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重要战事 第二节 民国初期战事_连州视窗_[连州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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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战事 第二节 民国初期战事
来源：连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作者：& 时间：日
&&& 一、保安团与土匪激战雅料堂
&&& 民国3年（1914年），连县各地土匪猖獗，号称500余人，匪巢主要在大东山、大龙山、周家岱等处。匪首关神尧、邵达、黄义荣、欧金生、廖楷等经常出没在西岸、溪塘、东陂、丰阳、清江、星子、冲口、石马等地，抢劫财物，甚至同官兵对峙。是年9月1日，县保安团、警察队出动数十名警察前去追剿。警队进至东陂雅料堂时，与土匪发生激战。战中，警队被抢去步枪10支，机枪1挺，死5人，伤1人，排长杨某被俘。4日，县政府闻报，即派兵前去增援，但土匪已分散遁逃。
&&& 二、何克夫旅围攻桂军
&&& 民国12年（1923年），被广东北伐军击败的桂军沈鸿英残部千余人，由湖南平江南下退入连县城内。广东军政府即派何克夫旅长（时称南韶连督办）率兵进剿。一路由旅长何克夫督领3个团，从阳山向连县挺进，另一路由参谋长赵超督领第七团、独立一营和独立连从坪石直奔连县星子圩；令第四团（团长黄炳遥┭鲜匮羯狡吖埃畹诹牛ㄍ懦ち醵┪慷印5月6日，粤军先头部门抵连县外围时被桂军发觉，桂军遂先向粤军攻击，粤军以猛烈火力回击。同时，从坪石直奔星子圩的粤军则攻击桂军之背。桂军不支，退入县城内关门死守，粤军猛烈攻城未果，改重兵围城。15日，被围桂军粮食紧缺致函粤军求和。何克夫提出，要桂军全部缴械，并限24小时内答复，至限时桂军未复。16日晚，城内桂军在东门突吹冲锋号，引诱粤军转移东门。粤军以3个团重兵守南门，同时令第五团于笔架山防守打伏击。拂晓前，桂军冲击南门外木桥，粤军以密集火力围截，桂军被击毙及跌下护城河溺毙者共300人，粤军拾获步枪300支。桂军逃至笔架山又遭粤军截击，被俘1个连，余部经东陂逃往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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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广东军阀部队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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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以前,粤军本来是孙中山最可信赖的部队。原来为粤军的建设出过大力的孙中山,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人后来也为黄埔军校出过力,但1925年8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暗杀以后,粤军大都由黄埔军校所改编。粤军最早建立于1917年12月,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庆澜,为了支持孙中山,从广东省长的警卫军中,拨出20个营8000余人交给孙中山指挥,组成直接听命于孙中山的护法军。孙中山为避免这支部队受到桂系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的排挤,将这支部队改称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许崇智为支队司令,开赴福建漳州一带。廖仲恺为解决这支部队的军费,曾经将孙中山在上海的住房抵押,以充军费。1920年8月,援闽粤军已发展到2万人,1920年8月中旬,援闽粤军在福建漳州公园誓师,决心打回广东,10月底,打败了桂系军阀,收复广州。从1918年到1921年,蒋介石虽在粤军中任职,但却多次离开粤军返回江浙一带。因为,蒋介石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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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粉碎张勋“辫子军”的疯狂反扑，捍卫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促使清帝倒台而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民元北伐之役的烈士墓———粤军阵亡将士墓（图一），坐落在风光秀丽的南京莫愁湖南岸。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建国成仁”的烈士墓，当建墓９０周年之际，特作此文，藉以缅怀先烈业绩；记述墓葬演变，以求存史于世。一广东北伐军兴建记广东，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９日）广东宣布独立。富有革命精神的广东革命派得悉清军在武汉逞凶的消息后，立即组成以姚雨平先生为首的广东北伐军，并于十月十八日（１２月８日）由广州出发，分三批乘船经香港北上，由海道至上海，驻吴淞，受到沪督陈其美的迎接。然后参加江浙联军光复图一／／粤军阵亡将士墓全景图三／／邹鲁《重建粤军阵亡将士墓记》碑南京的战斗。南京光复后，军“驻碑亭巷协统衙门。”犤１犦关于广东北伐军的组建过程。民国时期朱浩怀经多方采集，求证于当时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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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至29日笔者参加了市社科联组织的“拓展思维,提升能力”东部行培训学习,特别是听取了广州市社科联主席顾涧清教授所作的“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开创中心城市发展新局面”的报告让人很受启发,特别是他讲到打造特色“理论粤军”的创新理念、做法和基本经验,对宝鸡的社科事业发展很有启示性。一、广州市社科联打造特色“理论粤军”的创新理念与思路广州市社科联主席说:我们打造“理论粤军”,就是要增强广东学者、广州学者话语权和影响力。广州市打造“理论粤军”,首先是绘制好人才分布图,知道省内在哪个学科有哪些人才,建立不同学科的不同专家库,做到心中有数;其次,绘制“理论粤军”的“战略战役图”,清楚广州在哪些学科具有优势,借助优势“兵力”去攻克新的学术高地。在人才分布图、“战略战役图”的基础上,组织发起若干重大“战役”,实际上就是开展重大项目的攻关,不断地开拓进取。说到底,社会科学界就是要出人才、出成果。在具体实施中,广州市社科联就是突出一个理念: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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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刘仲敬：新春秋时代 民国的五条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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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06 发布在
&&&&&&&&&&&&在《民国纪事本末》中，阿姨揭示了民国宪制的兴衰；而在本文中，阿姨首次提供了更深层洞识：贯穿千头万绪的民国史事的，是五种秩序带来的五条历史路径，它们纠缠在一起，塑造了20世纪远东的复杂面貌。&&&&本文为日阿姨在北京富成金鼎俱乐部演讲的整理稿，此前从未公布过。全文六万余字，冬川豆独家发布。&&&&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民国还活在我们中间。民国时期的五条路径现在纠结在一起，构成一种电子云式的混沌状态，未来前途仍然不清楚。&&&&&&&&hhh民国时代从时间上看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只要接触到这段时间的历史，即使还没有什么很系统的想法，都会觉得这段时期比较特殊，有特殊的复杂性和趣味性。你只要仔细反思和推理就会发现这种特殊性的原因在哪里：它跟其他普通的间歇期例如三国或其他的乱世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叠加了几种不同的可能性的历史。&&&&hhh这几种可能发生的历史都没有能够得到机会充分展开自己的可能性，但它们都起到了相互干扰历史路径的作用。我们用物理学家Richard Feynman（，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的话来说，民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路径积分（pathintegral formulation）的产物，你用任何一条路径的单一逻辑去解释，都解释不通的。按照任何一种单一逻辑它都不该发展成这样。几种逻辑产生的几条本来可能发生的路径相互干扰的结果，才产生了这样一条实际上发生的路径。跟每一种路径本来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不一样。&&&&五条路径 ：&&&&1、世界秩序的远东延伸&&&&2、王朝周期律&&&&3、知识分子的大一统国家理想&&&&4、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5、两党的党国道路&&&&&&&&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hhh这几条路径中间最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世界秩序向远东的延伸。这个过程早于民国产生，如果没有这条路径的话，民国是不会存在的。可以说整个近现代中国乃至于整个近现代亚洲的国际秩序，都是欧洲秩序在近代以来向东不断扩张的结果。扩张的过程有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对东亚的结构起了很深刻的作用，尤其是中日之间。时间差有一部分是地理决定的，例如奥斯曼帝国离欧洲就比较近，印度离欧洲就比中国要近。远东是最远的，它最后才接触到扩张的欧洲秩序。它接触到的欧洲秩序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那种已经比较成熟的秩序，不像印度接触的是绝对主义（如路易十四）时期和资本主义相交的那个时期的秩序，这个特点很不同，但是也不是完全由地理决定的。&&&&hhh例如，中国、朝鲜和越南这几个实体，它们加入远东国际秩序的过程不完全是由地理决定的，跟本国政治家的路径选择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比日本和朝鲜加入得更困难，主要原因是大明和大清原先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下秩序，在这个天下秩序中，它认为这个天下就是整个世界。所以要它解散这个天下秩序，以一个普通邦国的身份加入世界秩序，这对它来说是格外困难的。而这个困难在日本和韩国身上就变得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至少要小得多。所以尽管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大清和西方秩序接触的时间要比日本更早，但是它的反应却是更缓慢，曲折更多，最后加入的时间更晚。&&&&hhh大清加入国际秩序是一种非常被动的方式，庚子之乱和辛丑条约才最终奠定了远东秩序。这个远东秩序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颠倒了原来的天下秩序，它不仅仅解散了原来的天下秩序而且颠倒了这种秩序，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庚申之乱（1860年）也就是火烧圆明园那个时代，大清和日本分别加入欧洲秩序，远东秩序大概会是多中心的平行结构，中日两国不会谁比谁强的。但是甲午（1894年）以后优势就开始偏向日本一边了。庚子之乱（1900年）是比鸦片战争更重大的根本性挫折。因为它颠倒中日两国的地位。清朝在以前只是普通的战败国，但是在庚子之乱中，变成了违反国际规矩的罪犯。罪犯和失败是不一样的，失败者只是普通的竞争对手，回过头来就可以回到国际社会中。但是破坏规则的罪犯就要遭到一系列相当于是法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受到的那些限制性的条件。&&&&&&&&描绘清朝地方官迫害基督徒的漫画&&&&hhh最重要的限制性条件是辛丑条约规定的从东交民巷一直到大沽口这个重要的非军事区，以及随后造成的日俄战争。后来大部分历史节点都是由于这一次安排造成的。没有京津非军事区，那么可以肯定就没有卢沟桥事变。没有日俄在东北的争夺，也就根本不会有九一八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对日本来说也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动，对它来说这次行动就像是中国参加驻海地维和部队一样，本身军事意义不大，但是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认可，就是说以前日本只是一个见习生，虽然挤破头想挤进欧洲国际体系，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俱乐部成员，现在它加入八国联军，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它就是一个够格的国际俱乐部成员了。&&&&hhh日本变成国际俱乐部的一个正式成员，而大清沉沦为一个受到监视的犯罪分子。这就是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远东国际体系的现状。中华民国就是在这个国际体系中产生的。而且它产生以后始终受到这个国际体系的约束。可以说义和团失败以后，大清和早期民国精英是有连续性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只是老的一批渐渐退休但是新的一批也没有重大政策上的改变。他们采取的政策简单说就是放弃对抗，采取日本在明治维新和英日同盟中采取的政策，尽可能地重头开始，过去的“光荣”就不再提了。现在我们从头从最低级开始做起，尽可能一步一步恢复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跟在日本的后面走。这就意味着日本等于是变成了国际秩序的远东分公司经理，而中国这个原来的（天下体系）总公司经理，现在以实习生的资历从头做起。这是极端屈辱的，有很多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对这一点无法接受，但当时他们是别无选择的。&&&&&&&&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达寿&&&&hhh但这种无法接受的情绪在后来发酵，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把原来的既成秩序给推翻了。这是民国肇造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肇造有一个基本特点，它的精英阶层推翻清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清政府究其本质来讲，不大适合于近代化，不大适合于做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正常成员国，而它搞君主立宪没有诚意或者说不太成功之类的只是比较次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清这个体量和它的性质不容易改造成为远东国际体系里面一个正常行为主体。如果改成一个五族共和的联省共和国，看上去在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方面都比较接近于西方国际体系的要求。这种做法能够大大加快实现大清-民国在国际社会中恢复正常国家地位的前景，这一点它倒是做到了，可以说，中华民国早期的历史，从1912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是一个用温和手段不断地修改条约和废除条约特权，逐步争取正常国家地位的温和过程。&&&&hhh这个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在没有引起列强反感的情况下甚至是在配合列强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从北京政府的角度来看，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①对中国的意义就相当于是八国联军战争对日本的意义一样，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然后又参加协约国武装干涉苏联的行动，这就相当于是日本在八国联军和日俄战争中的作用，为了争取西方的认可，向西方表明中华民国也是条约体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国了，以后可以慢慢变成一个正常国家。这样就是收到很多效果的，像威海卫这样的地方都自动归还中国了。而且这些修约的过程在不断加快，可以合理地推断，即使不发生北伐战争，北京的外交官集团和列强之间的协调仍然能够以较慢的速度实现后来国民党在革命外交中实现的大部分目的。&&&&1、“十四国干涉”的说法最初出自1919年夏媒体报道的英国国防大臣丘吉尔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丘吉尔宣称，将在当年八九月间组织14个国家的军队联合反对苏俄政权，但他并没有具体提到是哪些国家，实际上也并未将这一联合行动完全付诸实施。列宁阅毕电报后，曾在电文空白处随手写下他认为的14个国家的名称：英、美、法、意、日、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实际上，年的苏俄内战期间，参加过对苏作战的外国武装部队并不止于上列“十四国”，还有德国、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等国。中国北洋政府于年间也曾派兵进入苏联远东地区。&&&&hhh在这方面国民党给我们提供的史观是有偏见的，它等于是讲“北洋政府不爱国，只有我们推翻了北洋政府才能完成修订条约的进程”。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修订条约早在护法军政府时代就是南北政府共同推进的一个项目。南北政府本身虽然是相互对立而且对立是参战问题引起的，但是南方的非常国会和军政府同样承认它所控制的小半个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主要还是外交的原因。这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中国南北两个政府相互对立，但它们都一致认为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分享战胜国的果实。&&&&&&&&在欧洲支援一战的华工&&&&hhh战后的外交活动也是很奇特的。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南北政府正在上海会谈，国内的和平谈判和国际的和平谈判同时进行，最后双方商定的结果是，中国派驻巴黎的代表团要由南北双方的代表一起参加，共同实现复权的外交。复权外交是当时的主旋律。可以说，中华民国之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外观，要有一部欧洲式的宪法，哪怕它的基层社会一点也不像欧洲的社会，但它在最上层必须模拟出一套和欧洲相似的机制，主要就是为了跟国际对接，尽可能和谐地恢复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这是第一条线索。&&&&hhh这条线索如果没有被打断，一步步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今后的中国可能就是一个大号的泰国，可能会比较接近于墨西哥，或者是巴西那种情况。那些国家都和民国初期的中国一样，有明显的上下层隔离，上层是西化的、了解国际体系的精英，他们为国家争得了一个至少是象征性的平等地位，但是他们跟本国的传统文化和绝大多数底层人民不通声气。他们的宪法是徒具形式的，基本上没有牵扯到最基层的大多数居民，结果搞成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美国政治学家。此处可参看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谓的那种跨越文明断裂线的灵魂分裂的国家。这种灵魂分裂的状况，至少是要影响它在重大国际事件中的动员能力，因此这样的国家虽然像巴西和墨西哥那样领土虽然广阔，宪法上好像和美国宪法没什么重大区别，但它发挥不了实质性的强国作用。&&&&hhh假如中国的宪制在20年代中叶以后没有发生剧烈改变，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它可能就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墨西哥或者巴西。这是第一种历史可能性。这种历史可能性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于中国本身，也不是来自于远东本身，主要是来自于欧洲特别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通过一种规训式的外交，培养一系列合格的代理人国家。它对这些代理人国家不像美国那样推广价值观，它不要求你民主，它要求你建立一个有良好治理秩序的、尊重条约和契约、尊重私有财产的政权。如果你不尊重私有财产，比方说像埃及和墨西哥那样赖债，那么大英帝国就要派军舰来打你。如果你尊重这两项，实行一种哪怕是寡头制但是能维持有效的统治，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私有财产和契约，像巴西或者墨西哥迪亚斯（Porfirio Diaz，，墨西哥总统、独裁者，1876年至1911年在位）政权那样，那就完全符合英国人的心意，照英国人的意见来说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在远东，英国政府首先推行这种教育政策就在李鸿章执政时期，而甲午战争以后英国看到日本比大清更符合它的标准，就通过英日联盟把日本培养成它的远东主要代理人。&&&&&&&&1903年日本时政漫画《十六国王考地球之图》&&&&hhh其实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同时，李鸿章是很有机会为大清争到这个地位的。而北洋时代的精英其实主要就是想要争取李鸿章本来有可能争取到但是由于清朝内部原因而失去了的这个机会。但他们晚了一步，因为日本已经领了先，所以机会窗口的丧失是个无法弥补的错误。如果大清在李鸿章时代实行北洋政府这些政策，那么可能就没有英日同盟了，而是大清和英国同盟，那么中国就是远东地区分公司的经理人了。以后会不会发生革命都很难说。但是北洋政府采取这个措施已经晚了，虽然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扭转不了中日之间此消彼长的局势。所以国民党的史观虽然在许多地方是错误的，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说，中国如果顺着北洋政府划定的这条和谐的和平修约的道路上走，那么虽然你能前进一两步，但是日本可能会前进三四步，尽管从绝对值情况来说你在国内的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也不断改善，但是你爬不到日本头上去。日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顺着这种路径自然前进的话，它始终是东亚地区的领袖，而中国始终屈居日本之下。&&&&hhh而且你还可以合理考虑，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同意修约，放弃条约特权，而日本人肯不肯这么做是很成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东北问题、大连问题、南满铁路问题、还有内外蒙的问题，多半会成为永久性的悬案。这是第一种可能发生的历史。因为它是动力因素最强大的历史，所以我把它排在最前面说，这种历史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的主要原因也不在中国内部。中国内部没有力量撑破这种基本格局，尽管当时的精英也清楚这种格局并且相当沮丧。主要原因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文明非常致命的打击。英国在远东进行干涉的力量急剧下降了。英国的撤出在现实政治中就导致政治真空。于是三股力量就进入了这个政治真空。最强大的两股力量当然就是苏联和日本。他们想继承、分割协约国在远东留下的遗产，因为协约国已经不再玩了。第三股力量就是中国本身的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势力，它想趁大英帝国和欧洲国家撤退的机会，通过革命外交的手段把中国失去的一切统统夺回来。这三种力量相互冲突的焦点就在东北。&&&&hhh后来的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无论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还是苏联加入的国共战争，以及最后TG和苏联的决裂，都是由这条线索引起的。这是决定中国近代和现代命运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线索。但它也没有完全实现自己所有的内在可能性。因为还有几条虽然次要但也很重要的线索。&&&&&&&&满洲国地图&&&&hhh第二条，在我看来重要性仅次于远东国际秩序的线索，就是中国内部的秩序问题。中国内部秩序最简单来讲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是一定要崩溃的，我们不能像某些民族主义者那样，说大清完全是毁在西方列强手里面的，好像没有西方列强中国的王朝就不会解体一样。这显然不是真的。在白莲教战争（嘉庆年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白莲教暴乱，其分枝天理教教徒甚至在1813年突袭进了紫禁城）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大清王朝是早晚要逃不脱这个定律的，早晚要进入一个新的分裂和动荡的阶段。这个分裂和动荡的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不好说，也许内地会出现李自成和朱元璋这样的领袖，也许边陲某些少数民族如准噶尔的骑兵、甚至日本幕府武装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力量会渗入，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建立新的政权。也许会出现一个类似五代十国那样的比较长的中间期。在这几种可能性还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西方势力渗入了中国，而它渗入中国的结果就是延缓了大清解体。&&&&hhh对大清来说，西方势力渗入虽然使它在香港等地方受到了些局部的损失，但是根本上来讲，它通过顺应这种国际体系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使它避免了崇祯皇帝的命运。清政府为什么能够打倒太平天国、捻军还能够平定新疆，关键就在于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国际社会贷款。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财政支持的话，那它发生这样的战争就只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增税，增税的结果很可能像明朝末年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一样进一步加速社会崩溃，结果扩大了本来想镇压的叛乱，反倒是加速了自己上煤山的进程。像左宗棠在新疆的战争如果没有西洋人的军火和贷款的支持，是根本打不起来的。而太平军之所以没能够打败清军，关键就是在于，庚申之乱以后英法和清政府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英法和欧洲国家感到，为了维护他们的条约利益，清政府是一个比太平军更适合的交涉对象。本来可以用来资助太平军的力量用来资助清朝了。如果这个力量天平稍微移动一点，失去江南主要税收地区的清朝不一定能支持得住。&&&&hhh所以清朝已经处在这种情况下：它自己在亚洲内地的一个小型的天下秩序要想维持下去，实际上是需要它顺应更大型的欧洲国际体系才能够维持的了。左宗棠战争就已经证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训练已经开始了。大清通过上层外交延缓它的寿命，这种政策后来被北洋政府继承了，国民党政府也在较小的层次上继承了这个政策，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上层统治和基层社会生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割裂。上层社会就会变得有点像墨西哥或者是巴西，多多少少变成个西方的代理人和附庸体系，使用一套基层不能理解的语言，这一点就妨碍了儒法国家对基层的统治能力。&&&&&&&&左宗棠签署贷款协议&&&&hhh明清这种类型的帝国对社会基层的统治能力要依靠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比较活泛的一种柔性训练，就是儒家的德教，像清政府搞的《圣谕广训》（包括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的“广训”两部分，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颁发，要求干部群众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之类的，把儒家的道理以通俗的方式普及到基层的士绅和百姓当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统治成本；另一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吏治国家，通过官僚和法令对编户齐民实行直接统治，尽可能地取消社会中间阶层实行直接统治。这两种力量都衰退了，因为：1、大清加入国际体系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儒家德教政治功能的破产；2、吏治国家在西方势力渗入下不断后退，在新兴的实业需要乡绅阶级进行民间的协调和自主经营的情况下，吏治国家不得不后退。&&&&hhh吏治国家后退的程度在各地有所不同，西方势力影响最大的香港和上海反倒是宗族势力复兴得最厉害的地方。尽管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宗族势力是属于儒家的一个特色，往往把它和宋代和明代的宗族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恰好是一个殖民主义共生现象――在马来亚、香港这些地方达到它发展最完全的程度。在广东这种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也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内地的宗族组织相对就很不发达，因为当地社会情况仍然接近明朝和清朝中叶的情况，没有西方势力渗入，吏治国家的保护就比较完整；而有西方势力渗入，宗族组织和中间组织就极大地发育起来。&&&&hhh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特殊版本，就是地方分化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各个部分在社会形态和路径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歧异，这个歧异后来直接影响到了各地不同人物的选择。例如最重要的最显著的就是孙中山，因为后来国民政府一度成为中国名义上统一的政府，所以大家对孙中山比较容易高估，但是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恐怕江浙一带士绅眼中的孙中山他差不多就是一位侨民领袖。&&&&&&&&清末四大寇，前排左起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尢列；后立者为关景良。&&&&hhh孙文讲血缘民族主义，把它跟王船山的反满思想联系起来，国民党后来把孙文推成尧舜周孔以来的一个道统继承人。但是在民国初年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按照当时乃至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儒家观点来看，儒家是有教无类的，它不强调血缘，异族人如果皈依了儒家的道理的话，那么也不用管他到底原先是满人或是蒙古人，像倭仁（，蒙古人，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和梁漱溟（帖木儿后裔）这样的人显然就是蒙古渊源很深的，再往前推其实李世民也不是真正的汉人。用现在的话说儒家就是一种普世主义价值观。而孙中山特别反对这个，他强调血缘主义价值观，他认为民族是血缘主义共同体，这一点和广东的生态环境是极端切合的。&&&&hhh广东是一个族群割裂的地方，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各个小族群构成自成一体的结构，每个族群控制区域都不大，但是跟其他族群相遇就像水和油不相容一样，怎么也糅合不到一起的。广东名义上是一个省，实际上是好多种族集团。这在吏治国家比较强盛的时候可能不太显眼。随着移民、大规模华侨向东南亚和美洲移动，这个族群分化就变得非常明显。海外的侨团差不多是一个同乡会的组织，同乡会大部分是广东人或是闽南人，他们之间的划分确实是按照种族和血缘来划分的，像南洋的各种帮会。&&&&hhh孙文的同盟会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华侨世界中流行的各帮会没有明显区别，而且重叠成分是非常大的。这跟1912年以后重组的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他重组国民党的时候有个重大特点就是尽可能地用江浙人和北方人来冲淡广东的色彩。所以后来汪兆铭就发现后期的国民党中广东人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这是个重大的转折，早期的同盟会和国民党不是这样。即使是同盟会和所谓的中部同盟会（1910年宋教仁等组织，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孙中山的广东系人马和宋教仁的长江流域班底之间也有着非常巨大的冲突。从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参议院的角度来看，孙文这个人是不可能真正统治中国的，他的任务就是带来华侨们的募捐和外国人的承认，给我们办一些我们自己不大好办的事情。但他要真正统治内地这个跟他格格不入的大一统中国应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hhh民初的五族共和不光是五族之间的问题，在通常所说的汉族地区内部其实也是非常缺乏统编力量的，而是延续了清末以来这种隐形的五代十国的发展局面。如果这种发展局面没有受到外力干涉或革命的强力扭转的话，那么合理的推断就是，几个不同类型的种族文化经济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东北肯定会构成一个特殊的区域，这个区域多半还会吸收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山西会构成一个特殊区域，会吸收内蒙古西部以山西移民为主的那些区域，可能还会吸收陕西北部。浙江构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而四分五裂的江苏可能会变为一系列小区域，广东可能会变成几个小的族群集团，跟广西构成一个两广同盟。其他中原地区可能会跟北京跟得比较紧。满蒙回藏这些就不用说了。&&&&hhh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特殊性日益发展，那么它们就会推动1923年宪法中联省条款的落实（日，被称为“曹锟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颁布。这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补充了地方制度的章节，规定了国权和省权的划分，提高了预算审计的约束力，是民国最完善的一部宪法）。如果1923年宪法没有被北伐革命打断，那么以后的历次宪法修正恐怕会以越来越有利于地方势力的方式进行。而这样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能会形成比较接近于英印帝国或者维也纳会议规定的德意志邦联（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而成立，目的是团结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后的德意志各邦。邦联设有议会，以奥地利帝国代表为主席。组织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权）那种格局。在这种非常松散的半联邦半邦联的格局之下，可能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因为中国本部基本上没有动员和组织的能力。而由于它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日本和俄国或者是任何一个外国要找代理人都不是格外的困难，因此外国即使想要谋求这个区域的利益也根本没有必要发动侵华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入侵。&&&&hhh像这样一个“百衲被”一样的中国，将会成为远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缓冲力量，因此远东将会变成一个小战争连绵不断，但是大战基本没有的地方。沿海地区会发展得跟现在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差不多。而陕西和河南这样的地区可能还跟明朝中叶差不多。这条路径也没有完全展开出来，也是因为其他几种因素几条路径的影响。&&&&&&&&1925年的china&&&&hhh第三条路径就是从晚清开始，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所谓的老新党，新式士大夫像汤寿潜、梁启超、张季直，他们对中国的设想在细节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精神上，他们都希望把中国，至少是十八省本部的中国组成一个法兰西式的吏治国家，用西班牙激进派的讲法就叫做集权式自由，既是自由的又是集权的，因此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共和国。但是为了避免地方主义和分裂力量的过度发展，它在内部应该实行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而不是实行德国那种破碎的邦联制或者英美那种地方权力很强的体制。如果按照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或者是当时民间知识分子普遍主张的理论，那么中国最好是走这条道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实力，但是有很多人通过观念影响政治，也还是有一定潜在影响力。他们基本上对每一个看上去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政府都采取依附和鼓励的态度，希望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符合他们期望的存在。袁世凯、吴佩孚和蒋介石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他们都对这些领导寄予了一定的希望。&&&&hhh从这些知识分子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希望都落空了，但是反过来从这些政治强人的角度和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希望虽然没有完全达成，但是对历史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至少是起到了阻止相反道路实现的作用，至少它相当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完全变成一个国际体系附庸国，或者是完全瓦解成为一系列小国或者邦联。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这批知识精英的努力的话，本来是很可能实现的。如果你抵抗力不够强的话，顺势而发展的话，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hhh第四和第五条道路就不用特别讲了，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道路，就是日本设计的那条大东亚共荣圈，就是驱逐西方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小型的对抗国际体系的道路。这个道路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以日本为中心，满洲构成一个政权，华北构成一个政权，江南构成一个政权，像卫星一样环绕日本。日本希望能够把自己变成英国，把这些附庸性的缓冲国家变成英联邦国家一样。它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之后，就可以跟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分庭抗礼，构成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这是它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的原因以原有国际体系反扑为主，以中国内部抵抗为辅。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起到了重大的破坏作用，至少它把庚子条约以后的远东国际体系给彻底打烂了，搞到无法重建了的地步，造成了政治真空，给后来的发展留下了机会。&&&&hhh最后一条道路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国共两党的道路。国共两党的道路有很多重要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说它是对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提出来的法兰西式吏治国家的补充和否认。它承认这种新中国的理想。新中国这个词是谁提出来的？梁启超提出来的，由民国初期知识分子鼓吹的。但是蒋介石后来提出了更加系统化的新中国概念，TG也沿用了这个词。&&&&hhh国共两党的意思是，这个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与此悖逆的要求都是不予考虑的，但是用你们所主张的方法达不到你们要实现的目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凌迫之下，自己国内又是如此四分五裂，按照你们所设想的那种欧洲式的局部改良、局部革命的方法实现不了你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坚强的核心，而且是经过Leninism改造过的党国核心，只有这个党国核心才能实现你们的目的。你们不断地反对党国核心，说党国如何独裁、不民主，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党国核心，你们所设想的那种新中国才能组织起来。没有我们，这样的新中国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这一点恐怕国共两党是一致的。&&&&hhh他们的区别在于，这个党国核心应该由谁来主持，而这个党国核心内容到底应该是像国民党那样比较偏向粉红色的经济体制，还是偏向全方位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系，区别就在这里。但是从组织的角度来讲，他们强调的都是以新型的党国组织核心重建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1945年9月Mao与蒋介石举杯庆祝抗战胜利&&&&hhh这条是最后一条，也是表面上成功了的路线。但是表面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和幻觉的产物。因为，虽然它成功阻断了前面四条路线，但是并没有消灭前面四条路线所造成的路径积分（path integral formulation）的影响。这些路径积分的影响仍然体现在它内部，所以造成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它多次单方面地主张――从国民党40年代后期，甚至从革命外交时期就开始主张，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主张。它单方面的主张是――中国应该是远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hhh这些要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它应该摆脱国际体系的遗留影响，摆脱东亚体系的钳制，这种钳制在东南亚仍然是存在的；摆脱中国社会原有的明清那种小农的儒家的民间社会的影响；摆脱中国知识精英集团原来那种法兰西式的共和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实际上这前四种影响此时此刻都还以变形的形式存在。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复活了梁启超时代和五四时代知识精英的一部分理想。当然并没有全部复活，因为路径已经被严重扭曲了。但是在扭曲的形式中间，当初留下的积分和积累的影响仍然在发挥作用。&&&&hhh而现在的Tai湾和nan海问题，实际上都跟远东国际体系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留下的影响有关。现在所谓三农问题以及国内没办法厘清和展开的问题仍然是受制于明清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民国还活在我们中间，准确说是民国时期曾经存在的五条路径，现在纠结在一起，构成一种电子云式的混沌状态，未来前途仍然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民国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五条线索的根源其实都在民国初期就基本埋下了。它们互相纠结和互相渗透，现在还看不出谁能够随着将来的形势变化。这几条路径中，外显的转为内含的，表现的转为不表现的，或者不表现的转为表现的，不充分表现的转为充分表现的，充分表现的转为不充分表现的，机会是极大的。&&&&hhh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要惊奇，因为这不是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是戏剧性的变化，而是所谓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因为线索本来就是存在的。1949年不值得惊奇，1937年也不值得惊奇，1928年同样不值得惊奇，因为这些线索早就存在于早期民国的内部了。这就是民国历史的真正重要性所在。如果考据民国历史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可以考证，但是路径问题才是真正事关命运的。路径是怎样表现自己的，怎样局部地和全部地展开自己，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真正要讨论的问题。&&&&?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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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发动二次革命，虽然牺牲了自己，但是也已经成功地让袁世凯输掉了。这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权术。后来有些批评孙文的知识分子反而是太天真了。&&&&? 接上文 ?&&&&hhh刚才讲的都是务虚的东西，因为历史是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团体的命运当中展现自身的，所以民国这五条路径互相纠结程度也可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代表人物――用比较俗烂的话就是“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来。&&&&hhh例如像陈炯明（）和阎锡山（）这样的人物。陈炯明，他的出身原先是秀才，是清朝按照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秀才，但他在秀才考完了按照正常情况应该考举人的时候，科举制度废除了，开始办新式学堂，于是他进入了广东法政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当时各省创办的这类学堂中的一个，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hhh新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司法制度，因为这跟治外法权有关。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外国人不能忍受大清那种野蛮的诉讼法的审判，他们认为只有现代的法律才能适应公正的审判。他们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民不能受中国这种野蛮的带体罚带酷刑又没有让被告人权利受到充分保障的司法体系的管辖。因此他们要求有治外法权，不受你野蛮的法律管辖。你要取消治外法权，首先就要实现自己内部司法体制的现代化。要把司法权从行政权里面剥离出来，设立不受行政权节制的单一司法体系。法政学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为这样一种改革培养人才的一个机构。&&&&&&&&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开办典礼&&&&hhh刚刚才培养人才没有几期，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就中断了。一直到民国前期，整个民国前期内地的司法官员仍然是高度稀缺的，在很多地区北洋政府不得不继续沿用前清的规矩，由县官代理法官。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政策上的缘故，就是因为人才缺乏。法政学堂培养的人还太少，就被打断了。陈炯明就是各省所主办的这种法政学堂的学员。而这些法政学堂尽管政策是中央给的，但是财政却是各省给的。他们如果毕业以后进入立宪会议中准备建立的各省司法机构，那么他们的财政基础也仍然来自于地方。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已经不可能筹出钱来了。洪杨以后，清政府原有的财政体系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如果没有地方士绅的筹款的话，那么清末大部分新政是无法展开的。地方士绅的筹款责任对后来民国宪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谁筹款谁就有发言权。既然绅士负责筹款、军人负责统治，那么就产生了陈志让所说的军绅政权，也就决定了宪制的道路。在这种体制下不管怎么样北伐或者南征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统一的。&&&&hhh国民党后来实现名义上的统一，它的财政基础就是，它能够改革关税，能够跟列强达成协议，大幅度提高关税的收入，通过上海和天津的海关筹集它大部分的收入，一小部分收入又能够通过统税从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企业里筹到，这样它不再需要地方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实现统一。陈炯明那时候地方士绅负责筹款，办新学校、办银元局、办保卫团、办各式各样的地方事业，这就无形中大大加强了王纲解纽时代士绅的权力，同时也造成一种士绅自我培养的机制。像陈炯明这样，本来他有可能是中秀才中举人然后变成左宗棠式旧士绅，上了法政学校然后还当选了广东省的咨议员，很明显他就是广东未来的新精英集团的成员。&&&&&&&&广东谘议局旧址&&&&hhh他加入同盟会然后依靠惠州老乡的支持在广东惠州一带组织了一支称为循军的部队，当时笼统地把这些部队称之为民军，辛亥年他率领这支部队和广东各地的民军一起进入广州城成立军政府。但是问题立刻就出来了，广东省的士绅不太愿意也没有必要供养如此之多品流混杂不齐的民军，还有清朝龙济光（，云南蒙自人，原为清军将领，辛亥革命后归顺广东军政府。1913年，龙济光奉袁世凯命令讨伐陈炯明。陈败退后，龙成为广东督军。1916年袁世凯病死，龙处境日蹙，最后被桂军击败，逃往北京）留下的滇军势力，这是不必要的也负担不起的，但是该怎么裁减或者说由谁负责裁减，很明显就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事。胡汉民（，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支部长。日，广州军政府成立，胡汉民出任都督）是一个文人气质比较浓厚的人，承担不起这份工作，能干这种事情的得是一种比较能杀伐决断、不怕得罪人、肯勇于任事的人，而陈炯明年纪又轻，他手下的循军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他能够承担这种责任。所以广东的都督名义上是胡汉民，实际上是陈炯明。而陈炯明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办得是相当的公正无私，因为他把自己搞出来的循军也给解散掉了，等于说是做得非常大公无私，但是这种大公无私会变成他吃亏的根源。因为后面二次革命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精干的武力了。&&&&&&&&辛亥革命陈炯明率部激战光复惠州&&&&hhh国民党后来强调要一党专政和党国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历史挫败经验的影响。它等于说，我过去太天真了，这种天真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国家。所以下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无论如何不会解散党军的。军队国家化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实际上没有党国核心，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放弃国民党的武力就是放弃中华民国。我们不能为了虚名使人民遭受实际上的灾难。过去我们已经天真了一次，今后不能再继续天真了，主要是这个因素的影响。陈炯明解散军队以后，在民国元年那种小阳春的气候之下，一度是很打算在广东搞以经营实业为主的政府，但是二次革命的危机马上就来临了。&&&&hhh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态度，他不是要赶尽杀绝的，而是按照老观念的那种玩弄权术的手腕，采取分化瓦解的做法。他不想把国民党全部干掉，他罢免了国民党三位都督，包括胡汉民（广东）、李烈钧（江西）和柏文蔚（安徽）这三位都督，但是对继承人他采取分化的方法，他把北洋的李纯派到江西，这是占国民党的地盘，给你一个打击，把北洋政府势力强加给你，但是还是让陈炯明接替胡汉民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对国民党的打击和限制是有限度有节制的，如果你不愿撕破脸的话，我仍然给你一个台阶下，看你下不下了。这个台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起到分化国民党的作用。国民党内部有很多温和势力觉得这个台阶是可以下的，犯不着撕破脸，我们跟李烈钧也没有什么沾亲带故的，再说中央政府任命行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国民党还是国会的多数党，将来仍然是大有可为，节制政府还是大有可为，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撕破脸。&&&&&&&&日，李烈钧率先在湖口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hhh这样，赞同孙文主张二次革命的就变成少数派，袁世凯成功实现了分化国民党的目的。他提拔陈炯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他后来提拔蔡锷原因也有点像，他想尽可能地分散所有高级将领的权力，包括北洋高级将领权力，办法就是提拔后生晚辈，提拔没有什么资历的晚辈。如果按照他的设想的话，陈炯明取代胡汉民，陈炯明应该对他有所感激，有所感激就会导致陈炯明对国民党的忠诚有所动摇，而国民党也会对陈炯明不那么信任，一方面他给自己的组织输入了新血，避免了段祺瑞这样的老将挟持领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分化了国民党的新晋力量，他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种超然总统，超然总统是不分党派的总统，我站在中间，国民党站在一边，北洋站在另一边，我谁都不偏袒，双方都必须求助于我。如果北洋势力起来了我就提拔两个国民党的新人物来压压你；如果国民党太嚣张了我就提拔两个北洋人物来压压你。后来其实蒋介石处在蓝衣社（1932年，一批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模仿纳粹党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蒋介石亲任社长。1933年，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被称为蓝衣社。在军队、政府、企业、大中院校及各类社会团体中建立了广泛的外围组织，大量军训青年，招募间谍。1937年底，蓝衣社的主体被纳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务处则由戴笠改组为“军统”。次年，蓝衣社解散）和CC系和其他派系之间无非也就是这样子。&&&&hhh中国近代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领导都精通这种权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不是西方那种民主，但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谴责的那样要搞绝对独裁，他们要搞的是一种全民领袖式制度，党派我是要的，名义上叫党还是叫派那无关紧要，但是党派你们要在下面斗，我这个领袖不是一个党派派出来的，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派我做领袖，恰恰相反，我领袖就是国家，我高高在上，像伊朗宗教领袖那样，不受任何党派约束。而你们几个党派在底下互相掐得你死我活，我以仲裁人的身份调节你们各党派的冲突，这样我的江山才会更加稳。袁世凯当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有很多人不满意国民党搞二次革命，觉得你完全没必要这样搞，明显的违宪，对自己也不好，其实国民党这样做也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至少孙文是看懂了袁世凯这种心思，他不想配合，对他来说，如果袁世凯高高在上，我孙文、段祺瑞、梁启超在底下厮杀，我厮杀得越狠，袁世凯这个高高在上的仲裁人地位就会越稳，那我岂不是全白干了？我宁可要把自己毁掉也要把你毁掉。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虽然我部队完全打光了，我变成流亡者，但是我也把你袁世凯从中立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了。&&&&&&&&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呼吁全体国民迫袁辞职。&&&&hhh打了这仗以后，那就很明显，你袁世凯就是北洋的领袖，你不是全国领袖，我们国民党是你公开的敌人，你做不了高高在上公正平衡的全国领袖，你只能变成斗争的一方，而不能超越斗争之上了。做到这一点，我虽然牺牲了自己，但是我也已经成功地让你输掉了。这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权术。后来有些批评孙文的知识分子反而是太天真了。或者是他们自己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了解还不够深刻。恐怕街市上的流氓或者是愚夫愚妇还清楚一点，这种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穷困的小民跟富贵人家打官司打不赢了，一撒泼我在你门前吊死，我是不活了，但是我给你制造足够多的麻烦，以后官府或流氓会给你不断地找麻烦。我宁愿两败俱伤也不愿意让你占便宜，让你获得胜利。&&&&hhh我想，现在至少在中国农村里面，相互之间打官司还有很多人用这个战术。这种战术你可以说它相当土鳖相当野蛮，绝对的不符合费厄泼赖的原则，绝对的脱离现代政治文明，但是它确实是有效的。而且中国近代以来能够在政治上成功的领袖，都是不讲费厄泼赖的，都是会撒泼，懂得这种血酬原理式的野蛮斗争哲学的人。孙文在二次革命中表面上的愚蠢实际上证明了他比那些讲费厄泼赖的、相信规则的黄兴、宋教仁之类的人，将来会更有资格成为中国的领袖。实际上在二次革命当时他已经证明这一点了。&&&&hhh但是陈炯明还不懂这些。陈炯明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非常天真，一切按照原则办事。他解散循军是不顾自己政治利益，坚决拒绝投靠袁世凯、在最不利的时候坚决忠于国民党最后被迫流亡国外，也是忠于原则和理想的体现。既然为了国民党流亡过，他本来应该紧跟着国民党，但是孙文要求党员绝对效忠于他，建立起中华革命党，他坚决拒绝，因为这样做你跟袁世凯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初反袁不就是为了反对这个么？现在你也搞这个，那我连你也不支持。这样他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了，在香港也呆不下去，英国政府在袁世凯压力之下，很友好地要求他最好换一个不太敏感的地方，于是他只好往南洋马来亚那边跑。&&&&&&&&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誓约&&&&hhh在这个阶段，陈炯明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为理想把什么都牺牲了，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在这个时候，袁世凯走了一步错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洪宪称帝。洪宪称帝为什么是一步错棋？因为它不是利益引起的，而是各方认知结构的错位引起的。袁世凯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是办理善后大借款（民国成立之初，财政异常困难。1913年，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的主持人，他知道他的胜利是非常短暂的，他夹在军队和国会之间，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垮台，但是在国会中还有很大的势力。而且进步党也并不真正地拥护袁世凯，袁世凯搞党派政治很不得力，可以说，国会不是他自己人主宰的，国会不断地在财经方面找麻烦。国会自己筹不出钱，而袁世凯向银行借钱时，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刁难袁世凯。而另一方面军队越来越跋扈，打败南军其实仅仅意味着加强北军的势力，而袁世凯对北军也不是很感冒，他知道这些人尾大不掉，对他自己也不太尊重，他早就想分散诸将的权力但是又做不到。&&&&hhh一方面军队要钱的胃口越来越大，一方面国会对他很苛刻，这两相夹攻之下，镇压二次革命胜利那个短暂的荣耀是维持不了两三年的。他很快就会在两面夹攻之下，即使不垮掉也会被搞得灰头土脸。因此他必须利用胜利以后余威犹在，大家还有点怕他的时候赶紧搞出个新体制来，能够把国会和军队同时压住。在他看来，军队为什么老是这么不老实？因为没有皇帝了，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袁世凯不过是个前朝将军，前朝将军也不只你一个人，像岑春煊（，袁世凯的宿敌。庚子年因积极迎驾受慈禧信任，从此频获拔擢，一时间与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丁未政潮中被庆亲王、袁世凯一派击败。1913年支持孙文的二次革命，1916年被推为护国军督司令，1918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这种人资历是和你一样老的，为什么大家不能都当领袖啊？各人一闹起来这样秩序没法维持，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皇帝。杨度和周围的文人之所以要拥护他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hhh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惯例，胜利的领袖应该跟文人结成联盟清洗军队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文治国家没有办法恢复。官僚机器统治机器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人民为了养活十分庞大的军队会破产的，轻徭薄赋没有办法实现。要想拯救人民，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称帝这样的路，要把领袖和他的将领区分开来，文人要跟领袖结合，把他的功臣和将领要么和平清洗掉要么武力消灭掉。消灭掉这些人，解散掉军事力量，然后帝国的文治才能复兴，士大夫和皇帝共治的体系才能够恢复。等于说是领袖和文官士大夫合谋，把领袖原有的军事支持者搞掉，完成这个步骤之后，长治久安才能实现。他们认为袁世凯现在缺的就是这一步。这一步走不好，接下去就是五代十国，这一步走好了，那就是明清时代的盛世。所以他们的考虑也是有其道理的。&&&&hhh但是袁世凯政权班底以及各省班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大多数都是清朝的旧吏，他们效忠于民国他们是有词可解的，因为民国没有皇帝，我不是背叛大清，我没有当贰臣，因为当时对民国共和的理解就是三代上古之治，这是源远流长的，从郭嵩焘和薛福成那时候就开始了。儒家的大臣看到美国，总统是民选出来的，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是三代上古之世啊，这是唐虞之世啊，这比以后家天下、私天下要无私多少倍啊。这不就是我们儒家最提倡最羡慕的三代之治、公天下之治吗？秦汉以后不都是私天下家天下了吗？只有美国是公天下，符合我们儒家的理想①。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民国有它一部分传统上的合法性，就是由于这种公天下的表面上的相似之处。&&&&1、徐继《瀛环志略》：“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VV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hhh像后来当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就说，共和是一件异常美好的事情，儒家士大夫要赞成共和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个人不能参加，为什么呢？因为共和虽然好，但是我已经受大清皇帝的厚恩了，我作为士大夫，受了大清皇帝的厚恩，不能报恩，这是我个人的耻辱。但是不是说民国不好，没有受过大清厚恩的当然可以投效民国的，因为民国的理想是完全正确的。①而黎元洪和徐世昌那些人呢，他们没有这样高度的道德观，但也可以运用这个逻辑。他们可以说，投效民国不是背叛大清，也没有背叛儒家理想，而是效忠一个更高的理想了。所以他们可以说得过去。如果袁世凯一旦当了皇帝那就不得了了，那样我就等于是从旧皇帝投奔新皇帝，这就跟吴三桂一样，从明朝皇帝手里投奔满清皇帝。因为你不是老百姓，你是吃着前朝皇帝的俸禄，前朝皇帝垮了之后你理应退休，即使不自杀的话你也应该退休。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再去侍奉第二个皇帝，那你就跟再嫁的寡妇一样可耻。这就跟效忠于共和是不一样的了，遮羞布就要被扯掉了。&&&&1、《郑孝胥日记》日：“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hhh11月22日：“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克胜言乎！”&&&&&&&&日，孙中山在上海徐园慰问并欢宴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后合影。&&&&hhh像袁世凯吧，如果他当共和国的总统那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公仆，虽然你当过前清的大臣，那没有关系。但你如果当了共和国的总统以后你再当皇帝，那么你就是欺负孤儿寡母，那我们就要联想到王莽这个人身上了。在这方面的历史现象就是王莽。你欺负孤儿寡母，不是通过打天下这样硬干的手段，而是通过狡诈的手段把天下骗到自己手里面。你同时欺骗了大清和民国，大家很难说你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于是，袁世凯手下的前朝旧吏和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自我解释。而反对他的人倒可以理直气壮了，因为你无论用什么理由都可以反对。像是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这些人拒绝接受袁世凯任命，这样他们就保留了一个模糊空间，怎样解释都可以。照旧势力看来，这些人还是有良心的嘛，他们当初拥护共和，是为了尧舜之治的目的，不是对不起大清，而现在有人真正要对不起大清了，他们就不肯合作了。在新势力看来，这些人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效忠共和的。这样他们保全了自己的节操，也保全了最大程度地在政治上进行自由选择的灵活性。而袁世凯就把这两方面都丢光了。&&&&hhh事后看来，袁世凯这么做是相当愚蠢的，但是他也有他的苦衷，他如果不这么样做的话，二次革命以后再过两年，他借来的这些钱就花光了。那么他处境怎样呢？他还是会面临跟现实一模一样的状况。老实说，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来看，这个总统他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的。可以说怎么样都会搞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选择了他自己比较偏爱、比较符合他自己价值观的、认为能够走通的道路。结果证明实际上走不通。但他即使换其他路，其实说白了也还是走不通的。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对袁世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其实对他真正有好处的事情反倒是中国进一步分裂，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让地方像阎锡山那样，自己负责去借外债，自己负责去办理自己的经济，大大减轻中央政府负担，那样情况下他很可能会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和仲裁人，说不定还能幸存下来。&&&&&&&&hhh我们回到陈炯明的问题上。袁世凯这样一搞，就给陈炯明提供了机会，于是广东像龙济光这样的旧势力处在很尴尬的地位上，他原先是大清皇帝的将领，投效民国是没有关系的，现在要继续拥护袁世凯投效帝制那就变成完全是贪图袁世凯的爵禄了，变成一个纯粹自私的牺牲原则的人，再也没有任何号召力了。而陈炯明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曾经希望当地的士绅给他出钱，帮助他抵抗袁世凯，但是当地士绅拒绝出钱，他们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曾经给陈炯明出过钱的，他们的理由是共和已经建立，现在应该是大家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没有必要为了小事情搞分裂，你们跟袁世凯都是共和国的不同派系，为了这点事情打闹是不值得的，他们拒绝出钱支持。但是袁世凯称帝以后他们再一次变得愿意出钱了。&&&&hhh陈炯明回到他的老家，在惠州另外编制了一支民军，这支民军号称粤军，粤军就是后来炮打孙中山的那支军队的前身，这支军队建立以后，陈炯明也许是吸取了原来的教训吧，也许是因为他和地方士绅之间已经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关系，这支军队始终没有解散过。黎元洪法统重光以后，理论上各省和解，交战各方同时交出兵权。陈炯明也形式上交出他的兵权辞职不干了，把他建立的这支新的粤军交给黎元洪段祺瑞联合的举国一致政府，由文官朱庆澜（，曾被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后又任新军司令）管理，但是这个管理是有名无实的，朱庆澜在任何军队中间都没有任何势力，粤军也好、广东的各军也好他都是号令不动的。他只是充当一个看守政府的角色。在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暂时能够同时得到进步党、国民党和社会各方支持的情况下，各军暂时服从他。一旦这个举国一致政府解体，他的控制就到此截止了。朱庆澜当政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随着南北第二次决裂，国民党和段祺瑞再次分裂，陈炯明的地位再次突出起来了。因为他的部队和陆荣廷（，旧桂系首领，护国战争、护法运动时的南方重要实力派）的部队就变成护法军政府的主要依靠了。&&&&hhh随着孙中山和西南势力关系日趋紧张，七总裁制取代大总统制，粤军作为孙中山最可信赖的部队在广东本地也无法立足，跟着陈炯明以援闽的名义开到福州，驻扎在漳厦一带。在这个时期，陈炯明开始转型成一个地方建设者。一般颂扬陈炯明的人都是颂扬他地方制度如何如何好，他首先就是在漳州一带推行他开明的政治改革的。他本人是一个生活朴素不大爱钱不大任人唯亲的人。所以他的地方是一个小型的模范县。&&&&&&&&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hhh随着桂军势力内部的分裂，孙中山主要依靠扩充后的粤军，回到了广东，这时候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歧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对于陈炯明来说，他本来是广东的省议员，他觉得应该恢复被打断多年的广东省的建设了。广东省长期以来被客军盘踞，要么是袁世凯派来的北军和滇军，要么就是西南势力的滇桂联军，现在广东的政权终于回到了广东本省人的手里面，是该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需要休养生息。他希望即使是要进一步进攻广西，也要在广西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希望孙中山把广西省长的位置交给马君武（，同盟会元老，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1924年因反对联俄联共参加北洋政府），然后让马君武做一个广西的陈炯明，然后把四川交给熊克武（，初为同盟会员，属黄兴一派。辛亥革命时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蜀军北伐总司令。1915年参与蔡锷、唐继尧讨袁之役，被蔡锷委任为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8年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1925年率回广州时被蒋介石等扣押。他是贺龙的老上司。1949年投共），在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四川云贵和广西广东这些地方搞成一个联省自治的模范。&&&&hhh当然这些联省自治模范中最富裕最有前途的肯定是广东，而广东肯定是他的地盘，他希望孙中山做一个虚位的领袖，然后他和广东士绅之间能够达成协调，把这个联省自治的格局搞下去，但孙中山是不能接受这个设想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广东人，但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满足于一隅之地了，北伐是他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陈炯明不配合他的话，他就把基地改到桂林去。但他之所以能够控制广西，主要就是靠粤军的武力，粤军在进攻广西的战役中损失非常之大，需要休养，已经不大愿意打仗了，他以桂林为大本营北伐，依赖非常不愿意打仗的粤军和抱有很大敌意的桂军。桂军陆荣廷虽然下野，新桂军仍然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f的率领下正在慢慢集结起来向桂林靠拢，粤军不愿意保护孙文，只管自己撤回本省了，他的北伐计划完全泡汤。&&&&&&&&1921年10月，陈炯明率领粤军赴广西打败北洋军后，正凯旋而归。&&&&hhh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还是觉得粤军本身虽然是他的老同乡，也是需要铲除的对象，于是就发生了刺杀邓铿的案件①。这个案件如果从利害角度来推测的话，最有可能的是孙文廖仲恺和蒋介石那些新兴国民党嫡系部队打击粤军势力的行动。这个时候陈炯明采取了一个退让的政策，他辞去了一切官职，退回老家惠州，但是可能还是在幕后操纵粤军军官。这是一个双方下台阶的做法。如果按照民国初年那种比较费厄泼赖的作风的话，那就有几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是你让一步我让一步，陈炯明既然已经下台，那么孙中山也应该给点面子，从粤军中间挑一个和陈炯明比较相似的人出来接管粤军势力。然后就应该很知趣的不再要求更多，这样他和粤军的关系还能够维持下去。&&&&1、日，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的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的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4月21日，孙文批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仅保留陆军总长一职，令陈返回海丰家中休养。&&&&hhh要么呢，你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还是要继续坚持北伐的话，那么你就干脆重新引进滇桂或者其他的军事势力，驱逐整个粤军，好好打一场。但孙文在这两方面都做不到。双方在很尴尬的状态下僵持。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各界的绅商开始出来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们希望既然是第二次法统重光，黎元洪已经回到北京，孙中山赖以支持的旧国会议员大多数已经回到北京，那么护法军政府的法律意义已经消失了，最好是孙中山和徐世昌同时下野，这样就显得比较体面，也显得任何一方都没有吃亏。但是徐世昌已经下野，孙中山却始终不肯下野。&&&&&&&&日，孙中山要求港英局放逐炯明的手令&&&&hhh要想让他比较体面地后退那么就需要有三部曲的压力，第一步是士绅派请愿代表团和社会名流向他进行劝说，同时蔡元培就在北方的名义给他打电报劝退，希望他体面的撤退。第一步孙中山不撤退，第二步就是粤军的基层军官开始在广东闹事，制造一种社会治安不稳的局面，希望孙中山你要么能够维持秩序，要么维持不了的话你就另让贤路，这样孙中山非但不肯撤退的话，他采取了一个更加激进的道路，他扬言说要用毒气弹杀尽粤军（《华字日报》日），但他实际上手头又没有这样的武力。他真正能够依靠的就是程壁光带领的那些海军。但是他的确有可能像以前炮击莫荣新①那样用海军炮击粤军在沙面一代的军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政治审慎的时候。&&&&1、1917年11月，陆荣廷指派莫荣新任广东督军。莫荣新对孙中山及其军政府十分无礼，并指令部下捕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六十多人。孙中山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和向军政府谢罪，莫荣新置之不理。日，孙中山密令海军、滇军等炮击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并令朱执信、陈炯明等响应举事。孙中山炮击观音山，教训莫荣新，莫荣新也无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随后派代表向孙中山求和，接着又亲赴大元帅府请罪。&&&&hhh在接下来的六一六事变和永丰舰事变①，这些事变到底是出在怎样的情况下，到底是粤军的下级军官根据陈炯明的指示发动的政变呢，还是陈炯明本来打算采取一步一步施压把孙中山赶出去的手段，但是被一小撮比较缺乏政治手腕的军官误解了他的意思或者没有能力执行这样微妙和敏感的任务，直截了当就动粗了，不好说。但是反正消息传到惠州的时候，陈炯明表现得相当意外，这个意外不一定表明他是无辜的，他很可能是本来制定了一个很精细很巧妙的计划，可以不担责任，不把任何人的手弄脏，不用起冲突就把孙中山赶走，你们偏偏这样没有耐心，一下子把我的好计划给破坏了，他的惊讶可能是这一类的。但是无论是出于哪一类的，总之永丰舰事件的结果就是使国民党过去的利益共同体破裂了。&&&&1、日，为了分化粤军，孙文任命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总督办，但叶举并不领情，反而带着60多营粤军在5月底进入广州城，理由是粮饷断绝，无人接济，非回不可。孙文要求陈炯明回广州面商一切，陈炯明说，在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孙文大怒，对粤军官兵发出武力威胁：“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6月16日凌晨，叶举率兵包围了观音山的总统府，让人通知孙赶快离府，后因总统府守军不肯投降，开土炮“三响吓之”。孙文离府后登上永丰舰，下令海军开炮轰击广州城。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命令，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文气急之下，亲自动手发炮，广州平民死伤百人以上。&&&&&&&&日，孙中山、宋庆龄等在永丰舰上合影&&&&hhh早期国民党利益共同体不大像晚期国民党，反倒很像是陈炯明的致公党（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堂发起，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它是一个半帮会半同乡会的组织，广东地方主义色彩是及其浓厚的，局外人是刀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像蒋介石那样的人，在早年虽然不但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甚至还愿意给孙中山本人干脏活（刺杀陶成章），但就算是他也始终是混不进广东人把持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民党中的广东利益集团和帮会集团之间利益共生已经达到了难以打破的地步。陈炯明这么一来实际上是帮助孙中山打破了这个他早晚要打破的利益集团的锁链。&&&&hhh可以说孙中山如果受制于这个利益集团给他划定的轨迹的话，他顶多是广东和侨民的领袖，永远做不了全中国的领袖。但是要跟这个集团决裂的话，那又种下了以后无数次裂变，或者说西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宁粤分裂的祸根。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本身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话，那么陈炯明这个人和蒋介石这个人的生态位恰好是相同的，有陈炯明就没有蒋介石，有蒋介石就没有陈炯明。蒋介石后来得到的就是陈炯明如果顺着孙中山的话本来就可以得到的东西。但那就要求陈炯明背叛他自己的小利益集团，他做不到。结果蒋介石的后期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新党，而陈炯明的致公党反倒是继承了早期国民党的衣钵，它变成一个华侨帮会的广东地方组织。&&&&&&&&1925年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正式成立&&&&hhh出于上述原因，蒋介石任何人都可以宽恕，包括北洋军阀的降将他肯定可以宽恕，李宗仁白崇禧他可以宽恕，共产党投诚过来的人张国焘之类他也可以宽恕，他只有一个不能宽恕就是陈炯明，因为宽恕了陈炯明，陈唯一能呆的位置，就是他蒋介石现在所呆的位置。宽恕陈炯明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蒋介石的位置让给他。宽恕其他人倒是没有关系的，你把广西或者山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让给他对蒋介石没有直接伤害的。只有陈炯明，蒋介石是不能宽恕的。因此根据这个理由，致公党必须是新国民党的不共戴天之仇。&&&&hhh这不是政策方面的仇恨，而是一个生态位竞争方面的仇恨。这个生态位竞争方面的仇恨可能在台湾现在的客家人或者是江浙人之类还可以显示出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表面上是呈现什么，或者说政治经济政策什么的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事派系和生态位竞争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核心的绝对不能妥协的问题。于是陈炯明致公党就扮演了可以说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同盟会在海外的那种角色，争取马来亚、檀香山、香港各地华人社会的支持，尽可能的排斥敌对社团，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也不排除用黑帮手段去或者是日本那种方法去暗杀你。如果辛亥革命没有爆发的话，那么国民党可能永生永世就是这样的组织。&&&&hhh如果社会进一步现代化，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话，这样的组织发展起来就可能是马来西亚那种马华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那种模式。最后是到1948年新政协召开的时候，致公党投向了共产党那边，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接近共产党，而是和国民党的仇恨无法逃脱，实际上如果从纯粹政治角度看，假如国民党是一个温和左派势力，而共产党是一个强硬左派势力，那么致公党倒是一个比较偏右的势力，它距共产党的距离肯定比距国民党更远，距梁启超的进步党的势力倒反而比较近。但是出于生态位的原因，它反倒为了仇恨蒋介石的缘故而投入共产党的怀抱。致公党是陈炯明留下的唯一一个政治遗产，它等于是构成了一个日渐衰落的海外华人社会的一条线。这个海外华人社会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虽然地跨几大洲，西面远到南非，东面远到哥斯达黎加，最主要的基地在马来亚和檀香山，但是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具有高度的一体性。&&&&&&&&1949年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从左至右）：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hhh二战以后反殖主义打破了这种传统，但也留下很多活化石。你如果真正想了解孙中山的为人，或者想了解早期国民党人的行为逻辑，那你最好的办法不是去看国民党编的党史，也不是共产党编的这些东西，你最好的办法是设身处地到南非或者是哥斯达黎加去，找那些老华侨，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华侨，千万不要找90年代过去的新移民。那些老华侨只会讲广东话和当地的语言，他们组织了自己的独立社团，跟当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契合，也有点像马来西亚那样，他们不太积极参政，不怎么争取在现代政治中有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是争取一种类似于文化飞地的存在，你进入他们的社会以后，你就能够理解孙中山和廖仲恺和胡汉民那些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后来国民党对他们的解释反而是特别不正确的。&&&&hhh致公党留在大陆以后失去了它自己生命的根源，也渐渐变质，变成了花瓶式的组织。而原先实力最强的檀香山的华人，卷入了美国二战以后的族群政治，变成了现代华人，也极大地失去了自己的本色。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会，因为卷入了冷战结构的缘故，也跟着扭曲了它原来的结构、原来的特征。反倒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这些老社团，因为是像桃花源一样，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巨大波动都没怎么从他们身上卷过去，他们最多地保留了文化的原汁原味。所以真正的早期民国既不在中国也不在台湾，也不在南亚，反倒是在哥斯达黎加或者南非这些老华侨的社区中间。陈炯明就是他们的精神兄弟。理解了他们就理解了陈炯明。&&&&hhh这就是陈炯明的故事。他这个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历史，如果放在欧洲的话，他和他的群体就相当于是波兰或者爱沙尼亚一个小邦的历史。如果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著有《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那样要从民族国家的中间发掘历史，这才是他应该发掘出来的东西。&&&&&&&&惠州陈炯明墓园&&&&?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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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走错了一步，他辜负了他那些憨厚的山西老乡。但是即使这样，相对而言，山西这个地方集团的内部团结性和政治德性仍然是最优秀的。&&&&? 接上文 ?&&&&hhh土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阎锡山（）。阎锡山的出身跟陈炯明是比较相似的，中了秀才以后，又去新式学堂，但他的经历又暴露出山西的小市民社会和广东的小市民社会有非常大的差别。他中了秀才以后并不是像南方人那样，如果你是好学的人中了秀才以后那么下一步当然是考举人，但是他就直接去学做生意去了，这是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雍正皇帝早就说过，山西的风俗实在是太坏了，别的人都好好地去考科举读圣贤书，而你们这些人呢，读书只为了识几个字，识完字以后就要去做生意当学徒，而且做生意的人根本瞧不起读书的人，这样是不行的，这样的风俗是很坏的①。但实际上，直到民国初年，山西的风格还显然是这样。阎锡山开始也是走这条路，后来山西人佩服他的一个原因，一个其他各省人看起来很可笑的原因，就是他特别会心算，别人给他说一连串数据以后，他闭着眼睛像当铺的财主一样，嚓嚓不用算盘就给你算得很准确。别人都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算出来的题目，他一下子就给你算出来了。别的省的人可能觉得军人跟政治家和这种才能简直一点都不相称，但是他那些山西老乡对他是无限佩服，因为山西的商业文化很浓，这套本事就说明他的基本功学得很好，即使是不做官做生意，他其实也是能发财的。&&&&1、《雍正朱批谕旨》：“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hhh阎锡山就是这种人，他的学历比起民国初年其他人包括蒋介石和陈炯明都要好，他不但去了日本留学，而且他从振武学校毕业以后还从士官学校毕业，前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做到的，振武学校（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创办于1900年，原名成城学校，1903年改名振武学校，开办到1914年。蔡锷、陈独秀、唐继尧、赵恒惕、李烈钧、孙传芳、蒋介石等都从这里毕业）的门槛很低，等于是一个照顾中国留学生的机构，日语不好没关系，军事学的底子很差也没有关系，我们是一个预科班，预科班要进去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日本士官学校就是为日本自己人准备的一个非常严格的学校，能进去不容易，能混到毕业更不容易。阎锡山能混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就说明他实际上的军事素养比起吴佩孚（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比起蒋介石（毕业于振武学校，入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要高多了。蒋介石那批人跟他相比是业余性质的人。&&&&&&&&1904年，山西选拔的20名赴日留学学生合影留念，其中便有阎锡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7年&&&&hhh他回到山西以后，还另外给自己考了个举人，是山西最后一批举人，所以说到中西学问聚萃，阎锡山比起其他军阀来说是强太多了。在辛亥革命前夜的时候，他是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山西的革命是认真打仗的，山西的清军还是比较忠于清廷的，阎锡山打的是硬仗。跟江浙大部分地区和直隶这些象征性的战斗绝对不同，他打的真的是硬仗，而且硬仗打得相当有军事学素养，等于是把他从日本学来的那些怎样修筑碉堡、怎样攻打碉堡的技术都用上了。山西新军的战斗力相当之强，因为自从吴禄贞在河北遇刺以后，燕晋联军瓦解以后，清军的主战场其实不像大家说的是所谓的阳夏保卫战（汉阳、汉口保卫战），而是山西大同和太原保卫战。大同和太原保卫战不仅是打得最惨的，而且是战略上关系最大的。清军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南下，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山西在侧背威胁，京师随时随地都不安全，从山西出井陉，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切断京汉铁路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冯国璋就在汉口，铁路一旦切断那他就是死狗一条了，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把主力派上江汉地区的战场。&&&&hhh清军不敢南下，然后南京上海的革命党才有从容展步的可能。北方的革命党将领像蓝天蔚、张绍曾、吴禄贞都是昙花一现，只坚持几天或者遇刺或者流亡了，打硬仗的只有阎锡山。真正的硬仗是由北洋军的三镇兵力和阎锡山的晋军打起来的。晋军在兵力上是绝对劣势，而北洋军投入山西战场的兵力比它投入湖北战场的要多三倍――这是真正的主力决战。清朝新军理论上有三十六镇，但到辛亥革命那阵子，真正具有实战能力的能够作战的其实也就北洋六镇。六镇中间大概有1/5左右投到了湖北战场，55%到60%的兵力投入到了山西战场。山西关系到北京城的命运，关系到袁世凯的命运，这场战役才是决定生死的。而晋军打得非常顽强非常好，实现了有秩序的撤退，他们打败北洋军是不可能的，但是山西的地利和民气对他们有利。北军两路进攻，他们分阶段地从太原撤退，撤退到大同。我们都知道军事上撤退是比胜利更难的一件事情，像蒋介石在淞沪的撤退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溃败，他跟共产党打仗的时候，他打赢了就没事了，只要他打输了，他的撤退都会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溃败。这也是蒋介石在军事上是一个业余水平、业余爱好者的一个明显的证明。&&&&&&&&日，阎锡山等发动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图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原城，城楼匾额为阎锡山手书。&&&&hhh而阎锡山在军事上是一个合格的专业人员，他虽然好像是败将，让出了些土地，但是晋军的伤亡比起北洋军要少得多。晋军总共就死了几百人，北洋军的伤亡是晋军的五倍。而且晋军的撤退是成建制有效率的撤退，它退到一个更深更后的阵地，反而牵制了更多的北洋军的兵力。北洋军深入山西内地，又攻不下大同、五台山一带的险要阵地，进入太原还要分兵，又要保护京汉铁路，又要保护山西的道路，实际上消耗了更多的兵力，使它更加没有可能在南方作战了。民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但是搞民国早期历史的人好像不大重视一战以前的欧洲兵法，实际上民国早期的兵法就是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兵法的一个重演。搞这种兵法，搞得最好的两个人，是大家不大重视的――张作霖和阎锡山。&&&&hhh大家一般好像对蒋介石和吴佩孚还更看重一些，但是蒋和吴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业余爱好者水平，政治能力是高于作战能力的，他们的军事胜利主要是政治能力比较出众的结果，真要论作为一个中高级军官的指挥能力，他们即使不是非常蹩脚也是非常业余的。阎锡山的水平是很高的。大家都觉得阎锡山是专门打败仗的人，他搞政治的能力高不高是另一回事。但就是他打败仗的过程中，包括这一次被北洋军打败，以及后来跟东北军打仗的时候被张作霖打败，后来跟蒋介石作战的时候又被蒋介石打败，最后又被TG打败，这四次他都是被打败的，但他败得很光荣很体面，自己的伤亡很少，总是能够做到有秩序地撤退，成建制地保全自己的主力。在这个指标方面他大大地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将领。而这一点实际上是兵法当中最难的，他做到了。从军事角度他才是真正挽救辛亥革命的人。而二次革命的失败，关键就在于山西没有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响应南方。结果北洋军可以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南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武汉黎元洪的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是站在北军一边的。可以说湖北和山西两省决定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路径差异。&&&&hhh南北和谈开始以后，北军所作出的第一个让步，也是最重要的让步就是从山西撤军，这一点一方面说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把山西的革命军当做自己人的，另一方面说明北军如果不能占领雁门关一带山西最险要地带，占领晋西北高地的话，那么他们在孤立的太原实际上是守不下去的，不撤退也得撤退，撤回原有的防区，他们才能得到充分的补给。留在那里得不到补给，军队早晚要哗变，这也是他们不得不这样选择的原因。&&&&&&&&阎锡山与孙中山&&&&hhh阎锡山回到山西以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点，他采取一种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外交的手段，保证了他在山西的地位。他没有什么野心，不积极参加南北任何一方的博弈，同时也严格防止其他各方把势力深入他的系统内部。第二点更重要，主要不在于阎锡山本人，而是山西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他们表现得非常土鳖非常团结，而团结性恰好是土鳖性的体现，他们是地方上的小县城里面出来的人物，能够到省城做一做小官，捞一点点小利益已经是非常心满意足了，在北京和上海面前有浓厚的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如北京人聪明，不如上海人精明，最好是闭起关来，在山西老乡之间搞小团体。山西人没有什么别的长处，但是忠厚朴实这一点大家都信得过，外省人虽然聪明能干，但是他们比较狡猾，我们都信不过，我们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得到安全。&&&&hhh山西统治集团内部长期不发生分裂，跟他们这种比较质朴比较朴拙的作风很有关系。现在人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搞不起民主宪政是因为人民素质不高，然后又把素质不高解释为文化程度不高，不够聪明。其实情况恰好相反，能够搞成宪政的国家是精英势力比较小而且老百姓比较老实的国家，照美国的说法就是红脖山炮。红脖山炮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支柱，他们不懂别的什么大道理，一本圣经给他们提供道德观念就足够了，平时乡亲们办日常事务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他们本能地鄙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些人才是美国民主的基础。英国的乡绅和小地主，像麦考莱描述的那些，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的。而法国和西班牙这种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首都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会发明各种先进的社会理论，外省的聪明人一有机会就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跑到巴黎去谋发展，这些国家最容易像中国一样，搞没完没了的派系斗争，结果宪法没办法稳定，危险的党派斗争在宪法还没稳定的最初敏感期就把它撕成碎片了。&&&&&&&&山西督军阎锡山&&&&&&&&阎锡山所推行的新式学校的样本――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hhh在中国，民国初年最接近这种情况的就是江浙一带。江浙是出人才的地方，也是最有钱最富裕的地方，但是江浙士大夫的团结能力明显是非常差劲的，他们只要能有那些山西的土财主1/4的团结能力，那么北洋军是根本近不了他们的。尤其是浙江。浙江最初是浙军实现独立的，最初几个都督都是浙江自己系统的人，但是浙江人就是不服浙江人，他们在浙江自己人执政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尽管他们纸上制定的宪法好像很漂亮，但实际上政局是异常动荡，派系斗争是异常的多，像明朝末年的党争一样又无聊又复杂。于是段祺瑞趁他们内斗很厉害的时候从上海派来了人数很少的一支北军，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制服了。他们在斗起自己人的时候非常勇敢，但是北军一来马上就偃旗息鼓，好像连抵抗的意志都没有了。&&&&hhh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场面很像是当年满清入关的情况。江南的明军其实人数还是很多，也是很有战斗力的，至少他们跟着满洲人打南边势力的时候表现得很有战斗力，而彼此之间相互争斗的时候也是很有战斗力的。但是为数很少的满洲骑兵一来，他们马上全瘫下来了，与其说是他们害怕和满洲人打仗，不如说是害怕我跟满洲人打仗的时候，你一下投降了满洲人，在我背后戳一刀怎么办？朱大典就这样被方国安害过（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南明大臣朱大典率军固守金华。明将方国安率众南奔。方国安本与朱大典有隙，向朱大典索饷四万两未遂，遂围攻金华），所以这种危险很现实的存在。他们没法维持团结，每个人都太聪明了，就像一个歌剧团中每个人都要当头牌歌女，谁也不肯当普通演员，那么这个歌剧团只有四分五裂垮台――江浙士大夫阶级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hhh而山西的情况是，虽然他们对西方宪政或者地方自治的理解远不如广东、江浙一带先进的士大夫阶级，但是他们人老实，比较团结，即使半通不通，他们搞出来的东西是非驴非马不像样子，但他们内部团结不分裂。山西能够保持内部宪制的完整性，一连十几年不变，甚至是在北伐以后阎锡山改变他自己的初衷，加入全国性政治，把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