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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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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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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发展现状
我国正在经历着的社会转型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位成员提出了新的素质上的要求。为了在新的教育改革中明确方向，我们需要了解社会发展的现状，了解这些发展现状对公民素养的要求。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探讨社会发展对公民科学素养的要求。
&1、政治领域
⑴社会的主要政治发展目标是实现民主、法治、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1][1]，而作为社会成员，每一位公民都需要形成更为充分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的社会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理论上，民主、法治的内涵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时代特征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在实践上，各项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和施行、法律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和实施，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社会的进步和每一位公民的社会主人公地位的逐步凸现。不过，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简单的形式转换。例如，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指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2][2]，使每一个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培养和发挥。事实上，我国的政治领域的发展固然还需在制度等方面作很多的努力，但是，就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一些改革而言，制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相当多的社会个体的素质偏低。例如，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村民直选村长的过程中，一些农民不理解、更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民主权力，因而出现家族势力、甚至恶势力占据重要领导岗位的情况。
有学者指出，同转型和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相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形态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可将其概括为“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这是一种对当代中国实际社会秩序的概括和描述。它同国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结构即“法治秩序”结构形态不相一致[3][3]。
⑵政治生活的内容更加丰富，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成为政治的主流话题。
在经济上，无论是国内的经济改革，还是国际上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很明显，前述的政治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全球的社会发展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唯意志、以动员为能事的国家的衰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正在被拆毁；而经济乃是促成这种转型的力量[4][4]。这也可以用来描述我国改革开放的某些特点。不过，我们也不能天真地以为某一种发展趋势是绝对地好，因而只顾适应它却忽视了另一面。例如，有学者甚至提出：全球化是对民主发动的进攻，其理由之一是：全球化的整个过程是受商业的驱动；政府通过许多政策行为推波助澜，那些较大的行动往往是秘密进行的，……公众完全受制于由带着私欲的商业媒体的精英们操纵的大规模宣传运动。他甚至由此认为，我们正处在反民主的反革命的过程中，在这之中，全球化及其规则被用来弱化民选政权，以支持上等公民――跨国公司支配的体制[5][5]。
文化领域的一些变化也成为社会政治发展不得不关注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人类以前在改造世界时致力的主要对象是自然，则今天我们拥有的新的力量却主要是用在人身上，将其用于文化、人格、个性、人类的躯体和头脑；我们的努力于是牵涉到价值和规范而不仅仅限于技术和手段。与此同时，在长期的政治争斗中，人们见到多种多样的文化，认识到我们不能深入了解的许多文化的价值。由此，我们感觉到有和其他文化对话的必要。几年之前，智利的社会学家发现，人们所要的不是其他而是和解，是重建公民意识，由此可以缩小人们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距离，创造对同一个整体的归属感、对世界共同负责[6][6]。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科技领域也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例如，环境保护问题，日益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话题。有人提出，环境污染是人口数量、人均消费量和单位产量的环境影响三个因素的乘积；但其不断增加的恶化倾向主要不是由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而是由于技术变化引起的单位产量的环境影响的增加。环境破坏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而是政治家的权利野心和商人的金钱贪婪使然。而这又根源于人类对社会现象缺乏真正的科学认识[7][7]。再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都已成为各国政治中的重要话题。
&2、经济领域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内涵。一方面，原有的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内涵上、质量上已发生重大变化，劳动者的脑力（智力）将占据主导地位，价值的的生产与增殖将主要表现为复杂劳动的产物。同时，复杂劳动也不再是主要强调对劳动者的应用性技能培训，而是全面的知识性教育，强调依靠知识教育培养劳动者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复杂劳动也就发展为一种知识性的劳动。另一方面，新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被广泛运用，其中作为新的经济资源的信息、教育、知识等是其主要的新因素。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具有双重的任务，既要继续大力开发技术、市场、管理三大资源，又必须及时开发信息、教育、知识三大新资源。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集工业经济的补课与知识经济的建设于一体[8][8]。
（2）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机制。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梭罗与其他15&人组成的专题小组，于90年代初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企业将2/3&的研究发展经费花在发明新产品上面，而将1/3&的钱用于生产过程的改善；日本的做法则刚好相反，2/3&的经费用于改善产品生产过程，1/3&的钱用于新产品的发明。美国自80年代以来卧薪尝胆，在决定未来竞争力、被称为知识经济的七大产业方面，投注了巨大的研究发展费用。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目前已占美国企业设备投资的45%以上。目前，在世界领先的50项高技术中，美国就占44项，日本仅占1项，其余为欧盟所拥有。正是由于美国在知识经济的研究开发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头，使美国经济继续保持着西方经济“火车头”的地位；而日本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遭到挫折。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经济的急速衰退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重要趋势：在新的时代，竞争重心不在改善生产过程，而在发明新产品，在研究和开发能力。高新科技的研究开发及其迅速产业化，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决胜未来的关键因素。同时，这也说明，日美对科学技术的两种不同的思路，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差异。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推动着科学的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生产-技术-科学”。到了工业经济后期，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个关系就掉转过来，科学研究往往超前于生产，形成“科学-&技术-生产”的关系。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特点，经济的增长以知识为基础，生产的发展靠科学来推动[9][9]。
（3）按知识分配正在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规则。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的知识化，即生产财富的劳动中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第二、知识化的劳动，即远离直接生产过程（或狭义的财富生产）的知识生产、知识创造都是财富生产和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决定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10][10]。
（4）新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迅速，同时，我国加快了加入WTO的进程并即将加入WTO。在这些过程中，许多新的经济因素逐渐涌现，新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而我国在抓住其中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需要解决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
例如，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经济，我国可望在如下方面获得有利的发展。（1）根据比较优势而重新配置资源，提高效率；（2）将有较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较高保护的农业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水平将有较大程度下降，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如纺织和服装部门）是主要的受益者[11][11]。（3）由于全球纺织品市场等的开放，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增长将有利于解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对我国这个人口大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现有的人口既是发展的最大资源，又是发展的最大负担。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有一个很好的状况，就是我们基本上属于年轻化的社会，是劳动力最丰富的时期；应该抓住这一时期好好发展[12][12]。
而在另一方面，我国又面临着一些难题。如：面临经济全球化，我国现行经济结构并没有占据很多优势。我国在近期渴望获得收益主要来自廉价资源（包括低素质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力），只能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最底层，产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因为从全球化的目标来看，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整目标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迥然不同。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被动的不利地位[13][13]。同时，这种比较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能有类似的廉价资源，而且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是非常高的[14][14]。
（5）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世界经济的一切成就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据统计，在发达国家，战后的经济增长有70-80%&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取得的[15][15]。有的经济学家曾用道格拉斯函数来计算一些发达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总额中由于科技进步的因素所占的比率，发现这一比率与日俱增：本世纪初约为5%，50年代约为20%，60年代约为40%，70年代约为60%，80年代已增至80%[16][16]。而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高新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就更大了。例如，美国在高新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领域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使美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收益。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信息化趋势要求各个国家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要努力促进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淘汰一批已经过时的、经济效益不高的产业和企业[17][17]。
&3、文化领域
（1）多种文化并存。在我国现阶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不是由低级到高级依次相继出现，而是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致这一阶段的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形与在社会上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这种经济关系密切相关，因为它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就会出现多种思想意识，多种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多种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各种思想政治主张都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各种文化思想、文化流派，也都会竟相发展[18][18]。
（2）时代呼唤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新的时代对人类文化内涵作进一步探求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虽然科学技术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对科学精神的渴求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指出，提倡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难；真正难的是用科学精神和方法对待一切事物。近些年来反科学的事物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就说明这一点。从历史上看，虽然这种现象从未停止过，但常常是小规模、小范围的；而我国目前某些非科学的东西很有市场。其间，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很多大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对这些不但不用科学的精神去分析和思考，却陷入其中，笃信并极力支持。在这些非科学的社会现象面前，他们那些训练有素的科学思考方法竟然完全失效[19][19]。可见，为了形成和谐而又可持续的发展状态，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包括科学在内的文化及其基础。
（3）在文化生成和传承方面出现了新的机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将生活在两个“宇宙”之中，一个是原子分子构成的物质世界，一个是数字化数据构成的虚拟世界（有人称之为“赛伯空间（Cyberspace）世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将经历三种不同的文化。前喻文化是后代人必须向前代人学习，并喻文化是两代人必须相互学习，而后喻文化是老一代人需要向年轻一代学习。当今电脑网络领域，已率先从前喻文化发展为并喻文化、甚至后喻文化阶段，许许多多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了电脑和网络，他们生活在成年人难以理喻的世界，比上辈更理解什么是“赛伯空间”。西方有学者甚至提出：“未来将不再是我们能为孩子做点什么，而是孩子能为我们做点什么。”这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典型特征的“文化反哺”现象，青少年将带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进入数字化生活，学生们将领着他们的教师驶入信息高速公路[20][20]。这些现象已经在展示着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化生成和传承机制；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的文化机制已经落伍。
&4、科技领域
（1）科学发展呈现新的特征。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和社会需求的交汇点是新科学的生长点。在这种交汇点上当代科学发展表现出三大特征：（1）走向复杂性和非线性。随着科学研究视野的扩展，人们已经开始研究更为复杂的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开拓了混沌学和其他非线性和复杂性研究领域。（2）走向极端和本质。科学家们对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智力的起源等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趣。（3）走向综合和统一。对物理科学中的局域性与全域性的统一、生命科学中的遗传与进化的统一、认知科学中的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等方面的研究，正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1][21]。
（2）在科学内容上，新科学有四个基本特征。
新&&&科&&&学传统理解的科学
把不可再现的现象和行为视为科学探索的重要对象主张只揭示能由任何科学家重复的知识
把科学的社会运用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把科学的社会运用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
把价值看做科学理性中的重要因素，因而使科学除了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外又增加了价值理性忽视价值因素，或把它看得十分平淡
知识系统要求有评价自身的能力和方法知识系统是不关涉自身的
如果把这种新科学视为科学最基本的形式，那么传统理解的科学则应被认为是受严格限制的，是新科学的极限形式[22][22]。
（3）科学技术社会化的趋势将更加突出。据我们了解，随着科学技术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科技社会化至少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1）公众理解科学。从近年来世界各国科普事业发展看，科学和公众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不再是科学家单向地对公众进行教育和灌输，随着科学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于科学也有了了解的需求（例如，在选购食物时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而科学是需要公众支持的事业，这种支持是建立在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23][23]。（2）对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认识和预防。例如，人们已经认识到，技术负效果产生的根本原因来自目的性的道德评价（即不负责任地滥用技术），也来自目的性的异化（即在技术的应用中，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24][24]。
由此，人们注意到公众科学素养和技术引进与应用中的的社会问题；这至少可以视为一国科学在内在发展基础与从外部引进两方面的关键因素。就我国来说，1998年底，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公布的分析数据表明，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2%，与欧共体国家（1989年达到4.4%）相差21倍，与美国（1990年达到6.5%）相差33.5倍。1992年至1997年的6年间，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这与同期高达10%的经济增长很不相称。另一方面，技术引进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忽略了对引进技术就本国国情所作的分析和评价，不重视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仅凭短期经济利益作为引进技术的标准往往会导致技术引进的失败。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引进后被闲置、浪费就是明显的例子。
[1][1]&郑言：《中国近20年的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2][2]&刘作翔：《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及其模式选择-----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几个论点的学术介评》，《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
[3][3]&刘作翔：《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及其模式选择-----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几个论点的学术介评》，《法学评论》1998年第5&期，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
[4][4]&[法]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
[5][5]&[美]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另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原载美国《新政治学》1999年冬季号第2期。
[6][6]&[法]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
[7][7]&董光壁：《科学与我们的时代》，《科技日报》日，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8][8]&彭坤明：《知识经济学论纲》，《求索》1998年第5期，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
[9][9]&周&&忠：《知识经济引发竞争新思维》，《南风窗》1999年第2期，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10][10]彭坤明：《知识经济学论纲》，《求索》1998年第5期，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
[11][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加入WTO的十大结果》，《中国证券报》日，另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
[12][12]&甘师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十个关键问题》，《中国科协报》日，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13][13]&褚&&鸣：《趋势与现实――论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4][1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加入WTO的十大结果》，《中国证券报》日，另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
[15][15]&王怀宁：《纵观世纪，回眸沧桑――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世界经济》2000年第1期，另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
[16][16]&梁国钊：《科技意识问题随想》，《发明与革新》1999年第11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2期。
[17][17]&王怀宁：《纵观世纪，回眸沧桑――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世界经济》2000年第1期，另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
[18][18]&于幼军：《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功能》，《光明日报》日，另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2期。
[19][19]&侯样祥：《“科学与人文对话”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国文化报》日，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
[20][20]&叶平：《赛伯空间文化：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教育新景观》，《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7期，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12期。
[21][21]&董光壁：《科学与我们的时代》，《科技日报》日，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22][22]&董光壁：《科学与我们的时代》，《科技日报》日，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23][23]&游雪晴：《立法能够推动“公众理解科学”吗？》，《科技日报》日，另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
[24][24]&李毅、汪滨琳：《技术的负效果与技术评价》，《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11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2期（论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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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请各位嘉宾入场。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早上好。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　　今年的主题是新常态，新转型，十三五规划展望，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11年以后第五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主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试验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早报社，我是中国经济实验试验研究院的论坛秘书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　　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第五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张卓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国际货币经济组织驻华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先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希望金融学著名教授Graciela Chichilnisky女士，她是2007年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希望共同获得IPPCC报告的主笔人，也首次提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第一名学者。下面还有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沈坤荣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希望终身教授甘犁院长，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郭毅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州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原则研究院院长首席顾问龚刚。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主任李建伟研究员。本次参会的来自本次报刊杂志的学者和专家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马宏伟博士，蓝皮书出版单位社会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论坛丛书出版单位毛副社长，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张雁，中国社科杂志社经济部主任林跃勤，刘英，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不再一一介绍。　　下面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嫁琼教授，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办杨研究员，上午一般常务副主任郑洪亮研究员，中国社会院副社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常辉研究员。香港经济早报社常务副社长刘晓东先生，高级记者张丽先生。作为东道主的中国社科院等，还有作为东道主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各位院长、处长，教授、教师，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和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博士研究生与会，这里不一一介绍。我代表会议、组织单位、向所有女士先生和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证券报、21世纪经济早报、第一财经报、经济观察报、经济参考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香港商报、紫荆杂志、经济纵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新闻媒体。　　本次论坛全天由中证网、新浪网、中国网做网络直播。本次论坛与会人员200余人，论坛新增了一个青年论坛，都是通过本次论坛征文择优入选会议的。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预祝本次论坛成功。　　下面进入大会第一项，由论坛主办单位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致辞。　　王稼琼：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了。非常感慨，九届了，九年如一日，实在不容易，我院借此机会代表首都经贸大学，特别衷心的感谢我们的合作单位，社科院经济所，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早报等通力合作，也特别感谢一年多来一直关心和支持论坛的各位来宾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有些专家、来宾九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论坛，让我们非常感动。　　很多专家九年来一直参加和支持我们的论坛，使我们的论坛能够非常顺利的进行。在这里也特别向国外远道而来的几位专家表示诚挚的问候，在这里也想衷心的感谢首经贸这个团队一直坚持，自从首次发布中国质量指数，到今天第九届论坛开幕，第五个生活质量发布，论坛不仅见证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进入新常态，而且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转型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好的，非常多的建议。论坛已经在国内外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的论坛也将会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和非常大的影响。2015年是我们国家的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克强总理在前几天访问欧洲的时候，仍然对今年7%的目标充满信心。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全球经济继续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我们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们将持续面临的严重的挑战。因此，这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了各方专家、学者、围绕着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这一主题，探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为我们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献上我们的良策，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不仅惠及民生，而且也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衷心的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也衷心希望论坛广泛开展国内外的合作研究和协同创新。进一步扩大论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同时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心我们首都经贸大学的发展，最后祝这个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在这里渡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校长的致辞，下面由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税务专家、中国经济试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　　郝如玉：尊敬的论坛主席，各位学者，我见证了每一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很高兴论坛和指数已经在国内外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此，特向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试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举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暨第五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2015年既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布局之年，国内外客观条件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新常态下实现的转型，不仅对中国自身的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可以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因此，今年的论坛主题为新常态，新转型，十三五规划展望，再次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全国人大财经委我是负责税收立法，税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影响是正面的。但是今年我们税收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是我们在立法法中对税收进行了科学和正确的定位。立法法是我们立法的大法，是我们立法的根本。在去年的八月份，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的审议，然后十二月份经过了第二次审议，拿到今年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那在这里边关于我们税收的特别重大的修订，就是我们把税收的立法作为，我们税收必须通过法律的立法来征收，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来征收。在这个立法法里边，把它的条款单列了，把它的位置提前了。所以，他突出的体现了税收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居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我们的很多税种从条例上升为法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家知道我们立法法原来在立法法里边，税收是和财政、海关、金融、外贸、在一个条款里，就是说必须通过立法来决定的事项。那么我们立法法里边一共列举了九条，第八条就是这样一条。所以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收从这个综合的条目里面把它单列出来，并且把它的位置提前，那么在我们八月份的常委会提出来以后，在十二月份的常委会上法工委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把它单列了，但是搁在了第十条。　　所以后来我们在第十二月份的常委会上又提出希望把它挪到第六条，因为这个第四条我们立法法就是说要用法律来实现的，第四条是犯罪和刑罚，是剥夺居民的人身权利。第五条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这要通过法律。所以我们认为第六条就应该是税收，应该是对居民财产权利的剥夺。　　而我们原来放在第十条，前面就有很多了，包括国家对非国有资产的征用，这是有偿的了，是吧？我们讲税收是无偿的征收。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位置的变化，表现了我们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所以新的立法法对税收地位的重视和提升，体现了税收的本质和它所蕴含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本质上是政府通过征税取得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契约关系，这个关系中政府征税天然的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形式特征。那么它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强烈的税管和快速的反弹，纵观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许多经济的波动，政治的动荡和政权的更迭都是由税收的产生，正是因为税收的无偿性和对经济的重大影响，税收发挥这是旨在保护居民财产权利的原则才逐渐的产生和发展，如今政府征税必须得到人民的立法，这是税收法定的核心理念，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在税收上的普遍做法，现代法治国家大都通过大法来规定，议会不立法，政府不得征税。本质上来说这是对居民财产权利的一种强有力的保护，是防止政府滥用征税权侵害居民财产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正是处于保护居民财产权利的意图，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对税收法定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这个角度上来看，新的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意义不仅仅是将税收立法的条款单独列示和位置提前，更重要的是他突出了税收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设立了税收立法的基本程序。这一条款正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征税必须经得民众认可的基本制度保障。　　这一个修订是非常及时、到位的，我认为这个税收法定在中国的进展还是确实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们从文革包括文革之前中国对税收都是否定的，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国民党剥夺人民的外东西，所以在文革中想实行单一的税制，一个税，1984年我们才建立了立体的，复合型的税制，到90年代有个人所得税，2000年左右，才对居民普遍的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至今为止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还是由单位扣缴的，还不是我们直接去交的。　　所以中国的税收发展很慢，但是我们税收法定现在已经在立法法里体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修订还是很及时的，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十八个税种，只有三个是人大审议通过的法律，也就是说立法法里面讲的。当然立法法里面还有授权，如果来不得制定法律的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　　所以现在我们其余的15个税种全部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将这些税种由条例上升为法律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上一届立了一个车船税法，我们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从两千到三千五，起征点的调整，本届常委会到现在人大还没有一个税收的立法了。但是最近，大家注意到今年全国人大的发言人傅莹在全国人大的新闻记者会上说到2020年，今年是2015年要把全部的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大家可想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的繁重的了。这次常委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发了立法规划的调整规划。本届人大将完成四到五个税收的立法，任务也非常的繁重。　　所以说我们税收比较大的一件事跟大家讲一下，最后还是回到我们的论坛的话题，我注意到每一届论坛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都是很有前瞻性的，也很准确。提出过很多好的生活的建议。每年生活质量的研究都有很大的突破，仅仅扣住了现实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的城市因此成立了民生办公室。促进了民生的改善，我相信本届论坛会一如既往的达到预期目的，希望我们的论坛越办越好，同时也希望各研究单位和各位专家学者借助论坛的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试验研究，繁荣经济科学，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多出成果，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刘树成研究员，刘树成研究员是我们国家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最早的学者，他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走势做了一个概括，特别是从2008年到去年，走势图和现在中国股市的K线图有一拼。从未来的趋势来看，有四种可能，一路走高，一路走低，一路走平，刘树成研究员觉得这三种可能性不大或者是不可取。他建议应该以一个中线为基轴，正常波动，我们叫做一路走好。但是要一路走好，我想就是刘树成研究员说的，不仅仅是三期叠加时期，还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探索期。谢谢刘树成研究员的演讲。下面请香港经济导报社常务副社长刘晓东致辞。　　刘晓东: 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演讲，我是带着耳朵来听的。因为作为一个传媒，责任首先是听，听回去以后再转给我们的受众，我觉得非常荣幸的是经济导报第九次作为这次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今天到会的有很多学界的前辈，因为我是在北京上的学，同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们。2015年到底是什么年份，新常态是什么样的新常态，新常态面临的是什么新增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速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新动力，作为香港媒体来讲，很希望把这些带回去，然后再发送给他的受众。 没有疑问的是，2015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尤其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对整个经济形态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对经济走势的不同判断将影响到决策层采取何种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我希望能够在今年的论坛高峰上倾听到和分享与会专家对这方面的真知灼见，并和我们新闻界的同行把最新的信息和观点向海内外推广。　　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已经连续创办了九届，成为海内外知名的论坛品牌，香港经济导报一直是这个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作为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财经杂志，创办于1947年，今年已经有68年历史了，见证了香港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增长几十年的历程。经济导报目前也是唯一一份在大陆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同时发行的财经杂志，其发行创办人之一许涤新教授是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经济导报将和在座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同行，我期望今后能够与社科院各个主办单位、首都经贸大学继续合作，把论坛办得越来越好。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刘晓东社长的致辞。下面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演讲。题目是：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　　张卓元: 很高兴参加到第九届论坛，我发言的题目是：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怎么样认识新常态，怎么样使中国经济稳步的进入新常态，现在正在讨论。我的发言着重想通过怎么样深化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顺利进入新常态，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题目是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但是还没有很好的进入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的含义是什么？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我想最权威的还是总书记在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当时他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个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第三个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讲了这三条，去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来分析中国进入新常态的表象，我认为那九个方面还是这三个特点的表象。从这三个特点来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但是还没有很好的进入新常态。　　首先，中国经济正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还是在探底过程中，经济下行的压力还不小，还没有在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中稳定下来，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今后5―10年有可能降到年均5―6%的中速增长。最近中国科学院有9个院士组织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也请了我们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参加，他们认为今后是中速增长，原来说中速增长是5%，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研究以后，把5%去掉了，就说是中速增长，没说具体是多少。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的改革发力、政策得当，7%或者6.5%左右的增速应该能够维持到2020年，甚至更长一段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希望持续时间更长，7%左右，我个人认为恐怕很难。　　其次，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总书记讲了，新常态下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但是目前离这个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体会，成为主体一般应该占60%以上，而2014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8.2%，今年一季度刚刚超过50%。2014年最终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超过投资4个百分点，也是刚刚到50%，但是离消费需求的主体地位还有相当距离。　　第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没有五年、十年的持续奋斗，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谈不上实现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所以，新常态不是指短期的状态，也不是管几十年的长期阶段，而是指大致十年左右的中长期状态，是涵概从现在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高速度国家行列，为逐步实现现代化打牢坚实物质基础的时间。大概到2025年左右的时间，主要是要看到，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时间不可能很长，能维持十年左右就很不简单了。关键就看个提质增效，实现转型能不能在这期间做到。在这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可能要再下一个台阶。最近比较杂志上说慢慢向均值靠拢，再下一个台阶了。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进程加速，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后，中国改革包括经济改革进程加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推动下，改革呈现明显的加快势头，在被认为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其中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的有50个基本完成。这一年改革力度之大，频率之高，比以前有很大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中央政府带头推进审批制度的改革，下放了很多权利。二是近年来由于推进工商注册制度的便利化改革，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大大改善了创业环境，调动了大家创业的积极性。上市制度改革最明显的变化，大概是从2014年3月到现在到5月，大概每天有1万个新的企业注册，其中主要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对解决就业问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财税改革总体方案已经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继续推进营改增的改革逐步扩展到第三产业的主要行业，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这方面减税按照财政部的说法减了3700多亿。另外，扩大了小微企业税收减免的优惠，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继续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的支出，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项目倾斜。 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在加速，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而且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五家民营银行已经陆续开业，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确在加速进行。还有一个是自由贸易区建设向前推进，从上海到了广东、福建、天津等等，今后还要继续拓展。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推进，日国务院国资委宣布，在中央企业启动了四项改革试点，分别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董事会授权试点，向央企派驻纪检组试点，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个是国有集团，一个是中建材。还有中央企业，像中石化，去年把油品等销售板块拿出不到30%的股权转让给包括民营企业在内搞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特别是行政任命的高管人员薪酬降低，已经开始实行。　　这些改革都有利于稳增长，有利于为经济进入新常态提供新的动力源泉，弱化了原来主要由政府和政府官员为追求短期GDP增速最大化形成的恶性竞争。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改革的确进入深水区，有几项改革困难重重。当前，改革的确进入了深水区，一些重要的改革可能涉及比较重大的利益调整，阻力比较大，因此困难重重。首先，我认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前一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比较严重，地方政府之间为追求GDP短期增速的最快化，一个劲的搞粗放扩张，结构趋同，造成了一些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环境严重恶化，地方债务负担很重。现在要转方式、调结构、去产能，修复生态环境，减少债务，就需要首先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服务环境，着力改善民生，让老百姓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但是现在还看不清楚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究竟有哪些举措和取得哪些实质性进展。看样子政府的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改革，仍然是今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垄断行业的改革阻力很大。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比如对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要逐步放开，但是这方面进展很慢。比如去年中石化拿出油品等销售板块搞混合所有制，也是个非常初步的改革，因为还是由中石化控股，但是有关负责人却指责中石化抢先改革，没有及时请示报告，对改革表示不满。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和适时推进改革，决定已经作出了一年半多了，至今看不到加快的影子，一直说要在去年建立起不动产统一登记平台，但是至今也看不到建成的日子。根据报纸上记载，现在仍然有90%以上的县市没有动作，理由是没有部门能够协调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在消极抵制和应付这项工作，而没有这个平台，所谓房地产税的征收就是一句空话。三中全会决定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还要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我记得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很多人觉得提高个人所得税，向个人直接征税真的太难了。为什么流转税为主，流转税从企业中直接扣，要向个人直接征税，现在很难，阻力非常大。比如稿费，工资，这些扣税很容易，但是有的人一下子暴富的怎么增税，比如有一些大股东，一下套现多少亿，几十亿，这个税怎么征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这方面的改革据说财政部最近要考虑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紧迫需要推进，但是难度又非常大的改革。　　第四点，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后，改革越来越难，深水区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有认识分歧问题，有怕担风险的问题，但是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为在既得利益由于几十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固化以后积重难返，改革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动产统一平台的建设，一再后推，就是要求太全面，太高，九个方面不动产一一登记，而且从城市到乡村，做起来的确很麻烦，也很费时费力，应当逐步建立，不宜一步到位。　　更重要的是，我估计由于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积极，因为这项工作可能损害他的利益。在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会时有的领导说，他到地方去调查，问地方的干部，据他所接触的，每一个地方干部差不多都两三套房子以上，因此他主张征房产税从第四套征起，这样征房产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动产统一平台难建立，恐怕工作是难，另外布置要求太高太全，最重要的是可能触犯到他们本身的利益。　　由于不动产包括房地产税现在根本看不出出台的前景，在深圳一些地方炒房地产又开始了，炒房地产对资源浪费是最严重的，大家都一套房，结果盖了很多空置房，是要用砖头、瓦、钢筋、水泥弄起来的，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这样造成的空置房或者鬼城，消耗的物质财富太可惜。　　另外垄断行业的改革也是阻力重重，我想主要是垄断行业的人，特别是其中的管理层，多年来享受高收入、高福利，改革以后如果引入竞争机制会使他们的收入和福利不能够轻易维持原来的高水平，因此他们会本能的采取各种手段来阻挠改革。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已经讨论了很多次，都已经成型了，但是我知道最后一次讨论是4月底，现在已经7月了，到现在下不来，我想还有没有协调好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审批权利，因为那里有自己的利益，放弃审批权利等于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所以政府改革很重要，很紧迫。但是绝不是短时期就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没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很难推进。也由于既得利益的固化，使得改革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改革的余地越来越小。 可以想像，像征收房地产税，不可能一下子像美国那样对所有的房产都征收，很可能采取比较择中的方案，让受损利益的人缩小点，对高收入的群体征税，分布实行才行为。要到2020年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和任务，将是困难重重的历程，稍一放松就可能会打折扣。当然，折扣打得越低越好。谢谢。　　主持人:张老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令人尊敬的长者，他还是中共十八届十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之一。现在有一个不好的说法，就是新常态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张老师对新常态，根据习主席的指示做了科学的定义，同时还有时间定义，阐述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也描述了未来改革困难重重的因素和前景。我想张老师的发言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谢谢张老师的发言。　　下面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发表演讲。　　许宪春:谢谢。非常高兴参加第九次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感谢会议的主办方给我一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面临的挑战。我发表的观点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我所在的单位。　　大家都知道，经济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它既是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对外贸易结构都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目前经济结构问题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这里的演讲主要是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进行研究，对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我讲三点：一、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二、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严峻挑战。三、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和建议。　　一、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包括历史的、自然的等多方面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比如，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矛盾，需求结构方面存在着消费需求不足，经济过度依赖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问题。区域结构方面存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矛盾。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存在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对外贸易结构方面存在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的矛盾等等。 我们都知道，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二五”规划都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促进重大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习总书记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在一系列调整经济结构政策措施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对外贸易结构等重要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一）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这张图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图）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第二产业增速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比第三产业回落幅度要大。随后在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第二产业增速首先起来，一直高于第三产业。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增速始终高于第二产业，这就导致了第三产业的占比在不断上升。图上最上面的线是第二产业的占GDP的比重，斜线往上走是第三产业占比，往下走的是第一产业占比，在2012年之前，第三产业的占比始终低于第二产业，2012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12年，第三产业的占比占45.5%，第二产业占45%，第三产业比重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超过了0.5个百分点。到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到48.2%，第二产业占比42.6%，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刚才刘树成老师已经谈过这个事情，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到51.6%，当然第一季度有特殊情况，因为第一季度第一产业非常低，所以导致第一季度的三产比较高，所以年度更有代表性。　　我们知道，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长期由第二产业主导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转变。第三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因此，三次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改善民生。 在产业结构力，还值得关注的是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在上升。图中可以看到，上面的两条线一个是高技术产业的占比，在抬头，2014年到30.4%，比2012年已经提高了1个多百分点。高耗能行业在回落，下面的两条线一个是高技术产业，一个是采矿业，高技术产业也在往上抬头，采矿业在回落。在工业中也有高技术产业比重上升，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上升，高耗能行业比重下降，采矿业比重在下降，这都是积极的因素。　　还有就是服务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今年1、2月份，包括1―5月份也是这样，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9%，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只有6.4%的增长，一季度GDP增长7%，其实很重要的因素是服务业增幅比较高。服务业中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发展比较快，特别是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9%，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8.5%，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增长10.1%，明显高于服务业的增长，明显高于GDP的增长。　　（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图），上面的线是最终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在波动中回落，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到2008年左右，几乎是占比在逐年下降。但是看最近一些年，2010年左右已经抬头，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在抬头。投资占比是中间的这条线，在回落。进出口需求在2007年占GDP比重达到了8.7%，那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舆论压力很大，现在已经回落到2.7%，2.5%左右，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水平。这是三大需求结构。再看区域结构，上面的线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速，长期东部地方经济增速超过中西部，所以东部地区的GDP占比是不断上升的。从近些年看，东部地区的增速已经低于中部和西部，所以这已经导致中西部增长，中西部GDP占比在回升。上面的线是东部地区GDP占比，长期以来是上升的趋势，从2008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占比已经开始回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占比开始回升，这是区域结构在发生变化。 经济发达省份与经济不发达省份人均GDP的比，最高的时候最发达省份人均GDP是最不发达省份人均GDP的10.9倍，到2014年，最发达省份GDP是最不发达省份GDP的4倍，已经明显缩小，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　　（三）收入分配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我们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长期以来是比较低的，上面这条线的趋势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一直出处于回落趋势。最近一些年，从09年以来已经在回升，（图），已经从50多到62。其中的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落，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还在抬头。至少我们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升，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落，这也是我们长期追求的。我们都希望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提高经济消费拉动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了整个收入分配格局在发生变化外，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在缩小趋势。我们看一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这条线讲的是增长率，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菱形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说如的增长率，多数年度前面都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农村居民人居纯收入的增长。最近一些年，反过来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还有一个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就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最高的时候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现在已经回落到2.97倍。（图），这是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之间的无等份的收入，人均收入的绝对量和增速情况。随着收入组的提高，增速在回落，低收入组增长了16.9%，高收入组增长了7.5%，说明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差距也在缩小。基尼系数也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2008年是比较高的，0.491，04年已经到了0.469，是在回落中，无论是居民收入格局，在国民收入可支配收入在三大主体之间的分布，还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包括城乡之间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还有基尼系数，都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我讲的是相对差距在缩小。　　（四）对外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技术密集型行业超过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主要的出口工业。从2014年主要出口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看，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的比重达到64.5%，已经成为我国主要出口工业，比重远超过传统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我刚才讲的是五个方面，经济结构的五个方面，我们知道“十二五”规划中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需求结构，一个是产业结构，一个是区域结构，一个是城乡结构，我这里讲了五个方面，又增加了收入分配，还有对外贸易。　　二、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我们的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但是我们经济结构问题依然面临严峻挑战，首先看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这个表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图），世界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占比是70.18%，我们现在年度还不到50%，有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和高收入国家相比，有25个百分点的差距。中等收入国家是55%，我们也是低于他们6―7个百分点的差距。高技术产业比重偏低，高耗能行业比重偏高。虽然我们的高技术行业占比在上升，但是只有10%左右。高耗能行业虽然比重下降，还接近30%，高耗能行业占比还是特别突出，这也是我国能耗高，环境污染重，二氧化碳排放多很重要的原因。　　（二）需求结构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平均水平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77%多，我们现在是60%多，比重也差得比较多，和高收入国家差得更多，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们也是低了不少。　　（三）区域结构面临的挑战。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首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中西部地区发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2000年，最发达省份人均GDP是最不发达省份的10倍，回落到2014年的4倍，相当明显。但是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中，比如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是3万多人民币，贵州人均GDP是2700多，到2014年上海的人均GDP是9万多，贵州的人均GDP是26000多，相差70000多。2014年贵州的人均GDP和上海的人均GDP绝对差距是1993年的2.6倍，绝对差距在扩大。中西部地区的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遇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本来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实现梯次转移，转移到东部和西部，全国毕竟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时候，中部和西部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于东部，但是上升也很快。我们遇到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更低的劳动成本的竞争，中西部地区遇到了这样新的挑战。　　（四）收入分配结构面临的挑战。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虽然在上升，但是和发达国家比依然偏低，特别是和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相比，我们的占比是偏低的。还有一点，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要知道，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转移是比较多的，比如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比较多，如果按照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虽然我们也有社会转移，教育、医疗，但我们毕竟不全是免费的，有些发达国家都是免费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偏大，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依然偏大，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郭达，基尼系数依然偏大。虽然说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标准说法，基尼系数多大是合适的，但是不少专家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的时候是过于平均的，0.2―0.3之间是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我们现在是0.496，还是差距偏大。　　（五）对外贸易结构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服务贸易严重滞后于货物贸易。这张图上面是货物贸易、货物出口占货物和服务出口的比重，下面是服务出口占货物和服务出口的比重。货物出口占绝对比重是90%多，我们的服务出口不到10%，两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图）上面是服务进口占比，下面是服务进口占比，服务的进口也低，但是要比服务的出口占比高出1倍左右。我们过多进口服务，但我们出口的服务比较少。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出口大概只有8%，发达国家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英国是30%多，美国也接近30%，我们是8.6%，即使在金砖国家我们也是最低的。说明我们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满足不了国际市场的需求，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同时，货物贸易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我们的高端制造业质量赶不上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劳动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受到双重挤压。　　三、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考和建议。　　（一）关于产业结构。　　1.继续加大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力度，解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2.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较高，有其必然性，我们现在是世界工厂，为世界生产产品，所以第二产业占比比较高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会略第二产业的发展。只有实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才能使得第三产业获得稳定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重视发展第三产业，但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第二产业的发展。3.三次产业的发展都需要通过创新。不论是一产、二产、三产都需要通过创新发展，依靠传统的拼劳力、资源肯定不可持续。　　（二）关于需求结构。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充分发挥投资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民生改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投资的作用，想实现这些结构调整也是很难的。3.面对出口需求的双重挤压，面对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要巩固好我国长期努力取得的国际市场的份额，使出口在稳定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三大需求都不能忽视。　　（三）关于区域结构。　　要保护好近年来形成的中西部快于东部发展的势头。要继续实施长期发展战略，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同时要重视中西部地区人才不足问题，创新能力不强问题，技术进步缓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要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遇到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问题。　　（四）关于收入分配结构。　　我们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同步，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平衡，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平衡，要避免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也要避免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超过经济增长，劳动报酬增长明显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进而影响到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因为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把劳动成本上升作为第一个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如果劳动力成本持续大幅度上升，可能支撑不了，可能会带来企业倒闭问题，工人就会失业，不但没有收入，将来可能还会失去工作，所以必须保持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平衡。　　（五）关于对外贸易结构。　　坚定不移的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推动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就业和民生的改善，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但同时我们又是世界上服务贸易最大的逆差国，我们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国，但又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这种状况也应该改善。这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些观点，主要是五大结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谢谢大家。　　主持人:许宪春研究员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是我们论坛的老朋友，他的发言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单位。许宪春研究员用详实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一些可喜的变化，许多中国占比该高的都比发达国家低，只有一个比发达国家高，就是高耗能产业，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许宪春研究员给出了可行的对策和建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许宪春研究员的讲话表示感谢。 刚才刘树成研究员在形势方面讲了总量，张老师讲了改革，许宪春研究员又讲了结构，下面一定要讲开放，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发表演讲，题目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开放。　　裴长洪: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媒体上、专家、学者以及各种研讨会很多，但是我看了不少的文献，我觉得不少的议论和讨论都属于想象、猜测、自话自说。这个问题党和国家有一个非常公开的文献和完整的表述，就是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一份文件，这是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最完整、最权威的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政策声明，或者说是一个解读。我感觉不少人至少没有认真看过这个文件，标题叫做“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个标题都很值得琢磨，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讲讲我对这份文件的学习合理解。　　我觉得有十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它不叫战略。习主席是重大倡议，李克强总理用的是建设，所以标准的说法、官方的说法叫“一带一路”建设。第二，基本理念是和平发展。当然，首先是经济发展，同时还有文明的交流和世界和平。这里面提了一个新的概念，比如讲了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均衡普惠在我们过去的对外开放文件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又讲了是对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这是基本理念。第三，建设目标是世界范围的宏大经济愿景。主要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基础设施，第二部分是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贸易区网格，第三部分是政治复兴人文交流，这是建设目标。第四，建设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不是单方面行动，很多误解都认为这是中国单方的行动，我想干什么。三部委文件的标题是“推动共建”，不是我想干什么，是我和人家一起干什么，这是这份文件的含义，它包括坚持开放合作，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因为现在是按照古代丝绸之路来发表愿景，但不限于，比如日本、美国要加入也可以，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市场运作主要是企业为主体，政府也发挥作用，所以不是援助。四是互利共赢，寻求利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大家知道数学中的最大公约数有时候很小，并不大，没关系，能有多大就多大。　　第五是基本内容，陆海统筹，两圈对接，六条走廊。第六是谋求合作共赢之道，实现五通。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民心相通。这里面有必要专门提一下资金融通，从政策声明来看不是只考虑人民币国际化，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但不是只考虑人民币国际化，讲了四个要点，我看了一下都没有让人体会到要指定人民币作为必须使用的货币。第七合作机制，务实民主。第八，举国响应扩大开放。我看了一下这份文件，没有被提到的省大概只有山西省，去年的说法，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到过一些地方，发生了很有趣的现象，大家在争夺，比如新疆说我是丝绸之路核心区，很得意。甘肃说我是走廊，也很得意，陕西说我是起点，河南说不对，我是起点，因为武则天把首都放在我这儿。后来习主席说郑州搞了铁路集装箱枢纽中心，说河南要积极参与，河南说这下我找到依据了，我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份文件几乎把所有的地方都囊括进去了，举国响应，这也是一个愿景，我算了算，除了山西省没有提到其他都提到了。第九体现大国责任，在体现大国责任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是过去没有说的话，说是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所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包含有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责任义务这样一个问题，不是说光考虑我能有什么好处，是你要承担责任义务的表现。第十是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通过我们和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能够使我们培育一种新的规则优势，参与培育制定国际规则，发起新倡议，新议题，新行动，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品，这是一种新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对这份文件的学习理解的十点小小的体会。　　第二个问题讲讲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　　我目前看了一下，大概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国内各个金融机构在各个地方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和授信支持，这已经有了，在国内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第二方面是个别的金融机构，比如中国银行已经在海外发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债券，媒体披露已经发行了40亿美元。第三方面是国际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这里面有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等。特别是亚投行，6月29日亚投行协定已经签字了，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因为这里面去查找都能找到。　　亚投行实际运营后要面临的考验，我认为第一个考验是亚投行设立运营以后，第一个要面临的是如何建立互信包容的治理架构。因为实际上亚投行按照目前初始的法定股本金，在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中还只是个小弟弟，因为亚行是法定股本金1600亿，亚投行只有1000亿，规模还是小的。习主席说要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而亚投行的创始成员是57个，当然还需要国内立法批准，至少是多数，只比亚行少10个。过去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内部要协调、治理，本身就有很多的经验教训，亚投行能不能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创新发展，这是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第二个考验，到底有多少事可以干，因为现在媒体上报道亚洲基础设施需求多么大，博鳌论坛说有8万亿美元，全世界70万亿，其实都是绝对需求，要按照绝对需求，在座各位人人要一辆车、一套房子、一套别墅，能满足吗？能付得起吗？所以经济学要研究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到底有多少项目，是按照商业原则可以干的，这是需要研究的，而且未来的世界经济到底是使资产价格走高还是走低，这里面都有风险因素。　　第三个考验是风险评估。　　第四个考验是金融设施和生态环境。“一带一路”涉及多币结算，支付体系，包括信用环境、金融监管，会计准则以及到底中央银行能不能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因为是做商业，不是做慈善，也不是做援助。　　第五是与国际规则的协调。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国际规则，比如将来和沿线国家产生的贸易投资关系，如何和已经有的和将要产生的国际交易规则相协调，而且20国集团也有一个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以及如何和亚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的协调关系，这都是未来亚投行需要面临的考验以及课题。　　有几个问题需要专门讲一讲，首先，“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有一些海外的媒体有误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第二，国内最大的误解是认为我们搞“一带一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赶快把过剩产能都往外输送，这是国内最大的误解，包括一部分专家学者也是这样想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构想，是要按照市场运作，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这些项目都要采取国际商业规则，因为要进行国际招投标。中国企业能不能够在投标中得到项目建设的承包权以及设备材料采购权，这要看我们有没有竞争能力。即便一些企业通过招投标中标了，从而导致我们国内的一部分产能确实往外输送了，这是竞争的结果，也不是通过特殊照顾、制度安排、特殊待遇实现的，所以从规则安排上说，不可能为中国过剩产能专门做这种安排，这是国内的一部分误解。还有一部分误解，目前媒体渲染比较大，我们几个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人民币国际化，甚至有些媒体说将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亚投行，中国金砖银行，重塑国际货币体系，这些话都说得比较夸大，也是对我们目前做这些事情的误解 。　　因为从未来的趋势看，人民币确实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被选择，这是肯定的，一个是被选择，在双方的合作中被选择，导致人民币继续走出去。在贸易投资洽谈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规则，这也是必然的，这些现象和事实的出现，对现行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都只是一种补充和完善，而不可能是替代，也替代不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一带一路”建设也好，包括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以及人民币被“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区域内被选择的货币，这些现象都是对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谢谢。　　主持人: 关于“一带一路”，目前学界还有政界都有许多误解，是凭想象、凭猜测来自话自说，裴老师对“一带一路”的内含和目标作出了科学的定义。另外，要搞“一带一路”的建设，他提出必须有金融支持，当然也包括资本市场支持。还要把绝对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这里面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今天上午和下午发言的都是中国经济学界研究宏观经济的大牌，他们的观点都非常的新颖，他们的对策和建议都非常有建设性。感谢裴长洪研究员的发言。　　这一节现在开始。我们探讨的主题更为深入，包含两节，第一节是请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外的一些学者进行讨论，包括我们课题组的袁富华教授进行关于经济增长的测算，和我们最近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要隆重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首先有请IMF的高级代表AIfred Schipke发言，主题是：劳动力市场新常态。　　AIfred Schipke: 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先谈谈中国的股票市场。因此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劳动力市场，大家可能在想，我们会听到什么样的信息，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近常态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我觉得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吸引人的话题，尤其是现在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中国过去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而劳动力的稳定性变得更加重要，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转型，在我的发言中会介绍几个话题，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现状，然后是变化的趋势，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究竟怎么样，是否比较好，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改革。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现状，我觉得总的来说人们的想法也获得了数据的支持，即劳动力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弹性的，尽管现在世界经济出现了放缓，前面的发言人也都提到了，实际上有一些数据甚至指出劳动力的状况现在是比较好的，政府也感到比较高兴，现在就业的目标以及新的就业机会创建方面做得是不错的，去年就业目标的创建超越了。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当大家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图），你可以看到名义工资的增长放缓了，当然这是和经济增长放缓一致的，但是它的增长还是超过了GDP，我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家还可以看到城乡工资的差距，城市居民、农民工工资差距的状况，至少这个差距没有加大，没有变得恶化，这也是好消息。这里还有一些高频的数据，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指出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话题。　　劳动力市场有哪些作用力，这里有一些变化的趋势是好坏交错的。一方面，出现了城市就业不断上升，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更加迅速，我们知道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能够创造更多机会，正是这样的原因，劳动力市场现在整个的情况发展态势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现象是结构性的，人口的变化，人口的增长，在几年之后会开始下降，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工作年龄的人口也会下滑。一方面意味着对劳动力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了，但是也有一些综合症，有一个现象是比较正面的，劳动力在中国的参与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图），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和欧洲平均的比较，当然它是高得多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进入到劳动力大军的新一代人，他们获得的教育更多，这也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这里有几个人口方面的因素，实际上也是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从长期来讲，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关于中国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农民工，这种现象也并不是让我们感到惊讶，有哪些因素促使这些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去打工？当然首先是现存的经济增长方面的收入差距，随后我会给大家再讲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收入差距方面，相对来说收入差距还是比较高的，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他们的收入要高于农村人口，因此这些农村人口就进入到了城市打工。现在有一个问题，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真的是像现在表面上所显示出来的这么好吗？现在经济出现了放缓，劳动力市场真的好吗？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正如刚才已经指出的，有很多的文件能够去支持，第三产业服务业现在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创建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一部分能够解释目前劳动力市场不错的原因。当大家分析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是有一些挑战的。　　当然，数据并不是完美的，随后我也会介绍这个话题，不管我们从数据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结论，也许这可能也是一个数据不完美的问题。即使我们从数据当中进行总结，当大家看各个国家的时候，不管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在我们进行转换的时候指出，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在的重中之重。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比较好，主要是由于政府非常重视劳动力市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涉及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独特特点的，就是农民工城镇的转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国有企业当中，还有一些大的、私人企业当中劳动力的特征，这两个因素都支撑着劳动力的市场，经济放缓时失业率并没有上升，这种状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刚才已经指出了，我觉得政府在一个领域当中必须要做更多工作的就是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大，因此中国必须要出台更多的劳动力统计数据，在这个领域中国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红色的图能够显示出波动率，好像波动不是特别大，经济是有循环和周期的，房地产也会出现顶峰，疯狂的增长，然后下滑，股市也是如此，西方在数据当中会出现波动性，否则我们会怀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这里关键的信息如下：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政策的决策者必须获得关于劳动力优质的数据。我觉得在中国是有共识的，对于我们所有的学术人士来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优质的数据来做更多的分析。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当你去看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你要去看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人把它称为定律，在中国让我们感到并不惊讶的是，中国的失业率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改变，而增长率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然后我们就会问，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最后我们发现，你会在移民和增长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相关性，这并不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看看过去不同时间段农民工迁移的状况，这就说明当经济放缓的时候就会有两种事情发生，一方面是对于外面的员工可能不愿意到城市去，所以到城市移民的人流会减少。另外一点可以看到，房地产开发商可能会从房地产建筑业方面从城市回到农村，现在的人流也会逐渐减少。这方面我认为这可以展示，也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灵活度。我们也可以描述城市的失业率会增加。　　同时，我们还想强调的是，如果说这个过程延长了，人们在农村地区待的时间更加长的话，可能会影响政府的目标。比如要改变消费结构，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尤其是实现城镇化发展，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利于政府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不利于地方政府来改变经济结构的目标。所以说这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我也不觉得它一定正面，生产力过剩的行业当中，个别的工厂可能要关闭，破产，不断把他们挤压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问一下，如果这些工厂都关闭的话，这些劳动力去哪儿了？　　我们看一下数据，我们没有非常完备的数据来给我们非常好的描述劳动力的去向，我们是根据案例的研究方式来进行研究。（图）对于那些有关键生产力剩余的行业，可以说这些行业有些还是非常开放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河北省有一个非常大的钢铁工厂，有一个非常大的钢铁制造厂，他们跟我们说我们总共有4万人，但实际上我们只需要18000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展现出失业率，就是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又对于社会的保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这就说明社会保障还不是非常有效，这样的工业行业必须要缩水。在此之外，大部分的企业必须要支付更提升的工资，工资增加的话他们还会支付更多的成本。实际上它也没有推动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型，政府说我想要给需要重新培训的员工提供支持，你可以给他们支付工资，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从你们的透明度预算当中实现。但与此同时要培训下岗人员，经过再培训之后他们可以到不同的工作场所或者工作岗位当中去，我们把它叫做隐性的失业人数，这种隐性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像钢铁或者其他行业的生产力过剩。　　从整个经济角度来讲，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知道国企的失业在不断增加，他们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工作人群不再像以前那么大了，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私营企业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尽管他们的生产力在不断减少，但他们还在不断吸收人群进来。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现象加起来是什么样的意味，从地方的角度来讲，有一些过剩的生产力都是在某些省份非常集中，我们在这里想说明的一点是，整个劳动力市场还是非常好的，整个情况也是非常乐观的。其他国家的失业率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但是在中国很多失业人群可以由大企业进行吸收的。　　针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作出的建议：首先是政府作出了声明，会定期进行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查，并且公布相关的数据。如果你是一个决策者的话，你确实非常希望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可以根据这些准确的数据作出判断。如果这些是隐性的失业问题，这对于政府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改变这样一个架构来进行实际的支持，而不是维持表面的和平现象，这样就意味着要继续支付工人的工资，但与此同时还要支持他们的再培训，或者再给他们寻求其他的工作岗位。无论怎么样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谁来支付养老金，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来进一步支持服务业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我想简短的做一下总结，现在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情况还是非常好的，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尤其是通过预算的支持，还有非常定向的财政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隐性的失业率正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生产力过剩的行业。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要进行改革，要有相关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谢谢大家。　　主持人: 讲得非常好，中国PMI最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