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曾放言：我有30万东北军 不怕日本鬼子(图)-中新网
张作霖曾放言：我有30万东北军 不怕日本鬼子(图)
　　1926年，（从左至右）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张学良在北京合影（资料图片）
　　不怕日本鬼子
　　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起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这一点从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中颇能反映出来。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都随侍在旁。
　　从这段话看来，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表现，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实不如其父。
　　见人说人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张学良接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学良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不日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学良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天下午，张学良又见几位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学良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到了晚上，张学良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晚上返回，张学良笑对侍从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学良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作霖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守善抱着张作霖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守善说张作霖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行了。
　　张学良回沈阳时，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是混在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侍从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作霖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便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曾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作霖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作霖的家具细软，已经很清楚地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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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日15:03&&来源：
原标题：张学良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专用奴才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一遇危险，聋子放炮仗――散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战争年代，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我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
　　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从个人出发点说，先说我啦，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即使共产党跟我们争，他还是中国人。他（蒋）认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产党是他真正的敌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说，蒋先生如果不‘剿共’，领导全国抗日，还得是他”。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张学良的意思是说，蒋介石没有大局观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王海晨 杨晓虹）
(责编：陈蓝燕、张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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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字号：  】         
【】【】【】【】张学良：吴佩孚不是一个好军人
张友坤 杨天石
[摘要]《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一书主要围绕其一生及其经历的事与人展开。口述中张学良客观地认识评价了自己的一生，充满了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挚情感。《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张友坤、杨天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本文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张友坤、杨天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8月。张学良：我这个大将郭松龄啊，在山海关打了一半，他老人家火了，我们那个时候是两个军，跟那个军闹意见，不干了，不打了，军队都进去了，打了，他老人家把军队给带回来了。访一（编者注：访问员，下同）：对了，您说一会儿又带回去了。张学良：我跟你说过吧！访一：以为你是战术。（笑声）张学良：结果，一跟人家闹，人家说他，他一火一气，一下子，……这个地形你知道不知道？访一：知道。张学良：那我一说就得了，你先得找山海关。（找地图）访一：哟！咱们没印上。访二（编者注：访问员，下同）：这儿，这儿！张学良：找铁路，画一条线，你这没山海关，有山海关吗？访一：这儿，山海关！有！张学良：我跟你讲，这山海关，啊，你看铁路啊！赵一荻：你们小心感冒啊，好冷啊，这阵儿，穿那一件单衣，一看见你就冷。张学良：说热了。访二：您看这是山海关，在这儿，北京在这儿。张学良：山海关，前面，往北京，往北京，在中间找秦皇岛。访一：下头呢，北戴河！张学良：嗯，过头了，北戴河，山海关中间这儿，秦皇岛。访一：这儿！张学良：你听我讲，这边，我们知道是山顶，这是平面图啦，这是山，我们在山海关对抗的时候啊，他所有的军队都在山海关这边，重要的军队，所以吴佩孚这个人不是个军人，不是个好军人。我们，我就说郭松龄一闹一追，跑回来，我一骂他激他，我说你死到前线死去，他又把军队带到秦皇岛去。你知道，就把他留在这儿了，他（吴佩孚）没地方走了，所以他从海上走。他个人走了，把整个的军队全灭了，他们带的军队都完了。访二：他为什么把军队都搁在这边呢？张学良：嗯？访二：他想再继续往，出关是不是？张学良：我们在山海关打仗呢，所以我说他没用就是没用，你这句话问的，他那时候呀，我们在山海关就看见他，看明白了，我们把军队都从这边九门口运去，就简单说得了，我们山海关留了一旅人，留的这一旅还是东北军里头不是好的一旅，假如他那时候肯冲出来，那我们就完蛋了。访二：就把您给截断了。张学良：我们就知道他不会冲，就看出他这指挥军队了。所以整个把他包围了，整个把他，所有的军队都全灭了。访二：他自己从海上跑了。张学良：他从秦皇岛坐船跑了。他那时候，我跟你说简单说，后来这人联系不到，我一个团长，在前线，最前线是他，他就写了一个条子。那时候我当军长，他说军长，你赶快前进，他说我俘虏了兵啊，拿嘴巴子都会把我的兵给打死，他一团人俘虏了一万两万人。所以我跟你说，我看见那事儿，我真的几乎掉眼泪呀！我真是要哭了。一个军人呐，你知道我们当军人，到那个程度看见真难过极了，看见那个，我们那个兵是拿着枪，俘虏一万多人呐，“转过脸去！”都把脸靠着墙，“不许看！”就是，人家都拿着枪啊，不是没枪啊，他拿着枪呐，“架上枪！”就把枪架上。访一：哟！那为什么不回手呢？张学良：所以兵败如山倒！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兵败如山倒呀！那真是，他这两个人到现在我还佩服呢！那他两个。那时候他一师呀，那个师长叫彭寿莘（彭寿莘，直系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直军第十五师师长。），那是直隶很有名的一个师。他两个师长都姓郭，那个师长还下命令，让那个兵冲锋，那兵都不动。赵一荻：那吴佩孚都逃了嘛，你听着上头都逃了嘛！还打什么嘛！张学良：啊？赵一荻：他们听说，红胡子逃了！他们打什么？张学良：是呀！我告诉你们，这兵无斗志呀，那你就……古人说，草木皆兵啊。草木皆兵就是说我们东北军。这旅长是我的干哥哥呢，我把他枪毙了，我父亲为这个事，很不愿意。我们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奉直战争退却的时候，他，他退，从滦河这边退，本来说我们到滦河堵，他突然间把军队撤走了，怎么回事儿？唉！那天，人家那边来了个邮差，他把军队吓跑了。后来查出来，你为什么把军队退了？因为前面来了一个邮差，他看见来了个邮差，那邮差穿着，那时候直隶军队着绿衣服，他看邮差穿绿衣服，他看见绿衣服的，他跑了。所以我跟你说草木皆兵啊。访二：太紧张了，您说是不是？张学良：不是，到那个时候，这个人呐，心理作用很大，这个指挥官，不能说兵无斗志，这指挥官没斗志，所以回来我枪毙他，我父亲为这事情很不愿意。哪有这样指挥军队的！那时候，我很小哇，他们都是我父亲老部下，“哎呀兄弟呀，算了吧！”我说这……我毫不客气。访二：您怎个干哥哥呀？张学良：啊？访二：怎么个干哥哥法？张学良：他是我父亲的干儿子，我妈妈的干儿子！访二：您经过很多这个战事大战事，您认为和共产党那时候的彭德怀呀什么的，您认为他们的战术怎么样？张学良：什么？访二：彭德怀，共产党的战术怎么样？赵一荻：你看共产党的战术怎么样？张学良：那不，共产党那厉害！赵一荻：也不光是厉害，人家打的有目的！访二：齐心？赵一荻：不是，战争您得有目的呀！为什么打？人家是争取，要实现他的主义嘛！（本文为腾讯文化独家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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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岁的老帅和70多岁的唐德刚聚在了一起，结果是历史没说清楚，八卦起女人来了。张学良一生风流成性，对经历的女人津津乐道，像讲家常便饭一样讲年少时与若干女子的风流韵事。说着说着女人，也勾起张学良那颗不安分的心春情大发，现实生活中和旧爱贝太太开始勾搭起来。赵四小姐知道后醋意大发，但又不敢明里太责怪张学良，于是就迁怒于唐德刚，大骂唐德刚“真不是东西”。
唐德刚与张学良在一起（资料图）
&&& 本文系作者赐稿，原题为&当笔杆子遇到枪杆子：唐德刚为何没能做成《张学良口述历史》&。转载请注明来源
　　近日唐德刚先生逝世，各大媒体纷纷刊文纪念。很多媒体把先生的大作都一一列出，评头论足大加吹捧。像《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这样吸引眼球的书自然不会漏掉。　　其实这本书算是唐德刚的作品，也算不是他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本身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能在大陆打着&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旗号出版，实在有损唐德刚先生的一世英名。　　唐德刚以做口述历史而闻名，之前给胡适、李宗仁、顾维钧所作都堪称典范，当之无愧为这一领域的翘楚。张学良也想李宗仁那样，做一本流传千古的口述传记，首选执笔人那肯定是唐德刚了。而唐德刚在这块领域孜孜以求几十年，碰到张学良这样一个与奉系军阀、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重大历息息相关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　　那是1989年秋冬之交，唐德刚来到台北政治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受星云大师之邀，偕《传记文学》刘绍唐前往高雄佛光山，突然接到友人电话，告以张学良想与他会面。于是张学良和唐德刚两人终于搭上线了，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口述传记的写作。　　没想到给张学良写传记是件那么艰难的事。张学良是一个任性而为的人，和他随兴的吹牛胡侃可以，让他安静的坐下来一五一十地交代历史那就难了。他本身就有大少爷脾气，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别人不能纠正他。　　唐德刚在和张学良交谈时，发现张不靠谱的地方时就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张学良就不买账地说：&你知道什么？！&　　张学良是堂堂少帅，唐德刚连个少尉都不是，所以张学良能命令般说：&你要听我的话！&唐德刚无奈地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张学良摸不着头脑地说：&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拿枪杆子的和拿笔杆子的就是不一样。　　这种情况其实唐德刚也能料到，在给李宗仁写回忆录时就碰到过。李宗仁也是一介武夫，文化历史一无所知，说起东西信口开河。但也许那会儿李宗仁不算泥古不化，唐德刚每每能顺势开导，推荐他读一些基本历史书目。李宗仁也算比较好学，每每逛一些唐人街地摊书堆，找些秘史演义之类&野史&读得津津有味。唐德刚这时就像一个苦口婆心的中学老师，教导学生不能读这些歪门邪道，要读就读&正书&才对。　　他给李宗仁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写历史也像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准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是要有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但是&教拳容易改拳难&，李宗仁每每还是犯同样错误，还有时候煞有介事证明自己所说&有书为证&。这样唐德刚不得不从&稍息&、&立正&般最基本的常识，跟他普及历史知识来。　　碰到张学良又完全不一样了，这时的少帅已经变成了90多岁的老帅了。人一变老肯定唠唠叨叨的，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都有。该他讲的时他反应迟钝，因为他想到过去会激动和难过，很多话不知道从何说起；没问他时不该他讲时，他又激动地自个儿要讲。　　不过，这时的唐德刚自己也是70多岁，廉颇老矣。两个老人在一起能把历史说清楚吗？结果历史没说清楚，八卦起女人来了。少帅一生风流成性，对经历的女人津津乐道，像讲家常便饭一样讲年少时与若干女子的风流韵事。说着说着女人，也勾起张学良那颗不安分的心春情大发，现实生活中和旧爱贝太太开始勾搭起来。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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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时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拒绝了校方送来的南下机票。选择留在北京。几乎同时，北大学生
1949年，国共恩仇激起滔天巨浪，倾覆无数家庭的命运之舟。近200万国民党军民去往台湾，生离死别40年，剧烈的家国之痛，远非&乡愁&两个字可以一笔代过。他们到台湾后，大多生活在迁台国民党军队的&家属大院&&&&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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