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蒋介石被迫抗战却为何迟迟不抗日(1)
&&&&日本自甲午之战后，即有侵华的野心。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朝鲜独立，以便日后的并吞，且要割取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补偿赔款了事。此事至少说明两项事实：其一，日本对中国确有领土野心；其二，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俄、德、法三国并非有爱于吾华而干涉还辽，实因其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雅不欲日本来破坏在华之均势也。但欧战一起，列强忙于空前未见的大战，全力投向欧洲，无暇东顾，不得不让日本在远东崛起，破坏均势，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高升，乃是势所必然，如币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条、如山东问题，接踵而至。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证明列强所尊重的是强权而不是正义。中国与日本同属战胜国，却要把山东的权益移转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反应是强烈的，爆发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绪挥发之后，举国上下并没有把精神放在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更没有处心积虑来思考如何救国，仍然继续内争，打内战，从军阀混战到革命军的北伐，枪口一直是对内的。&&&&&&&&北伐的胜利，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对军阀的厌恶——他们卖国、他们喜打内战、他们欺压老百姓。北伐胜利之后，创立了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蒋介石时代的来临。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虽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民族前途的考虑，并不比旧军阀好，有时更坏。他们同样地出卖国家利权、同样地打内战、同样地欺压老百姓!国民党打内战甚至打得更凶，先是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党”，然后是一九二九年的“武汉事变”，用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战”，用更大的武力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另两个异己——冯玉样的第二集团军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中原大战的惨烈，对国家元气的损伤，实为军阀时代所未曾见。更由于中原大战，蒋介石游说张学良进关助阵，让日帝有机可乘，导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想鲸吞满洲，显然是由于中国人的没出息，自相残杀，不能一致对外，有机可乘。九一八发动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南昌坐镇“剿匪”呢。蒋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记里，引九一八事变为耻。他以为耻，因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军攫取了东三省。事实上，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还击、根本没有抵抗。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背负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却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电令，并曾对一些人透露过，包括北上责问张学良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其实在九一八之前，报上已登出蒋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即已自江西发电给南京政府及张学良说：&&&&&&&&官民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的《盛京时报》)&&&&&&&&同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又拍“铣电”给张学良，说得更清楚：&&&&&&&&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接到命令后，于九月六日打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云：&&&&&&&&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四号)&&&&&&&&可见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事后不是什么秘密，事前亦甚明显。精于情报的日本关东军岂能不知？你不抵抗，我岂有不捡便宜之理？九一八一发动，中国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蒋介石之耻，但蒋介石却要张学良代背黑锅!&&&&&&&&为什么不抵抗？有许多人说：中国太弱，不能与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战、不是挑衅，而是敌人打上头来时，必然的自卫行动，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一九三O年张学良进关时，只调进七万人。驻在关外的辽宁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共计仍有十九万人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万多人。一万多的日本关东军，不折一兵、不损一将，轻易地夺去了东三省，而且乘机劫掠，据不完全的估计，中国的财产损失在十七亿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与弹药的损失，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飞机二百六十二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战车二十六辆、步枪和手枪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支、机关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数字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历史资料》第一卷)这样多的武器，如果东北军拼命抵抗，纵然失败，也必然给关东军以相当的创伤，挫其侵略锐气。不抵抗的结果，不仅平白让敌人夺去土地与武器，而且更增敌人的气焰，更进一步想要染指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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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忍让日本人嚣张内幕：国力弱战备差
资料图：发表抗日演说的蒋介石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辽阔的华北平原就成了日本人的演兵场。从1936年10月起，日军的实战演习，已经推至北平西南的丰台、卢沟桥一带及北宁铁路沿线。演习的枪炮声，时常将北平城内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面对日本人的放肆和挑衅，中国守军咬牙切齿，口目尽裂。
　　日下午，驻在丰台的日军一个中队，开到卢沟桥以北龙王庙附近。22时许，龙王庙、大瓦窑一带枪声大作，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攀上城楼，发现日军的实战演习近在咫尺，遂严密监视这支演习部队的动向。23时40分，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给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外交部门打来电话称，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的演习中，驻卢沟桥之中国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开枪射击，造成日军慌乱，一名士兵走失。日本人宣称该名士兵极有可能被挟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中国守军司令部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征得中国方面同意就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中国主权。我方不能负士兵走失之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以免引起误会，但念及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当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日本方面对这样的答复当然不能满意，于是，大批的日军开始向卢沟桥方向运动。
　　中国方面亦反应迅速，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紧急向驻扎在宛平城内的第110旅吉星文团发出作战指令：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城内将士遂紧急出城，守卫卢沟桥。其时，晓月悬空，温柔的亮色抚摸着这座有八百年历史的狮子古桥，哀婉动人，悲凉无限。8日凌晨5时许，日军向宛平县城开炮，卢沟晓月之胜景刹那之间被粉碎，战端骤然而起。
　　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发起攻击，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日，已经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保土卫国，希望国民政府迅速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电文如下：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惨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辞，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
　　(原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
　　当北平已是炮火连天时，华北军政首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尚在他山东乐陵的老家“度假”。他悠然而漫长的假期，明确地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国民政府正在寻求外交途径，试图和平解决争端。但日本人不想与中国人在和平问题上扯淡，原驻东北和朝鲜的2万多日军以及百余架飞机快速投入华北战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用兵的指导纲要，决定动员40万兵力，在华北大干一场。和平的幻想破灭，7月16日，宋哲元火速抵达北平，主持华北战事。
　　7月17日，在江西庐山的牯岭镇，蒋介石用他的宁波官腔，向全中国的人们发表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演讲，号召人们：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传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察局势，效忠国家。中日全面冲突，早在预料之中。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6年间，蒋介石之所以下不了彻底与日本人翻脸的决心，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以中国当下的国力，与日本交战，蒋介石没有丝毫的信心。6年来的一再忍让，唯一能说服国人的理由，就是为即将到来的、规模庞大的战争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国民政府正是利用忍气吞声换来的时间，加强战备：任用德国顾问，按德国陆军典范操练步兵；力求枪械弹药自足，步兵兵器标准化；扩充空军；大力修建公路、铁路；加速财政体制改革，为战争积蓄财力；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虽然对必然发生的战争缺乏信心，但蒋介石预言，最后的失败者将是日本，而非中国。
　　卢沟桥事变的前两年，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推测了日本入侵中国的步骤以及最终的结局：(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引自《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卢沟桥事变的次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完成了《论持久战》的写作。在这篇经典著作中，毛泽东在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之后，预见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虽然分析方法不尽相同，却得出了高度一致的结论。因为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所以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有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对全社会做最彻底的动员，打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而蒋介石则在训令中表示，南京一旦失陷，就迁都重庆，重庆失陷，就迁都拉萨，拉萨失陷，就组成流亡政府。因为中日双方军事的强弱态势，决定了这场持久战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事之一。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很快沦陷，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节节败退。但日本人的野心并不仅仅限于华北。8月9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保安部队击毙。以此为借口，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向上海进攻。两天之后，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以主力集中华东，并试图摧毁淞沪日本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9月以后，战争逐步升级，双方不断增援，部署不断调整，蒋介石自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全盘指挥淞沪战事。至11月初，日军先后投入淞沪地区的兵力达10个师28万人、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方面则先后投入70余师的兵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登陆，完成对淞沪地区的迂回包围，战局急转直下。三天后，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至南京一马平川，无险可守。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自南京迁都重庆。此时，距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仅仅十年。虽然迁都，但不弃城，蒋介石决定做困兽之斗，守卫南京。
　　淞沪战败，南京必然沦陷，故而迁都。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死守南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太多的军事失败难免让人丧失理智，而正是这种丧失理智之举，决定了南京城后来的悲惨命运。唐生智受命指挥南京守卫战。这位北伐时期投身国民政府的湖南军阀，于威武雄壮的誓师之后，焚毁下关江面上的所有船只，以此举表达誓与南京城共存亡之坚强决心。在断绝了退路的情势下，南京守卫部队与日军展开了血战。
　　令人心寒的是，血战仅仅进行了两天，几天前还口出狂言的三军主帅唐生智，竟然抛弃数十万士兵和市民，乘坐当初单独为自己留下的船只，逃离南京。主帅溜之大吉，三军遂阵脚大乱，迅即溃败，南京很快就成为一座“无抵抗的城市”。日本军队在南京肆意大屠杀。12月13日晨，日军谷寿夫师团最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血洗了位于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区。次日，其他三个日军师团进入南京市区。他们在六朝之都，以疯狂的屠杀，对此前所遭受的顽强抵抗进行报复。
　　日本《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正刚记述：我于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垒如山，在尸山里蠕动着人影，总有五十人乃至一百人以上，他们在日军刺刀的逼迫下转来转去拖曳着尸体，丢向江流里去。作业完毕，苦力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声，只见仰面朝天、翻身仆地、腾空跃起，一一都跌落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
　　日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后，对中国军队的蔑视以及对武力的狂热，无以复加，速战速胜之论，甚嚣尘上。他们不愿意帝国的百万大军受制于中国战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然而，此后的形势与日本人的想法大相径庭。南京惨遭蹂躏，让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对日本的态度愈益强硬。为显示决心，振作风纪，蒋介石将不战而丢山东的韩复榘正法。韩复榘原为冯玉祥爱将，后为蒋收买，时任山东省主席，手握雄兵十数万，然尚未与日军照面，即望风而逃。
　　韩复榘临死时，大呼其冤：为什么放过弃城逃跑的唐生智？还有同样不战而丢河南的刘峙？蒋介石闻得此言，当即大暴粗口：娘希匹！韩复榘也配和刘峙比？刘峙为北伐名将，蒋之“嫡系”。亲疏有别，为中国政治之传统，亦为中国政治之重大缺陷。大敌当前，为正法纪，韩复榘固然当杀，但蒋介石以亲疏行赏罚，就不能说是持正处事，这也是蒋在政治上的致命缺陷。故而，杀一个韩复榘，作用极为有限。日后，蒋众叛亲离，此即为伏笔。从1938年初开始，中国军队在忻口、徐州、太原、武汉等地与日军进行了一系列大会战。虽然会战的结果大多令人沮丧，大片国土沦落敌手，但战线的延长也严重消耗了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10月以后，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事进入胶着状态。
　　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的多个国家气喘如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约束，本来就不堪重负，世界性的危机更是沉重地打击了刚刚复苏的德国经济，大量工厂倒闭，600万人失业。德国的大地主、大企业家等权势阶层出于改变现状、振兴德国的渴望，开始放任、纵容法西斯运动，于是，维也纳的流浪汉希特勒走上历史舞台。
　　1933年初，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以后，德国很快就退出了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从而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开始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希特勒在德国的经济上实行国家干预，用经济军事化来消减全球经济萧条给德国带来的消极影响。但经济的快速复苏不能支持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于是，拓展“生存空间”的纳粹理论甚嚣尘上。从1936年开始，希特勒不断地进行军事冒险，以试探国际社会的反应。进驻莱茵非军事区、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吞并奥地利、通过“慕尼黑阴谋”强占捷克斯洛伐克，犹如悬崖边的舞蹈，德国陷入这种危险的游戏中不能自拔。英、法两强对希特勒的野心虽然心知肚明，但它们却试图利用希特勒的疯狂来保持欧洲的均势，因而对希特勒一再忍让。尤其是刚刚上台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对本国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经济和战略倍感担忧，惧怕战争又一次降临，于是决心实行“绥靖”政策，不断满足纳粹德国日益膨胀的欲望，希望能避免欧洲可能出现的危机。但希特勒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
　　日凌晨，纳粹德国在阴谋之下，入侵波兰。正如后来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所说，如果因害怕战争而一再退让，而最后还要回到战争上来，那简直就是愚蠢之极。德国入侵波兰的第三天，英、法对德正式宣战，三年来的“绥靖”政策宣告破产，欧洲战事全面爆发。欧洲爆发的战事让蒋介石欣喜若狂，在他看来，我国抗战两年所期待的国际变化已经来到，如果择善谨慎加以运用，则国家复兴之日为期不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战局带来了转机。1941年，纳粹德国战略伙伴、协约国的重要成员之一的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人遂决定“将日本人干掉”。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因“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一去不复返。1933年初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思想，给自由放任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这是美国当时一首广为传唱的通俗歌曲，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曾以此作为竞选口号。济带来的消极结果下了一剂猛药。新的经济政策包括：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增加政府支出，以扩大民众的就业机会；调整分配政策，为民众提供充分的福利保障。美国经济由此迅速得以复苏，美国人“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重焕青春的美国制造业为美国及其同盟国包括中国，赢得最后的军事胜利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年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及珊瑚海领域，重创日本海军，一举扭转了太平洋的战争态势，美军从此转守为攻。三年后的1945年2月，美国军队以牺牲两万人的沉重代价，攻占日本南部硫琉黄岛，至此，日本本土包括东京在内，全部处于美军飞机的威胁之下。
　　7月26日，在纳粹德国投降两个多月之后，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早日投降。但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军方发誓要在本土进行“陆上特攻作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美国人决定给日本人最后一击。8月6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一架名为“埃诺拉?盖伊”的美军B?29战略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特殊炸弹。三天后，他们在长畸又干了一次。十几万人当场丧生的人间惨剧，让日本人的精神彻底崩溃。第二颗原子弹在长畸爆炸的那一天。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与日本关东军作战。日，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8月15日正午，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司令部的全体人员，目光呆滞地站在南京的烈日下聆听天皇“玉音”。9月9日上午，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冈村宁次将签字盖章的投降书，双手捧交给中国受降官何应钦。战争结束了！
　　本文摘自《的中国》，汪中求 王筱宇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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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总第025期 作者：兰台
在前几期《重读抗战》中，我们指出了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一些误判。但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些误判与其说是能力和态度问题，不如说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上，所有既有的经验全都失效的结果。而这种失效也带来了另一种手足无措，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抗战初期蒋介石究竟想战还是想和？在战和两极间摇摆的态度背后，给出的是我们都很少想到的问题。
写在前面：答卷者与知道答案的旁观者
假如我们不知道答案，一如78年前的中国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未卜的命运。
“八年抗战开始了”这句可笑的台词却是很多人实际的立场。
假如我们不知道答案
有这么一个笑话，一直在网上流传。
某抗日神剧的台词：“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
观者无不大笑，并表示台词作者智商堪忧：1937年刚开打就知道是八年抗战，主角是未卜先知吗？
但，也有太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恰恰抱着同样的心态。
作为现代人，我们知道所有答案，我们知道抗战八年我们最终胜利，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整个中华民族全民族起来反抗外国入侵者，我们知道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最终吃了美国的原子弹，我们知道苏联最终也会对日宣战。我们知道日军没有攻下大西南，我们知道……
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尤其是离最终答案越远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理解这些最终起来反抗的先辈们在此之前为何如此谨慎、战战兢兢甚至显得有些懦弱。
但，假如我们不知道答案，一如78年前的中国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未卜的命运。九国公约对日本没有约束力了，美英对日本一再绥靖，苏联看上去巴不得日本早点和中国打起来，在可以预期的时间里似乎也没有哪个世界大国愿意主持公道，惩罚日本。军队的战斗力似乎也没有在短时间内能赶上日本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
当我们放开知道答案的旁观者的视角，以一个同样坐在考场中的答卷者的视角去看的话，很多东西都不一样起来。
比如，我们都知道，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但日的中国人听到卢沟桥畔的枪声后，能反应过来这次事件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并不多。
破局：七七事变后蒋日围绕华北的斗争
他依然相信，与之前一系列的华北地区冲突一样。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
七七事变原本是几年内一再出现的华北问题摩擦。
卢沟桥事变如何突破常规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切报告。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他感到惊奇的事件。自从1933年长城以来，日本人在华北制造的大小矛盾冲突实在太频繁，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本人在华北挑事，推动华北独立运动，试图将华北分裂出去已经是摆在桌面上事。而每次经历冲突、对峙、妥协之后，双方总能缔结一份协定，在这样的协定中，日本总能依靠实力前进一步，但中国也总能守住大部分可以保护的主权。因此，在经历过过去4年间平津地区发生过的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后，蒋介石已多少有些见怪不怪了，也没感到特别紧张。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介石决定和战的关键。对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在蒋看来，此一事变毫无疑问和以前的一系列冲突一样，是日本人为推动华北独立刻意制造的。而它可能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
蒋介石这么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日本这时驻扎在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且事变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和本土陆军也都没有什么异动。相比之下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势力相差悬殊，日军在这种实力差距下挑事实在不是明智的。这正是蒋介石估计日本当不至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蒋介石倒是一直对何梅协定中央军和中央势力被迫退出平津耿耿于怀。因此蒋介石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在新的一次“华北事变”中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既是为表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也是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几乎马上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21、关麟征的第25等6个师的部队动员并北上。
7月10、11两日，蒋介石得到情报：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也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了增兵华北的计划。
对此，蒋不予置信。他依然相信，与之前一系列的华北地区冲突一样。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发表宣言的问题。对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响，蒋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宜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因此，他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从这个角度上说，蒋介石的这篇庐山讲话，实际上并不是用来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用来说给日本人听的，用来“感动倭王”。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高层的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驻日武官连续向国内发来电报，报告日本近卫首相决定“谋和平”，并派密使来华，请求切勿使事件扩大成为真正的大战。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电告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
军事方面，众多将领反复表示战争准备尚未完成：“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虽然显然中国这边没有做好准备，但蒋介石注意到，这时平津日军虽有动作，但增援未到，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因此蒋更信日本准备未足，中国应及时显示强硬态度和亮肌肉，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所以蒋介石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还信心十足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
庐山讲话发表后，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但蒋介石这时对卢沟桥事变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事实上，直到此时，卢沟桥事变后双方的行动尚未超过长城抗战以来一华北系列冲突的框架，若此时双方还在此框架内活动，就此了局，不过是另一个35年华北事变而已。因此蒋介石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却毫无把握，内心里自然不安。谈话公布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教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日方强硬回应的消息，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赚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可日军不管“精神战胜”不断的增兵，让蒋介石也感到了不安。22日晚，南京方面才解到，宋哲元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蒋介石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宋哲元昨日发来的停战协定三条。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之前还一直在放出强硬姿态，高调宣布应战的蒋介石此时一变为赞同宋哲元早在事变开始就持的立场--主和。
究其原因蒋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车之鉴，蒋相信，按照之前的既有经验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之所以冒险硬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也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未必还有什么效力，却像面临没顶之灾的落水者那样，还是幻想这根稻草可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让事件在之前几年已经成型的既有模式下了局。
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威武雄壮”的台阶，他记道“民国廿四（1935）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优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中央军重新回到了华北，哪怕此时妥协，也不是一无所成，尚可向国人交代。
蒋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对态势的观察：日趋险恶。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1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平津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24日午后蒋紧急召见徐永昌，称“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介石同时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卢案的前途基本绝望。
26日开始，平津形势急转直下，得到增援的日军大举进攻。29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行将失守，蒋介石接报大呼“可悲孰甚！”开始改变对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蒋介石自称“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就达成目的了。
至此，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华北事变规模和性质的努力告以失败，“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极速发酵。
变局：蒋介石主动扩大战争和以战促和
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失利，唐生智事后也自认其咎，“窃职等奉令卫戍南京，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丧我士卒”。
蒋介石的计划是将上海与华北捆绑。
蒋介石为何将战争扩大到上海
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规定以该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关，以蒋介石为主席。蒋介石着手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8月9日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扑朔迷离的日本军人和中国机场保安队之间的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这一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件，却勾起了蒋介石对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回忆。一二八事变中，中日两军在淞沪大战，因事关列强在上海的利益，各国驻华使节共同出面干预，结果不过3个月时间，双方各撤一步，达成了停战妥协。蒋介石萌发了想要再度利用上海，用在上海的战事来刺激列强各国政府，促其直接干预的外交设想。根据黄绍竑回忆，蒋介石曾明确告诉国民党领导人们：“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结果，中日两国均毫无准备的淞沪会战就这么仓促地打响了。
华北方面，由于格局已经突破之前几年的华北事变模式，在日军大规模增兵并不惜扩大战争规模，如果还如之前的就华北论华北，则华北被日本强占并分离是必然的结果。为了挽救华北，蒋介石的设想是将华北与上海捆绑，再用上海刺激列强干涉调停，从而顺势保全华北。
但，日军在增兵华北的同时，还计划向上海增兵。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很是费了一番斟酌，但最后蒋还是于11日电话密告张治中：“中央决心围攻上海”。
由电报可知，八一三事变当日，中日双方多次发生交火事件，但尚未发生激烈冲突。当晚，蒋命令张治中14日拂晓对被围日军发起攻击，同时命令空军出动轰炸，命令海军协助封锁江阴。
午后，张治中根据与蒋介石、何应钦商定的作战计划，正式通报说：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
4日中国空军轰炸时有两弹落于英法租界内，“各国责难备至，且有干涉我沪战之势”，但蒋介石对此且颇有庆幸之情。其在日记中不无兴奋地写道：“惟望神圣佑我中华，使我沪战能急胜也。”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尽管蒋介石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数千日军，夺取实地颇为不满，但当得知英、美、法三国政府已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后，表示深感庆幸。他当即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并乐观地估计：“敌或有退却可能”，认定“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并考虑“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
然而，到了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又让蒋极为沮丧，“优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
蒋介石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甚至也不希望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起太过重要的作用。但事态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选择与苏联结盟，扩大战争。他原本希望英国的力量可以提供帮助，但以英国多年来在亚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对英的不以为然，蒋最终不敢抱以太多希望，“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耳”。
最终，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而中方防线发生动摇之际，蒋介石最终还是干脆地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8月30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顾虑这个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心中产生负面影响，蒋介石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解释这个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并且，蒋介石再度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英美作用的高度重视。他专门指出：“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故“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
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队到达，并于23、24日大举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逆转。蒋介石常常在看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
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但蒋介石依然不为所动。再三强调：时至今日，“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蒋介石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但，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蒋介石虽然自我安慰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主张的，淞沪作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一直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这时，蒋介石也开始在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人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新局：国际调解的破灭促蒋走向全民抗战
当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由于日本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未能实际起到调处作用。
陶德曼调停也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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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是日国联作出的决议。除了日本之外，当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由于日本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未能实际起到调处作用。而来自德国的调处，则从10月底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中旬。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的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蒋介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我安慰：“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人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布鲁塞尔会议是美、英、法等西方国主导下进行的，因而一开始国民政府颇为重视。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前，王世杰便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无论日本政府参加与否，其初步动作，必为试行调解；其调解之初步方案，当为无条件或附条件之停战。”他认为，为了避免因“无条件之停战”而使华北成为被日本军事占领状态，“故我应由驻英、法、美大使预与英、法、美接洽，促其将停战与撤兵同时提出”。“至撤兵地点，事实上虽决不可能做到按照国联干预其他战争之先例，责令各自撤至本国境内，但不妨暂以七月七日以前甚或沪战发生前之两国军队原驻地为初步撤退地点”。
蒋介石也是把日本撤兵作为停战的前提，如蒋介石在当年的“双十节”曾发表宣言，“谓在敌军未撤退之前，永远不可中止抗战”。待到10月下旬淞沪战役中方居于下风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战与和有较多的记载。一方面，在“战”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抗倭必须到底，不背初衷，则虽败亦成”；“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召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他甚至写到：“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从这些话里，可以认为蒋介石是有着继续抗战的决心。
在“和”的问题上，当时蒋介石的态度为“国际调解则可，直接交涉则不可”；而且他一度对国际调解较乐观：“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宗旨只要第三国参加保证，则可调停，若中倭直接妥协则任何条件皆不愿问，惟有抵抗到底，虽至灭亡亦所不惜。”“停战必有保障与撤兵日期”。与此相应，在11月5日晚上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做了如下结论：“外交问题，对于九国公约会议，虽不敢谓有效果，然不能由我破坏，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与日本直接妥协，非各国出面调解不可也。政府所取态度，一、决不直接妥协，二、不可强硬矫慢，三、不可由我破裂。对于此会议之希望，在更激起世界之同情与愤慨，并使英美俄卷入战涡。”可见，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会议本身以及相关大国在调解中日战事的前景，仍抱有一定的期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有心对日妥协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却态度依旧，毫不动摇。除军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战外，他同时愤然怒斥求和者日：“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且“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就在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的同时，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已经明朗化，由于日本两度拒绝与会，通过九国公约的框架已经无法调解中日军事冲突。与此相应，国民政府内部也没有就是否接受会议的调解产生分歧和争执。蒋介石虽然关注这次会议的进展状况，但所抱期望也渐趋实际。如11月19日，他在日记中便写到：“九国公约会议形势不佳。”三天后，他的日记中有：“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恐无结果。”11月23日，蒋认识到：“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这样，蒋介石对此次会议的关注也就到此为止了。
对日开始的陶德曼调停事，蒋最初亦存有幻想。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的七项和平条件：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路以南一线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缔结和约前，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巡捕队；停止抗日政策；共同反对共产主义；降低对日关税；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在座的还有孔祥熙。陶德曼向蒋介石和盘托出日本的和平条件。
在12月2日的军事长官会议上，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军事将领，就中日问题进行磋商，征求对日方和平条件的意见。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孔祥熙、王宠惠、徐谟等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伪满，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蒋介石认为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德国调停与日本议和，但要保住华北政权。依据这一原则，蒋当天与陶德曼进行了会谈。然而，随着南京的陷落，日本方面提高了要价。日本政府对蒋的要求断然拒绝，并重新提出了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在内的新四项条件。蒋介石26日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心安”了。蒋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国民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却颇不以为然。12月27日，当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表示不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在蒋看来，“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绝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了。鉴于此，日本政府被迫于日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战事失利，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失守南京，正面战场战局已呈长期化，战线将不得不向内地纵深转移。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同时，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也关上了与日和谈的大门。面对本不欲发生却已无法回避的长期抗战前景，蒋亦不能不优心忡忡。他显然能够看到，对日战争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势必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局面：“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楼妥协，瓜分中国；庚、俊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吸，经济枯稿，社会纷乱。”正是这些危险的存在，使得蒋介石在随后的抗战时代，始终不能完全放弃对国际调停乃至对日人“觉悟”的种种幻想。
但，再幻想，蒋介石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原本发生时只是在传统摩擦模式下的卢沟桥事变溢出了控制范围造成了华北危机，而借鉴传统经验捆绑上海解救华北的淞沪会战又因国际调解的失败而最终不可避免得扩大为两国全面战争。在此期间，中日双方一再错过了控制局面的机会，使得双方的传统经验一再失效。最终，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最终得以实现，而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的抉择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七七事变以来蒋介石想战还是想和？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提问。如果有答案的话，只能是，一再失控的局面让蒋介石面对并不罕见的摩擦（卢沟桥事件）欲和不能，只能一步步扩大作战的范围，最终造成了中日的全面战争，卢沟桥事变也由此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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