这边八路到了北岸，那边国军也进城了。回头再看江南岸，一瞬间，全城灯火通明，十万市民蜂拥而出，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国军光复祖国的神圣领土吉林！看着冉冉升起的青天白日旗，多少东北老乡鼻涕一把泪一把！谁瞧得起破衣烂衫的土八路啊那时候！
国军光复东北大部后，沈阳、长春的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只要有点儿文化的女性，无不以能嫁给国军军官为荣。一旦成婚配，祖坟冒青烟。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的军官，一身美式将校呢制服，再编点儿印缅抗战故事，不知征服了多少女人的芳心，满足了多少女人的虚荣。
就是这样的民意基础，就是这样的民众认同，竟换不来蒋委员长的举头一望！猪肉炖粉条不好吃？哈尔滨姑娘不漂亮？不懂，不知道这老先生是怎么想的。
早就如此了。1931年，918事变。在此我们不去辩论丢失东北到底是谁的主责；不去考究是蒋不让张学良抵抗，还是张少帅自行不抵抗。但是，经过北伐、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后，那时的蒋介石风头正劲，国军战力正强，江山刚刚“一统”。面对日本的侵略，作为中央政府，除了抗议之外，总该有点儿动作、有所表示吧？在苏区剿匪之外，再抽出十万二十万部队兵发东北，去对付两万日本关东军总能做到吧？即使打不赢，起码也宣示一下主权、表示一番捍卫国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啊。没有，除了如怨妇般向国联告状外，一兵一卒都没派，坐视日本兵跑马占荒般三个月占了东北全境。
不仅如此，918事变后近六年时间里，国民政府和日本人谈判不断，协议频出。但直到1937年的77事变爆发前，谈判的底线，竟都是只要日本人承诺不出山海关、不过长城，国民政府甚至都准备承认康德小皇帝和日本人在东北的事实性存在。
辽沈战役时，国共在黑土地上鏖战正酣。蒋介石在北平行辕傅作义那里，把卫立煌、杜聿明等东北战场的将领叫去，商讨东西对进、收复锦州。会上，蒋介石说到伤心处，有感而发，讲了这样一番话：抗战胜利的时候，按着我的意思，部队打到锦州就可以了，不要再往北推了。就他妈这个马歇尔，非得让我们解放赵本山、占领全东北，否则就不给我们援助，不给我们钱花了。没办法，我们才把这么多精锐力量都调到东北来打仗，结果弄得现在连南京都没部队守。
——在蒋介石这儿，东北就是这样的可有可无。
话音刚落，宋美龄来电话，说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抓了孔令侃。Darling你得赶紧回来，救大外甥！晚上来的电话，第二天一大早儿，中华民国蒋总统就置东北几十万国军和三千里江山于不顾，飞上海处理家事去了。
——蒋介石就这样对待国事和家事！
当年共产党和毛泽东能做到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怎么就做不到呢？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益”，还是一个“私”字！蒋先生号称自己是先总理的好学生，他从先总理那儿继承什么了？先总理四个大字：天下为公，蒋就没做到！
私者一时，公者千古。私者，那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公者，当年的共产党、毕生的毛泽东！
大战略确定了，执行这个大战略的，是当年中共的一代精英，而林彪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经过近二十年的军事、政治历练，经过毛主席的悉心培养，1945年的林彪，已经从毛主席帐下的一员战将，成长为一个具备了全局战略眼光、具有了党政军民全局管理才干的大战略区统帅了。尽管初到东北，他还仅仅是军事主官，上面还有东北局和彭真。但新伟哥相信，在去东北的路上，林彪就已经在思考东北的通盘战略了。林彪绝对不是为了带几十万兵打几仗而去东北的。那时的林彪，一定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思考着整个东北问题的。
到东北伊始，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林彪发现，有两个强大的对手，横在自己面前：一个是他的大师兄——杜聿明及其麾下包括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精锐国军；一个是他的上级——彭真和以他为首的糊涂派。那时的东北党政高层内，弥漫着对和平的幻想，终日迷恋大城市，看不够的西洋景，对做艰苦斗争普遍缺乏准备。而相对于杜聿明，后一个对手对林彪构成的压力更大，对毛主席的东北战略构成的威胁和破坏也更根本、更致命！
一个时期内，在和与战、城与乡等根本战略问题上，东北高层未能达成统一认识，整个东北的党政军民工作迟迟不能系统展开，根据地建设更提不上日程，基本的战争条件都谈不上。
进军东北时，有很多传言，说东北遍地武器，都是小日本儿留下的好家伙，要什么有什么。建议去东北的部队出发时把武器留在当地，空手来就行。真有信的，结果怎么样？开始时接收了一些，但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苏军变卦，就没下顿了。再说，光有枪有什么用？没有根据地，没有地方政权，没有后方支援，饿着肚子能打个鸟仗！四面八方赶来的土八路一度什么样？黄克诚曾有“七无”论，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钱、无医药，裤子都没有。就是一支叫花子军。更不要说因长期的游击战争，形成的与正规战格格不入的战役思维、战术素养了。而他们面对的是经过印缅抗战的新一军、新六军，是国军头等精锐，全副美械装备。于是，战端一开，诸事不顺。尽管有秀水河子战斗这样的小试牛刀，但总体上是被动挨打。一路败下来，很多人甚至私下里议论：这林总七年没带兵，是不是不会打仗了？
到1946年上半年，东北局面极其严峻。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准备挥泪告别哈尔滨，到北满打游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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