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上访要挟政府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利用上访要挟政府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摘要】：山西吕梁临县兔坂镇农民马某上访反映自家土地被强占,竟被判"敲诈政府"获刑3年。一些基层法院在办案的过程中,常常会参考其他法院的相关案例,如果都依据该案的处理结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可能会导致一批错案的产生。这不仅不利于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督,也无法保障普通百姓基本的宪法权利,还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案的研究,在理论上能澄清对该类行为的认识,从而为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该类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更好地维护我国公民的正当权利。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案情介绍。该部分介绍了马某因上访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过程。
第二部分:案件焦点。本案焦点问题是:马某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马某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威胁或要挟的行为:本案是否存在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
第三部分:争议观点与分歧意见。该部分列出了对本案的争议观点和理由。
第四部分:马某案的法理分析。该部分从三个方面对本案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马某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介绍了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其次讲述了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条件,再次列出了判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依据,最后指出本案中马某的行为合法,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依法上访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马某的上访本质上是要求政府归还其被强占的土地,政府有义务处理上访人提出的各种要求。第二、马某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威胁或要挟行为。首先介绍了威胁、要挟行为的含义,其次列出了判定威胁或要挟行为致使被害人产生恐惧的依据,最后指出马某客观上没有实施威胁或要挟的行为。马某并没有主动威胁或要挟镇政府,马某上访不可能造成镇政府的恐惧,马某上访所针对的是镇政府未予合理安置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国家行为。第三、本案是否存在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首先介绍了对于敲诈勒索罪犯罪客体的认识,其次讨论了政府机关可否通过协议的形式成为敲诈勒索犯罪的对象,再次讨论了马某答应不上访而接受的资金可否认为是敲诈勒索的非法所得,最后指出马某的行为没有侵犯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马某的行为缺乏社会危害性,并且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即使马某以上访提出要挟,也不足以对政府产生威胁。
第五部分: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其它疑难问题。该部分讨论了权利的不正当行使、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界限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六部分:结论。本案马某是因为某些合理要求上访,在政府有关部门安抚过程中提出要求,既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不宜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1【分类号】：D924.3【目录】：
内容摘要6-8Abstract8-11一、案情介绍11-12二、案件焦点12三、争议观点与分歧意见12-13四、马某案的法理分析13-27 （一） 马某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13-16
1. 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13-16
2. 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条件13-14
3. 怎样判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14-15
4. 马某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15-16 （二） 马某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威胁或要挟行为16-21
1. 威胁、要挟行为的含义16-18
2. 如何判断威胁或要挟行为致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18-19
3. 马某客观上没有实施威胁或要挟的行为19-21 （三） 本案是否存在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21-27
1. 关于敲诈勒索罪犯罪客体的认识21-22
2. 关于犯罪对象的理解22-24
3. 政府机关可否通过协议的形式成为敲诈勒索犯罪的对象24-25
4. 本案中马某答应不上访而接受的资金可否认为是敲诈勒索的非法所得25-26
5. 马某的行为没有侵犯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26-27五、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其它疑难问题27-33 （一） 权利的不正当行使与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界限27-30
1. 国外刑法理论界此类行为的争议27-28
2.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类行为的争议28-30 （二）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界限30-33
1.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区别30-32
2. 过度维权不是敲诈勒索犯罪行为32-33六、结论33-34致谢34-35参考文献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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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户举报上访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作者:周垂坤　　时间:　　浏览量 0　　
最高法：拆迁户举报上访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夏某理等人敲诈勒索案（刑事审判参考第509号）―拆迁户以举报开发商违法行为为手段索取巨额补偿款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夏某理，女，日出生，高中文化，个体户。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日被逮捕。
&&&&被告人夏某云，男，日出生，大学文化，公务员。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日被逮捕。
&&&&被告人熊某，女，1979年l0月13日出生，在读研究生。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日被逮捕。
&&&&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夏某理、夏某云、熊某犯敲诈勒索罪，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三被告人的行为是民事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请求宣告无罪的辩护意见。
&&&&某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夏某理、夏某云系姐弟关系，被告人夏某云、熊某系夫妻关系。被告人夏某理、夏某云的母亲叶某系某县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村民。2005年4月，香港某公司与浙江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一旅游公司（下简称旅游公司）在县开发区开发项目，其中拆迁由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拆迁公司（下简称拆迁公司）实施。2005年11月中旬，因涉及叶某家房屋拆迁和坟墓迁移，叶某与拆迁公司签订了关于房屋拆迁协议，叶某、夏某芬（叶某的二女儿）分别收到房屋拆迁补偿费人民币52565元和坟墓迁移补偿费人民币29600元。被告人夏某理、夏某云以及熊某起初虽对叶某签订了拆迁协议有过不满，但对拆迁补偿费标准并未有异议，其中夏某云还从其母亲处收到房屋补偿费计人民币42000元，夏某理从夏某云处拿到10000元。2005年12月中旬，夏某云因家人在迁移坟墓时未通知自己到场而感到不满，与母亲叶某和叔叔潘某等亲属发生矛盾，夏某云赶至潘某家中掀翻饭桌，引起潘某家人生气并欲动手教训。夏某云自知理亏，当场下跪，向潘某家人赔礼。夏某理得知此事后，认为是开发区管委会实施拆迁而造成他们亲属不和，加上先前其大儿子在校猝死一事多次进京上访被开发区管委会带回，未能按其意愿得到处理，为此产生重新向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索取拆迁、迁坟相关损失赔偿费和儿子死亡精神损失费的想法。2005年12月底，夏某理先后起草了一份要求开发区管委会、香港某公司与浙江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赔偿住宅和祖坟毁坏及精神损失费计6l万元的索赔材料，一份举报香港某公司与浙江某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区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信，交由夏某云修改打印，将索赔材料交给开发区管委会，并将举报信交给县信访局。日晚，拟成立的旅游公司的执行总裁唐某某得知夏某理举报该公司开发的项目后，担心对工程进展不利，通过开发区有关人员了解到联系方式，打电话约见被告人熊某，以了解夏某理等人的意图。次日，夏某理、夏某云、熊某按约与唐某某见面，并将举报信和索赔材料交给唐某某，夏某理声称“不满足我们的要求，要举报这个项目不合法，要这个项目搞不下去”。唐某某考虑到该项目已大量投资，为不使举报行为对项目产生不利影响，答应对夏某理赔偿，并主动打电话给熊某。夏某理让夏某云陪熊某应约继续和唐某某交涉，但具体赔偿数额由夏某理决定。熊某在征得夏某理同意后，与唐某某谈妥，由唐某某方赔偿给夏某理、夏某云、熊某人民币共计25万元。1月19日，夏某理、夏某云、熊某在一份由唐某某起草的关于愿意支付人民币25万元、夏某理不再举报该项目的承诺书上分别签字后，收到唐某某首期支付的10万元。该10万元存放于夏某云处，后夏某云征得夏某理同意后取出人民币2万元偿还贷款。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人民币8万元并已发还。
&&&&某县人民法院认为，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要挟手段，索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夏某理系主犯，被告人夏某云、熊某系从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夏某理有期徒刑六年，判处被告人夏某云有期徒刑四年，判处被告人熊某有期徒刑二年。
&&&&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三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三被告人不具备非法敲诈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其就房屋、祖坟向开发商提出赔偿是一项正常的主张自身民事权利的行为；不具备敲诈勒索的客观行为，其与开发商接触是一个民事谈判的过程，不是敲诈对方的过程，开发商支付10万元是自愿的。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虽然三被告人以要挟为手段索赔，获取了巨额钱财，但被告人夏某理、夏某云的索赔是基于在房屋拆迁、坟墓搬迁中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提出的，故认定三被告人具有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三被告人有罪。三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无罪的辩解和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原判，宣告夏某理、夏某云、熊某无罪。
&二、主要问题
&&&&&拆迁户以举报开发商违法行为为手段索取巨额补偿款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对此问题，在审理中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夏某理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主要理由在于：1．其举报开发商违法行为属于威胁、要挟的方法，据此索取财物属于强索财物；2．其拆迁费用已经得到补偿，再向开发商提出巨额费用，不属于合理范围，而是意图非法占有开发商的巨额财产。
&&&&&第二种意见认为，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主要理由在于：1．其提出索赔的数额虽然巨大，但是基于民事争议而提出，因而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2．其举报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威胁、要挟”的手段，而是争取争议民事权利的一种方法，且本案中夏某理等人的索赔不具有主动性，而是开发商主动与夏某理协商的结果。
&三、裁判理由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客观要件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胁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到本案，夏某理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以下从其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两方面进行分析。
&&&&&1．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具备敲诈勒索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特征
&&&&&关于如何理解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在学术界争议较大。刑法保护的是公私财产权，包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一般情况下，非法侵占了不是自己的财物，即为非法占有。但实际上，现实中的财产关系非常复杂，尤其在财产归属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行为人实际取得了对财产的控制，能否认定为非法占有?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财物归属确实存有争议的情形在认定中一定要慎重，只有行为人明知财物不属于自己而故意以刑法禁止的方式将该财物占为己有的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本案来说，认定夏某理等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关键是考察其所取得的10万元补偿款是否明显不属于夏某理可以占有。结合案情，夏某理等人作为拆迁户，难以认定其向开发商索赔补偿费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理由如下：
&&&&首先，夏某理等人对拆迁补偿费存在争议，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补偿费但并不排除还可以继续要求取得补偿费。根据国务院《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该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中，叶某与拆迁公司签订了关于房屋拆迁协议，其实质就是叶某与旅游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因此，该协议的效力是本案中较为关键的一个文件。案中所涉的房屋、坟墓的所有权、使用权均为叶某全家人所共有，叶某与拆迁人所签订的协议，严格来说，必须得到包括被告人夏某理、夏某云等全家人的同意。否则，协议即未生效。从案情可以看出，本案中拆迁协议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1）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叶某与拆迁公司签订协议受全家委托；（2）本案所涉房屋、坟墓的所有权、使用权为叶某全家共同享有，叶某不能对家中其他人对财产的所有份额单独行使处分权；（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拆迁公司也没有催告夏某理、夏某云追认拆迁协议的效力，夏某理、夏某云也没有追认，夏某理、夏某云，以及熊某起初虽然开始并未明确对拆迁补偿费标准提出异议，但一直不同意叶某签订的拆迁合同，事后也未有过追认行为，因而不能以夏某云从其母亲处收到房屋补偿费42000元，夏某理从夏某云处拿到10000元为由，即认为夏某理、夏某云已经追认的该合同的效力。相反，2005年12月中旬，夏某云对家人在迁移坟墓时未通知自己到场而表示了不满，夏某理也对拆迁工作有意见，因而产生重新向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索取拆迁、迁坟相关损失赔偿费的想法。
&&&&其次，夏某理等人可以依法向开发商提出重新索取拆迁补偿费的要求。虽然夏某理等人就拆迁、迁坟问题，是与开发区之间发生的，但鉴于开发可能存在不合法因素，对拆迁人所造成的损失也应由引起拆迁的开发区和开发商来共同承担责任，被告人可以选择任一主体要求赔偿。夏某理等人向开发商重新索赔拆迁补偿费用，并非法律禁止。根据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也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此类纠纷的案由也确定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综上分析，夏某理等人通过何种途径提出重新索取拆迁补偿费，都是可以的，而能否重新取得拆迁补偿费、可以重新取得多少拆迁补偿费，则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由夏某理等人与开发商协商确定。
&&&&从以上可以看出，夏某理等人重新索取拆迁补偿费用，属于被拆迁方对拆迁补偿重新提出主张，属于法律许可的范畴。夏某理等人重新索取拆迁补偿费，虽然数额巨大，但并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提出，也就是说，争议的补偿费，并非明显地不属于夏某理等人所有，而是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于这样的争议利益，夏某理予以索取，实际上是行使民事权利的一种方式，不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前所述，非法占有必须是财物明显不属于行为人，而行为人采取了刑法禁止的取得方式，常见的盗窃、诈骗、抢劫等即是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本案中，夏某理等人对拆迁补偿费有异议，为了取得更多的拆迁补偿费而向开发商索取，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如果认定属非法占有，那么，非法占有的数额也无法确定，因为夏某理等人可以向开发商要求重新赔偿的数额无法确定。本案不同于为公用设施、国家利益进行的拆迁、迁坟赔偿，价格由政府统一确定，而系为商业目的所进行的开发，所涉房屋拆迁特别是迁移祖坟应赔多少，没有法律强制性标准，具体补偿标准应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在夏某理等人依法可以提出重新索赔补偿费的情况下，多少补偿费是合法的，多少是不合法的，难以确定。综上，不能认定夏某理等人与开发商达成协议的25万元补偿费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中“以威胁、要挟手段，强索公私财物”的客观要件
&&&&成立敲诈勒索罪，其客观行为要件应当符合以下几个特征：（1）采用威胁、要挟手段；（2）威胁、要挟的内容足以引起被威胁、要挟的人内心恐慌、惧怕；（3）被胁迫者因之处分了财产，将财物交予威胁、要挟者。
&&&&本案中，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的客观行为要件。理由在于：（1）夏某理等人向开发商提出索赔，是在行使正当权利。夏某理向开发商提出索赔时并没有以举报为条件，而是将索赔材料与举报材料分别交给开发区管委会和县信访局，且未告知开发商其已经向信访局举报。也就是说，夏某理等人并没有直接向开发商以举报为条件进行所谓“威胁、要挟”。（2）开发商得到夏某理举报的信息来源于开发商的不当打听及开发区工作人员的不当告知，而不是来源于夏某理主动告知，更不是夏某理附举报条件地向开发商提出索赔。受理举报机关不应将举报信息告知被举报人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原则。但开发商不仅从受理举报机关处得到被举报的信息，而且通过开发区有关人员了解了夏某理等人的联系方式，出于了解夏某理等人真实意思的目的，主动约见夏某理等人。夏某理在得到开发商约见熊某后才将举报信、索赔材料交予开发商。也就是说，将举报信与索赔材料联系一起是开发商主动行为的结果。（3）夏某理与开发商谈判是一个民事谈判过程，谈判的结果也不是敲诈勒索的结果。被告人一开始并不同意签订承诺书，经过谈判才与开发商签订了开发商以出资25万元来换取被告人同意停止对工程项目的伤害、影响的承诺书。此承诺书的签订是由于开发商再三保证不会让人知道，并称大家都要遵守承诺。而开发商方面的谈判人唐某某的证人证言也称“要让被告人在不利于他们的承诺书上签字，一旦被告人拿到钱后仍举报，可以利用承诺书向有关部门举报他们的不法行为，用承诺书保护企业的自身利益”。从此可以看出，被告人签订承诺书，完全是出于民事谈判的结果，而开发商却是以制造夏某理敲诈勒索的证据为目的而签订承诺书的。（4）夏某理事后的表现也体现了其索赔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当夏某理感到签下承诺书对己不利，要求退还已索得的l0万元时，被开发商所拒绝。这也表明，夏某理的初始索赔意图并不以举报为手段和条件。综上，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行为特征。
&&&（二）对信访人的不当行为，不宜轻易地作犯罪处理
&&&&《信访条例》规定，信访工作的日的是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如果信访请求事由缺乏法律依据、事实根据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具有非法行为或者利用信访形式实施诬告、陷害他人的，可以依法处理。据此，由于信访事件发生的复杂性，出于种种原因，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激不当行为，我们不能对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轻易地作犯罪处理，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信访的国情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妥善处理。动辄对信访人的行为以犯罪化处理，不利于实现信访工作的目的。只有对于那些确实严重危害信访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行为，不以犯罪处理不足以维持信访秩序的，才予以犯罪处理。
&&&&本案中，夏某理等人向开发区信访局提交举报信，反映开发商在项日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违法行为，属于正常的信访行为。其后与开发商就索赔进行的谈判，也是开发商主动将信访材料与索赔捆绑处理的结果，将开发商与夏某理等人达成的所谓“承诺’’作为认定夏某理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要依据，不仅不利于保护信访人的正当信访权利，也难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此，在办理此类案件中一定要予以注意。