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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分地有三十多年了当时交公粮的时候有老奶奶的地没人种让我们种了现在国家免费了他大娘家又想要分这些地我们应该给他们吗现在土地确权?
你好,我们家分地有三十多年了当时交公粮的时候有老奶奶的地没人种让我们种了。现在国家免费了他大娘家又想要分这些地我们应该给他们吗现在土地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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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机制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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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机制调研报告
官方公共微信歌声里的延安
歌声里的延安
　　古往今来，预知一个时代的兴衰，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听歌谣。歌谣里有世相，有社情，有民意。春江水暖鸭先知，歌谣也一样，能知晓时代江水的冷暖。
　　自上世纪60年代首次前往延安以来，我一次又一次攀上那片黄土高原。原野上的山丘、平畴都是坦荡的，沟壑更是敞开胸襟供你观览，可是我总难领悟其旋转乾坤的奥秘。
　　我不得不承认，那布满褶皱的高原，犹如一部典籍，深蕴着无穷无尽的沧桑世理。好在不时有歌声萦绕耳际，仔细辨识，里面飞扬着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旋律。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千家万户把门开
　　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
　　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
　　围定亲人热炕上坐
　　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
　　火辣辣的音韵热烈烈的心，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出了一段峥嵘往事。1935年秋日，中央红军踏上陕北的土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一个新的落脚点和一个新的出发点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具亮色的节点。在困苦中生活的底层百姓，望着那呼啦啦飘动的鲜艳红旗，犹如看到翻身解放的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千家万户敞开大门迎亲人，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再围定亲人热炕上坐，把知心的话儿尽情诉说。多么温馨的场景！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一阵热乎就能拨云见日，就能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要付出辛劳，付出代价，甚而付出生命。进入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打拼的既是战斗实力，也是经济实力。前线打仗流血牺牲，后方支前保证吃穿，这是起码的，必需的。可是，就在这必需的日子里，不知不觉边区民众的负担加重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
　　事情发生在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
　　突然风起云涌，暴雨倾盆，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
　　噩耗传开，人们借题指骂：“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便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得知，赶紧加以阻止。
　　岂料，按住葫芦浮起瓢，又一桩谩骂毛泽东的事情发生了。
　　这事不用追查，骂人的是清涧县的伍兰花。
　　伍兰花男人多病，无力劳作，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靠她种地养家。
　　这一日，乡村干部来到伍兰花家催缴公粮。
　　无论乡村干部说多少好话，伍兰花一声不吭。
　　说多了，伍兰花从炕洞里抽出一小口袋谷子，扔到门边，气呼呼地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的活命粮……”
　　不识相的干部居然提起要走，伍兰花一下扑到口袋上，拽住不放。
　　干部夺粮，伍兰花大骂：“拿走吧，把我们一家饿死！前一阵子打雷，怎么不把毛泽东打死！”
　　伍兰花被抓起来带到了延安，决定以反革命罪处决。
　　如果伍兰花就这样走向生命的终点，不但那一家老小没人养活，恐怕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会是另一番模样。
　　巧就巧在，当时中央主办的《情况汇报》刊登了这件事；
　　巧就巧在，毛泽东由此看到了这件事，看到了就没有轻易放下。
　　他要见伍兰花，军委总部保卫部长钱益民很快把她带来了。
　　伍兰花知道要枪毙她，一脸怒气。
　　毛泽东问她：“你为什么让雷劈死我呢？”
　　此时，伍兰花才明白他是毛泽东。她仍然一声不吭。
　　毛泽东和气地说：“要我死嘛，你总得说出个由来嘛！”
　　伍兰花又恶狠狠地骂：“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
　　毛泽东倒了一杯水，送给她，说：“你为啥活不下去？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这才一气把满肚子苦水全倒出来。中央红军来后，她家分了五亩地，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交过粮她家粒米不剩，一家人如何过活？
　　毛泽东听完心揪紧了，眉蹙起了。
　　此时，不再是快把亲人迎进来的那时，不是摆上热腾腾油糕、捧上烫滚滚米酒的那时，而是干部只管多要公粮、群众难以活下去的窘况。
　　他吩咐钱益民把伍兰花送回去，不要再收粮，还要给予救济。
　　然后，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朝延河边走去。
　　不知滚滚延河水能给毛泽东什么智慧，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仅是放走伍兰花，如果仅仅救济伍兰花一家，中国不会是现在的面貌。
　　花篮的花儿香
　　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
　　往年的南泥湾
　　处处是荒山
　　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这首颂扬南泥湾的歌曲当然要比伍兰花的骂声悦耳动听，流传也要远得多，在一个阶段几乎家喻户晓，人人张嘴能唱。
　　可是我分明觉得，就是伍兰花的骂声催生了南泥湾的歌声。
　　让我们打开那段往事。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不是1941年开始的，然而此时明显加大了力度。
　　1942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指出了在解决财政的问题上“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与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的错误，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而且要“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要“军民兼顾”，顺应革命形势，让迅速发展的部队有饭吃，还不能饿着群众，那就要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三五九旅无疑就是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初进南泥湾，乱木杂草丛生，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战士们露宿野外。不过，“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却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他们砍伐树枝搭窝棚，借助土崖挖窑洞，有了栖身之所。挖野菜、采野果、捕野兽，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缺少衣服，夏天干脆光着膀子开荒。学习没有纸张，就剥桦树皮代替……
　　毫不夸张地说，战士们每天睁开眼睛面对的就是四个字：艰难困苦。
　　可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诞生了古今中外罕见的一项制度：
　　“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
　　我自上学至工作，看到的制度都是“不得迟到和早退”，从未听说过“不得早到和迟退”。
　　然而，三五九旅的英杰们却天未亮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于是有了这最为奇特的规定。
　　看看成果吧！
　　1941年，全旅开荒地一万一千多亩。
　　1942年更上一层楼，开荒两万五千亩，种粮食两万亩，种菜五千亩，还开垦水田，成功试种了水稻。蔬菜全部自给，粮食可以自给三个月。他们饲养家畜家禽，牛、羊、猪、鸡、鸭、兔，无所不养，保证每人每月有三斤肉可食。随之，一排排窑洞，一幢幢房舍，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这些窑洞和房舍里，出现了纺织厂、木工厂、造纸厂、制鞋厂、肥皂厂，出现了磨坊、油坊、车马坊。
　　到了1944年，全旅吃、穿、用全部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供给，还上交粮食一万石。
　　朱德总司令走进南泥湾，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兴奋赋诗：“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有似江南好，这不是歌词里“陕北的好江南”的先声嘛？！
　　是陕北的好江南，是陕北的米粮川，是自给自足的典范，是减轻民众负担的榜样！
　　“花篮的花儿香”，唱出的是关心民瘼、情系民生的歌谣。
　　东方红太阳升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我主观认为，这首歌在陕北唱响时，虽然日寇没有宣布投降，但投降是必然的了；虽然蒋军还没有败退，但败退是迟早的。
　　歌声激活的是历史大势的强大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将根深扎在人民当中。
　　缘此我一直揣度，那一日送走伍兰花，毛泽东来到延河边，面对滔滔延河水，他会以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言警示自己。
　　或许，警示他的不是唐太宗之言，而是荀子吟咏的格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抑或，根本勿用流水启迪，在延安北部的米脂县，就展示着天下兴亡的活标本。
　　从米脂揭竿而起的是李自成，揭竿而起的原因是没饭吃。
　　崇祯元年官员马懋才曾在《备陈大饥疏》写道：“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之后，树皮剥食一光，“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惨不忍睹。
　　李自成起义，万民响应，势若烽火燎原，终结了明王朝。
　　其时流行的歌谣是：“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一个“不纳粮”，就让李自成赢得民心，赢得天下啊！
　　早在《湘江评论》中就写下“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的毛泽东，何尝不懂得这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是知易行难，难也要行。
　　当毛泽东从延河边回到窑洞，和林伯渠等人交谈时，即坚定了这样的决心。
　　于是，大生产运动才会高潮迭起。
　　从中央领导人到部队战士都投入了火热的农业生产。
　　毛泽东也在杨家岭为自己开出一块土地，种上茄子、洋芋、西红柿，还有他喜欢吃的辣椒。每当他在地里耕耘，上山开荒的战士看见，劲头鼓得更足。
　　何止垦荒种地，织布纺线也成为家常事。
　　中央机关还进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还获得先进称号。唯其如此，才会涌现三五九旅这样的典范。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延安的大生产波澜壮阔，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1942年普遍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产量增加，征粮减少，民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又回来了。
　　这日，佳县农民李有源起个大早，挑一担木柴进城去卖。恰巧一轮红日从东方天际喷薄而出，霞光满天，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放开喉咙唱出声来。于是，一首《东方红》的歌曲就这么随着朝阳喷涌而出。谋幸福原先是谋生计。不过，《东方红》确实唱出了当时的人民心声。
　　如果说，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初到陕北，只是找到了落脚点，那此时才算是扎下了深根。
　　根深叶茂，一棵参天大树吸取黄土地的乳汁，挺拔成大地上的苍翠绿荫。
《 人民日报 》
（ 日&& 24 版）
■延安精神篇
人心就是江山，民心就是天下
　　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胜利、进行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从1935年到1948年，十三载寒来暑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伟大的时代精神。它的原生形态包括当年在延安形成的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等。半个多世纪以来，延安精神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科学的提炼，被高度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要把抓理想信念贯穿始终，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仲夏时节的延安，骄阳似火。碰上雨过天晴的日子，微风中有丝丝凉意，恍若雨季的江南，无怪乎南泥湾被赞为“陕北好江南”。
　　回望半个多世纪以前，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爱国义士奔赴延安。
抗大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办学校培养干部，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冬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扩大侵略，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规模地培训干部的战略决策，并于1936年6月在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迁入延安后，抗大立即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抗战堡垒和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抗大的学生以红军中的军事干部为主，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学制为6至9个月不等。这些毕业生很快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李瑞芳教授看来，作为延安精神的一种原生形态，抗大精神首要的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作家孔厥夫妇为赴延安，将一双亲生儿女送进孤儿院，一路典当家财，进入抗大时，一贫如洗；华侨青年抛下原先的富裕家庭，历经千难万险，在延安边界，亲吻一抔黄土，深情感慨祖国的土地仅剩下这一片；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1938年辗转来到延安，只为进入抗大学习后，可以直接奔赴前线……”李瑞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定下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切实体现在抗大的办学实践中，也融进每个抗大学员的骨血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　《西行漫记》　中这样描述这所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学府：“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李瑞芳介绍说，抗大学员住的是10多个人一间的窑洞，吃的是小米饭或者二米饭(小米和大米混合而成)，常常席地而坐，用膝盖当桌子记笔记，但正是凭着这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抗大向前线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军政人才，仅抗大八期12所分校培养的抗日军政干部就达10余万人。连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首脑冈村宁次都说，宁可牺牲1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整风运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党员为4万人左右，到1940年已有80多万。面对激增的人数，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　《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系统总结。
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谭虎娃教授说：“蒋介石曾评价，延安整风使得中共一般干部形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实际上，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场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改造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通过整风运动，我党在思想认识上获得高度统一。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王明批判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力主将革命武装交由蒋介石处理。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同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41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系统驳斥了王明的观点，认为其“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香的马克思主义”。1941年底，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确定“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办学方针。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仍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中，仅有六七篇是关于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深入实地、学习调研的结果。”谭虎娃说，除了中央文件，还有其他生活素材。比如说，张闻天在日发表的　《出发归来记》　就精辟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从事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他的《自我反省》，则是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证。原生态的整风精神被历史沉淀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张思德、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
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的烧炭队，正在安塞山区的石峡峪突击挖炭窑，准备烧炭。时近中午，炭窑即将挖成。突然，窑顶“啪啪”掉下几片碎土，警卫战士张思德在窑里发现情况不妙，大喊一声“快出去，有危险”，没等战士白苍反应过来，就被张思德推到窑口。说时迟、那时快，“轰隆”一声，两米多厚的窑顶因土质松散塌陷下来。白苍得救了，张思德却被埋在里面，牺牲了。
9月8日，延安枣园，中直机关和中央警备团1000多人参加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的《为人民服务》。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研部教学实践创新中心副主任王东仓教授说，在当时的延安，张思德的死犹如一粒石子投入池塘引发阵阵涟漪。“闲谈之中有民意。那时候，有人觉得，张思德死得太亏，干了那么多年革命，没有一点好处。跟他一样参加过长征的同志有的当上团长、有的当上旅长，张思德自己却连个班长都保不住，精兵简政之后变回普通战士。这些思想观点被毛泽东敏锐捕捉到，因此，他提出给张思德开追悼会，并不是完全从小人物的感情出发，更重要的是向全党宣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干革命是为升官发财’这类不健康的思想打压下去。”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著名的胸外科医师，1937年12月，前往纽约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报名。1938年3月，率领医疗队抵达延安。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领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行程750千米，做手术300余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大批伤员。日凌晨，因10月下旬的救治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唐县逝世。
王东仓说，在白求恩的身上，体现的不仅有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来到中国也不肯留守后方医院，坚持上前线救治伤员、不怕牺牲的勇敢品格。
“有张照片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他坐低矮板凳上，以高板凳为餐桌，用土豆蘸盐当饭吃。如果不来中国，白求恩在加拿大完全可以住别墅、吃大餐。在弥留之际，他仍不忘写信交待聂荣臻去哪里采购药品，哪里的药品物美价廉，防止上当受骗。”王东仓说，在张思德、白求恩等人身上，生动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如一些延安时期的模范党员所说，“为人民服务，不分分内分外”，“不计分工，能上能下”。
大生产运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生产运动，一般指1941年至1945年间以120师三五九旅为代表开展的军屯运动。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观察，延安生产运动，从边区留守部队自己动手开展农副业生产，努力解决生活困难，到中央机关带头开展生产运动，其来有自，贯穿其间的脉络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保障革命事业与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的同时、尽量减轻人民群众负担的路子。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研部党性教育教研室王涛教授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主要有三方面现实原因。
　　首先是，国民党划拨给中共的抗战经费明显不足，到了“皖南事变”后，连这点微末的经费也停发了。即便是在国共关系较好的1937年、1938年间，中共从国民党方面获得的开拔费、置装费、寒衣代金费等充其量不过五六十万元法币。“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停发经费，而且采取掐断边区与外部的汇兑渠道等手段，企图通过严密的封锁，困死不甘屈服的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活下去”就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
　　其次，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残酷复杂的相持阶段，如何保障边区与各敌后根据地蓬勃兴起的抗战事业，同时又能够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解决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显得愈发急迫。王涛举例说，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震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部队仅有两千余人；待到1939年，王震部奉命回师陕甘宁边区，麾下已超过11000人，仅以年人均消耗1000斤小米计算，其生存所需物资数量也大得惊人；
　　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大生产运动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示范区的重要内容，通过边区建设的模范行动与经验，能够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正是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通过浴火重生实现凤凰涅槃的伟大方向。王涛说，无论是朱德领导和推动的军垦计划，还是以吴满有为代表的新式富民运动，抑或是像边区建设工作者开发延长油田这样的工作，实质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指引和带领千百万人民群众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国家的生动实践与伟大方向。
　　王涛认为，南泥湾的成功，其意义并非单纯的万余人发展生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大生产运动为整个延安时期乃至后来的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大的群众基础。王涛还举了一个例子，时任我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在日内部讲话中披露，陕甘宁边区十年的积蓄，足足支撑了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期间5个月战争。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体奋斗的精神与气质，即便是在新时期，在不同层面上、针对不同对象，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比如，一个执政党如何千万百计控制执政成本；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如何以身作则杜绝特权思想与特权作风；在党内发扬并在全社会形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坚决执行“八项规定”，中央有关部门不久前制定中央国家机关“禁奢令”，无疑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践行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天，延安精神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全体共产党人乃至全体中国人胜利完成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必需的人格之“钙”和精神之“钙”。
弘扬延安精神走好中国道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延安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在这里孕育的“延安精神”是我党的传家宝，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对于延安精神的理论解读及其现实意义，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郝凤年教授、中共上海市委讲师团办公室主任朱鸿召博士。
“精兵简政”减轻百姓负担
文汇报：您如何理解延安精神的四个方面?
郝凤年：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因为这里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确立的地方，是伟大的延安精神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人举足轻重的理论重地和精神高地。从总体上说，延安精神决不是共产党“单打独斗”的同义语，决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孤军奋战”的代名词，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联系实际、发扬民主、战胜困难、经受考验、约束自己的先进群体意识和崭新总体风貌。
延安精神的灵魂，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讲政治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没有讲空洞的政治，而是讲实实在在的政治，讲得十分出彩、特别成功。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团结、动员一切力量，万众一心抗日救国、推翻“三座大山”，为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
延安精神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时期，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面临千头万绪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生搬硬套，没有生吞活剥，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军情、民情，结合日本侵略者的敌情，形成了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就是抗日战争中观察准确、分析透彻、结论可靠的纲领性文献。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真理教育运动。
延安精神的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自觉践行了这一根本宗旨。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瞬时电闪雷鸣，参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遭雷击而亡。有位农民听闻后骂道：“老天爷不长眼，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毛泽东不但没有责怪，反而派人调查研究，了解真情实况，进而运用“精兵简政”政策和“大生产运动”，减轻百姓负担，密切党群干群军政军民关系。
延安精神的标志，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时期，毛泽东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作报告，朱德坚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标准，周恩来纺线获奖，都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故事。他们的光辉形象，犹如一面鲜艳的旗帜，深深刻录在人们的脑海中。这恰恰说明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谋私利，不图享受，孜孜以求的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
“只见公仆不见官”
文汇报：您觉得，延安精神留给后世最大的启迪是什么?
朱鸿召：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对今天的现实关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实践。经过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调查，长征途中的道路反思，到抗大讲授《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8年5月写作《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对中国实际国情客观分析之后的成果。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这从侧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延安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结合国情，逐渐解决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赢得战争和服务群众等问题。
其次，延安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自由平等观念的发扬光大，平等比自由更重要。1937年夏季，大部分高校迁移办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有在册大学生49000余人，至同年9月在西南西北复学，到校人数不过三万出头，剩下的一万多人其中大部分去了延安。那时，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学生纷纷前去“朝觐”，其引人之处在于人人平等、“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社会氛围。
1939年，鲁艺音乐系青年教师向隅和唐荣枚夫妻在延安喜诞麟儿，却想不出一个好名字。孩子的舅舅柯岩提议致函毛泽东，请他帮忙取名。毛泽东当即回信说，建议取名“延生”，寓意延安出生。如果不满意这个名字，可请父母多拟几个，他再一起参谋。如此生动的历史细节不正是人人平等的实证吗？
再次，延安精神是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延安时期各项生产运动蓬勃开展，大炼钢铁、马兰草造纸、自制大提琴、杜梨树木刻画的兴起，从生活器件到文艺器材，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军事装备，都有无数发明创造。精神层面上，延安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高音、最强音，整风运动极大提高了革命队伍的团队执行力和战斗力。
最后，延安精神是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实际体现。人民是具体的，就是共产党面前的每一位父老乡亲，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对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跟天一样的大事。淮海战役期间，共产党的军队严禁士兵践踏麦苗。群众利益与战争之间，还有什么比战争更高的理由吗？不，共产党用行动赢得民心。老乡害怕战火弃家跑了，共产党在门上写上标语：“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
　　延安时期，陈云回答：“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底，就是棺材底!”
　　习仲勋有句名言，人心就是江山，民心就是天下。
　　这些都言犹在耳，切实提醒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为人民谋福利，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本报记者　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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