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民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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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民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中）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注释从略·专题论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中）李育民　　基于对革命形势的这一认识，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反帝内涵做了新的阐释，并提出新的反帝方针。1月底，不同于以往的“时局主张”，中共以更为郑重的“时局宣言”名义发表政见，指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收回海关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一切帝国主义者无条件完全放弃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权力，及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雇用的军阀，解除其武装。”“这个胜利决不是什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得到，只有不断的争斗与牺牲可以得到。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的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许多稳健分子温和派所试探而失败的旧路，现在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去试探了！”宣言最后未再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代之以“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等口号。　　宣言阐释的反帝方针，较以往有显著的变化，具有新的内涵。其一，国民革命的反帝方针，不再限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收回它们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包括收回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等。这是一个新的主张，以前或有中共领导人如恽代英论及“国民革命的最终理想”时，主张“没收国内的外国工厂银行，归为国有”，但党的政纲、宣言、主张之类的文件并未正式提出。其二，在斗争方式上，与以往力图避免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不同，否定“稳健温和”的旧路，强调“急进”和“牺牲”的革命行动。宣言认为，斗争方式关系到革命成败，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便是“稳健温和”，其主张是“反革命的说话”，如果帝国主义及其军阀和“稳健分子温和派”胜利，“即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显然，宣言所作阐释，表明中共反帝方针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发展到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　　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趋向强硬。对汉口“一三”事件反应“冷淡”的陈独秀，转而主张遵守孙中山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他“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说明“赤的运动”之目标：“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具体的说，即是：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自主权，取消庚子赔款及不正当的外债，取消外人之铁路、盐务、邮政管理权，没收外资的银行、矿山、铁路、航业、工厂及外人所购土地，归中国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相应地，在斗争方式上，陈独秀明确提出，“上海的运动要得到胜利，也须和汉口一样”，“不妥协的和帝国主义决死战”！这些无疑对中共新的反帝方针作了更具体的阐释。　　对中共反帝方针的改变，瞿秋白更作了理论上的解析。他认为，五年以来，对“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口号，“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他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阐释反帝方针的内涵，指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已经加入俄国的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也得到了新的使命”。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根本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那么，革命的党纲“应包含社会主义的成份”。即：“夺取中国经济之最高权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之手，使中国加入世界无产阶级的经济机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必定和“社会主义要求”相结合，“而形成直接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的革命”。现在，革命已到总攻击的时机，“必须对帝国主义猛攻，利用列强冲突，而得步进步的收回租界海关……丝毫不要怕‘过分’了”。即使国民政府不用军队夺回租界，列强要么“‘和平’交还租界”，要么“逼得民众非以‘暴力’收回租界不可”。如果与之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其结果，“是将‘独立的中国’仍旧送给世界帝国主义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将以“和平的方式”侵略中国，表面上中国独立了，关税自主了，租界取消了，实际上，帝国主义可以“继续支配中国的一切经济最高权”，中国则“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中国革命进入到新的阶段，需要提出新的口号，“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是不够的了”。因为，不但民族资产阶级也采取这一口号，甚至美国、日本都声明“愿意改订条约”，英国“‘愿意’交还租界”。现在应当继续革命战争，“革命军队与民众武装结合，肃清全国反革命势力，澈底剥夺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　　因为中国革命具有“社会主义要求”，瞿秋白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澈底剥夺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权利。这一看法，在当时和大革命后极为普遍。如彭述之认为，革命前途只有“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相应的“政治环境”。因此，“我们目前革命的要求，不应只限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废止治外法权，收回海关权等”。这些要求“只是中国革命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进一步要求铁路、航路及一切交通机关……完全国有，应该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军阀的私人大产业如矿山、银行……等，并且还须更进一步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别剥削中国人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带有租借性的大产业如矿山、银行”。其时，李立三亦认为，正确的策略是要采取激烈手段，“发动群众的行动来冲租界”。后来，他明确指出，如果不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银行、工厂等等，而提出“仅仅是口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只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这一改良，“只是延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统治”，“中国本国的经济仍然是没有发展的可能，仍不能脱离殖民地的地位”。　　显然，汉口“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反帝方针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趋向于采取激烈手段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主张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产业，此与孙中山国民党的主张不同，体现了急进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后来，毛泽东阐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时，也明确提出没收帝国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　　中国共产党的反帝主张，为何会发生这一重要变化？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反帝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亦有着密切关系。　　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曾提出，如果把民生主义“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但是，共产国际并未明确将此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1926年2月至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规定了中国反帝斗争的口号：“‘不许干涉中国’，承认中国完全独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撤出所有帝国主义政府的军队。”这些口号与中国共产党的废约反帝目标是一致的。年底，共产国际的方针发生变化，对中共规定的反帝目标超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范围。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无疑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了。现在甚至连张学良这样的反革命者也赞成这个要求。显然，中国共产党应当更进一步。”“必须在自己面前提出铁路国有的问题作为远景。这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向这一方面做去。”“必须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厂收归国有的远景。在这方面首先摆着的问题是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和特别富于侵略性的业主的企业收归国有。”斯大林的演说，给共产国际做出中国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基调。　　该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更明确的指示。决议指出：“既然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性质的革命，那么这场革命及其所缔建的政府，就应该从根本上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撤除外国租界，并不足以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应该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革命政府应该把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让公司、工厂、矿山、银行和企业逐步收归国有。有此一举，革命政府才能立即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而进到向革命专政过渡的阶段。……中国革命倘不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就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决议规定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是“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　　共产国际的态度发生变化，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普遍发展。共产国际从这一大好形势中看到，“中国革命是破坏资本主义最稳定、最强大的因素之一”。近两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遭到严重失败，其结果必将大大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激化”。由于国民军的胜利北伐，“帝国主义的经济实际上已在一半国土上被打垮了”。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北伐军的进一步胜利，“势必导致战胜帝国主义，导致中国独立和革命联合”，“将大大增强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各种力量”，“必将重创世界资本主义”。共产国际似乎认为，中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此为契机，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二是鉴于彻底战胜帝国主义的需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命脉即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等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配或控制之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本力量，“就在于它实际垄断着国家的财政和工业命脉（盐税、关税、铁路、水运、矿山、重工业——这一切主要属于外国资本）。如果帝国主义能保持住这块坚实的基地，它就能在中国找到稳定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柱。”中国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就必须摧毁它们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这正是没收外国企业的主要考量。三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总前途的考虑。新的形势“促起”共产国际之注意，而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略略可以显示他的性质与前途”，使共产国际得以揭橥这一重大问题。共产国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应该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并非一定要造成导致国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否则“国家政权会重新落入外国帝国主义之手”。显然，共产国际把反帝任务更提高一步，试图从根本上清除帝国主义势力，正是为了将中国革命引向“非资本主义”前途。　　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和全文于1927年1月先后传到中国，中央政治局经过详细讨论之后，决定接受这个决议；并决定不待“五大”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依据该决议进行。正是根据决议精神，中央发表时局宣言，对反帝方针作了调整。中央政治局又对决议案作了阐释，指出：它“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撇开一切枝叶问题，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是“一个根本错误”。中央局由此认识到，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要“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接着，中共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又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中国一切财政工业及交通机关”。相较而言，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目标“打倒军阀”，则退到次要地位。而“肃清帝国主义所用以统治中国之工具——军阀官僚势力，以间接打击帝国主义，亦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相较而言，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个目标，地位不同，前者是目的，后者只是实现前者的手段。　　此后，随着中共反帝方针趋向急进，民众反帝斗争广泛发展起来，全国各地尤其是两湖地区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湖南，各界人民不仅通电全国，对英经济绝交，而且采取了激烈的行动。3月中旬到4月上旬，湖南民众收回了外国所控制的湘雅医院、长沙海关、岳州海关，以及邮务管理权，等等。中共上海区委积极呼应，扩大反帝运动，准备收回租界，决定：“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同时，他们认为，如果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因此“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在不断高涨的反帝形势下，帝国主义列强不得不做出退让。“一三”事件后，英国做出让步，有条件地承认中国的要求。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声称，“对于中国国民合理的希望，以同情与好意迎之，不辞协力进行，使之实现”。美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考虑中国的修约要求，准备“谈判关于治外法权及关税的全盘问题”，与中国订立新的条约。三、 反帝主张变化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对国共关系和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从根本上讲，由于奉行的主义和最终目标不同，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的背景下，国共两党分手是势在必行。国民党“一大”之后，国民党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同共产党人合作是不可能的，共产党人应当离开国民党”。鲍罗廷曾于1926年预言，“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长期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分共”之后亦说：“到了一个时机，国民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共产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其势非冲突不可。即使时机未至，而个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蒋介石“清党”之后，汪精卫尚保持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但内心已有分手准备，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便了”。李平心说，汪精卫当时不赞成蒋介石进行“清党”，“注重在党纪，不是牢牢的不肯分共。所以他后来在汉口分共，也是无足异的。”这种必然性又体现在各种具体原因之中，两党反帝主张的差异，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一开始，中共便与国民党，尤其与该党右派在反帝问题上存在矛盾和芥蒂。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纲领，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目标，但这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确立的。当时，“甚至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局势上”，很少“谈论”和“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起草“一大”宣言之时，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纲领，甚至将此诬为中共阴谋。他们“怕租界里不能安居乐业”，又怕亡命时“得不着领事签字的护照”，因此将反帝口号“诋为不度德，不量力，不识时务”。显然，废约反帝纲领作为两党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自始便不够坚实。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右派势力缺乏强有力的制约，逐渐猖獗起来。当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直接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之时，国共在反帝问题上的分歧发展为影响两党关系的重要因子。一方面，国民党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另一方面，中共转向急进的反帝方针，与国民党的妥协立场格格不入。两党不同的反帝立场呈现了一道明显的缝隙，给帝国主义列强分化革命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拉拢国民党右派，通过各种手段向左派施压而迫使他们转向，以排斥共产党势力。国共合作的这一重要政治基础，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最终促使两党分道扬镳。　　对于国民党而言，虽在“一大”接受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主张，却更注重建立一党政权，因此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分裂统一战线。他们只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甚至提出，“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或者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1926年8月，蒋介石在长沙发布出师宣言，表示：“今日出兵，惟在讨吴。”又发布对外宣言，声言：“其有赞助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以最亲爱之友邦视之。其有妨害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与四万万人民共弃之。”“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若“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军者”，则“爱之敬之”。这两篇宣言，说明蒋介石将打倒军阀作为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并以此考量和处理对外关系，希望得到列强的支持。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在进驻江西期间，蒋介石表示，尊重既存条约，承认外债并如期偿还，并将充分保护外国企业，宣称“没有想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日，蒋介石在公开演讲中说，“无论那国以平等待我的时候，那末，我们随便那一国都可以联合的”。同时又别有用心地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些话无异放出信号，他可以改变孙中山制定的联俄政策，转向靠拢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武汉的孙科一针见血地说，蒋介石所言，“为军阀及帝国主义所欢迎”。陈独秀指出，“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　　北伐军进入上海之后，蒋介石集团表示要取消反帝运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声称，“将设法根本消灭武汉风潮之再现于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便声言“无用强力以解决上海公共租界地位之问题之意”，他的军队“恢复秩序，解除不法份子武装等等事实，可以证明”。并进而向列强示好，称“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明确承诺，“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决不用武力及暴动，当由中央政府采用外交正当手续办理”，并已“警告上海民众，谕令勿入租界发生事端”。他连日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应付工人运动的对策，白崇禧在会上说，上海工人纠察队有自己的武器和指挥系统，“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完了”。　　对于北伐胜利进军，帝国主义深为不安，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寄希望于国共分裂。日本对此事最为敏感，1926年底，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派人来华，任务是“游说蒋介石，让他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中共的急进方针提出后，民众反帝运动愈益高涨，列强更感恐慌。1927年2月，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声言，“国共如不分家则全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将遭覆灭”。3月24日发生的“宁案”，为此提供了契机。日本政府采取了拉拢蒋介石的策略，“使蒋压制共产派，统一国民革命”。从这一策略出发，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制止了英国的强硬态度，“以免把蒋介石逼入绝境”。4月1日，币原转知蒋介石，如以“国民运动”为借口，猖狂排外，将危害东方和平与日中关系的前途，希望“促蒋深刻反省”，以下决心。日本分化国共，拉拢蒋介石策略，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促成了这一变局。　　当国共分裂的危机迫在眉睫之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避免蒋介石“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要求中共上海区委暂停反帝斗争，“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日本水兵在汉口枪杀民众的“四三”惨案发生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反帝问题上暂时退却，以拯救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与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然而，中共调整反帝方针，严禁在上海重演收回外国租界事件，未能扭转事态的发展。蒋介石最终背离他曾高喊的反帝口号，向中国共产党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这场大屠杀的实施，经由法国租界警察当局和公共租界董事费森登与蒋介石的代表杜月笙，在法租界一间密室中阴谋策划。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一二”政变是为了抑制中国出现的反帝浪潮，而帝国主义分子则参与了这场大屠杀的具体筹划。随后蒋介石又宣布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南京另立中央和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权体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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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其依据是A．没有明确提出反帝主张　B．没有无产阶级领导　　C．在革命中曾经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　D．“排满兴汉”体现了大汉族主义思想
A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历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旧三民主义的形式相同，都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张，但内涵确有较大不同，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只强调推翻满清统治，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而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则明确提出反帝的主张，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摆脱受殖民压迫的窘境，所以答案选A，B C D三项不是新旧三民主义的主要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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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1912年，孙中山说：“美国有七十万里之铁道，为世界最富强之国”、“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矣”、“此防弊之政策，即国家一切大实业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孙中山的上述言论A．提出节制资本并发展了三民主义B．体现了民生主义的思想C．反映了兴修铁路是民国迫切之需D．客观分析美国铁路利弊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综合题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我仅仅考虑强力。以及强力所得出的效果，我就要说：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摆脱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摆脱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既是根据别人剥夺他的自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的，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的自由就不毫无根据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诸自然的，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材料二& 1916年《新青年》载：“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材料三&“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陈独秀请回答：(1)概述材料一的主要观点(或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什么问题？为此，他们开展了什么运动？这次向西方学习与以前的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3)材料三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态度是否正确？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是什么？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A．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B．号召人们多研究些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C．抵制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D．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孙中山认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于20世纪20年代毅然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新”在（&）①反对帝国主义&&&&&&&②“耕者有其田”&&&&③平均地权&&④废除满洲贵族统治&&⑤节制资本A．①②③B．①②⑤C．②③④⑤D．①②③④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历史学家杨天石在《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一书中对孙中山的定性问题有一些新的思考。他认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可以把孙中山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简称“平民革命家”）下面能说明这一结论的是A．“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B．“创立民国”C．“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D．“天下为公”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这段材料表明孙中山A．主张用民生主义改造资本主义B．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公平的根源C．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念D．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包括①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③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④共产国际的帮助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②③④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主张学习俄国，改造中国，在中国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是A．陈独秀B．李大钊C．鲁迅 D．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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