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rove 和better 都表示“改善”的意思, 二者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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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improve 和better 都表示“改善”的意思, 二者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 （山东&& 林&& 爽）
【答】这两个词都可作“改善，增进”讲, 其区别在于：
improve 较为常用,侧重表示通过增加p扩大、改正等方式来“改良”或“改善”。如：
Their English is improved by talking with foreign friends. 通过与外国朋友交谈, 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了。
better 较为口语化, 可与improve换用, 但语气较弱。表示稍有“改善”。若要表示重大改进,一般用improve。 如:
They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better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他们正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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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哪有科学巨匠艾君都有哪些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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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君 【简历】
艾君：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作家、资深记者。本名宋艾君，出生在山东青岛，常用笔名“艾君、皑峻、草峻、 社会学家艾君 夏草、木公、子翁、木草”等。曾担任过专职团委书记、报刊社记者编辑、部主任、副总编等职务。现为北京《工会博览》杂志社副主编、中国特产报社编委。系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中国区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秘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理事、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常务理事、北京写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古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乡土文学委员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首都青年记者协会一届理事、北京杂文学会会员等。 主要从事“三农”问题、乡土民间文化、企业文化、广告公关等课题的研究与评论，系我国公共关系前期研究和传播者之一。1988年参与策划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公关媒体《北京公关报》并兼编委。北京亚运会前后多次受邀到首都高校作公关专题讲座，并多次担任中国公关协会主办活动的评委。曾担任或者兼任过北京公关报社编委、光明日报社记者，《北京商业》杂志常务副总编、中国特产报社编辑部主任、编委，《企业与品牌》周刊主编、《国门时报-经贸周刊》主编、《中国县市乡镇长周刊》、《中国特种种植养殖周刊》主编等职。 中学起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作品千余万字、摄影作品数百幅。从1995年12月起参与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调研和报道，近10篇文章获部委好新闻1-3等奖。所出版的个人诗集《奇异的情思》（1991年。系我国首部书信体诗集）、书信体诗选《梦在旅途》、爱情书信体诗选《等你一千年》，以及散文集《走过一串心》（作为献给95年教师节之书出版，向希望工程捐书3000余册，此书荣获第三届北京写作文化节文学类2等奖）、经济专著《当代生意经》（荣获首届北京写作文化节科研类特等奖）等著作。1998年12月受中宣部、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委托主笔编著《中国，您好》（中小学2版本）一书。1993年主编过"商海谋略系列丛书"和诗集《流远的思念》，1995年参与了我国首部1000万字《中国企业文化大辞典》管理卷的编写。2005年主编并编著了我国首部以春节新习俗为主题的贺岁书－《中国年》。2005年参与主编大型精装礼品书《时代劳模》等。 艾君 【主要观点】 〔一〕文化观
1）贺岁理念：2005年艾君在接受红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贺岁”作品，我国传统民俗与西方理解是不同的，我国民俗界与影视界的观念也是有区别的。他说，在演艺界“炒作贺岁”实际传承的是西方“贺岁理念”。他们把贺岁片归纳于三种类型，即“类型说”、“档期说”和“模糊说”。所谓类型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是一种喜剧类型片”的观点。所谓档期说，就是认为“贺岁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在春节档期放映的影片而已”的观点。所谓模糊说，就是既不完全赞成类型说，也不完全赞成档期说，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两种观点提出自己观点。而在我国民俗界，更注重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挖掘。简言之“贺岁”就是庆贺岁末。查阅《现代汉语词典》，“贺”的含义是“庆贺”，“岁”的含义是“年”，“贺岁”也就是表示“庆贺（新）年”。既然是“贺岁”文化，那么他的内容和故事一定与祝贺新年、春节等有关，中国的贺岁文化是春节文化的特有产物，不容盲目更改，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从民间文化的事件、风情和民间生活去发现和追溯看“贺岁”作品也是有民间来源的。旧时我国的梨园有个传统，每逢年关岁末，必会聚合大帮名角儿唱一出大戏，内容都是与春节关联的吉祥喜闹类，各位角儿都使出看家的本领。演出目的就是感谢观众多年的厚爱，与义演无异。可见传统的“贺岁”作品也是有标准：一是主题以喜庆吉祥为主，为节日里图个吉利；二是内容与过年有关；三是目的主要是酬谢观众厚爱。
2）现代春节：艾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用我的方式来过我自己喜欢的年”是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过年的意识变革，这是《中国年》一书编写的主体思路。《中国年》不仅叙述了旧时的春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融入的无限留恋、回味和憧憬，也阐明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过春节的方式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以传统与现代对比的写法，告诉你现代人过春节的思维方略，让你的春节每年都是新的。并阐述了在现代的春节如何体现出人们对吉祥、团圆的愿望；现代的春节如何玩得开心、吃得满意；现代的春节如何去完美打扮自我等等，同时启发你如何更好地以自己的方法策划出一个你希望拥有的幸福愉快的春节。可以说，是一部涉猎内容广泛，集知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于一体，过节以及度假的参考读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年》打“贺岁”文化品牌是恰如其分的。他说，“贺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文化品牌，应好好珍惜，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炒作“贺岁”可以，不过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春节出版的作品都堪称“贺岁”，这是创作、制作方的投机心理，只顾打出“贺岁”的牌子，其实并不具备贺岁的品质，甚至损坏了“贺岁”的品牌。这将形成一种很不健康的文化市场环境，不利于整个“贺岁”文化市场的发展。 《中国年》一书紧紧围绕春节吃、喝、玩、乐进行构思设计，勾勒出过年总在与欢乐相连，过年总在和幸福吉祥对接，过年总在折射出时代的影子，过年总是反映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带着人们走进时空隧道，回首过去，瞻望未来的……书中用一些想象和智慧，带我们玩出无限创意，而愿望和希冀追求的是吉祥、平安、团圆；玩的方式就是我开心、我高兴、我愿意。这些答案在《中国年》里都能得到完美解释。
3）“文化热”现象：关于“文化”热，艾君在接受“价值中国”采访时针对“文化热”现象谈到，我们所说的文化热实际是“传统文化”热！他说，我也看到有些传媒在关注这些问题，也说成“文化热”。他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是一种“虚热”、“内发热”或者是“文化利益驱动热”，没有真的热，只能说文化的内部的分子结构在开始活动，但还没有碰撞、没有爆炸产生热量。文化的概念是很难界定的，时而很大，时而很小。所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其涵盖面非常广泛。狭义文化，一般而言，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 媒体在说文化热，艾君不承认热的说法，他认为，文化热不是由上到下，由组织策动能达到的。热的现象表现为一种思维和理论被打倒广泛认可，让百姓自动参与其中的现象。不是政府拿钱找热，而是百姓广泛自愿形成热。“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此不做更多地解释。有学者将文化理解成三性，即历史性、群体性、影响性。所以才有了“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广义说法。 实际任何理论概念的产生，都有着它很难具体界定的问题，但他对文化的理解，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带有主观因素的，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社会意识、道德制度等观念。他认为其表现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例如，思想、道德、价值观、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都属于无形的文化；而“一幅画作、一座寺庙、一台京剧、一部著作、一个活动”等等都属于有形的。在当今社会里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精神食粮、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例如，我们如果把某阶段的历史纳入“文化”范畴，只能是说这段历史给与我们思维的启示，或者这段历史被写成了一部作品出版，或者说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观念冲击。再譬如，有人对纯商业企业的全聚德申请非物质文化保护提出异议，认为全聚德不应该属于非物质文化范畴。实际不是全聚德这个商业店需要保护，而是全聚德所走过的风风雨雨，所形成的商业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商业历史的启迪、价值品牌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畴，需要保护。 4）文化的概念的理解：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会随着社会人们精神、价值趋向、道德观念、社会认知度而发生变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文化仅仅理解成“精神”，所以才有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说法；后来，随着我们观念的更新，社会的发展，认为“精神”已经无法完全包含一些社会文化内涵，所以后来便采用了“先进的文化”概念，实际就是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代表社会发展潮流的大的文化范畴。 所以，在当今知识膨胀、信仰价值多元化化的社会，对于文化概念的诠释和理解，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发展理念，实事求是、可操作性为出发点，广义的也不能广的无止境，狭义的也不能小到成点，一切不要陷入文化的机械主义观念中，针对社会发展现状和需求，以科学发展为出发点，去动态地理解文化的概念，才能发挥文化生产力的巨大魅力，为人类进步和发展服务。
5）乡土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问题：艾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无论何种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不能走入为传承而传承，为保护而保护的路子。传承和保护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传统的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传统的不是全部指老一辈的留下东西。实际保护的目的为了发展。对于乡土、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他认为有五个目的：一是为了陶冶情操，树立爱家、爱乡、爱国意识；二是推动社会人文价值观和自然观的承接和鉴赏；三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的比较多样性；四是发挥文化生产力的作用，以文化为平台，扯动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五是通过文化的精神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中华之大，民族众多，由此而发展的起来的乡土民间文化异彩纷呈，种类众多，许多是中华文化里的瑰宝。建国以来，我国在保护发展上，坚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指针，党和政府成立了许多领导性、指导性组织，把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建立起来了；科研教育活动也成果丰硕，许多大学已经设置相关的教学研究内容……这些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保护起着组织、指导、发展、科研的作用。一些应该保留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只要你留意，就会发现在书店、在旅游点、在互联网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图书、资料、照片比比皆是。这种记载下来的手段本身就是保护和传承。 对于有人还是在呼吁保护，他认为，实际这种呼声是一种复兴、复古的保护观念和行为在作怪。对保护传承的理念的理解不一样，所追求的保护方法也就大相径庭。以他之见，保护方式和手段最为科学有效的和切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就是记载下来。利用文字、影像、缩景、绘画等形式去记载下来，就是科学的最为科学有效和切合实际的记载方法。 我国民族众多，地域之大，各地传统文化形式门类多，如果眉毛胡子都抓，什么都看成宝贝去呐喊去保护，那么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东西可就多了。现代社会人如果抱着传统文化留下的所有东西不放，5000多年了，我们活在世上也许就累死了。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文化形式的此消彼长也是发展的一种常态。社会的继承发展历来就是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优胜劣汰，这样一种自然继承与发展的规律。如果把传统文化与百姓情感联系起来，自然一些人会留恋它、思索它、梦见它，也很正常。人嘛，恋旧是人的本性。 另外，有人呼吁和担心那些灭绝的传统文化门类和形式。实际上，当反思一下，换位思考后，则会发现一些有价值、对社会发展进步有启迪作用的传统文化精品看似灭绝了，恰恰相反，而是被发展传承了。在传承中加以发展了，这本身也是一种最为科学的保护方法。乡土民间文化的特殊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决定，如果仅仅为保护继承而不去发展，那么把其作为历史记载、整理、存放就足够了。 时代不同了，科技发展了，以与时俱进的观点去看待一种传统文化，则会发现大多数的乡土民间文化被延续和发展了。当我们的“活字印刷术”被计算机胶印所替代的时候，我们的印刷教科书在讲印刷术的发展史时，自然会讲到“活字印刷术”吧？那么“活字印刷术”这门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科技文化”是否是灭绝了还是继承并发展了呢？ 实际上，当我们以此发展的保护观念去看待我国的许多传统文化的精品时，则发现那些精品大都已得到完美的保护、传承或者发展中保护了。 看看我们的“儒家学说”、“道家道教”、“中国佛教”、“诗歌词曲”、“文章骈赋”、“章回小说”、“书法篆刻”、“中国绘画”、“雕塑造像”、“传统音乐”、“古代舞蹈”、“古典戏曲”、“史官史学”、“书简典籍”、“中华武术”、“棋艺博戏”、“中医中药”、“建筑园林”、“古玩器皿”、“民俗”等等又有多少真正失传了呢？又有多少是灭绝了呢？又有多少是遭到破坏了呢？大多数不是被完美记载继承下来，就是随着科技和文化的需求被改造、完善和发展了。 他认为，要说真正有破坏之说的也就是传统的“建筑园林”，但也不能说是灭绝性破坏。遭到破坏灭绝的也仅仅是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的凤毛麟角，何况关于建筑园林的技法式样并没有失传，也都能找到记载资料，真正意义上的灭绝的几乎为零。 我国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精华，有科学的，也有愚昧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对现代化建设有启发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也有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约束、阻碍作用的。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才会有目标可循、有标准可言，才会不至于走入愚昧、落后的传统文化中那些糟粕束缚之中。
6）如何看“洋品”与“国造”问题：艾君认为，我们许多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是舶来品的崇尚者，实际这是改革开放国内的一股崇洋媚外心态作怪，也受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对待“洋品”与“国造”上，他的观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具体做法上，不能走入极端化，所以我倡导“中庸”。 价值中国：对于我国很多的所谓艺术家都是舶来品的崇尚者，其鉴赏尺度和审美意识总是在褒“洋品”、贬“国造”，此现象折射了什么？怎样看这个“洋品”与“国造”？ 艾君认为，我们许多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是舶来品的崇尚者，实际这是改革开放国内的一股崇洋媚外心态作怪，也受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这个问题，不能断裂开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闭关自守了几十年，而这几十年正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后所带来的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经济是文化的传播基础，文化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当我们开关后，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然就戴上了新鲜刺激的好奇感，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好的，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很精彩，所以那时有人还说“外国的月亮也是圆的”，心随物易啊！这也是当时我们传统的乡土民间文化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不仅文化，尤其是经济界更为明显，新概念、新理论都把过去研究和学了几十年的理论概念扔掉了，从零开始，招牌幌子改成了“广告”等等，所以，在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经济界研究人士出国就是找人家的理论回来普及。1990年前后，我们公关协会在北京普及公关知识，每次招生场面很火爆，许多来学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教授，有教授马列的、政经的，也有教中文的，为何？因为这些教授要转学科。那时，在一些大学讲座很火爆，新鲜啊！ 艺术家常常以自己是西方艺术的追随者而自豪，成为西方审美意识的奴隶为荣，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反映了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革命！此消彼长是发展的一种常态，说到底是人的意识问题。当然，当学到一定程度，了解得多了，新鲜感没了，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和取向，就会感觉到中国民族的乡土的艺术品的博大精深。不是回到“国造”上，起码会走中庸之道！这也是这几年传统乡土民间文化有些回热的原因之一。对待“洋品”与“国造”上，他的观点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具体做法上，不能走入极端化，所以我倡导“中庸”。 反对那种完全“拿来”的倾向，以“拿来”为雅，“自产”为俗。只要你会去西方取经“拿来”，哪怕是人家“两岁小孩手指画”也会被看成是高雅艺术，而将本国几千年乡土民间艺术看成是土货；将“拿来”人家张牙舞爪地涂抹硬说成意境远、寓意深的“阳春白雪”，而将自己精雕细刻、章法分明、构图优美的传统作品，却看成是初级的“乡里巴”之作。我们有一些评论家、艺术家就是舶来品的崇尚着，其鉴赏尺度和审美意识总是在褒“洋品”、贬“国造”，喜欢为西方艺术树碑立传、制造声势。这不是科学地对待艺术的态度和做法。 鲁迅曾经指出：“绘画成了画家的专利品，和大众无缘，这是艺术的不幸。”他要求艺术家“为了大众，力求易懂。”我国乡土民间艺术流派纷呈，透着喜庆和吉祥的大红剪纸、精巧细致的“蛋壳雕”、别出心裁的甲骨彩绘、灵韵别致的泥塑等等，充分体现了5000年文明古国深厚的乡土民间文化的底蕴。
7）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问题：艾君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出发点，正确理解好保护与转型、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树立的正确的文化保护观，也是一种对文化负责人的态度。 价值中国：对于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才能更好传承和发扬？ 艾君写过一篇《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杂谈民间文化的继承与保护》文章发在台湾《文化研究》上，其观点和理念是一致的。简单地说，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区域的文化与生活的环境和传统，尤其是非物质文化一直受某种区域内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由其特殊的区域情况所决定的。在西方吃一道中国菜。明明是中国的一道桂花肉，在那里却变成了甜酸肉，还要放上几块菠萝。肉还是猪肉，只是加了合西方人的口味的调料。这就是说一个地区的民间文化离开了它的生存土壤就会走了样。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样的种子由于土壤、气候、环境的改变，结果就产生了橘与枳的差别。排除橘与枳味道上的优劣之分，同样说明，不同的环境对同一事物地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方的沙发到了日本，就被锯掉四条腿搬进了房间。人们受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影响，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拿来的新事物进行改造、发展，因此世界才有了千差万别、五彩缤纷。民间艺术的根在民间，它的继承发展和保护，也必须从民间做起，离开了民间的土壤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土之禾、无水之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供起来、不是让其成为雅文化、成为“阳春白雪”，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生存发展的环境，给他们应有的利益和荣誉。如果我们一谈保护就高高挂起。那样不仅得不到保护而且也毁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决定，保护人文的环境，培育观众才是长久之计。如果我们仅仅为了保护继承而不去发展，那么把其作为历史记载、整理、存放就足够了。时代不同了，科技发展了，如果用计算机刻、用石膏塑人在其艺术价值和内在表现主题上，与用剪刀、泥巴无差异的话，我们是否还要倡导以传统的思维和手段去让现代人拿起剪刀剪纸，拿起泥巴捏人呢？日前都市化速度的加剧、社会转型的迅疾，人口在日益膨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出发点，正确理解好保护与转型、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树立的正确的文化保护观，也是一种对文化负责人的态度。 价值中国：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受各种因素冲击，中国现下的民间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您认可这个观点吗？认可，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改进？/不认可，那么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 艾君认为，我们现代学术界、专家里真的都是“伸头王八”，缺少的是对事物的综合判断和全面分析，都走入了一种断裂开来看问题的方法。在民间艺术领域也有种错误的倾向，就是一提民间艺术就是指老一辈的、过去的东西，实际这不是科学地对待民间艺术的理解。 如果有专家说，“中国现下的民间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那只能说某种门类、工艺的民间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例如，“中国的手工艺剪纸艺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但手工剪刀会被电子剪刀剪纸这种工艺取代。因为许多民间艺术实际上属于民间工艺，不像绘画艺术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一千多年前，如果有电子机械可以剪纸，你想那是谁还会用手工去剪？所以断裂历史、断裂社会发展、断裂科技与文明现象去看待民间艺术是一种机械主义的艺术观。就说，国画里的宣纸工艺吧，是民间工艺的范畴，现在的造纸技术根本就打破了传统的技艺，可没有人去说三道四，为何？因为还有市场，有市场就会发展改造。 不要把民间艺术看成是“过去的民间艺术”，实际现代社会生活中派生出来的一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也属于民间艺术范畴。可惜我们对于现代民俗学、民间艺术研究的人太少了，大多数学者都在为过去的老一辈的鞠躬尽瘁。 〔二〕三农问题 艾君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几个主要观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如果说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并且由土地入手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序幕，那么30年后今天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将从土地入手完善和解决一些束缚农村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三农”问题，艾君关注了十多年，曾经多次撰文探讨和呼吁。写就了《农民与农民问题的探讨与思索》、《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刍议》、《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切莫把“农民”与“村民”混为一谈》、《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还给“农民工”合体的称谓》等一系列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以及农业发展问题的探讨文章和呼吁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关于一些概念的界定问题，关于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提法倡导“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关于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问题，关于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城市发展权问题，关于农村和谐发展问题，关于“村民”、“农民”的界定问题，关于制定《农村发展保护法》的问题，关于村民的权利和农民利益得到保护，以及城乡环保一体化问题、生态农业问题等等，艾君都或多或少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纵观有些见解和看法，值得欣慰的是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中央正在逐步推行实施的相一致。 现简述一下艾君的一些主要的观点： 1）对“农业产业化看作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的提法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将土地进行产权分配并作为生产资料可入股问题”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观点。 1995年春天，由山东诸城等地总结出来的一套农业产业化经营经验在我国已进入研讨试点阶段。当时典型事例就是“得利斯公司走农业产业化的成功经验”。其内涵实质是“加”字，模式即“公司加农户”、“农户加协会”、“协会加公司”等等。 1996年5月左右，全国首届农业产业化研讨在潍坊召开，会议进行了四天。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全国各地农业部门负责人、工程院院士、各农业科研部门专家学者进行了3天的研讨。会议最后一天大家推举让艾君代表入会采访的记者谈谈感受，当时他提出了如下看法： 一是不赞成第二次飞跃的说法。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根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可以称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次飞跃”，因为是从土地入手的，农民最关心的也正是土地。而“农业产业化经营”解决的是市场和经营问题，不是从根本解决农民问题，因此有关权威提出是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的观点，他不赞成，不可以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如果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当时我国农民吃饭问题，那么，实行农业产业化仅仅可以称为解决了农民如何经营农业，如何赚钱过好日子的问题。如果是解决农村经营和市场问题，为何大都是研究农业技术和政策的专家学者入会，为何不吸收一些例如，商业部、外贸部、社科院等一些长期研究市场和经营的专家和学者一起研究呢？ 二是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如果按当时农村现状，盲目上马一些农村经营实体、村办企业，会不会造成农村原材料的浪费？会不会加工技术问题不过关？会不会造成农业部门对原材料、乡村企业的垄断？会不会造成城市尤其是当时的轻工行业国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因原材料进货难、进价高而造成破产（因为我国大部份轻工企业原材料都是来自农村）？ 三是“农村盲目成立一些协会，例如诸城绿宝协会、蔬菜协会”等等，从经验看在全国发展会员，是否已经违背社团管理规定？[因为按社团法规不许异地发展会员]。 会上，艾君针对定性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要真正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必须从土地所有权入手，眼下土地私有化问题不适合于我国国情，但从第一次农村改革的经验中，可以解决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永久性问题，即，土地分配后可以使用权交易，可以入股连片经营，可以继承。这次会议上，艾君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提出“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将土地进行产权分配并作为生产资料可入股问题”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观点。 2）针对我国出现的“三农”问题，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２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 艾君利用工作之便，十几年来在全国城乡调研采访，对三农问题有过深入的了解。总起来讲，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2002年他写成《城乡一体化 ,户籍坚冰在解冻》，较早针对我国户籍问题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综合报道的新闻述评。2004年通过对产生农民工概念和问题的考察思考，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是户籍制度”，并首次提出伴随着“户籍改革序幕拉开，农民工一词必成历史”的观念；2005年春天此观点以题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抛弃农民工的称谓》在媒体刊发后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由此引起人们对农民工问题从户籍上进行深度的思考。 2005年在《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刍议》一文里，艾君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２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包括“以房定户”、“实行注册登记制”等一体化的改革。 他说，应该肯定在户口改革问题，近一两年，我国政府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公安部也出台了相关的措施，一些省市也进行了一元制的改革和试点。 他提出了“如果说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的观点，并提出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流转”），涉猎了关于土地入股经营等问题。 3）针对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倡导的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的观点，艾君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表述。首次提出了“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流转），土地入股经营” 等建议。 艾君在《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刍议》一文里，提出了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如果说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实施农业产业化仅仅是解决了让农村如何走向市场化的问题，让农村学会了如何经营的问题，那么，解决土地归属问题则是解决农村居民生产资料的根本问题。 针对如何解决笔者提出了见解：艾君认为，让土地按人口实行合理地使用权再分配。把使用权作为永久性的个人生产资料，产权归国家，使用权给个人。分配后的农村居民可以自由转让、也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入股到农场，也可以进行使用权的交换，相当于土地使用权买卖。解决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就可以解决好农村居民的经营问题、自由流动问题、土地过于零碎问题、化零为整实行机械化操作问题、建立现代化的农场庄园问题、提高农业整体效益问题等等。 农村解决好了文里提出的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 4）首次对政策研究和立法部门极力倡导的制定一部《农民（工）权益保护法》提出质疑，并进行解剖分析已不合时宜，提出了从社会发展和长远意义看制定《农村发展保护法》应该是一件有着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事情。 2005年12月获悉，《农民权益保护法》，经过多轮调研之后，草案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草案将于200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1月，笔者在《农民与农民问题的探讨与思索》一文里，对媒体大力宣传的《农民权益保护法》的意义提出质疑并且解剖分析。文中艾君认为，在当今三农问题已经被中央提到重中之重为知的时候，看起来制定一部统一的《农民权益保护法》，使农民权益保护有更全面的法律依据似乎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在我国已经有了《农业法》，并且也增加了关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章节，在推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中，在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之别统一为“居民”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今天，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社会的今天，似乎制定一部《农民权益保护法》已不合时宜。如果一部概念模糊，保护群体模糊的《农民权益保护法》颁布后，能否真正起到有益的作用是值得认真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如果有必要出台一部关于农业劳动者的法律，从发展的角度看应该给《农民权益保护法》改个名字，改为《农业从业者权益保护法》。但从立法内容看，如果改为《农业从业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也不合适。艾君认为不如改一个名字叫《农村发展保护法》，该法中的“农民”都改为“农业劳动者”或者改为“农业从业者”。他认为，制定《农村发展保护法》应该是一件有着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事情，不仅可以为解决三农问题保驾护航，也可以为农村的资源合理利用、城乡贸易发展、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农村的长治久安都有着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入，农村、农民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趋明朗化。艾君曾经多次撰文探讨和呼吁实际“三农问题”仅仅为“两农问题”，那就是“农村、农民”问题。整体看我国的农业发展基本趋于健康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农业布局、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特色农业的发展、农业人才的培养、农业高科技含量、农产品加工利用等等基本上呈健康的发展趋势，即便有些问题也不是农业自身问题，而是因为“农村、农民”问题在农业上的反映。5）写出《“农民工”这个称呼该不该抛弃》、《还给“农民工”合体的称谓》、《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提议抛弃“农民工”这个歧视性称呼》等文章首次对“农民工”称谓问题提出质疑。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 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么？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谓农民工呢？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 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在我国实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划入了二等公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似乎与生俱来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说法，只有行业不同。他说，可见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享受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视的。 他强调，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么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认为，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岂不贻笑大方吗？
6）针对三农问题逐渐被社会重视，艾君提出了如何界定“农民”和“村民”的概念问题，并认为，乡村与城市是相呼应的，村民与市民是相呼应的；从一定意义和大的方面看，农民对应的是工人。而从法律和严格意义上讲：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等都是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在实行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只有把农民当作职业而不是身份，才好解释和界定村民的概念。如果农民界定为身份，村民则无法界定，因为村民不可能界定为职业，而村民是与居住的环境场所相关联，是与户籍登记相联系的，也可以理解为身份。 “村民”不等于“农民”：现实生活里存在的村民，“村民”的主业已经不都是农业。“村民”的属性已经不是“乡下人”，乡、城两栖的“村民”有相当数量。 乡村与城市是相呼应的，村民与市民是相呼应的；从一定意义和大的方面看，农民对应的是工人。而从法律和严格意义上讲：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等都是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在实行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只有把农民当作职业而不是身份，才好解释和界定村民的概念。如果农民界定为身份，村民则无法界定，因为村民不可能界定为职业，而村民是与居住的环境场所相关联，是与户籍登记相联系的，也可以理解为身份。 村民是在一定时期内，居住在某一乡村区域或村庄内，受某一区域或村庄组织领导管理的自然人。居住是他的第一要素，也是不可缺的要素；而农民作为参加农业劳动的劳动者，是与就业、劳动相联系。在乡村居住、生活但不从事农业劳动只能是村民但不能称之为农民。 在某村居住的村民不等于就是农民，它可能是该村教师、手工业者、本村合资企业的员工或者是失业者。在该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或许不是村民，它可能是城里的市民。 他认为，眼下的一些界定只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户籍”为主要依据的一种翻版，即“户籍定村民、户籍定农民”。但其根本的一点就是忽略了居住在农村的非农业户籍人员，算不算“村民”。 那么何谓“村民”呢？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村民是“居住在一国境内，受该国管辖的自然人”，对乡村的解释是“也称农村，是区别于城镇的一类居民点的总称”。在《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村民是“乡村居民”，对居民的解释是“固定住在某一地方的人”。 可见尽管各种辞书对“村民”这个概念的表达不同，但含义是基本一致的，也是合理的，从没有把其与户籍制度相关联。我国《宪法》对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人则一律称居民，也从没有把户籍制度作为分水岭。长期以来，我国政策和法律对“村民”这个概念没有清楚界定。使用文案用词不规范、同一部法律却出现不同的理解，反映了一些起草者对概念认识的模糊缺陷和缺少严谨性。因此，有必要对“村民”这个概念在全国的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界定准确村民这个概念。他认为，村民是在一定时期内，居住在某一乡村区域或村庄内，受某一区域或村庄组织领导管理的自然人”。 那么何谓“农民”呢？ 学术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民的概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依据这条标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不是农民。所以，工会组织在评选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获得者时，总会把农民拉进来参评，农民是职业属性可以在此体现出来。 我国法律界和政策制定的决策者又在认定农民时用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办法，即户籍标准。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农民。这是我国目前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即把农民演变成身为“农业户口”者的代名词了。 他认为，农民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不是静态的不变的概念，农民不是终身制。农民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 最原始的农民一词代表的就是唯一的职业属性。但现在所提到的农民的概念已经从最初的职业分工而发展裂变出来的成为代表整个农村社会问题的主体，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情况的整体反映。 农民的本意是一种职业。词典上把“长时间参加农业劳动的劳动者”叫农民。就是说，短时间从事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生活但不从事农业劳动也不能成为农民。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
倡导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流转）的具有时代意义
我国30年前兴起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走出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缺乏的困境。 30年后的今天，农村、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农民问题以及所凸显出的社会矛盾也在制约着农村有序地健康发展，土地产权制度不明确也是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建国后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又以人民公社化把土地收归国有，家庭联产承包制“分田到户”合法化，给我国农村带来了一股春风，充满了活力，但30年后的今天土地仍归集体支配，农民拥有的是有限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发展活力。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民的利益难以保障。所以倡导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话题具有时代现实意义。 艾君曾多次撰文呼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实际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难事，关键要看决策理念的正确性与否，要看决策者的决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人为本，制定出来的政策才具广泛性、可行性、科学性和针对性。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明晰土地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延长土地经营权年限，允许农民土地流转，使土地收益更多地转向农民，也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条件，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这是社会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对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期发展内涵的补充，体现和丰富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艾君 【社会问题分析】 （1）关于青歌赛
艾君先生在《从央视歌手大赛诞生看文艺市场的变迁》一文中这样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如果说央视春晚会看作是春节期间文艺生活的“大餐”，是央视所打造的所有文艺节目中一个最具民俗色彩的文化品牌的话；那么，诞生于1984年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则成为改革开放后，央视为文艺百花园里“造星”、选拔声乐人才的而推出的又一项伟大的举措，无疑是电视主导文艺发展时代荧屏上最成功的造星工厂，它而引发了声乐百花园里的“造星热”。他认为，文革期间，因为受“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服务于政治”以及在党和政府对文艺内容、形式和市场的干预，“星”的培养主要是官方一条途径，没有市场的选拔机制，让谁演、让谁上，演什么、唱什么，谁好、谁坏都是文艺管理主导者指令性操作。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科学的春天、经济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文艺的春天到来了。随着科技的普及，教育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歌手大赛”这种新社会、新时代的文艺选拔机制在央视应运而生，并得以重视、推广、变革和发展，成为为国家级选拔声乐人才、服务于人民大众，促进文艺市场发展的重要组合形式。 他指出，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创办于1984年，走过了24年的风雨里程，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回顾大奖赛的历史，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主导艺坛文艺人才选拔、培养的功能在逐渐减弱，其荧屏造星工厂的功能也在逐渐消失。他认为，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带来了广泛性发展，选拔方式和选拔机制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文艺人才和文艺体裁在社会得以重视并争相涌现。也就是说，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社会大众对文艺形式、作品口味的广泛性，文艺人才的培养和涌现再也不是由“大赛”、“央视”主导成名的时代了，所以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就不再是演艺界成名成星的唯一途径了。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深入，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经过了“诞生的轰动、强力的辐射、平稳的发展到影响力的减弱”的发展过程，其权威性和造星功能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冲击。 在分析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他说，一是由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而引发的各种歌手大赛影响着央视歌手电视大奖赛的权威性。二是随着电视主导文艺市场的到来，我国诞生的大量地方电视台也成为文艺人才涌现而被社会大众认可接受的渠道。三是央视歌手大赛的评选造星功能已被文艺市场中的“作品”加“创意策略”这种让市场自然认可的形式所取代。四是文艺市场发展的多样化、文艺人才的大量涌现、文艺作品的丰富多彩，给社会观众带来了更多的娱乐形式的可选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央视歌手大赛的收视率其“造星功能”的社会影响力减弱。总体说，央视歌手大赛的人才选拔的造星功能已被社会市场自我调控发展形成所取代。 谈起时代意义，他认为，从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经过了“诞生的轰动、强力的辐射、平稳的发展到影响力的减弱”的发展过程；从央视歌手大赛的造星功能发展的逐渐减弱，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艺市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性发展、由一方主导市场发展的格局被时代发展的节奏所打破，文艺走入了姹紫嫣红的百花齐放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得到了真正体现。 在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繁荣时期，没有涌现出真正的一线文艺人才，也不会再有独树一帜、一成不变的“贵族”地位的文艺之星，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变化，随着各种新贵的涌现而日渐暗淡。同时，也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权威对人才的选拔机制已经被打破，权威独霸文艺江湖已经在承受着来自公众接受的巨大压力，可见市场对人才需求的苛刻性日显端倪。 但无论如何说，诞生在1984年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其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文艺市场的繁荣所起到的推进作用不容忽视。它的诞生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后引导文艺人才培养的摇篮，成为我国人才选拔的试金石，成为唱响时代旋律的鼓手。 （2）关于央视春晚
艾君2008年在在中国网回顾改革开放30年活动中撰文如下叙述：“春晚”25年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八十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九十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二十一世的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央视“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闻名海内外的春节期间节日文艺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盛典。25年的发展，“央视的春节文艺晚会”已经成为“春晚”一词的固有的概念被公众接受认可。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如果没有电视主导了大众文化的劲势传播的时代，或许也就不存在“春晚”被广泛认可和引起关注。 对于什么是春晚？艾君认为，“春晚”是cctv春节晚会的简称和俗称。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和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并诞生在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也是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文艺形式中的变异儿。 艾君认为，“春晚”是改革开放后文艺百花园里的变异词。30年的改革开放，25年的春节文艺晚会，让我们记住了一些元素、一些符号、一些概念，让我们领略和感受到了一些变化、一些喜悦、一些快乐、一些抹不去的记忆。如果我们单一地去看待“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新年的娱乐形式则会发现，春节晚会并非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产物。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文革十年，春节联欢晚会也是各地区、各单位、各行业所崇尚喜爱的一种春节娱乐形式，只是那个年代春晚的内容比较单一，以“破四旧、立四新”为主题的样板戏、红色节目主导着“节日的联欢节目”，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批判“黑五类”的舞台。因为受到传播手段的限制，那个年代，在全国范围内也很难形成在同一时间内、同一范围内、同一场合下，公众能看到、享受到欢乐气氛的一台春节晚会，因而，那时的春晚只能是在一定群体里、范围内各自为战、各自欣赏、各自宣传娱乐的形式。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科学的春天、经济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文艺的春天到来了。随着科技的普及，教育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春节联欢晚会这种新社会、新时代的春节娱乐形式，得以重视、变革和发展，成为人民群众在节日里，追求吉祥、和谐、欢乐的一种节日里精神上的大餐和美餐。 尽管我们现在理念和感觉中的“春晚”开始于1983年，但实际据说改革开放后至1983年之前已经有了类似形式的所谓“春节联欢晚会”。只是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受传播手段的限制，它是被摄影机纪录下来做成胶片后，在春节期间到去各地播放，有点像转播而不是现在的直播形式。在有些偏远地区，往往看到晚会的时候，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就是说，在电影的时代、广播的时代，春晚的传播手段和形式受到了相对的限制。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这种多样化、形象化新的传播媒体逐渐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强劲势头，自然带来了电视的普及。一种崭新的春节文艺晚会在酝酿和变革中，利用电视的优势，打造一台春节晚会也自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清除文化领域的精神污染”，文艺界迅即开展了对自由化等倾向的反思和清理，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央视借助现代媒体的优势，打造一台春节晚会也势在必行。利用春节，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宣传形式展示改革开放的中国崭新的社会风貌、人文景观，同时以艺术传播的手段去纯洁净化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和意识，这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更好地了解中国，促进世界文化交流都有着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晚会终于在大年三十亮相。 从25年的历史发展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不仅开创了电视综艺节目的先河，成为国人春节期间期盼了一整年的生活“大餐”，而且也成为央视所打造的所有文艺节目中一个最具民俗色彩的文化品牌。“春晚”这个文化品牌的打造，它不仅丰富了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而且从“春晚”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和人的思维的重大转变。同时，以春晚的诞生和被广泛的认可，而衍生出的国庆、五一、八一、元旦等各种节日综艺晚会不仅成为央视必搞节目，而且带动了全国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综合文艺晚会这种电视文艺形式已风靡祖国的各地。 从“春晚”25年的发展历程看，它经历了八十年代启动发展期的火爆，走过了九十年代成长期的壮大，也迎来了二十一世的成熟期的稳定。但无论如何变化，央视“春晚”这个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综合文艺形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闻名海内外的春节期间节日文艺大餐；成为所有炎黄子孙追求和谐、进步、吉祥的民俗文化的盛典。同时，也把一个本来存在的传统文化概念通过央视春节文艺晚会的广泛被公众接受打造成一个固有的、被广泛认可的春节文艺晚会的代名词--“春晚”，也就是说“央视的春节文艺晚会”已成为“春晚”一词的固有的概念而被公众广泛接受和认可。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为打造综合文艺晚会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电视主导了大众文化的劲势传播的时代。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电视的普及发展，或许也就不存在被广泛认可和引起关注的“春晚”。可以这样认为，“春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和发展，由央视打造出来并诞生在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也是春节文艺晚会这种文艺形式中的变异儿。 （3）关于草根文化现象 艾君在人民网、中国网“改革开放30周年解读”中认为，每一次思想的解放、社会变革和科教的进步，都会派生和衍生出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而草根文化现象，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些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一些变化，出现的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民间产生的大众平民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体现出改革开放后而出现的文化的多样性的特点，也可以从一定意义反映出以阳春白雪占主流的雅文化的格局已经在承受着社会文化中的“副文化、亚文化”的冲击。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实是社会民众的一种诉求表达，折射出社会民众的一种生活和消费需求，以及存在的心理需求。 对于草根文化现象的起源，艾君在《改革开放30年，“草根文化”补充了主流文化》一文中认为，“草根文化”的发展往往起源于普通民众，但会影响着人们意识观念中的崇尚的主流文化、宫廷文化和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后，因为思想的解放、意识观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些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一些变化，出现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自然产生了各种亚文化、副文化的出现和流行，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草根文化”、“山寨文化”、“平民文化”、“民间文化”等等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出现了“草根文化”盛行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普通大众不再只是主流文化的接受者，而成为了社会文化的创造者。 对草根文化他这样界定问题，他认为，“草根文化，属于一种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特殊的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潮流现象，它实际是一种“副文化、亚文化”现象。它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属于一种没有特定规律和标准可循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文化现象，它有区别于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上流文化、宫廷文化以及传统文化。” 他阐述说，草根文化不能简单地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划等号，也没有彼此的从属关系；草根文化也不能与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相提并论。底层、弱势、平民形成的文化现象自然会带有平民化、大众化、广泛性的特点，易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从各种媒体所要表述的“草根文化”实例、内容来看，实际应用中的“草根化”的含义远比以上的解释来得丰富。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一些群众文化的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补充同时，无可否认也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和冲击。他认为，社会上实际理解的“草根文化”带有2个特点：一是“草根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娱乐性；二是“草根文化”有区别于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上流文化、宫廷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但无论如何解释，社会上对于“草根文化”的理解无非具有“平民化、大众化、娱乐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从以上四个特点看，实际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社会文化、群众文化”所具有的共性。所不同的在于，“草根文化”带有了更强烈的“俗”文化的娱乐性特点。 对于有人说，现在博客就是一种典型的草根文化的说辞，艾君认为，实际不是指博客这种传播工具属于“草根文化”，而是说博客的内容、形式、受众和其表现出出平民化的文化现象属于“草根文化”。他指出，对待“草根文化”的内涵不能无限地外延化，也不能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群众文化”、“社会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含概内容也列为“草根文化”。 关于草根文化的现实意义。艾君文章指出，以他的观点，健康向上的“草根文化”会形成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但愚昧落后的“草根文化”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辐射、腐蚀和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草根文化”的的风起云涌，从一定意义看，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补充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体现了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主流文化进行了辅助和补充，使文艺体现出了真正的“雅俗共赏”之特点。但实际上对一些主流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也是一种挑战。 任何的文化不能脱离了其社会价值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责任，不能脱离了文艺的“二为”方向，“草根文化”因为其来自民间、来自生活，这些文化难免有的带有一定的糟粕和腐蚀性。健康积极的“草根文化”会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同时，但愚昧落后的“草根文化”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腐蚀和冲击。对待“草根文化”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剔除一些糟粕，尤其应该剔除那些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造成颠覆性的破坏较大的“草根文化”，倡导和发展那些群众所喜闻乐见又对社会发展有进步意义的“草根文化”。总而言之，对待日趋泛滥的“草根文化”现象，我们应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批判吸收的鉴赏态度”，认真领会认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扬和弃的关系”、“批判和吸收的关系”，继承和发扬“草根文化”中那些有益的精神文化内容，批判和剔除那些对人的修养、道德建设以及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腐蚀作用的“劣质内容”，让“草根文化”真正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民小康的一种社会动力和精神财富，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4）关于山寨现象
针对出现的山寨现象问题，艾君提出来的一种对山寨现象、山寨文化的一种新的理解观点。首次将山寨现象理解为市场经济培育期的必然现象，将民间俗称的“山寨文化”界定为一种民间的智慧和创新，将“山寨模式”界定为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山寨现象界定为为一种“山寨产业”。艾君认为，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站在当今的中国，站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中国，辩证地分析看待“山寨现象”，去深层解剖“山寨现象”的社会意义，则会发现它的存在对社会进步和发展有着许多的积极因素。对待“山寨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剔除一些糟粕，采取包容之心，批判地吸收和接纳。完全赞美一种文化，不是对待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思维，而是固步自封和愚昧的表现。完全取缔和否定一种文化，也不是对文化的辩证理解和分析，而是机械主义的主观意识在作怪。 关于山寨现象、山寨文化、山寨产业发展的理解：对“山寨”、“山寨产品”以及引发的“山寨文化现象”，艾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 “山寨现象”起源背景：“山寨现象”的产生是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许多高科技、民营科技企业以及一些乡镇企业都有“山寨”发展的痕迹― “山寨”原含义是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势力范围，有着不被官方察觉或者不愿管辖的意味。当“山寨产品”出现后，因为概念的因素人们往往会与“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相联系。实际非也。“山寨”作为产品的代名词而被社会认可和炒作，并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是与广东民间IT业发展相关联的，即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 实际“山寨产品”的起源和发展地并非仅仅广东。这种现象在目前我国发达地区的20多年前已经很流行。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山寨”名词给以界定，也没有形成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文化现象被讨论。他认为，如果给“山寨产品”下个定义，那就是“山寨产品”，实际上是处在市场培育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一些有智慧头脑型的民间人士，为满足那些受消费能力限制、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品的群体对某种欣赏的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或者因为市场存在着的一种固有的产品因为长久没有创新和换代，而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推向市场的一种“快速、满足平民、适销对路、具有多功能性低价位”的品牌产品。 而“山寨文化”则是指山寨产品从策划、创意到加工制造，以及推向市场过程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被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 “山寨现象”出现和产生的背景是与改革开放大背景相关联的。 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走“科教兴国之路”，提倡“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走多种经营之路”，“搞活城乡贸易”，倡导“科技攻关热”，培养“科技能手”、“致富状元”等大政方略。这为“山寨主”的产生和“山寨产品”发展提供了环境。 随着国门敞开，国际旅游和交流的增多，一些产品的进口，以及非法走私品的钻孔而入，中国人看到了许多梦里都没有见到过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产品无论式样和功能都让人眼馋，但价格太贵只能望而生畏。那时，我们经常听到“外国的月亮也是圆的”这句话。实际上说明那时的中国的确太落后了，觉得发达国家的一切都很新鲜。八十年代，尤为典型的“山寨”大本营就是“温州的日用小商品”、“河北白沟的皮制品”、“青岛即墨路小商品”等，以廉价、实用、时尚著称，实际多为仿制品和复制品，但迎合了当时老百姓口袋还没有鼓起来的生活所需，为我国的商品流通和发展开了先河。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大多数高科技、民营科技都有目前所讲的“山寨”痕迹。过去的电脑的组装、电视机的组装、铅字打印机等，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山寨产品”。实际上。至今许多大型有自己品牌的电脑厂家还有“山寨”痕迹。为何？你想过吗？电脑的脑子这个最核心的部分“CPU”都不是自己本厂生产的就无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可言。“山寨”发展模式，不仅长了国人的志气，增强了国人的创造力，而且发展了经济，搞活了流通，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也为我国科技进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山寨现象”的诞生基础：那么，为何“山寨现象”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后的今天，却在广东被炒作起来了呢？这是因为it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为强势的产业有关。近几年，我国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it业发展迅猛，也备受国人青睐，由此而引发的it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大量涌现。据悉，近几年我国各种教育渠道培养的it业的大学毕业生有上千万。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就业岗位的不足，使大部分it人才无法进入大型的知名的it企业工作。就业的压力，使他们只有走自己的路，自主发展创新之路。因为受发展资金的不足和科研条件的限制，只能走短平快、加工、模仿和改良发展的轨道。而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自主创业的优势，许多“it山寨王”靠这种方式发了财，赚到了钱，全国it人才大量涌入也就成为正常。这些“it山寨王”是很有思维也很有经营头脑的人才。他们最了解市场的需求，也最懂得这个行业发展的特点。针对眼下合资企业、国内大型企业因品牌效应价格高、产品更新慢，难以满足普通百姓需求的情况下，“it山寨王”自然会瞄准这一市场的潜力，迅速加工、模仿和改良自己的低价位的平民产品投放市场。市场竞争本身就是饵鱼讹诈，存在着残酷性。这一现象，自然也会引起一些正规、大型、知名的it企业的反感和舆论压制。但对于这种“山寨现象”在国际上也找不到合理的法律依据进行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复制用的仅仅是从原理，从商标、内容和形状都进行了修改，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盗版复制；高科技产品的仿制并没有使用对方的商标更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造假；高科技产品的改良却是科技创新的范畴。所以，许多国内外大型企业也是束手无策。另外，因为研究“山寨”现象的人少，许多人误解了“山寨产品”的概念，没有搞清楚“山寨”仅仅是个借用的概念，实际“山寨”已经赋予了现代许多理念。所以造成社会上有人把“黑工厂”、“地下工厂”生产的“三无”产品误解成了“山寨产品”，有人将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的行为当成了“山寨行为”。在这种多方面造成的文化背景下，“山寨”现象引起争议，被炒作起来也成为必然。“山寨文化”的发展起源于民间，在发展中被社会所接受，被政府所包容，因而这种文化自然会冲击着人们意识观念中的传统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促进产品的革新进步和时代的变革。 “山寨现象”的辩证思考： “山寨文化”的出现和流行是一种思维的革命和意识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其他个体、群体和组织中的主流产品、主流意识、主流现象的学习模仿、借鉴和改良，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 对于现代意义的“山寨文化现象”必须正确地理解它的发展背景和出现的时代意义。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反面，不去认识它的正面；不能凭主观和感受对待它，而不从客观和发展角度去分析它。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培育市场的国家，合理规范、正面引导“山寨文化”，倡导借鉴、学习和改良意识和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也会为科技进步打下扎实的科技基础。 “山寨文化”的出现和流行，实际上就是带有一种思维的革命和意识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对其他个体、群体和组织中的主流产品、主流意识、主流现象的学习模仿、借鉴和改良，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智慧。我们不能将社会存在的造假行为、盗版行为等侵权行为强加到“山寨文化”的范畴。 “山寨文化”中的复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带有盗版、造假等侵权行为的复制。“山寨文化”的复制是一个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无论从产品名称、产品内容或者技术的内涵和范畴以及表现出的式样都已经焕然一新，尽管会有相似性，但像并非是也。已经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产品了。“相似”并非“就是”，这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从法律上对“山寨现象”进行法律制裁的原因。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和管理理念，以及人的思维价值观的变革，都带有目前所言的“山寨文化”的现象。无论从电视机、电脑、汽车，还是食品包装、报刊版式、女人所有用品等等，都是从“山寨产品”开始逐渐走向自主创新自己发展的轨道。不仅在我国，就是我国的台湾经济、韩国经济、日本经济的腾飞前期，都是在模仿、借鉴、学习和改良的过程带来质的飞跃，都有“山寨现象”的痕迹。 艾君认为，在目前国际上技术封锁，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补上技术的差距、观念的落后，重视山寨文化现象的研究和合理规范运用对实现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减少差距有着时代意义，包容、学习、借鉴和改良就是打开思维的钥匙，学会了如何走好自己的路，发展自我、壮大自我的过程。就是一种敢向世界挑战的勇气和思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 “山寨现象”出现的时代意义：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有一些时代积极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应该充分肯定它的价值、包容它的存在、规范一些行为和社会道德，让“山寨”成为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促进消费的一种动力-- 对待“山寨文化现象”问题，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站在当今的中国，站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中国，辩证地看待“山寨现象”则会发现它的存在有一些时代积极意义。 主要表现在： 一是“山寨产品”对产品垄断带有监督职能。模仿、借鉴、改良和创新而生产出低廉的价位、完备的功能的产品，有效地监督和促进了名牌主流产品的霸主垄断地位，促使其产品的透明化和销售价格的回落，形成了市场产品的竞争氛围。 二是“山寨产品”促使社会主流产品的技术革新。“山寨产品”低廉的价位、完备的功能，甚至其技术的革命性，给一些名牌主流产品企业以压力感，迫使他们进行技术革命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 三是“山寨现象”搞活了流通。山寨现象来自民间，最能体现出民间的对产品的诉求，所以备受民间草根群体的喜爱，促进了社会的消费，搞活了流通市场。 四是“山寨文化理念”带来了思维意识的革命。 五是“山寨文化”发展促进了自主就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许多“山寨产品”从加工到销售，甚至服务已经成为一条龙，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山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特殊的产业模式和形式，这种模式丰富了正在培育发展中的中国市场，扯动了内需，解决了就业，满足了一定群体的消费需求，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山寨现象”存在问题：对于“山寨”、“山寨产品”、“山寨现象”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承认“山寨现象”的出现对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山寨产品”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和合理的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主流文化、草根文化、宫廷文化等等，从不同时代和背景看，都有其劣根、愚昧和低俗的内容存在。“各种民间意识和行为而形成的文化”其健康积极的一面，会促使形成对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但其愚昧落后的一面，无可否认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带来了辐射、腐蚀和冲击。 当然，“山寨现象”中也有一些劣根性。例如，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有侵权嫌疑，有违背市场道义等等。实际上，这些现象国内外个别有名的企业和组织中有的也存在。 还有一些“山寨产品”由于受科研水平、科研能力和资金不足的限制，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多，有的仅仅是简单的组装、改装，有的“山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有的就根本没有售后服务，有的属于名牌产品部件自我组装有损于名牌产品的信誉。等等。 尽管存在不足，但艾君认为，“山寨现象”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发展过程中积聚和发挥民间智慧和才智，培育和发展市场拉动内需，解决百姓阶层日用品所需，监督品牌垄断回落物价，丰富百姓生活活跃市场流通，扩大就业门路，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解决科研难题积累经验，培育挖掘和发现人才，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都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应该加以鼓励和提倡。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规范； “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要说的就是发展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规范； 对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关部门应在现有的政策法规指导下给予规范和正确引导，并加强法律监督力度。一个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合理规范、正面引导“山寨现象”，倡导借鉴、学习和改良意识和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打下扎实的科技攻关的基础。而“山寨文化”与“草根文化”都是这个社会当今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重视“草根文化”的研究，就会更多地了解民情、社情、人情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待任何文化现象，不是靠法律法规去束缚和约束，而是从社会道德、社会认知去规范和正面引导，让其向有益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尊严、有利于和谐共建的进步方面发展。 “山寨文化”这种诞生在市场经济发展期的文化现象，谁也无法真正看透对我国未来社会和经济、科技的发展到底会起到何种强势的力量。因而，对待它的态度，不能靠立法压抑，而应该辩证分析包容观望。只要有进步意义的文化自然会滋生而壮大起来，对于腐朽的违背道义的文化也自然会自生自灭，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总而言之，在对待“山寨现象”问题上，要在深入研究它的理念和背景的情况下，肯定它的价值、包容它的存在、规范一些行为和社会道德，让其在发挥民间智慧和创造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市场流通和消费方面发挥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积聚民间智慧的一股力量。（日） （5）关于企业文化
艾君认为，计划经济、自由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现象和模式是不同的。可以这样理解，自由经济下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以政治为纲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往往带有意识主导物质的发展痕迹；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前提下，同时又会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企业文化现象……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模式：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即完全化的自由经济。自由经济背景下的市场文化的最大表现形式是企业的行为和发展除了受来自上层建筑里相关的法规制约，企业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尽管会受到宗教、价值观、道德观念等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但企业自身的文化的建设是在企业发展、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过程。所以，它们的企业文化模式和方法更多的是在发展中自己形成的固有的、独特的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因而，这些企业文化的特点更多的是带有普遍意义上的本区域内的社会性和人文价值观和大的文化背景。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环境下的企业文化的建立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企业看作一个小社会去认识它，那么，企业的物质到产品它是一个生产过程，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企业文化这种上层建筑，企业文化这种上层建筑又是建立在企业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制度设施的总和。包括：企业思想、行为、动机和政治，等等。 文革十年，我们所走过的在以政治为纲的条件下“计划经济”模式。而这种计划经济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是企业的行为和发展除了受法规的制约，还会受到许多官方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即，上层建筑这种反映并服务于物质关系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完全制约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几乎是本末倒置了。所以企业在发展规划和行为时，其企业文化是没有独自的特点的，往往都是大同小异。因而对于一个品牌的文化认可，不是自然形成的，往往看官方如何说，相关部门如何界定，社会文化的作用很小，消费者往往会将官方的界定作为唯一的消费理念。可以这样讲，这种企业文化的建立往往带有意识决定物质的痕迹。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改革开发后根据国情所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即，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又注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充分体现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这种模式，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更加重视从物质到产品的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生产过程，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了生产关系。 可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情况下，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现象。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这种市场模式背景下，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认可往往会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尤其会相信政府。如果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直接参与过多，尤其像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事情直接给以认可，会形成一个不正当的竞争氛围，一旦不当也会在民众中有损于政府公信力。 市场经济本来就类同于自由经济，政府在一些时期内做出一些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指导，是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的。即便是完全化的自由经济模式，政府相关部门也理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进行行为约束、产品质量干预，尤其是在企业产品上尽可能监管、检查，指导和直接把好企业的质量关。但笔者认为，在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事情（正常的职工思想教育、党建、先进人物评选等除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相关部门则理应少插手或者不插手。 我国是在一个过去由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人们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对政府公信力的认可等文化理念还深深扎根在大多数公众思维中。大多公众都相信政府，无论企业产品质量如何，只要政府说好就信得过的消费观念还在影响着消费者的意识。如果政府参与到企业类似于名牌评选、信得过企业评选、百强企业评选、国优企业评选等企业文化范畴方面的评选中，不仅会助长企业参与不正当的企业竞争，也会助长有的经营者产生重政府轻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文化恶习，久而久之有的经营者也会在欲望膨胀中背信弃义，放弃诚信、商业信誉和道德，背靠政府给予的荣耀和光环，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择手段。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自由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现象是不同的。可以这样理解，自由经济下的企业文化是建立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以政治为纲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往往带有意识主导物质的发展痕迹；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又注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实际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追求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中的促进作用情况下，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这种意识的制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企业文化现象。 艾君指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文环境、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并总结出的本企业在社会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企业在起步初期就让人给设计出来的一种固有的文化发展模式，也并非是企业用金钱打造出来的一种灌输给社会群体的一种文化现象。企业文化起源于某企业，但其表现在社会公众中，并会影响着社会某一群体的思维、生活和工作…… 有人搞了一辈子企业文化研究往往没有搞明白的企业文化的真正内涵，往往忽略了社会文化、人文思想、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研究，仅仅是拘泥于为企业而企业，为经营理念而经营理念，为营销策略而营销策略，陷入了一个只研究局部不研究全部、只研究经营不研究价值观念、只研究如何营销宣传不研究如何解决职工的道德理念。 许多大老板们，从建厂开始就嘴里喊着倡导企业文化却最终也没有搞清楚企业文化的背景和发展规律。往往只会把专家们给自己制定好的、自己喜欢的管理之道、价值观念、企业理念、行为方式强硬地推广给职工，而忽略了企业文化最基本的职工参与管理企业、企业在经营发展中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特点。也就是说，我国许多企业的文化，实际仅仅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经营销售理念和经营策略。 以艾君之见，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文环境、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中自然形成并总结出的本企业在社会群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不是企业在起步初期就让人给设计出来的一种固有的文化发展模式，也并非是企业用金钱打造出来的一种灌输给社会群体的一种文化现象。企业文化起源于某企业，但其表现在社会公众中，并会影响着社会某一群体的思维、生活和工作。 （6）关于文化惠民
艾君认为，文化惠民是党和政府近几年亲民政策、爱民政策的体现，也是“执政为民”理念的在文化上的具体反映。2009年两会，温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中央政府投资包括文化项目在内的总额9080亿元的民生工程建设项目和“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在今年的经济形势严峻，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拿出一笔子包括文化项目在内的资金改善民生，“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充分彰现了政府足够的魄力，反映了政府重视民生、服务民众，亲民爱民的惠民政策。 艾君在中国网“两会解读”中指出，要做到文化惠民，就要做到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文化提高修养而不是愚昧人，文化服务人民而不是形象工程欺骗于民。正如温总理所讲，“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要改善文化民生，就要努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要做好文化惠民工作，就要解放思想，转变意识，立足当地放眼四海，领会文化的含义和运行规律，吃透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方式，本着“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的原则，着力服务百姓、丰富生活、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经济发展。艾君观点，要“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的落实，重点还是在基层政府，基层政府的思维和意识，指导思想，以及出发点和落实手段，决定着文化能否真正做到惠民，能否真正起到惠民的作用。基层政府要做好文化惠民工作，使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就要解放思想，转变意识，立足当地放眼四海，领会文化的含义和运行规律，吃透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方式，本着“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的原则，着力服务百姓、丰富生活、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经济发展。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人民，树立民族自强精神和时代思维意识，推进和谐文化和先进文化建设，培育民间的文明社会风尚，推动民间的文化创新活动。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研究当地情况、征求百姓意愿，老老实实、实实在在为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做点实事、真事，而不是虚事、假事、空事。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立足地方优势、获得百姓信赖，真心实意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唱戏，而不是搞些百姓反感，假大空的文化形象工程。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先进的文化武装头脑，以全新的理念服务实践，既要考虑到百姓的文化生活习俗，又要明白低俗、腐朽、愚昧、迷信的文化习俗对百姓生活、意识以及子孙后代的毒害性，以及对文明社会的腐蚀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使倡导和扶持的文化项目和文化普及更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国际性和健康性。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多考虑百姓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多研究文化项目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避免所上项目成为摆设贡品，避免所上项目的短期行为，遭百姓反感而影响和谐大业建设。文化要做到惠民，就要求基层政府多研究适合当地发展的文化产业，构建出一条百姓能参与到、百姓能受益得，带有阳光的、朝阳的文化产业链条，增加地方收入，惠及百姓生活。 文化要做到惠民，基层政府就要尽心尽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养出自己的文化带头人，将健康的、高雅的文化种子播撒到各个角落，将文化的先进理念和运行规律普及到百姓的脑海，提高百姓对文化的鉴赏力和审美情趣，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为民族复兴大业服好务。 他认为，各级政府，要做好文化惠民，就要做到文化惠民不腐蚀民，文化得民而不背离民，文化提高修养而不是愚昧人，文化服务人民而不是形象工程欺骗于民。正如温总理所讲，“绝不能搞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