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几本书 - 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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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几本书
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壮举，永远值得大书特书。
６０年前，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不久，１９３６年８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起撰写长征回忆录的活动。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致电各部队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军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此外，还在给参加长征的同志的信中说：“现在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此后，红一方面军官兵踊跃撰稿，很快编撰成《二万五千里》一书，分为上下两册。
６０年来，国内外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不胜枚举。我国最早出版的记述长征的书，应首属老一代革命家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长征初期，陈云是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１９３５年１月，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参加了遵义会议后，５月底受中共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在地下党组织护送下去上海，然后赴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同年８月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肯定遵义会议的决定，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之后，陈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这年秋天，他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约３４０００字。文中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随红军长征８个月的见闻笔录。１９３６年，首次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办的《全民周刊》上。同年１０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为便于此书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
１９３７年春，在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王福时（原名王爱华）和郭达、李放等爱国青年，编译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１９３６年访问陕北苏区所写的英文通讯文章和他同毛泽东的几次谈话，汇集成题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出版，并将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王福时老先生告诉笔者，当时他并不知“廉臣”是谁。１９３８年，《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国内由生活书店单独出版，书名为《随军西征记》，１９４９年６月又以《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的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１月，为纪念遵义会议５０周年，《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公开署名陈云，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发表；同年６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再一本是我国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１９３５年７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了为期１０个月的采访旅行，写出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在国内公开报道了红军的长征，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后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重印７次。１９３８年，日本作家松枝茂夫将此书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人民。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新译本中，松枝茂夫称赞此书是一本“青春的书”。
还有一本是董健吾先生写的《中国共产党二万五千里西行记》。董健吾原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二三十年代，他是我党中央特科潘汉年同志领导下的秘密信使。１９３６年初，他曾为国共谈判合作抗日奔走，为促成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秘密谈判作出了贡献；同年，他还在西安接应斯诺到陕北苏区访问。后来，潘汉年向董提供由陕北苏区秘密运到上海的一大包长征参加者的笔记，他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中国共产党二万五千里西行记》，于“七·七”事变前发表。
在国外，最早由外国人把红军长征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当首推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书中第五篇专门叙述了红军长征的情况。英文原作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仅１年中就再版５次，销售１０万册以上，轰动了世界。１９３８年１月，美国兰多姆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当时的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连夜读了之后，立即推荐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后来成了“斯诺迷”。斯诺返回美国后，他先后３次接见斯诺，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许多美国报刊对《红星照耀中国》发表了评论。美国著名作家拉奇曼著文评价说：“《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本世纪３０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出版后，陆续译成俄、法、日、德、意、西、荷、瑞典、印地、希伯来、哈萨克、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行销达数百万册，传遍全球。在抗日战争中，世界各国的许多反法西斯战士纷纷到中国来，奔赴延安，参加和支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人就是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受到吸引而到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生前，他的朋友们曾写信问他为什么舍弃优厚的报酬和舒适的生活到中国，他回信说，“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吧，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当年，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时曾写道：他希望“有朝一日，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半个世纪后，斯诺的愿望实现了。另一位著名美国记者兼作家索尔兹伯里写出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于１９８５年６月由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１９８６年５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索尔兹伯里在书中评价长征时写道：“它是人类的一首伟大史诗，一首考验中国红军男女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史诗。”“长征终于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在本世纪没有哪一个事件如此地触发世界的想象，如此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
今天，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的时候，让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读一读这些介绍长征的书，一定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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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是一次成功的外宣
1936年6月，刚刚30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带着孙逸仙夫人的一封引荐信，踏上前往被封锁的苏区的旅途，来到了中国西北红色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采访。此外，他还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实地考察，对“苏区的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都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1936年10月底，他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将令人大开眼界的故事，讲述给新闻界，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通过斯诺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则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如何吸引西方受众
《西行漫记》原名《Red Over China》由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于1937年10月推出英文版本，刚一出版，就在世界引起轰动,该书首印版目前在亚马逊网站上的售价是2700美元，可见其份量。这本书能如此大受欢迎的原因，还在于斯诺运用被西方人接受的方式讲述了中国的故事。
1.以问题切入，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目前笔者能找到最早的《西行漫记》中文版是香港湍流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又名《两万五千里长征》，翻译为亦愚。该版本中，斯诺在开篇首先以“几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写出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疑惑，他写道：“我在中国生活了七年，总有人追问我中国红军苏维埃以及共产运动的问题，一般人的回答，都不能十分让人满意，因为他们没有亲自到过红色的中国。”接着，斯诺在开章的第一篇又提出了问题：“中国红军是不是一个有主义的马克思革命集团，他会受过一个统一的纲领训练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呢？如果是的，那么他们的纲领是什么呢？共产党方面斗争的目的，自命为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是苏维埃式的民主，是人民解放者等等。而南京方面却说，红军只是由“知识匪徒”所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和匪贼。究竟谁是谁非？或者是双方都对呢？”围绕着这些问题，斯诺在书中一一展开。
２、斯诺在刻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时，注重融入西方元素。斯诺以一个记者的敏锐，抓取共产党人最生动的形象，刻画共产党人性格及思想形成基础。他以栩栩如生的对话，令读者身临其境。
斯诺是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视角观察毛泽东，分析他的思想和行动。他在刻画毛泽东的形象时，寻找与美国民众能接受的领袖人物的相似性。斯诺描述毛泽东给他的首次印象：“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清瘦，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在这些描述中，斯诺将毛泽东比作林肯，林肯是美国人的精神象征，是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之一，林肯坚决反对国家分裂，他废除了叛乱各州的奴隶制度，颁布了《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在进行长征，寻求中国的统一，抗击日本。在这里，斯诺暗喻毛泽东是个未来能够统一中国的领袖人物。
在描述周恩来时，斯诺写到：“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富于逻辑，讲究实际经验。在南开期间（我从他的一位同学那里了解到）周恩来在学校的戏剧表演中经常饰演旦角。我在百家坪见到的这个留着胡须的冷峻的硬汉，身上却没有丝毫柔弱的气息，但是他确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和其他因素融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红色中国的头号外交家。”斯诺在对周恩来的描述中融进了自己的主观判断，同时又将周恩来在戏剧中扮演的角色和实际中的冷峻进行反差式的描述，突出了周恩来有魅力的外交家的形象。
斯诺不仅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还成功塑造了红军战士的群像。斯诺在书中展现红军战士的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得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的精神。同时也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和困苦：“红军一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盖雪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
3、斯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注重寻找人物的思想体系形成与行动的相互因果关系。在《西行漫记》正文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中，斯诺着重提到了毛泽东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基础”及行动。斯诺列举了毛泽东阅读过的西方著作，如《原富》、《物种起源》和约翰·席勒《论自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斯诺从毛泽东所读的书中，感受到了毛泽东内心深邃的思想，并通过文字传达出来，写了这些书对他产生的影响。“西方的理论著作帮助毛泽东打开了了解世界的视野，拓宽了他的思维方式，增加了他看待世界的新的视角，使他更深刻思考世界如何能有秩序，更重要的开启了毛泽东总结中国历史的胜与衰，从世界全局看待战争，预测未来的能力。”“同时他将西方的理论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农耕文化，农民是中国最重要的阶层，而农民最关注的就是家园梦，农民的家园梦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拥有土地，是农民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需求。”斯诺在刻画毛泽东的形象时，重点描写了毛泽东如何以理论为起点，产生了革命的行动。从毛泽东思想基础的形成到行动的动因，在斯诺的笔下，符合逻辑，显得贴切而自然，当然能够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
4、毛泽东用统一中国的战略思想预测中国未来，符合西方人的和平价值观。日，斯诺在保安问毛泽东：“中国现在是不是世界革命的关键所在？”这段对毛泽东的深访，补充在《西行漫记》的附录中，当时，毛泽东洞察中国局势，分析世界局势，坚定回答：“中国革命在世界局势中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将会效仿中国，取得他们自己类似的胜利。但是我要再次强调，夺取政权不是我们当前的目标。我们想要停止内战，同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一起建立一个人民的民主政府，共同抗日，赢得我们的独立。”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和平思想，赢得世界的赞同，这是斯诺在塑造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
《西行漫记》的历史评价
美国著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费正清，在1968年再版的《西行漫记》序言中说，“《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称得上是一部经典之作，在于它成书的方式。埃德加·斯诺当年只有30岁，在中国已经做了7年的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不仅第一次呈现了关于毛泽东及其他同志们的生平、他们的出身，而且描绘了这场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前景，后来证明这是极具预言性的。由于埃德加·斯诺的努力，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历史的记录，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
《西行漫记》的成功，在于斯诺用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报道了中国，塑造了中国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确能够提供那种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所需的民族主义的领导才能。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通过一个同情中国共产党的西方记者的视角，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的声音，不愧为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
长久以来，西方人一直用他们的方式解读中国，解读中国军队。而能被他们接受的，是他们认为的自己人，也就是与他们拥有同样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的传播。今天，中国正在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着中国梦、强军梦。为了消除“军队威胁论”“军队不透明”等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邀请在世界上有知名度的高水平西方记者，客观报道中国军队、中国军队领导人是必要的。当然，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需要传播者根据战略意图设置议程。像历史上的《西行漫记》一样，由传播者和被传播者一起，完成成功的对外传播，当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典范例。
（作者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记者）
Copyright (C)1999- All Rights Reserved雄关漫道真如铁——重走红军长征路纪行
斯诺访问西征前线留下了不少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镜头，同心县在红军西征纪念园前立起一尊“《西行漫记》书本”和“红军小号手”雕像。
　　第十八回：两个美国人，诠释彼岸有朋
　　美国记者的中国困惑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新闻记者，192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夏，斯诺怀着对东方中国的强烈好奇，来到了上海。年仅23岁的斯诺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在中国，他第一次接触“红色中国”和红军。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共产党的领袖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纲领是什么？方针政策是什么？红军那么顽强勇敢，打退了上百万军队的围剿，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什么信仰在支撑着他们？
　　带着这些疑虑，1936年春天，斯诺在上海采访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宋庆龄听了他的疑惑后，笑着对他说：“斯诺先生，你应该去苏区看看，就会明白了。”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当时在天津主持华北工作的刘少奇授权柯庆施，用隐色墨水给斯诺写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并告诉他同西安地下党接头的办法。此时的西安，红军和东北军已达成秘密停战协定，进入陕北苏区并不困难。斯诺决定立即动身，带着相机、摄影机、笔记本等简单行李，向陕北苏区进发。到河南郑州后，他又遇到了另一个美国人，这就是乔治·海德姆医生。海德姆是美国医生，祖籍黎巴嫩，自幼移居美国，23岁时就获得了医学博士，1933年，他听说中国很多贫困的人无钱医治死于疾病，便抱着同情心和责任感来到中国上海，办了一家诊所。在医治病人的同时，他也深深地同情着中国苦难的命运。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接触了马列主义，开始从事社会调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社会根源。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影响下，他对苏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决定投奔陕北苏区。
　　两位美国人结伴进宁夏
　　1936年4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两位美国人结伴进入苏区。到西安后，在西安地下党组织王牧师（董健吾）、邓发等人的帮助下，两人乘坐运送物资的卡车到达延安，再从延安出发，骑着小毛驴，通过红白交界线，辗转抵达当时的红都保安，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情接待。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苏区临时首都保安（现陕西志丹县）采访了毛泽东，搜集到有关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后，打算到南线采访，但为他担任翻译的红军战士建议他去宁夏前线采访正在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入陕的红军西征部队。
　　斯诺后来说：“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
　　毛泽东同意斯诺到前线采访，并在7月9日派出一个骑兵小分队护送，他经吴起镇赴宁夏，同行的还有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约20天后，斯诺一行到达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豫旺堡（今宁夏同心县预旺镇），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及聂荣臻、左权等的热烈欢迎。在红一军团二师的驻地——豫旺堡南塬召开军民联欢大会，红军各师团部都派代表参加。驻军毛居井的红四师还派卢仁灿专程送来两匹战马，表示对美国朋友的真挚慰问。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左权、朱瑞、肖华等出席了大会。斯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
　　他说：“诸位英勇的同志们，在你们热情的欢迎中，我万分的激动和荣幸。在你们伟大的胜利中，现在二、四方面军又很快同你们会合了，你们的前途无限开展着。我今天替你们照了红军的活动照片，我将带到全世界去传播，使全世界的人，广大的劳苦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鼓舞。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让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更努力用中国革命的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这篇演说词，被当时驻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战士摘要登在墙报上。
　　斯诺在豫旺的采访
　　斯诺与彭德怀同住在豫旺堡简陋的司令部院内，并对彭德怀进行过多次采访。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了对彭德怀的印象：“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虽然蒋介石的飞机场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10万元缉拿彭德怀，但他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上街也从来不带警卫。”
　　8月份的晚上，宁夏天气开始凉起来，一天，斯诺与彭德怀一起在观看抗日剧团的演出，他惊奇地发现彭德怀脱下自己的棉衣，披在了一位小号手身上。此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封面上那幅广为流传的摄影作品《抗战之声》就是在豫旺堡拍的。照片上的红军小号手当年19岁，却已是红军的一名营级干部。拍照那天，正好穿着一身因战功而得到奖励的新军装，被拍摄司号员晨练的斯诺发现，拉过来塞给他一把号让吹，斯诺按一下快门拍下了后来风靡全球的经典图片。小战士的原型人物就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海军指挥学院院长的谢立全将军。
　　经彭德怀介绍，斯诺认识了徐海东，还专程到下马关对同样被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通缉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进行采访。徐海东向斯诺介绍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国民党一共杀了徐家27个近亲、39个远亲，共66人，只留下了一个在四方面军的哥哥。”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
　　时任红二师政委的肖华为斯诺的采访做了周到的安排，使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在根据地进行采访。可以到连队“列宁室”去看墙报，参加连队的政治课和战士的文化学习，可以自由地和农民进行交谈……斯诺在这里看到了一支与旧中国军队完全不一样的军队——红军。“他们虽长期经历风吹雨打、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吃的是粗糙的食物，但坚忍卓绝、任劳任怨；他们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因而是不可战胜的；还有维系他们斗志的主要支柱——政治觉悟，也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所没有的。”
　　斯诺初到陕北就换上了一身红军服装，来西征前线访问时也穿这身军装。一个孩子看着斯诺不一样的模样，咕哝了一句“大鼻子红军”便疑惑地走开了，从此，“大鼻子红军”就成了斯诺在豫旺地区的又一个称呼。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诙谐地说：“看来，他们对我这个外国人还是很友好。”
　　9月1日，斯诺随彭德怀离开豫旺堡向西转移到吊堡子，几天后，从吊堡子返回陕北，结束了在豫旺为期一个多月的采访。
　　《红星照耀中国》里的中国
　　其间，斯诺还在豫旺地区拍摄了彭德怀横刀立马等一大批著名的战地纪实照片。
　　后来，斯诺把在陕北保安和宁夏豫旺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写进了世界名著《西行漫记》也称《红星照耀中国》中，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描述的是在豫旺县的所见所闻，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豫旺县（同心）这个偏僻的山乡也由此走向了世界。尽管当时他看到的仅限于中国“西北角”这块人口稀少荒凉、被国民党强大军队重重包围的红色根据地，但他已经预感到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必然是“红星照耀中国”。
　　自治区党校客座教授、同心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杨文元介绍，《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次由外国记者撰写的、也是第一部全面反映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书籍。它如同一扇视窗，让世界重新发现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也让全世界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由于斯诺真实报道了在中国西北升起的这颗灿烂的希望之星，关注中国命运的世界各国人民，用不同形式支持中国革命，期盼着灿烂的希望之星早日照耀中国。
　　1938年2月初，《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和日寇的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出版发行后立即传遍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争相传看。中国西北红色希望之星照耀着中国大陆，照耀着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心。
　　宁夏人民没有忘记最早将红色宁夏介绍给世界的埃德加·斯诺。2006年，同心县在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立起一尊“《西行漫记》书本”，和“红军小号手”雕像。2010年12月，同心县委、县政府又委派杨文元远赴美国，访问斯诺家乡堪萨斯州和斯诺夫人海伦家乡犹他州，调阅和带回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海德姆医生改名马海德
　　和斯诺同来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博士，从日内瓦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中国，也是在宋庆龄帮助下和斯诺一块儿到陕北，又一道来到西征前线豫旺堡。
　　海德姆祖籍是黎巴嫩，所以会讲阿拉伯语会写阿文。他到豫旺堡后，不但施医术为军民治病，还把红军的标语译成阿文贴在大街小巷的墙上。在和回族群众的亲密接触中，他发现当地回族多数人都姓马，于是他决定“我也姓马”，又在自己的美国名字里取了海德两个字，就成了“马海德”这个中国名字。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斯诺和彭德怀，他们都表示支持，说马海德这个名字好！此后，“马海德”这个光辉的名字一直沿用终生，驰名于世。
　　马海德就以这个名字报名参加了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放弃美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娶中国人周苏菲为妻，在中国娶妻生子，终身都留在中国。(记者 苏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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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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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有人形容，长征是个谜。正是谜，而让人倾倒。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连续5次印刷。次年在美国上市，迅速登上销售榜榜首。美国总统罗斯福读过后，数次会见斯诺，认为红军长征是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军”。他们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史沫特莱实地采访后感叹：“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甚至“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半个多世纪以来，探寻长征意义，试图写出“全部史诗”者，来了一拨又一拨。
1981年7月，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他说：“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984年，年逾70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撰写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赞叹：“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的确，不管从哪个角度解读，长征都是伟大的。但也有些问题困扰着人们，必须作出回答。
疑问一：既然“跟着走”，政治信仰坚定体现在哪里
长征胜利数十年后的一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向其提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作为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长征的亲历者，他没有谈到政治信仰。
2004年，新华社军分社与《北京青年报》联合开展大型系列采访活动“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采访涉及76位老红军。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疑问，一直讲红军是有信仰的队伍，为什么76位老红军没有一人讲自己因信仰参加红军和长征，而是强调自己为吃饭而来？
这是个必须辨析的重大问题。红军官兵若非因信仰而来，便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区别，也应了国民党的污称，“共匪”、“赤匪”，长征是“流寇”行为。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没有跳出“江山轮流坐”的历史逻辑。倘真如此，伟大长征或长征精神也便成了“虚构”，甚至纯粹是为执政寻找法理和道义支撑。
红军长征的精神支撑是否来自于信仰信念？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3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3个万里中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者，除了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就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在今天的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之间，有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直线距离并不遥远，却横亘着连绵雪山，历史上靠双脚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两支队伍相比较，红军队伍甚至比喇嘛队伍更富精神感召力，这也是天宝喇嘛脱去袈裟换上红军军装的原因。
认定红军的精神力量来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佐证很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许多报道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他又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张学良也说过：我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少，但每个加入者都知道为谁而战。这就涉及到信仰。
看一个政治集团是否有信仰，有3个要素：理论、领袖、追随者。
先看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因此有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党”，进而产生强大的征服力。试想，若没有先进理论，在“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匪一家”的文化环境里，断不会出现江西兴国全县23万人中，有8万多人参军参战，占青壮年的80%，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全部参加红军。同样也不会出现斯诺所说：“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继看领袖。任何革命活动，一定存在孙中山先生划分的：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灵魂，他们最能反映一个集团的品质，且决定着追随者的多寡。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最早的革命者，很多是背叛自己阶级者，如果为了私利，便不会起来革命。比如，33岁就牺牲于革命事业的彭湃，他把自家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将土地全部送给穷人。正是这样的伟大牺牲，及其背后的先进理论或伟大信仰，保证了共产党的领袖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再看追随者。没有信仰的队伍，一打就散，散后难聚，有信仰的队伍打散可以重聚，红军长征中有很多掉队者，远远地循着足迹前行。有信仰的队伍不轻易动摇，张国焘叛变革命后，受国民党指派搞策反，原本张国焘信心满满，结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气得戴笠大骂其无能。为什么张国焘无力策反自己组织的部队？这就是理论武装与坚定信仰的作用。当大字不识的农民、俘虏过来的士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便实现觉醒，进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个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克夏山，海拔4800米，在北坡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1936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16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300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地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为利益而战，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中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民都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已经道出问题的要害，红军争取的利益非小集团享有，而是归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红军被穷人称为“自己的队伍”。
中国历代封建军队都没有超脱小集团的利益，甚至是集团头子的利益。当年秦军横扫天下，是因为把奖赏与斩首数量挂钩。中外很多军队都是在攻下城池后，给官兵留出烧杀掳掠的时间。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进北京是这样，清朝的湘军、淮军和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也是这样。曾国藩曾说，老九（曾国荃）拼命发财，少荃（李鸿章）拼命当官。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军，甚至喊出：“吃的是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旧军队从来都是围绕小集团的利益，实行人身依附。即便到了民国，军阀混战，包括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都是因自身利益展开。甚至到了事关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仍然无法超脱个人利益。丢掉东北的张学良强调的仍然是：“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
军阀维护自身利益，依靠的是人枪数量，打成光杆司令，利益便丧失殆尽，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不会有军阀真心与红军对决。广东军阀陈济棠明示，只要红军不在广东停留，他就一路放行，并且给红军提供情报。广西军阀白崇禧指示部属，与红军作战“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并且击小尾不击大尾。红军入川，如果川军真想打，“飞夺泸定桥”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红军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和磨难，最终走向胜利，这在党创建这支军队之初，向官兵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定自己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已经奠定坚实基础。因为，这让官兵内心深处生发出道德优势，进而产生不竭的精神力量，即使遭受再大挫折，最终都能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打倒。
疑问三：既然是生命相迫，何以证明“铁心跟党”是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既然根据地将要丢失，苏区进入白色恐怖，那么，留下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那个年代的斗争，你死我活。国民党军队已经喊出“血洗苏区”“房子要过火，石头要过刀”，并且此前也是这样做的。第三次反围剿中，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的130名伤员，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枪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瞿秋白、贺昌、刘伯坚都牺牲了。
正是这样的原因，有党史研究者假设，如果当时按照博古、李德的意见，将毛泽东留在苏区，长征与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将改写。这就是说，跟着大部队走，即使再艰难，仍然生存概率更高，安全感更强。既然如此，何以证明红军官兵参加长征是“铁心跟党”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军队的性质宗旨加以认识。
如果比较红军与封建军队、军阀军队和西方国家军队的差异，最重要的应当是领导体制及其精神灌注。中国共产党创立这支军队之初，就将其纳入自己的坚强领导之下。三湾改编的重要成果是支部建在连上，要求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以上设党委，与此同时设定了党委制、政委制、政治机关制度。由此，这支军队真正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铁心跟党拥有制度保证。
当然，强调红军长征是广大官兵“铁心向党”的结果，并不能仅仅从制度设计而来。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从北魏开始的保甲制，明代的连坐，这些措施也很有效，但这些制度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几乎彻底扼杀了一个民族的活力。所以，评价制度的先进与否，关键是赢得真诚拥戴，还是不得已遵守，是引来光明，还是走向黑暗。
红军官兵坚持党的领导，更有深层的动因。我们说，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拯救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是中国共产党。其所以拥有拯救之力，因为领导者是有信仰的先觉者，因此让自己的队伍都觉悟起来。红军的领导者以什么来启蒙官兵？最重要的是推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三大民主”让世代受压迫者实现了精神解放，找到了自我，从此不再下跪。
正像一些老红军回忆长征所说，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队已经不需要路标，因为循着牺牲者的遗体，就可以辨明路线。可以想象，没有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仅此就能摧垮很多人的意志。一个小宣传队员进入草地不久就病倒了，临终前对杨成武说：“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有了红军官兵行为，也就有了斯诺的评价：“在疲劳已到人类所能忍受极限”的情况下，红军官兵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当然，还是毛泽东讲得彻底，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疑问四：既然无处容身被逼迫，如何证明长征是战略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再也没能回去。原本讲的是战略转移，是暂时的，因此有了《十送红军》中的“早回乡”。换句话说，红军已经不能在苏区生存，必须寻找新的容身之地，这就意味着转移不是“出征”或“征战”。
另一个想不到，最后的落脚点是万里之外的陕北。红军离开苏区后，一直想尽快找个落脚之地，毛泽东曾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去敌力量薄弱的贵州，遵义会议上作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再后来又考虑到中苏边境，依托苏联建立根据地，只是后来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才决定去那里落脚。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红军长征到陕北，是中央和毛泽东确立北上抗日和战略决策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辩证思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是看表象，即便红军不是蒋介石所丑化的“流寇”，至少是被逼着走，甚至就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言：“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应当承认，长征不是提前设计好的，而是逐步发展的结果。红军长征备受挫折，但有一个魂从未脱离躯体，这就是红军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战的队伍，肩负着推翻三座大山，将中华民族从悬崖引向坦途的使命。这就决定了，红军一段的时期任务随时调整，但性质宗旨和根本目的不会改变。
当解决阶级矛盾是头等大事之时，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作战，就是核心任务，因此有了五次反围剿。当民族矛盾突出出来，那么国共合作就会应运而生。有了这样的规定性和本质特点，也就有了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即北上抗日的主张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只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骨子里早有“攘外必先安内”，红军便不可能向北走到抗日最前线，而是先解决生存问题。想象一下，如果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红军可能早就走上抗日战场，而不需要走长征的道路。
换个角度分析问题。长征中共产党下决心北上，应当是在华北事变后，也就是经过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日红军占领甘肃的哈达铺，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遂决定去陕北。这期间还发生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
但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正是有了“北上抗日”的旗帜，才有了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的描述：“此时（日――笔者注）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同样有了在达维会师联欢晚会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决定了“中华苏维埃有足够的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这就充分反映出上面讲到的两大历史任务的存在与交替。
正如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红军官兵“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观点更鲜明，“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疑问五：既然十人剩一，怎敢言长征取得了胜利
中央红军出发时8万多人，到达陕北仅剩7000人，不到十分之一。从人数骤减来衡量，长征应当是失败的行军。然而，我们一再强调长征是一次伟大胜利，理由何在？先看一下各方面的分析。
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此问题专门作答：“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一个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因此，“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对于数量多寡与胜败的辩证关系，稍加分析便可弄清。五次反围剿的敌我力量对比分别是，第一次2.5∶1，第二次6∶1，第三次10∶1，第四次12∶1，第五次5∶1，前4次红军胜了，后一次败了。这说明，胜利并不仅仅取决于人枪数量，还有指挥员指挥得当，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当然，最根本的胜利，在于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克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448万人，只有2.5%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回到德国后，他在回忆录中说，西方的战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这说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谁结合好了，谁就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且取得胜利。
一个政治集团，即便是群龙，只要无首，都很难发挥应有力量，这个“龙首”不能自封，亦不能靠提拔，只能在能力素质支撑下冒出来。毛泽东被推到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的意义和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仅就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一点，就无法化解。许世友曾经说过：“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既然如此，如果由张国焘掌握最高领导权，他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吗？显然不能，仅仅信仰信念和胸怀气度就决定了他做不到。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前被剥夺了领导权，先后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职务，但他仍然忍辱负重，坚持带病走在革命队伍中。张国焘到了延安很快就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史充分证明，选择毛泽东就选择了胜利方向。
再借李德的观点佐证。他认为：“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长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证明”。有了这样的证明，后来的发展也便有了底气，有了生发无穷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这是弥足珍贵的。
疑问六：既然中央出现分裂，何言长征精神品质中包含“团结一心顾全大局”
毋庸讳言，红军长征中发生多次危机，有一次是自己造成的，这就是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路线错误。这次分裂活动几乎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革命，其带来的危害十分巨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说，长征胜利得益于“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是因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或者为了表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都不是，根本在于实质。
没有张国焘的错误，红军会保存更多实力，革命的进程或许加快。王明与张国焘谈话，他也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天动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被捕’，我的心得到基督徒的爱。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世间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责。为了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更具说服力的是，在“肃反”扩大化中受伤害的指挥员，他们背着沉重包袱走在长征路上，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宁可死在长征途中，也不逃跑，更不叛变革命。
从决策层看。与张国焘斗争的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也有身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还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张浩等人。当红二、六军团分兵北进时，红四方面军就会师问题在炉霍专门召开会议。徐向前明确提出，红军是一家人，以前和中央红军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朱德在会师大会上说，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这些都反映出红军指挥员内心中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从事件的本质看。张国焘的确在分裂中央，但这时的情形与后来叛变革命，存在性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打的旗号仍然是革命，为什么我们党将此定性为党内路线斗争，而非敌我矛盾？为什么后来张国焘到延安，中央领导层仍然给予尊重？道理即在于此。所以，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从最终结果看。正是由于斗争，而使中央领导层或神经中枢在大浪淘沙中成长起来，这是极端重要的。毛泽东说过，长征胜利证明“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
综上，正是因为党内团结，官兵团结，因为各方面军指挥员的大局意识，党和红军才化解一个个危机，并取得最终胜利。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万鹏、谢磊)
图解：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哪些省份
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进行战略转移，开创了此前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战略远征，使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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