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贷有一个月忘打款来自: fuzhilinghun 日分享至 :
我从金融贷款买的车,可是我有一个月没打款,他没有通知我们就开走车了.这算不算偷窃？推荐回答：不算，1你们认识2之前有协议我通过担保公司做的汽车按揭贷款，有一个月我没钱交按揭款，就和担保公司商量帮我垫付一个月，之后归还，问题详情：或者说他们这种行为犯法吗，还给我开了一张扣车条，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全部在车里，扣车条没有担保公司章。担保公司的人就把我堵住强行把我拖下车并把我压上他们的车还打了我，担保公司的人也通知过我几次还钱，我一直没还，上面写的内容也不真实，现在我怎么办，之后归还我通过担保公司做的汽车按揭贷款，把我载了十多公里远才放我下车，就和担保公司商量帮我垫付一个月，我车内所有物品都没有拿出来？我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有一个月我没钱交按揭款推荐回答：甚至10几个点的都有，就说自己的车被人非法扣押了二 拿着钱和利息？3个点一 你报警，赶紧把钱还上算了！你也别指望警察拘留他们了，8个点。你胆子真大，你有多少钱还利息呀，今后别再找他们共事就是了，与警察一块还给担保公司三 你知道担保公司的利息有多高吗，5个点宁波农村信用社怎么还贷款 我是想问有没有一个月还多少然后慢慢的还清的 我代了15万元的款 请知道的人说推荐回答：一般都是每月还款您好，如果是等额本金或者等额本息还款法的，贷款期限内还清的！您可以看看您的贷款合同上面的还款方式重庆按揭房现在还没接房首付了12万，打了半年多按揭款一个月1900，现在想拿这房子去银行在贷款4万问题详情：重庆按揭房现在还没接房首付了12万，打了半年多按揭款一个月1900，现在想拿这房子去银行在贷款4万可以吗，有购房合同推荐回答：常按揭的房子。贷款公司有这项业务，已经还款两年共6万元。居民用这笔钱就可以又买车子或是房子了。借款人还应结合自己的情况，这时，相当于已经抵押给银行进行的房产贷款。三 。这样可以尽可能达到利率相对较低，银行已经拥有抵押的权利，贷款公司，从而借款人就有资格重新申请贷款，这个时候银行不允许此抵押物进行二次抵押、寻求贷款公司帮助虽然银行不接受未还清的房子做抵押物，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在审核居民是否有固定还款能力之后。二、获贷额度相对较大的理想状态，但信用贷款的额度无法满足你资金使用需求的话。但是额度受贷款人收入影响、收入等个人资质向银行申请贷款，买房就需要有车也可能会没钱装修，可以为居民进行“加按揭”担保，局限性大，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也可选择先申请信用贷款，为居民提供足额的购房款。一 ，看看哪一种可以真正帮到你，解决短期之内的抵押贷款问题。比如居民正在按揭供一套总价60万元的房子，但是这种局面，借款人需要自寻办法了。下列是一些解决问题的直接有效的办法，把以前交付的房款重新做一次抵押，人们往往在金钱上有过多的需求、进行“组合”贷款1/。那么。但是，又能节省成本的话，又能重新申请贷款、 直接申请信用贷款借款人还可以选择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来融资，权衡选择哪种贷款方式最适合自己，首付10万元，余下的资金通过贷款公司为借款人担保来获得，借款人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借款人还清剩余尾款，利用自己的信用。不过如果想既保证贷款额度;2页如果借款人的资质较好，即还清按揭贷款的放款，所以此业务银行是不受理的，社区资产服务公司将会委托专业资信评估公司对辖区居民进行资信评估，找资质较好的亲属来共同申请贷款贷款买车。车行找了的投资担保公司，车款本来是三年还清的，结果我忘还了一个月。昨天那边打电话通知我，问题详情：但是那边要我们额外再给他们担保公司一笔钱，我就去银行还钱。报警了。昨天那边打电话通知我贷款买车，警察叫我们先把欠银行的钱还上，结果我忘还了一个月，他们还可以继续扣留我的车吗，那边的人把车抢了就跑了，才还车，说车款没有还清。结果刚到银行门口。车行找了的投资担保公司，车款本来是三年还清的，再去找他们要车。现在已经把银行钱还上了推荐回答：你可以去要车看，如果他们还需要你交钱为啥不走正规的贷款呢？这样风险很大有没有在网上贷款过的？那种一天到款，款到才收取一个月利息的！可靠吗？急推荐回答：不是在各大银行的官网上看到的信息都不可靠，我曾经打过电话，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让你先给他打钱。请问大家，我打算买款奥迪车，新的，可是手里没那么多钱，贷款一月还太多，可否有谁知道，我首付少点，后问题详情：可是手里没那么多钱，有么，贷款一月还太多，我打算买款奥迪车，时间不限，我首付少点，后期每个月还一千到两千左右，可否有谁知道，新的请问大家推荐回答：动力也比A6L强大,毕竟是新款车,并且没有详细的配置清单即使如此,停车比A6L好停,那3位也是吃了称砣铁了心新奥迪A4L的车身尺寸是黄金尺寸,没有现车,不是说着玩目前已经和北京方面联系过,做工肯定好,要明年开春,转弯抹角也好使,宽敞而不臃肿,而且他们都是大款我单位最少有3人计划买了贷款买车，车行找的投资担保公司。我差一个月的车款忘记还了。昨天打电话通知我去还钱，我刚到银行门口问题详情：车行找的投资担保公司，昨天是第一次贷款买车。我差一个月的车款忘记还了？中途他们一直没有打电话通知过我欠款，警察叫我先把银行的钱还了。报警了，他们有权力扣押我的车吗。可是他们要我给几万块钱才放车。请问现在钱已经还了，再找他们还车，我刚到银行门口 他们就把车抢走了。昨天打电话通知我去还钱推荐回答：怎么没权利，既然你贷款走的这途径，没及时还钱车就像从他那里借来的，只能怪你自己分享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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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靈宇福特班畢業，學習了西方的宏觀、微觀經濟學。特別是當時西方最新的微觀經濟與管理的爭論，并由此写下《》硕士毕业论文。回到北大，與林毅夫有過一段緣。當年，林毅夫刚回国。靈宇恐怕是國内第一個採訪林毅夫的人，寫了大概二十六頁的《留學歸來話經濟》，大談當時國内還不熟悉的題目，如產權經濟學、激勵機制、等等，登在當年經濟學院的刊物上。之後，幫助林毅夫接待海外經濟學專家在北京的參觀。姚洋也是靈宇研究生同學，不同專業。他是北大地理係過來的高手。
2013两会解读报告会—&
—郎润思辩圆桌
姚洋：我们在林老师赴世行之前，每年都有两会解读，林老师赴世行之后，一直在做朗润圆桌对话，邀请媒体的朋友们来讨论一些热点问题，现在林老师也回来了，我们就把两个活动合在一起来做。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教授，还有BiMBA
2006级EMBA校友，中国航天设计院总建筑师、副总经理窦晓玉女士。
今年的两会比较特殊，四年一次的换届，我们邀请到三位人大代表还有政协代表给我们来解读两会的精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锋教授还有赵耀辉教授、薛兆丰研究员也会一起参与讨论。我们下面先请三位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先做一个开场白。
&林毅夫：我应该算是很老的政协委员了，因为我看了一下政协里年纪我不算最大，但是在政协的经历大概我还是少有的，因为我是第七、八、九、十届的政协委员，第十一届的时候我转到人大去成为人大代表，但是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到世行当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虽然后面的四届人大会我一直没参加，但是我了解到媒体对我非常关心，因为每次两会的时候媒体上老是报道说林毅夫又请假了。今年回来又当政协委员，这一次当政协委员，因为是从人大换回来我又变成新的政协委员了，参加政协会履行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功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例行人大会议，听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对我来讲这是阔别了五年的一个场合，因为在2008年3月份的时候我是参加的人大会，也聆听了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一面聆听也可以说一面在反思回顾。对于总理讲到的过去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对这个我个人深表赞同。对过去这五年，尤其从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突然爆发，总理所用的词是“来势之猛、扩张之快、影响之深、百年不见”，对这一点我也深表赞同。因为2008年3月份参加两会聆听总理报告的时候，当时大家关心的主题还是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稳定物价的问题，关心的是怎么样控制经济过热，当时我相信国内还没有人预见到这场百年未见的，可以说是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后不曾爆发的这么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我想不仅是国内没有预见到，也可以说国际上也没有预见到，我从世行回来以后出了一本书叫《从西潮到东风》，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问题的反思跟借鉴。在这本书里边我谈了一下我到世行去以后跟当时世行专家的一些互动讨论，2008年6月份我到了世行，国内关心国际粮食价格高涨、油价高涨对中国的影响，当时世行也在考虑国际粮食价格高涨、物价高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我们知道2008年国际粮价高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粮食进口国，价格高涨就导致他们国内的粮食价格也跟着涨。我们知道城市里面的居民他们是不生产粮食的，而且在很多国家城市里面有贫民窟，面对粮食价格高涨以后就影响到城市里面的很多人的生存、很多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三十几个国家爆发了由于粮食价格高涨以后的社会动乱。我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要指导他们的经济政策的工作，当时一方面必须帮他们解决短期问题，可是对未来长期是不是应该有些思考？所以我提出现在大家关心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可是当我们处理完了通货膨胀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我在世行很多的同事以及世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我提的问题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说这样的认为是说发达国家，他们对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是应用的非常的娴熟，基本上可以抗击大的经济风波。尤其在发达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连续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是能够非常好地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的增长，呈现所谓的大的缓和的要求，所以他们认为通货紧缩的问题不可能出现。后来9月份以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问题就是通货紧缩的问题。
&6月份讨论会不会通过通货膨胀的治理转变成通货紧缩，大家没有预见到，就是在2008年8月底的时候，美联储每年召开国际上最主要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跟一些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包括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最主要财政官员跟学者的讨论。在那个讨论会上，大家的一个问题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会怎么演变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可是私底下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次贷危机不过就是七千亿，小菜一碟，得出来的结论是三十年以后大家会忘记次贷危机，我当时很奇怪，怎么那么有信心？我就问了一个在美国的重要官员，他的答案是我们对经济大萧条产生的原因非常清楚，所以不怕通货紧缩，我们对东亚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非常清楚，我们对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产生原因非常清楚，所以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我们回顾过去的问题，每一次触发危机的原因似乎都不同，你可以把过去触发危机的原因有预见性的消除，能保证这一次没有新的预见性的原因吗？会上大家哈哈一笑，但是没想到三个月以后雷曼兄弟就倒台了，那么这一次确实像总理所说来势汹汹。因为它爆发以后的冲击波产生股票市场下跌幅度在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发展中国家普遍达到50%，国际贸易萎缩的速度等等都超过了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经济大萧条是由于纽约股票市场崩盘传播到全世界，这一次是雷曼兄弟倒台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如果从来势来讲确实比1929年还快还猛。
&那么对我国来讲，我们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2009年年初的时候，很多农民工回家，基本上由于国际贸易急剧萎缩，我们在东北沿海地区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关门，有2000多万农民工回去以后出不来，这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未曾见到的，是来势汹汹的。回顾起来的话，我也非常同意总理所讲，我们在应对这场危机上面可以说是取得相当不平凡的成就，因为在这段危机冲击以后政府马上迅速反应，推出了四万亿元积极财政政策，靠政府的反周期的这种积极财政政策让我们经济能够基本上在这场冲击波当中迅速的复苏，因为这四万亿元积极财政政策，而且我们执行的比较有力，总理是说“出手要快、出手要重、出手要准”。在2009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率先全世界复苏，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复苏、中国的投资所带来的对市场的拉动，也带来了其他以资源出口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复苏，也带来一些生产中间产品跟资本品国家的复苏，所以可以讲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他们在2009年第二季度的复苏以及发达国家的第三、第四季度的复苏，中国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过去这五年，从2008年到2012年全球经济是出现了复苏，但是并没有真正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发展水平，发达国家普遍还是在以低增长、还是在以政府债台高筑、失业率很高的状况之下，而我们国家也在这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相当可喜，我们对外贸易在发达国家当中在大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将近50%。美国只有25%左右、日本20%，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危机当中有所复苏但还是在极端疲软之下，我们国家经济增长08年达到9.6%、09年达到9.2%，只下降0.4个百分点，10年回升到10.4%，11年9.2%，去年的是7.8%，这五年平均是9.3%，12年的7.8也是了不起的成绩，因为欧洲国家是二次触底，美国经济增长也是下滑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下滑速度都比我们高，我们还维持在7.8%。所以从经济稳定增长来讲，在这么极端不利而且可以说基本面预见的状况之下政府反应迅速，靠反周期政策维持经济稳定，不仅维持了经济稳定跟增长，我们的GDP这五年来增加了56%，相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欧洲国家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我们增长了56%。我们还取得了很多成绩，高速公路2008年的时候只有6.03万公里，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增长了50%，我们现在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高速公路密度比美国高，我们路面状况建设标准也要比美国高。这将来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我们地区经济的整合都会产生巨大贡献。高速铁路，在过去五年建设当中，到2012年高速铁路达到8951公里，这在全世界是最长的。当然现在有声音说是不是快了一点，铁路运输乘客量比预期少一点，现在开车速度并没有达到原来设计的350公里，但我相信在未来这会是改变中国经济面貌的一个重要的东西。还有我们的粮食生产九年连续增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因为农业到今天天气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粮食很少持续三年增长，因为天气总是会有变化，通常增长一两年总有一年下滑，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增长，而且增长幅度不大。我们现在是连续九年增长，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绩。
&这段时间里面除了这些增长之外，大家关心的比如说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改革初期是从78年的农村开始，79—85年的时候当时农民收入增长非常快，城乡差距也是在缩小的，但是从86年开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五年内这个面貌改变了，因为在这五年当中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经过每年8.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增长每年达到9.9%，这也可以说是86年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终于在最后这五年有所逆转，这也是了不起的成绩。除了这个之外，教育经费，我一开始为什么说我当了二十年的政协委员，因为从88年我开始当政协委员开始每年都在讲按照《宪法》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内生产总之10%，至少我在当政协委员那二十年每年都谈每年都达不到目标。过去这五年我没有参加，但是我们现在国内教育经费达到国民生产总值10%，高等教育入学率现在达到30%，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相对于发达国家，他们还没走出危机，发达国家有一个优势，他们的货币是储备货币，他们国家可以靠印钞票解决国内的问题，美国表面上好像现在经济也稳定住了，但是稳定的基础是什么？是货币宽松货币不断增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失业率非常高，从统计来讲美国失业率低于8%，但是他的失业率统计有一点点是玩弄数字，因为他把一个人如果超过半年以上继续领失业金的话算是退出劳动力人口，如果把这些退出劳动力人口但实际上应该就业人员统计进去的话他的失业率在15%。欧洲国家普遍统计失业率10%以上，经济增长是相对低缓的。另外政府赤字基点非常快，发达国家甚至像日本那样的所谓“新常态”很可能陷入像日本这样长达十年二十年走不出去，我们的经济维持了稳定而且是相对快速增长。
&在政协会上有一位无党派人士说这五年在将来的历史上应该说浓墨重彩的五年，我对他的评语个人深表赞同。但是这一次参加政协会跟过去参加政协会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虽然这些成绩从数字上非常明显、同国际比较也是非常清楚，应该是浓墨重彩。但是这一次参加政协会的感觉是社会上不满情绪最高涨的五年，最高涨的时候。过去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有不少问题，当然我们也维持了比较快速经济增长，大部分人固然看到问题，但是心情高兴。这一次可以说积累了很多不满情绪，在会场上也可以感觉的到，而且可以说大家对未来没信心。我从世行回来以后，也是在北大场合说中国在二十年保持8%的潜力，其实这个话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也不知道讲过多少年了，过去大家听了觉得你说说吧，这一次变成理论上广为流传，而且大家多少加了一点骂的意味，这反映了一种情绪，因为大家对未来没信心，我们觉得是潜力，大家觉得是我讲未来会发展8%。当中的很多条件，大家不愿意看到，大家一口咬定不可能。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在取得这么大成绩的时候社会上对未来发展这么没信心，对社会不满情绪这么强烈。
&我想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会上跟其他委员沟通，以及阅读报章杂志我揣摩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国有企业，这段时间国有企业经济活动扮演角色，这牵涉到中国改革方向问题，是不是按原来市场道路前进，尤其国外有人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形容为国家资本主义，当然这种描述我不太赞成，现在好像国有企业扮演角色多了，就认为中国是在往改革的方向走，这是对未来没信心极具不满原因之一。另外房地产价格增长势头非常快，房地产确实也是需要非常小心的一个行业，中国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房地产的需求会越来越增加，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房地产价格高涨确实是需要很小心的，因为我们可以说所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的金融经济危机通常是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而且房地产的价格高涨，在涨的时候做房地产的人高兴，某种角度政府也高兴，因为税收可以增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希腊讲西班牙，他们经济跟房地产泡沫有关，可是你仔细分析泡沫破灭之前政府经济下降，比4%还低，这是由于经济增长快政府财政数字增加有关，政府屡屡调控房地产但是调控不下来，对政府的施政能力大家产生怀疑。还有一个不满情绪是握有房地产的人高兴了，可是进入到城市里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看到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一辈子不吃不穿不用不结婚不生孩子，变成机器人一样一直工作也买不起现在的房子，这也是原因之一。再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固然说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可是经营系数在扩大，政府公布的经营数字是0.4，但是其他研究机构公布的经营系数超过0.5，那么这些也就是说经济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贫富差距在加大，过去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现在城市内部里面有很大差距、农村里面也有很大差距。本身中国人讲不患寡患不均，更何况我们标榜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不公跟另外一个现象似乎联系在一起，跟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因此更增加社会不满。最后一个不满，当然还有很多不满，比如环境污染，最近雾霾天气已经到了让人很难受的程度，你只要到外面去，我们出门有车的进到办公室或者家里有空气净化器就好一点，可是一般老百姓出门公交车或者地铁，这种天气下呼吸都很困难，而且呼吸管道各种疾病马上就来了。这些都是造成老百姓不满情绪的原因，也是对未来缺乏信心的原因。
&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些原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知道背后的原因才有方法比较好的治理。个人看法，这些问题有些跟反周期政策有关，有些是管理不完善造成、有些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反周期的问题应该说是经济恢复到增长这些问题就可以消除或缓解，而且不进行反周期可能更糟。另外还有管理不完善的问题，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问题跟政府执法问题，还有一些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讲的国进民退，我参加十二五规划的讨论，08年我也听了政府工作报告，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想逆着原来市场改革的方向，而实际上08年之后出现了这么大的全球经济危机，面临这么大的失业压力，必须有政府反周期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要有效就要有大项目，这就要有大企业承接项目的能力，但是现在大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实行大项目反周期的时候他的经济活动的比重在经济当中的显著性当然会提高。这些项目虽然是大企业承接的，可是真正执行的普遍的还是中小企业，所以我们好像看起来大企业在经济当中活跃增加，可是看数字的话其实这段时间民营经济比重还是不断增加，而且是这些大项目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经济环境更好，大项目执行差不多的时候，10、12年大项目收尾的时候不仅国有企业活动下降，民营企业也面临着经营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怎么看。另外建了这些大项目以后，其实将来是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比如前面讲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设备这些都是可以显著降低经济活动当中的交易成本，对将来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大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能还必须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时代环境跟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一个趋势还是暂时的措施？我认为这是暂时的反周期措施。
&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为什么十年九调还调不下来？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推行的是反周期政策，四万亿积极财政政策，但是如果看四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当中三分之一财政的钱、三分之二银行贷款。财政至今1.26万亿，银行贷款2.74万亿，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主，扩张性货币政策是经过银行贷款过去的，我们不仅仅反周期还有银行管理上的一个需要改正的地方，虽然是管理不善的地方。因为在中国用银行的贷款会创造银行的存款，银行的存款又会变成银行的贷款。2007年的时候，我们的全国国内生产总之是27万亿元，到2011年增长为47万亿，增加20万亿，但是我们的存款增加了多少？从39万亿增加到81万亿，增加了42万亿，这是怎么回事？财务创造才增加20万亿，增加存款增加了一倍，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靠银行贷款，我们银行管理体制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建设项目得到银行批准贷款，你要多少钱才放多少钱，不用的是承用金，比如说一个项目需要一亿，每年两千五百万，现在银行支持这个项目贷款一亿，只是一亿的承用金，第一年2500万你就只付2500万银行贷款利息，其他7500万是承诺金。但是现在我们是一亿一下拨付给企业，企业有了这个贷款又变成银行存款，那么银行又把这个存款贷了出去，这样滚来滚去造成现在银行业的利润是所有行业最高。那我如果是企业，我现在贷款一亿，第一年用两千五百万，我就必须付一亿的利息，两千五百万的利率是多少？将近24%的利息，这种状况下利息这么高怎么办？先短炒一部分，那房地产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所有大型企业都有房地产部，我们现在批评说国有企业在搞房地产，国有企业拿到钱的方式就是我刚才讲的方式，他不搞房地产才怪。大型房地产企业拿到钱也是这个样子，他不搞房地产才怪。而且现在出现有些民营企业明明是搞实业，现在只有那些比较大型的企业才能借到钱，他借到钱以后就去搞房地产，温州的问题都是这么产生的，这是管理的问题。这种管理状况之下，用四万亿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利息不高就要短炒，这就跑到房地产中去了。这种方式下不改善管理的话，货币的流向不好管理，利息那么高的状况之下当然要搞投机性。
&环境的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发展阶段，一个是管理。发展阶段制造业能源使用比服务业高，而且国内能源使用不光发电能源电力以煤炭为主，在制造上就会产生污染，加上我们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这样碳排放粉尘就比较多，通常在其他国家服务业还没有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的近邻，东京、首尔，欧洲的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慕尼黑、英国伦敦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污染程度并不比我们轻。当然我们应该做的更好一点，这就是管理的问题，其实现在控制污染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技术比三十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进步多了，我们的烟囱应该装过滤装置，规定上是有，但是基本上不太执行。我当政协委员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省考察环境治理问题，政协考察团到电厂，还离四五公里的时候还看到冒黑烟的，等到我们靠近的时候黑烟没有了，他们就给我们介绍这些都是最先进的设备，所以不会油污染不会有粉尘的，等到车子走出去几公里以后又开始冒黑烟。北京周遭这么多产业，如果真的控制的话，我不敢说现在出现的问题会消除，因为现在发展阶段不可能消除，但是应该会比现在好的多，这就牵涉到我们在执行上面是不是真的落实到位了。
&收入分配跟腐败的问题，我觉得这相当大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我们走的是双轨制渐进式的改革，不是西方的休克疗法，它的好处是维持经济稳定跟经济快速发展。但这种双轨制也遗留了很多扭曲，多种收入分配，大企业能拿到钱而且价格是低的，存款利息被压的更低，这种状况之下，叫低收入、中低收入储蓄者补贴大企业，收入分配上不平均。资源社会，谁能拿到资源按照宪法规定这些资产就转移到哪儿。还有就是一些服务行业的垄断，这些都是改革没到位的问题，既然保留扭曲就创造非常多的租金，租金就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而且造成很多群租的行为。
看到这些问题，那么未来怎么办，未来五年、未来十年，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关键一年，今年也是习李体制开局之年，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对我们国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发达国家很可能结构性改革非常难推行，步日本后尘，会带来十年或更长时间经济相对平稳，他们可能出现新常态或者迷失的十年二十年，其实现在已经快十年了，十年已定了，我们要说二十年了。但是我国，应该讲起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提出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我认为这是对的。我们确实还是在一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从短期来讲的话，不管国际的发达国家发展态势怎么样，我们短期有利因素非常多，首先来讲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当中，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好，而且基础设施空间非常大、环境改善空间非常大，而且项目上都有很高的经济回报，而且我们也有钱，政府公共负债积累的比重很低，明的大概不到25%，加上地方投资平台不到40%多，相对很多国家政府公共负债状况是好的。再来，民间储蓄很高，将近50%，不仅政府有钱，老百姓也有钱，再加上有三万多亿外汇储备，所以投资上有好的项目也有钱可以投资，也不会受到外汇的限制。过去其他国家投资稍微双缺口，国内没钱又缺外汇，我们国内有钱又不缺外汇。未来这几年按照政府提出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应该讲收入增长比较快消费增长比较快。如果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都快，我相信未来保持7—8之间的增长完全没有问题。长期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8%的增长潜力我已经多次讲过了，因为长期经济增长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空间还很大，充分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维持8%的增长潜力是存在的。可以说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怎么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应该从过去几年吸取经验，我们也有几个大的教训。我觉得反周期政策还是必要的，如果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我们要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维持7—8%的经济增长速度，反周期政策还是必要的，那么过去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主，那我觉得在现在就应该更多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所以现在政府提出积极财政策、稳定货币政策，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好的，而且实际上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体现了这个精神，比如说2013年的政府的赤字是1.2万亿，比去年的8000亿增加了50%。货币政策去年提出目标是14%，今年提出13%，去年实际执行结果是13.8%，今年目标是13%，这也可以看出比较稳定，不是靠货币的增发。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要改善管理，比如说金融的贷款管理方式，按照这种贷款方式一次把贷款拨给企业，对他真正投资利息比重负担很大，这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项目拨下去批准了，只是承用金，不过2—3%的利息，用多少借多少付多少利息，这样一方面钱的方面比较容易管理，因为可以看项目实际执行多少拿多少钱，银行才真正能够发挥对项目的投资跟进度执行的监督作用。再一个也可以避免企业的钱在那边利息那么高而去投机。再有是环境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方面了解到我们有不可克服的发展阶段的问题，但是现在科学技术应该让我们有能力比伦敦比慕尼黑比首尔比东京做的好，关键是你执行不执行这套标准，如果执行我相信会有显著的改善。
&既然是双轨制的问题，它的出路在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应该，而且是可以。比如八九十年代为什么那些双轨制保留扭曲，我认为当时是必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某种程度也是解放思想。原因是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资本密集产业部符合我们比较优势，这个产业当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当中没有自身能力，如果把保护都取消掉，他就在竞争当中活不了，可能出现大面积倒闭大面积失业社会不稳定，所以当时我们继续双轨制改革，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通过金融拨改贷，但是利息压低解决大企业资金需求问题，原来的矿藏企业很多负担承担很多社会责任，所以给他资源税费是低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六千美元中上等发展中国家，资金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短缺，很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过去是没竞争的，今天在国际国内市场是有竞争的，比如汽车产业、机器设备大型装备业，我们在国际国内市场都可以跟德国公司、美国公司竞争，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现在如果继续给他低息的优惠的话是锦上添花而已，那这就带来收入分配不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去除补贴。除了几个军工牵涉国家安全有关的，其他的应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消除。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把握住这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继续维持未来五年、十年更长时间的在8%的前提之下实现7—8的增长。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到2020年的时候，或者到建党100周年的2020年的时候，很可能人民收入超过12000美元，按照现在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克服了中等收入陷井进入到高等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如果我们到2020年能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克服我们现在遗留下来的问题，那我相信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变成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又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不仅是实现了我们的中国梦，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带来巨大的希望，这个梦不只是中国梦，也可以变成所有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梦。
蔡继明：林教授做了二十年的政协委员，又做了五年的人大代表，现在又转到政协，我和林教授相比差了十年，我做了十五年的政协委员，今年转到人大。刚才林教授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我也想呼应一下林教授说的为什么总体上形势这么好，代表委员们又表现出很大的不满。从两会每年的投票结果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得票率始终是最高的，总是排在第一的，排在第一就是因为政府工作报告里边谈的都是成绩，都是总量增长，GDP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等等。但是一到各部委的投票得票率就比较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得票这些年来始终倒数第一、第二，原因肯定和现在的社会治安和现在的司法不公正、司法不独立存在的问题直接相关。但是在去年财政部的报告破天荒的垫了底，倒数第一，究其原因恐怕也是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不仅如此，财政部的官员还为此进行狡辩，并且认为我们中国公民税收负担在全世界不是很重的，还是很轻的，甚至认为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并不影响居民收入减少，这样当然对他的投票通过率就很低。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次政府换届，新当选部委主任和部长的得票，得票最少的四个被媒体调侃为最低票王，教育部、环保部、住建部、财政部，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环境污染、教育不公平负担过重以及住房价格过高等等，特别在人大几个专门委员会里的得票也是环资委得票最低，才超过三分之一，如果以后投票法选举法改变一下，超过三分之二才通过，那他就通过不了了，所以两会期间也流传了很多短信调侃。北京人很幸福，打开窗户就呼吸免费的烟。上海人说打开水龙头就是开口汤，最近又出现了哪条河流的死鸭，这些都反映了虽然总量形势很好，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某方面反映老百姓不满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几年宏观调控有得有失，08年转的慢也转得快都交织在一起，说到房地产，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五年来坚持调控房地产不动摇，这个不动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08年趁着国际金融危机就应该加大对房地产调控，恰恰当时为了保8，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尽管当时发改委主任说四万亿投资没有一分钱进入房地产市场，这恐怕是老百姓公众不认可的，所以说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十年九调越调越高，恐怕政府还是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的。特别是最近又发布的新国五条也是颇受媒体诟病，除了这个之外，我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改革。因为我们这些年，包括发改委这个名称表明我们一直以发展作为执政第一要务，改革实际上是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从发改委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过去的体制改革委员会是国家级的，都是总理或者副总理兼任主任，后来改成体改办，并入发改委之后就变成了司，发改委得有十几个司，这里边只有一个管改革，你想想我们改革的力度能大吗？我们看到发展其实只解决一个总量问题，刚才谈到的成绩都是总量，只有改革才能够解决结构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腐败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市场要素的改革解决各种所有制主体不能够公平的使用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国进民退的问题。所有这些改革如果不加以推进的话，结构的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不满情绪必然会不断地增长。所以李克强讲“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但是要用改革的红利让人民来分享”。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多红利，但是分配上不公平，所以老百姓对改革也并不很满意，医疗改革让二老提前送终，住房改革把腰包掏空，教育改革把二老逼疯，环境又造成自强不吸，说黄埔江猪都是憋死的。所以我想必须得适时推进改革，我不谈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发展的最大红利，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并且把城镇化当做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共十八大提出是四化协调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要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互相协调实现四化的同步发展。应该说四化当中，工业化应该说处在中期，但是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就不好说了，我们从第四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农业现代化，这是要到2000年实现的目标，现在已经2012年了，恐怕离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农业现代化之所以滞后的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不仅拖了工业化的后腿更拖了农业现代化的后腿，所以中共十八大提出四化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要加快城镇化，城镇化应该是今后也许到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城镇化是最重要最主导的主打战略，这大概也和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城镇化是发展的最大红利，是拉动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战略。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最大的内需最大的潜力发挥出来？那要通过改革，那么如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呢。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官方公布数据是52.6%，表面来看也不低，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央政府很自豪地宣布历史上第一次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但是大家也都知道52.6%里有两亿多农民工，其中有相当大部分被统计部门统计为城镇人口，他们并没有真正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如果说社会不满情绪相当大一部分也来自于这些农民工、来自于他们的家属、他们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恐怕在当今这个世界，无论是欧美的城镇化还是拉美的城市化，我们都批评拉美城市化叫拉美定，但是所有这些城市化都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半截自称是化的状况。所以要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等等，我想加快城镇化进程应该说必须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从速度来看，我们要是和日本和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经过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城镇化的速度太慢了，日本当年1.98个百分点，每年增长近两个百分点，韩国1.5个百分点，台湾1.28个百分点，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没有三农问题，我们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三农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党和政府，成为各项工作重中之重，每年一号文件边际效应也在递减，所以加快城镇化应该当做最重要的战略。
&是什么阻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人们首先想到了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养老保障、住房制度，所以城镇化不是搞城市建设，而是如何改变二元体制结构消除这些阻碍城镇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阻碍迁徙人口定居制度障碍，这些就需要制度改革。我跟姚洋教授一样这些年都非常关心土地制度改革，这十年来作为政协委员我写了十份提案，有人说我是土地委员，今年作为人大代表写了一个议案，议案跟提案不同是必须有三十个代表联名，我还征集了34位代表，这个议案是关于修改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建议。最后结案的时候大概有七八个议案都是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为什么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讨论多年，去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把最后一个版本提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没有付诸表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讨论《土地管理法》有好多条修改意见，但是提交人大只有一条取消三十年农业上限对征地的补偿，过去说不超过三十年农业用途，取消了这个之后一部分人担心土地成本增加，是不是造成一夜暴富，他们还担心农民暴富，农民暴富总比开发商暴富好吧，总比政府过多依赖土地财政以至于放弃转变发展方式、放弃制度创新等等好，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许最重要的是避重就轻，《土地管理法》最重要的不是征地标准问题，而是征地范围。如果百分之百的土地都要征那标准很重要，如果80%不征，我们只是讨论这20%，另外80%在符合城乡规划情况下自主进入市场交易，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群体事件，不会出现对征地补偿不满意甚至扬言制造血案，你自己交易你满意就完了，所以建议《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严格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的征地标准，不仅包括建设用地，耕地同样可以进入市场，如果做了规划这部分耕地可以变成建设用地，为什么要先变性才变色呢？与此相关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三反平方米，如果节省三分之一节约使用，进入市场之后就会打破政府对建设用地的独家垄断，打破垄断地价肯定就会降下来，不仅如此在建设用地上的小产权房如果再进入市场房价也会降下来，地价降了、房价降下来，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可以买得起房、住得起房，3600万套廉租房保障房不仅可以面向本地居民，也可以面向外地迁徙的农民工、小城市进入大城市的居民、包括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是降低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门槛，也是缓解春运巨大压力的重要途径。
&土地制度改革这次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国家存在大量未利用土地，远远超过耕地数量、超过建设用地数量，我们现在18.24亿亩耕地已经临近红线了，地方城市建设城市发展需要的土地数量远远超过每年国土部下达指标，前几年下达六百多万亩，地方政府的数字是一千六百万亩，怎么缓解这个供需矛盾，地方政府又盯上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拆迁，甚至有的地方提出三年大变样，而且不允许法院受理拆迁当中的纠纷。农村又打着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的旗号逼着农民上楼，也是盯着农民的那点土地，能不能城中村的改造可以不在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以城市规划来加以推进？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一定要实行国有？这涉及到《宪法》，《宪法》可以修改，不修改可以解释，非公共利益可以实行非国有，我是主张土地私有的，姚洋老师也许不同意，这也是一种策略，我强调集体所有一定要和国有同地同权同价。实际上现在的集体所有实际判断来说是准国有准私有，一半国有一半私有，集体在里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因此只要我们剔除了国有这个因素，国家对集体土地的权力过多的限制，事实上就会增加它私有的成分，虽然名义上还可以保持集体所有，但是未利用土地开发一定要给政策，已经开发出来的土地一部分可以变成耕地，一部分可以变成生态保护用地，还要有一部分一定要允许他们自主用于建设用地，包括房地产开发，这样就可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最后我谈一点体会，就是对新一届政府的信心，这一次换届和往常不同的在于实现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全面交接，这是跟以前不同的，以前军委主席总是掌握在上一任主席手里，难免出现老人干政的情况，所以胡锦涛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叫裸退。这次习近平在这一次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实现了几项权力集中于一身。另外我们也看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是咱们北大的经济学博士，不仅如此他的排位也超过人大委员会委员长，排在第二位，这样真正开启了习李时代。对于这一届政府，如果他们能够适时推进各项领域的改革具备了很好的条件。
&窦晓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首先要向大家致歉，本来是带着到这儿来聆听老师们的高见，自己对两会的报告也有很多疑惑的地方，有一个想要得到解疑答惑的心态来参加这个报告会，一直到坐在这儿才知道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参加两会的体会，实在没有准备，也要感谢一下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和林先生和蔡教授站的高度就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企业中做技术和业务工作的知识分子参加两会的一点体会。
&刚才听到林先生说他当了二十年的政协委员，蔡老师是十五年的政协委员，这顺序很有意思，我当了十年的政协委员，我03年的十届开始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我自己是来自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航天大家都知道，载人航天、探月、北斗都是航天系统在做的工作。航天还有一项不太对大家宣传的但实际上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承担国家国防安全职责，国家的战略战术导弹主要研制生产工作都是由航天来承担的。我是航天的总建筑师，航天为什么还需要建筑设计研究院，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总后和总政总参的关系，我们是给航天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的保障条件的，我自己以这样的身份参加两会。十年了，刚才林先生特别系统也非常精妙的给我们大家分析了这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的成就，面对的问题，包括老百姓的担忧。我自己这十年，每一年都没有缺席过，包括去年前年在美国学习，两会也都回来参加了。每一年3月份的时候坐在人民大会堂里面聆听政府工作报告，03年那一次是朱镕基总理最后一次做的报告，到今年的换届之年开启习李新时代。我自己的一点体会，这个国家确确实实像刚才两位老师讲的，我们看到有很多数字上大家都认可的成绩，同时也有今天老百姓大家抱怨的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民怨很重。整个这个国家，从最基层的工作到高层的参政议政，你感觉进步缓慢，但是确实有进步和成效。我记得十届的时候参加一个全国政协视察团，到广西视察水资源开发利用，广西水资源开发利用牵涉到很多方面，不光是水资源的开发，那里面包括水电、航运、交通运输等等，这中间有很多问题很多矛盾。林先生比我早十年，所以刚才讲到在政协视察的时候，还有走到跟前烟囱不冒烟的情况，我晚了十年参加，我从一开始参加政协的视察我就看到听到的是政协委员下去之前要求当地政府一定要给我们看真正的实际的情况。八九年前我们参加这个视察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最基层的老百姓接触，比如当地就有八九十岁的老红军为了阻挠建设大坝、水电站，都会驾着小船带着炸药要炸掉大坝，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直接了解到。当时视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各个部委各自为政，交通只管交通的问题、航运只管航运的问题，没有相互的协调和顶层设计，所以这一次考察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我们在报告提出大布局的建议意见，大家看到了，差不多快十年我们开始这个改革了。如果一年一年来看，你会觉得这些问题老在说，老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放在十年这样长的一个阶段来看你会看到变化。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开会的一个小花絮，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它反映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反映了一点进步？这个小花絮可能只能我来讲，因为当时林先生是常委坐在主席台上的，我是在会场里面的，我们在选举政协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时候，那一天我们投票选举，我们这次投票的办法是什么呢？比如二百多名常委的名字都在选票上，我们如果同意的话，我们不需要划，如果不同意就把他的名字画掉，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因为大家只会有个别不同意，会觉得对哪个同志有异议，认为不适合当这个把他划掉可以另选一名。选举开始让大家划票的时候，过了十分钟，轮值主席就开氏问大家画完没有，这时候会场里面有两只手臂举起来，没有画完。又过了五分钟又问画完没有，这时候又有一只手臂举起来了，这时候大会堂里面全场哗然，为什么？怎么会有一个人画了十五分钟还没有画完，说明他有多少不同意啊。那个委员就跟我在一个区，离的很近，我能看到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先生。我旁边的委员是韩红，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也很直接。第二次看到的时候她就憋不住了，肯定是理解错了，肯定是以为同意的都画上，她就说你们快帮帮他。但是我恰恰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他为什么不画，因为我们在选举的头一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小组讨论，对这次选举办法还有候选人有一个意见提前有一个讨论，讨论完以后的那天晚上晚饭的时候，我刚好跟他一个组在一块儿，有委员就议论今天下午讨论的时候我们组某某委员提了意见了，说不同意这个选举办法。他觉得对候选人介绍不充分，介绍里面就是年龄、职务、学历，这不足以说明他的成就能够当选，所以我就很清楚他不同意这个办法，就很有可能对所有委员都投了弃权票。所有委员都认为应该尊重他的民主权，所以在第三次轮值主席问是不是画完以后，他才说画完了，我们很多委员给他鼓掌。说这个小花絮，也说明我们还是在进步的。
&在这次会议上，从记者采访就能够看出关注点，我本人因为在央企，也会有一些采访。集中在四个方面的话题，一个是中国梦，第二个就是关于城镇化建设，第三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第四是关于高房价，就集中在这四个方面。刚才蔡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在两会上提的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建议，我也提了关于房地产业如何更加有利于国计民生发展的提案，这方面如果后面有讨论的话我也可以跟老师们在一起讨论。两会之后，我们作为企业人来讲，确确实实是已经开始干活了，而不只是在研究了。我们中国航天在两会之后关注什么东西，我们的领导要求我们开始要往什么方向做工作，一个是要研究新四化，如何在顺应国家大方向上我们作为企业、我们作为军工企业，同时走军民融合的道路要去发展民用产业，这方面我们也要在新四化上面，特别是城镇化，还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技术革命会对我们后面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国企改革，国有经济的转型发展，在十八大报告当中、两会中的两个“加快”，这对企业是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个是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所以从我们作为国企央企重点后续工作研究方向是这个方面。
&卢锋：刚才是正式代表，我们是一般普通公民，首先要向各位代表致敬，特别要像用了十五分钟打勾的代表表示我们的敬意。我们没有办法聆听政府工作报告，但是有机会我们都会看电视转播记者代表会，招待会某种意义上更凝练地表达了领导人施政的风格和重点。这一次记者招待会跟十年前的记者招待会相比是很有意思的，突出的一个感觉是前一届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很短时间内大概引用了四次诗歌和典故，最长的是葬我于高山之巅兮，七十个字温总理一字不差背出来，文采得以展现。这一次李总理也讲了一个典故，叫行大道民为本立天下，他讲了这不是出自经典名著而是我自己的发明。他们施政的一开始的表述有共同之处，李克强总理讲得很清楚，他有三个施政目标，经济发展、民生改进、社会公正，三项改革推动它，包含了透明化为中心的财政改革，宏观利率汇率改革以及副业开放，还有就是社保民生改革，我概括为三项改革实现三项目标。温总理讲的更加展开，他当时讲一个目标两个环节三项重点四项改革，用十二个字来概括。我感觉两届政府领导人有共同之处，都强调增长，增长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同时也强调改革是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如果说温总理当时更强调全面系统、统筹兼顾，这一次领导人更加重视旗帜鲜明改革突破这样一些东西。这样一些特点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在特征方面，一方面反映了十年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为目前的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预期，一些跟当年不一样的情况，也反映了一种微妙的两届领导人他们在施政自由度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别，最后可能也反映了每个人的风格、经历导致的风格上的差别，这是今后历史学家也许有兴趣的素材。就是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这样一个大幕初开初次亮相的时候他们表述自己的理念，他们内容的强调和个人风格的一种共同性和差异性。
&三项改革推动实现三项目标，如果这样概括新总理或者新政府基本施政思路的话，我这几年主要关注宏观经济，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怎么来进一步的去理解或者解读它下一步具体的展开政策的着力点。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怎么来看未来政策的着力方向和具体实施的切入点，我觉得或许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第一个就是求稳，第二个是谋变。求稳概念从宏观角度非常好理解，他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快速的增长，同时又要极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甚至包括资产价格的再次反弹和飙升。谋变是要以三项改革为驱动实现基本三项执政目标，所以一定要谋体制之变、谋机制之变，这是中期的判定，一个短期一个中期。我觉得从求稳的角度有很多有益条件，刚才毅夫讲到四万亿刺激以后V型回升，总的来讲一路向下增幅增长速度逐步减缓，特别到去年年终或者第三季度最低增长率降到7.4%，引起了很多中国经济是不是后续乏力的表述，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比半年前我们有了更加积极乐观判断的基础，就是因为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回升到7.9，上个月月初，我们刚刚报告的第31次郎润预测，一季度是8.15左右，也就是说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出现并且进一步有望展开，并且一季度投资还是非常不错的，出口比原来预期的都要好，这也给新政府宏观求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的条件。如果说宏观一片晴朗的天空可能也有几片乌云，最新数据至少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在数据终也反映出来，第一个是工业增长数据有点偏弱，工业增加值增长，2月份9.9，特别是电力，两个月增长5.5，昨天晚上跟宋老师讨论，他看最新的点监局的数据的图表，宋老师看那个图有点犯怵，这数字好像挺低的，使得我们担心工业生产是不是有一些往下走的风险。还有一个是消费，现在要整肃纪律，高端消费还真是挺明显的，有所下降，所以这个春节到一些好一点的餐馆门厅冷落，可见官方消费占多大比例，只要领导一发狠，动真格的了，他们的行为就有变化，变化就反映在宏观数据上。我们看到消费增长率，过去都是15、16，现在零售消费增长率降到7、8的水平，这是很低的，我们一般都说这是一个一次性变化而不是趋势性变化。这两个数字反映宏观经济有可能有走低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数据反映宏观经济可能也有一个偏快甚至通胀压力重来的一些表现或者一些征兆。突出反映在哪儿？一个是尽管狭义传统M2指标信贷指标增长不是很快，只有13—15的水平，但是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指标在过去一年左右增长非常快，总得来讲是趋势性增长，无论是对GDP比例值增长十来个百分点，本身增长率可能也在30%多。这个钱如果把股票拿掉，股票是个权益投资，可以从流动性中剥离，那么广义流动性增长率几个月的平均值可能是30%多，钱还是在大量的创造出来了，但是通过一些表外业务、企业债上升出来，这会不会导致企业经济有过高的风险？另外就是我们讲的房地产，最后一次总理办公会出台了新国五条，特别是20%的房产税引起市场很大的预期，这就导致了短期房地产市场的异动，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价格开始走高甚至反弹的压力。所以概括来讲求稳谋变，求稳总的形势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可以讲稳而未稳或者稳而未定。那么谋变，这次李克强记者招待会旗帜鲜明地说要把利率汇率改革放在优先位置，这两个过去即便主管部门讲到它的改革的时候，这两块通常会说但是说的很审慎，这一次记者招待会旗帜鲜明讲这个问题，我认为高层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些深层思考或者成竹在胸。
&我们这几年在做一个课题，十年宏观调控历史，从十年宏观调控历史来看有几个特点，第一宏观经济宜热不宜冷，第二宏观政策治冷难治热，宏观调控主体多样化，宏观调控的手段宽泛化，解决宏观调控的模式有它的好处，但是现在看来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反映出来，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切入点，这次两会热议发改委，都说他过多强调审批过多干预微观，发改委为什么干预微观，用多样化的宏调模式，讲发改委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十年了，为什么一直在讲？这跟宏调模式改革有关，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就是刚才的两率。习近平主席到俄罗斯访问讲了，历史不是夜晚大街的人行道，是一条山间田野中穿行的崎岖之路，这也可以用在宏观形势之下，现在看来好像求稳谋变思路很明白，但是想想03年之前温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讲的一二三四几条施政纲领也很清晰，可是0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央行为了控制房地产过热出台了121文件，国务院出了18号文件，这是当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二年就出现经济过热，出现了铁本事件，我想说什么？在官场分析解读宏观形势和政策的时候，事先总是可以做一些逻辑的理性的分析和推测，但是永远要准备出现某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像非典那样的黑天鹅事件，它有可能改变后面政策演进的轨迹，这对领导人是考验，怎么把意外的变化跟他施政目标结合起来，来把握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势朝着他预期目标发展，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看点所在。
&赵耀辉：我的研究领域关注的是民生的问题，大家也知道上一届政府非常响亮的口号就是和谐社会，但是恰恰就是在和谐社会这个地方我们出了问题，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老百姓不满意不幸福。03年3月份记者招待会，当时正好给本科生上课，我就准备了PPT，我说新的政府上来了雄心满满，要做哪些事情，我今天又拿出来看了一下，四项改革，第一是农村收入很低提高农村收入，减免税费，这个做得很好。第二项金融改革，当时国有企业金融烂帐很多，要解决坏账问题，这个解决得也很好。第三是企业经过大规模下岗关停并转型，还有很多下岗职工没有消耗掉，所以失业问题现在好像也解决了。第四就是要改革政府职能，当时发改委把国家体改办撤兵到发改委成为一个司，所以叫改革发展委员会，恰恰就在这儿我感觉出了问题，发改委只发展不改革，只注重短期问题，长期问题当时不重要但是过了十年可能就是重要的问题了，哪些问题这十年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呢？一个就是人口的事情，人口永远是长期的事情，但是现在长期的你觉得不重要，过了十年二十年就是重要的问题了，人口性别比的问题，现在人们预测到2020年男青年要多出2400万人，这2400万的男青年二十多岁，找不着老婆，这些人都在城里头待着，都是无产者，这个问题很大，我们现在看到印度强奸案很厉害，印度也因为都是年轻人，中国不到十年就有这么几千万的男青年在大街上逛，这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从原来攒到现在的问题我们还没有面对，现在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计划生育不变，坚持计划生育，意思就是过几十年还会有几千万的光棍儿，这是要尽快解决的事情。
&然后就是户籍问题，我们的户籍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大家一直觉得有希望，很快就要出现改革，但是到了现在我感觉户口问题倒退了，现在各个城市限购买房，跟户口挂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现在户口的价值越来越大，这是很大的问题。老百姓不幸福，北京得有一半的人是没有北京户口，反正我看大街上大部分人是没有北京户口的，他们心里很焦虑，他觉得我不是在这个地方长期计划的，他总是想着我去当公务员到事业单位，年轻人没有一种稳定的心态，心里有很多的焦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就是老龄化的问题，这跟性别比是有关的，我们老年人口速度太快，这跟人口政策有关系，如果放松一些的话可以缓解一些，还有退休年龄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很长远的问题，但是没有改革的魄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现在的老年人每个人差不多有三个孩子，所以孩子能够养他，出来两个家里还有一个孩子，或者有人轮着回家养。再过二十年都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孩子又出来了，农村的老年人谁来养，生病了需要照料的时候孩子在外面打工，你把他叫回去，那怎么办？所以将来的养老，要让老年人出来，让老年人能够跟着孩子，孩子平时可以照顾到老年人。但是老年人的迁移有很多的障碍，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这些年虽然有进步，在某些方面有进步，在医疗和养老的覆盖方面有很大进步，但是在分割的方面退步了。我们养老医疗制度最大问题是分割的，出来以后的报销就很难，所以我们最近十年新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新农保全都是分割性的制度，这就是缺乏顶层设计造成的。所以这十年是因为缺乏远见，浪费了很多时间，使得我们的社会矛盾比以前积累的更大。新的政府，我觉得很有远见，希望在改革这个方面在以后的十年能够有比较大的动作。
&薛兆丰：各位好，首先要感谢姚老师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恐怕姚老师不知道的是我的政治敏感性是非常低的，解读两会报告对我来说有问题，因为看这个报告不仅仅是词汇，中文我都能懂，但是字里行间读出含义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次读过一段话给一个政府官员听，我说这根本没法儿理解，他说句句都有落脚点，这是一个政策讨论，讨论以后有真实的含义，但是话抽象了再抽象，所以经过了这个过程的人能够读的明白，他知道字里行间是不一样的，外人不知道。所以今天中央要求我们开会要讲真话要讲实话，其实不容易做到，为什么讲空话大话，一个重要原因是怕说错，这我自己在家里是有经验的，早年犯错比较多，经过多年历练，说错话的机会就很少，基本上不说错话，家庭跟国家这是一样的。如果讲真话讲实话，我就敢于讲点错话。
&刚才老师说两会有许多的民怨，但是我对民怨产生的原因有自己的理解，我说有两个社会，你是一个外星人或者没有投胎的人，一个社会是所有人一讲到社会政府他们就感激涕零，另外一个国家一讲起政府讲起领导人或者翻开他们的报纸都是批评的声音，你投胎愿意到哪个国家？投后面那个，所以某个角度来说，今天这么多的怨言随便拿领导调侃，什么意见都有人跟着批评，这实际上是很大的进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现在很多抱怨之间是矛盾的，比如说政府税收很高，政府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所有的税收是不可能低下来的，你到底要选择哪个政策？政府效率天生就是这样的，那你要面对怨言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理解？我看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好多的问题，从一个纯真的眼光来看的话它不成为一个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大家说土地减少，我不觉得。城镇化的特点就是密集居住，密集居住的结果肯定是腾出土地，我们缺的不是土地，缺的是位置，是在某个位置上的残缺。第二个是土地产权问题，越清晰产权产生效益越高，政府能收税的空间越大，你算这笔大帐的时候才能找到地方债务平台解决的根本之道在哪儿。第三农民进城没有社保，怎么交得起社保有困难，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社保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增值的工具吗，如果是的话你不需要担心交不起。如果是一个补贴为什么要让人先交，你能保证它增值吗？所以这些问题，要算个大帐的话看大方向才能知道真正变的方向在哪里，你算小帐会有很多问题，有些地方变小、有些地方不够，有许多现行政策，在什么地方什么区域增减挂钩，在本地就不如在省内，省内就不如省际，不管怎么样任何管制不动的情况下，总有管制下优化的市场解决方案，我们敢不敢做？过去十年大家一个共识是改革的力度不够，没有看大方向，但是同样我们也要回过头来看过去我们改成的那些，有哪些改成的改革、不容易的改革，加入世贸、工人下岗、解除价格改制，有哪一个改成的重大收益的改革是在人民批评赞成的情况下推行的？没有，都是顶着压力去上的。所以我的一个看法是怎么看民意，你要完全顺着他去做，不可能有任何长进，甚至会倒退，当然我不是说什么都是逆着民意做就对了，这里面就有它内在的规律，所以关键不是你有多大的决心，把它写在多高的位置法律上，而是有多大程度顺应经济改革、经济变化的规律，越大程度取得的效果就会自然滚动，收到的效果就会越高。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讨论，我们作为学者最重要的还是根据规律说自己研究所告诉你应该说的话，而不是跟着舆论的方向去摆尾巴。
&姚洋：就着赵老师刚才讲的城镇化未来问题，李克强总理提出新兴城镇化的问题非常正确，着重要解决人的城镇化，这是改变我们过去几十年城镇化只有物的城镇化没有人的城镇化，这是一个方向，我是非常赞同的。与此同时，未来十几年有2400万光棍儿，这些光棍儿不仅有威胁，而且他们的教育水平极低，现在有不同统计说1.6亿或者2.4亿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教育水平80%在九年或者以下，到2020年我们收入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这有可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是这个目光还是太短了。到这十年怎么办，如果照着现在这个发展速度，哪怕减速到6—7%的速度，十年光景也接近翻一番。我感觉从那个基础上再让他们的收入翻一番几乎是不可能的，教育水平决定了不可能。工资收入的上涨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们很快被机器所替代，现在我们已经被我们的成功打败了，我们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底层工人工资增长尤其快，那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不愿意上学了，最近有一个现象农村大学入学率下降了，这说明有很多孩子选择去打工而不是去读大学，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如果仅上三本的话至少头几年工资赶不上一个高中生的工资，这是被我们的成功所打败。现在不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十年之后把这2400万光棍儿加起来的效应，如果今天不重视这个问题，十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巨大的城市贫民问题。这也是刚才赵老师讲的，我们的领导人要有点长远的眼光，不能仅仅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是他作为这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想着十年的问题、解决二十年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短期的问题是混一混就能过去的，但是长期是一个陷井的问题。
&Q：关于未来改革的计划有没有具体的可行的计划，如果没有的话，未来可能走什么程序来制定这些计划，跟政协人大有什么关系？
&Q：我们关注到原来话题是城市化，现在都是在提城镇化，一字之差什么意思，如何解读？现在都是居民身分证，什么时间能变成公民身份证？这也许是政改的基础。
&Q：李克强讲城镇化以人为本，不能摊大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答记者问的时候解释城镇化，但是以人为本怎么样以人为本，现在征地拆迁大兴城镇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不知道有什么人关注被拆迁人、被征求土地人的权益问题。
&Q：这一次彭丽媛出国的时候穿的衣服拎的包是大家关注的，都是国产品牌，这对未来中国产业政策或者对整个社会风气，大家怎么解读这个细微的变化。
&Q：大家都觉得财政收入过高，比GDP高很多，咱们分没分析过为什么财政收入高于经济发展速度，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税负高造成的吗？
&Q：关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如何协调一致，《人民日报》有一个报告在两会解读之前做的一个专题，很大篇幅深入农村考察农村实际状况，他们发现农民有一种说法，城镇化以后修的楼，他们说是万人坑坑万人，很多农民也拿到了自己的一些补偿款，比如说农民有养猪厂，但是政府把这个猪厂地收走以后，只给不到十万的不偿，但是实际损失一百万，这样农民拿到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可能没有被拆迁之前我的生活水准种种地每年有收入，可是征求土地以后拿不到补偿还欠了很多的债。那么这些农民怎么才能拿到自己相应的补偿，怎么才能走出伪城镇化的陷井。
&Q：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的制定怎么收税和税用到哪里去，这实际上是所有矛盾的焦点的焦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这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Q：大家都说民怨很大，但是大家都认为橄榄型社会很稳定的，但是现在中产阶级被消灭，而不是被壮大，两会中中产阶级代表很少，工人代表都在增加，上头精英都是高管国企高管，中产这一块怎么壮大？怎么发声？
&Q：刚才卢老师谈到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有一个外国记者问了中国政府城镇化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城镇化是结果。总理用他的睿智其实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城镇化是政府的发展经济的发动机还是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镇化是必然的结果？
&Q：今年总理记者会在现场听到他提到一个词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之前领导人很少这么表述，这一次在十八大之后大家对习李有非常高的期待，这一次部委负责人公布之后，我们发现朱镕基时代的干将非常多，大家非常关注未来五年和十年这两届政府之间怎么样交接，改革的前景是怎么样的？
&林毅夫：未来改革当中政府跟人大的作用是什么，我想政协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是参政议政，也就是政府大的政策方针、改革方案会移到政协由政协委员提供意见，对这些改革的大政方针，政协委员大部分是专家学者还有社会代表，从各方面角度来提供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在整个过程，并不是等到大政方针出来以后才进行民主协商，这实际上是在开始准备政策的时候就在征询意见，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机会参加讨论，到最后形成方案的时候政协委员也有机会表达意见，我想这是政协委员通过参政议政的渠道可以起到的作用。当然将来这些政策方针出来以后要执行，有相当多的要通过人大来立法，我想人大也是可以发挥这个作用的。他在立法过程中对这些大政方针可以从专业角度从法律的角度对这些大政方针提供意见。之后要执行，政协也可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这个作用是每年的时候会有进一步执行公布，政协委员可以对执行状况提供意见。
&刚才说到税收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是一个比较的问题，跟过去比，每年增长很快确实是多了。但是跟我们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或许比我们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相比，确实也不能说我们现在整个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之的比重是过高的，这一点要从比较来看，感觉跟客观实际的比较有一点落差。但是重要的还不在于从比例上来看多少，重要的是这个钱怎么花，这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比如说现在中央在整个税收所占比重将近70%，中央实际有将近30%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来用，这样有利于中央平衡地区发展，我们经济发展程度是东部高，税收同样也多，但是中西部的发展经济能力比较低，但是有些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化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确实是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央在地方的税收中央所占比重比较高是合理的，中央转移支付也是合理的。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大部分的转移支付是以项目为基础的，而不是一般性按照规则的转移支付，形成的结果是很多所谓跑步前进的问题，你要到发改委、要到财政部、主管部门找项目，找项目的交易费用非常高，这跟我们北京很多高档饭店有关系，这是要改进的。另外一方面，如果要让政协委员跟人大代表去提供前面讲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这是很专业的东西，我是学经济的，但是我也试图去了解那些提供的资料，老实说跟天书一样。那么慢慢的人大代表跟政协委员，尤其是人大代表当中的常委，可能要慢慢走向专业化，有科学家、企业家或者各界专业人士，他在自己专业里面讲的比谁都好，但是税收本身就是很专业的东西，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人士把它作为他的职业，有一个助理班子来帮助他理解这些政策，这对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这也牵涉到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了。
&所谓升级版的问题，怎么理解升级版，可能最后必须由他自己说明，我自己感觉从前后文跟几个报告来看，应该说升级版是他记者招待会里谈到的速度还是不能放下来，但是跟速度同样重要的是质量也必须跟上去，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就是说在保持速度的前提之下提高质量。质量中就包括解决前面讲的群众不满问题、解决环境问题，解决跑冒低漏，增加政府各种施政效益问题。
&蔡继明：我也赞成人大代表，特别是常委专门化职业代，上上届人大曾经试图安排二十个常委作为专职的，其中包括部里面司局级干部，做人大常委之后相当于副部级，还有部分学者，但是这没有实行得了。司局级干部当然愿意去，一下子提升到副部级，有些学者不一定愿意去。但是关键还是人大代表怎么选举出来的，以及人大常委如果按现在这种方式产生，这种专职人大常委就变成专职官僚，他很难发挥独立的行使人大监督立法的职能。
&在西方好像就讲城市化，因为他们的城镇没有我们行政上的级别，地级市、县级市、直辖市、省辖市、地管县县管镇，我们之所以强调城镇化，也许是出于我们有一万九千个镇，考虑到如果只讲城市化，这些镇怎么办。我觉得化是一个方向，我们提城市化重点应该放在大中城市，当然也可以包括小城市，如果讲城镇化一万九千个小城镇似乎都要发展，这样必然造成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六万个小城镇遍地开花，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环境严重破坏，这些几千人口的小城镇根本不能发挥城市的功能。谈到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的本质应该是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变，当然这个转变是以工业化是以非农就业为前提的，离开了工业化离开了非农就业，那就是被迫上楼、被迫进城，这肯定不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空间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以来空间变化大概提高了3—5倍，而真正城市人口提高速度是非常慢的，户籍人口现在不过36—37%，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像李克强所说避免摊大饼、避免搞造城运动，至少先把两亿六千万农民工分期分批变成城市居民，而且现有城市空间规模已经能够容纳这些人口，现在城市里边人均占用建设用地大概是133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占地水平，而且城市里面有那么多空置的房子，只要制度合理，让他们吐出来，再加上保障房的建设等等，当务之急已经不再是城市建设，这就是理解以人为本。
&至于说到怎么保证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利益，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自主城市化的选择，特别是不要以把城市化变成国有化，凡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搞房地产建设一定国有土地，农村土地也首先变成国有土地，这样农民一次性得到十万、二十万，哪怕几十万的补偿，他们以后的生计肯定受到威胁，如何让他们长期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可以保留集体所有制，保留集体所有权不变，政府不要再征收农民的土地，这个可能是让农民获得长久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窦晓玉：刚才听了大家的问题，可能有一半关于是城镇化，说到城镇化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认为是，我们今天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强调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问题，问题提出就是因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大家已经感觉到它存在太大的问题了，其实前面我们在解读两会报告的时候，好多老师已经讲到这个事情，现在在城镇化率这个数字里面，所谓52%的城镇化数字有两亿已经记入数字的转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在数字上已经转为城市人口的，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没有能够真正地进入城市享有城市人所有的医疗、教育，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显然不能够进入到城市里面上学，能上也是打工子弟学校，不是常规城市人口享有的教育医疗条件。另外就是房价奇高，他们不可能在城市里面有自己真正的立足之地，只能租地下室，根本进入不了城市生活。包括富士康的问题，富士康那么多的工人都是住在鸽子笼一样的房子里面，导致心理上出现落差，出现跳楼等等的问题，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看到的数字上城市化了，但是事实上没有城市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在提要人口城市化。还有虽然上楼了，但是还不如在原来的土地上生活，我们看媒体上总理去访问一个贫困村，当时平均年收入九百块钱，但是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九百块钱能活，基本生活资料都是自己种的，但是让他上了楼连楼的取暖费都交不起，一个采暖季度最起码几千块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提出来，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了，而且这个矛盾太突出了，所以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的问题，至于怎么解决它，这本身又是一个非常系统科学讨论的问题。这是需要专家专门研究这些问题，这不是哪个个人能够给出具体的药方的。
&我觉得首先是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房价高不是所有地方都高，大城市特别高，大家为什么都要往大城市集中？是因为其他地方大量中小城市资源配置，医疗教育不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大家都往资源条件好的地方集中，这样就有一个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这个资源是不是完全靠政府配置？这又说到政府调控和市场这个手的问题，当年那么多企业都集中到沿海地区，因为在那边物流成本特别重要，反而不需要考虑到劳动力的住房医疗，但是经济发展到今天，时代已经发展了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新一代农民工跟老一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了，这些人在家里面也已经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了，他们跟城市的人口是一样的，需要基本的生活条件还有基本的文明程度的生活条件。所以这样一来，对于企业来讲，比如说富士康现在就要转移很多加工企业，从沿海往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就是一个发展就是一个流动。当工作转移到那边去的时候，本身城市集聚就是因为有事情可做，工业到了那儿也就发展了。所以人口发展变化以后经济结构必然要跟着发生变化，从宏观的来讲，整个平衡区域发展肯定是政府和市场会共同做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认为城镇化肯定是一个社会经济，而且好的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卢锋：刚才蔡教授讲到城镇化在英文中就是城市化，城市更充分地发挥，镇跟城不是并列的。这背后至少有两点，八十年代我们曾经相信离土离乡不进城，这曾经是广为接受的共识。这种概念在中国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在很多关键目标模式的表达上要体现特点，但凡能体现特点有些依据的我们就有很强的偏好，当然现在显示出来过多强调城镇化，强调镇，可能要足够的经验证据要让大家意识到个代价太大，也许有一天我们慢慢的有一个新的思考。第二为什么城镇化或者城市化就那么重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城镇化就是一个经济发展，个人理解一个平行的概念，经济发展到最后产业集中、人口转移、效率要提高、生活水平要提升造成新的生活方式，没有城市化不可能实现，城市化是一个平台一个载体，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并不是特定政策目标，它不是工具，一个政策工具就能解决城镇化？没有。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从供给角度来讲通过集聚发生规模效应，然后导致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出现，这是提高效率。从需求角度无论是投资消费基础设施，它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讲城市化，过去讲城乡统筹，这是对立的吗？我个人认为不是，城乡统筹既要讲城市化也要讲发展新农村运动，十年前的形势下当时主政者认为这样一种说法更合适一些，世纪之交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施政方针一定跟当时的背景需要某种呼应，现在经过十年积累发展挺好，但是生存矛盾如果不改革，如果没有新的概念使得改革有一个全面的阐述，可能很难满足社会需要，这可能也是领导人的理念，强调城市化并不是跟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但是确实体现了我刚才点评的，两个时期两届政府两个领导人可能在他施政的重点概括上用一个词反映出来，把他所有的改革装进去，比如说农民变市民，强调城市化就更有机会解决刚才赵老师讲的问题。讲到土地问题，土地改革不知道试点多少次了，但是临门一脚什么时候突破？城市化也许对这个问题有突破的可能性。包括新的环境改进、社会福利改进都有可能在城市化基本概念下装进去，这不是一个完全跟过去割裂的对立的，但是是与时俱进的，反映了当下的一些问题的综合集聚点的重要概念突破。
&有人注意到新的财经团队在朱镕基时期就是重要高官，实际也是温家宝时期的财经部会首长，现在确实有一个特点，按道理他们年龄，周小川行长，两会前有记者就问了听说你要退休了，他回答很好人老了总要退休的。这似乎是一个特点，这可能跟我一开始讲到的如果新政府确实真是要做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宏观架构改革放到优先位置，把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摆到优先位置作为三项改革政策重点推进的话，这确实是需要富有经验的，并且相对能力比较强的，最好还有比较高学术水平的学养比较深厚的领导人，看来看去这两个人还真是比较恰当的人选。我们在做宏观都知道，确实不容易，汇率改革不用说了，说了十年了，汇率的贬值讲了十五年最后突破，汇率升值大概也得十五年，现在已经十年了，利率的改革更是这样，利率市场化改革看一些国际的经验通常要五到十年的过程。这个改革是比较长期的，改革利益的敏感性比较高，联动性比较强，技术性比较突出。我们内部课题小组讨论资本帐户去年出现巨大的逆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媒体上还没有什么反应。我们现在真正要搞明白为什么有逆差，非常复杂，包括央行官员说我们汇率基本稳定，央行不增加更多外汇储备，但是央行外汇市场怎么调控的？每天有个中间价，一开盘到一个跌停盘，交易量没有数据，卖也卖不出去，央行在一个阶段内能做的非常高明，一方面确实没有增加外汇，另外一方面汇率浮动挺高，但实际上汇率调控能低一天马上开盘升值1%，第二天又拉回去，所以理论上每天贬或者升1恩%，一年下来基本不变，这是非常技术的操控，所以改这个东西也得要懂技术的人来改，不然没法儿下手。所以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跟两率改革结合在一块儿，说明高层对宏观架构模式的突破确实已经想好了成竹在胸，这也是学界很多研究人员多年来呼吁和期盼的。
&赵耀辉：城镇化是需要一个升级版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跟户籍改革一定要一起来做的，现在光让人进来干活，孩子也不来、老婆也不来、老人也不来，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临时夫妻”对家庭是很大的破坏，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被破坏了。留守孩子没有父母的监管，这一代孩子精神上面面临的问题，他的学习问题，整个精神状况，下一代农民工孩子，这是不敢想象的。所以这十年不进行户籍改革，我们就对政府非常失望，在这儿干活干了十年，为什么不能有户口，让他有一个稳定的感觉，他们也需要家庭，2400万不好办，我们都说从越南进口，把越南女的全进来也不够，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财政税收问题，中产阶级的代表性，政治改革也是推了太久的问题，到底怎么选举，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选，是官僚体制生产出来的人去做还是能够产生政治家？又能够在过程当中抑制腐败，如果这十年没有任何动静的话，中国的麻烦会更大。至于是不是搞一个委员会来管钱，十几年以前有一次去南非，NGO也可以做这个事情，非政府组织也有人也有这种热情，也有人资助，能够把政府的帐目报告给老百姓，这是一种代替的做法。
&薛兆丰：美国自从四五十年代开始，后来不断升级政策，就是对单亲母亲的补贴政策，事与愿违的后果使得大量的黑人小孩生活在单亲家庭，因为政策奖励他。这样的后果是种族歧视做不到的、纳粹做不到的，但是福利主义做到，一个错误政策使得短短五十年间你再穷生活在有爸有妈的家庭里边，这个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非常同意经济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我选的题目是服装和中产阶级橄榄型社会的题目，手提袋反映了两个事实，第一我们的执政者现在非常敏感非常注重民意，非常老练地捕捉民意，他们的反馈非常快。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故事本身能够传达一个很好的信息，只要是国产的就是好的吗？如果美国、法国、其他国家全身都是自己国家的东西，这是一个好事情吗？我们看到财富的增长，比较优势，这是一个大社会大分工的过程，如果仅仅为了强调我们民族企业使用自己民族生产的东西，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信息。
&关于中产阶级没有被代表，我认为完全不能同意，1970年芝加哥大学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用文字来记述他的另外一位同事，题目叫做《关于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维德定律》。任何旨在帮助穷人的政策最后受益的是中产阶级，受损的付钱的是最穷的和最有钱的人，他的理论依据是只有中产阶级才有能力也有时间，也有收益去发声音，最穷的不会代表，最有钱的付的多。你看我们的医疗、教育谁最能收益，最后能够住上所谓保障房的是最穷的人吗？不是。整个公共政策再分配的过程中你要看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是美国的经验，对我们今天解读我们看愿望跟事实之间的差距很有意思。
&姚洋：谢谢六位主讲人，大家听下来也感觉到六位有共同之处，肯定也是有一些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未来十年大概将是改革的十年，这一点大家是明确的，因为改革的轮子已经启动了，我们下一步要让这个轮子转得更快一些。感谢六位主讲人对两会的解读，也要感谢在座的听众积极参与。
世人瞩目的传奇人物——林毅夫
日&&&&&&&&来源
: 《台声》2008年第3期 肖萍 &&作者 : 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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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2月4日任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为首席经济学家与高级副总裁。对这项任命，林毅夫表示荣幸。
林毅夫本名林正谊，在台湾出生、成长，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毕业；1979年在军中服役期间游泳到祖国大陆，之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林毅夫在1980年到美国深造，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少数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之一。
离开台湾近30年之后，林毅夫透露想回台湾的愿望，表示该回乡去祭拜父母了，并希望回台的时机能够早日到来。&
林毅夫说：“做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我当然希望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能够帮助台湾的朋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所以，要是我有能贡献的地方，那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林毅夫在世银的任期为4年，由于要等结束北大本学年下学期的课程，因此预定5月31日赴任。&
世界银行总裁佐利克2月4日发布声明表示，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擅长农业领域的经济发展专家，他为世界银行带来独特技能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