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俄（苏）科技哲学的评价
月6日，在黑龙江中医大学由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首届哈尔滨中俄科技哲学论坛”，我应邀做了《苏联科技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的主旨报告；8月6日，在哈尔滨太阳岛月亮湾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俄（苏）科技哲学暨比较科技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研讨会”，我再次应邀做了《俄（苏）科技哲学发展的两条道路》的主旨报告。与此同时，由我执笔与这一领域的国内新秀合作撰写的《科技哲学研究的另一个维度——俄（苏）科技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已定稿即在本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发表。回想三十年前，我在龚育之先生的支持下，在国内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讨会”（马迭尔会议，1984年8月）和“第二届全国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研讨会”（兴凯湖会议，1987年8月），形成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研究竟沉寂多年，如今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俄关系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这一领域的老一代开拓者，抚今追昔，十分怀念龚育之老师，也非常想念当时并肩合作的现已搁笔多年的柳树滋、申振钰两位老友，同时也对这一研究正在形成的新的高潮充满期冀。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的《苏联的科学、哲学和人的行为》一书，是研究苏联科技哲学的代表作，1972年出版，1986年修订再版。该书打破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公正地评价了苏联科技哲学研究的功过得失。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项研究并未因苏联解体而中断，1993年推出《俄罗斯和苏联的科学简史》（Science
in Russian and the Soviet Union: A Short
History）,1998年又出版了《关于科学和技术我们从俄罗斯经验中学到了什么（What
have We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Russian
Experience）。顺便说，俄（苏）即Russian＆Soviet
Union 这一提法和我的用法不谋而合。我从1990年代就着手翻译格雷厄姆的那部代表作，几个学生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初稿至今放在那里。我当年受龚师委托编辑《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受出版商敲诈，只出了三部，此书本已列入出版计划，但当时省里特批的出版经费却被出版商吞没。新一代比我们强势，也不会像我们那么书呆子气，相信不久这套丛书在他们的推动下，将以新的面貌奉献给国内的读者。
年来，还没有人试图详尽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同整个苏联科学的关系。本文作者单枪匹马致力于这项事业，这是异乎寻常的，令人感到力有未逮。西方对苏联科学哲学的否定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提供一个整体的综合自然观的尝试是饶有兴味的。西方对苏联科学哲学的研究没有涉及它的这种包蕴万有的意向，从而也就丢掉了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年和李森科对遗传学的统治终结20年以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还在继续发展。
年和在1936年一样，都是普遍的，迄今为止仍然给予亿万苏联公众多方面的影响。198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采取措施，更加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关注苏联意识形态的这个侧面，理解苏联有教养的精英阶层精神特质的尝试都将劳而无功。
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彼此之间往往并不一致：称作“本体论派”的阵营和称作“认识论派”的阵营不断就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中的地位进行争论（参见本书第58页上的讨论）。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继续保持着思想威力。80年代中叶，主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像说明社会那样说明自然的作者，亦即“本体论者”，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复兴。看来，西方的流行见解——辩证唯物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殊变种，将迅即在苏联销声匿迹——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年代——苏联的很多正规教科书和专业论文仍然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些作者有时意识到这种影响，有时则没有意识到。偶尔这种影响是反转的，由于苏联科学家所表达的观点，通过反对他们看作早先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得到很好的说明。（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关于控制论的著作中和今天关于人类遗传学的著作中，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年以后，苏联遗传学艰难地重新回归国际生物学界证明，存在着实在的自然界，而社会因素有时会导致对实在描述的明显背离，于是匡正这种背离就成为必要的了。当然，科学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处在其社会背景的影响之下，因此即使经过这样的校正，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看作客观的自然之镜。
本书的大部分材料于最初发表于１９７２年由阿尔弗雷德·Ａ·克诺普夫注册出版的题为《苏联的科学哲学》一书。И·Т·Е·К·契尔年科、К·Е·С·А·П·В·科В·Г·В·П·Н·П·В·А·Л·Н·А·Н·列昂节夫、А·Р·鲁利亚、В·П·В·С·В·С·Я·Б·И·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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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哲学中本体论的迷失迄未消除，相反，近来似乎又在“还阳”。有计划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成某种本体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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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两位苏联哲学家在苏联主要哲学杂志《哲学问题》上的文章，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第１３１页
作为哲学派别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起源于两个基本问题：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怎样认识世界？在哲学家和科学家面对的问题中，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像泰利士和阿那克西美尼起，至少在两千五百年间，一直被思想家们提起。
唯物论和唯心论是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两个思想学派。唯物论者强调外部实在的存在，把这一实在定义为“物质”，定义为存在的终极基质和人类认识的源泉；唯心论则强调意识是认识的组织性起源，并通常在宗教价值中寻求终极意义。两个思想派别常常与政治倾向有关，而且经常得到政治机构或官僚体制的支持。但是，这种政治要素却不能把学者那些自主阐述重要哲学问题的著作的思想内容破坏殆尽。例如，天主教会所支持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不顾这一体系的明确限制，在１４世纪的牛津和巴黎成为引发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革新的起因之一。这种新经院哲学思想，导致了新的冲力或惯性概念，影响了后来科学的发展。一大批才能卓著的苏联科学家，不顾苏联国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官僚主义支持，在辩证唯物主义框架内创立了其作者真心拥护的思想纲领，并且把它当作哲学唯物主义的最新发展而由衷地表示欢迎，本书的主题正在于此。正像１４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家一样，这些自然科学家不应当被看成是主流哲学的反叛，而是一些希望改进这一体系、使之成为更合适的解释体系的思想家。
在很大程度上，唯物主义的历史是建立在本身对科学极具价值的假定之上的夸张叙事。这些假定就是，对自然事件的解释应当避免诉诸精神因素和神的干预，应当以对所谓物质或（基于相对论）物质—能量这种惟一存在的某物的信念为基础，而且借助人通过感官对物质的知觉这应当是完全可以证实的。在这些假定基础上的夸张，通常是企图根据唯物主义的概念解释未知之物，而这些概念并不真正符合当下的任务。唯物论者不得不依靠科学在某一时段采用的、不断发展着的知识片段，所提出的假说后来常常被恰当地评价为简单化。１８世纪时唯物论者关于人是机器的描述，１９世纪中叶他们对自生论的辩护，——这些简单化的例子只不过时常被后世的读者视为可笑的幼稚罢了。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不应因这些解释的极度简单化就忘记，今天被认同的、据以回溯往昔历史插曲的科学，同那些夸张赖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唯物主义假定并不矛盾。初始假定的连续性就是在继续支持唯物主义的观点。
唯物主义和它的否定一样，都是建立一些假定基础上的某种哲学立场，这些假定无论从哪种严格意义上说，都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为保卫或反对唯物主义所能做的，顶多是根据适合性提供某种似然的论据。现代历史上的那些科学巨擘中既有唯物论的支持者，也有其诋毁者，还有许多人认为无关紧要。明确一位科学家对唯物论的态度，也许比他实际选择何种立场——支持，反对或模糊不定——更加重要。下述说法也许更有把握：１７世纪以来，唯物论的支持者与其说是迫使其诋毁者转向，不如说是迫使他们从根本上修正了自己的论据。在这个意义上说，唯物论者赢得了很大胜利。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近数十年来在苏联国内有过许多重大的讨论。苏联以外的很多人都熟悉遗传学的争论和李森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对其它有关人的行为、心理生理学、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的争论，就很少有人能知其详了。本书的两版都详尽地探讨了这些主题，首次尝试概述２０世纪科学、哲学和政治关系方面的那些最重大、最引人入胜的问题。苏联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论文和小册子汗牛充栋，包含了应予讨论的各种问题。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还将就这些出版物提出的问题长期进行争论：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由政治人为制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影响了苏联科学家的思想，还是他们对这种效果的说法只是乔装打扮而已？这些争论有俄罗斯境外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必须注意研究的影响吗？根据在苏联和其它地方所能获得的信息，我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尝试性的回答。苏联的这些连篇累牍的讨论，有许多是由政治原因直接引起的，但是这些争论现在却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而进达于真正理性的范畴。在历史上，政治影响不足为奇，也并非独一无二，宁可说它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有些苏联科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认真的，另一些人并不认真，还有些人漠然置之。甚至有这样一类苏联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对待辩证唯物主义是如此认真，以致拒绝接受共产党对这一主题的官方说法；他们用技巧高明的论文作为掩护来对付检察官，竭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而这些作者倒是认为自己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苏联，他们不仅受到一些科学家的批评，这些科学家抵制哲学对其研究的任何干扰（这类科学家所在多有）；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官方卫道士的批评，他们相信哲学有这样的效应，但却把定义哲学的权利留给党的理论家。我确信，辩证唯物主义一直在影响着一些苏联科学家的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有助于他们实现在国外同行中获得国际承认的目标。所有这一切对一般科学史——而不单单是对俄罗斯研究——都是重要的。
从这一研究中得出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结论是，在苏联国外广为人知的那场争论——关于李森科主义的论战——同哲学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多大关系。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用来明确支持李森科的任何观点。另一方面，在苏联国外鲜为人知的争论——围绕量子力学的论战——却与作为科学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紧密相关。不足为怪，这一争论在定位上与发生于其他国家的量子力学讨论十分接近。
在遗传学的争论中，李森科所持的立场是，肯定获得性可以遗传以及关于“植物阶段发育”的模糊理论。在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中，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对这一观点的支持。2只有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的小圈子以及苏联体制内的哲学家群体从外部支持李森科所提出的主张。与多数苏联以外学者的看法相反，没有一个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形态。获得性遗传的概念是19世纪生物学的一部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其实，人在遗传上的可塑性的假定符合苏联领导人“创造新型苏维埃人”的要求，而人一生获得的遗传性似乎是这种可塑性的一种前景诱人的功能。但是，奇怪的是，李森科主义在人类遗传学上的应用，在苏联并没有得到支持；这只是苏联境外对李森科主义的一种流行的解释，但在苏联国内却并没有得到证明。有一种观点认为，李森科主义的猖獗是由于它在优生学方面的意义，对苏联原始材料的研读并不支持这种看法。在李森科肆虐的整个时期内，塑造人的遗传性在苏联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主题。四森科李森科主义的崛起是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事件的结果，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关。大卫·
乔拉夫斯基和饶勒斯·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详尽描述了这些事件及其结果。但是，尽管1965年以后，李森科主义在苏联一蹶不振，但这一学说的余绪仍然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影响着其它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一些苏联生物学家竭力表明，他们不同意李森科对遗传学的的反驳，说他们把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夸大到甚至比西方社会生物学家还要高的程度。这些苏联遗传学家收到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尖锐批判，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围绕自然和教养（nature
vs.nuture）的大论战。（见第220-244页）
在苏联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中，形成了一种触及作为科学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内核的导向。但是，由于不同的政治因素，这场争论的结果和遗传学的事态迥异。帮助惟一的核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物质—能量是独立的和惟一的存在的假定，一是自然过程按照辩证规律进行的假定。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量子力学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两个部分：它强调观察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似乎有利于哲学唯心主义；同时，不可能预见单个粒子的轨道则向因果性概念提出质疑，而因果性概念是蕴涵于自然发展过程假定之中的。在争论进程中，有几种考虑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量子力学解释在苏联发展起来。从科学观点看，这些解释也是饶有兴味的。苏联理论物理学家福克是一位多产的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作者，就这一问题与尼尔斯·波尔争论，按照福克的看法，这有助于使波尔的见解从着眼于测量转向更“实在论”的观点。（见第337-338页）
苏联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是，它同世界范围内围绕这一主题的争论雷同。有一种观点认为，环绕微观粒子的宏观物理系统使粒子展示特殊的属性，我们根据这些属性来描述这些粒子，如果说奥米里扬诺夫斯基反对这种观点，那末很多像美国哲学家保罗·费阿本德这样的非苏联学者也持同样的立场。冯·诺依曼反驳了可能存在隐参量思想，如果说布洛欣采夫反对冯·诺依曼的主张，那末其它国家的学者包括大卫·玻姆同样如此。如果说福克不同意量子论蕴含着对因果性的否定，那末法国科学家德·布洛意和（出于不同的理由）美国哲学家埃内斯特·内格尔也是这样。6苏联科学家与辩证唯物主义者同苏联以外的学者在科学哲学上是颇为不同的，但在量子论的争论中，最令人惊诧的是，二者所提出的观点却是相似的。据此可能会得出辩证唯物主义并无意义的结论，但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即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科学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在很多方面是类似的，之所以如此理由之一就是唯物主义问题的特殊本质。不应忘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并不是由苏联发起的，相反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苏联和苏联以外的自然解释常常提出同样的问题，而且有时两者有时会做出十分相近的回答。
由于中央政治集权同谋求普遍的哲学联姻，苏联的科学特别是遗传学受到极大的损害。苏联以外的观察者通常把这种损害的责任归之于相应的哲学，而不是极力对之进行控制的政治专制体制。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它在苏联的重大意义不在于促进或阻碍了各个科学领域部门，而在于对一些专门领域的解释。偶而某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公式得到党的机关的认可，转换成官方的意识形态说明。这时就会产生有害的后果，遗传学的争论就是此类事件中最大悲剧。
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其它国家，人类无法不去追究普遍的哲学体系试图给予解答的种种终极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些哲学体系之一。如果我们承认追究关于事物本性的基本问题是合理的，那末和同类的普遍思想体系相比，就其有效性而言，辩证唯物主义所代表的研究方式——科学导向的、理性的、唯物主义的——就有某种权利宣称自己更为优越，而这种主张是应予重视的。如果在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被允许自由发展，那末它无疑会沿着与国外流行的非机械论的反还原论唯物主义的假定一致的方向演进。（见第50页）这样的结果将是富于成果的和引人入胜的。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当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推进有可能在自由争论的条件下发生的时候，这一天就会到来。而这样的条件既与苏联官方的保护主义相冲突，这就很难对辩证唯物主义做出实质性的修正；也与美国存在的无形的敌意相冲突，这就很难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威力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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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 R.G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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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Philosophy and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viet
Union,ⅰ-ⅷ，p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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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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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凤林
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一个月，不管买什么食品，俄罗斯人都必须排队。
　　本文摘自《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 主编，新华出版社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和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到苏联之时，对于苏联的高楼大厦、规模宏伟的工厂、苏联人民丰富的文化生活、比中国人富足得多的苏联人的物质生活很是羡慕，感觉苏联社会确实是美好的。随着在苏联生活时间的延长，也感受到他们办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大论战，在激烈的对抗情绪下都对对方有许多误解，80年代再到苏联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在衰败，在电视上频繁露面的是老态龙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丑陋的住宅还随处可见，苏联人的生活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也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许多普通人感觉生活没有希望，酗酒现象严重，人们对特权、腐败有强烈不满，期待国家会发生变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但是，苏联却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此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很快摆脱危机，叶利钦执政时期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国民经济也一路下滑，原以为摆脱掉落后的共和国、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西方会对俄罗斯实行又一个马歇尔计划，俄国人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现实却让俄国人失望。1995年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赶上1996年俄罗斯大选。这次大选反映了俄国人的无所适从，人们对叶利钦失望，所以在第一轮大选中他并没有当选，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起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可在第二轮选举中人们还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久加诺夫。按照事情的逻辑，既然叶利钦让人们生活更困难，人们应该让俄共重新掌权。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了俄国304年，而号称代表人民的苏联共产党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4年。在这74年中，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苏联各民族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各个民族共和国都有了自己的大学和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30年代大危机中苏联的经济也曾一枝独秀，令人羡慕。但是，苏联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在20世纪发生了三次大饥荒（1921年、年和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饿死，造成这种灾难的因素既有天灾，更有人祸。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45%，1963年以后苏联却成了粮食的净进口国，到70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80年代中期，每3吨粮食食品中就有1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联花费了大量投资，但粮食产量和收获量并未增加。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苏联除了军工企业和军事产品外，其他部门都陷入了衰退之中，连人们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为什么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却长期无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拥有那么丰富资源的大国却捧着金饭碗挨饿？让人困惑。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者有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著出版，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苏联剧变这个世纪之谜。中国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对斯大林问题、苏联模式的兴亡、中苏关系、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突破苏联模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也涉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20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为什么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在此，我想利用为本书作序的机会，就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与看法。
　　首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并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办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在1929年实现了“大转变”，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苏共的信心。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仍然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今后的改革一直进行深入讨论，也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去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联模式的轨道。原本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些问题又被颠倒了是非，误导国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谁提这个就是“制造混乱”、“包藏祸心”、“别有用心”与“无稽和无知”。实际上稍懂点儿苏联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实行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的专政），搞大清洗，滥杀无辜，有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至今还有人说《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他们竭力颂扬斯大林，俄罗斯一有关于赞扬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他们就迅速予以宣传报道，甚至进行夸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断言“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意在表明俄国人都在赞扬斯大林，中国人也不应该批评斯大林的体制。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日第1版。）这些话虽然尖锐了一些，但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而得来的，还是因为摆脱了苏联的那一套而获得的？毛泽东曾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现在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实事求是地看，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并非一边倒地赞扬，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们争论的核心。褒扬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强国。贬斥者认为斯大林让社会和人民付出的代价过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则是镇压和恐怖。有人赞扬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人则称之为暴君和独裁者。总之，在当今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差异。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肯定，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普京认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普京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对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发表了评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 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他还驳斥了有关“ 斯大林主义 正在苏联死灰复燃的看法”。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还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本书作者认为，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不能用头盖骨做酒杯喝下人类文明的美酒，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丑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让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恐惧感，使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社会主义。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搞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1948年５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实践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
　　第三，要正确认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消除苏联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及中苏两国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苏联共产党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巨大的援助，我们是真诚感谢的。但中国也是沙俄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此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今天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出发说了斯大林不少好话，我们中国人对此应保持清醒，不要人云亦云。
　　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斯大林建设的强国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说过，沙俄是侵害中国权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苏联时期。许多事实可以验证邓小平的说法。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苏联与张学良东北军因中东路发生战争，苏联红军取得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东北军战斗力弱，使他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们才不得不把目光从新疆移开。失去盛世才这个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后，1944年苏联出兵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帮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所谓共和国宣布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的“东突”分裂势力仍把当年的“东土耳其斯坦”视为自己的历史渊源。1944年苏联还乘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1945年二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利用中国国民政府有求于他，又进一步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国失去的领土面积已经超过沙皇政府。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恢复了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斯大林在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拆走那里厂矿的设备，把本来卖给日本人的中长铁路又变成了中苏共管，把旅顺港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租期长达30年。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他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作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并把中国拖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 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苏联也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 253页。）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第260页。）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日。在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 325页。）“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1 332页。）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我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人想把中国特色拉入苏联模式之中，把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如果不联系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第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三种社会思潮，即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种思潮、理论各有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非主流的思潮和势力都力图从不同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则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即“市场万能”），力图使中国离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但不意味着不吸取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可以一步登天，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只是梦想，现在他们也都在吸取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国情，割断历史。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全套理论、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中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理所当然地也给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我认为，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我认为，那种把斯大林时期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轻描淡写，甚至视为正当行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坚持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
　　第六，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的问题。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并引用邓小平同志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加以论证。邓小平同志的话并不错，但他们把问题集中到“党的问题”上，归结到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值得讨论。
　　苏共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可以被蒙蔽一时，但不能长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
　　苏共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实际上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 三垄断 ：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 专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南风窗》2009年第24期，第33页。）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苏共自身也没有加强民主建设，仍保持着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的最高领袖是绝对权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由组织部门任命，没有选举制和任期制，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级第一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位。党的各级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党群关系紧张。由于缺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之路，干部按级别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特权，他们自己有专门的医院、商店、疗养院、住宅、别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和不便。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大约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位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别墅等。列宁说过，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老百姓长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许多人都没有单独的住宅，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苏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
　　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且不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两个人而言，他们身上确实有许多缺点，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失控与最后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
　　我们党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不是老话、套话，这里包含着对苏共执政教训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多年来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艰苦探索的理论成果。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与读者共同思考。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希望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苏联为何捧着金饭碗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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