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评金一南《苦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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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 &
　　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误己误人误社会。
　　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做的则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
　　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刊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都是从金书中抄来的。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
　　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做出个人的解读。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查作者既非专业作家，也无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作者的文章过去基本上都是谈论时政和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几乎没有发表过史实研究性的论文，又如何能够一朝成就一本几十万字的煌煌之作呢？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是借助于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学界同人各种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 K.
　　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的。其实，金书不仅“借”得不明不白，也“用”得极不准确。
　　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金书作者自认“学者”（金一南在一篇采访文字中明确给自己定位为“研究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见《中国青年报》日，B8版），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为了让金书作者、也包括那些读过金书的读者知道该书一些史实问题所在，以下特就已读过的金书第一章中比较典型的问题稍加正误与批评。
　　不可理解的错“抄”
　　自从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开始拿量化指标来管理学术研究以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经兴起过所谓“剪刀加浆糊”的专业创作队伍，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发现许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但是，这种人“抄”也大都还是“抄”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跨行跨专业“抄”，以至错“抄”百出的情况似乎还鲜有见到。而金书却恰恰开了这一先例。以下仅举几例：
　　例一，金书第6页引述北京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两则电报，原文可见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卷，大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九册的一篇课文中即录有这两则电报。
　　相信作者应该是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读到的那篇被收为课文的文章并抄来这两则电报的，拿来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这段历史，却偏要画蛇添足地去调侃刘镜人的翻译能力。
　　书中写道：“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和20世纪初以来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之类的众多名词一样，“广义派”三个字也是从日文汉字用法中借用过来的。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上就有“广义派”的用法了，在刘镜人发出金书所引的这两封电报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国内京津报刊也都在使用这一名词了。故刘镜人不是“俄译汉”创造出这一名词，而是借用国内的这一译法以求容易明了罢了。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作者以为的那种“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情况。
　　关于这一概念当年的使用情况，台湾学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学界最早研究这段时间中苏关系史的著作———《中苏外交的序幕》一书时，就专门做过解释。他写道：“当时北京政府称布尔塞维克为广义派、多数党、过激派或激党。”（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控史研究所专刊[10]，1978年，第44页）
　　例二，第7页，金书谈及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一段话，总共90多个字，和台湾、大陆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样。
　　孙越宣言最早发表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当时即有《东方杂志》、《时报》、《民信日刊》等多家报刊刊出译文。译文内容差别不大，最准确的译文属《民信日刊》使用的世界通讯社的译文，1933年《外交月报》校订再刊，以后先后被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和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用为宣言的中译文定本，故以后的中文研究者亦均以此译文为准。
　　该译文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日，转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金书转抄的文字是：“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金书引文和通行的宣言汉译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1920年代的汉译文字，金书引文则是1949年以后大陆普通话流行后的汉译文字。奇怪的是，金书引文中竟然还有一个1920年代有时还会出现的译名“苏菲埃”。作者特地在“菲”字后面加上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应是“维”字，给人印象这是1920年代当时的文件。殊不知，当时人的行文习惯，是不会使用“实际上”、“并且”、“进一步”等这一类词汇的。而且，像“孙中山博士”这样的用法也很少能见到。（仅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2号[1923年1月]的译文用了“中山”两个字，这是以孙的化名“中山”来替代英文中“孙博士”一词的。中文译名后面有名衔者，通常不能直呼其名，如孙文，或其化名，如孙中山，多用其字或号。“逸仙”就是孙的号。）
　　因此，金书引文由何而来就让人倍感疑惑了。
　　是不是作者自己另译了英文了呢？当然不是。作者刻意保留那个“菲”字并做订正，就说明作者是想保持抄来的文字的历史旧貌的。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作者知道此一引文实系英文汉译，他理应注意的是译文是否准确，而不是去刻意保留汉译发表时的样子。坦率地说，如果作者真是想保持原貎，理应直接引用原文，同时自行翻译并与其他译文互校。
　　此段宣言文字的英文原文可见于韦慕庭编辑的《ADocumentaryHistoryof Chinese Communism》一书。原文如下：
　　D r. Sunis of the opinionthat，becauseof thenon-existenceof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their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China，it is not poss-ible tocarryout either Com m unismor eventhe Soviet system inChina.M . Joffeagrees
　　entirelyw iththisview；he is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C hina‘s m ost im portant andm ostpressing problem s are
　　the com pletion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he attain-m ent of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
　　此段文字今天直译应为：
　　孙博士指出，共产主义甚至苏维埃制度不可能实行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不存在适合他们成功的条件。越飞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国家统一和获得充分的民族独立。
　　比较通行的旧译文和金书引文，不难看出金书引文既不合当年的行文习惯，又不能准确地反映原文的意思，无论就准确性，还是就中文的行文，都十分蹩脚。既然如此，金书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利用大家至今都在利用的旧译文，而非要别出心裁地去辗转抄来如此蹩脚的一段引文呢？是金书作者不知道在大陆有《孙中山全集》之类的资料书，还是这段引文是作者自己生造出来的？
　　例三，第9页，作者写道：“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 axim 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从引述文字的相似度看，作者似乎是从马红霞等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一书第二章抄来的）因系转抄，作者连同“美克齐美”四字后面原作所加的括号中文字也一并抄了下来。
　　查，整个这段话最早出自向青19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按照金书大量出错的资料来源情况分析，作者应该不会去查找30年前向青教授的文章，想必是从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书中辗转抄来的。但无论如何，金书所抄的这段文字和向青文章中的文字基本无差，这也说明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自己抄错，凡错者多为来源中即错了。
　　向青文章中的这段文字如下：“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最早报导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国日报》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M axim 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
　　对比两段文字，可知两者相同度极高。重要的是，作者抄录时完全没有注意这则资料的说法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向青在括弧中做的这个注解并不十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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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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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山寨学术 ringo
　　这本书出来有些日子了,幸亏没买,要不是杨先生指出,此书真是害人害己,耽误时间.还是有时间多看看二杨(奎松,天石),一沈(志华)等专业学人的著述,尽管出的书不多,但他们功底扎实,术有专攻.
言论自由与学术规范 自由引导人民
　　自由我们可以多一点，但学术不能因为言论自由而遭到漠视。我也见过有人对《苦难辉煌》的海吹，今天看了杨老师的指正，方觉一身冷汗。书还是要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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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倾情讲述：为什么我要写《苦难辉煌》
&&&& 年末岁初，教授的新著《苦难辉煌》出版问世。 &
&&&&新著，却是"老故事"。作者以空前复杂的历史变局为背景，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主线，以独特视角审视了人民军队的前辈们在历史重大关头慨然担承救国使命，突出重围，杀出血路，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足迹。他以翔实的史料、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奉献给广大读者一本回望历史的书。 &
&&&&记者：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和研究战略问题的学者，您常常把自己比喻为桅杆上的t望者，主要任务是向前看，观察前方风云变幻，而此时奉献给读者的，却是一本回过头去审视以往重大历史事件的书，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思路变换？甚至不怕有跨专业之嫌？
&&&&&金一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也这样多次问过自己。简单说，最初出自一种感觉，随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即中华民族正面临关键性的历史进程。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社会思潮激荡，选择空间可以说前所未有，不同选择的后果却又大相径庭。作为一名研究战略问题和国家安全的学者，应该关注、思索、甚至解答这些问题。
关注容易，思索也不难，真正要解答，又何其艰难。仅仅凭借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最为艰难曲折、最为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
其中的养分太多了，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东西太多了，值得我们今天警醒和借鉴的东西也太多了。对这笔巨大的财富，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开掘。现有的开掘又多被认为是观念说教，难引起广泛持久的注意。这就是我最初提笔的冲动。
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对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珍贵。美国两百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得那样充分，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根基。苏联卫国战争不过4年，文却浩如烟海，足令今天俄罗斯人坚信和平与强军的密不可分。
中国的崛起已经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和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追赶时代发展潮流。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但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
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能够从先辈们的奋斗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会改变国歌中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记住国际歌中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果我们不仅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肩膀之上，也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肩膀之上，那么未来我们去完成的，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这些想法成为写这本书的强劲驱动力。
&&&&记者：这本书中的线索非常多，牵涉的方面也非常多，涉及大量史料和背景材料，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这样的写法会不会使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感觉到难以把握和驾驭？
&&&&&金一南：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对历史的简单图解，无助于人们寻找社会演变的真谛，更不要说把握和驾驭了。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无不与纷繁复杂的世界相联系。林则徐是中国人当中"睁开眼睛看世界之第一人"，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大英帝国的鸦片贸易和中英鸦片战争。应该说，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就是近代以来在不尽的屈辱与灾难、不尽的冲突与战争中熬练成的。
关起门来，事情当然会变得简单。但这扇大门再也关不上时，谁能够拒绝扑面而来的环境与事件的空前复杂性？如同今天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一样，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与东方的命运、世界的命运已经联在一起，不可分割。
最显著的表现，就是20世纪在世界东方，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股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的猛烈碰撞。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就是这四大力量强烈挤压碰撞的结果。在此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以法西斯主义，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展开了一场舍生忘死的激烈残酷较量。各方之间斗争局面极为复杂，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策略转换也极其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都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痕。
这是一部万水千山般恢宏壮阔的历史史诗。展现这些宏大的场面，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如果读者从书中感觉到面前只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山溪、可任其俯仰自如地击节欣赏，那就是我的失败。所以我不得不大幅度调动读者的视角，以多条线索纵横穿插，努力使读者感觉到那幅广阔雄浑的历史画面。
&&& 特别是我们今天具备一些前人不具备的优势条件。
首先，获得了审视那段历史的足够距离。就像看一幅油画，太近了，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笔触。退到一定距离，它的光线、它的纵深、它所展示的全部意境，才能历历在目。
其次，今天也拥有了日益丰富的资料，包括各方面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和珍贵细节的披露。这使我们在材料的占有和掌握上优于先前的研究者；在材料的分析运用上，又不会像后来者那样因距离太远产生疏离和隔膜而只能掺杂进大量主观揣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从宏观上把握、驾驭、描述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至于个人是否有足够的水准真正能给读者展现那幅宏大的历史卷轴，本人并没有把握。
真实的历史也许永远无法全部再现，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无限地趋近。我认为自己竭尽了全力。
《苦难辉煌》封面
&&&&记者：书中涉及的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其他书籍中也有很多描述，人们并不陌生。你认为这笔财富没有很好开掘，那么本书在把握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又有哪些新意？
&&&&&金一南：改革开放30年，使我们有了审视世界的新视角，也有了审视自身的新视角。我们今天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空间，有足够的冷静，对过去作全方位的审视。
我并没有着意去想要写出什么新意，只想回答长久盘旋于脑中的一个问题：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夺取全国政权，而对手掌握全国资源，掌握国外援助，掌握一切执政者所能掌握的优势，竟然20多年全盘崩溃、灰飞烟灭，这个党和这个军队的力量真谛在哪里？一边写，脑中一边不断地设问、辩论和反驳。我只想最真实最客观地去展现这个党和这个军队所具有的力量和这个力量的来源。
随着接触资料越来越多，越加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来自神的赋予，而是来自人的奋斗。不是来自天赐机缘，而是来自千千万万人的英勇献身。
例如我们常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描述一生中打过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被描述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真正了解了那段经历，你就会明白：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的，伟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
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发出神一般的预言，而在于是否能够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然后迅速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以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最富生机和最为鲜活的灵魂。
如果有人要问：那个年代毛泽东同志最伟大之处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于那种极为珍贵的历史自觉。
所谓历史自觉，既包含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更包含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工农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无须违言，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接受过共产国际和苏俄援助，国民党得到的比共产党要多得多。而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重大意义，就是使中国共产党不但获得了政治独立，更获得了经济独立。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在最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使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获得自主的基础。
&&& 所以中国革命具有这一独特现象:
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富裕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如果不产生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而如果不分散到贫困落后的边远山区，红色政权便无法获得充足的给养，红色武装也无法获得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大历史自觉。在这一基础上，才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记者：书中描绘了国共双方的众多将领，你说"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那么在这些如云的战将中，哪些人给你留下最深印象？
&&&&&金一南：这样的将领太多了。写他们的时候，我不由会产生一种"神游"的感觉，似乎飘随在他们上面，看着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威武雄壮的活剧。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红十军团21师师长胡天桃。1935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浙江怀玉山失败，19师师长寻淮洲战场牺牲，21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旅长王耀武负责审讯。
第一次见面王耀武就惊呆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磁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他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多次交手的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在文史资料中一笔一笔记录下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震惊不已的谈话：
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 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 不知道。
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 不知道。
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
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 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王耀武当年一身将校戎装，在寒冬中与衣衫褴缕、脚穿两只各异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磁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思想交锋中，胜败清晰可见。
&&&&另一位是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王开湘。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2师4团则是主力中的主力。王开湘当年三十四岁，是中央红军中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前后任红4团团长，在艰难曲折的长征途中一路先锋一路烈火，飞夺泸定桥，强攻腊子口，为红色铁流斩关夺隘，使红4团威上加威。
即使过去多少年，今天到泸定桥头驻足参观的人们，看着惊心动魄的那十三根铁索，依然能感觉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氛围。而另一处天险腊子口，山口仅宽30余米，两边全是悬崖陡壁，周围尽为崇山峻岭，除此口便无路可走。
当时红4团担任主攻，团长王开湘亲率两个连从右侧攀登悬崖陡壁，向敌后迂回。黑夜中正面拚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
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红军部队发起总攻！与冲锋号声、机关枪声和呐喊声伴随的，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大声呼唤："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第二天彭德怀经过战场，见五十米一段崖路上，手榴弹弹片铺了满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这位久经沙场的红军指挥员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
能闯过这样天险的队伍，怎能不是真老虎！此时离王开湘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没有纪念碑的他披着硝烟立在那里，钢浇铁铸，像一尊永远竖立的战神。
&&&&每每写到这里，我都为今天很多人已不知晓的这些顶天立地的英雄热泪盈眶。人类在繁衍，英雄却不能复制。像胡天桃、王开湘这样的战将，当年在那支翻越万水千山的队伍中很多很多。他们没有活到胜利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没有来得及让别人树碑立传，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光宗耀祖。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随着战火硝烟消失在历史帷幕后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壮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所以我在前言中说：把这本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那些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
2007年军事专家金一南做客新华网的照片
&&&&记者：有人说你的书是思想之作，是激情之作，也是红色书籍之作。今天针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社会上各种观点非常多，你怎么看待与你持不同观点评价那段历史的人？
&&&&&金一南：前面讲了，写作的时候我不断与头脑中的问题辩论，包括社会上那些不同看法。
有两种最为典型。一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历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
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抓捕罗亦农时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 当时蒋介石几乎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了。
随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最严峻的考验。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这样的考验再次出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接着出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v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如此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的淘汰。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和党派。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
不靠机缘而是靠不屈不挠的奋斗，才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最为稳固的基础。其之成功不像十月革命来自一夜暴动，而是数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
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人数为300万，有名可查的党员烈士就有370万，即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这一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垮台、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宣称能够对国家发展、对民族命运负责的政治团体，如果不能集合、产生、拥有这样一批为其宣称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而义无反顾的先驱者，不能赢得随之而来前仆后继舍身忘死的追随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纸空言。
另一种说法则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
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充其量不过扮演了坐在岸边一哄而起、随后一哄而散的看客角色。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从物质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东亚病夫"般的孱弱，而且骄纵出别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癫狂。以为君主立宪是直达国家富强捷径的人，从其创始者康有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语中，也能悟出在这一体制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挺直长期弯曲的脊梁。
其三，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把精神力量的来源归结为两大要素：苦难和胜利。在苦难中积聚，用胜利来洗礼。试看胜利对美利坚民族、俄罗斯民族、大不列颠民族、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养育作用，就可知其之至关重要。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是苦涩萎靡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纵使戊戌变法成功，国家从此告别革命，按照君主立宪的方式走下来，今天除去低眉顺眼地加入别人的集团，做人家听话的好伙伴，又有什么资格奢谈独立自主。
用拜金主义诠释历史不难，想挥动自己的手臂书写历史却决非那样容易。靠忍耐忍出一个优秀民族，人类历史上从无此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延习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所以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苦难不会等于辉煌。唯有通过一批一批先驱者忘我奋斗、夺取胜利，才能如此。所以我将此书定名为《苦难辉煌》。
&金一南言论集
&&& 《苦难辉煌》中那种空前复杂的历史变局，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起点，今天则是民族崛起进入的中期进程，前面将是新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军队，改革开放也好，军队建设的转型也好，都进入了攻坚期。中国，绝不是在莺歌燕舞之中实现崛起。我们前面并没有一条洒满鲜花的道路，需要踏过荆棘，迈过一道道门槛。
一位同事获得机会到国外出访，5月11日下午出发，5月21日晨返回单位。对军人来说，有机会出访并不易，但当他回来后我不假思索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太可惜了，错过了重要历史时刻。
因为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地震。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空前地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因为从那一刻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述的心路历程。同事出访不过10天，这段时间却非同一般。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灾难救援行动中，军队因具有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和广泛分布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是国家突击性最强的救援力量。任何国家在发生大的灾难的时候都要投入军队。
但军队本身具有的这些特性并不能保证它就一定能够优异地完成任务，比如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美国也动用了大量的军队进行救援，但行动过晚，效果也不很明显，最后到底运用了多少武装力量，竟然也没有一个清晰一些的统计。
&&& 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基于对千百年来人类冲突史、世界战争史的深刻反思，是对未来理想的国际社会的积极追求，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在当代的延伸，是中国为寻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提出的倡议。它包含了我们对这个世界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的全部理解与希望，代表了新世纪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
&&& 走进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西南群山环抱的匡特科，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格罗夫仔细端详着我们赠送的礼品，小声发问：“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位退役陆战队上校拿出一个本子，一笔一画整整记了满满一页，然后叫来特藏部门负责人，叮嘱将这篇说明和礼品一起放在研究中心大厅中央，以便今后让所有参观者都能看见并知道其中的含义。
责任编辑：巩琳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