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险峰之后世上再无高山高山仰止是什么意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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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峰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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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峰》是一部关于高山滑雪的纪录片,它展现了高山滑雪运动的冒险、优美、以及滑雪板上的那些优美的瞬间。高山滑雪运动开始于1970年的法国,那个时候,该运动因为有极高的危险性,被认为是与自杀无异。然而时光荏苒,现在的运动员们纷纷以从事高山滑雪为荣,并且去不断的征服更高,更遥远,更危险的山峰。本片同时也为人们介绍了许多高山滑雪运动历史上的优秀运动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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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卡瓦格博(梅里雪山主峰)山难纪录片故事
  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在横断山脉三江并流的腹地,是云南最高峰。神山下的明永冰川是一座大陆性低纬度冰川,它从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穿越山腰的茫茫森林一直延伸到2000米的江边。对于登山界来说,海拔7000米以下的山峰不是被列入登山名单的,但只有卡瓦格博是例外。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几十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都被印上登山者足迹之后,唯有这座6740米的山峰仍然保持着她的圣洁,在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拒绝人类的染指。在十几年前,这座山峰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虽然历史上的最著名的茶马古道就经过这里远去西藏。1950年代,茶马古道衰落之后,滇藏交界处的德钦县仿佛天荒地远,从昆明出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1987年日本人向中国国家体委提出攀登卡瓦格博的申请的时候,云南省体委的人问北京:卡瓦格博在哪里?当地藏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维护着世世代代所敬仰的神灵的寓所。直到1991年一次重大山难,才打破了神山亘古的宁静。
  1987年8月的夏季,一支陌生的队伍开着越野车驮着大包小包来到了雪山下。村民不知道他们是谁,来干什么的。淳朴的藏族村民请他们喝青棵酒,打酥油茶,火塘边切下大块的猪膘肉款待来自远方的客人。与村民的好奇一样,这支队伍也对这座美丽的雪山和村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他们常常离开驻地到村庄里坐客,那里总有热情的村民和好吃的东西等着他们。他们告诉村民们,他们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村民们不知梅里雪山在哪里,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叫做登山。友谊一直持续着,直到藏民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这支登山队,由中国和日本联合组成,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是全日本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有着日本多家大财团的资金做后盾。队员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8000米以上的登山经验,并配备了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他创造过无数次中国登山记录。登山队员包括了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从1987年至1990年,登山队用了两年时间对卡瓦格博进行了一系列的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气象学的考察。虫草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藏民怎么生活?都进入他们的考察报告。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神山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当藏民们终于知道了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山“卡瓦格博”,他们受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神山叫阿尼卡瓦格博,意思是卡瓦格博爷爷。既然是爷爷,你怎么能爬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是他的赐予,山上的牧场养肥了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雪水。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灾难就会降临。”尼玛是位藏族民间人,他与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叫做卡瓦格博文化研究社的民间组织,是当地致力于保护卡瓦格博神山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随着登山队活动的进展,村民们终于得知,这群外来者不仅仅是科学考察,而是要爬上山顶,爬到他们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神灵爷爷的头顶上。善良的村民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远在佛教尚未传入藏区的时代,卡瓦格博便是当地的苯教神山。在古老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这样的记载到:雄师大王格萨尔从加地返回岭地的途中来到了卡瓦格博山下,当他在万花似锦的草场上跑马时,被卡瓦格博雪山山神迷惑到山中。格萨尔非常生气,正当他要把卡瓦格博雪山扔到大海那边去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出现了,他告诉大王:“喂,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啊,这座卡瓦格博神山,是戎地胜乐吉祥宝轮的圣山,是我莲花生的圣地,是多、康、岭众生绕匝朝拜的地方。为了众生的事业,你不要生气。” 史诗中唱到的“多、康、岭三地,就是现在的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藏区。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启示,卡瓦格博皈依格萨尔。在当地文化里,敬仰神山能够减少罪过增加积德,保佑家人及所有生命平安。
  神山在这里代表了藏族文化中人与生存环境最神圣的一致,对于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信仰里长大的一代人来说,那震憾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当地人反对之声的出现,张俊在村民与登山队之间费力地调解。张俊是当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中方联系官,在争论扩大以后,他带着一批德钦县地方政府官员到了日本,目的是希望沟通当地人与日方的关系,尽管对于那次日本之行有许多不同的争议。争论的混乱出乎张俊的意料之外,在探险者眼里,无高不可攀的观念,在卡瓦格博神山下遭遇了文化尊严的挑战。在他看来,登山只是一项运动,没想到事情怎么会那么复杂,登山队进山要交进山费,那么多队员在当地的后勤供给要消耗老乡的农副产品,雇用人工骡马也会给当地人带来现金收入。在那么一个偏远闭塞不通公路的地方,要不是登山队进去,他们的药材、水果和蔬菜卖给谁。此外,这对国家的对外开放也有好处。日本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又是送越野车,又是送面包车。这又引来新的争论:老乡说:损害我们的神山,得利的却是外人。中方登山队的遗属后来回忆说,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要遇到很多困难。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许多的当事者,他们仍然不明白争论的症结所在。在一片争议中,几经协商,国务院批准了登山计划。
  1990年冬天来临的时候,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中日联合登山队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攀登路线。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发仪式,队员们带着日本出发时当地寺庙送的护身符,又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这次出发,就像他们的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没有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
  在他们出发12年之后,有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经过冰川巨大力量的挤压和侵蚀变得有些残破,那是一位日本队员写给家人的,上面写到:“11月10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8 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10天的晴朗。11月27日,两队合流,12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接上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浓雾和大雪,以及随时发生的雪崩,连卡瓦格博的影子都看不见。按照计划,一、二、四号营地的建立都很顺利,但在选择三号营地时,中日双方的队员之间发生了争议。中方认为,为了安全,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山脊的地方,可以避开雪崩区。日方认为,为了登顶节省体力,三号营地应该尽可能接近山脊中部的四号营地,如果后靠,离二号营地太近,就失去了三号营地的意义。双方都有道理,队长井上治郎只好派队员米谷上山做最终裁判。遗憾的是,米谷上山时,山上大雾迷漫,什么也看不见。最后,井上队长决定,三号营地选择在中方意见靠前一点,日方意见靠后一点的中间位置。山难发生以后,三号营地的位置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实际上,三号营地已经经历过一次雪崩警告。段建新当时是登山队的伙夫,人手紧时也负责通讯。他在二号营地住了一个星期。二号营地与三号营地之间是一个三公里左右的缓坡,非常开阔,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三号营地的帐篷。那是在中午,伴随着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那声音就像空气爆炸一样断裂,整个山体抖动起来。他冲出帐篷,看到三号营地上方的大冰川轰隆轰隆往下掉,崩塌下来的雪浪携着巨大的气浪直扑向三号营地。大约十几分钟,等气浪平息以后,3 号营地才重现。他看到雪崩线在距三号营地约有几百米到1000米左右的位置停了位。这只是一个中型雪崩。发生在山难发生之前十几天。
  四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 米的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准备第一次尝试登顶。日上午11时30分,突击队5 名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6200米的高度,这是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三号营地的队友得到消息,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了山顶,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在到达6470米时,中方队长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这时,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 米。随着乌云的到来,气温急剧下降。刹那间,5 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暴风雪掠过帐蓬,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下午4 点,风雪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取消行动,返回三号营地。但此时,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山顶被黑云笼罩着,漫天风雪中,5 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最后,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 到了晚上10点15分,风突然停住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11点13分,突击队安全地回到三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名队员大难不死。这次冲顶的成果,是观察了最后的地形,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6470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藏民也得知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村民们此时已经不再针对登山队了,而是将他们的不满对着卡瓦格博。尼玛还记得,那时老百姓不知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说:“阿尼卡瓦格博,显示出你的神威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了!”,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鉴于28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登顶日期定为日。但是,从29日开始暴雪突至,天地一片迷茫,把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在正常情况下,张俊每隔几天就会从二号营地与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1991年元旦,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二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10点30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米厚,差不多超过人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 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的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对讲机的那头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三号营地17 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9点钟很快就到了,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点以后,再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中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点刚到,张俊就向昆明的指挥部做了报告。17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在就悄无声息的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多年来,张俊最忘不记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日方的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包括突击的、登顶的和指挥的,整个一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大本营基本上是属于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接下来的4 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 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天的会,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争取地面救援。经过7天漫长的等待,中国登山队派出的救援小组终于赶到大本营,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十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冲击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选择了几条不同的上山路线,都失败了,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一号营地,但无法接近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二号营地,就能知道三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卡瓦格博难以攀登有着特殊的原因,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在雪崩过后,杉树林齐刷刷地倒伏在地,一棵不剩。十几年过去,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形依然如故。在那里放牧的老乡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没有在发生雪崩线路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老百姓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然而,山难却使卡瓦格博越显神秘。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是很刺激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事件。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
  在当地人看来,侵犯神山就是侵犯他们的生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村民以他们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山上每个村庄人全部下山,躺在路上的,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张俊仍然是这次登山的中方联络官。他无奈地说,与其说我们是登山队,不如说是工作队,整天就忙于调登山队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解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太累了,太疲倦了,阻力太大了。他一连说了三个太字。
  然而,最终使得1996年登山失败的,不是村民的阻挠,不是队员技术有问题,依然是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捉弄了。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1991年所建的四号营地的同样高度。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了过来:未来两天内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1991年的那次降雪。他们寻问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是吻合的。在他们的头顶,乌云正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也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大本营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本来从四号营地到大本营,要6天的时间,他们就一天跑下来了。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到三地的气象预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云层吹走了,未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过程,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在飞来寺灌木丛中的十七勇士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出发时在此发下的誓死登顶的誓言,经不住山峰的一阵风雪而永远地飘走了。日的《迪庆日报》写到,《读卖新闻》记者告诉中方队员:“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金飞彪是登山队的中方队员,他还记得,他们经过的每个村子,藏民们都非常反对,说触犯神灵会带来灾难,还告诉他们:1991年之后,出现过一些特大的冰雹,新修小水电站变压器烧了,牲口又跌死很多,庄稼也歉收了。在山上,通过对讲机,他们得知飞来寺整天烟雾缭绕,聚集了上万人在那里烧香,祈祷神灵带来平安,也在诅咒登山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成功。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对于1991年的山难,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一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这是纪录片,尼玛说的,这个镜头给人很深的印象。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巧合与玄机。
  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为一座山峰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中方队员段建新说:1991年的时候,登山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只可能与运输物资的老乡接触,但几乎没有交流。是后来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登的是一座圣山。遇难者家属告诉我,她们听说登山队进山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直到山难以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卡瓦格博是一座神山。争论从雪山下的几个村庄扩展到了外界,从登山界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最不能接受的是登山界,包括登山发烧友。对于他们来说,无高不可攀,这是一种体育精神。况且这座山的诱惑也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卡瓦格博山神,完全是在造谣。为什么要神话它?我们国家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请喇嘛祈祷,日本的和尚也祈祷,每个人都带了护身符,但是山难还是发生了。登山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世界上7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都在贫困地区,这个地理是老天赋予。不管什么神山,要把它转化为一种财富,服务于当地、服务于藏民,才有意义的。德钦县是全国特困县,应该正确地认识登山,利用它来改变自己。你把它神话了,听完了神话,生活就能改变了吗?
  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场争论纯粹是媒体炒作,或是有一些人特别信奉迷信的人,作了不利于发展的宣传,并把它扩大了。民族学家郭净在德钦县做研究课题,他记录当地民族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很大的差别,这非常需要理解和尊重。2003年是藏历水羊年,这一年踏上转山路的朝圣者就在十万人以上。一座山峰,我们想到的垂直超越,但藏民则是平行地绕着它走。他们与自然是达成一种平等共存的关系,我们则是在其中显示自我的力量。
  2000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政府在德钦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数十位中外学者、官员、喇嘛、活佛、NGO代表和当地村民一道商讨了卡瓦格博的环境与文化保护的问题。各方人士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梅里雪山进行登山活动的呼吁书,呼吁政府立法保护神山。
  倡议书中写道:“梅里雪山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民众的朝觐圣地,自古以来,她在藏民心中是至尊、至圣、至神的象征,她的宗教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被世代藏民奉为八大神山之一。攀登梅里雪山诸峰是对神灵的亵渎和蔑视,是不符合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行为,是对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一种伤害。”他们吁请各界人士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拒绝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理由登顶梅里雪山,请国内外所有热爱大自然、尊重各民族文化的朋友共同保护好梅里雪山的圣洁,为人类留下这一永恒的净土。据悉,这份呼吁将送达各国登山协会。迪庆州政府有可能考虑将这一建议纳入自治州地方法规,给以有效保障。同一时期,梁从诫先生也给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
  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不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七年后,遗物在冰川下出现。
  1991年1月,17名队员和3号营地奇迹般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下落成为了世界登山界的一个不解之谜。7年之后,他们竟然陆续重新出现在卡瓦格博下的明永冰川。1998年,在夏季牧场放牛的藏民看冰川上有许多彩色物体,散落在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内,进去一看,吓坏了,都是登山队员的遗骸、海拔表、照相机、帐篷和衣服等。张俊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他一踏上冰川就看见一颗牙齿,马上一点劲都没有了。7年来,他都不相信他们真的死了,直到看见那个牙齿,他才相信,他们真的遇难了。
  对于遇难者家属,虽然事隔多年,但仍然是一次次的情感折磨。李自云遇难时35岁,曾彩云永远记得他年轻的时样子,背着背包,精力充沛,笑眯眯的。她说,叫我想象他遇难的惨状,我想不出来。
  当年的登山队里有两个云南队员,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妻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经历,仍不失女人的宽容和温良。
  王建华的妻子翁彩琼说起她们被雪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她们与日本家属团一起到德钦县参加17勇士纪念碑揭碑仪式。车一到德钦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早上,依然是白雪茫茫的一片,从德钦出发时,一路上不停地下雨,路上积雪很厚,是政府的铲雪车在开道。到飞来寺漂着小雪,可能见度很低。阴霾的天空让前来祭奠的人们心情坏到了极点。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能亲眼看一看卡瓦格博的真面目,亲人能永远留在这壮丽的山峰上,心理也能好接受一些,这可能是他们此行的最大心愿,尤其是几千里以外赶来的日本队员家属。悲痛欲绝的翁彩琼向着云中的雪山大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王建华,我来看你来了!”,其他家属也跟着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这时奇迹发生了,梅里雪山被感动了,就像大幕布一样,“哗”地一下就拉开,卡瓦格博神山露了出来,太阳的照射下,金光灿灿。所有的家属全都激动得哭起来,但是,就那么十来分钟,云雾一下子又盖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她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丈夫那么执着于这座山,因为那山真的是太美了。当地的藏民都说:“神山显灵”,看到这里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眼睛也不禁潮湿了。
  翁彩琼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会被美丽的景色感动。那天飞来寺来了许多老百姓,一到下,就听他们说,是登山队惹怒了神山,但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安慰我说,大姐不要哭了,他是被神山接去做驸马,是到天堂了,你宽宽心心把孩子带大吧。”
  此后她五次到卡瓦格博,在孩子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在他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带他去。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队员的遗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希望后人继承遗志,继续登顶。对于让她们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一座山,她是否希望有人登上去?翁彩琼说:这个问题在她来说是个矛盾。她是运动员出身,也有一种潜在的拼搏精神,如果有人登上去了,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安慰。但是,还是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意愿,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不要去勉强。
  激烈的争论中,神山为许多人所了解,也为许多人所接受,卡瓦格博也它神奇的力量感染着无数的人。段建新在山难以后,非常投入地热爱起雪山来。原来他登山只注意的是一个高度目标,然后以技术的、物资的准备来完成这个目标,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现在他会接触当地老百姓,去了解一座山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一个样子。“和我们的角度不同,很多雪山在藏民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寄托,还有很多一种不能达成的愿望。”他讲了他被神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我去西藏冈仁波钦转山,我们每个人都流泪了,那种感受不是伤心,是一种感动。在这种环境下,你会一下子发现人的精神的力量,你不会感觉孤单,转山的人流哗哗的走过去,不分彼此,也不分藏民和汉人,见到人都会打招呼,看到旁边的人有难,都会去帮助。我们的朋友体力不好,快到山顶的时候,累得不能走了。一位藏民就把他的背包接过去,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把他拽过山顶。他后来说,如果看到帮助他的那位藏民,他可能都认不出来,因为他那时意识是模糊的,而且语言不通。我知道神山是个什么概念。”
  金飞彪也是在1996年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登山队后着迷上登山。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只有尊重和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你才能够立得住脚,才能找到进山的路,获得感情上和后勤方面的支持。现在很多人,见到什么山都是说要去征服,上了山顶伸出两个象征胜利的手指留个影。其实,山是不可征服的,你征服只是一个海拔数字。1991年的山难说明,当时登山队的装备、物资和整个后勤保障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多人,而且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国家级的登山家,在一瞬间全部遇难了。人和自然比起来人是非常渺小的,人是不可能和自然进行对抗的,特别在登山过程当中。” 跨文化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还有很久的路要走。卡瓦格博争论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座山峰本身。
  藏族同胞对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之情是我们普通人不能想象的,他们甚至不用手指着梅里雪山说话!有藏族同胞这样对我说:“我们反对政府让人攀登我们的神山,如果有一天因为你们的无知,让神山发怒,攀登者可以走,游客可以走,政府要员可以走,但是走不了的是这里无辜的山里人,他们仍然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当后果。神山不是属于政府的,政府无权让谁可以去攀登,神山是属于整个佛教信徒的!!!”
  当年当登山队快要攀登到梅里雪山的顶峰时,确实在梅里雪山下的飞来寺有好几万群众在祈祷不要让人攀登上去!
  在快登顶的头一天,在山上的几个登山队员,惊恐的用步话机通知大本营,说他们前面有一个大的寺庙!!!!后来大本营对外解释说那是在高海拔地区人出现的幻境,该通话录音目前保存在迪庆洲图书馆,一直没对外公布。 
梅里雪山遇难者的发现
  〖编者按〗1991年元月3日夜间,在西藏自治区与云南省的界山梅里雪山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重大惨痛事件,17名中国和日本的登山家们全部失踪!中国政府随即组织抢险救援队,对出事地点多次踏踩,日本方面也派出多批搜索人员,均无发现。本刊十分关注此事,曾于1997年第4期特别约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第一代登山家周正先生就此撰文。去年7月,部分登山家的遗骸被发现。为此,我们再次约请周正先生专门为本刊撰稿,以飨读者。
  梅里雪山遇难者的发现
  惨祸发生后1991年元月3日夜,17名中国和日本登山探险家全部失踪!17名正式队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这在世界高山探险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样的灾难使得17名勇士都消失了呢?人们只能从当时的各种迹象分析,认为是一次特大雪崩将熟睡中的登山探险家们全部埋没在千百吨重的厚雪中。
  惨祸发生后,中国空军侦察机曾反复多次在出事地点上空进行侦察,希望发现哪怕还有一个活着的人,或者遇难者的任何痕迹。以我国著名藏族登山家仁青平措为首的抢救队冒着最大的生命危险,从基地营到达了海拔5300米的第2号营地,除了发现空无一人的、被雪覆盖着的帐篷外,没有找到任何生还者的迹象。满目都是白茫茫一片,积雪掩盖了营地上所有的帐篷、队员们登山过程中开辟的道路,就连他们沿途插下的、离地面足有两米、顶部还挂着小红旗的路标都不见了……据住在离出事地点4公里左右、位于明永村右侧小山脊上那座古老的尼姑庵中的一位70多岁的老尼讲,“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来没有听到过像3号夜间那样剧烈的令人害怕的响声!”而住在雨崩村(离出事地点3公里左右)的村民们则说,“3号夜里听到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雪崩声,屋子受到好大的震动,房梁上多年积下的尘土都震落了下来,弄得满屋都是灰尘,还把我们从睡梦中呛醒了。”
  美丽而危险的大雪山
  梅里雪山是中国发生雪崩最频繁的雪山,我曾于、年四次到过这里,有两次就在主冰川的岸边竹林旁宿营,每天夜里几乎都能听到隆隆的雪崩声。
  梅里雪山是世界上少有的非常美丽的雪山,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登山探险家都向往着它。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终年被湿润的云雾缭绕,即令严冬季节也很难得一展真容。1992年,我们在那里呆了42天,只有两天看清了主峰棗卡格博(6740米)和它附近四座“神峰”的真面目。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梅里雪山有两条直通海洋的大江。在它的西侧,也就是西藏一侧,是自北而南急流猛进的怒江,其下游就是经缅甸注入印度洋的萨尔温江;而东侧,也就是云南一侧,是咆哮奔腾的澜沧江,其下游是流经老挝、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国、注入南中国海的湄公河。海洋上的潮湿空气(云)顺着两条大江而上,一直到达梅里雪山。而北部又被高山阻挡,这样,潮湿的云雾就停留在这里,一遇北方来的冷空气就降起雪来。所以整个雪山的雪源丰富,冰川也十分发达,而且,冰川的流动速度是世界半海洋性冰川中最快的。因此,梅里雪山多雪崩,多冰雹,终年云雾遮山,森林和植被十分茂盛,两江的水源也很丰富。
  大险峰卡格博
  梅里雪山的主峰卡格博,虽然海拔只有6740米,但由于上述气象和地理环境的恶劣,堪称世界上的大险峰之一。对高山探险家来说,越是险峰,越有魅力,越吸引着他们去攀登,去征服。世界高山探险的历史也就是这样写成的。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高山探险家们先后多次前来攀登卡格博,其中尤以日本来得最多:1986年以来先后6次前来攀登,美国人1988年以来也曾4次攀登,但都以失败告终。
  1990年,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选择了严冬季节,希望登顶,理由是这个季节是这里的旱季,天气以睛为主,虽然寒冷,但睛天多阴雪少,天气相对稳定。但还是应了那句古话,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连续几个睛天后,日本队(其中有6名中国协作人员)认为再有一两天就可以拿下这座险峰的1991年元月3日夜间,发生了特大雪崩,造成了历史上惨痛的事故。
  1996年9月,以斋藤淳生(现任日本山岳会会长)为首的日本京都登山队,第4次前来攀登卡格博峰,希望最终登上这座吞噬过17位中日登山家的险峰,也希望能找寻到遇难者的任何踪迹。但他们甚至连5300米的3号营地都没能到达,比1991年还要频繁的雪崩、更加恶劣的天气,迫使他们撤退了。
  奇迹终于出现
  奇迹终于出现了!
  日,下午3点多,3位居住在卡格博峰主冰川(也叫明永冰川)附近明永村的藏民,在到山间牧场放牧的归途中,发现离村边不远的冰川上(梅里雪山的冰川是我国少有的低海拔冰川,最低高度为海拔3400米左右,基本上与这里的原始森林和竹林,甚至村庄在同一海拔平面上),有大片五颜六色的东西。他们慢慢下到冰川上,首先发现了一个高度计,接着是一个望远镜。3位藏胞立刻明白了,这是1991年那些遇难者的遗物。
  他们赶快回到村中,向村长扎西报告。扎西深感事情重大!立即赶到德钦县向领导报告了此事。消息传到昆明,又到了北京,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又立即通知了东京的日本山岳会,日本山岳会向报界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即刻派人前来北京。
  7月28日,中日双方协议共同组建了一支调查队,30日由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李致新为首的15名队员和以牛田成为首的4名日本队员一行19人,离开北京前往梅里雪山。
  冒险调查
  8月2日,调查队从明永村出发。
  明永村是一个座落在山坡上的,由一道小山梁分开的两个小山村组成的村庄,全村50多户,全是康巴藏族。调查队在高低不平的冰碛堆上前进,约两小时的行程,到达了明永冰川的冰舌口,从这里登上冰川。冰川上满布裂缝,为了安全,先拉上保护绳。人们一步一步地在冰川上走,不时要跳越裂缝。就在他们埋头前进的时候,远处还不时传来阵阵隆隆的冰崩和雪崩声,令人心惊。记得1991年5月,仁青平措等人在这里进行抢救时,一天之内大小雪崩竟达40多次。下午4点左右,调查队到达了海拔3400米的两条冰川交汇处,就在这里宿营了。
  8月3日上午9点,天下着蒙蒙小雨,调查队前往发现遗物的地方,9点40分,到达海拔3600米的冰碛区,雨却越下越大,从这里登上冰川,道路难走而危险。队员们轮流在前边修路,并架设保护绳。
  9具遗骸11份遗物
  11点40分,由中方队员罗申带领的第一组首先到达了海拔3750米的冰川中间,从这里已然能够清楚地看到散落在冰川上的五颜六色的遗物了。中国队员袁洪波走近遗物,看到的是破损的帐篷碎片、小刀、砸坏了的录音机、相机和笔记本等。他顺手拾起了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是当年牺牲时年仅21岁的京都大学学生工藤俊二的日记本,上边记载着他们打扑克时的比分,还有他喜欢的歌词以及每天的活动记录等。
  这次调查一共发现了9具遇难者的遗骸。9具遗骸和他们的遗物分别散落在长100米、宽40米左右的高低不平的冰川上和冰裂缝中。从睡袋和衣服以及遗物上能辨认出的死者中,只有中国的孙维琦(32岁,中国登山协会教练)、林文生(22岁,藏族,德钦县干部),日本的工藤俊二、米谷佳晃(32岁,公司职员)。其余的5具遗骸就很难解认了。最后调查队把能够收集到的遗骸,尽量以个体分装。有人名和明显标志的遗物共11份,遗骸和遗物分别装入15个袋中,总重量80公斤。
  8月3日下午5点多,调查队撤离冰川,将所收集到的所有遗骸遗物全部运出冰川地带,暂时放在森林边上。
  两种可能性
  调查者们从遗骸和遗物散布情况和死难者们遇难时的不同着装,以及所用器具的放置情况分析,认为在遇难前,不少人还是对可能发生雪崩有所警惕的,因为所有的遗骸和遗物落得相对比较集中,遗骸之间相隔都不很远,一具遗骸旁还有一个带盖子的饭碗,盖子不知去向了,可碗里还有把勺子。死者基本上都在睡袋里,有的人穿着整齐的衣服,连腰间皮带都扎得很合体,说明当时两国队员宿营的帐篷是搭在一起的。冰川的运动也是很有规律的,它使原先的整个3号营地同时同等速度向下方运动的。而有的人穿着整齐的羽绒服,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当时天气非常坏,雪下得很大,有人不时走出帐篷打扫顶上的积雪(1991年元月2-3日夜间,整夜都在下着大雪,队员们要经常走出帐篷扫雪,清除周围的积雪,不然整个帐篷就会被大雪埋没),或逃离营地躲开雪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较大的。
  根据我国冰川学家的分析:1991年元月3日17名中日队员是在明永冰川上方,海拔5200米的第2号营地上遇难的,而7年半之后,当地藏胞是在明永冰川下方海拔3800米的冰川上发现的,遗骸和遗物随冰川的向下流动,共走了4900米左右,而海拔高度差是1400米,时间是7年7个月。冰川平均每年向下运动约660米,这个速度在全世界的冰川运动中都算快的,同时也说明明永冰川坡度相当陡峭。
  简朴的祭奠
  8月4日晚6点,调查队将所有的遗骸和遗物运抵海拔3400米的调查队基地营,遗骸经过整理共有22份骨骼样本,决定由日方带回京都去作DNA测试,以判定是哪些遇难者。劳累了一天的调查队员们,该吃晚饭了。中方队长李致新建议,准备17支香烟和晚餐,供奉在遗骸前,日方队长牛田从背包中取出从日本带来的酒,也供奉在遗骸前,调查队员们又从附近采来17朵山花,点燃了17支蜡烛,让牺牲的朋友们与大家一起用餐。
  8月5日,调查队和明永村的支援藏胞一起,护送遗骸到达德钦县城。8日,在大理为死难者们举行了追悼会。
梅里雪山遇难者骨灰在京安放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在梅里雪山遇难的中国登山队员宋志义、孙维琦的骨灰,以及11名日本登山队员的部分骨灰,今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脚下的万佛华侨陵园。
  肃穆、简短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万佛陵园的主楼举行。在轻轻的哀乐声中,宋志义15岁的儿子宋涛和孙维琦的孪生儿子、11岁的孙岩和赵岩捧着各自父亲的遗像及骨灰坛,依次缓缓地走进灵堂,他们还向父辈献上了鲜花。
  日本京都大学山岳会的岩坪五郎队长把盛有11名日本遇难队员部分骨灰的骨灰坛摆放在灵堂前。
  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以及中国登山协会、遇难者亲属送了花圈。中国登山界人士百多人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攀登我国云南境内梅里雪山的17名中、日登山队员是1991年遇难的。其中,中方队员6人、日方队员11人。今年7月,遇难者的遗骸和遗物陆续被发现。经专家鉴定后,遇难者的遗骸在云南火化。
  全球变暖致梅里雪山消融 频现遇难者遗体
  到过云南的驴友,多熟悉明永冰川的名字。1991年梅里山难以及之后的旅游开发,使它出了名。
梅里雪山,冰川告急!——全球气候变暖的地方性解释
  到过云南的驴友,多熟悉明永冰川的名字。1991年梅里山难以及之后的旅游开发,使它出了名。
  1998年6月笔者第一次上明永冰川,为游客走的路还没有开辟,沿着转山人走出的小路,大约3个钟头才到太子庙。小庙的右侧就是冰川。冰川下段比较平整,到处散布着煤灰一样的堆积物,边缘有很多冲倒的树干。冰上的裂缝纵横交错,冰面越往上越陡峭,形成大片的冰塔林。靠近冰塔林处,不时有冰崩发生,声震山谷。
  迪庆著名的生物学家方震东在《绒赞卡瓦格博》一书中对明永冰川作了如下描述:
  “卡瓦格博雪峰群,以主峰为中心,发育着数十条大大小小的低纬度海洋性现代山岳冰川。这些冰川呈放射状从山顶奔泻而下,蜿蜒曲折,俯瞰大江。在云南境内,从南向北,明显可见缅茨姆冰川、雨崩冰川、明永冰川、斯恰和纽恰等冰川。站在北段的梅里雪山峰顶,还可见西藏境内的粗阶冰川直插察瓦龙谷底。
  “其中最长的冰川为明永恰。‘恰’在藏语中意为‘冰’或‘冰川’,因冰川位于明永村后山而得名。明永恰一直从卡瓦格博峰顶下延到海拔2700米的云南松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带,绵延8公里,面积为37.5平方公里,年容水量2.32亿立方米,是世界上稀有的低纬度、低海拔季风海洋性山谷冰川。”
  德钦是云南省冰川地貌最集中的县,也是横断山区冰川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明永冰川是我国冰舌前端海拔最低的冰川。但近年,明永冰川的消融和退缩持续成为新闻报道的题目,原因被专家归为“全球气候变暖”。
  日,我们在云南省德钦县的贡坡村做完调查,驱车直奔县城。到达月亮湾峡谷上方拍照的时候,忽然遇到CBIK(昆明的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几位项目成员。5月1日我们在嘉碧村碰面,2日他们一行人便去雨崩。次日传来雨崩神瀑发生雪崩的消息,说死了两个游客,大家都在为他们担心。美国女孩简告诉我们,2日那天下午他们刚离开神瀑几分钟,便看到瀑布旁边的悬崖上倾泻而下的雪瀑。具有专业登山救援经验的简意识到有灾难发生,马上招呼大家返回去救人。他们从雪堆里刨出几个游客,其中一个女孩脊椎折断,简说不能用马驮,便和大家做了个简易担架把她抬到村里,后来她得救了。
  这次事件引起报刊和网上的热烈讨论,最后却不了了之。因为一谈到地质规律和全球气候变暖两个原因,话好像就说不下去了。然而,气候变暖不仅同天象和地理有关,更与人的行为有关,用古人的话讲,天人之间有种互动的关系;用佛教的话来说,是人的“共业”即共同行为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所以,当地信仰佛教的藏族村民虽然也知道气候变暖的说法,但他们并没有把责任往全球化一推了事,而是把2007年雨崩的雪崩事件,同登山、旅游等一系列外来冲击联系起来,讲述了他们自己的认识。 
  不断出现的登山者遗体
  日,中国和日本联合登山队在攀登卡瓦格博雪山(大众媒体称为梅里雪山)时遭遇雪崩,17名队员不幸遇难。4月中旬,中日双方组成搜索调查队,调查梅里山难的事故真相,并搜寻遇难者的遗体和遗物,但因气候恶劣阻扰,未能到达出事地点,无功而返。
  7年过去。日,德钦县公安局忽然接到村民报告:在卡瓦格博正面的明永冰川,发现梅里山难的遗骸和遗物。28日,日方和中方人员组成收容队,在昆明确认遗物。8月3日,他们到明永冰川继续搜索。在海拔米,距离遇难地点4公里左右的冰川上,发现许多遗物和部分遗体,装了20个大袋。6日,这批遗物遗体运到大理,经9人的家属和法医确认,于7日举行火葬仪式。
  日至4日,笔者曾去明永村了解事情的经过。牧人桑才绘声绘色地讲起他们的发现:
  “去年(1998年)7月18日,达瓦、格森和我3个人从牛场甲勒容巴返回村子,差不多在下午两三点钟,中午饭吃过后到达叫扎盖的冰川处,坐在大石头底下休息。我们从高处往下看去,见冰川上面有一点红的颜色,然后又看见花花绿绿的一片。我们赶忙下去,只见冰面上到处是衣服和睡袋,还有人的尸体,有的在睡袋里面,有的在睡袋外面。三四个尸体全身还在,其他的或者没有头没有脚。有不少骨头,手的,脚的。晚上6点过后我们赶回村子,告诉村长,村长报告县里,县里又向州、省上报告。”
  最先接到牧人们报告的是明永村村长大扎西,访问他时,他正穿着迷彩服,在明永河边的旅游售票小屋里开会。那年是这个50户人的小村子兴旺发达的又一年。因为1997年从德钦到明永的简易公路修通,游客蜂拥而至,村民靠门票分成和为旅游者牵马赚了不少钱。大扎西说,上山放牛的路连接着冰川两边的山,从前是猎人走的,要爬冰川。附近山里有很多动物,如雪羊、獐子、岩羊,山羊和黑熊,野鸡也很多,药材也很丰富,有贝母、虫草、风黄连。那天3个放牛的人走这条小路回村,顺便在冰川边挖贝母,发现了登山队的遗物。
  日,我跟着村长大扎西、村民达娃和日本人小林尚礼前往冰川,寻找遇难者的遗物。小林原来是京都大学环境工学部的学生,1996年10月,他参加第三次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1998年7月,他辞去已有的工作,加入遗体搜寻的队伍,来到明永。这次搜寻以后,他每年要到明永住几个月,以便及时处理发现的遗体和遗物。
  小林和大扎西上冰川通常都在这个季节,原因是这段时间冰川受气温影响,变动比较剧烈。我们上山选择的是冰川左侧的小路,一路跨过溪流,穿过树林,越过破碎的冰川边缘地带,到海拔约3700米的大石头跟前停住脚步。小林爬上50多米处的一个丛林,从里面拿出一个藏着的大布袋,像锦囊探宝般取出一根标杆、几把钉锤、一捆塑料袋和一双登山鞋。这时,大扎西正老练地用望远镜观察着冰川的表面。
  大扎西显然发现了什么:“你看,那就是去年我们捡着的睡袋,他们一个人(登山者)丢在那里了。前次我看见,我两个过去,收好了以后丢在那里,里面是遗物,烂掉的。”他还说看见一个红点,不知道是什么。
  小林要达娃带上那根一人多高的金属标杆,插到冰川上做观察的标志,并把一个背包交给大扎西,里面是装尸体的口袋,另外两个大塑料袋,用来装发现的遗物。大扎西则拿出两副白色的线手套,他和达娃一人一副,说:“脏的遗物要戴手套捡,不能用手接触。”
  我趴在大石头上面,用摄像机跟踪他们的行动。一个多小时过去,他们背着、提着6个袋子回来了。小林在脱靴子,大扎西和达娃也脱下发黑的手套,沉默不语。我小心地问大扎西,他说,今天发现了两具完整的遗体、半截身子和一些碎骨,以及许多遗物。
  “登山我们反对”
  大扎西说两年间已找到大部分遗体。而我感到很费解的是,为何山难过了8年,冰川上才出现遗物,大扎西解释说:
  “他们遇难六七年后,一直没有遗物出现。遗物出现的那年冬天,下了大雪,雪崩很多很大,把遗物都推出来了。冰川好像一座山,遗物出来,会到处散布,可它们偏偏出现在一个地方,都堆在我们打猎的路上,有他们的碗、筷子、小刀。本来会分散的,它们却集中在一处,这是奇怪的现象。登山队的人说遗物不可能出现在那里,因为遇难的地点低,出现遗物的地方高。他们吃的和用的,电池、电台、照相机、录音带、筷子、碗等用具,一包一包在那里。捡起来时没有味道,一离开冰川,就闻到臭味。”
  地质专家赵希涛根据“梅里山难”遗体和遗物出现在冰川上的规律,判断明永冰川年平均运动速度超过了500米。而位于四川境内的贡嘎山海螺沟冰川曾被认为是我国运动速度最快的冰川,已知它年均运动速度是188.8米,仅为明永冰川运动速度的1/3强,由此可以确认后者是我国运动速度最快的冰川。
  大扎西在讲述的时候,反复强调“干干净净地捡走”这句话。小林曾建议把发现的遗骸遗物留在冰川旁边,过几天让村民抬下去。大扎西不同意,坚持要今天就把这些东西背走,不能留在冰川附近。大扎西说,“这些东西会污染神山,不能放那里。如果还有遗物留着,我们在山下烧香,而脏东西却摆在神山面前,老百姓会很不满。因为登山队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愿意帮他们寻找遗物。”
  后来我在日本访问参加过梅里山难救援的牛田一成,他也提到村民对处理遗体和遗物的态度:“1998年我们在冰川发现7具尸体和遗物,我一个人没法抬下来。一开始我请村民帮忙,他们不愿意,说害怕接触尸体。经过两三天的协调,他们组织了一个队伍,大约有30到40个年轻人。尸体非常重,带下来很不容易,我们把尸体抬到江边。我听说有转山的人在卡瓦格博一带死去,便问他们怎么处理?他们说把尸体烧了,再丢到江里。又说,登山者不是朝圣的人,而且是非正常死亡,不能像朝圣者那样就地处理。这对我来说是很特殊的经历。江边温度高,遗体会很快腐烂,我于是租了汽车赶快运到大理火化。村民不让任何遗体和遗物留在冰川上和村子里,要马上运走。”
  登山遇难,在藏族人看来属于非正常死亡,因此这些遗物会污染圣洁的冰川,也会污染搬运它们的人,就像大扎西反复强调的,“本来我们藏族人,这种尸体不能动,但我们很理解他们,他们忽然遇难,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很理解,才帮他。我们这个民族钱不是看得很重,不然一个尸体出一两万也不会去动的。”
  明永村民对这些遗体遗物的处理如此在意,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强烈反对持续多年的登山活动。当地藏族普遍认为,中日联合登山队多次攀登神山卡瓦格博,给当地带来了灾难。原荣中村的小队长却登说:“你们登了一次,考察一次,我们生态就受影响。下雨啊,发洪水啊,暴风啊,我们老百姓受影响了,受灾害了,损失了。没有垮过的路垮了,没有垮过的水沟垮了。没有发过洪水的地方发洪水了。我从小到大,这个地方狼没有见过,驴、羊、牛放在那里,一小会儿就咬死掉了,吃光掉了。”
  原西当村的书记阿古嘎忧虑地说:“特别是斯农和我们两个村,灾情相当严重。水灾,洪灾,各种灾情都发生。老百姓讲,太子雪山是全部藏族的神山之一,旅游我们欢迎,老百姓也欢迎,登山我们反对。”
  村民并不认为冰川融化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和水灾、旱灾、狼祸、泥石流等灾害被看作一连串的警示,表明自然环境恶化和神山震怒的严重程度。 
  冰川旅游的后果
  “梅里山难”和遗体遗物的发现,吸引了大批游客到明永冰川旅游,明永人靠给游人牵马一下成了德钦最富裕的村民。然而,我每次去明永,却感觉他们的担忧更重了。村民们都反映冰川在迅速退缩,在旅游局工作的明永人扎西尼玛为此问了不少人:
  “我们旅游局搞得人心惶惶的,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临了一样。以前游客可以随随便便在冰川玩冰,用石头砸冰,去年开始我们就限制了这种行为,不让游客上冰川。我们比较统一的看法是,由于人进去得太多了,导致冰川的消融。我跟我表哥大扎西前段时间在那里讨论这个冰川。我开玩笑说,把游客都带到雨崩,不让游客进来,让冰川好好地养一段时间。不然再搞的话,这个冰川要一直缩到上面去了,我们就没有钱找。他说不怕不怕,这是它自己的一种规律。‘文革’中期,年左右,冰川曾一直退到太子寺后面,下面冰川一点都没有了,过两年这个冰川又会延伸下来。”
  扎西尼玛很清楚,当地的藏族内心有一个最深的担忧,是任何解释无法缓解的:“藏语里面我们说‘查堵’,就是你触怒了神山,神山要发怒,‘查堵’就是给你一种灾难,要惩罚你。冰川在藏传佛教里是‘圣宫殿’的意思,是圣域,圣域是不能破坏的。例如去前年在莲花寺上面修了一个山庄,县财政局拔了70多万,到现在连本都没有收回来。那晚几十号人上去,120个人,在那里烧烤,又唱又跳闹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下山时空桶子从马背上掉下来,马惊后人从马背上掉下来。老百姓咋个说?说他们肯定搞了一些不干净的触怒了神山的事情。对冰川,大量游客进去后,我们不能保持其洁净,于是触怒了神山。”
  从2003年开始,位于卡瓦格博最深处的雨崩村变成另一个火爆的旅游目的地,但才热闹了3年半,日便发生了神瀑的大雪崩,埋葬了两名游客。和美国女孩简同在现场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到神瀑的时候,看见有的游客脱光上衣,挥舞手臂大声叫喊。藏族人都知道,神瀑是朝圣地,不能有任何不敬的举动。即使按照登山安全的规则,在冰川、冰湖等地喧哗也是绝对禁止的。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处长、高级工程师耿弘10年来多次前往明永冰川进行勘察研究。他发现,由于为方便游客而修建的栈道位置紧临冰川,“在修建过程中,有很多石块跌落到冰面上,而石块本身是很强的热源,容易引起冰雪融化。同时,来往游人形成了巨大的热辐射,在这样的情况下冰川无法不消融。” 
  村民的分析
  在村民看来,登山者和不守规矩在雪山上喊叫吵闹的游客,以及其他种种不好的行为和带来污染的东西,例如留在冰川上的死难者遗物,村子旁边垃圾处理站焚烧垃圾的烟尘,都可能是带来“查堵”的根源。明永村民平初对我们说:冰川上出现尸体,流下来的水都被污染了。引水的沟渠被塌方破坏,人喝的水出了问题。原因是登山队来,到山上采花、砍树,动了山神的石头,导致山神发怒。
  扎西尼玛拍摄的影片《冰川》,记录了明永村民关于冰川融化的一场讨论: “很早以前洋人来这里收集植物种子,在莲花寺用望远镜往山头看,见卡瓦的怀抱里有牛奶湖,湖里有珊瑚林,还有白独角兽和蓝独角兽。他派两个人上去看,从莲花寺对面上去,见对面有个自然显现的海螺遗迹,莲花寺与海螺遗迹之间冰层很厚。去的一个人在那里拉了泡屎,他又往上走,却总是回到那泡屎旁边。走了一整天,没办法,只得下山来。他们跟洋人讲,洋人说不怕的,我可以让冰川在100年后化掉。于是在莲花寺的冰上烧火,架起大锅,放进酥油,做起法来。此后冰川就明显消融了,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现在消融的原因呢?第一是用电,人随便上去,不爱护森林,污染冰川……现在冰川像得了大病,一天天消瘦。有次我俩去送游客,人很多,他们爬不上去,我们把他们送上冰川。前两天又送了两批。还有就是天干雨少,雨从山上流下来,就不会这样了。上面发现日本人遗骸的地方化得厉害,现在有些恢复了,今年我上去时好多了,明年会更好。游客在钢架桥上观赏,不准上冰川,不丢垃圾,冰川就没有大的污染。
  “现在甲娃(指汉人,也指外来的人)不爬冰川了?怎么去?路封了,修了钢架桥,统统在桥上观赏冰川。
  “以前冰川消融,只是冰舌收缩,冰下面不会融化,现在既收缩又变薄,就是2000年以后,来的人多,污染严重,又通了电,三件事碰在一起,特别糟糕。
  “如果人不上去,不丢垃圾不用电,冰川就能自然恢复。现在的情况再继续,冰川还会收缩。”
  “日本登山队被埋掉,去前年还发现尸体,我们喝着冰川的水,再祈祷也不干净。活佛说得想想办法。”
  从上面的对话来看,村民把冰川的退缩归结为几个原因:一是洋人造成的破坏;二是登山污染了冰川;三是很多游客的践踏;四是通电;五是垃圾污染。它们全部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那就是近百年间外人的探险和开发活动,对冰川造成了影响。这与专家们的看法形成很大的反差,专家看到的是自然因素,村民们看到的是人为因素,是文化冲击的因素。
  冰川融化不仅在德钦一个地方发生。但人们在谈论所谓“全球气候变暖”的时候,却很容易推卸自己(一个地区,一个村庄,一个人群)的责任,将与具体的人行为相关的后果,变成一个纠缠在国际政治中的大题目;把一个有复杂文化背景的问题,简化成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于是,只要政治家去谈判,科学家去探讨解决之道便可以了,大家该登山的继续登山,该旅游的继续旅游,该扔垃圾的继续扔垃圾。自然的报应随之而来,任何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带来对整个人群的报应,享受着现代化之种种便利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发财致富的人们,也难逃此劫。“共业”由各人的行为一点点积累,其恶果也由各人分享。
  明永冰川仍在快速融化,当地人的讨论还在继续。他们被卷入冰川旅游当中,可赚着钱心里却不安生。卡瓦格博的“查堵”就像悬在头上的利剑,令他们寝食不安。村民们很明白,没有什么专家或先进技术能阻止灾难的逼近,除了人们自己的觉悟和行动。
  (作者:郭净 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感谢明永等村村民、卡瓦格博文化社、香港社区伙伴、保护国际朋友们对调查的帮助。)
文章录入:瞿俊雄 责任编辑:07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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